“垮掉的一代”旗手日记惊现纽约

纽约公共图书馆近日购得数万件“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家威廉·伯罗斯的私人档案,其中包括作家本人的日记和手稿。

与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相比,同为“垮掉的一代”旗手之一的威廉·伯罗斯在文学界至今仍是一个谜,对他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垮掉的一代”兴盛的1950年代。

此次购得的伯罗斯档案从未公开过,其中包括11000多页珍贵写作手稿和许多未发表作品的草稿。作家本人在每一部草稿上均详细标上作品名字和写作日期,并用文件夹妥善装订。档案中还包含了一批私人文件,包括近3000页的私人信件、日记、做梦记录、涂鸦画作、记事本、几百张个人照片以及超过50小时的未公开录音。

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利—伯格图书室馆长伊萨克·盖瓦茨接受采访时表示,“能够收藏到数万页文学家私人档案在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情况。”专家、学者们相信这批档案将是研究“垮掉的一代”的百科全书,有助于厘清伯罗斯与“垮掉的一代”其他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其中当然包括凯鲁亚克和金斯伯格。

全部伯罗斯档案将被保存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亨利—伯格图书室,该图书室目前收藏着凯鲁亚克的大量文学手稿和档案,伯罗斯档案的到来将使纽约公共图书馆成为研究“垮掉的一代”最权威的机构。据悉,伯罗斯档案将于明年早些时候正式对外供研究者使用。

“先锋文学”为何沉寂了?

  进入新世纪后,文学发展更呈多元的面貌。然而,人们发现,在文学的多音共鸣中,在上世纪80年代曾风光一时的“先锋文学”似乎已难觅踪迹。“先锋文学为何衰落了?”成为近期一些文学评论家的焦点话题。
  “先锋文学”在80年代兴起的原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在《山花》第2期撰文认为,所谓“先锋文学”并不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而是具有高度的暧昧性的一个模糊的存在。它有许多不同的表征。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关“戏剧观”的讨论、“朦胧诗”的崛起和“后新诗潮”的兴起、阿城等人的“寻根文学”的潮流、有关“现代派”的论战和对于西方现代派的再认识等等无疑是先锋文学的关键的部分。一般文学史叙述的从刘索拉、徐星的小说到马原、洪峰、苏童、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人的小说的历史应该说仅仅是这一历史氛围中产生的一个潮流和线索而已。在刚走出“文革”梦魇的80年代,一种个人主体的解放的承诺,一种从计划经济的社会文化选择中脱离出去的个人的自由的承诺开始成为文学的主题。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先锋文学”其实是一条“主体性”的自我的追寻的精神道路被勾勒了出来。这种“主体性”在“先锋文学”中是从两个方向上展开的:一是体现为一种激进的脱离计划经济的个人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通过“寻根”回到五四的追问“国民性”的传统。而主体的解放不仅仅体现在形式上,也异常直接地体现在形式上。这种形式的追求也是五四以来“纯文学”想像的一种满足和完成。从国际的角度看,当时全球仍处于冷战的格局,而中国乃是一个希望之地,一个西方的新发现。“先锋文学”的应运而生为这种新的想像提供了可能的资源,于是许多西方汉学家争相译介中国“先锋文学”,许多当时的“先锋文学”作家也成了国际性的“中国”写作的象征。
  “先锋文学”为何风光不再?
  进入90年代后,“先锋文学”为何逐渐黯然退场?对此评论家有不同的解读。
  广西民族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翟红在《南方文坛》第1期撰文认为,自身的稚嫩以及对西方小说的明显学仿等等,使得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一开始就让很多人看成是无聊的“语言游戏”。于是先锋小说兴起后不久便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孤独和边缘的境况,“先锋小说”似乎成了“滞销小说”的代名词。
  张颐武则认为,90年代将80年代抽象的“主体”变成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实实在在的“个人”,“先锋文学”的转型也不可避免。先锋一方面变成了绝对小众的“纯文学”,如前卫诗歌的发展就是一个越来越走向特殊的“圈子”的进程;另一方面,则是走向了一种高雅化的、与一个新的中产阶层读者相互依存的大众化的文学之中。这些读者需要的是在激进的前卫实验和通俗小说之间的文学。“先锋文学”当年对于计划经济中的解放的承诺如今似乎已经实现,但这种解放却是以“先锋文学”的消逝为代价的。在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社会中,这种“先锋性”不得不让位于一种“消费性”。
  反思“先锋文学”有现实意义
  尽管“先锋文学”已退场,但关于“先锋文学”的反思对当前和未来中国文学的发展仍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翟红认为,先锋小说的语言实验促使了叙述观念的变化,并以面貌一新的小说文本为文学的发展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先锋作家力图从不同的途径和层面使自己的写作贴近人的生存状态,试图在自身视阈对世界的理解中还原生命的原初性感受。小说的语言实验使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得以凸显,即现代汉语书写如何传达现代中国人个人的生存感受。先锋小说贵就贵在一种先锋精神,这是一种敢于创新的青春锐气,因此“先锋文学”现在的退场不见得就是一曲《广陵散》。

