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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二十四日，决定向《冰点》下杀手的中宣部官员们做梦也想不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砸向《冰点》的这一拳换来的是重重的七记耳光。

一拳换来七记耳光

　　第一记耳光﹕一月二十五日，《冰点》主编李大同没有保持沉默，在互联网上发表《「你们有权知道真相」——〈冰点〉主编李大同公开信》，引起强烈反响。

　　第二记耳光﹕一月二十六日，在港、台和内地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作家龙应台发表绝妙好文《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让人们对《冰点》事件及内地的新闻自由有更多的关注。

　　第三记耳光﹕二月十四日，江平、胡绩伟、朱厚泽、李锐、李普、张思之、戴煌等十三位长者联名发表《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要求「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

　　第四记耳光﹕二月十七日，得知《中国青年报》决定把「李大同、卢跃刚免职，《冰点》周刊三月一日复刊」之后，李大同、卢跃刚发表《对〈冰点〉停刊事态发展的联合声明》，同时公开李大同向中纪委递交的《关于〈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违法停刊整顿的申告》。

　　第五记耳光﹕同一日，《冰点》部分作者贺卫方、崔卫平、朱学勤、秦晖、章诒和、丁东等十三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常委的公开信》，信中讲到「压制异见只能导致决策者闭目塞听，井里观天」。

　　第六记耳光﹕萧瀚、余杰、刘晓波、袁伟时、傅国涌等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纷纷撰文，对整顿《冰点》加以谴责。

　　第七记耳光﹕国际各大媒体对事件加以报道，无国界记者（RSF）、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等国际新闻组织纷纷谴责有关当局。

　　「《冰点》杀手」被抽七大耳光，可谓自取其辱。这还没计算网民的声讨、签名、普通读者的退报﹔《冰点》引发的连锁反应还远远没有结束。一场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似乎战况犹酣，可《冰点》事件并不是第一枪。

饭碗与良心之间

中国的新闻界遭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严冬，储安平、钦本立、胡绩伟、杜宪、喻华峰、高勤荣等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二○○四年以来，《南方周末》、《南风窗》、《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公益时报》等均遭到高层换血、改刊、停刊等整肃﹔《南方都市报》的程益中、李民英、喻华峰三位优秀报人被判重刑﹔记者师涛、赵岩、李元龙等身陷囹圄﹔《台州晚报》副总编吴湘湖因批评交警乱收费之报道而被交警活活打死﹔「一塌糊涂」、「燕南网」、「改造与建设」等网站被强令关闭——中国政府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有意识地把中国的新闻环境降到冰点。

　　虽然遭到重重打击，但民间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却如火如荼。卢跃刚致赵勇的公开信、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公益时报》新闻部主编陈杰人被解除职务后的公开信等，都是他们的负隅顽抗，此外还有众多优秀报人跟中宣部的禁令抢时间，众多记者、作者和编辑在打擦边球，更有互联网上众多网民分秒不停地对言论自由的边界进行揉搓﹕从「无界浏览」、「动态网」到邮件群发，从虚拟讲座到网友聚会，从文章的春秋笔法到网站的借尸还魂，从网络通话到个人博客……在过滤、删贴、封锁、警告、关站、拘留、判刑的洗礼中，网民、网络知识分子成长和成熟起来了，以网络为依托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步发展和壮大。

　　传统媒体实际上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受到宣传机器的掣肘，自愿或被迫充当党的喉舌﹔另一方面面临网络媒体和同业竞争带来的市场压力。在新闻审查官员的禁令、阅评、封杀与每个读者的用手投票之间，在饭碗与良心之间，有抱负的媒体不得不在「擦边球」与「捅漏子」中求生存，可谓是戴着脚镣跳舞。

在地下运行的地火

但是，有两个趋势令人对内地传媒的未来仍可保持乐观。一个趋势是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抬头而意识形态效力枯萎。连宣传部门也愈来愈从一个意识形态集团变成一个利益集团。只要条件允许，决定什么东西能报道、什么东西不能报道的，是世俗利益而不是思想教条。即使是《人民日报》，见到《广州日报》的广告收入也要眼馋，靠行政指令生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另一个趋势是愈来愈多知识分子不愿意生活在谎言之中，比如《冰点》的灵魂人物李大同、卢跃刚，而愈来愈多的读者亦渴求真实的声音和真实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中国的新闻自由不可能永远躲在「合格线」以下。现存的新闻管制制度所造成的道德困境，让无数报人痛苦不堪，他们每天在心底竖起「不要再逼我们撒谎」的牌子进行无声的抗议。即使在党机关报内部，也有了多种声音、多种可能性﹔因此严格来说已经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官方媒体﹔任何一家媒体内部都有在地下运行的地火﹕哪一种力量能够阻止准备喷发的火山呢﹖

