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歌:中南海的大门真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吗 ?

2月10日 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召集10名企业界及基层人士开了一个座谈会 ,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征求人们对 《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的意见。在该座谈会结束时,一定是笑容满面的主人温总理对着10名被召集来的人说道:“中南海的大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

我想,一定有不少的人们在听到和霭的温总理的这句话后被他感动了,正象以前温总理在除夕夜下矿井与矿工一起做除夕夜的共餐与欢聚一样。可是,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却一点也没有激动的意思,说实话,我无法为这样的表示感动,相反,在听到这样的一句当然显然是善意的表示话语时,我的心中却升起一个疑问:中南海的大门真是面向广大群众的吗?

如果,中南海的大门真是面向广大群众的,那么,从国家的基本价值与根本体制来说,国家就不应当是目前的这个样子,国家就应当顺应人民的要求,顺应世界文明进步新潮,变不良的极权体制为民主自由的现代体制,就应当按现代民主自由理念的原则,给予中国人民最为广泛全面的人权,就应当与世界先进的国家一道迈向和平繁荣的新世界,可是,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切照旧,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哦,那个太阳就是永远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专制还是那个专制,人民无权利还是无权利,中国落后还是落后。我真的不知道,中南海的这个大门是怎样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呢?

如果,中南海的大门真是面向广大群众的,那么,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中南海里的领导人们就要真正地关心中国人民的权利与幸福,就应当从制度、政策、法律、社会诸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可是,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官权的滥用,面积广大的贪污腐败,我们看到的是广大社会弱势群体的苦难。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城市职工,其它因为各种原因生活陷入绝境、困境的人们的苦难。我们看到的是太石村的粗暴压制,当地的地方政府竟连小小的山村里的村民的民主请求都不能容忍,必欲以蛮横的武力消灭村民合理合法的诉求;我们看到的是重庆重特工人的悲剧,他们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被打被骂被围困;我们听到的是广东汕尾东州村的枪声。为了对付一个边远海边的渔村维权的村民,当局竟出动了坦克车,出动了全副武装凶残恶煞般的武警部队肆意屠杀民众,中南海的大门尚不知道是否真的面向广大的群众,共产党军队的枪口却令人震惊地再一次面对广大的群众,而且,不仅仅是枪口面对着群众,他们竟然再一次地开了火,他们再一次在当今世界创造了一个国家军队向本国和平的民众开枪射杀的再恶劣不过的记录,一个巨大的罪恶。我们还看到、听到其它许许多多中国政府压制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维权工作者的事实,前不久当局对太石村维权律师、对高智晟律师、对郭飞熊律师的打压迫害,这些打压迫害时时竟以黑社会式的流氓殴打的方式进行,真是匪夷所思。对郑贻春、张林、许万平的抓捕与处刑,对杨天水的抓捕与即将发生的处刑,都一再延续了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毫无道理的残忍迫害。当今世界还有哪些国家存在对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打压迫害呢?为什么从“敞开着”的中南海的大门里看不到世界文明的景象呢?为什么不能改变过去显然是错误的绝不容忍不同意见存在的恶劣做法呢?一个政权真的能够依靠持久的暴力镇压而维持其生命吗?我们从历史上看不到这样的实例。何况时间已经走到了人类文明业已大大进步了的二十一世纪,中国当局 —居住在中南海的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们为什么就不能真正的与时俱进呢?世界上其它发达先进的国家如何治理国家,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一个极为恶劣糟糕的专制榜样呢?与其长久忍受国际社会的强力批评,为什么不能进行有力的巨大的社会改革呢?真的有什么东西比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更重要吗?敞开向人民群众的中南海的大门也不应当继续执行迫害法轮功的错误政策,这一错误政策业已造成了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巨大创伤,也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国家的国际形象,没有任何合理、合乎人道与国际法律的理由可以支持这一罪恶昭彰的群体灭绝式的迫害。

最后,我真心希望中国中南海的大门真的面向中国的最广大的人民,面向所有的中国人,让我们中国人获得他们理应拥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这些权利早已为相关国际法律文件所确立。我真心希望中国中南海里面的中国国家权力的掌有者真正以维护国家民众的利益为其执政的唯一目的,抱着锐意进取的时代精神,立即启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为中国的明天奠定良性发展的强固基础。我不知道我的希望是能够实现还是终是梦想?作为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文化人,我有理由有必要说出我的观点,而不管我这样说将给我带来什么。

焦国标:八宝山的“性别”

波托马克河的华盛顿DC段大约是西北─东南流向的,东北岸铺向远方的是华盛顿市区,西南岸展向天际的是连绵起伏的一面大坡。这面坡与丛林茂密的周边大为不同,覆盖它的不是树林被子(植被),而是碑林被子。石碑一般不高,半米左右吧,纵横成行,放眼望去,看不到尽头。这便是华盛顿地区著名景点之一,美国国家公墓。

中国没有国家公墓

任何公墓都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公”,公墓不像乱葬岗谁想埋谁埋。那么这片公墓埋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殉国的军人,普通士兵是一块同型号的石碑,将军的墓碑则款式各异,且有些雕饰。据我的一知半解,那里仅有一个例外,就是甘乃迪总统。甘氏墓最与众不同的,是那里有一株不怕风不怕雨、长燃不熄的天然气火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据说是李敖的文章,题曰“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副题为“李敖写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开头写道:“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而我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今天我想起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

我不敢肯定这是李的文字,其所发的牢骚我也不尽苟同,但它揭示了一个真确的事实,即中国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国家公墓。八宝山不是。八宝山不屑于国家公墓的身份,长期以来它的大号是“革命烈士公墓”。后来省去烈士二字,径称革命公墓。革命高于国家,就等于党高于国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人民公墓名不副实

