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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8日狱委讯】博讯记者今天晚上采访赵达功先生，得知两天大致经过如下： 赵达功是15日去北京办理到土耳其的签证，在深圳机场被4名警察拦截，说是要谈话。被带到一个派出所短暂停留，后被带到一个钓鱼俱乐部的宾馆。 据赵达功讲，第一天警察主要是闲聊，也不谈正事。第二天，赵达功要求和家人通话，担心家里着急，否则会以绝食抗议。警方只答应发短信，并且由警察发送。 后来，来了一名警察官员谈话，要求赵达功在两会期间不去北京，并写保证书。因为赵达功并无在两会期间去北京的计划，就答应了警方的要求。 谈到其他情况，赵达功向警方表示，他的活动（包括笔会任理事等）都是公开的，没有秘密。 赵达功于17日中午回到家中。据了解，警方继续约谈，要求赵达功不参加国际笔会在土耳其召开的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会议。赵达功并无明确答应，但估计去土耳其很难成行。 据赵达功介绍，整个过程警察态度友好，也没有搜查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电脑等个人资料。他曾向警察表示这样拦截软禁的行为没有法律根据。

　　据说，二○○五年十二月，中国大陆公安部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去年一年，全国各地发生的维权和游行示威、集体请愿以至民众骚动事件，达到了七万六千余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此类事件每年发生一两万起，去年一年，增加了几倍。这说明什么呢？一、积案越来越多，积怨越来越深；二、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提高了，敢于起来提出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批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律师和法律代理人，站出来为保障人权、维护法制而抗争。他们对于帮助民众提高公民意识、开展维权运动，起了引导作用和先锋作用。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英雄，是中国的脊梁。

对维权运动态度是试金石

是什么试金石？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试金石。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应该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支持公民的维权行动，使这个运动不断地取得成果，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和前提。

从卢武铉道歉说起

据传媒报道：韩国打死两个平民，总统卢武铉通过传媒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表示一定要对这个事件进行严肃查处。卢武铉的言行是一个民主的责任政府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其实，中国上古就有责任政府。公元前十五世纪，商汤王在毫（今河南商邱县）建立商朝时，就在《汤诰》中说：「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中国第一个责任政府的庄严宣言。宣言的意思是说：全国臣民有罪，罪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会转嫁给全国臣民。此后，商朝的中兴明君盘庚，周朝的武王姬发，都曾经发出同样的宣言。这说明：中国古代开明的帝王都要表明对全国臣民负责任的态度。帝王决策失误，帝王要负责任；臣民有罪，帝王也要承担失察、失职或管理不善、纠正不力的责任。

正确对待维权中的过激行动

公民维权运动当然应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有理性、有秩序地进行，不应采用暴烈的手段。不过，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人民没有反映自己疾苦和冤屈的渠道，这个责任当然在政府。第二、现在的许多贪官、酷吏、恶警把维权的公民当作敌人看待，民众一起来维权，政府和警方就会加以「扰乱社会秩序」、「颠覆国家政权」等种种罪名，进行压制和打击，使矛盾不断激化，使公民忍无可忍，有时就可能采用以暴抗暴的行动。这个责任仍然在政府。

不久以前，北京建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农民工「恶意讨薪」，并且宣布：「将由公安、劳动部门联合行动加以打击」。北京有一家报纸立即发表评论驳斥说：「没有恶意欠薪，何来恶意讨薪？」

总之，执政党的党委、政府和公安、安全等强力部门，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你们是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你们不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特权，你们只能忠实地、诚恳地为人民服务，不能颠倒主仆关系，欺压民众，侵犯人权。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共的党章。

为什么不用对台湾人的和解态度来对待大陆人民

二○○五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对待台湾人的和解而又耐心的态度，可圈可点。近来，陈水扁在二○○六年元旦文件中，再次提出「公投制宪」和对台湾同大陆的商贸往来「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实际上要加以严格限制。中国大陆政府对陈水扁的挑□不加驳斥，胡锦涛反而去厦门探望台商，并欢迎台湾方面到大陆对话。

　　近来，中国大陆民间舆论认为：大陆政府对待大陆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受迫害、受冤屈的弱势群体，远远不如对台湾人那样有善意的和解。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也认为：执政党对于大陆的民主党派远远不如对国民党、亲民党那样尊重。这是为什么呢？

　　春节期间国内上演了美国大片《金刚》。有人赞叹其炫奇的特技，有人感叹其浪漫的情境，而我却特别关注开头部分，表现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纽约的那一段——那实在是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现实主义描写：失业的老人在街头垃圾箱拣苹果；剧院的老员工无钱吃晚饭；警察在街头殴打示威者……富人们一掷千金到豪华剧院里观看奇禽异兽。那时的美国，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登峰造极，也产生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正如1932年接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的：“我看到这个国家三分之一的人们住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什么是衡量进步的标准？那不是看已经拥有很多的人是否能获得更多，而是看那些几无所有的人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总统。他一手推动的“新政”奠定了美国社会福利的基础，促使美国最终走向了一个“和谐社会”。然而什么是“新政”呢？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不准确。原词英文是New Deal，恰当的翻译是“新的协约”，是借用了他的远房表兄、三十年前做过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协约”一词。当年，西奥多在农民和农产品加工商发生矛盾时，出面斡旋，发表了这篇题为《公平协约》的演讲，要求双方互相妥协，达成公平的协约。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借用他表兄“协约”这个词，大有深意。他实在是明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总是离不开妥协，离不开各种对立利益集团之间在妥协基础上的协约。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群体性社会事件”频发。1932年，2万名拿不到养老金的老兵在首都华盛顿非法占据长达数月之久，最后不得不出动军队和坦克驱散，死伤300余人；同年，1万名来自匹兹堡的失业工人结成13公里长的摩托车队，到华盛顿游行示威；在爱荷华州，愤怒的农民倾倒大量牛奶，阻塞街道；在伊利诺依州，1万名煤矿工人罢工……激进的民粹主义者们，如修·龙参议员和考林神父，和今天中国某位主张“国有化”的香港教授一样，也赢得了许多狂热民众的支持。像主张法西斯主义和国有化的考林神父，其个人创办的电台声称有4千万听众。

