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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做完几位记者的访谈，关于绝食事件我就准备缄口了。不料故友郭国汀兄又搞出一篇雄文来。郭兄饿着肚子谆谆教诲老路等，而且语气较袁先生的拥趸“燕园故人”和32位访民的谩骂也算得上“温良敦厚”，老路若再不回复实在不恭，只好勉为其难。
郭兄的文章指责老路主要有三点：其一、对袁先生攻击太过；其二、老路正在转向亲共；其三、时代需要英雄，袁高等人都是大英雄，老路攻击英雄其过不小，其罪不轻。

现容老路一一答辩。
关于人身攻击。
老路承认我的文章中存在对袁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问题。但是，始作俑者谓谁？不正是袁先生自己么？袁先生对丁子霖教授的攻击，对维权人士的攻击，直接使用“软体动物”这一侮辱性的词汇，（说是“动物”不算，还是软体的，不仅语涉侮辱，而且根本是诽谤）。郭兄说：“袁先生并非指丁子霖本身和勇敢战斗在维权第一线的律师，充其量仅是对某种现象进行的猛烈批评。”
这话真让老路大开眼界，劝解高律师的是“丁子霖本身和勇敢战斗在维权第一线的律师”，让袁先生恼怒的也是这些“劝解”的内容本身，何以“软体动物”的指责不会落到“劝解”的主体身上而落到别的什么“某种现象身上”？看看袁先生的原文，郭兄不认为这种辩护是多么苍白无力、多么牵强附会吗？
老路对袁先生的所有的批评或者说攻击都是建立在袁先生对别人的攻击这个前提之上的。正所谓“寇能往，我亦能往”，郭兄认为袁先生的问题只是“个别用辞确实存在不够恰当易引起误解之处”，“有时对他人的感受不太在意，易得罪人，这是日后应当注意改进的”，而老路则是“动辄人身攻击”，“随意指责一个法学教授”，因此让他十分失望：“深感今日刘路已非昨日建强”。
老路认为，立场应该持中，评论应该公平，郭兄虽然是我故友，老路不奢望郭兄偏向自己，至少也不能这么公然偏袒袁先生吧。
老路在这里申明，在人身攻击这个问题上，老路攻击袁先生这位法学教授有错，但是袁先生攻击丁子霖先生这位文学教授同样有错，而且有错在先，错得比老路更甚。袁先生若能向丁教授道歉，他日老路也愿意向袁先生道歉。

关于亲共
老路的批评袁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现有“燕园故人”痛骂老路是“宵小”，跟中共的立场“没有区别”，后有32位访民指控老路是“共特”，“中共豺狼”，连独立中文笔会和刘晓波先生都被株连，跟着挨骂。郭兄当然不会这样信口雌黄，却也暗示老路左转“变节”，神韵不似当年，劝告老路“无论如何不必为中共流氓暴政歌功颂德或用似是而非的论道为其涂脂抹粉”。
查老路的文章，老路与袁、高之争无非是个维权路径问题，何曾有一言“歌颂”中共？何曾有一字为“暴政”“涂脂抹粉”？既无凭据，郭兄何出此言？
如果说袁先生的拥趸和那些访民出于义愤编造老路的历史（访民煞有介事的说老路曾在青岛司法局工作，读者明鉴，老路若有那等履历，何至于被吊销执照两年之久？）诽谤老路是共特甚至豺狼还有情可原，那么，跟老路并肩战斗的一个战壕的战友，郭兄如此诛心，则不免令兄弟心寒齿冷矣。何以不同观点之争，一定要推出“敌人”的结论？这种思维不正是郭兄一直致力批判的阶级斗争模式么？
关于老路批评袁先生、反对绝食的动机，我在附后的记者访谈里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再赘述。郭兄明鉴。

关于英雄
我们这个时代是个假货泛滥、价值贬值的时代，以至于写几本书就能被捧为影响历史的伟大的“英雄”。对于这样的英雄，老路委实产生不了敬意。郭兄暗示老路出于嫉妒，诽谤英雄、贬低英雄，实在冤枉老路。盖嫉妒之产生皆因技不如人，自怨自哀而生谤心也。对于袁先生，老路素不相识，对其伟大业绩腹诽有加，对其煌煌巨著根本没读过一眼，何来嫉妒之心？对于高律师，老路视同手足，亲如兄弟，高律师也没有惊人的才情老路眼红，更没有什么煌煌巨著让老路眼热，而且老高正在难中，不知几时祸从天降，老路莫非嫉妒他天天被警察围堵？
    老路认为，丁子霖教授的话是对的，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过去了，民主之路需要一步一步地走，罗马不会一天建成。我的同行孙成志先生的话也是对的，少点说大话的英雄，多点平凡的实干家，才是维权之幸，民族之幸。
一个价值贬值的时代，不独英雄贬值，汉语语境、语言也难脱此灾。老路写下这些“胡言乱语”，权作回复，望郭兄海涵。
                 2006/2/28匆匆