早前出地铁八宝山站,发现八宝山又改名了,不叫革命公墓,改称人民公墓了。这是一个准入门槛司局级以上中共干部的葬所,叫人民公墓不是一种辱没,便是在开玩笑,就像《人民日报》的名与实一直在开玩笑一样。无论八宝山的“性别”怎样变,公也好,母也好,烈士也好,革命也好,人民也好,总之都不是国家,总之中国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公墓。

有人可能说:“天安门广场不就是国家公墓吗?那里有毛主席纪念堂,还有人民英雄纪念碑,俨然一个国家公墓嘛。”毛主席纪念堂只不过是一座追随当年苏联时尚的皇帝陵,而纪念碑与墓碑的差别可能跟蜡人与死人的差别一样远。旧时代皇帝们知道自己生前遭人恨,死后索性把自己埋得远远的,省得后人看着心烦。毛的继任者们不这么看,他们觉得毛千秋万代都招人待见,所以哪儿碍眼,哪儿堵心,就放哪儿。

纪念碑糊弄人和鬼

有人会说:“中国军人死得太多,根本不可能个个有下落,并弄来埋掉、立碑。”是的,哀荣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有成本的,谁顾得那么多。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石碑上,仅用中日英三国文字刻吁“遇难者三十万”这几个字,而日本冲绳大战遗址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笔一划吁二十二万战死者的名字,包括日本人、韩国人、北韩人、台湾人、美国人和英国人。什么大屠杀纪念碑,简直是糊弄人和鬼。

其实在中共意识形态逻辑里,国家公墓不仅是一个困难的操作,更是一个困难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公墓?进入国家公墓的资格怎样确定?谁能进谁不能进?这些问题在中共意识形态逻辑里都很难解决。每年十.一都有不少官方媒体称之为“祖国的生日”,包括中央电视台,意味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根本还没有出生!如此荒谬绝伦的概念,中宣部从未指出过其不适当。这是一个割断历史、只有它最好、一切都是从它开始、共产党是盘古、毛泽东是亚当、贪天之功、恬不知耻、吹牛撒谎、嘴尖皮厚的意识形态。

胡平:评温铁军福建宁德讲话

温铁军先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去年他在福建宁德有一次讲话,讲稿发在互联网上,引起不少争论。

我必须说,温铁军这篇讲话很精彩,好就好在坦率。毕竟,温铁军是学者,学者就要讲道理,以理服人。哪怕他是在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他也必须讲出为什么要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的一番道理。换言之,他必须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

众所周知,中共一直拒绝自由化,拒绝民主改革。那么,中共为什么要拒绝自由化拒绝民主呢?对此,官方有它的一套说词。只是这套说词纯粹是八股调,空洞无物,别说说服不了民众,就连中共官员自己也说服不了。这就需要像温铁军这样的学者出来讲话了。我并不是说温铁军的这次讲话是当局安排指派的。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我甚至怀疑温铁军的讲话是否能得到当局的欢迎,说不定还引起当局的某种不满或不安。因为你要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亮出底牌,你就是讲出了当局的难言之隐,你就使当局陷入某种尴尬难堪的境地。只不过事到如今,当局也深知,有些话不讲清楚也不行;自己不好讲,让别人讲出来也行。

在温铁军这篇讲话里,有一段讲得最坦率。他说: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温铁军明白地告诉大家,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进民主化改革,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推行民主改革,等于是要把他们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

温铁军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告诉大家,所谓加强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腐败,维护腐败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

注意,当温铁军说中国缺乏健康力量,无法搞出良性政治,这实际上已经承认腐败的精英集团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温铁军如此坦率,这无疑是值得称许的。

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腐败的精英集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吗?不是,都不是。他们恰恰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改革的产物。在改革之初是没有如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的(这里主要是指经济腐败)。这就是说,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进民主化改革,由于那时还没有强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国会比较容易地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自由民主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实行自由民主,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当然就更困难得多了。温铁军不是所谓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但是他对当今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我们却相当一致。这真叫英雄所见略同。

然而温铁军和我们的一致也仅此而已。他的结论和我们正好相反。温铁军最后的结论是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先前共产党就是因为拒绝自由民主,坚持在所谓一元化领导即一党专政之下进行经济改革,这才导致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产生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面积深度腐败的精英集团,使得今日中国缺乏健康力量而很难走上良性政治,那么,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岂不是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一错到底,一条道走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我很难相信温铁军会愿意维护这样一种政权;但是从他这篇讲话里,我实在又引不出另外的结论。