《散文选刊》评出2005年散文精品

  经过30余位专家的推荐,《散文选刊》评选出2005年中国散文排行榜:《净土上的狼毒花》(李存葆)、《美丽》(张贤亮)、《恒河残稿》(余秋雨)、《夜车穿越武汉》(张守仁)、《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史铁生)、《他这一辈子》(王充闾)、《读树》(李国文)、《简朴生活回忆录》(迟子建)、《本能》(马莉)、《菊花里的刀光》(雒青之)、《不是遗言的遗言》(梅洁)、《在苍凉》(刘烨园)、《读莫扎特与忆乡村》(耿翔)、《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鄢烈山)、《泰山赋》(李木生)、《今生无悔》(朱金平)、《战后日本社会考》(胡平)、《他们的歌德》(虎头)、《怀念红狐》(刘志成)、《子王》(吕政达)。

这么近,那么远的《观察》

短短几十年的时光就蕴藏了足够力量,让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无情地从后人的记忆中彻底地消逝。面对这样的事实,寻常百姓少不了感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那些一心渴望名声的年轻人则会产生瞬间的无力感。因此,我们对历史负责的惟一办法就是重写历史,把每一个人都从严酷的政治史中拯救出来,从斗争的工具还原为鲜活的生命。学者谢泳的新书《储安平与〈观察〉》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谢泳近年来一以贯之的研究思路和风格就是从点到面,先从储安平开始,到《观察》杂志,再到西南联大,再到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大都散见于以前的各种文集,如今以储安平的生平为核心把它们收录在一起,形成了国内第一本相对完整的储安平评传。我们不妨把它看作谢泳近年来储安平研究的一个小结。
按理说,从谢泳的经历来看,是不大适宜做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他耿耿于怀的“知识分子情结”源于他早年受到的刺激,他的父亲,一位不知名的现代知识分子遭遇了不测的命运。有着如此经历的人研究这样的领域,很难不被人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偏颇。谢泳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一直在尽力控制自己写作中的情感,让作品保持在适当的温度水平。作者在书的后记里面提到,这本书在《逝去的年代》原稿基础上删除了个人色彩较浓的议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使作品更接近客观的史学研究。
储安平生于1909年,1946年开始创办《观察》,1957年成为十大右派之一,1966年开始失踪,死因不明。这是对储安平最粗糙的描述,特别像历史教科书里的历史人物简介。然而这样的简介也是奢侈的,在流行的各种历史教科书里面,几乎没有关于储安平的只言片语。这也难怪当我对同龄人提起储安平时,他们一脸的漠然了。距离我们这么近的人却让人感觉那么遥远,好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实在值得深思。
事实上,这个叫储安平的人不仅存在过,而且还曾主办过一本影响很大的《观察》杂志。
关系他一生荣辱的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呢?这是一本大型知识分子政论周刊,创办于1946年9月1日,停刊于1948年12月25日,共出版5卷113期。从书中提供的《观察》撰稿人名单来看,它几乎网络了当时中国所有的知名知识分子,那样的气派阵容是今天的人们实在无法想象的。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一本严肃杂志的发行量,订数竟然能从创刊时的400来份上升到被查封时的10万来份。
这样的两个细节,多少都可以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以及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精神面貌的改变。
在谢泳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些改变时,你能感觉到他文字背后有着深刻的沉痛,只不过他在努力克制并隐藏。当然他无意让别人感受并承担这种痛苦,也许他写这本书的意义仅仅在于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储安平,有过一本秉持“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杂志《观察》。