【2006年2月28日狱委讯】因绝食而失踪的李剑虹小乔刚刚获释回家。同时被迫放弃了原定的绝食计划。 她感谢朋友的关注，现在已经休息。 (载自《博讯》)

少年伯格15岁那年遇到36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这以后，他们开始读书、交往。直到有一天，汉娜突然从汉堡消失了。伯格再次见到汉娜时，是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加法庭实习，而被告席站着的汉娜，是接受审判的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此时，伯格了解了一个秘密：汉娜要伯格读书给她听，是因为她不识字。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掩盖这个她认为是羞耻的秘密，汉娜放弃了提升职位的机会，去做女看守——这是不需要识字的。她甚至为了避免遭遇辨认笔迹这样可能使秘密暴露的事情，而承认罪行都是自己干的。伯格在揭示真相以解救汉娜和维护汉娜尊严间挣扎很久。汉娜最终入狱了。一段时间以后，伯格继续给她寄读书的磁带，汉娜竟然渐渐在狱中学会写字，经常写些字条给伯格。伯格从未回过只言片语。有一天，女监狱长打电话给伯格，说汉娜刑期将满。伯格去见汉娜，原先健壮美丽的妇人已老，伯格瞬间流露的惊诧和失望被汉娜捕捉到了。在伯格接汉娜出狱的清晨，汉娜自杀了。伯格将汉娜留下的钱捐给了犹太人组织。带着犹太人组织的信，伯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站在汉娜墓前。 　　这是一个让文学界震惊的故事，不大的篇幅里包含了很多，你可以说它是一部跟爱情密切相关的感人小说，可以说它是成长小说——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二战后的德国第二代人对他们的父辈，对战争的反思。也可以说，它讨论了人性与尊严。该书出版后，德国每个中学都在讨论它。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范围的阅读话题。

　　作为学者的施林克，居然以其《朗读者》（DerVorleser）而迅速跃升成为畅销书作家，这又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佳话，诚如他自言：“我本来以为，这本书太个人化，从而不足以成为畅销书。”但正如他自己所揭示的那样，正是这样一部“太德国化”又“太个人化”的小说，却唤起了世界范围广大读者的人性之思。原因可能正在于作家的问题意识直逼普遍主义的核心命题：“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因为爱上了有罪的人而卷入所爱之人的罪恶中去，并将由此陷入理解和谴责的矛盾中：一代人的罪恶还将置于下一代这罪恶的阴影之中”。

　　这是一段不伦之爱，少年伯格与妇人汉娜，年纪相差一倍余。然则，15岁的学生却爱上了36岁的电车售票员。当莱辛名剧《爱米丽亚·迦洛蒂》朗朗上口、抑扬顿挫的时候，中学生伯格作为“朗读者”“乘着情欲而来，可在朗读声中，情欲却渐渐退潮”，在那悠扬的诗剧诵读声中，妇人汉娜是“一位专心的听客”，“她时而嫣然一笑，她忽而嗤之以鼻；她一会儿愤怒难当，她一忽儿又击节赞赏”。“当她枕着我安然入睡时，院子里的电锯声已经停歇下来，只听得见窗外鸫鸟在歌唱，厨房里的那些东西斑驳陆离，或明或暗，全都笼罩在一片暮色之中，我也沉浸在一片无边的幸福里头。”这种感觉，就叫做幸福。

　　我想，在汉娜死后、于风中临立的伯格，如果能诵读汉语，涌到心头的，一定是李商隐的那首“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绝唱。

　　或许是苏东坡的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或许是想到了在法庭上见到汉娜的情景。从不伦之恋的青春殇逝到严肃义正的法庭辩论，对于少年伯格而言，经历的不仅是青春期的性与爱之惑，还有成长期的罪与罚之苦。后代人对前代人是怎样的态度呢？虽然，“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但后来者批判者的立场却并无二致，少年伯格仿佛就是那代人的发言人：“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忍过的，社会容忍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1945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暴露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然而,这代少年，他们可曾反躬自省，他们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得以成长，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当将别人钉在耻辱柱上的时候，自己又将定位何处呢？更何况，耻辱柱上容纳的，很可能也与他们自己密切相关。伯格所遭遇的，正是例证。