秦耕:专制是对一个内心怯懦的民族的惩罚

   从20岁时发表第一篇以“反专制”为主题的小说开始到40岁的20年间,我一直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启蒙主义者,包括对波澜壮阔的1989年全国民主运动的评价,不管是事前、事中和事后,我始终认为这次运动的第一要义就是广泛、公开、彻底的全民启蒙,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场失败结局的民主运动,与其说是民主运动的结束还不如说是民主运动的开始。但40岁之后,我开始认识到仅仅启蒙是不够的。简单说,启蒙就是要唤醒人的意识,对人的权利开始自觉,认识到专制的丑恶与不公。包含在这种“启蒙论”中的一个想当然的命题就是:人一旦从臣民觉悟为公民,就一定会以人的姿态反抗强加于自身的专制。自1989以来17年的事实证明,这个想当然的命题是大有问题的,人的权利意识可以觉醒,但觉醒之后并不必然导致对专制的自动反抗。人还可以继续选择对专制臣服,继续选择对专制顺从,可以继续忍耐专制强加的羞辱和人格摧残。区别在于启蒙之前认为专制的存在是当然的,是必须接受的,因为国家是皇帝的,自己作为臣民,也是皇帝的子民,因而不会觉得被专制是一种羞耻;启蒙之后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被专制,也知道被专制是一种极大的羞耻,但因为内心的恐惧和怯懦,不敢以身反抗,争取自己做人的天赋权利,于是把万般羞耻埋藏心底,选择了和启蒙以前同样的生活方式,顶多暗地里大骂几声专制,发泄一下内心的痛苦,平时装出一副并未发蒙的样子。人性是有缺陷的,怯弱就是缺点之一。
    为了说明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的区别,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举过一个十分恶俗的例子,又因为实在太恶俗,发表前我予以删除。现在我又想到这个例子:一个贪婪美色的大骗子对美女说:和我上床吧,我将会给你别墅和汽车。因为骗子总是出色的表演艺术家,所以美女就信以为真欣然和他上床,日复一日心甘情愿的接受骗子的百般玩弄,美女每每受不了糟蹋,甚至发现骗子只沉迷美色不谈别墅汽车时,也时有怀疑,但骗子就一会儿整风一会儿反腐一会儿搞先进性教育一会儿换穿一身新衣服,并发誓赌咒说反正他一定会给她别墅和汽车,并说和她上床就是实现别墅汽车的初级阶段,为了别墅汽车这个人类最伟大最美好的理想,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骗子与美女的游戏,其结果是骗子在未来永远不可能兑现别墅和汽车的伟大理想,但在现实中却每时每刻实现了对美女肉体的全面占有。皇帝的专制很简单,不用编排一套美丽谎言,直接派太监把美女扛进皇宫就行了,因为天下美女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对皇帝臣民的启蒙,是要告诉她你是独立的个人,与皇帝地位平等,不是他可以随时占有的私产;针对乌托邦专制的的启蒙,无非告诉她:那个家伙是江洋巨骗,他撒下弥天大谎,根本没有能力为你购买汽车别墅,甚至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别墅汽车那种玩意儿。
    现在接着这个故事往下说。假设我们给这个上当受害的美女启蒙,可能会出现这么几种结果:一是美女觉悟,痛斥骗子嘴脸,奋起反抗,离弃了他,从此不受他的侮辱;二是美女觉悟了,但慑于骗子的淫威不敢反抗,或者害怕失去骗子已经给她的一点现实利益,不想反抗,甘心继续接受骗子的侮辱;三是美女振振有词,认为你别有用心,成心搅和,或者认为你根本不了解人家,误以为人家是骗子,其实人家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别墅汽车,因为人家每次说买别墅汽车时,都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只是暂时遇到经济困难无法立即兑现而已……
    第一种情形就不用说了,第三种情形其实没什么话可说了,我有话想说的,应该是第二种。对于第二种情形,重要的已经不是启蒙了。我相信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再需要启蒙。因为认识到乌托邦专制与皇帝专制同样丑恶、凶残、罪恶的本质,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知识与丰富的人生阅历,20多年之前,我以弱冠之年就能够透过专制机器动用一切手段——从歪曲历史教科书到动用所有媒体为自己化装美容,从体制安排上的滴水不漏到利益安排上的分层诱惑、从不遗余力的谎言欺骗到野蛮无耻的暴力恐吓——所编织的面纱和铁幕,清晰认识到乌托邦专制的本质。时移事易,20多年过去,期间又经历1989全民运动的广泛启蒙,我不再相信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还需要启蒙,我甚至不再相信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民众也需要启蒙。
    我想质问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从整体上犬儒化,或堕落为乌托邦专制的合作者,或被利益收买成为乌托邦专制的顺从者,或者被乌托邦专制的高压恐惧所震慑而装聋作哑忍气吞声苟且偷生,在这种情况下启蒙的作用、目的和意义何在?已经觉悟的知识群体可以犬儒化,难道经过启蒙的民众就不能步其后尘也犬儒化?知识阶层在专制面前可以丧失反抗的勇气,难道觉悟的民众就一定会勇敢面对?知识阶层可以日复一日忍耐专制强加的种种屈辱,甘愿道德沦丧,难道在觉悟后的民众身上就一定不会出现这种道德的贫困?监狱的高墙、电网、黑暗囚室、十八般戒具让知识分子两股战战恐惧莫名,难道觉悟后的民众就不会感到同样的恐惧?或者,我想发出更加极端甚至恶意的质问:难道启蒙民众的目的就在于让民众代替知识分子走在反抗专制的前线,为知识分子抵挡子弹?代替知识分子在菜市口慷慨赴死引刀成快?如果这确实是启蒙的目的,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种卑鄙的启蒙?我们为什么在接受了专制强加的羞辱之后还要再接受自身卑鄙所带来的再次羞辱?因此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现在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勇气,不是从知识上获得觉悟而是从道德上得到救赎,如果需要启蒙,那也应该是道德启蒙而不是知识启蒙,是对自身启蒙而不是去启蒙民众。其实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自由精神、道德担当和反抗勇气,才是对民众最好、也最有效的的启蒙方式。
    例如专制机器把持所有媒体、钳制言论自由不是从《冰点周刊》勒令停刊开始,也不是从整肃《公益时报》开始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用强力压制、扼杀、摧残着一切有言论自由倾向的媒体和行为,每年都有大量的《冰点周刊》事件、《公益时报》事件在不停的、连续的上演着。但这一次,《冰点周刊》的主编李大同和《公益时报》的主编陈杰人在挨打之后叫疼,公开对打人者表示不满,以哭闹的方式进行适度反抗,才将事情闹大,摊到了桌面上,最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引起强烈、持续的抗议声浪。李大同和陈杰人两位先生是勇敢的,至少他们在1990年代以来,首开了媒体人公开反抗的先例,捍卫了媒体人的尊严,他们不肯沉默,以挨打喊疼的特殊方式表示了自己作为人的存在。
    朋友任不寐有言:“专制是对一个内心怯弱的民族的惩罚”。一个不敢公开反抗专制的民族,只得接受被专制的命运。但愿李大同和陈杰人身上的反抗精神能够给人们这样的启示:知识分子对专制的忍耐如果不比专制更可耻,至少是与专制同样可耻的!