唐晓渡:打捞诗歌的日子

人物
  唐晓渡 江苏仪征人,1954年生,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2月到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编辑部工作,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现为作家出版社编审、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著有诗论集《不断重临的起点》、《唐晓渡诗学论集》等,译有米兰·昆德拉文论集《小说的艺术》等。

  难忘人间蒸发的陈青铜
  我是在1982年初到《诗刊》做编辑,成为职业诗歌工作者的。那时人们自发的诗歌热情很高,每天都至少有5大麻袋的诗稿,10多名编辑按照行政区划分工负责。上班读,下班也读,成年累月地读,都读木了,有时甚至会生出远离诗歌的念头,因为远离才能更好地接近。
  但也往往是在读得没有了感觉的时候,好诗跳出来打你。于坚就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最早读到他的来稿中有这样的诗句:“烟囱冒烟了,大家去上工。”这两行朴素之极的句子一下子击中了我。好多朋友都是这样从一首诗、几个句子,甚至一个漂亮的意象开始交往的。这或许是最典型的“以诗会友”。
  有个很可惜的人,名字却忘不了,叫陈青铜,因为他的诗也“打”到了我。时间应该是在1983年下半年,厚厚的一叠诗稿,意象强硬而有点隐晦,整体质感非常结实而富于弹性。有的诗人能写出很漂亮的句子,但让人一看就能辨认出“母本”的痕迹,陈青铜的诗则完全看不出受过谁的影响。这是成熟的标志。
  我从中选了一些送审,期待挺高,却意外地未获通过。我给陈青铜退稿时附信表扬说:“你真是青铜啊,语感和句子都像青铜,瓷实,同时有一种内敛的、幽暗的光泽。”我希望他能寄更多的作品过来,然而一直没有接到他的任何回音。
  我记不确切稿子是否来自河北,曾问过河北的朋友,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人。难道这个陈青铜从人间蒸发了吗?很长时间内这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的谜,假如陈青铜能看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他能与我联系。
  用鲜血表示对诗歌的热爱
  在整个80年代我更关注“朦胧诗”,虽然朦胧诗从来没有在《诗刊》占据过主流地位。刊物的变化是和整个大气候完全同步的,大批的诗人会去适应《诗刊》的风格,或者写那种讨巧的诗歌,但优秀的、有自己个性的诗人只是在他们与刊物相容时进入,一旦刊物发生变化,他们马上离开。
  1983年3月举办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颁奖仪式上,获奖的舒婷只说了一句话,泪水就忍不住喷涌而出。她说:“写诗为什么这样难?”在座的不少老诗人也潸然泪下,他们的泪水肯定更加复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诗刊》作者的更替造成的结果是新人不断涌现,因为只有当前辈成名的诗人不能发表作品时,后来者才能进入。朦胧诗人对于第三代诗人的压力是精神层面的。1986年《星星》诗刊主办“十佳青年诗人”评选,颁奖时的场面那叫火爆:叶文福被冲上台来的诗迷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我听说有个小伙子几天中一直跟着他们,最后掏出一把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对诗的热爱!”