　　监狱之中度过余生的汉娜，不知究竟是何种心境，正如她在法庭上直言不讳自己的经历一样，当她听到伯格给她寄去的录音带时，当《奥德赛》、凯勒、冯塔纳乃至海涅、默里克的作品都以声音的形式在监狱中淙淙流淌时，那会是怎样的感觉？当两人最终得以见面时，“朗读者”的诗情画意都为现实的沧桑“雨打风吹去”，当老妇人汉娜的容颜不再如花般亮丽，当岁月的沧桑已飘散入人心的深处时……生命或许也已早就失去了意义。

　　伯格没有迎接到汉娜，好在他们在电话里已道过“再见”。悬梁而尽的汉娜，之所以在承受漫长的监狱生涯，而又拒绝走出监狱，其实意味深长；同样，让伯格经由监狱长的介绍，通过实物与实地了解看到汉娜的监狱生活，那种对爱的记忆（剪裁下的报纸照片上的伯格毕业照），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向往”（抄写的诗句），乃至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后事的遗嘱……让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感中，感受到由二战到废墟的德国历史，一步一步向我们压迫过来。如此近距离的呈现伏罪之后的汉娜形象，使得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小说讲述了法律条文在回答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道德灾难问题时的束手无策。”

　　然则是耶非耶，我们却无法给出答案。一部真正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其意义或许就在于此。作为作家的施林克，实可谓“大器晚成”，43岁方出版首部长篇小说，而此作甫一出版，就获得了超乎预料的读者反应；但我们不应忘却的，他首先是一名法学学者。我以为，此作的成功，给我们进一步理解文学的价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个案。它固然有文学的元素，其实更多德国文学的特色，即哲理性思维的潜入其中；而没有答案的开放性叙述，更显得其思想史上的意味深长。反观当代中国文学，我们曾有过何等悲壮惨烈的近代史啊？从甲午到戊戌到“五四”到“七七”再到“文革”，我们的普遍反思竟又如何？莫说质量，我们能认真反映过往历史的小说数量又有几何？“吴宫花草成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希望后人莫复哀后人。读《朗读者》，思中国人。

《朗读者》

[德]本哈德·施林克著　钱定平译

译林出版社

　　现在回头来看，可以说2004年是青春文学最为热闹的一年。郭敬明的数部作品继续保持在榜，韩国美少女作者可爱淘的《那小子真帅》《那小子真帅2》《狼的诱惑》《狼的诱惑(终结版)》都是超人气畅销书。韩寒在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推出的新一部小说《长安乱》也是锋芒一时，对读者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而进入

2005年来，一部名为《碎脸》、作者署名鬼古女的“玄异怪潭”的小说燃起了出版界“悬疑”之风。同时，由知名作家张宝瑞悬疑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一双绣花鞋》与《梅花档案》纷纷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收视率。从高居图书排行榜数月的知识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到蔡骏的一系列原创悬疑作品《荒村公寓》、《地狱的第19层》……种种迹象表明，悬疑文学正在市场细分中，显露其超强的魅力。同时，由荧屏的“戏说”风催生的一批“正说历史”图书集中上市，形成一股深受关注的出版热潮。

　　在这几股强大的出版热流夹击下，相对来说， 2005年青春文学显得有点稍逊一筹。不过，近期该系列图书似乎又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回升气流。这当中最为惹眼的当数可爱淘的《局外人》一书。大玩悬疑爱情，可爱淘又一次创造了畅销神话。韩寒最新推出的《就这么飘来飘去》一书也是一经上市就立马上榜。与前几本韩式书的封面不同的是，这次封面就是韩寒自拍的照片。“漂来漂去”来自于赛车，韩寒形容这种漂来漂去是–“先给我感觉，给我排气管的声音，让我在半夜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传说”；另一方面是这个书名也表达了他对三年生活的感悟。

　　继长篇小说《年华是无效信》之后，青春文学代表作家落落日前再推佳作–《那些生命中温暖而美好的事》，这也为2005年青春文学平添一抹温暖的亮色。被少男少女亲切地称为”文字女巫”，被媒体称为”新一代青春文字掌门人”的饶雪漫，近来也有不俗的表现，推出了《糖衣》一书。同时，《草样年华2》《恶魔之吻》等图书也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也许是对于一大批正处于青少年来说，他们正处于成长的青春期，有太多的梦想和渴望，需要生存的空气，需要有个情感和情绪宣泄的出口吧。