脱了70年的衣裳――从丁玲到木子美

“丁玲,她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木子美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玩笑,她用玩笑作为突破口,解剖男人,也解剖这个世界。”

  这两个女人隔着70年的时光遥相呼应,以文字涉猎禁区,挑衅着人们脆弱的神经。所不同的是,前者穿着衣裳,后者却裸裎相向。

  脱了70年的衣裳——从丁玲到木子美

丁玲

木子美

  2005:北京初冬的木子美

  11月21日,初冬的北京。

  博客网办公区,各人在电脑前埋头工作,许多脑袋此起彼伏,就像QQ里的卡通小头像,虚拟,不真实。

  有人叫:“李丽,李丽……”一个细细的声音弱弱回应了一下,而后一个小脑袋探出,赤红的头发向外支棱着。

  几分钟后,这个赤红头发的脑袋晃到了一个小会议室。

  近镜,脸颊瘦瘦,皮肤黄黄,表情很安分,头发不驯良。

  李丽,可不就是著名的——木子美?

  木小姐笑了,眼角一条条的鱼尾纹触目惊心,就不足30的年龄而言,实在有声色过度之嫌。

  一次私下聊天说到她,朋友说“浪——得虚名”。这大约是多数人对木小姐的看法。而对此木小姐早已宠辱不惊:我只不过是通过身体来实践我的哲学,身体哲学。她睨视着你说:我已经从良了。

  木子美,或者李丽,冲着我微笑。笑得矜持有度。

  想起她的名言: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在床上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你多长时间的采访。

  我笑,问:你打算给我多长采访时间呢?她便也笑。

  她坐在那里,干涸起皮的肌肤透露出一个信息:南方的肌肤承受不了北方冬天的严寒。在北方男女里扎堆,她显得过于单薄瘦小。她的眼白微微泛黄,眼神不可捉摸,这让她看上去有点凄惶,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去年,她被博客网招为市场经理,一时舆论哗然。不过主流的看法显然认为,她成名于博客、推动了博客,理所当然该继续效力或者获利于博客。现在,大概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此时她已不是市场经理,而只是一个普通编辑。博客网的普通编辑李丽说:“我从小就想做伟大的人。”“想做一个大文豪。”

  人生啊,譬如朝露,去日无多,当不成大文豪,总还得做点什么。因此,“别人不敢剃光头的时候我剃了光头,别人不敢说性的时候我说了性”,这让木小姐成为一部分人眼中令人发指的离经者、成为另一部分人眼中仰之弥高的叛道者。现在她在博客网里负责“播客”业务。她也放弃了文字博客写作,转而成了一个“播客”。在播客里,她一如既往坦白地将她的性爱生活以声音的形式呈现。可是经过流氓燕、竹影青瞳轮番轰炸后的公众显然已经有足够的承受能力,不那么容易一惊一乍了。诚如有人所言,木子美的所作所为就像一个玩笑,她用玩笑作为突破口,解剖男人,也解剖这个世界。

  而70年前,有另一个女人,她的所作所为注定是一场惨烈的悲剧,她以飞蛾扑火的姿态切入这个世界,发出先锋的声音也因而背负上沉重的命运。

  1930:丁玲的性情文章

  照片已经发黄,记忆开始受潮。

  文学界的老前辈孙犁说:“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70年前,这个使得举国若狂的女人,比现在的木子美还要年轻几岁。她相貌平平,从来没有往那张圆脸抹上更多脂粉、从来没有把身体包裹在低胸衣里、更不懂得在镜头前扭出S型——而这一切,是现在下半身女作家们最基础的功课。因此她笔下的性与爱直接而朴素,发自内心冲动喷薄而出,吓坏了那个时代。她在上世纪活了八十几年,用几年写了“莎菲”这样的性情文字,用几十年来承受磨难,最后在剩下的时间里收敛了先锋的芒刺,扮演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直至善终。1927年,她这样写道:

  “当他单独在我面前时,我觑着那脸庞,聆着那音乐般的声音,心便在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莎菲女士日记》)这些文字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显得生猛无比,来势汹汹,其时即便是思想先进的那群男性亦在新思潮与旧文化之间徘徊挣扎,她以一个弱质少女之身在文坛掀起了一股情色风暴。而文字里的莎菲,多少就是现实里的丁玲本人。