　　当社会贫富矛盾激化的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做？政治领袖应当怎么做？显然，最简单省事的做法，莫过于置身事外，把错误一股脑推到社会上的其它利益集团身上，而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高大全形象。假若民众抱怨说房价太高，就告诉他们这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捣的鬼；医药费太贵，就告诉他们这是因为药商和医生相互勾结；大学上不起，都是因为高校乱收费；国有资产流失，是因为无良商人的诡计阴谋；矿难频发，是因为黑心矿主不顾工人死活；如果民众对整个的经济政策不满，则告诉他们这都怪那些提供政策咨询的“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最后不要忘了让民众去仇恨国外的敌对势力。如此这般，对一切社会问题，都在社会上去揪一个所谓的责任集团出来，挞伐一通。短期内，这种做法也许会赢得大众的一片叫好，树立自己的形象；从根子上说，这只能让社会各阶层相互之间的猜疑、仇恨情绪越积越深，是无法建立起真正的和谐社会的。相反，如果社会民众被普遍灌输了愤怒、敌视的情绪，被灌输了一种“寻找敌人”的习惯，日积月累，不断酝酿，总有一天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崩溃和大动乱。

　　罗斯福总统却是一位真诚希望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领袖，深知社会发展的真正积极动力不是斗争和仇恨，而是宽容和妥协。而要达到妥协，政府和政治领袖就必须勇敢地站出来，站到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扮演一个斡旋者。罗斯福“新政”或“新的协约”中，提出的最重要概念之一，就是所谓“斡旋型政府”（The Broker State）。他宣称：作为总统，自己就是一个“坦诚的斡旋者（honest broker）”，负责化解冲突，平衡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

　　罗斯福不但创造了“斡旋型政府”的理念，也在实践中较好地实施了这个理念。今天回头看来，罗斯福所谓“新政”时期的具体经济政策，往往都并不成功。美国在罗斯福领导下，始终未能走出经济衰退，后来直到二战爆发，才由于军火工业的刺激而重新复苏。然而，罗斯福号召的宽容精神和他坦诚的调解行动却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帮助美国人民更加团结起来，经受住了长达十年的经济衰退，人心不散，社会不乱，直至二战。后人评价说：“罗斯福新政一个持久的积极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成为了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共同保护神，成为了他们相互间竞争的调解权威。”人民不断地把信任投给罗斯福，使他成为第一个四次当选总统的美国政治领袖。

　　(作者系Manatt Jones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在中国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如火如荼之际，中共高层高调宣布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前天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北京有关学者指出，高层强调把工作重点放在建设新农村问题上有多种考虑。“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历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难题，农村也是目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中最贫困的一端。中国全国人大去年10月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目前中国约有被征地农民4000万人，其中一部分完全失去了土地，部分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特别是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转移改革争论焦点

　　另一方面，近来中国学界以及政界有关改革成败和方向的争论趋于激烈，争论的结果必将涉及是改革还是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并可能迫使高层表态。而高层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历来十分谨慎，尤其不希望在当前社会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去触碰敏感的政治改革神经。

　　因此，高层高调宣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建设新农村，既是为了缓解中国因贫富分化引发的潜在社会危机，同时也可转移有关改革争论的焦点，顺势搁置棘手的政治体制改革。

　　预计建设新农村将是今年三月举行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两会）的主要议题，而有关改革方向的争论将受到限制。

　　据《人民日报》昨天报道，胡锦涛前天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强调，“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全党都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共高层不断强调建设新农村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春节前又以“集体学习”的形式研讨新农村建设问题。春节期间，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还分别到陕北和山东普通农民家里过年，官方媒体认为这是高层向外界展示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定决心”。

　　在具体政策上，高层表示今后将把财政建设资金向农村倾斜；全面推进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严格控制建设占地；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保护农民工权益。

    从现在看来，至少有三个传统的政治概念应该被我们抛弃的。第一个是“建国”；第二个是“解放后”；第三个是“旧社会”。

     什么是“建国”？所谓“建国”？有两种性质，一是在一块空间上建一个“国家”；二是在一个原先的“国家”经过一场革命，把原来的国家体制打破，建立一套新的国家体制。例如原先专制式的国家体制被革命所否定，从而以新的民主式的国家体制来取代。从这样两种性质来看，我们以前（1949年10月1日开始）直到现在所被灌输接受的“建国”概念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先生昭告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以共产党取国民党而代之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这有什么新意呢？完全没有。因为在此之前，这一块空间早已有了一个悠久的建国历史了，至少从夏朝开始，它已经向人类宣布这里已经是一个中华国家（帝国）了。这一点，在共产党大陆政府与它的周边国家发生领土争端纠纷时，就曾经被一再证实：什么什么领土（例如象珍宝岛，老山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既然是自古以来中国已经就存在了，那共产党还要建什么新的国家呢？