  人们说起“朦胧诗”往往把他们当成一伙人,一个派别,其实这个概念刚刚来得及流行开来,作为流派的朦胧诗就已经面临解体了。最初作为“童话诗人”的顾城在风格上和舒婷的忧伤、优雅比较类似,以至他俩曾合出过一本诗集,但1984年前后二人就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这完全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说到底,个性才是一切。
  经历世界上最“静”的诗歌朗诵会
  我们的诗人俱乐部成立于1988年7月,当时我、杨炼、芒克同住劲松,一次和杨炼聊天,说到应寻求一种更直接、也更日常化的交流方式,于是一起去找芒克,几番讨论,定下了名称、宗旨、活动方式等,然后以我们三人的名义发起,邀请一批我们认为合适的诗人参加,包括林莽、海子、西川、骆一禾、黑大春等。不过骆一禾拒绝加入,一禾拒绝的理由令我敬重,他来信说他不认为这种结成群体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他倾向更小范围以至一对一的交流。
  俱乐部成立后主要有两种活动方式,一是沙龙聚会,一是办刊物。沙龙前后聚会了十余次,每次重点讨论一个人的作品。先是主角朗诵演绎,然后大伙挨个儿发表看法,有时也交锋,总之非常严肃认真。
  其中只发生过一次不愉快,那天讨论的是海子的长诗《东方金字塔》,不少人都批评他结构有问题。一位批评者和海子都有点意气用事,批评者对海子说:“反正你这样写不行。”海子反问:“怎么不行?”于是不欢而散。
  “幸存者”举办过两场朗诵会。一场是1988年7月在东便门的三味书屋,还来了不少艺术界的朋友,包括还没来得及成大名的姜文。第二次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人,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除了诗歌朗诵,还有行为艺术、画展和酒会。朗诵结束后当时的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说,这是他在世界上参加过的最好的朗诵会。
  我想他说的不仅是朗诵的质量和舞台风格,也包括会场的气氛。这种气氛的亮点决不是闹,而是静,是某种我以前不曾、以后再没有以至再不会遭遇的静,比屏息期待还静。我是一个天天和诗歌打交道的人,但在那个瞬间,头一次体会到,诗歌之于人心,竟会有如此的力量。
  “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
  时过境迁回头看,再不怀旧的人大概都会认可,80年代是一个诗的黄金年代,也许是新诗最好的年代。一位老诗人曾经断言,迄今为止的新诗人,将来能站得住的恐怕也就三四十个,而80年代出来的会占到半数左右。
  80年代诗人的核心问题是诗歌本体。近来有研究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发现在198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中,几乎所有的入选诗人在自己的诗观中都会谈到“生命、语言和诗的关系”,问我是否注意到了这种“众声喧哗”中的“异口同声”,又问“生命”、“语言”是不是当年非常强势的话语?我想,那要看相对什么。
  回到诗与生命个体关系的诗人还包括一部分“归来派”的前辈诗人。去年邵燕祥先生出版了一本集合少作、文献和自我评注为一体的《找灵魂》,这是我记挂多年的一本书,因为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说要编这样一本书了。
  口述:唐晓渡
  采写: 刘晋锋

