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朦胧诗派主要奠基者北岛任总顾问的爱琴海—-国内首家网络人文周刊（主页、博客、论坛/纯非营利性），继一月份推出爱琴海杯中国80后诗歌大赛之后,现隆重推出爱琴海杯“绝望与希望，我看中国”杂文征文活动 。
爱琴海网致力于中国新文化力量的凝聚与发展.这次活动秉承“在麻木中催生觉醒,在谎言中说出真相，在腐朽中孕育重生，在黑幕中寻觅希望”的网站宗旨，宣人文主义之光辉，扬民主宪政之精神，兼诸子百家之宏言，容意气书生之新论，呼吁广大文友网友关注大变局前夜的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重整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良知，展望自由、民主新中华的文明前景。届时将邀请著名社会学专家，时评家、杂文家、网络评论家和重要社会评论论坛版主担纲评委。热诚欢迎海内外时政评论与杂文写作者踊跃参赛，在中国新文化复兴的前夜留下你的足迹，展示你的才华！
活动主办方：爱琴海网站
评委会成员：5名（名单略）
评委会主任：羽 戈
评委会秘书长：南方在野
参赛对象：海内外所有汉语时政评论、杂文写作者、爱好者
参赛方式：网络投稿
投稿地址：爱琴海论坛（http://www.77sea.com/bbs/index.asp?boardid=46）《 蓝色道路 》[社会评论专版]栏目
投稿时间：即日起截至2006年9月20日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发给证书和奖金）
二等奖两名（发给证书和奖金）
三等奖三名（发给证书和奖金）
优秀奖五名（发给证书）
新锐奖十名（发给证书）
优秀跟帖奖三名（发给证书）
注：上述获奖者，本网站将视具体情况，诚聘请为本网论坛各栏目版主及荣誉版主 ）
投稿指南：1）免参赛费。 2）体裁为杂文，每人限1－3篇（每篇500—2000字，特殊者例外）。 3）投稿方式为直接在本论坛《蓝色道路 》[社会评论专版]栏目上发主贴。 4）请在主贴标题前注明“参赛”字样，最好附个人简历。不符要求投稿视为 无效。 5）欲获得“优秀跟帖奖”者，请积极在网友文章后跟贴。 6）评选结果公布前，我们将通过站内短信方式告知入围者提供具体通联方式。
奖项产生方式：
1。 海选：大赛工作人员按“投稿要求”集中所有有效参赛稿件，递交评委会。
2。 初选：每位评委审选出20名优秀作者入围，统一交由评委会秘书处整理。初选 将考虑广大网友/杂文爱好者的跟贴人气与意见。
3。 复选：针对初选结果，全体评委对入围作品进行投票，产生各奖项名次和最终奖项，2006年9月20日公布大赛结果。
4。 活动期间每天选三条最精彩跟贴，于主页滚动展示，称为“蓝色格言”。个人 “蓝色格言”的数量，为评定“优秀跟帖奖”的主要标准。
获奖作品结集出版：组织者将把所有获奖作品编辑成书（书名待定），06年底前交出版社正式出版。
未获奖作者待遇：获奖作品集中将列入所有参赛者的名录，以展示中国当代杂文创 作新动力的整体阵容。
参赛说明：
参赛者可登陆 http://www.77sea.com/ 或以“爱琴海”、“爱琴海网”实名搜索 登陆，进入爱琴海论坛即可。 所有参赛作品都视为自动向爱琴海网投稿，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爱琴海网享有选编权（即在爱琴海主页刊登及编辑成书的权利）。
爱琴海网站工作人员均不参赛。
为了共同促进中国当代杂文和人文思想的进步与繁荣，敬请广大杂文爱好者、网友将此公告广为转贴，一并致谢！
爱琴海杯“绝望与希望，我看中国”杂文征文活动组委会
附:
“爱琴海杯”中国80后诗歌大赛公告
爱琴海网是一家非营利性的、国内首家网络人文周刊（主页、博客、论坛）。她致力于中国新文化力量的凝聚与发展，2006年将隆重推出一系列文学类、艺术类、时政类杯赛。此次“爱琴海杯” 中国80后诗歌大赛是其中的一项，邀请著名诗人、诗评家和重要诗歌论坛版主担纲评委。热诚欢迎海内外新一代诗人踊跃参赛，在中国文艺复兴的前夜留下你的足迹，展示你的才华！
总顾问：北岛
顾问团组成（排名不分先后）：
王燕生、徐敬亚、林辉、柯平、伊甸、潘维、宋琳、韩东、西川、王家新、李亚伟、欧阳江河、默默、唐晓渡、陈超、谢有顺、李少君、羽戈、力虹、晓鸣、沈方、池凌云、陈剑冰、泉子
评委会主任：柯平
评委会委员：五名，名单从略
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姚仁磊
参赛对象：海内外所有出生于1980年后的汉语诗人
参赛方式：网络投稿
投稿地址：爱琴海论坛（http://www.77sea.com/bbs/index.asp ）《汉诗天空》栏目
投稿时间：即日起截至2006年4月20日
奖项设置：
一等奖一名（发给奖杯、证书和奖金）
二等奖两名（发给奖杯、证书和奖金）
三等奖五名（发给奖杯、证书和奖金）
优秀奖十名（发给奖杯、证书）
新锐奖五十名（发给证书）
投稿指南：免参赛费。体裁为现代汉诗，每人限1－3首（每首行数不超过100行，特殊者例外）。
投稿方式为直接在本论坛《汉诗天空》栏目上发主贴。请在主贴标题前注明“参赛”字样，并附个人简历。不符要求投稿视为无效。评选结果公布前，我们将通过站内短信方式告知入围者提供具体通联方式。
奖项产生方式：
1. 海选：大赛工作人员按“投稿要求”集中所有有效参赛稿件，递交评委会。
2. 初选：每位评委审选出20名优秀作者入围，统一交由评委会秘书处整理。初选将考虑广大网友/诗友的跟贴人气与意见。
3. 复选：针对初选结果，全体评委对入围作品进行投票，产生各奖项名次和最终奖项，2006年4月25日公布大赛结果。
颁奖事宜：2006年“五·一”黄金周期间在美丽的天堂——杭州举行颁奖活动，届时并举行获奖者与著名诗人、作家之间的互动沙龙，以及互赠新书、同题诗创作笔会、媒体采访等其它精彩活动。
获奖作品结集出版：组织者将把所有获奖作品编辑成书（书名待定），06年底前交出版社正式出版。
未获奖作者待遇：获奖作品集中将列入所有参赛者的名录，以展示中国80后汉语诗歌创作的整体阵容。
参赛说明：
参赛者可登陆 http://www.77sea.com/ 或以“爱琴海”、“爱琴海网”实名搜索登陆，进入爱琴海论坛即可。
所有参赛作品都视为自动向爱琴海网投稿，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爱琴海网享有选编权（即在爱琴海主页刊登及编辑成书的权利）。
爱琴海网站工作人员均不参赛。
为了共同促进中国当代诗歌的进步与繁荣，敬请广大诗友、网友将此公告广为转贴，一并致谢！
“爱琴海杯”中国80后诗歌大赛组委
陈奎德：五十年回首：反斯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非斯大林化运动
The Secret Speech and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by Nikita Khrushchev
50年前的今天，1956年2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红墙深宅内的一篇秘密报告，改写了人类历史走向，预示了共产主义在冷战中的最终败亡。