李大同不是失踪的储安平，因为二○○六年不是一九六六年。《冰点》的灵魂人物离开之后，《冰点》要么变成一个无聊无耻的栏目而无人理睬﹔要么逐步恢复生机，「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因为《冰点》的灵魂还在。即使《冰点》消失了，其它的报纸、栏目或报人也会重燃《冰点》之火，因为追求自由的心灵像星空一样，深邃而永恒。

虽然新闻自由的战役复杂而惨烈，但结局已定﹕被剥夺新闻自由的人们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压制言论的一方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对他们的良心审判。如果西方人有智慧推到柏林围墙，那么中国人也完全有智慧推倒「新闻柏林围墙」。

　　何况它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首发《明报月刊》二零零六年三月號

2006年3月1日，“冰点”复刊，首篇就是署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某某某的大文《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洋洋万余言，试图驳倒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卓然有成的历史学家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然而看罢全文 ，除了引经据典，一口陈腐的马列腔，却没有拿出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史料。说白了， 表面上盖着一块“学术”的遮羞布，可还是露出了政治批判的大尾巴，终究不过是权力 意志的产物，充其量不过是“梁效”、“石一歌”之类的翻版。饶有意思的是全文自始 至终没有点袁教授的名，难道是挥舞大棒的权势者手下留情吗？显然不是，个中原因， 稍有常识者大概都不难想见。就在不久前，“天涯网”的博客上，一位青年朋友转贴了 一篇《袁伟时印象记》，立马就被删除。那篇文章其实很寻常，仅仅讲述自己见到袁先 生并请他签名留念的印象，未触及所谓“敏感”的“冰点”事件。几位 青年朋友深感震惊——

“很没意思，无聊。干什么呢？只是一个朋友见到了袁伟时先生而已，难道这个事情让 人知道了，就有什么严重的后果？无聊，我一点也不生气，只是觉得无聊。

其实，我很清楚，你也是奉命行事，上头说的。你本身没有什么见解，只是这个工 作是你的饭碗。

你头上有更高的权力者，他们头上也还有。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职责之内。每个 人都会说这是不得已。

阿伦特说平庸的罪恶，是不是就是这样？那个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不是凶神恶煞 ，而是一个长相平庸一无可观的中年男子。”

“我们每一个参与维护这一体制的，都难逃罪责。

这是我第二次被删文章，第一次是关于卢雪松。这是割断喉管的现代版本。”

这是转贴者对删文章的天涯博客管理者的抗议。删除我文章的天涯博客管理者 “第一次体会到有的文字是让人害怕的，于是有人会让它消失不见。前几日作的一篇《 袁伟时先生印象》，忽然就消失无影踪了。看不见的手，在我们这里，并不是市场原则 ，而是言论控制。

罗素曾撰《自由主义十诫》，第二诫内容是：‘不要以为隐瞒证据继续做下去是值 得的，因为证据肯定会暴露。’

这句话，很适合送给删除文章，害怕文字的人。” 这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声音。透过这些真的文字，不难看到他们已经“生活在真实中”。

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读到袁伟时先生的雄文，在许多重大文化学术问题上，他的狮 子吼已成为时代的强音。大凡接触过袁先生的人，都说他为人谦和、低调，他对本民族 怀有的感情是贪官污吏和帮凶、帮闲们所难以想象的，如果不是他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如果他不是惦记着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未来，他完全可以安享晚年，苟安在温暖舒 适的屋檐下，过他休闲娱乐的小日子。然而，他不愿继续在权势精心编织、可以随意解 释的荒谬的意识形态牢笼中苟且偷安，他所孜孜以求的是“生活在真实中”，他耿耿于 心的是中国如何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他年已古稀，他的笔迹却还是一笔一划，刚劲有力 ，而且一丝不苟，如同其治学，绝不苟且，他的结论从来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 上。当然，他的观点从来都不是终极真理，而是可以商榷，可以批评的，但是任何以权 力为后盾的政治批判都替代不了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批评，说到底，我们今天缺乏的 就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冰点”事件的发生就是一个证明。在自由有保 障的地方，这样的事压根就不可能发生。

万言书一出笼，袁伟时先生恐怕又要忙开了，他会用他的如椽之笔写下反驳《反帝反封 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的雄文。我们期待着，能在没有了李大同、卢跃刚的“冰点 ”上读到袁先生的文章，这不光是对《中国青年报》新“冰点”的考验，也是对端坐在 金字塔上的达官贵人们的考验。