　　近段时间来影视同期书可以说是图书市场的一大新亮点。央视版《京华烟云》在华丽中落下帷幕，随着此电视剧的热播，林语堂的原著也正卖得酣畅。 除《京华烟云》外，刚刚热播的《亮剑》、《大长今》以及超级女声的系列书籍也销售得如火如荼。在王府井书店的销售排列榜中，《亮剑》一书的销量为276册，《京华烟云》的销量更是高达343册。而在北方图书城，这两本图书的销量也分别为308、160册。影视同名书的热销在抢占读者的同时，使读者市场分化，造成了叫板纯文学市场的势头。

　　应该说，当前文学和影视的联姻越来越多了。图书与影视的这种“套种”或“嫁接”，是喜，是忧？影视同期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不同的人士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如果是以有质量的艺术创意和艺术蓝本为前提，作为一种面对市场的文化娱乐品的生产经营模式，可以被文化产业关注或借鉴。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应能起到一定的相互提携效果，从而达到“双赢”目的。另一种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商业炒作的成分比较大，与文学本身的艺术追求没有多大联系。对影视同期书，有不少学者、评论家也表示忧虑。他们认为，由于出版业竞争激烈，一些出版社怀着”分一杯羹”的不良心态，草率盲目地上马影视同期书，这多少有点不明智。

　　其次，说到该期最为火热的图书，就不得不提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了。说实话，刚听说该书推出第二部的时候，笔者还对它的市场前景颇有怀疑，但是，看到该期该书在全国各地书店销售榜中 “一路狂奔”的态势，真是顿生倾佩之情。单挑红学界，刘心武的出现，着实为今年的“红楼热”浇了一把油。据悉，在某网站上关于“你如何看待红学界与刘心武之间的这场论争？”中持“支持刘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红学的自由”的有76.27%，“闹剧，这是一种炒作”占17.8%，认为“红学家们的说法很对，刘心武在误读”的则只有5.93%。看来不管骂也好，支持也好，这最终受益的还是人家。

　　该期，杨杨推出的新书《不能承受之“亲”》也开始出现在了排行榜之中。该书是国内第一部反性骚扰行为小说，它讲述了4个女人的曲折故事，她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遭遇了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换来了不同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这一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实况记录。

　　走过花园，有的人看到了花红叶绿、蝴蝶飞舞，有的人看到了残根败枝、污泥遍布，也有人什么都没有看到。而见介师走过花园，遇见处处尽是佛陀。《和佛陀赏花去》一书记录的是一段出家人的心语，一种深沉的生命感悟。

　　

　　2005年2月6日晚，流氓燕接受了天涯了望台和天涯网友的在线访问，当晚场面相当热闹，对话记录的访问量为13562。以下为访问记录摘选。
　　
　　流氓燕
　　
　　湖北人，现居广西