这篇报告，就是当时苏联头目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演说。
该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东西方的冷战随即登场。在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决心强化对东欧的共产主义控制。于是，从1947年到1948年2月，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落入苏联的掌控之中，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一个以莫斯科为最高指挥核心的政治军事的共产主义“神圣同盟”——社会主义阵营诞生。
但是，暴君尽管掌握有绝对的政治军事权力，但却无法抗拒自然的力量。1953年３月５日晚上９时５０分，超级红色沙皇斯大林停止了呼吸。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最高当局经过迅速处决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实行了一段短期的集体领导。随后，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带有某种旧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团失败，而具有一定革新倾向的赫鲁晓夫，通过对斯大林的传统政治结构的某种反叛，通过与二战英雄的元帅们和中央委员会结盟，脱颖而出，成为权力中枢。
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象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地改变历史的进程。”
获得最高权力后，赫鲁晓夫开始向斯大林遗留的帝国挑战了。第一个战役，便是他在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
紧接着，赫鲁晓夫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他释放了几乎全部政治犯，为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下达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一些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达所有的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
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
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从制度上消除除控制了社会的、无孔不久的秘密警察机构，但至少在除掉贝利亚之后，秘密警察对党和军队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规模的平反运动中看到了野蛮的政治恐怖后，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轨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样，在处决贝利亚和大规模平反之后，“人们才开始过另一种生活，才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 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对政府委员也是如此。
在某种程度上，秘密报告在苏联第一次打开了人们头上的精神牢笼，而俄罗斯的深厚人文传统在艺术家身上迅速复苏。一批老作家获得了平反，一批新作家也随之诞生。这一时代是爱伦堡的小说《解冻》（1954）命名的。一九五七年，帕斯捷尔纳克在国外发表的《日瓦戈医生》，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在苏联发表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以及在这期间涌现的青年诗人叶甫图申科。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其作品的文学成就。一个文学与艺术的春潮在解冻时代泛滥起来，汹涌澎湃。富有影响的解冻文学以及其他文学作品还有杜金采夫的《不只单靠面包》，西蒙诺夫的《军人不是天生的》、《人血不是水》，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爱特玛托夫的《我的那株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梅意尔拉特鲁姆的长诗《人》等等。除了文学领域，在音乐、绘画、雕塑甚至哲学、历史等各个文化领域，都看得见解冻的滚滚春潮。它们冲破了多年来的意识形态紧箍咒，在在突出了表现人道主义，赋有很强的批判性，蕴含着对斯大林时代的厌恶和否定，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普遍性的超越性的人性化的文学、艺术与思想的追求。
面对这一精神解冻大势，赫鲁晓夫进退失据，矛盾徘徊。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谈到当年的情况时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他还说，当时苏联领导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冻的同时，又有担心，生怕解冻引起洪水泛滥，局面难以控制，“因此我们似乎曾经阻止过解冻”。事实确实如此。赫鲁晓夫本人也曾反对过只讲暴露，反对过“给现实抹黑”，对《不是单靠面包》之类的作品提出过严厉的批评，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获得诺贝尔奖金一事还作出了强烈的反应。时过境迁之后，赫鲁晓夫自己后来也对自己当年的犹豫多所懊悔。然而，尽管“进两步，退一步”，乍暖还寒，这一解冻时期，对苏联国民特别是知识界所导致的思想启迪仍然是巨大的。它为后来的制度变迁埋下了火种。
在外交领域，赫鲁晓夫的“解冻”努力也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先是，苏联与持独立立场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的重新和好。这就导致了东欧国家的某种宽松的政治气氛。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在波兰，1956年3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1956年6月，波兹南市大罢工，最后波兰党在与苏俄折中谈判中，以保留苏驻军为条件同莫斯科达成了妥协，亲苏头目去职，选举当时苏共不喜欢的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