  ■记者手记
  唐晓渡的书房里挂有一幅他的油画肖像,是现在旅居海外的画家薛明德在90年代初为他所作。如果不是经他提醒,谁也无法将这幅肖像和唐晓渡本人联系起来。眼前分明是一个面容过度温和、行为举止有节有礼、声音非常之沉缓瓷实的中年人,肖像中的人却是斜睨着眉眼、嘴唇皱起,神气或可曰为幽愤?总之是满脸不平之气,非性格火爆外放之人所不能呈现,做出此表情的难度系数极高。
  唐晓渡告知,画这幅肖像画家从始至终只花了40多分钟,唐晓渡当完模特之后还赞许地表示,薛明德画出来的面孔与他极像,但这位画家先生随即在余下的时间里挥动大笔,把原本那张照片一样的肖像改成了眼前
这副模样。
  看到成品之后,唐晓渡自己也瞠目结舌:“这不像我啊!”薛明德说:“这是我心目中你的形象。”唐晓渡只好对画家戏谑着承诺:“那我以后就照这副模样长吧。”这幅画就这样一直挂在了他的书房里。
  不知道当年的唐晓渡长得什么模样,但现今的他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近乎于悲悯的气质,不喜不怨不急不躁,惟有在谈及诗歌与知识的关系时,非常坚持地论述学校教育对诗歌一点用都没有,对于创作甚至只有负作用。

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评林贤治《午夜的幽光》

林贤治先生《午夜的幽光》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论题的集结,其中主要对西方知识分子进行了论述,既有像《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这样长达几万字的综合论述,也有具体的个案书写。但是就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涉及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两位:一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者”鲁迅先生,另外一位是一生“无职称,无著作”的李慎之先生。这种抑中扬西的写法自然招致了许多学者的非议,但是林贤治先生依然不为所动,坚守自己的思想和书写的立场。

我早先所知道的林贤治先生是一位诗人和鲁迅研究专家。在我的印象中很多的所谓的鲁迅研究专家一旦陷入到鲁迅研究当中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然终究能深入肌理,但是囿于一孔之见,没有渊博的知识作为积淀,不但所研究的鲁迅距离真实的鲁迅先生也越来越远,而且终生在鲁迅之外再难以有所成就。但现今读过这本书之后没想到林先生涉猎西学如此的深奥广博,单单首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中,涉及西方著名的知识分子多大数十人及其著作将近百种。不但如此,就连书名“午夜的幽光”也是取自书中论述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西蒙娜薇依的篇章。可以看出作者如此的良苦用心,用一种曲折的方式向一位具有道德良知和实践勇气的女性知识分子致敬。

对中西方知识分子的书写如此大的反差,实在的令人困惑,但作者在书中的只言片语中仍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在中文版赛义德的名著《知识分子论》中收录了译者对赛义德的访谈录。这位《东方学》的作者、第三世界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在其中谈到了中国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他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知识分子(court intellectuals),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但是他认为,尽管我们的传统中大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也应该反对这种情形。他认为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尤其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以怀疑的目光来看待。而在林贤治先生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与此相反,一个个很乐于进入宫廷,充当“王者师”的角色。想想中国的几千年来的忠君传统,想想中国几千年来的科举选才制度,这种情形真的是令我辈哑口无言。在林先生看来,五四以来中国的这种知识分子的传统已经有了例外出现,但是也仅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如昙花一现,等到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改造,众多知识分子的又被重新的洗脑、收编,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依旧继续。所以鲁迅先生作为一种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精神显得醒目高大。至于李慎之先生,虽然也是“王者师”的身份,担任了许多的重要职务,但一直都是致力于现代价值观念的普及工作,启蒙精神一直都是贯穿始终,这种知识分子“敢于面对权势说真话”的精神,是现代所谓专家、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显得弥足珍贵。而且李慎之先生一生没有著作,他的文集在他去世之后,在内部发行,外界更无从得知。但幸亏由于网络的存在,才使我们一睹《李慎之文集》的文笔和思想,受益良多。

在林先生的《午夜的幽光》一书中,对众多知识分子的梳理是最为可读的篇章。通过一个个个案,薇依、奈保尔、赛义德、奥威尔、房龙、米沃什、凯尔泰斯、阿多诺、萨特、福柯等等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他们或者被被迫害或被迫流亡国外或主动的选择苦难的生活,但自始至终他们的顽强的精神依然存在。在书中。林先生说,在俄罗斯思想中,精神虽然孕育于灵魂和肉体,但是一种超自然的独特世界。他不同于灵魂的是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精神是如此的自由,以至于本身就有反专制反奴役不驯性质。知识分子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很简单,可是他的精神生活的追求没有止境,结庐在人境无人往来也不会感到孤寂,但当进入喧闹的人群之中,他可能如同进入了荒原。表面上他是如此的平静,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有肆虐的暴风雪吞噬着他的内心,残酷的斗争在内心永无停止之日。“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同庸常的人连接在一起,然后彼此分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午夜的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难史。