  当下的年轻一代已很少有人对丁玲的作品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感兴趣,然而关于她私生活的话题却几十年未偃旗息鼓。她的著名的罗曼史是一个以悲剧收场的三角恋爱事件。三角恋爱,三人同居,举国哗然。那时候,她与胡也频公开未婚同居已够惊世骇俗。后来,一个又丑又穷的诗人来到他们家里,这个人,就是丁玲认定的最天才的天才——冯雪峰。丁玲芳心大乱,“我停止写作,只有一个念头——听这个人说‘我爱你’”。她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了。现在我知道爱情是什么,我爱上他了。”胡也频听了这话,悲伤不已。而后,丁玲追随冯从北平到上海,深爱丁玲的胡也频也随之而去。他们三人在上海、杭州同居共住。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太长时间,理性最终战胜了情感,丁玲重新回到了与胡也频的两人生活。然而不久,胡也频即被捕身亡、冯雪峰也很快遭遇同样不幸。此后一生,无论她与谁在一起,都摆脱不了对胡的“纪念”,和对冯的“怀念”。著名的斯诺夫人说,她看到丁玲,就想起了乔治·桑这样的女子。不知道斯诺夫人想起乔治·桑的时候,是否顺带想起这位著名女诗人的香艳情事: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史、与音乐大师肖邦十余年的同居生活,成为19世纪法兰西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她内心深处情感奥秘的情书佳作。 她可以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该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该主动去得到满足。天才女子的爱恋总是惊心动魄的,她们的触觉原本就更敏锐、感情原本就更灼热,可是难保不会烧伤了自己。

  丁玲的先锋与木小姐的前卫

  木小姐前卫否?叛逆否?

  我的答案是:前卫,但不叛逆。

  在这个主流观念依然谈性色变的社会里,木小姐的举动看起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实际上却正合正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潮。

  现代社会已经从跳交谊舞到蹦迪,从扭扭捏捏的班级联欢会到放浪形骸的性爱Party,从规规矩矩的大合唱到随意乱吼的卡拉OK,从自认潇洒地抽烟到猛嗑摇头丸,在越大胆越潮流的一片声色光影里,木小姐一枝独秀。木小姐牺牲了爱情,而将自己交付了欲望。问木小姐,你觉得自己做的事情伟大吗。她点头,说:“当然,我是博客之母啊!”

  现在她说她“从良”了,在博客网里循规蹈矩地过小白领生活,在去年德国之声主办的博客大赛里态度从容地做评委,以“从良”的低眉顺眼模样出版私人博客日记《从良》。如果说最初的博客写作是一时的率性之举,现在的她已经开始小心翼翼对这个社会抛着媚眼。

  木小姐活得并不冤枉,尽管一度为骂声淹没、被原单位开除,但到底享了身体的乐,《遗情书》给她赚了不少版税,博客网也成了更好的东家,更成就了她先驱和殉道者的身份,得以生存在某种伟大的精神幻想里。丁玲前卫否?叛逆否?

  前卫。叛逆。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别说中国,就是西方社会也还包裹在老派守旧的道德观念中,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要到60年代才开始轰轰烈烈。那时候好莱坞电影里甚至没有接吻镜头,丁玲却在文字里描述着“色”的诱惑,身体力行三人同居。这还不够先锋不够前卫么?可是她显然不及木小姐幸运,她的先锋带给她的,是长达一生的悲剧。这样的批评可能还算是客气的:“她一辈子搅在各种是非里。她也用这种眼光看别人……她有一切‘坏女人’的毛病:表现欲、风头欲、领袖欲、嫉妒……”事实是,她连青春期的小布尔乔亚情绪还没来得及宣泄够,就骑着战马奔赴前线。在终日敌机低空轰炸扫射下,她哪有时间像木小姐那样经营自己的身体与标志性的头发;大队骑兵卷起的漫天烟尘中,她哪有精力去和民众意识做搏斗,赢得先驱的名头?在那个大时代中,她的身躯迅速被滚滚红尘所淹没。

  而她的生命里,蒙冤受难的岁月至少有29年——即从1955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首领,直到1984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但如果从1943年丁玲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被迫承认自己有“自首行为”算起,她蒙冤的时间竟长达41年,那是她整整一半的生命历程。在这坎坷的一生中,丁玲先被下放北大荒12年,后被关进羁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发配到山西长治郊区的老顶山嶂头村4年,可谓饱经磨难,九死一生。受株连者不仅有她的亲属、同事,甚至还有主持正义的审查办案人员。丁玲说,当年她像被发配的林冲一样,脸上刺了“叛徒”、“反党分子”、“右派分子”。而历史已经证明,丁玲是一个飞蛾扑火般忠诚地追求革命的所谓“叛徒”,是一个没有任何反党罪证的“反党分子”,是一个没有任何右派言行、甚至在晚年又被扣上“左派”、“红衣主教”帽子的“大右派”。齐豫在一首关于以林觉民《与妻书》为题材的歌里唱:

  当我看见你的信/我竟然会相信/刹那即永恒/爱不再开始/却始终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世当作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离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她的不得不舍和离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外人看到丁玲的另类与荒谬,不过是她坚守内心的方式。

  爱情确实曾经来过

  2005年的木子美说,她现在的男朋友只有22岁,比她小。喜欢年长男人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她说,她现在能闻到三四十岁男人身上的腐烂气息。而这些刚长成的年轻男人们却带着还没被腐蚀的清新。在最近写的歌词《从良》里她说:阅男无数从此良好/吹拉弹唱遗情奏/放下屠刀立地成妖/不分青红爱皂白/曲终人散一了百了……她的从良大概是一个玩笑,她的恋爱大概也是一个玩笑。

  1986年3月初,病床上的丁玲在望着窗外很久以后突然说,雪峰死了几十年了。

  是,冯雪峰,一个让她爱了一世怀念一世而又不能相守的男人。

  而后她又向守在她身边的陈明,她最终的爱人,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

  如果人生是场电影,闭幕曲应在此刻响起——

  起初不经意的你 和年少不经世的我

  红尘中的情缘 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胶着

  想是人世间的错 或前世流传的因果

  终生的所有 也不惜换取刹那阴阳的交流

  ……

  来易来 去难去 数十载的人世游

  分易分 聚难聚 爱与恨的千古愁

  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

  滚滚红尘里有隐约的耳语 跟随我俩的传说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中说:“我对好多人怀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这些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它们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爱情,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来过。 数十年光阴流转,70年后的木子美已不耐烦像70年前的丁玲那样,穿着衣服裸露精神,可是暴露在岁月风尘中的木小姐,又能对谁说出“我是爱你的”这样情深意重、堪以一生相许的话呢?