随后，1956年10月，就是匈牙利人效法波兰人，狂飚突起，发动的著名的匈牙利起义。当时，受民众拥护的纳吉(Imre Nagy)政府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这场起义虽然被苏联残酷镇压下去了，但它在东欧、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引起的反响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这一秘密报告对1956-57年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象林希翎那样的当年大学生的震惊和鼓舞作用，对于中国五七一代人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的精神刺激，亦是不容低估的。
要言之，一个秘密报告，一场悲壮的起义，在近代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彻底破除了所谓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未来的神话，暴露了共产国家极权统治阴暗、残酷、灭绝人性的狰狞面目。一个邪恶的庞大帝国从此面临着内部分崩离析，外部竞争激烈，西方世界对帝国国民的示范效应日益增强的巨大压力。于是，赤色大帝国走上了日益衰微没落之途，再也无力回天了。
有鉴于此，半个世纪前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它所导致的著名的“解冻”，正如曾获普利兹奖的 William Taubman 教授所评估的，实际上预示了冷战的终局，被认为是改变了苏联，也改变了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See William Taubman, HOW A SPEECH
WON THE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Feb. 25, 2006， A 29）。客观而论，它无疑是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演说之一。
（写于2006年2月25日反斯大林秘密报告50年后）
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会严重关注失踪的本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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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7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会报道：最近，独立中文笔会会会员严正学、赵昕和李剑虹（小乔）相续失踪，尤其是严正学已失踪近20天。截至发稿，除赵昕那里已有消息外，其余两人依然下落不明，李剑虹（小乔）已失踪48小时以上。 据黄琦的最新消息说，失踪了6天的赵昕现正被监控在距离云南昭通70多公里的黄篱河旅游瀑布区。2月26日晚10点30分，赵昕与父亲通了电话，称：我在里面一切都好，你们放心。（《黄琦：赵昕刚与家父通电话前期报道引起广泛争议》，载博讯2006年2月27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黄河清在24日与严正学妻子朱春柳电话联系。据朱春柳说：失踪的当晚台州公安来人问她严正学的下落，严正学失踪前是被昌平公安局请去的，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 昨天，国内知情者电告狱中作家委员会说，异议人士、诗人欧阳小戎因为去高智晟律师家而突然失踪。 最近一系列异议人士的相续失踪，据分析，他们都可能是因为或者被认为是响应高智晟律师绝食活动而遭到警方的秘密扣押。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上述本会会员及其他人员的相继失踪表示严重关注，目前正设法与他们的家属联系、希望得到进一步确切的消息，并要求有关当局调查这一系列失踪案。如系警方秘密扣押，则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员。 |
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会严重关注失踪的本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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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7日狱委讯】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会报道：最近，独立中文笔会会会员严正学、赵昕和李剑虹（小乔）相续失踪，尤其是严正学已失踪近20天。截至发稿，除赵昕那里已有消息外，其余两人依然下落不明，李剑虹（小乔）已失踪48小时以上。 据黄琦的最新消息说，失踪了6天的赵昕现正被监控在距离云南昭通70多公里的黄篱河旅游瀑布区。2月26日晚10点30分，赵昕与父亲通了电话，称：我在里面一切都好，你们放心。（《黄琦：赵昕刚与家父通电话前期报道引起广泛争议》，载博讯2006年2月27日）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员黄河清在24日与严正学妻子朱春柳电话联系。据朱春柳说：失踪的当晚台州公安来人问她严正学的下落，严正学失踪前是被昌平公安局请去的，现在她什么也不知道。 昨天，国内知情者电告狱中作家委员会说，异议人士、诗人欧阳小戎因为去高智晟律师家而突然失踪。 最近一系列异议人士的相续失踪，据分析，他们都可能是因为或者被认为是响应高智晟律师绝食活动而遭到警方的秘密扣押。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对上述本会会员及其他人员的相继失踪表示严重关注，目前正设法与他们的家属联系、希望得到进一步确切的消息，并要求有关当局调查这一系列失踪案。如系警方秘密扣押，则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员。 |
刘晓波:狱中重读《地下室手记》
俄罗斯最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记述了他的流放生活。在流放地的监狱高墙内，到处是肮脏和恐怖之中的人性之残忍和无耻，是人在严酷监控下的失控、变态乃至疯狂。