南宁市，单身母亲，职业是医药代表。已在网上发表20多万字的文字作品，其中有日记、散文、小说等，部分作品作者以“雨燕单飞”这一ID发表。
　　
　　关于网络：网上疯狂并不影响现实生活
　　
　　网友：作为一个母亲，你为什么取个“流氓”的名字？
　　
　　LMY：首先我想网络并不拒绝已为人母的女人，而我在网络里玩起来，完全就沉醉在精神领域里忘记了现实中的一切。
　　
　　我疯狂，呐喊，激愤，也宣泄着内心的某种渴望，这些因素都反映到我的文字里。
　　
　　结果朋友们都戏称我：流氓燕。后来我便注册了这个马甲。
　　
　　网友：你现实中的生活会否因网络改变什么？你会因为别人的话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吗？
　　
　　LMY：应该不会改变，我嘴上想做淑女给大家看，可是没耐心，还是愿意这样傻下去。
　　
　　关于生活圈子：同事朋友都能理解我的疯狂
　　
　　网友：请问流氓燕转型的动力是什么？
　　
　　LMY：其实很多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原来有个ID叫雨燕单飞，现在杂谈的流氓燕就是从前的雨燕单飞。
　　
　　为什么雨燕单飞这样的性情会出现“流氓燕”这样的ID呢？人生的压抑与渴望，让我疯狂———我只能这样解释。转型，其实不算是力量的驱使，是呐喊之后的疲倦，也是挣扎之后的一种妥协。
　　
　　网友：你现在连照片都公布了，完全没有个人空间，你的感情、心理都展示在大众面前不说，万一遇到生活中的同事亲戚，何以面对？尤其是你的几个男友。
　　
　　LMY：首先是上司、同事，我们公司有一部分会上网的同事经常用我的电脑，所以我的网名，几乎全知道了。
　　
　　我跟老总原来也是朋友，大家都是成年人，跟公司同事也是酒友。我是个单身，在网上疯狂他们都能理解，并且他们都没兴趣过问。
　　
　　我的几个男友？这个我没考虑过。现在只有一个男友，也许终将也是来去如风，无牵无挂，我喜欢自由。
　　
　　关于名气：惊世骇俗的流氓文字让我成名
　　
　　网友：你认为你的名气是来源于文字还是你的性态度？在天涯里有不少对你的言行不理解甚至持批评态度的网友，尤其你的个人网站因网友举报遭到中国网络扫黄中心的查封，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LMY：应该是因为我的性态度，和那些惊世骇俗的流氓文字。用韩小邪的话来说，“流氓燕，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就是因为我太“不要脸”，到了让世人震惊的地步，所以……
　　
　　我之所以有了“名气”就是因为大家都太优秀了，太守规矩，出了我这个极不遵守常规的人，就成为众矢之的。
　　
　　关于他人看法：我无意勾引任何人
　　
　　网友：你从情色写手转为文学写手，是什么原因让你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你不担心因此而失去众多的情色Fans吗？LMY：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依靠情色来长久地吸引一些网友，我一直还是想大家认可我的为人，我的文字，我的性情。我无意勾引任何人。
　　
　　这也是我发出视频图片的原因。
　　
　　网友：身为一个女人写得这么大胆，有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样看待你？
　　
　　LMY：我想那时候（写文章）就有一种情绪在指使着我，好像一种玩火的心理，自焚也罢了。倒没有想过别人会怎么看，因为一个成年人谈性事并不怎么不合理。
　　
　　关于女儿：我不愿女儿像我这样
　　
　　网友：你不害怕女儿看到你的那些与性有关的帖子吗？如果你女儿以后也是和你一样你会怎么想？怎么做？你把女儿的照片曝光了，不怕她受影响么？
　　
　　LMY：美国比中国更早出现网络，美国的色情论坛比中国少吗？美国的儿童教育有问题吗？我相信没有。是中国的性教育有问题。一切的封闭教育都是最傻的行为。
　　
　　我跟天下母亲的心是一样，都希望女儿幸福，当然不愿意女儿像我这样。我不怕她不像我，我怕她像我。因为我在现实生活中能自理，为人也过得去，我比较满意自已。
　　
　　很多妈妈把孩子的相片贴出来，我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啊，我并没有丢她的脸，并不是一个淫乱的妈妈，我努力生活，一直努力，相信有一天，她为因为有这样的妈妈而骄傲。

 

中央广播电台二十三日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播出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和中国独立笔会会长，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对谈。吴钊燮对于「废统」提出说明，刘晓波则表示，相当羡慕台湾从威权过渡到民主社会，并说大陆的民主化才是两岸关系安全的来源。

这是非常难得的台湾官方跳过了共产党，和大陆人民的直接对话，值得大书特书。

在台湾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和中国谈就得和中共谈；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那没问题，但是中共却是个极权政党，台湾有必要把「极权中共代表中国」视为那么理所当然吗？

如果由官方带头，不管蓝绿大家都来和「大陆同胞」联合，今天是刘晓波，明天是正在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绝食接力」运动推动者高智晟律师，不仅能够起到保护这些民运人士的安全作用，也让眼中没有人民的中共一日日的气虚。

当大家都可以和中国百姓对谈，连宋和中共握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自由时报

今年秋天，一座三米多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附近破土动工。这座青铜纪念碑取材于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期间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血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该雕像被中共的坦克碾碎。

1993年，美国国会就通过决议，要在首都华盛顿建立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和博物馆。为协调各方工作，成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基金会为纪念碑的征地、设计等做了大量工作，破土动工已经指日可待。

修建该纪念碑的款项全部来自个人捐款。深受共产主义制度荼毒的民众，不管是前共产主义国家，如东欧诸国，或是现共产主义国家，如越南，得知筹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消息后都纷纷解囊相助，筹集款项的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中国是共产主义制度最大的受害者。中共建政前发动的战争，建政后造成的种种灾难和祸患，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死于非命，饱受折磨，困顿不堪的人群无以数计。中国人与其它国家和民族相比更应该铭记这场尚未结束的灾难，抛弃中共，早日埋葬共产主义制度。

为无数死去的父老，为依然在中共铁蹄下挣扎的兄妹，为子孙后代不再受共产主义制度的戕害，请海内外华人慷慨解囊，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捐款。

捐款方法一：直接捐款给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是在美国注册的非盈利组织，美国居民捐款可以抵税。