    是不是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呢？结束专政开始共和？否！因为被共产党政府所取而代之的国民政府恰恰是共和元首。是他们在孙中山共和革命思想指导下，屡败屡起，前仆后继，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举行武昌起义，辛亥成功，共和建立，专制取缔。所以，共产党政府至今只能说是继续共和，实行民主而已，完全没有“建国”实质内容可言。

    什么是“解放后”？相对于这个概念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解放前”。当然，它们同属于“解放”这个名字概念。所谓“解放”是指一个人原先曾经是奴隶，后来被人从奴隶状态拯救出来，成了一个人。对他来说，就是获得了解放。知道了“解放”这个概念以后，那对“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概念就可以说不言而喻了。所谓“解放前”，就是之一个人还处于一种奴隶状态，而“解放后”？是指一个人获得了拯救，恢复了人的尊严与自由状态。

    那么，说共产党“建国”以后，对中国人来说是否意味着解放呢？即从“解放前”转变到了“解放后”了呢？否！社会主义制度自从1949年10月1日建立以来，中国人并没有从半奴性中被拯救出来。相反，在共产党专政5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的奴性演变得更为淋漓尽致。在这期间，中国人的人身依附关系（对党和领袖的依附关系）比任何朝代都要来得全面和彻底。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只是典型一例。

    从全部意义上来说，只要共产党的“建国”概念被否定，那么所谓的“解放后”概念也就随之被否定了。因为我们过去一直被灌输至今又有许多人还自觉不自觉地在使用的这个愚弄人的政治概念：“解放后”,这恰恰是建立在那个虚无的概念：“建国”的基础之上的。既然没有“建国”一词可说，那又还有什么“解放后”可言呢？

    什么是“旧社会”？从时间角度来说，这个概念或许永远存在的。昨天就是过去——旧，今天就是现在——新。很对不起！共产党毫无厌烦地一再向我们灌输的那个政治概念：“旧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政治色彩极其浓厚，无不含有救世主味道的政治道德概念。它的内含是：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当牛做马、受剥削、被压迫。于是，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由一个执政党杜撰出一个“神话”：新社会——“建国”后。

   “解放后”，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过上了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而事实已经如上所述：在一个人绝对依附于另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了奴性的前提下，怎么还会有“新社会”可言呢？“新社会”不曾出现，哪来“旧社会”存在?显然这除了是愚弄人的“神话”还能是什么呢？

    杜撰一个政治概念不难，难的是这种概念得以存在的事实能否被我们所肯定。没有支持这种概念的事实基础首先存在，那么再怎么杜撰，这种虚假概念早晚还是要被我们抛弃的。

    如今，历史到了开放门坎，虽然思想还不曾完全解禁，但我终于发现，抛弃上述这三种政治概念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断背山》

安妮·普鲁

　　《断背山》作者安妮·普鲁谈《断背山》写作过程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你没有上去过。往往当你终于尝到爱情滋味时，已经错过了，这是最让我怅然的。 ——李安

　　李安执导的影片《断背山》正在横扫全球影院，赢得了一片如潮好评，并成为今年奥斯卡最大热门。原著作者安妮·普鲁是美国当代文坛备受瞩目的女性作家，当过记者的她50岁才开始文学创作。

　　在美联社对70岁的安妮·普鲁的专访中，作家拒绝谈论两个牛仔恋人的创作原型，只谈到了她的乡村情结，以及赋予两个主人公生命的写作过程。

　　我靠想像力进入到那些男孩的世界

　　记者：您对怀俄明的感情很不同是吗？

　　安妮：怀俄明州的感觉是“让人亢奋”，无垠的大地解放了我的视野，也解放了我的思绪。我对那里大块的草地，广阔的落基山脉特别有感觉。想像一年四季的野地上的种种变化，时间、阳光、山岭、溪水共同在大地上作画，有什么地方比大自然更适合于归隐？

　　记者：您说过，《断背山》的创作起源于对西部牛仔中“同性恋恐惧症”问题的研究。

　　安妮：我写的东西都是以西部乡村为背景。在故事集《封闭农庄》中，包括《断背山》在内的一系列故事，都有对社会问题的观察，描述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这就是我的写作主题。

　　记者：您创作这部小说时，想表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安妮：没有，当时我就是准备写一个新的故事，完全没有想过它会被搬上银幕。一开始我都没有考虑发表它，因为主题不是很符合文学常规。

　　记者：这个故事花了两倍于一般小说的写作时间，为什么呢？

　　安妮：因为我必须要靠想像力进入两个未开化的、言语粗俗、并且一无所知的男孩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年长的女性，这可要花点功夫。我用了很长时间来琢磨人物个性和故事结构，力求没有缺憾。

　　看了电影脑袋“嗡”的一下

　　记者：在银幕上看到这个故事，您的感觉怎么样？

　　安妮：非常震撼。我没有参与电影的制作，所以在那18个月里，我压根儿不知道情况如何，不知道结果会是好是糟糕还是吓人，是不着边际还是触人心弦。9月份看到电影，我无话可说。记得八年前写这部小说时，因为耗费太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两个人物，结果他们嵌入了我的意识里面，真实得就好像那些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呼吸空气的人一样。我好不容易才把他们从脑子里去掉，以便继续工作。但是现在，我看了电影，他们又涌入脑海。真是不同寻常啊，“嗡”的一下，他们又和我在一起了。