然而，身处人间地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见的天国，坚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灵魂深处，上帝给了他对未来的乐观确信：“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的未来的向往。这样的时刻会到来——监狱，打着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骂，永恒的殴打，野兽般的长官，臭气，污浊，自己和他人不停作响的镣铐——这一切都将结束成为过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将要开始。”
在铁窗外的广阔空间与高墙内的狭窄空间之间，在自由与镣铐、尊严与辱骂、清新与浑浊之间，上帝的祝福终将降临。是对上帝的虔诚而坚定的信仰，给了陀氏在绝境中的希望。或者说，绝望给人以希望，监禁肉体的牢笼给了精神得以自由翱翔的空间。
与《死屋手记》相比，我更喜欢陀氏的《地下室手记》，那个诚惶诚恐的小人物，既自负虚荣又怯懦自卑，生活在地下室中的他，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中那个小鼹鼠，区别只在于，他是一个人，那是一只鼹鼠。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惶惶不可终日面对生活。
这种人和鼹鼠的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完全相同，表征着肉体的自由变成灵魂的牢笼，可以随便走动的主人公的灵魂空间，却仅仅局限于那间狭小的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阴暗，散发着潮湿霉烂的气息。
这个小人物的懦弱却被膨胀的虚荣所激励，每一次，当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他一定要找到更弱的弱者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和屈辱。他既是极权者又是奴隶，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
阴暗的地下室里，隐藏着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的种种污垢，那是卑贱者的精神哲学，形而上学的癌症成了个人的真实命运。在高贵的哲学思考与低贱的鼹鼠生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线。他的大脑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一遇到阳光就变成肉体的颤抖。现代人的焦虑与迷失，既没有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统一，也没有颓废化虚无化的对统一的反抗。
如加缪的局外人，现代性带来的极端冷漠，贯穿于主人公莫索尔的一切言行，对死去母亲的冷漠，对热恋情人的毫无激情，对被杀的阿拉伯人的无动于衷，最后是对自己生命的毫不在乎，可视为人性冷漠的抽象化极致化。
在令人目眩的明亮阳光下，莫索尔失手杀了阿拉伯人。过于强烈的阳光使海滩幻化为起伏的波浪，沙砾的错觉和人的幻觉交织在一粒子弹的闪烁中，对自己生命的冷漠犹如旁观者在旁听审判。他拒绝律师的辩护，拒绝一切好心的救援，甚至拒绝法庭上的指控和陈述。在此意义上，不是法官宣告莫索尔的死刑，而是莫索尔宣判法律的死刑。局外人的冷漠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杀伤力，同时宣判人性本身的死刑。泯灭一切人间的热情和欲望，如同医生的手术刀割除一个肿瘤。
这一切与卡夫卡的《审判》恰成鲜明的对比。在加缪，所有的一切——包括放弃为自己的生命进行辩护——都基于一种自主的选择；而在卡夫卡，K所遭遇的一连串毫无缘由的荒缪审判及死刑，皆为某只神秘之手所强加，K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罢了。莫索尔完全主动，一步步把自己带向死亡，每一步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实施的，最后执行死刑的，与其说是刽子手，不如说是他自己。而K没有任何自主性，如同机器上的某个零件，只要有一只手按下开关，它就只能随整个机器运动，K在绝望中连自杀的勇气都丧失了，一切都要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帮他完成。
然而，自主地把握命运和宿命般地任由摆布，其结果竟是完全一样——死亡。那么，存在主义肯定的“向死而生”的本真存在之勇气，与卡夫卡式的无力逃脱更无力反抗的懦夫行为，实际上存在的荒谬性这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以截然对立的方式共赴陀氏的地下室。
小小的地下室里，住着猥琐的小人物，以他卑贱的生活和发霉的问题，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冲锋。他怀疑任何确定的自明的结论，不相信类似2+2=4就是真理。执着于如此极端的怀疑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种更坚强更硬朗的内在支撑。但是，他不怀疑生命的极限，因为他自知无力超越这一界限。他想寻找到一点烛光，洞照阴郁、潮湿和霉烂的灵魂空间。
在腐朽的边缘小心翼翼行走的地下室人，居然预示了20世纪人类的命运——在2＋2＝4的真理主宰人类的思维之时，种族大屠杀和共产极权横行于世，而闪光的真理或良知却对此无动于衷。信仰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如果把二十世纪的各类大屠杀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的考验，这样的考验岂不是过于残忍了吗？
形而上学的渴望愈高举，猥琐的行为愈卑下，坚实的土地上爬满了以头行走的颠倒人物；人们在信念的沼泽中陷得愈深，现代人的形象就越清晰越丰满。自由带来的不是恒定的幸福，而是飘泊的苦旅；个人主义带来的不是尊严，而是残酷竞争中的攀比、羡慕、嫉妒及其背后的怨恨。英国王室的贵族傲气，被两个平民女子搅得丑态百出（温莎公爵的未婚妻和王妃戴安娜），皇家的威严成了大众文化中一出笑料迭出的肥皂剧。
孤独的个人反抗全体，成功的自我感觉必然伴随着现实的失败，幽默被自身的毒汁所反讽，个人主义的野心被整合到理性主义的秩序之中，非理性主义的呐喊更近似于理性主义的悲鸣。西西弗斯的荒谬源于地下室人的漫画脸谱。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高倡平等和公正的同时，却恭恭敬敬地接受独裁者款待（比如罗曼·罗兰、萨特等）；最具颠覆性的思想怪杰在批判知识—话语权力的同时，为争夺体制化的学术荣誉而心怀嫉恨（比如福科竞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启蒙时代的知识良知之神，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显出固有的神圣，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所顶礼膜拜的，不是《我控诉》中的左拉良知，而是东方共产极权的虚幻光环；启蒙运动对正义的召唤恰好否定了召唤本身，高高刺向等级制的匕首，由于用力过猛，在洞穿贵族心肺的同时，露出的刀尖正中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心脏。结果，为黑格尔掘墓的叔本华，也为自己准备了把智慧的骨灰撒向虚荣。现代人的死亡远不如昔日的贵族体面。