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联系方式：

电话：202-608-6186
传真：202-608-6136
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网址：www.victimsofcommunism.org
邮寄地址：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1521 16th S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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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支票抬头请写：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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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者也可将捐款寄交中国信息中心，由我们汇总一并寄交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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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捐款是华人铭记历史，离弃共产暴政的体现，因此无论捐款数额大小我们都表示诚挚的感谢。我们将在本网公布所有捐款者的姓名（如不愿意公布真实姓名，或希望使用化名者请预先告知），但不公布捐款数目。最终名单将在本网永久保留，并交由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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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首发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慕尼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开始猜想电影的结局该是怎样惨不忍睹的悲剧：暗杀小组的负责人艾韦恩被蒙上眼睛，带到一个隐秘而美丽的花园——后来我才晓得，那是整部电影最安宁的一处所在——拜见那个很有《教父》中马龙·白兰度之风神的法国老人，他领导着一家不与政府合作的地下组织，靠出售情报为生，四处杀人放火的艾韦恩已是他的老顾客。当时他正在厨房做菜，喊艾韦恩——他曾干过厨师——过去帮忙。洗菜的片刻，他盯住这位客人的手，感叹了一句：对一个好厨师来说实在太大了，要不是因为我和你一样长了屠夫式的双手，我本来可以成为烹调大师，我们真是悲剧人物：屠夫的双手，善良的心灵……

屠夫的双手，善良的心灵，这种无可调解的矛盾构成了艾韦恩和他的四名同伴的悲剧。这是五名具有人间情怀的普通人，而非残忍冷酷的杀人魔王。让他们执行一项血流成河的复仇任务，可想而知是何等艰难。杀人不再是暴力，不再是优雅的行为艺术，而是与盘踞他们内心的魔鬼作战。他们前几次相当笨拙的暗杀行动，会让人想起黑泽明的电影：杀死一个人竟然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周折，承受那么多的苦痛。譬如他们暗杀的第一个家伙，是将《一千零一夜》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意大利语的作家，当这位先生从喧嚣的广场走回黑暗的寓所，被两个比他还要惊慌失措的杀手包围，他先后听到这样犹豫不绝的质问：你是威利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来吗？……确认了半天，艾韦恩和他的搭档才下决心开枪。他们接下来的一次暗杀更为惊心动魄，因为怕误伤到那个政治家的穿红衣服的小女儿，暗杀计划居然在最后一刻被延迟，而且差点报废，直到女孩走出炸弹的引爆范围，他们才按下遥控器，瞬息灰飞烟灭，政治家升入天堂。

在我看来，《慕尼黑》力图呈现的主题尽管异常宏大：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黑九月，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民族仇恨，恐怖主义等；但是最终的落点却极为平常，那就是几个普通人的爱恨情仇，他们如何面对家国冲突，如何战胜心灵的恐惧，如何走向生命的虚无，直至与汝皆亡。完全可以说，斯皮尔伯格并不在意能否复原历史的影象，而是竭尽心力去关怀大历史中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这些小人物参与着历史，同时亦解构着历史。当艾韦恩和他的同伴沾满鲜血的手不再颤抖，他们的心性却开始动摇：这样的复仇是否符合习以为常的正义观？暗杀的结果能否祛除积压于心头的仇怨？当他们无奈地发觉民族冲突的无休无止，杀死对方一人，立即有人补缺，而且展开更狂热的报复；当他们的队伍日渐稀疏，战友们纷纷倒地牺牲，只余下艾韦恩孤单的身影，整个行动的正当性已被消解殆尽，大写的历史被架空，打动人们的惟有艾韦恩具体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女儿的爱，对同伴的爱。

普通人没法支配历史之舵，但他们更不愿对历史亦步亦趋，两难之间，他们空余迷惘。这便导致了《慕尼黑》主题的暧昧不清，亦成为这部电影最为人诟病的一点。而我以为，这正是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为拍摄《辛德勒的名单》，他前后准备了八年，主要是因为他一直不能解决那个纠缠他的致命难题：为什么辛德勒这样的奸商和花花公子，可以毅然舍弃自己辛苦赚来的万贯家财，去拯救落难的犹太人？直到电影拍完，他说他依然没有找到答案。或许本来就没有答案，这属于人性的奥秘，置身其中的人类永远不可能探察清楚。《慕尼黑》也是一样。斯皮尔伯格尝试着追寻恐怖主义的本源，以及对抗它的利器。但他找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电影的结尾，精神几近崩溃的艾韦恩向上司请求退出暗杀小组，上司不同意，却劝说他回家，回到祖国这个家，民族这个家，他的父辈们用无尽的鲜血与生命构筑的这个家。可是对艾韦恩而言，这个“家”太大，他只想邀请上司到他的那个小家吃顿晚餐，看看他的出生没多久的女儿。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必然分道扬镳。这等于是说，斯皮尔伯格让民族正义与个人自由各行其道，而非将对方消融：既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也不是用民间的温情遮蔽“大写的历史”的恐怖。仍然没有答案。《慕尼黑》走上了《辛德勒的名单》的老路。