──《观察》首发 

【2006年3月1日狱委讯】(VOA记者：亚微)中国贵州省毕节日报一名记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共产党的敏感文章，最近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这是中国当局控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又一新案例。  以报导弱势群体出名 李元龙在担任记者期间以报导处于社会边缘的农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以及失学儿童的遭遇出名。他还在互联网上撰写文章，对共产党的某些作法提出批评 。去年9月，李云龙被贵州省国家安全厅逮捕。今年2月，贵州检察院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他。  发表批评文章被逮捕 为李元龙辩护的山东律师李建强认为，李云龙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四篇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李建强说：“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有一个女英雄叫刘胡兰，李云龙写了一篇评论刘胡兰的文章。他还写了评论一个100岁的老太太加入共产党的文章。还有一篇文章是讲一个共产党的党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上开会时，他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家，仍然在那里开会。另外一篇文章是说在思想上加入美国籍，一共是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用一些比较尖刻的语言批评执政的共产党。他没有涉及国家政权以及社会主义制度这类话题，只是批评共产党的一些传统作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证据不充份 李建强律师认为，贵州省当局指控李云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证据显然是不充份的。  李建强说：“因为他主要是写了四篇文章，从文章的内容上看，李云龙构不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文章内容的指向只是批评共产党，没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也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他只是批评了执政党，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以及政府机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是常识。所以我认为，当局以他写的批判共产党的文章作为定他罪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被捕半年家人无法探视 李元龙的妻子杨秀敏说，自从她丈夫去年9月9号被当局带走以来，当局一直没有允许家人和他见面。杨秀敏坚信她丈夫是无辜的。  杨秀敏说：“我认为，我先生是一个很有责任心，也很善良正直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谁，也没有什么错。我的孩子再有4个月就要高考了，他的父母年纪很大，身体又不好。我希望我先生能够平安地早日回来。”  曾宁：逮捕起诉李云龙“荒唐” 贵州自由撰稿人曾宁说，李元龙以贵州省古称夜郎国的谐音“夜狼”作为他的笔名，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被当局视为比较敏感的文章。曾宁估计，贵州省刑事部门发现写这篇文章的人是毕节日报的记者李云龙后将其逮捕。  曾宁批评指出，自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法取代了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之后，贵州省国家安全厅一直存有破大案、立大功的心态。  曾宁说：“李元龙先生仅仅是一名记者，在他的工作范围内，他关注了失学儿童，面临辍学、失学家庭经济非常困苦的孩子，象这样一位好人，仅仅因为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或者以网名发表了一些文章，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给予逮捕起诉，甚至面临重判。我认为，这种行动是非常荒唐和可耻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邪恶和罪恶。”  曾宁个人认为，有关当局之所以对李元龙下手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他是体制内的人，其二，他还不被国际社会所知。曾宁说，这也是其他在网络上活跃的异议人士没有遭到李元龙同样结局的原因。  曾宁说：“中国的特务机关往往是，如果你不被国际社会所知，再加上你又是体制内的，它觉得，体制内的人和体制外的人比较起来，你对现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它觉得体制内的人出来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体制外的人表达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对现政权的威胁要大得多，这是其一。其二，如果你不为国际社会所知，不为外界所知，那么它要抓捕和审判你，就会肆无忌惮。反之，如果你为国际社会所知，为国际媒体所知，它就多少会有一些顾忌。”  国际组织强烈谴责 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星期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迫害记者李元龙。  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主管互联网自由方面的朱利安.潘谴责了中国当局日益加紧对网络言论自由控制的作法。  朱利安.潘说：“目前，中国有50名网络异议人士和博客以及大约30名记者受到关押。和中国官员向外界所说的正好相反，中国言论自由的情况不但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使用互联网而被监禁，近来就出现很多因为在网上发表几篇文章就被关押的案子。”  李元龙的辩护律师李建强说，中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任何被告人被检察院起诉后，都有权委托律师担任他的辩护人。他说，中国正在走向法治化，他给异议人士提供辩护是法律允许的，也是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的，他没有因受理这个案子受到什么压力。  李建强透露，贵州省毕节地区检察院把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后，估计3月初就会开庭审理此案。

　

 

 

 

 

[美]谢尔·希尔福斯坦/文·图

叶硕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年2月第1版

定价：25。00元

 

 

 提起希尔弗斯坦，中国的许多小朋友和家长都会说出他的经典作品《爱心树》和《失落的一角》。继2005年底，《爱心树》被《父母必读》等报刊评为年度童书第一名后，南海出版公司于近日再度推出他的图文精品《阁楼上的光》。

　　几年前，当希尔弗斯坦的童书《爱心树》和《失落的一角》被引进到国内时，立即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特别是小朋友，他们都亲切地称希尔弗斯坦为希尔大叔。

谢尔·希尔弗斯坦是享誉世界的艺术天才、作家，1930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30岁以前，希尔弗斯坦从来没有打算为孩子们创作和绘画，可是1964年，由他创作的《爱心树》却意想不到地受到了广大小读者的喜爱。这本关于一个男孩和一棵爱他的树之间的温柔寓言图书令无数读者赞赏不已，至今《爱心树》的销量已超过550万册。这之后，他又接连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失落的一角》《人行道的尽头》《向上跌了一跤》等。

　　《阁楼上的光》是希尔大叔1981年创作的一本图文童谣集，书中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像。“作业机，哦，作业机，世界上最完美的机器。只要把作业放进去，再投进一角硬币，按下按扭，等上十秒，你的作业就会出来，又干净，又整齐……”像这样洋溢着天真童趣的歌谣在书中随处可见。启发性的故事，琅琅上口的童谣和慧眼独到的观察于一体，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开怀大笑，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深刻的哲理。当年《阁楼上的光》在美国面市后，就以182周位居《纽约时报》排行榜的成绩打破了之前的纪录，并成为美国最有影响的童书之一。