尼采说：上帝死了——死于一切价值的重估中。
福科说：人死了——死于权力和知识的共谋中。
利奥塔说：知识死了——死于后现代的解构中。
而以上三位传统价值的颠覆者的结论，早就蕴含在陀氏的地下室和卑微的小人物之中。小人物的自我反思，比陀氏其他作品中的所有议论都冷静，但他的反思却是反理性的；《地下室手记》的叙述之混乱，也打破了陀氏惯用的复调手法，所以在美学上具有鲜明的反风格的颠覆性；小人物本身的卑微，也一反他的其他人物的布道者角色，无法用上帝的真理拯救他人，而只能靠灵魂自虐来自我拯救。
贯穿陀氏全部叙述的是一种胆怯而卑微的疯狂，一种内向的语无伦次，一种自戕的歇斯底里，而决不针对任何外在的威逼。在此意义上，卑微者的癫狂恰恰是反癫狂的：因为，在传统的美学谱系中，癫狂似乎是贵族阶层的特权，是那种衣食无忧、地位尊贵之阶层的灵魂困境，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毁灭”的精神忧郁症，是李尔王式的大梦初醒后的歇斯底里；也是卢梭式的自然狂野和维特式的爱情绝望，是平民子弟在贵妇人沙龙里的胆大妄为和贵妇人投入平民怀抱的错乱激情，……
表面上看，在贵族式的癫狂中似乎显露出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似乎头戴假发仅仅是为了凸现真实的面部表情，但高贵与卑微之间的二元对立始终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在陀氏的卑微者的癫狂中，没有高贵背景的烘托，没有强烈的贵贱对比，也没有反叛的浪漫悲情和绝望——无论是平民反抗等级还是贵族的自我叛逆——而只有卑微的生存本身。如此卑微的癫狂反而释放出罕见的清醒——对人类处境的清醒。
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世纪，也是人对人的征服空前惨烈的世纪，理性主义的真理所导致的是道德的彻底堕落。而陀氏的故乡俄罗斯，东正教教义被共产教义所吞没，人们生活在疯狂的革命和极端的恐怖之下，带来的是人的尊严的彻底扫地，甚至连地下室人的尊严都被扫荡一光。
东方最古老的帝国，自我陶醉地悠闲了几千年，突然被一只强有力的钢铁之手击醒，它昏昏沉沉地只是模拟了一下西方人的手势，便重新回到自己的阉割文化之中，继续闭上眼睛自吹自擂。没有上帝的土地，才会树起“至圣先师”、“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牌坊。地下室人再猥琐，却保持着对荣誉的病态敏感，而住在土谷祠的阿Q则连这种猥琐都无从企及。他也虚荣，却麻木不仁，他临终前一定要划得圆的虚荣，被发抖的肉体之手所粉碎。除了对死的恐惧，曾经极度虚荣的他，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真实意识和情感。阿Q是一无所有的赤贫，没有物质世界也没有精神世界，只有自欺却欺不了别人的虚荣幻觉。
阿Q的命运是一个民族的寓言，用自欺欺人的谎言写成的寓言，连他的死也被整体的谎言所吞没。当过处决人犯的热心看客的阿Q，终于成了被其他看客们观看的焦点，如同帮助毛泽东弄死了高岗和彭德怀的刘少奇，最后也在几亿看客的注视下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里，吃人与被吃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毋宁说，吃人者被吃和被吃者吃人，是所有中国人的双重命运，无一人能幸免。
1999年4月12日（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2月25日）
"中国社会和谐指标"中为什么没有民主?
近期,中国中央政府首次提出”社会和谐指标”。一份由中科院完成的《中国现代化报告二00六》选择六项数据组成“中国社会和谐指标”，分别涉及国际高度贫困率、国际中度贫困率、贫富之比、儿童死亡率、童工率、最低月工资。
六项指标的出台，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也凸现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理解。中国政府一向避免谈及公民的政治人权，而总是希望把人权理解为生存权与基本经济权。
中国政府对于公民生存权与基本经济权的努力，是反思过去严重失误的结果，无疑是令人赞赏的。但将人权仅理解为生存权与基本经济权，用庸俗的“唯物主义”指标来定义社会和谐的全部内容，实在是令人难以掩饰失望的情绪。
当初，中共中央高调推出“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概念一出，众皆欢呼。善良的中国公民为民族而庆幸，为民权而翘首，为民生而展望。
对“和谐”二字的欢迎，包藏了国人多少悲痛的回忆，寄托了多少美好的向往。在一个缺少共和传统的国度，和谐从来都是一种梦想而已。铁骑席卷万里关山，火焰焚尽百家书籍，刀枪屠戮振臂平民，早已成为一种习惯，鸦雀无声的死寂，要么火山熔岩的喷发。阶级斗争，循环式造反，耗尽了民族的智慧，流尽了平民的鲜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写明，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物质上的富强、政治上的民主、精神上的文明，是改革开放建设国家的三驾马车，缺一不可。在一个追求法制的国家，宪政的权威价值理该得到应有的尊重。
故此，所谓建设和谐社会，不外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的指标中应该有对于精神、政治的追求，换句话讲，没有民主、文明，也就没有和谐。
但是“中国社会和谐指标”中为什么就没有民主？
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
近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开始重视反对民粹主义的问题。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民粹主义也成了“全球”性的话题，“社会转型与民粹主义”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主张“革命”的激进思潮实为害群之马，应当大力清除之，而代之以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会带来灾难性的“大民主”，远不如明君加顺民的“传统”制度好。另一种较缓和的意见则认为：民粹主义重视“人民”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流为“拜民主义”的极端，应当以精英主义来纠正它或至少是调和它，实现大众与精英兼顾、下层与上层妥协的主张。