不知这算不算素常意义上的悲剧？它毕竟没有在最快的时间内骗取到我们廉价的眼泪，我们疲乏的震动。但艾韦恩的生命不可能静止于电影结尾的风口，他势必要做出选择，要么是服从上司的命令，要么是拒绝——而拒绝意味着对抗，意味着承付来自祖国的裁决。而且他还有那么多的外敌，尽管他解甲归田，但民族仇恨肯定不能宽恕他在过去犯下的罪行。他会怎么走下去呢？或许只能遵从电话里那个法国老人的召唤，去远方的花园，去作他的儿子，去过一种田园牧歌的生活。而我们必须相信，甚至要欺骗自己：没错，那正是《慕尼黑》的方向。

可《慕尼黑》中的花园不是唯一的。让历史倒退20年，让我们的目光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朝鲜半岛，让我们的思维抛开十步杀一人的恐怖主义，来面对一场硝烟弥散的南北战争，那么，我们便可能邂逅一处比法国的小花园还要宁静祥和的好地方，它的名字叫“东莫村”，真正的世外桃源。纷繁的战乱无法打破东莫村村民的美妙梦境，相反，那些偶然闯入村子的士兵却被他们的淳朴民情所感化，放弃了曾经势不两立的仇恨，最终成为这座桃花源的忠诚捍卫者，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欢迎来到东莫村》是韩国导演朴光炫的力作，据说是2005年度韩国最叫座的电影。能激起这么壮观的市场，想必会有打动普罗大众的精彩亮点。可我看完之后，却大略有些失望。正如一位朋友所言，这是一流的选题，二流的拍摄技术，而观众却有些不入流。能对这样一部叙事简易的电影趋之若骛，恐怕内心焦渴到了极点，或许，我们还可以窥见韩国人祈望南北统一的民族心理——想到这里总难免触景伤情，难怪我在琢磨该电影的剧情之时，内心却浮现“为什么陈凯歌与张艺谋拍不出这种题材”之类的埋怨，当然，聊以自慰的是，我们已经拥有姜文的《鬼子来了》，只是被狗日的广电局下了封杀令而已。

继续说《东莫村》。我得声明，上面判定它“叙事简易”，并非贬低之言。或者可以换一种表达：这部电影拍得很老实，干净，情节上没有半点拖沓，除了某些慢镜头比较折磨人的眼神。而这些特性，我以为都是由该电影的主题所决定：本来是干戈相向的敌我之争，用什么来消除他们的敌意和怨恨，同时亦不必付出生死的代价？之于《慕尼黑》，这类争斗永远无法消弭，所以最后的局面是冷冷的僵持，斯皮尔伯格宁愿将奢侈的镜头聚焦到艾韦恩的个人悲剧。这是洞穿人性的深刻，但悲观。而朴光炫毋宁怀有美好得近乎天真的意念，他虚构出一个幻城般的东莫村，一处与战争毫无牵涉的桃花源，从这里涌现的汩汩温情，融化了隔离南方与北方的坚冰。甚至，我们不妨推想朴光炫借助《东莫村》的终极诉求：不仅仅是消解仇恨，而且在呼唤统一：电影的后半部，韩国的表铉哲少尉与朝鲜的李秀华司令员同仇敌忾，将枪口对准代表着外来势力的美国飞机。

而在这种意义上，估计一个避世的“桃花源”，已然不能容纳东莫村隐喻的力量。这个不足百人的小村庄，不再具备平面的地域性质，而是升华为一种人性的自然与美好的集合。我们不晓得村民们是否与世隔绝到“不论有汉，无论魏晋”的情状，但是他们对于步枪、手雷等武器的陌生，难道不是对暴力的天然反感？他们对南北之争的不感冒，笑嘻嘻地观看表铉哲一方与李秀华一方宁可在大雨中挨淋还要决然相对的窘态，难道不是对二元政治的嘲弄？当恩仇尽泯的五名士兵为了守护东莫村的安全，以舍身成仁之志与美国飞机展开殊死搏斗，那一晚炮火连天，死伤无数，可村民们依然满面微笑，仿佛在看元宵的璀璨烟花——不要怪他们冷漠，他们的认知力还没有进化到那一步——难道不是人性最善良的见证？表铉哲与李秀华们初入东莫村时还是金刚怒目，出来时已经菩萨低眉，难道这个村庄还有净化灵魂的奇效？——除非它是天堂。