闫广英

2006-2-21书于破碎虚空

书名:午夜的幽光

作者:林贤治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1

定价:28.00

坏人比较有趣 地狱比较快乐

        坏人比较有趣,地狱比较快乐。这是女巫的逻辑。李碧华的散文总是一副闹翻天的调皮相,离经叛道,蔑视正统,扰乱秩序,同行视她为妖,她则自称“女巫”,一边鞭策女人,一边调侃男人。
  
  在花城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散文集子《女巫词典》里,李碧华谈到丰碑式的古典名著《水浒传》时,惊世骇俗地指出:此书之“奇”,在于有义无情。
  
  你看看,及时雨宋江,讨了楼房安顿阎婆惜,她满头珠翠遍体绫罗,水也似的美艳年少,宋某却“不中那婆娘意”,多时回避,害得她只能勾搭张三郎,宋得知还不在意,自认好汉,不以女色为念。结果在道左被外母拦截,赶回家中,与老婆关在一起。“益发叫人怀疑他性无能”。林冲则因美妻惹来高衙内的陷害,被发配边远,临行,竟写下休书,着妻改嫁,他自以为是“好意”,结果将妻推向自生自灭境地,这难道是大丈夫所为?李逵急躁火爆,滥杀无辜,连正在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也以板斧砍死。还有武松,杨志,杨雄,石秀,鲁智森……这批男人,或年轻力壮,或智勇双全,或身手矫捷,或老谋深算,窝在一处,成瓮吃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惟独对女人不感兴趣,“打之骂之避之赶之杀之,就是永不爱之”。水泊梁山岂不成了一个GAY佬(同性恋)集中营?英雄好汉都是些问题人物。
  
  反过来看看西门庆,一出场,廿五六年纪,博浪风流,身长腰细,衣饰华丽,会吃会玩,品味精致,还会拳棒,赌博,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不通晓,对食色之享受更是极尽奢侈,“不啻众人偶像”。女人都知道他是弄人的刽子手,“害死人还去看出殡”,但照样被他手到擒来,财色兼收。不管最终这个坏人是酒色过度而死在女人床上(《金瓶梅》),还是被武松杀于狮子楼,死在情敌手中(《水浒传》),都算死得浪漫,不枉短命一生。
  
  据说,轻微的毒性可以治病健体,比如砒霜、芒硝什么的,少量不但无害,还可清理顽疾。我们不妨把《女巫词典》看作纸质的砒霜和芒硝,因为是小剂量,但吃无忌,句句有益。她开给女同胞的《快乐药》,是这样的:“七成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
  
  是周星驰《大话西游》的女巫版?似乎又多了点冷艳幽深,多了点苦中作乐的沧桑。不过,李碧华的作品里,确有种与无厘头文化一脉相承的娱乐精神。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先娱已,后娱人。先解放自己,后解放全人类。
  
  暗夜里,女巫长发委地,点亮一盏孤灯,安慰寂寞的女人。读着读着,你会感到飞沙走石的不安份,幸好,沙是金沙,石是玉石,被她迷了眼也属有福之人。

屎,也有自己的历史

        这本《屎的历史》(Histoire de lamerde)的法文本标题中有“序言”的字样,确实,这本小册子只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人期待更多的细节分析。只是拉波特没有时间了,他在1984年死去,年仅35岁。以学术代来划分,拉波特属于1968年五月风暴那一代人,与福柯等人比,他是小字辈,主业是心理分析。作为1970年代成熟起来的知识人,对权力的批判是他一直关注的,同样贯彻于他与人合著的《民族法语: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语言的政策和实践》之中。在屎尿与权力之间,弗洛伊德是中介。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与他和身体、和粪便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主体同样是权力话语中的主体,法文“sujet”兼有“主体”和“臣属”的意思,那么国家话语中的主体也是国家的臣民。与福柯一样,拉波特批判的着力处也在于权力话语。