八十年代的流行阅读

憧憬美丽的琼瑶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在发育的小女孩,总是穿一袭小碎花裙,她们往往青涩得连偷窥一眼男生,都会拘谨得手心发潮,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的在桌底下藏一本琼瑶的言情小说。

那时,很多女生都疯狂地迷恋着琼瑶,仅有的一丁点零花钱汩汩地往外流。连租书店的老板娘,也暧昧地说,哟,这些小姑娘,都成小大人了,然后唇边绽放一个甜美的笑。

现在人们再提起琼瑶,就像谈论狂跌的股票,注水的猪肉一般,难免觉得俗。

可在那一个物质仍很匮乏的年代,一段单调得只有黑白两色的时光里,琼瑶为我们搭建了一座精致的城堡。

在琼瑶看来,情爱的理想归宿是家庭,所以故事往往琐碎而唯美。但正是这种琐碎,构建了我们的青春底色。

记得某个郁闷的午后,第一次看到《海峡》杂志上面琼瑶在祖国大陆首次刊出的作品《我是一片云》时,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心潮澎湃地把它读完的,只清晰地记得,起身时,前襟已被泪水洇湿了一片。温婉而灵动的词章,像一袭如水的旗袍,成为紧扼心头的温暖。

那段年月,成长中的我们,像突然赤裸地站在演讲台上,心里惶惶然不知所措,这是段摸索着路标走路,没有光亮的日子。封闭在逼仄的天地里,我们轻而易举地被忧伤击中了脑袋。

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女孩子,都幻想自己一如琼瑶书中的女主角,等待命中的王子骑着白马破风而来。他应该有浅海般微蓝的眼睛,发根清爽,笑起来满脸的阳光。女孩则坐在他自行车后,尖叫着穿越一条又一条巷弄,抑或躺在阳光浸满的草坪上,看飞鸟从昏黄的天空急急掠过。两个人在小小的天地里,可以一直一直地这样厮守下去。

可现实和小说中构筑的世界难免有太大的距离,有些女孩苦苦等来的感情往往还没有来得及成长,就已经夭折。当她们看到自己心目中的男主角站在高大的香樟树后,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世界便在顷刻间崩塌。于是琼瑶的小说被她们悉数锁入箱底,上面落满了尘埃,纪念着她们的青春年代。

明理智慧的亦舒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说琼瑶是台湾言情小说的领军人物,亦舒则可称之为香港言情的翘楚。这两位作家,分别代表了台湾与香港两地对“爱情”这一文学命题的不同观念。

亦舒与琼瑶的创作有一定相同之处。两人都以爱情为小说主线,且都为高产畅销书作家,但因人生历练不同,所处地域环境不同,琼瑶的作品古典婉约,亦舒的小说则较为西化现代。

相对而言,亦舒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而且主要是以香港和欧美的现代大都市作为背景。她的作品虽然也都是在描写爱情故事,但主人公的感情发展与身边的社会关系网络有着重大的联系,而前者往往屈从于后者。所以,亦舒是一个以笔为刃,善于制造幻觉和迷梦的女人。这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孩子由衷地喜欢。

《男男女女》、《西岸阳光充沛》、《迷迭香》、《阿修罗》……亦舒对“爱情”的态度是矛盾的,它们没有琼瑶爱情戏中的唯美,在理智上她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至纯至美的爱情事实上是十分脆弱的:一旦现实内容掺杂其中,它立刻会变了味道甚至土崩瓦解。

那是一个白衣胜雪的年代,在彷徨和迷茫中,我们开始看亦舒。她的书中打满“made in hongkong ”的烙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轻灵的窗,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生活中,刻骨铭心的回忆。

读完三毛,想去流浪

三毛在十几年前用吊丝袜结束了自己的漂泊。从此,关于流浪、关于撒哈拉的记忆一直令我们难以忘怀。

可以说三毛温暖了我们的整个八十年代。我们是看着三毛的书长大的。许多人说我们俗气,说我们幼稚,说三毛笔下的文字里有着多少的不真实。可是我们依然坚持着心里面这份美好的情愫。我们是相信三毛的,相信三毛的美,相信三毛的真,相信即使三毛是在编造故事也不过是想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世间那些热烈的情感罢了。所以即使那些是假的我们也认了,毕竟三毛的文字带给了我们那么多的幻想和期望,它们带着我们长大。

还记得那些读三毛的夜晚。我们打着手电筒躺在床上,虔诚地看着三毛笔下的爱情,想着三毛模糊的面孔,看着看着不由得会有泪滴下。当属于三毛的“撒哈拉”那样别致地轻轻在我们面前展开,我们沉醉于对那种浪漫,那种勇敢,那种逆境中的智慧的欣赏。那样的一片沙漠海,三毛依靠着爱情和坚强白手成家,于是就有了棺材变成的家具,于是就有了旧汽车轮胎装饰成的温馨小座位,三毛凭借着无数个不可思议的创造,在这样一个没有花朵的荒原开出了春天,千千万万个女人骨子里可望不可即的浪漫,让勇敢的三毛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写《稻草人手记》时,她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写《哭泣的骆驼》时,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在写《温柔的夜》时,她是一个温柔多情的人;在写《撒哈拉的故事》时,她是个做事热情而认真的人;在写《梦里花落知多少》时,她又是一个美丽的、幸福的、无怨无悔的女人。