　　希尔大叔于1999年5月去世。今天，他在全世界已拥有了数千万计的读者，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至今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仅他的作品精装本销量目前就已超过1亿8千万册。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和最受孩子们喜爱的作家。然而，人们很难用“儿童文学作家”来概括他，希尔大叔作品中那些散发着淡淡哲学意味的诗文，让人读后感觉愉悦；简单朴实的插图，让他的作品远远超越了年龄层。他的童话隐涵的寓意是生命不朽的智慧宝藏，他的作品更是值得咀嚼回味一读再读的经典！希尔大叔生前曾说：“我希望不论什么年龄的人，都能在我的书中找到认同，拿起一本书，能够体验自己去发现去领悟的感觉。那真是好极了。”

    美国作家丹·布朗的畅销惊悚小说《达·芬奇密码》将再度被人以剽窃和侵犯版权罪名告上法庭，原告索赔金额高达１０００万英镑（约合１７５０万美元）。

　　据英国《泰晤士报》２５日报道，迈克尔·贝金特和理查德·莱将于本周向伦敦高等法院提起诉讼，状告《达·芬奇密码》一书剽窃了他们和亨利·林肯２２年前合写的非小说类著作《圣血和圣杯》中的核心假设、基本事实和架构，因此侵犯了《圣血和圣杯》一书的版权。林肯目前身体欠佳，已决定置身事外，不参与这一诉讼。

　　鉴于英国法律的实际情况，贝金特和莱状告的侵权对象并非布朗本人，而是《达·芬奇密码》一书的出版商兰多姆出版公司（兰登书屋）。报道称，布朗将作为关键证人被传唤出庭。

　　如果胜诉，原告下一步可能要求分享小说和同名影片的收益，也可能请求法庭颁布强制令以阻止进一步的侵权行为。如果原告采取后一作法，不仅将妨碍《达·芬奇密码》一书在英国继续销售，也会给定于今年５月１９日在英国公映的同名电影造成很大麻烦，电影可能因此被迫推迟在英国的公映时间。

　　贝金特是新西兰人，莱是美国人，目前都住在伦敦。他们和林肯经历１０年苦心研究，写成《圣血和圣杯》一书。书中提出的核心假设是：耶稣曾结婚生子，其血脉千百年来绵延不绝并一直受到圣殿骑士等秘密团体的保护。这和《达·芬奇密码》中所述如出一辙。

　　两位原告声称，任何读过这两本书的人，都会对两本书核心内容的相似感到吃惊。不仅如此，布朗在给《达·芬奇密码》中主要人物之一莱·提彬爵士取名时，还顺便表达了对《圣血和圣杯》一书的作者的敬意。提彬爵士的名即原告之一的姓，英文都是ＬＥＩＧＨ；提彬（ＴＥＡＰＩＮＧ）这个姓则是把贝金特（ＢＡＩＧＥＮＴ）的字母顺序打乱后重新排列而成。书中还借一位主人公之口提及，在提彬爵士书房的书架上，赫然摆放着《圣血和圣杯》这本书。

　　《泰晤士报》报道说，英国版权法对表达某种创意的保护甚于对这种创意本身的保护。此案涉及假说是否可以获得版权保护、版权保护的底线在哪里、作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借鉴他人的创意等诸多问题，其判决有可能为英国处理侵犯版权类讼案开创先例。《泰晤士报》评论说，从这一角度讲，此案的价值超过原告要求的１０００万英镑赔偿金额。

　　布朗现年４１岁，曾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名英语教师，成名后仍和妻子住在那里，一向深居简出，难得接受采访。他是否会到伦敦出庭作证目前尚不得而知。据估计，他的写作生涯迄今已为他带来近两亿英镑的收入。《达·芬奇密码》是历史上最畅销的精装本成人读物，现已被译成４４种文字在全球出版，包括平装本在内迄今共售出逾４０００万册。

　　２０００年出版的小说《上帝的女儿》的作者刘易斯·珀杜曾状告布朗剽窃他的作品。去年８月，美国一法庭裁定《达·芬奇密码》没有侵犯《上帝的女儿》的版权。

    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应邀担任本学年香港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并将于下月初在港大举行题为“汉诗中的自然是人文思维的归依”的讲座。
 
    首次赴港任教的郑愁予，吸引了七八十位学生选读其课程，大大超出上限。郑愁予表示，香港年轻人虽在现代都市生活，但对传统文化的感觉还是很深沉的，可说是传统与现代并存。谈到自己的诗作时，郑愁予说，我的诗作受汉诗的影响，并不是在语言结构上，而是文化背景上。
 