　记者：您对希思·莱杰和杰克·加仑霍尔的表演有何评价？

　　安妮：非常精彩，他们两个都很出色。杰克·加仑霍尔演的杰克·崔斯特不是我在写小说时构思的那样。我所想的杰克更神经质一点，比较像邻家男孩。但是加仑霍尔在角色中所表现的敏感与细腻是非常突出的。他出现的镜头，具有水银一般的质感。希思·莱杰的表演在我看来则几乎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比我钻得更深，我颇费周折才达到对恩尼斯的理解，他却轻而易举就把握到了。莱杰的表演不仅形似，更神似，不仅仅是停留在衣着外貌上，更深入到人物的内心，太棒了！

　　议论中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宽容这个词

　　记者：您认为这个故事会有突破性的影响吗？

　　安妮：我希望它会带来对话与讨论，会警醒人们把目光转向多元性，转向彼此之间以及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我十分希望人们能在对电影的讨论中想到宽容这个主题。当然，很多人是带着一种同情心走出电影院的，我觉得也非常好。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爱无处不在，却因人而异，我对此深信不疑。这样的故事，其实十分古老，我们听了无数次，只不过还没有听这些演员讲述过。

　　记者：您从相关组织得到过响应吗？

　　安妮：没有。八年前小说刚刚出版时，我确实这样预料过。结果却是悄无声息。相反，我收到了很多个人发来的信件，有同性恋的，还有人伤心至极。这些年，来信源源不绝，还在继续。有些写得非常好，比如有人说“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离开爱达荷、怀俄明和依阿华的原因”。最感人的也许是那些父亲们的来信：“现在我总算理解儿子所遭受过的罪了”。知道你感动了人们，改变了人们，这是无比美好的感觉。

　　记者：这也是您写作的原因吧？

　　安妮：这不是。我从来没有预料到会得到这样的响应。我的写作动机源于长期以来的一个想法：描写在特殊境遇和地点生活的个体，当然，地点是首要的。这个小说结果会有如此的影响，只是因为它刚好触动了人们的某些神经。我认为这个国家很需要这样的故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如今爱已经不多见了。厌倦了分裂、仇恨、灾害、战争、死亡，人们都渴望知道，有时候爱会以强大而永恒的方式存在着，并且对谁都有可能。

　　记者：杰克和恩尼斯会再回来吗？

　　安妮：不会，不可能的。他们就一直呆在那儿。我还有别的东西要写。

　　媒体评说

　　《纽约时报》书评：对《断背山》书中角色而言，壮观富丽而又震慑人心的地理是他们的守护神。书中人物的生活是奋力向前却徒劳无功的上坡路，下坡路却是狂乱失控的旅程。普鲁以散文体书写人物，笔法狂暴﹑震撼﹑娴熟，一笔将人物带至边缘，再作势让人物超越极限。

　　《华盛顿邮报·书香世界》：散文体的笔法，加上故事的创意，让本书莹润光明。书中每一句文词均令人赞叹，令人拍案叫绝。

　　《娱乐周刊》：十一则故事读来目眩神迷……每则故事彼此搭配得天衣无缝，悉心勾勒出一个苍寒疯狂的世界。

    关于作者

　　安妮·普鲁1935年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988年发表首部短篇小说选集《心灵之歌和其他的故事》，1992年发表的小说《明信片》为她赢得了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是首位获得此奖的女性作家。1993年安妮的《船运新闻》获得普利策奖。

　　1995年安妮·普鲁搬到了怀俄明州。《断背山》创作于1997年，小说本名并不是《断背山》，而是收录在安妮·普鲁创作的关于怀俄明州的一本故事集《封闭农庄》中。因为被改编成了电影，才单独得名《断背山》。

   2月14日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副局长刘荣正对全人类宣告：第一，中国没有人因网上言论被捕；第二，中国的网络管理符合国际普遍认同的原则。
   

    刘荣正的无耻，令一切诚信公议之士咬碎钢牙！他给本已信誉全无的国务院新闻办增添了新的可耻！对如此公然的撒谎，如果我们不拿出老虎的愤怒，世人必骂中国人全是病猫。
    
    刘荣正，你听仔细了： 10年刑的师涛、 5年刑的黄琦、12 年刑的清水君、不锈钢老鼠小孩子刘荻、吴一然、李毅斌、罗长福、蔡陆军、罗永忠、杜导斌、孔佑平这些人，是不是在”你们中国”被判的刑？如果不是，是在哪个王八蛋的国？ 
    
    你说”你们中国”的网络管理符合国际规范，你必须老实交待，你们符合的是哪一国际的规范？是金正日的国际，是卡斯特罗的国际，是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的国际，是撒旦魔鬼统治下的地狱国际！
    
    人类的任何一分子都不能不断喝：刘荣正，你公然对全人类撒谎，究竟你还想不想在人群里混？不在人群里混你究竟想到什么群里混？！
    
    是人都要盯紧刘荣正，盯紧国务院新闻办，这样一个弥天撒谎者，看谁敢把他扶正为局长！国务院新闻办，你这个机构究竟还想不想活？你以什么形象活？你还讲不讲一点人类的道德？你们难道要像中宣部一样成为享受撒谎欺骗罪豁免权的专职机构吗？我告诉你们，中宣部的日子不多了，好好想想你们国新办的灯今后咋端吧。
    