  人生于粪尿之间,是拉波特书中一再出现的句子。下体集中了人的生殖和排泄器官,两者关系复杂。婴儿性欲最初三个阶段口唇期(口欲期),肛门期(肛欲期)和性器期(性蕾期),属于自体性欲满足的阶段,此后进入俄底浦斯情结阶段,性欲的满足转向外界对象。在肛门期,粪便从身体脱离,但仍然被当作身体的一部分,婴儿把玩粪便,不觉其臭。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如果停留在肛门期的自恋,就会出现所谓“肛门人格”,迷恋粪便。拉波特多次提到性变态者萨德侯爵,此人的名字是“虐待狂”(Sadisme)的词根,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恋粪、恋尿、恋屁的倾向。同样是吃屎,真福圣女玛丽·阿拉科克尝病人的粪便,她却受到尊崇。拉波特将这两人并列,是足够辛辣的做法。他就是要绕开所谓伟大的文明,去搅一搅文明的下水道。

  围绕着权力与话语,拉波特在1539年的法国找到一个切入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维莱尔—科特莱敕令,规定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国家行政和文书的语言。在同年秋天,国王规定了要将巴黎城内牲畜迁出,并且要求各户人家修建粪坑,并且按规定处理垃圾、污水和粪便。民族语言政策与民族卫生政策是同时确立的,拉波特所关注的是两者之后的国家话语。法国这项最早的卫生政策要求各家清扫门前,把垃圾堆在墙根,并且各家都要有自己的粪坑。一个进程启动,公权力逐渐将粪便打入私领域。在语言上,一个纯洁语言的运动也开始了。国家,作为公权力,成为纯洁的化身。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对尿征税,他的儿子提图斯有异议,皇帝将税金拿了让他闻,问可有臭味,提图斯答曰没有,但却说其来处无可否认。金钱进了国家的金库,便洗去铜臭。将权力与大粪重新建立联系,是这本书的主旨。拉波特戏谑地说辉煌的罗马文明的精髓就是下水道,引用《尤利西斯》中布卢姆的见解,即文明到哪里便是厕所到哪里。被打入私领域的粪便进一步被个体化,归属其主人,这一进程对应的正是现代社会的个体意识。与之类似,殡葬的方式,也从乱葬过渡到个人坟墓。对于拉波特而言,粪便与尸体同是死亡的肉体,两者的个体化其实同属一个过程。而像萨德那样的变态者,迷恋粪便的另一面正是迷恋死亡,他可以将排泄物当宝物馈赠于人,也可以将喜欢的人视作粪便、死人,加以蹂躏。拉波特书中提到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坐在马桶上接见臣属是他的恩宠,如同太阳的光辉,他的大便味道也铺盖四方。

  拉波特的嘲讽是毫不留情的。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神学争论中的“圣体消化成粪论”。基督教中领圣体仪式,以面包和红酒代表基督的血肉。于是,圣体经过消化变成什么便成为大问题。那些圣体消化成粪论者以《马太福音》所说的“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为依据,认为如果基督的肉身和血液在面包和红酒中成为实体,那么如果这实体被领圣体者原样吃下,基督血肉应当经历实体所承受的相同的变化。拉波特的幽默往往是通过暗示,有时过多借助言语的双关。比如他批评国家借助“按需分配”的许诺来剥夺个体,利用法文“besoin”的“需要”与“解手、方便”的双重含义轻易地转入粪便。其实,本书的题目中的“merde”,翻译成英文是“shit”,除了是“屎”的意思,还是骂人话,相当于“他妈的”、“狗屎”之类。照拉波特对罗马文明的说法,文明就是臭狗屎。这么说起来,这本书谈论着文明和权力话语的历史,其题目暗含的意思便是“狗屁文明的历史”吧。《屎的历史》一书中,涉及大量文化背景,实在是幽默得有些让人吃力。