李安曾经这样诠释《断臂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我很喜欢这句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伤痛，都有缺憾，都有对未来的期待。我愿意无限引申下去：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东莫村，这是美好的一面；而每个国家都有一个慕尼黑，这是悲惨的一面。这两面都不可或缺，它们的黏合构成着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国家。——写到这里，我发现这篇评论倒是能够自圆其说，东莫村（法国花园是它的一个影象）确实是慕尼黑的方向。从慕尼黑到东莫村的距离，就是从噩梦到美梦的距离，从绝望到希望的距离，从黑暗到光明的距离，从地狱到天堂的距离——但愿不是从硬币的一面到另一面的距离，那样将永无抵达的可能。

2006年2月26日于宁波

如果自己当皇上，西方故事是用金扁担挑水；东方故事呢，自己要天天吃饺子。如果关于防寒服呢？网络上最近就是流行这样的想象。其实呢，本来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象，这很是应该的事情，而不约的想象地能同走到一起，可以是众望所归，也可能并非如此。

我觉得，本来呢，如果是裁缝，这是件很愤懑的事情；如果是农民，兴许觉得人家的防寒服就是结实；如果是工人，当下可作为简朴了；于是呢，知识人物猛然惊呼起来，这简直就是艰苦奋斗的模范。学术上最新的评语是，一件穿上防寒服的意义可以体现出“资源配置”。

直觉地想象，一件防寒服骑着自行车，冒着凛冽的西北风，顶着漫天飞雪，灌着满大街汽车尾气，还每天从脖子轴上揩着油腻。十年下来，别说老化什么的，一定陈旧地很辛苦了。其实呢，这不过是底层的想象，底层防寒服的想象。

一件衣服穿上十年，时尚的含义还可以是，十年过去，体形未变，保养和锻炼都很好。这不大是底层思维去想象的。再有，除了前几年以来的唐装外，很少见到上年纪的人把自己装潢得时尚，所以，“守旧”是对上年纪人的一般定义，偶时不也见到一些中山装把自己穿得很文革的么！

我觉得，应当是裤衩背心厉害。别说冬夏两栖都要值班，风雪雨雾也要在岗，就数裤衩背心受累了，据习惯统计，他们不仅白天满处跑，好像绝大多数晚上也要做夜班。当夸奖防寒服的时候，一个“十年”，就好像人家裤衩背心经不住关于腐败的考验似的。

即使同意说防寒服不大值夜班，我看，防寒服白天也老是脱岗。比如讨论汇报会的时候，或者乘坐防弹轿车的时候，或者在大厅礼宾时候，也或者在接见洽谈的时候。在比照裤衩背心上厕所的时候都在班可能不大合适，难道所有的防寒服都一起蹲茅坑？显然不是。

算下来，防寒服之所以皮实，全在于个性条件苛刻。哪像底层那样一会儿滚火锅去，再一会儿蘸着麻辣烫去呢？肯定不会那么大排挡地作派。油渍麻花地挤公共，别说这溜滑的防寒服，就算是羊绒披风，没几年也早就成了老师傅的大围裙了。没有点别的功底，成么？

皇上是不挑水的，所以即使皇上打造了一条金扁担，也是展览用的。皇上不会天天顿顿吃饺子的，还会喜欢吃窝头的，虽然可能是栗子面的。看到卫生间，公共厕所语境下，兴许会觉得这家伙怎么这么害羞呐，保持处子若动的纯洁。

模仿时尚的话来说，总有一件衣服让自己有用。一件婚纱，就是最好自己只享用一次，这在于婚纱的专用，用了十年的婚纱能让谁来感动？如果一件开裆裤用上了二十年，这至少是本人的不幸，谁能精心地赞美那朴素的思维为何依旧艰苦？

像一下，时尚也罢，新潮也罢，新衣也罢，通常和女性心理相符，或也是儿童心理的偏好。男人么，不帅的采用服饰显帅，帅了的或者帅过了的，兴许会哼着“俺已经不帅好多年”地自豪了，常人之心、常人之举，当然也是常人之帅。

看了看那件防寒服，觉得它很幸运，相信常人不大会穿上十年。别说我穿上，从背后看着像是送信的，再抖擞，就能像是送电报的了？只有这件防寒服，怎么看怎么不像是邮局公差，怎么看怎么都是正正经经的伟大风范。

穿者无心，察者有意。没这份心意，当不会兴师动众一番热闹。其实呢，比如俺，一件夹克已经穿了十四年，春夏秋冬全天候地穿，至今还在使劲儿地穿。还没听到过关于艰苦朴素的表扬，可总是偶有啧啧窃笑：这家伙简直是二十四气节不懂的怪物，嘿嘿，其实是那衣服真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