    据悉，香港大学中文系还计划今年９月邀请郑愁予担任硕士课程教授，另外还将邀请白先勇等著名作家、学者担任该系公开讲座的讲者。

如今的世风日下，相信是所有仍葆有良知的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从现象看，这是经济大潮中趋利心理结出的“恶果”，甚至一直以来有一种保守的看法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流毒。但随着国民视野的开阔和心智的成熟，人们就会发现，原来这颗“恶果”竟是东西文化搅拌在一起的杂货。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生命都不可能无根繁殖，那么培育这颗恶果的土壤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对于中国的任何问题，如果加以简单的定论，无疑都是危险的。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其深层的原因的确有些复杂。我们这个泱泱古国，即有着儒、道、法、兵这些土特产品，又有从西方引进的佛教、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文化融合搅拌，就形成了这片独特好看的“五色土壤”。中国人在这片经过几千年层层浸染的土地上生活、繁衍，淬炼出一套独特的国民性格。这些性格，造就了国人的道德情操，表现出国人与众不同的文化脸谱。
　　
　　世故圆滑的脸。这是一张典型的国人脸谱。孔子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又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用现代人容易理解的话说，前一句讲，有门路你就当官，没门路你就当个顺民；后一句讲，不论遇到比较开明还是特别专制的朝代，你都要谨言慎行。这种垂训导致的民族性格，就是待人圆滑世故，凡事敷衍，缺乏正义感和善恶观。与儒家的这种没有原则的善“忍”的人生观同流合污的，是道家的自私“精神”。流传至今且“脍炙人口”的道家名言是“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而基督教的伦理却不是这样，耶稣在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面前，从来都是耿言直书，未见一点迂回。当他见到有人在圣殿中开起了“自由市场”，愤怒得擎鞭将这些商人赶出圣殿。耶稣基督的忠心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当看到教会中的不良现象，就给予严正指出和善意劝勉，甚至对于耶稣的门徒彼得也不例外。彼得虽是一个忠心的门徒，但一直有一种软弱的性格，先是在耶稣被捕时三次不认主，后又因怕被犹太人知道他与未行割礼的外邦人一同吃饭，而连忙退出避嫌，因而受到保罗当面责备。犹太人是一个保守的民族，他们认为上帝仅拯救以色列一个民族。而基督教却主张“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也就是说救恩不仅要在犹太人中，也要在外邦人中临到。但早期的基督徒们，是生活在犹太人的社区里，甚至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对于软弱的彼得来说，有时也害怕被视为异类。这就好象现在中国的情形，社会上没有基督教的传统，自然基督教就容易在这个还不太开放的社会中被视为异类，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制和调侃。彼得的忠实信仰并没有被他一时的软弱所打败，最后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殉难的。支撑彼得没有丧失气节的，是他坚贞的信仰，而同样做为基督门徒的犹大，却不是这样。犹大自始自终就是个功利主义者，与耶稣是貌合神离，压根就没想塌实得跟随主耶稣。最后为了区区30块钱币就出卖了耶稣。犹大的下场是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己吊死了，永世留下骂名。
　　无疑，犹大的这种奸猾卖主，是基督教极为不齿的。但在许多中国人看来，或许反倒是一种处世的乖巧了。因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把自私当乖巧，把懦弱当忍耐。或许还把这当成“美德”了！犹大还知道知耻而自绝，中国人才不干这种傻事，因为苟且才能偷生。而“懦弱”与“自私”是一对要命的孪生兄弟，一方面它体现在一个民族遭到外侮时表现出的无能，另一方面它培育了“汉奸文化”，也就是“奴才文化”。
　　于是中国人又多了另一张脸——奴才的脸。这张脸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鲜见，它在弱者面对强者时尤为多见。小民面对官僚，穷人面对富人，下级面对领导，汉奸面对“大大的”——都是这张脸。在“人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里，这张脸倒也确是常态。但别急，“奴才”一但得志，便会象泥塑家手中的泥人，立马转变为另一副嘴脸——骄横跋扈。于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小人总是得志，贪官总是升官。原因就在于此。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人们看到小人总是得志，贪官总是升官，他们不是去抵制，而是去效仿。因为他们不愿意成为“异类”，不愿意那些先穷下去的另“一部分人”成为自己。于是，道德沦丧了，良知泯灭了，心灵枯萎了，灵魂堕落了。为了生存，人们必须竞争，这时候，进化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入他们的思想，他们忘记了自己的人的属性，他们把自己赤裸裸得当作一群灵长类动物，相互倾碾，相互迫害，相互残杀。
　　看看主耶稣在“山上宝训”中是如何教训世人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反观中国人的内斗，已成为常态。据说中国人也是有“爱”的，但中国人的“爱”至多仅限于家族之中。即便在有“爱”的“家”中，一但到了分配遗产，有了矛盾的时候，骨肉之情就很容易变成骨肉相残。由此看来，中国人的这种有限的“爱”也是靠不住的。若不藉着他山之石，便难以攻玉。
　　中国人道德的沦丧还体现在信口雌黄，因为中国人缺乏信仰，就很容易“对天发誓”。但中国人其实并不敬天，中国人的“天”的概念并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的“上帝”是具象的，中国人的“天”是抽象的，模糊的，相当于“命运”。所以中国人动不动“对天发誓”，因为心中没有敬畏，开的都是空头支票。找人借钱时信誓旦旦，到要还钱的时候，仿佛你倒欠他一百万似的。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既然誓言不可靠，中国人就要学会不发任何誓言，凡事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新约《马太》5：33—37）。因为中国人往往口是心非，“是”说“不是”，“不是”说“是”。如果说谎成为常态，甚至被认为是生存的必须，那么这个社会又有什么诚信可言？诚实是道德的基础，基石崩塌了，道德体系的大厦必将倾毁！崔健说：“中国人若能保持一百天不说谎，便是一场革命。”的确，中国很需要这样一场革命，一场藉着基督教伦理进行的革命！
　　因为基督教伦理带来的不是狭隘自私，而是宽容与爱；不是纷争与暴力，是公义与和谐！
　　主耶稣说：“你听见有人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
　　又说“当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敌祷告”。
　　因此上，中国必须藉着树立基督教的伦理，才能防止因这些糟糕的国民性格所推动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崩溃，从而在与国际社会交往中，树立完好的国民形象！