  东郭子问庄周道在哪里,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在东郭子一再追问下,庄子答道在蝼蚁,在秭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对于多米尼科·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来说,无所不在的是权力,而屎溺正是剖解权力之道的利器。或许我们能够模仿庄子说“权在屎溺”。 (《屎的历史》,商务印书馆即出。)

悒悒寂寞读萧红

     

         重读萧红有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熟悉,是因为早在读大学的时候,文学史便介绍她是三四十年代东北作家群中杰出而又命运坎坷的一位女性;陌生,是因为在庞大的现代作家中,她和那一群毕竟处在边缘(这个“边缘”有一些不言自明的微妙,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纳和推介,却因作家个人功力所限,或因时代局限性,或因天不假年使其短寿,比如萧红,而呈现出太强的阶段性)。
  
  更而且,以我当时的经验和阅历,还不大能欣赏那种粗砾、赤裸、无所遮拦的文风。现在想来,忽略萧红还有一个原因,在过去的文本解读里她是中性的,她在写作中透露出的“性别意识”被淹没在“东北作家群”这个概念中,她的价值和意义便被扯平了。于是,萧红在我的印象里,仅仅是一个“东北”的模糊影像,当然,也和《生死场》、《呼兰河传》形影相随。
  
  那日在三联书店看到一本《呼兰河传》,书是老书,它的“奇异”是在“摄影珍藏版”的名目里。其间,一幅幅呼兰风物的影像诠释着萧红笔下的老东北,如梦似幻,勾起我重读萧红的欲望。我找来了萧红的书。在那些重温旧日经典的日子里,我深深地被震动了。于是我想,阅读萧红,怕是要有“身为女人”的一些阅历才能读懂她,并为她的叙述而感动。她对家乡、对生活、对人和事的情义,她的为情所伤、为爱所累……不都是一个女人一生都要一一经历过的?!只不过,因为她过人的天赋、敏感和细致入微,便使萧红感受、表达得更加深切到骨髓、更加疼痛、也更加震撼人心。
  
  她是美丽而有魅力的,一个女人兼而有此二者,是福是祸?她是张扬而率性的,一个女人兼而有此二者,是福是祸?有时我想,东北那一方雄性色彩浓郁的白山黑水,是她的力量、热情和灵感的源泉,同时,也是她悲剧的渊薮。在她的写作中,幼年时代的呼兰河以及走出家乡后的感情生活,是她汲取灵思冥想的一口深井。前者寂寞,却飘浮荡漾着一丝丝甜蜜和清香;后者有甜蜜,却伴随着撕心扯肺般的痛楚,这痛楚像钝刀子磨着萧红的肉体和心灵,积淀起来,然后在暗夜里细细咀嚼,化为审美的甘霖。这样的说法有点残酷,可又让人庆幸,尤其让所有女人庆幸,因为这普天下女人同受的苦难,到底没有就这么沉沦到虚空最终消散殆尽。

  所以,某种程度上,萧红的世界是寂寞而零乱的。她时时想规整起来,但不为人所解,就像茅盾在四十年代末曾表述过的那样,悒悒的寂寞弥漫了萧红的童年和以后的成年生活与写作中,将她的人生蹂躏得不成样了。临终时,她留下绝笔:“平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以个人化的体验方式,让这种“性别感受”留在人间。尤其让人慨叹的是,萧红仅仅十年的写作行为,倒是衬出了新世纪中国文场里那些在“不能承受之轻”的状态中,玲珑着进行身体写作的女写者的无限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