这些看法的共同点在于：都把民粹主义理解为对“人民利益”、“人民立场”的强调，因而主张精英至上、权贵本位的人倾向于全盘否定它，而主张上下兼顾的人则倾向于否定其极端并调和之。这一共同点恐怕是从“民粹主义”这一名词给人的印象而来。民粹主义这一译名其实有欠准确，它的英、俄原词都以“人民”为词根，应译为“人民主义”或“平民主义”，从这一字面上看它似乎是很排斥精英倾向与权威倾向的。
但考诸史实则大不然。历史上的民粹派其实不但不反对权威，而且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权威崇拜者。他们不仅容不得反对派，甚至容不得“旁观者”。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民粹派最著名的领袖特卡乔夫曾说过大意如此的一段话：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少数人强迫大多数人接受前者所赐予的幸福。当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的第一场论战就是围绕“政治问题”展开的。民粹派反对西方式的民主，认为西方的
“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因此“对人民来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专制的沙皇还比立宪的沙皇好些。”[1]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严厉抨击这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份子的观点”，并坚持认为议会民主决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它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工具。[2]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者也决不反对精英主义，而且甚至还是极端的精英主义者。俄国民粹派当年的“英雄驾驭群氓”的著名理论就是典型，这种理论主张英雄创造历史、英雄主持正义，而人民则是无关紧要的“背景”和无知或只知“模仿”的群氓。
当然，从民粹派主张中更能找到无数尊崇“人民”、强调“民主”的词句。那么这些话与上面所引的那些精英主义、权威主义言论如何统一呢？是否其中有一方为主而另一方为次、一方为真话而另一方只是说说而已？
显然不是，实际上与其说民粹派是平民主义者或精英主义者，不如说他们首先是整体主义者，与其说他们和平民主义或精英主义构成对立，不如说他们首先与各种“个体主义”构成对立。而他们的平民倾向与精英倾向，“民主”倾向与专制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得到统一的。
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这不假，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无论这个“人”是劳动者即所谓“平民”，还是知识分子即所谓“精英”。民粹主义中最缺乏的就是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在民粹派看来，一个个的“人”只是作为整体的“人民”的工具，前者在后者面前微不足道，只要后者的“利益”需要，就应当毫不犹豫地拿前者作牺牲，而不必考虑他的意志。俄国民粹派崇尚农奴制时代的传统农村公社（米尔），主张“在米尔的集体中消解自我”，就是基于这种整体主义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尤其崇拜当时占俄国人口大多数而且生活在米尔公社中的农民。他们因此常被认为具有重农主义倾向、轻视城市工人等等。然而这种“重农”与崇尚自由经济的法国重农学派截然相反，民粹派所崇拜的农民只是农村公社精神的化身，而对于现实中个体农民摆脱米尔束缚的要求十分敌视。在民粹派著作中，这些独立农民被骂为“守财奴”（即кулак，这个词后来被汉译为“富农”，其实它最初只是俄语中一个骂人的词，既无“富”也无“农”的词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俄国民粹派一方面极言知识分子的虚伪、委琐于农民朴实、崇高，甚至提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束缚农民，据说农民一旦“脱离土地，忘记‘务农’，那么俄国人民、人民的世界观、人民发出的光和热便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空虚的灵魂、‘完全的自由自在’、可怕的‘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于是，说出知识分子应当“拜倒在农民脚下”的同一个民粹派思想家在另一个场合又严厉地宣称：“公社最凶恶的敌人就是‘当家的’、‘当家作主’和‘有产有业’的农民”。[3]
同样，民粹主义者崇拜“英雄”，但与像卡莱尔、胡克这类西方市民社会的“英雄”论者截然不同，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只是共同体的人格化身、整体意志的代言人。民粹派一方面要求一个个的农民都要听命于代农村公社立言的“英雄”，另一方面强调“个人主义”的小知识分子要拜倒在整体“人民”脚下。“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人民崇拜”与救世主意识、个人对“大众”的负罪感与英雄对“群氓”的优越感在他们那里是完全融合为一体的。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以“精英主义”或权威主义来反对（或平衡）“平民主义”或民主主义，并不能跳出民粹主义的陷阱。这就正如在民主问题上“多数决定”机制的缺陷不能用“少数决定”或个人独裁来弥补一样。为避免“多数决定”侵犯“少数”或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而形成多数暴政，必须确立每个公民（无论其属于多数还是少数，甚或只是独立的一个人）都享有基本权利的原则，这些权利既不能被“多数”（甚至是“整体”）剥夺，当然更不能被少数人剥夺。