    刘荣正的太太、孩子、亲属、朋友、校友们，在读到此文的第一时间之内，请立即打电话给刘荣正，劝他悬崖勒马，回到人类起码的行为准则中来，不要在撒旦魔鬼的路上走得太深，不要在反文明的陷阱里沉得太深！莫说一个狗屁区区网络局副局长，就是天王老子网络发明人也得遵行人类起码的道德，否则他将 “死得很惨”。
    
    中国的律师们，联合国的人权律师们，你们要起诉这个弥天撒谎者刘荣正，这个最无耻的小党棍，最无耻的小政客，最无聊的小官僚儿。
    
    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你们要褫夺刘荣正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员的身份和称号。欧洲北美的各种学术机构，你们从今要另立规章：凡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从事敌视普世价值之职业的人，一律剥夺你们曾经授予他们的一切身份、学位和称号，并通告天下。
    
    江苏金坛华罗庚中学是刘荣正的母校，自今天开始，你们要动员全校学生讨论：这个对全世界撒谎的校友，究竟是你们的荣耀，还是你们的耻辱；刘荣正这样的人生，究竟是成功的楷模，还是失败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刘荣正究竟是精英，还是根本的垃圾。
    
    国务院新闻办和中宣部，已经是全球道德的马里亚纳海沟，最暗最深，公开撒谎成为它们的日常工作和行业特色。在《圣经》里，在文明世界，撒谎与奸淫同属十恶不赦，而在中国居然有这么两个招牌单位公开经营叫卖谎言，你们说中国还有没有救？沉醉于欺骗世界的党棍、政客、官僚们，你们该当心了，你们该洗手了，不要让上帝太厌弃你们了！
    
    清末的时候，伟大的徐锡麟、秋瑾、汪精卫们，专门暗杀那些反对文明进步的宗室重臣。历史前进到 21世纪，文明人已经放弃暗杀，但是对于像刘荣正这样公开对全人类撒谎的文明败类，我们也必须有一套”与时俱进”的灭它的办法。什么办法？在人格上灭他，在道义上灭他，唤起他作为人的羞耻感。以气吞山河的气概，用法律的武器，用他们专职封锁的互联网，灭他们这些丧尽天良的无耻的党棍政客。出来一个灭一个，出来两个灭一双，灭灭灭！灭他就是救他。灭掉刘荣正！灭掉刘荣正！撒谎者是全人类的公敌，是万民的寇仇，是灾难和罪恶的根源，江湖追”杀”之，名誉扫地之。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的同事们，自读我此文开始，每在你们办公楼大院或办公室与你们的刘副局照面，一定要盯他的眼睛三秒钟，看他这个撒谎者眼神里还有没有一丝可以救赎的希望。如果没有了，请告诉我，我将对他采取下一步的诉讼措施，我们一定要让公然撒谎的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一定要把他拎到”公务员基本法”面前。公务员必须诚实，这就是我们的”公务员基本法”第一条第一款！
    
    国务院新闻办，中共中央组织部，你们必须一时三刻罢免刘荣正。为振兴中国沉沦到无间地狱的官德、官行，你们必须立即挥泪”斩”荣正！
    
    讨伐刘荣正！起诉刘荣正！罢免刘荣正！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哈哈，我快被这个无耻的刘荣正气疯了。
    