  　　2 月27日，香港《明报》发表了题为《左派学者声讨冰点主编》报道称： “《中国青年报》属下《冰点》周刊复刊在即，北京有‘左派’学者昨日公开批评《冰点》原主编李大同，指李大同等‘自由派’所支持的‘自由、民主’代表的是某种利益集团的自由，与普通人自由无关，又批驳直接导致冰点停刊的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与电视剧《雍正王朝》和《走向共和》 ‘思想相通’，将青年奴化，使他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报道中提到三位左派学者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三人指责李大同与资本家相勾结、向强权屈从；指责袁伟时宣扬“奴化影射史学”，并称“义和团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属于不容挑战的“国家信仰”。当这种“信仰”被挑战时，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关闭冰点的行为也不能排斥，但需要按照法律进行。
    
     　看了这报道，我真的大吃一惊！
    
     　吃惊于改革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毛泽东遗毒在知识界的发作，竟然以如此无耻而恶毒的方式招摇过市，让人恍若再次置身于毛泽东时代：每次官权对开明媒体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整肃，都会有一批舆论打手紧紧跟上，专干落井下石的“脏活”。
    
     　吃惊于三位“新左派”的堕落，再一次超出了我的想象：不光是言行背离的犬儒，而且是落井下石的恶毒。
    
     　他们的犬儒表现为：观念上是社会主义者而行动上用资本主义方式赚钱，用资本主义的商业手段炒作无产阶级革命，用抨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来赚老百姓的钱。
    
     　他们的恶毒表现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遭到整肃时，他们很善于把观念之辩和学术之争上纲上线为“阶级斗争”，比如，三人指责李大同代表资本家的利益。　　
    
     　新左派的帮主毛泽东在整肃知识分子时，曾有过著名的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在毛泽东羽翼讨生活的左派们的最大发明，就是“利用政治清洗打击思想对手”。无论是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凡是左派都有极敏感的政治嗅觉，总能迅速地分辨出政治风向，恰如其分地利用官方政治来达到落井下石的目的。　　
    
    　　在中国“新左派”的大旗上，贴着两块著名的膏药，一块是“毛泽东主义”，另一块是“民族主义”。前者代表着反市场化反私有化反权贵化和优先关注弱势或底层的民粹情怀，后者代表着反美反西方反全球化反和平演变和优先关注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爱国情怀。　　
    
    　　这二者，正是当下官方主旋律中最“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既符合胡温的亲民路线和政治上学习古巴北韩的号召，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国崛起”的鼓噪。
    
    　　此次《冰点》遭整肃，标志着政治严冬的持续降温。新左们恰好抓住袁伟时文章被中宣部点名批判、李大同和卢跃刚被团中央撤职的时机。于是，借助中宣部和团中央打压自由知识分子的寒风，把思想分歧上升为政治指控，把新闻管制下的被害者指控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
    
     　真佩服新左们的大言不惭和指鹿为马，这些从来不敢挑战强权的新左们，却指责李大同们“对一切强权都膜拜信服”！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恰恰是李大同和卢跃刚敢于向强权发出公开挑战，并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制内职位。而指责李大同的新左们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哪怕是温和的公开抗议。
    
     　新左们号称最关心社会底层，但在太石村事件和汕尾血案发生时，他们却假装看不见。
    
     　新左们号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从来没有对官权压制新闻自由的蛮横进行过任何抗议。
    
     　如果新左们与自由派都坚守知识人的本分，就应该只是论战对手而不是政治敌人，无论哪一方的言论权利受到官权的侵害，只要良知尚存，即便不敢大声抗议，起码也该保持沉默。但在开明媒体和自由派知识人接连遭到迫害时，他们连默不作声的矜持都不要了，居然公开地大声地落井下石。
    