通俗地说，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它认为五个人只要一致决定就能剥夺第六个人的财产（或生命，或个人意志）。这种想法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了纠正它决不能倒过来，让一个人有权决定剥夺那五个人的财产。实际上，这样的“颠倒”恰恰可以从民粹主义本身的逻辑中推出来：既然五个人的决定就有权剥夺第六个人，那末作为“五人共同意志”之化身的这个人便可以剥夺这第六个人，同时也可以以同样理由剥夺那五个人中的任何一个，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人有权剥夺五个人。显然，要避免这样的危险，既不能强调“多数特权”也不能强调“少数特权”，而只能强调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际含义是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在市场竞争中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尽管竞争结果实际上只能有一部分人作为赢家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但只要他们没有侵犯其他人的合法权利，就不能以“整体”的名义（例如以“共同富裕”的名义）剥夺他们。
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只给少数人以追求个人利益的特权。“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能理解为只给这部分人（哪怕他们是“精英”）“富起来”的权利或机会。恰恰相反，“富起来”的权利与机会应当是给予每个公民的，至于他们怎样利用这种权利与机会并且取得了怎样的结果则是另一个问题。农村大包干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的实践，但作为致富机会的土地并不是只给了“一部分人”，而是基本平均地分给了全体社员，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改革的“人民性”，这个“人民性”是决不能以“精英主义”来取消或调和的。然而现在的确有一种可虑的观点，即以反对民粹主义为由损害改革的人民性，把允许部分人先富变成了只给部分人以致富的机会与权利。这是必须反对的。
改革的确应当破除民粹主义观念，即破除那种以整体主义侵犯公民个人尊严与基本权利（不仅仅是侵犯“精英”的尊严与权利）的想法与行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这个任务与破除“寡头主义”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只有制止那种以“第一级火箭”、“原始积累”之类理由损害改革公正性的寡头主义倾向，才能有效地排除那种以整体利益为理由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民粹主义危险。同样，政治观念上的“拜民主义”与“拜官主义”也是一而
二，二而一的，正如历史上的民粹派既鼓吹“人民专制”又鼓吹英雄救世一样。以“拜官主义”反对“拜民主义”，也正如以寡头主义反对民粹主义、以不公正的“竞争”反对“反竞争的公平”一样，只能造成恶性循环。
如今不少论著强调民粹主义危险主要产生于社会转型期，这大致不错。但人们往往忘记指出：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产生这种危险的主要土壤，而寡头主义则是转型期不公正的主要表现。俄国民粹主义在19世纪只是一种知识界思潮，使其“到民间去”的种种努力当时均未奏效，而到世纪末它在知识界也已失去影响。正是以“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这一寡头主义设想为标帜的斯托雷平改革，使民粹主义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很快发展为一股社会大潮，最终冲垮了斯托雷平体制，并使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都成了这一体制的殉葬品。而伊朗巴列维王朝大搞“权贵资本主义”的“白色革命”，也激起了以伊斯兰教为符号的又一次民粹主义狂潮，并使公民权利成了巴列维王朝的陪葬。
相反，公正的转型方式是民粹主义的最佳免疫剂。美国历史上民粹主义一直不成气候，这既不是因为美国的“文化”与欧洲有多大不同，也不是因为美国缺少据说是民粹派土壤的“公社”（美国最早的殖民拓荒者也多经历过公社生活，而且从欧文、卡贝直到今天的摩门教徒，各种“公社”的实验在美国从未停止过），而是因为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封建等级制遗产，在向工业社会迈进时少有寡头主义的扭曲，因此人们更相信公平竞争而不相信民粹主义的“反竞争的平均”。当代的“捷克模式”也是个例子，在东欧诸国中最富于左派传统的这个国家对激进转轨的阻力反面最小，转轨过程的公正防止了民粹主义情绪的产生是个重要原因。
总之，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看似相反而实相生，因此顺利的转型就当是：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至于他们在竞争的社会中形成的差别，则应当在起点平等、规则平等的公正原则下得到承认──当然，在这一原则下上述差别只能是动态的。谁也不能自封天生的或永恒的“精英”，正如谁也不能自封天生的或永恒的“大众”代言人一样。
可知何谓ComicEssay？
ComicEssay是2005年在日本兴起的新阅读风潮，具有比绘本更多的叙事空间，并精简了传统漫画以故事情节支撑的形式，简单说来，是介于图文书与漫画之间的图书，有漫画的趣味，但质感与图文书较近似。小栗左多里的《达令是外国人》便是这波风潮中表现最亮眼的代表作品，不仅在《达文西》杂志上强力连载，两本的销售量加总已超过百万册。该系列已在日本出版第三集，在美国也于2005年6月推出第一集英文版。
《达令是外国人》
小栗左多里著
陈孟姝译
时报文化2006年2月版
日文版《东尼流幸福栽培法》
□朱立亚
印象当中向来爱搞小集团的日本人，这次居然对一个大胡子阿兜仔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让他成为了当今日本最红火的“达令”，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呢？今年在台湾地区的台北国际书展上，《达令是外国人》一书推出，还举办了一场与大块文化副总编韩秀玫的对谈，大聊C omicEssay的风潮。
在日的外国“御宅族”
这位来自美国、具有意大利和匈牙利混血血统的东尼（TonyLászló），他的漫画家太太小栗左多里把他们俩之间的日常生活点滴，画成漫画《达令是外国人》，读者口耳相传，好评不断，从2002年出版至今，一、二册加起来卖量已经超过160万本，而后续出版的相关作品《达令的脑袋中的英语与语学》也进入2005年日本东贩年度畅销榜前二十名，去年底出版的《左多里和东尼的冒险纪行：夏威夷》首印达30万本。
严格来说，这位外国人东尼其实具有某种很对日本胃口的“御宅族”
气质，对于计算机和语学如数家珍，加上与人相处无害的性格和长相，无怪乎日本人对他会产生亲近的好感。不过说到底，东尼的外国人身份不论从长相、性格、想事情的方式，还是跟日本人有着微妙的差异的。种族差异性原本是日本人最难接受“外人”的地方，但是在漫画家太太的妙笔之下，一段段有趣的小插曲，似乎也把日本读者心中那道对于外国人的高墙，渐渐推倒了。