    2006 年2月 16日 北京

２００５年，对于老一茬的小小说作家来说，无疑是“王奎山、刘国芳创作年”。王奎山一生淡泊，云卷云舒，读书写作，如老僧入定。久居生活底层，关注弱势群体。那种对农村题材的开掘，对小农意识的认识，到今天的笔下，已有入木三分的剖析。《割韭菜》勾勒出一幅活脱脱的乡野风情漫画，《刨树》言近旨远，通过树根树干的无奈纠缠，牵扯出人性的藕断丝连般的黑色幽默感。刘国芳是诗人性情，永远都在以纯感性的目光，看待人世间的物事。《模特儿与车》似讽喻，似劝戒，流露出一如既往的悲悯情怀。《但闻人语响》用时空交错的手法，让一个贪官在穷途末路中，在河边和因腐败自尽的同僚，作阴阳间的相互忏悔，显得滑稽透顶。国芳已知天命，奎山已是花甲，笔健尚能如此，我们真该为他们抚掌喝彩了。
　　然而到了２００６年，却让谢志强赢得良好开端。除了元月份谢氏的《黄羊泉》《桃花》两篇佳作惹人眼目外，２月的《提前拟好的悼词》，同样以别出心裁的构思，意味悠长的内涵，让人在类乎荒诞的故事中，发出莫名的喟叹。世风如此，情何以堪。谢志强亦是老一茬小小说作家中的一员骁将，有着自己的艺术个性追求，多年来锁定目标，埋头修炼，在遣词造句上渐次由生涩到晓畅，在结构上由拉美模式入手，又演化为汉语质地，厚积薄发，大器晚成，“谢氏”风格倏然浮出水面。值得一提的是，在小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上，谢志强、滕刚、蔡楠，已构成“三驾马车”的格局。正是这种先锋性探索精神，才使得小小说和中国文学发展前沿同步。试看滕刚作品中的主人公“张三”等，身上携带了一种神经质般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通过人物对话的节奏，在不连贯、类乎散乱乃至梦呓般的形状中，把故事推进得一环套一环，并折射着严谨的生活思辨。蔡楠在小小说文体形式与结构上的突围，在作品内容上所凸现出来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对人类生存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忧患意识和思考，飘逸抒情和非凡的想像力，即使放在中国优秀短篇小说作家队伍中，仍然是佼佼者之一。
　　早春琳琅满目的佳作，星月般闪烁在诗意的夜空。纪萍的《女囚身后的男人》旨在凸显人性的光辉；冯骥才的《快手刘》令人咀嚼出平淡生活的理趣；谢志强的《桃花》写得扑朔迷离，亦真亦幻；《黄羊泉》谈因果报应，启人深省；安勇的《仇恨》根源还是在于国民的劣根性；蔡楠的《孟夏发出的１８条短信》形式新颖，内容可叹。侯德云的《老黄的手腕》，巧于构思，道尽官本位者的异化心态；邓洪卫的《掐手》，可悲可怜，人世间竟有如此的畸形爱情；范子平的《谁怕谁》，欣喜地看到人们为捍卫公众权益的民主意识的萌生；相裕亭的《无言的骡子》，充满转型期两代人价值观的矛盾交织。
　　好的小小说有两种美。一是柔美一族，二是硬朗一脉。柔美一说，作品以血肉丰满见长，文字丰腴润泽，如牡丹香荷，月波微澜。写小小说非要有点小聪明才行，因为把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写得有板有眼，让人觉得耐琢磨，心思头不活泛，的确干不了这营生。小小说作家群里，能在尺幅之内，让千把字迤逦行走，起承转合见功夫，如民间艺人怀揣独门绝活的，真有一长串叫得响的名字。有写出《名角》的陈毓，写出《三笑》的于德北，写出《神交》的白小易，写出《修壶记》的李永康，等等。
　　可喜的是，２００６年的春天，又冒出新竹两竿。刘兆亮的《青岛啊，青岛》，真正让我眼睛一亮，从心底说出一声“好”来。此篇作品叙述工稳有致，情感丰沛而内敛。而周海亮摇曳多姿的《刀马旦》，画图一般定格在读者的视野。行文清新绮丽，缠绵悱恻，这是一篇和刘兆亮的《青岛啊，青岛》同样令人叫绝的经典小小说。题材并不另类，而周海亮却新翻扬抑技，像鲤鱼跳龙门一样，在结尾处突兀一击，打造得精彩绝伦。描写女艺人艰难的生存状态，在超负荷的轨迹中，把人性、良知、情愫、忠贞，一旦落脚在传统美德上，一位千娇百媚、柔肠百结的红颜丈夫，便呼之欲出了，令人荡气回肠矣。笔墨简洁的篇幅，跌宕起伏的情节递进，高标立意的结尾，显得疏密有致，境界不凡，虽属世间情事，写得恣肆流淌但决不流俗。
　　我还是要着重推荐宗利华的《浪迹江湖三题》，这是当下小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我亦赞同雪弟在网上的评论，在一个俗套的故事里，“在宗利华笔下，它依然显出生机和活力。一方面来自于作者的宏观框架，用一个血脉相连的三口之家，来演绎江湖的本质。另一方面，它来自于作者叙事视角的巧妙运用……三种叙事各自打开一道心门。”此外，我觉得我们应该玩味一下宗氏的语言。文中的对话成分，尤胜于叙述。就像古人评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一样。《浪迹江湖三题》的对话里，你能触摸到那些“炼字”似的表达：有场景，有动作，有情绪，有色彩。我以为，在小小说作家队伍中，能让文字传神的似不多见。侯德云也有此能耐。这是古典文学熏陶的结果。有太多的作者，平时不太注重读书，不谙功夫在诗外的道理，只会在编排故事上下功夫，因此长期与“经典”无缘。宗氏六年前以《绿豆》出道，以《越位》出彩，确立了一流小小说作家的地位，长期以读书来涵养文字，的确身手不凡。
　　就个人欣赏而言，我喜欢宗利华的作品，主要还在于，我比较偏爱文风硬朗一脉。刚健文风如文字泼墨，浸染处有力透纸背的劲道。塑造的人物，个性鲜明，举手投足，充满阳刚之美。此辈如侯德云《苦秋》的苍凉悲怆，刘建超《将军》的坚忍不拔，尹全生《海葬》的顶天立地，曹德权《大山的情绪》的勇于担当，等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标志性作品。我固执地认为，小小说要真正在中国文学的宝库中，占据一角，发出璀璨之光，非得有此铁骨铮然的典藏品支撑才行。

2005年以来，“底层”问题成为了当代文学最大的主题，翻开文学期刊，到处可以见到“底层”的影子。可以说，“底层叙述”不但已经从一种“冷门叙述”，变为一种“热门叙述”，也开始从一种“异质性叙述”，变成为一种“主流性叙述”。也正因为如此，如何讲述“底层的故事”，随之变为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基本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上，已经有一些需要警惕的苗头倾向暴露出来。