现在,看着三毛的书成长的我们已经长大,三毛在我们心里撒下的更多是爱的种子,我们在心里深深地想念着三毛的一切。想念当年那个扎了两条大辫子,穿着长裙在沙漠上奔波的女子,她的脸上有着岁月刻下的痕迹,但她对生活的热爱初衷不改。

一页页地翻过了三毛的生活,点点滴滴地记录着热爱生命的旅程,我们好像能够望见那长长的裙,长长的发,在阳光下飞舞,以无比绝妙的姿态晾晒着一串串长长的回忆。

金庸,走进另一个世界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在八十年代,可以说金庸用他笔下的三昧真火,照亮了整个武侠帝国。初时他似天将亮时昏黄的灯,后来则变成为阅读者心底最温存的火。我们在其纸上辽阔的疆域里乐不思蜀,一代人从他的书中获得过愉悦和感动。

在金庸三十一岁那年,他写出了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之后便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后来,金庸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合称“三剑客”。他们还在报上开设了《三剑客随笔》,三人合写一个专栏,以展现“三剑客”“社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自《书剑恩仇录》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接着,《雪山飞狐》一出,石破天惊,全城争读。《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金庸不过三十四岁。若真要赶赶时髦,回首当年,金庸的梦想却是当一名外交家。命运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却成就了一派武侠宗师,这也可谓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幸运。

在那个年代,金庸的武侠可真是不得了,像个迷宫一样,走进去就再也不愿出来了,它们一点一点引爆着我们体内隐秘的能源。因为那些阅读的快感,我们感到每一寸肌体都变得流畅和充盈起来。正因为现实有太多的不如意,大伙儿才喜欢那种寄情山水诗酒以求遗忘的浪漫,喜欢那种横刀跃马,以剑血叩江湖的悲壮。翻看小说,像进入了另一个时空,郭靖的憨直、黄蓉的慧黠、小龙女的轻逸、段誉的痴情、南海鳄神的直爽、慕容复的阴毒,一幕一幕全翻涌在了纸上。我们中了金大侠的“毒”,沉醉在这个绮丽迷幻的世界里,难以自拔。

金庸笔下的人物寄托了我们一代人的梦想和渴盼:纵横捭阖,傲睨天下的幻想;对潇洒自由,孤高自诩的气质的向往……

而最令人称绝的还是,金庸将武功描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髓糅杂在一起,琴棋书画,九宫八卦,医道,用毒,皆可化为绝世神功,并将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作为“武功”的最高境界。除此之外,他还着力描写人物练功的艰难历程和坚韧性格,并有声有色、恰如其分地描述出主人公因祸得福、置死地而后生的必然寓于偶然之中的哲理意境,使他们的“武功”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在那个年代,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

汪国真——写下青春的诗行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给暗恋的女孩子写情书时,往往顺手拈来,摘抄几句汪国真的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汪国真的诗中不仅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更主要的是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站在人生的更高层次俯视现实中的一切,所采取的“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不能不说是汪国真诗歌备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

“汪国真”热卷起的浪潮异常剧烈,他的诗集不断被翻版,复印,销量达几十万册。

在那时,读和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和年轻的表征。他们用廉价的硬抄本,小心翼翼地珍藏着属于青春的文字和忧伤的回忆。

在纯粹的大学校园里,能写出汪国真式的诗是许多学生的憧憬,诗歌在真挚的咏叹中,在肥沃的文学土壤里拔节成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充盈的年代,它成全了许许多多汪国真式的诗人。最经典的说法是,一片树叶掉下来会砸到两个诗人的脑袋。写诗,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怀念方式。

人生路迢,悲欢交替,风雨晨昏,那些天蓝年代的点滴,在我们行走的路途中,又一次泠泠而起……

舒婷:不做攀援的凌霄花

我在我的纬度上/却做着候鸟的梦/梦见白雪/梦见结冰的路面/朱红的宫墙后/一口沉闷的大钟/撕裂着纹丝不动的黄昏/呵,我梦见/雨后的樱桃沟/张开圆圆的舞裙/我梦见/小松树聚集起来发言。

就诗歌艺术而言,舒婷无疑是“朦胧诗”群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朦胧诗”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引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是那个乍明还暗的80年代所放射出来的最为夺目的文学光芒。

那时,单纯而执著的青年,常常躺在宿舍的矮床上,就着粗陋的一日三餐,拿着舒婷的诗集在15瓦的灯泡下反复“吟唱”。月光洒在他们脸上,在那片诗歌的温床里,青年们虔诚得仿佛谛听雪落的声音。

舒婷曾说过,通往心灵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不仅仅是诗;一个富有正义感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总能找到他走向世界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诗;一切希望和绝望,一切辛酸和微笑,一切,都可能是诗,又不仅仅是诗。

她笔下是剥茧抽丝般提炼过的生活,连龌龊的争斗都化成飞扬的羽毛,一切纷乱的人生场景在薄薄的书页里变得诗意和完满。

评论家基普认为:“舒婷的诗提供了一种‘软性’话语模式,也提供了禁欲的一代人的情感模式,经过了革命的禁欲年代,这些年轻人的个人情欲终于获得了一点点舒解的可能。但比起日后的‘新生代’诗人的狂热的情感宣泄来,舒婷一代人的欲望舒解则显得十分可怜。一点点假想的发泄而已。”但是,舒婷对于那个年代的“文学青年”而言,无疑是真诚而伟大的。“朦胧诗歌”的盛世,在她轻柔的指尖下开启。这个睿智的女人,用她苦心经营的文字,羽化为一座秋山的絮羽,让游离的灵魂获得温暖和皈依。在诗歌早已陨落的今天,你是否还记得舒婷,记得我们的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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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片云》,让祖国大陆的我们第一次知道了琼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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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汪国真的照片也成了爱诗人的珍藏。