不可讳言，日本近年来逐渐打破孤岛心态，不仅是韩流、中文学习风潮盛行，电视台也频频邀请外国人上节目，日本人对于“外人”（泛指外国人）的接受程度也似乎有逐渐提高的趋势。而本身日语流利的东尼，不仅可以在电视节目之中侃侃而谈，他的日文甚至好到可以写作，还出版了一本《东尼流幸福栽培法》，从一句句各国成语或俗话中，探讨为人处世的道理与哲学，推出后也广受读者好评。
ComicEssay的优势
细究《达令是外国人》的成功因素，除了题材本身相当吸引人之外，还得归功于ComicEssay这个新阅读趋势──就是结合漫画、散文或日常生活点滴的作品。近年来自从ComicEssay被命名之后，此一题材的书籍，不断在日本书市发烧，获得广大女性读者的青睐。
漫画原本就是日本人相当喜爱的读物和创作形态，摆脱掉只能画虚构故事的包袱之后，结合轻松有趣的生活题材，一篇篇充满趣味和笑料的漫画创作马上虏获了成千上万读者的目光。像插画家高木直子的自传式生活漫画《150cm Life》、《一个人住第五年》，大田垣晴子的《男人与女人深穴》、《当女孩子的快乐》、仓田真由美的《花女之道》、西原惠理子的《或许可以吧！》、藤野美奈子的《大人的失恋反省会》都可以视为搭上这一波浪潮的出版品。此外，可视为浪潮推手的MediaFactory出版社更举办了ComicEssay的征文比赛，让更多的读者、插画家加入。大块文化的副总编辑韩秀玫则表示，台湾地区在九年前流行的《交换日记》可视为ComicEssay的先锋，而且目前在台湾地区也热度不减当年，目前该系列已经出版到第九集了，两位日记主角徐玫怡、张妙如也已历经异地生活、婚姻、育儿的洗礼。
而说到ComicEssay的多样性，小栗左多里和东尼这对夫妻档除了在《达令是外国人》中成功搞笑之外，《跟老妈学的超好吃料理》则是食谱、漫画以及影像的混合体，小栗的妈妈也成为主角之一；到了《左多里和东尼的冒险纪行：夏威夷》则是挑中了日本人最爱的旅游胜地夏威夷，将旅游纪行和漫画结合；最新出版的《东尼流幸福栽培法》则改由东尼撰写散文，小栗配画插图的方式出版。可以说小栗左多里已经尝试了各种Comic和Essay的有趣组合，由此可见此一类型广大的包容性。
余光中大战杜正胜
据台湾媒体报道，这两天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与知名作家余光中为了阅读“文言文”或“台湾文学”的比率隔空喊话，余光中批杜正胜因为文言文没有学好，才会闹出“音容苑在”的大笑话。
针对杜正胜公开指出余光中等学者提倡增加文言文教材比率是“脑袋还没转过来”的掉队说法，余光中说，他们为了抢救中文教育而发声，因为“教育部”要将文言文教材比
率由65%降至45%，依此趋势，广大学子的文言文能力将更退缩。
对于杜正胜指出文言文是保守、掉队的象征，余光中不以为然。他说，很多古人智慧精华在今日仍有价值，例如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今天仍然受用；《阿房宫赋》里亲民爱民的观点，也值得当今官员阅读并深思。
“文言文读通的人，脑袋都很清楚！”诗人余光中日前出席政大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芳明新书发表会，对于“教育部长”杜正胜批他“脑袋还没转过来”，他回应“我的脑袋一直对着前面看，倒是杜部长脑袋转得太快、见风转舵”。“使用白话文，也可以讲出头脑很旧的话”。
余光中说，文言文并非保守和掉队的象征，其与白话文的差别仅在于“表达方式不同”，然而“古人的智慧仍在”。余光中强调，过去连横等人也使用文言文写作，所以不能够一刀两断。
余光中表示，民初提倡白话文的学者，文言文的底子都很好，“文言文吃进去，可以吐出很好的白话文，就像桑叶变成蚕丝”。余光中说自己念的是外文系，却勤读文言文，因而写出漂亮的现代诗。余光中并嘲讽作为典范的“教育部长”如果多念些文言文，也不致吊唁沈谦的挽联会闹出笑话。
对杜正胜说《阿房宫赋》太难、连他也读不懂，余光中直言“不可能”，因为杜是历史学者。他当场背诵一段《阿房宫赋》勉励官员要多读古文。
台师大中文系教授林安梧昨天不客气地指出，“教育部长”杜正胜根本不懂语文教育，闽南语保留很多文言文，如“你知影无”（你知道吗）语出“尔知也否”，要推动台湾文学，更应学好文言文，用闽南语吟诗，更有原味。
林安梧说，台湾的闽南人最早由中原辗转移入，讲河洛话，至今仍保留很多当时的文言文，如闽南语“你有空吗”，用汉字表达是典雅的文言文“尔有闲否”；“很多人”的对等汉文是“足济人”，“足”意指“够”，“济”则是“多”，这也是文言文。
而闽南语的“行路”（走路），更是文言文常用语。林安梧还举例，现在很多人把闽南语“男”翻成“查甫”，其实正确汉字是“者甫”，其中“者”是冠词，相当于英文的“the”，“甫”是男子的美称，也是文言文用语。
用闽南语吟咏古诗词，更能体会音韵之美。林安梧举例，王维的名诗《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五言绝句，照说第二、四句要押韵，但“枝”和“思”的普通话读音没押韵，若用闽南语念，很明显押“一”韵。
《街头文化》关注社会底层民众遭遇
近日，一部研究中国城市文化、关注社会底层民众遭遇的图书——《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探讨了在社会转型和政治动乱时期一个传统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这是关于国家政治怎样影响一个地区普通人们生活的代表作。
在这部书中，读者既可体会到微观历史下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街头文化的引人入胜，亦可看到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的宏大叙事。当历史舞台总是被帝王将相和风云人物所占据之时，当历史书写总是被精英的话语霸权所左右之时，本书则从社会的最底层、从历史上没有留名的芸芸众生的角度，来看人民在改良、革命以及社会动乱中的遭遇，发出了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这样的悲叹和沉重的结论。
作者王笛是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王笛对下层民众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关系细致入微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下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王笛让读者看到在那些变幻炫目的旗号和悦耳动听的口号下，下层民众是怎样一步步丧失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揭示了民众是怎样拿起“弱者的武器”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
本书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