　　比如，有的作家在表现苦难时脱离了具体的语境，将之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同时也推向极端化。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有的作家以简单的“城乡对立”、“肉食者鄙”等线性逻辑理解复杂的“底层问题”，以苦大仇深作为推动故事的情绪动力，于是“底层叙述”变成了隐含的“仇恨叙述”；还有的作家既无底层经验，又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这样的“底层叙述”已经是一种“功利叙述”，变“为底层说话”为“拿底层说事儿”，令人对整个“底层叙述”的可靠性产生怀疑。

　　如果说这些年来因文学离开“底层”太远，以致于“底层问题”刚刚提出时，“文学如何底层”曾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更需要面对的则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由于反映人民疾苦的作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具有着天然的联系，“底层如何文学”其实也是现实主义如何在今天的创作环境中重续优秀传统、获得新的思想和艺术发展动力的问题，其基本途径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

　　首先，重建知识分子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

　　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创作陷入困境已非一日，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者思想价值系统的瘫痪，面对社会的重大转型，作家们普遍缺乏有效的思想资源来廓清层出不穷的新现实，更不用说进行有力的批判。这样的精神贫困也不是作家单独具有的，而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精神危机写照。

　　近几年来，随着“底层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界被再度激活。“底层问题”不是只关乎一些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作为一个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他们长期受到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关涉到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的公正、公平性问题。对于他们合法权利的捍卫，也是对人类基本生存权利的捍卫。生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对他们平时“看不见的底层”投以关注，绝不止是吃饱喝足后大发善心，而是麻痹良久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在“天理良心”的刺激下宝贵的复活。因而，虽然知识界仍然存在着诸如“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不同观点的争论，文学界也存在着“人民性”与“新人民性”的诸多辨异，但在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聚集在一起，发出社会良心的呼声。

　　在迄今出现的有关“底层”的文学创作中，那些有力度的作品无一不贯注着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除少数作品更明显地继承“左翼”传统（如曹征路《那儿》）外，更多的作品是上承“五四”文学“写真实”的传统，本着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这说明，人道主义——这种早被认为过时的价值系统仍是中国作家最普遍也最深厚的精神资源，虽然以之面对复杂的社会现状必然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文学的任务毕竟不是“找出路”、“给说法”，而是写伤痛。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价值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写作”首先需要的是朴素和诚恳，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写作”沿着一条健康的途径发展。

　　第二，重倡作家“下生活”的创作传统。

　　在近年“底层写作”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作者不是一些一直都不太“著名”的老作家，就是还没有“著名”起来的新作家，当今文坛上的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竞几乎“集体缺席”。这些“著名作家”其实也一直在写乡土、写苦难，但是他们笔下的苦难越来越具有魔幻寓言的色彩，只具有供批评家阐释的哲学、美学意义，他们笔下的乡土也越来越遥远神秘，只具备任作家挥洒想象的“叙述容器”功能。“著名作家”们以这样的“纯文学”写作修名山胜业，却与正在这片土地上大面积发生的真实苦难擦肩而过。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重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现有的作家体制中，作家与社会生活脱离太远。中国的“基层作者”一旦通过写作成为“专业作家”或“职业作家”，在生活上就进入了另一个阶层。这个阶层不但远离广大农村的“底层”，即使在城市里也是居于“中层”、“上层”。过去的“工农兵文学”中一直强调“下生活”的传统，但随着“工农兵文学”被摈弃，其中一些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可贵传统被一同摒弃了。现实中往往是越“著名”的作家生活范围越是狭小封闭，偶有回乡，恐怕也是“省亲”式的荣归故里。这样“高居云端”的写作，怎么可能触及到底层“新的现实”和“深的现实”？

　　在“著名作家”中，近两年关注“底层问题”并拿出最突出创作实绩的当属刘庆邦。2005年初他集中推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撼、感动的作品，如《卧底》、《福利》、《车倌儿》等，全部是有关矿工题材。这股如岩浆般喷发出来的热量，正是他多年的积累和2004年一年深访的爆发。刘庆邦走的本是一条最老实普通的路，但如今这样“老实普通”的作家已是凤毛麟角。可见如何使作家保持“下生活”的传统，不能光凭道德自觉，而是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这恐怕不是作协多举办几次“下生活”的活动可以解决的，还是要有一些更切实的动力，比如调整目前具有明显偏颇的文学评价体系，使那些深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得到更充足的关注和更公正的评价。

　　第三，重续从基层培养作者、严格把关的编辑传统。

　　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体制形成之初，本来有一套很完整的新人培养机制，如《萌芽》、《青年文学》、《鸭绿江》等期刊都是专门发表新人作品的，各大期刊的编辑也向以发现、培养新人为责、为能、为荣。然而，正像“下生活”的传统已经被不少“著名作家”放弃了一样，这一项优秀的“伯乐传统”也已被不少杂志编辑放弃了。在他们眼中，所谓“新人”，就只有被市场催生出来的“80后”（当然以后还有“90后”）。如此追随书商的后果，不仅使今天的文坛充满泡沫，更将使明天的文坛一片荒芜。

　　在众多的期刊中，依然能较好地坚持从基层培养作者、筛选自然来稿的，当首推素有“现实主义重镇”之称的《当代》。2005年该杂志发表的两部长篇《苦楝树》（楚荷）和《桥溪庄》（王华）都出于“基层作者”之手。正因为如此，该杂志不但率先发表了有关“底层”的文学作品，而且总能提供流行叙述中未见的“新质”。编辑这样的稿件，改稿往往是一大工程，从立意到细节，反反复复。因此，过去很多作家管编辑叫“老师”是诚心诚意的，这也曾被人认为是编辑“权力”过大。如今的编辑倒是主动放弃了这些“权力”，甚至错字、病句都照发，结果是新作家的写作基本功普遍不过关。然而，就像作家“下生活”一样，“砂里淘金”、“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总是“费力不讨好”，这样的编辑传统再优秀也很难被长久坚持，制度上的保障仍然是必须的。