     　这样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行为的犬儒化了，而堕落为言论杀手的帮凶。
    
     　事实上，新左们不在乎任何人的言论权利，非但不关心自由派的言论权利，而且对同道的言论权利也漠不关心。比如，河南的左派张纤夫、张正耀，因散发《毛泽东 ——我们永远的领袖》传单而被判刑时，没有一位新左派站出来表示关注；反日游行中，上海当局逮捕了在网上组织游行的汤晔，也没有一位“爱国者”站出来捍卫汤晔的权利；最近，“中国工人”、“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三个左派网站被当局封杀，至今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著名新左派的抗议声。
    
    　　是的，新左派的民粹主义旗帜很绚丽，舞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新左派的社会公正腔调很高昂，唱起来，让人难以企及；新左派的爱国主义口号很响亮，喊出来，还有点震耳欲聋；但，除了绚烂、响亮、高亢的表皮之外，他们就是没有对底层民众的实际关怀，也没有对野蛮强权的实际反抗，更没有对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独裁政权的谴责。恰恰相反，他们的“良知”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在强权对敢于反抗的新闻良知者痛下狠手时落井下石。　　
    
    2006年2月2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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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想当差生
    傍晚与女儿在户外散步，她问我：爸爸，你说为什么要当好学生？
    我说：当好学生，能够得到人们更多的称赞与奖赏，可以获得精神满足，使自己愉快。
    女儿说：我认为一个差生可以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而好学生的努力目标只有考试。难道当好学生就是为了考试吗？
    我说：我不同意，好学生应该有强烈的好奇心，以获得知识为快乐。
    女儿说：我不想当好学生。我认为自己完全符合差生的标准。
    我问：差生的标准是什么？
    女儿：第一不想学习；第二不认真学习。
    女儿未经考试直接上的省重点中学，经过努力，她成绩达到全班第三，超过了那些以骄人成绩考试入学的同学。但在获得好成绩后，才发现原来做差生最快乐。听了女儿的表白，我一阵心酸。

    之二：毛主席老婆多
    政治课堂，老师点名要女儿回答问题。
    师：毛主席有什么特点？（原话如此）
    女儿：我好像记得他有很多个老婆吧。
    师大怒，“喷了20分钟口水”，还要全班同学陪着难受。后来在讲“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具体表现就是由无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党执政”，接着又讲一党专政与多党合作，女儿本来想问：请问一党专政与多党合作是不是很矛盾？因为担心全班同学陪着接受口水轰炸，罢了。

    之三：学生整治月
    走进学校大门，迎面看见一条大横幅标语：“开展学生整治月活动”，我大吃一惊。
    这个学校发疯啦？竟然要公开把学生收拾整整一个月？难道不怕学生集体逃离？不怕家长群起告状？校长也不怕派出所抓吗？再仔细一想，学校那敢如此专政学生，很可能是标语字面有误。
    这个校长本来要表达的也可能是“学生纪律”整治、或“学生学习风气”整治、“校园环境”整治之类吧，但受中国的大字报或官方政治语言习惯的影响，想言简意赅，结果把公开表达出来的意思，变成虐待学生、“收拾学生”了。
    其实一个月前，在这个全省唯一的省属重点中学还看到过另一条同样有问题的标语：创建无毒校园。一看这标语，人们就知道此前校园曾经毒品泛滥猖獗。
两个月前，在校园还看到一条问题更大的标语：要孩子们发誓坚决跟着某个政党走。
    而两年前，我在这里还看见 “一手抓教学，一手抓非典”的标语。
    笑死！

    之四：猴山为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改革方案终于完成了，其中规定：所有未经全民普选产生的政府，不得派代表进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凡是不能限期按照国际公认人权标准完成改革的独裁国家，由联合国划出几块自然保护区，把留恋绝对权力的独裁者本人送往那里，封山为王，猴群加冕。白天可以让他在那里大讲：执政为猴、以猴为本、猴权入宪，或者情为猴所系，权为猴所用，实行亲猴新政，晚上母猴则排队接受他的宠幸，好不快哉！
    及醒，才发现是南柯一梦。
    经过联想，才记得昨天看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改革方案出台的新闻，知道既未采纳美国的“五大常”常任方案，也未按我希望的以人权标准考核的入会方案，结果采取地区名额制，遗憾；加之睡前读过几篇关于黑猩猩的科普文章，结果有此一梦。
    哭笑不得。