小说《断背山》将删节性描写

独得4尊金球、同时也是今年奥斯卡大奖热门的电影《断背山》,尽管不被引进,但它的原著小说仍有望与国内读者见面。针对部分媒体提出的“中文版小说《断背山》将不被删节”一事,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明确表示,《断背山》出版时肯定会有删节。

  《船讯》将同期引进
  据悉,早在《断背山》获得金球奖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买下了作者安妮·普鲁克斯包括两万字《断背山》在内的一部西部牛仔小说集的版权。同时将出版的还有安妮·普鲁克斯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船讯》。
  安妮·普鲁克斯的作品几乎得到了美国所有重要的文学奖项,其中《断背山》也得到过欧·亨利奖。《断背山》在搬上银幕之前,并没有多少人读过,但现在却成了畅销书,美国一家公司不久前还专门出了个64页的单行本。
  单纯从原著小说的情节上看,这是个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精练语言的运用,而电影则进行了延伸发展。

  “同性恋描写肯定将被删节”
  由于该书涉及同性恋这一敏感题材,人民文学出版社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的处理将相当谨慎,不可能删掉所有同性恋情节,否则将破坏故事的完整性,但过度的性描写是一定会被删除的。
  近年来,我国图书市场上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已并不罕见,如白先勇的系列小说、我国内地首位公开同性恋者身份的崔子恩的“桃色文学系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的同性恋文学名著《莫瑞斯》等等。但每部书都对性场面描写作了删节处理,同时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也是得到多方肯定的。作为在美国纯文学领域享有高度评价、重在阐释人类情感交流与变化的《断背山》能够在我国得以出版,也并非意外之事。

影视文学圈典型抄袭个案

   其实这些年,文学界、影视圈的抄袭现象层出不穷,说得难听点叫剽窃,说得好听点是借鉴。

    文学抄袭难鉴定,影视抄袭就更难判别。当编导黔驴技穷,或者不愿意好好创作的时候,随手就“借用”别人的东西,实在既快活又省力。

    回顾那些经典的抄袭个案,不由叫人恍然顿悟,原来同是抄袭,手段还迥然相异。

    无知无畏型

    说到这一类型,据说最经典的莫过于前两年少年作家郭敬明“抄袭”庄羽的案例了。

    2003年12月,庄羽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的郭敬明所著《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剽窃了她所著的《圈里圈外》一书大部分情节、主要人物特征、作品的语言风格等,甚至还照搬了《圈》的片断以及部分语句等,抄袭多达100余处。后来北京市一中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郭敬明、春风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梦》一书的出版发行,共同赔偿原告庄羽经济损失20万元。被告北京图书大厦停止销售《梦》一书。

    对于这样的判决,常以孩子自称的郭敬明发表声明强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12月3日作出的只是一审判决,根据法律规定,该判决为未生效判决,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这个声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笑谈流传。

    一丝不苟型

    大陆青春偶像《侬心太软》在宣传时就直言不讳地打出“金牌日剧《悠长假期》之大陆版”的广告语,要是你以为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噱头,那可能就大错特错了。据称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此剧看完,会发现从头到尾就是一出不折不扣的“拷贝”,大到剧情发展,小到台词细节,每一处都透露着浓浓的“克隆”味道。据说在拍摄此剧时,演员一边看着盗版《悠长假期》的VCD,一边现场“学习”的,一丝不苟的程度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中国的偶像剧从来都是软肋,没有好的制作班底,没有优秀自然的青春偶像,据称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抄袭了。《侬心太软》并不是个别现象,像《新闻小姐》,《天下有情之甜蜜蜜》等据说都是它的“同盟好友”,甚至被称为“中国偶像剧开山鼻祖”的《将爱情进行到底》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抄袭”了“经典”日剧《爱情白皮书》。

    借鉴学习型

    2005年,《好想好想谈恋爱》火爆沪上荧屏。

    据说此剧说穿了就是美国电视剧《欲望城市》的中国版。虽说不是完全克隆,但基本人物性格、命运发展、台词都非常“相似”。该剧导演从《欲望城市》找到了风格模式的参照点,然后再把其中涉及的大胆话题去掉,加上一点符合中国国情的情爱关系,便成了自己的作品。

    比起那些赤裸裸的抄袭来说,说,此剧还是有自己的风格和长处的,时尚的戏服和画面镜头、轻松的节奏、窦唯作曲的电子音乐等都是它的亮点。但说到底,“克隆宝宝”虽然有着属于自己的漂亮包装,但“基因”却还是别人的。

世界华文文学联盟推出大陆少年作家排行榜

   据《华文文学》报道:世界华文文学联盟,在综合分析自1990年始,至2004年底的15年内,大陆有据可查的近400名少年作家具体创作情况,根据作品影响力、作品质量、读者认可度及作品是否有多种版本出版,是否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等15项指标,为其归类打分,首次推出该联盟大陆少年作家排行榜。分别是:韩寒、郭敬明、金今、郁秀、张悦然、刘婧、蒋方舟、边金阳、刘冬阳、春树、易术、胡坚、蒋峰、孙睿、李傻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