　　如果“底层”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底层写作”也可称当代文学的地基。借“底层写作”广受关注的契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应修复一些基础设施，培养一些新的土壤，其功效也将超出“底层写作”本身。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中国当代文学如果写不好“底层”，也照样写不好“中层”和“上层”，搞不好现实主义，也别想搞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谁能指望连苦菜花都生长不出来的土地上，能够培育出真正芳香的玫瑰？

　随着《没有任何借口》等一批经济管理类伪书的曝光和被严厉查处，许多读者以为，这些书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在近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伪书依然暗流涌动，而且已经从经济管理类图书转移至韩国青春网络小说领域，手段之多样，程度之恶劣，叫人触目惊心。这些伪书的存在，不仅严重扰乱了图书市场，而且对读者造成了严重的侵害。

　　一位曾经的书商，因为再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日前告别了图书圈。同时他勇敢地站了出来，向媒体大胆披露了伪书的炮制秘方。他用超乎想象来形容中国图书市场上的韩国伪书的数量，他透露，对于炮制伪书，书商们早已摸索出一套操作模式，而且早已不再停留在用全河仁来假冒金河仁的初级阶段，而是升级换代了。

　　秘方一：

　　书商找一批学韩语但又经济困难的中国学生，把韩国青春网络小说（作者公开贴在网站上，并未正式出版）直接翻译、改写成中文，并给该书虚拟一个作者，最后从出版社买一个书号出版发行。

　　秘方二：

　　书商养一批专业炮制韩国网络小说的“枪手”，再以各种幌子蒙蔽出版社，以合作方式得到书号再出版发行。常用的幌子如称韩国作者为省掉版权代理费，跳过版权代理机构，直接授权出版。为了达到蒙蔽效果，书商一般还都需要伪造相应的授权书。

　　秘方三：

　　书商拿枪手炮制的韩国青春网络小说找个韩国留学生，以合著的名义，用韩国人的名字出版。事实上呢？这个韩国人根本没写一个字。这是迄今为止炮制“伪书”的最高“境界”，不晓内情根本查不出来。

　　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记者着手调查伪书的过程中发现，伪书制造，虽然隐蔽得很好，但只要仔细辨别，还是破绽百出，并且在制作过程中，留下了重重疑点。

　　疑点一：虚无缥缈的排行榜

　　曾经出版了《狼的诱惑》、《那小子真帅》等一系列韩国青春小说的著名出版人王立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他们就发现，贵州人民出版社在推出韩国作者李林银《这个男孩有点野》、《那家伙真拽》等系列图书时，竟然在书的封底，编了一个所谓的“2004年度韩国网络小说十大排行榜”将《这个男孩有点野》放在第一位，将《狼的诱惑（终结版）》放在第二位，《那家伙真拽》在第三位。当时，他们就觉得很可疑，直接怀疑这个排行榜的真实性。

　　于是，他们致电贵州人民出版社，该社总编室的人还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排名是“由韩国的

　　CSCLUB、LIBRO、DAUM三家网站友情提供”。但据了解，韩国这三家网站都未曾做过这种评选，更不曾向贵州人民出版社提供资料。韩国网站上根本查不到署名这个作者的作品。

　　疑点二：授权书上画手印

　　签署授权书，国际公认的是签字或盖章，但是，有位书商为了让出版社增加对授权书的信任度，画蛇添足地加上了“作者”的手印，要知道，这可是从无国际惯例的。

　　一位曾亲眼看到这份授权书的知情人士披露，在这份韩国作者卢亻焕签署的关于他的《托管你的男朋友》、《被宠坏的坏小子》、《给我失恋的解药》、《“租”个男孩》、《甩我！你死定了》、《是谁？偷走我的心》、《保卫爱情的味道》等8本书的授权书上，不仅有着“以上八部作品委托中国公民张心江先生编译并授权代理中国大陆出版事宜授权人：卢亻焕”的字样，更可笑的是，竟然还有卢亻焕的手印。

　　疑点三：韩语书名也出错

　　在另一份由韩国作者李林银签署的将《第5代帅男孩》、《爱情的约定》、《玻璃容器》、《坏小子》等四本书授权给中国某文化图书发展公司的一份英文授权书上，一位颇为资深的韩语翻译发现，授权人在签署授权书时，竟然把《第5代帅男孩》中的韩语书名也写错了，犯了一个十分低级错误。

　　伪书之所以转移至韩国青春网络小说领域，无非是看中了这个市场丰厚的获利，因为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青少年是最庞大的一个消费群体。仅以韩国青春文学在国内的两部领衔作品《狼的诱惑》、《那小子真帅》系列来看，发行量都高达70万册左右，这自然让伪书制造者们垂涎欲滴了。

　　根据一般的推算，制作一本韩国青春网络小说的伪书，由于不需支付任何版税。若以每本书定价20元来算的话，每本书可以赚取5至6元。若发行量达到20万册，那么，一本伪书就可以净赚100至120万元。正是巨大的利益驱动，使得伪书制造者，不顾一切来坑害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