英纯子：李律师，您好像又闯祸了。
刘路：哈哈。你还不知道我吗？惹事生非是常态，规规矩矩不自在。
英:哈哈。您个性如此，谁也改变不了。不过这次好像不太应该啊。
刘:为什么?
英：高智晟律师是您的同行，据说还是不错的朋友，袁红冰教授是您在法学界的前辈。你怎么会跟他们冲突起来？
刘：有句被人说滥的成语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七岁的时候，跟我老爸还争自由呢。何况是朋友。我这人啊，自己认准了的道理，六亲不认。
英：好像在绝食维权方面你们有分歧？
刘:我纠正你一个错误，绝食是绝食，维权是维权，两回事。
英：高律师发动的绝食运动不是为了维权么？
刘：当然不是。维权是维护法权，就是维护法律给你的权利。你在维权声明中骂政府是流氓，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合法性，等于你把政府和维系这个政府运作的法律都否定了，你还维得什么权？争权、夺权还差不多。我认为这场维权绝食运动其实是一场政治示威运动，尤其在海外各政治势力纷纷介入、推波逐澜之后，这个特征就更加鲜明了。
英:近期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政府纷纷黑社会化，殴打、软禁维权人士和异议作家，根本没有一点法治的气味，政府带头破坏法治，难道老百姓不能绝食抗议吗?老百姓没有权利示威吗？
刘：当然有权抗议，有权示威，但是你就叫抗议、示威，不要叫维权呀。
英：你在这里等着我呢。但是我还想问问，叫维权怎么了?就算文义上不合，不就是一个文法问题吗？我们又不是做语文题，您干忙那么认真？
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在中国，维权有特定的含义，维权有自己的边界，逾越了这个边界，“维权”这个词就会像“民运”、“台独”一样危险。
英：维权的边界是什么？
刘：法律。维权维的是老百姓的法权，是老百姓的实实在在的、具体的利益。因此它是一种合法行为。维权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法律条文，对于维权运动，中央以及地方当局至少在理论上无法否定其道义价值，因为它是合法的。也正因为如此，维权行为必须以法律作为边界。逾越了这个边界，它就丧失了合法性。成为政府镇压的对象。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不是所有的维权都要符合具体的法条，但这并不意味着维权可以不合法。这里的维权行为符合的是更高位的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然法，也就是正义、公平的理念。比如公民不服从运动。在这个层次的维权行动其实指向的是违背自然法的恶法以及由这些恶法所维系的邪恶制度，比如《收容遣送制度》。这种维权依然有清晰的边界，这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层次的维权和第二层次的维权必须严格分开，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时机，有不同的群体去操作。不能混在一起。
英：说到分，我必须提到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有人理解为您在这篇文章里主张中国的老百姓都只能做绵羊，连山羊都不能做，您是这个意思吗？
刘：这是他们故意歪曲啊。我说把山羊和绵羊分开，只是个比喻，这是个《圣经》里记载的著名比喻啊。这些信神的人连《圣经.》都不读，把上帝的话都曲解了，如之奈何？
英：您的意思是绵羊就是温和的维权，或者说第一层次的维权，山羊就是公民不服从，也就是第二层的维权，这两者必须分开，对不对？
刘:你的理解当然不错，不过我的文章里还有一层意思，除了维权，还有其他的政治异议活动，比如法轮功的活动，民运的活动，这些都不能否定其价值。跟维权相比，这些就是山羊，而维权是绵羊，这些政治活动跟维权自然也应该分开。
英：我明白了，但是有些读者理解为您出于知识分子的洁癖，反对搞政治，还有丁字霖教授，也受到这样的攻击。
刘：这更是恶意的歪曲。我们只是反对把维权和政治混起来搞。海外有些政治势力，这些年江河日下，看到国内民间维权人气很旺，出于某种目的，插手维权活动，打着维权的旗帜搞政治异议活动，这无异是在帮着当局谋杀维权运动。因为特别是地方政府打压维权，找不到借口，这回好了，他们送去了把柄。地方政府会说，“什么维权？都是海外敌对势力操纵的破坏社会稳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它们怎么会不痛下杀手？中央政府又怎么能不予支持？最近广东省已经出台了重点打击海外敌对势力插手维权活动的文件，今后，广东的警察等于拿到了尚方宝剑，民间维权只要有海外势力插手，可以毫无顾忌，立即镇压，这样本来有望获得救济的民间维权都会被当成颠覆行为惨遭打压了。这个后果不是很可怕吗？
广东可以出台这样的文件，山东为什么不能？其他省市为什么不能?到了那个时候，维权事业不就成了一把灰烬了吗？
英：我明白了，您跟高律师，袁教授他们在基本理念上没有本质不同，只是路径有分歧。不知我理解得对不对？
刘：在实现民主政治、实现法治社会这一点上，没有不同。但还是有些分歧。袁红冰教授虽然是法学家，但是他蔑视法治，崇尚革命，我对此不敢苟同。高律师是个有神论者，想信他命在天，天灭暴政，而我只相信理性，只相信一点一滴的累积民间资源，一点一滴的拓展生存空间，靠人民的力量和知识群体的智慧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

英：非常感谢您的精彩阐述，我想我们很多的读者通过这篇访谈，可以更好的理解您。谢谢您，李律师。
刘:谢谢。

（英纯子：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某通讯社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