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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得主希尼、布克奖得主班维尔将出席

　　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Man香港国际文学节”将于3月6日至15日举行。本届文学节以“亚洲”为主题，2005年布克奖得主约翰·班维尔（JohnBanville）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默斯·希尼（SeamusHeaney）等40余位国内外作家将出席，其中包括内地作家苏童与棉棉。

据悉，今年香港国际文学节包括专题座谈会、与作家会面、阅读环节、新书发布、学校参观及其他特别活动，而今年的免费入场的节目比往年多。其中“青春成长路”部分邀请4名文学名家，包括两位少年时已蜚声国际的短篇小说家：美国作家耐尔·佛鲁登伯格（NellFreudenberger）

　　和泰国作家Rattawut Lapcharoensap，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传奇诗人西默斯·希尼和加拿大小说家查尔斯·福伦（Charles Foran）将在这环节中畅谈自己的作品。

　　另一个环节是“制造亚洲文学热潮”。反传统的印度记者特荷卡（TarunTej鄄pal）将在节目的第一部分畅谈自己的小说《炼金术的愿望》（“TheAlchemyof Desire”），而第二部分将集中讨论东南亚的新写作，出席的作家包括：菲律宾诗人KripYuson，印尼作家Ayu Utami，以作品贯穿香港及喜马拉雅山的新进小说家ChrisTao.今年大会安排了很多非小说的环节，例如邀请了两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麦克·达什（MikeDash）及汤姆·斯坦奇（TomStandage）来谈写作经验。

　　此外，本届文学节还安排有很多以青少年为主题的节目，让过千名本港学生与作家及诗人交流接触。其中较引人瞩目的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伊恩·威柏（Ian Whybrow），他曾出版过《小狼的故事》系列等60余部著作，并被多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

（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封面。RFA照片） 【2006年2月16日狱委讯】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二在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2005年度全球记者和新闻自由状况调查报告。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2006.02.14 的采访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发布的这份报告，共记载了几十个国家在压制新闻自由方面的几百个案例，其中包括记者被杀害、骚扰、监控、和被非法关押等。报告描述了记者在战争中和专制政权下所面临的恐吓、危险、阻碍、和对新闻自由权利的侵犯。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2005年，全球共有47名记者因履行他们的记者职责而被杀害。而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共有100多名记者牺牲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杀人凶手有90%仍然逍遥法外，是1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期。 报告说，从2000年到2005年，记者被杀害人数最多的国家有5个，他们是菲律宾、伊拉克、哥伦比亚、孟加拉和俄国。但到2005年底，伊拉克替代菲律宾跃居第一位，共有22名记者在伊拉克被杀害。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指出，2005年，共有24 个国家的125名记者被关进监狱，与往年相比有增加趋势。其中4个国家关押记者的人数超过被关押记者总数的三分之二。库铂说： “中国有32名记者被关押，居第一位，古巴有24名，东非的厄里特里亚有15名，埃塞俄比亚13名。居第5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美国居第6位。” 报告在谈到中国部分时指出，自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人士采取了强硬措施，对媒体的打压也更为严厉，人们自由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权利受到侵犯。报告列举去年1月赵紫阳逝世为例说，中央主管宣传的部门只允许各家报社发表与中央统一口径的有关赵紫阳生平的短消息，中国官方的讣告也由官方的新华社统一转发，讣告称赵在1989年的政治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政府还对互联网中传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封锁，使人们看不到海外中文网站对赵紫阳的悼念和对中国政府的抗议。 报告以中国网络作家郭飞雄和长沙记者师涛为例说，郭飞雄因报道广东太石村民的抗议活动和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捕，石涛则因公开了中宣部对其所在报社的控制和传播有关纪念六四15周年的信息，而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10年。此外，两名外国记者在太石村采访时受到殴打，其他记者也受到警方的骚扰和讯问。 报告说，以所谓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为借口来打压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的一贯做法。比如土地征用、劳工抗议活动、失业、公共卫生问题、环境污染、以及对党员干部的调查，都属于国家机密的范围。这使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大打折扣。 在中国的国际信息和传媒公司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去年，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规章和条例，迫使在华的互联网企业与中国政府合作。 在新闻发布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特别批评了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以及美国互联网公司在这方面对中国政府的妥协：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美国的一些公司正在这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帮助，例如美国的古狗公司，他们除了对信息进行审查外，还帮助中国政府对电子邮件进行监控。” 报告举例说，去年7月，据被中国政府禁止的博讯网报道，因为美国互联网巨人雅虎所提供的信息，导致长沙记者石涛的被捕。而雅虎则称，作为全球性的公司，雅虎要遵从所在国的法律和法规。到8月份，雅虎就在中国赢得了一笔大生意。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安-库铂女士在会上强调说： “这些问题不仅威胁到中国的记者和中国普通网民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我们还认为，如果美国互联网公司对中国政府的帮助能够成功的话，可能会为其它专制政权压制互联网自由树立榜样，比如象伊朗和越南这样的国家。” 中国目前大约有1亿网民，也是使用手机人数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去年9月，中国政府宣布了对互联网信息传播和手机信息进行监控的新规定，以压制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在农村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示威抗议活动，违反规定的网站，将被处以罚款或关闭。比如新规定实施还不到一个星期，报道太石村农民抗议活动的一家网站就被迫停止运作。安-库铂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认为，需要现在就向中国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美国公司的协助。美国公司必须把自由表达思想的道德准则置于获取利润之上。” 保护记者委员会主管亚洲的协调员鲍伯-迪亚斯也在会上对中国政府封锁互联网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 “中国目前32名被关在监狱的记者中，有18人的被捕是与互联网络有关的。我认为，我们将在亚洲看到更多类似的现象。” 迪亚斯说，中国政府会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和公众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他预计，这一状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看到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2006年2月14日记者会上的发言，让我再次领教了中共官员的毫无廉耻，几乎个个具有公开说谎不脸红的老本领；也很佩服他们学到了与国际接轨的新本领，即便每天都在公然践踏普世规则，他们也硬要用普世规则来应对国际指责。比如，美国有“年度世界国别人权报告”，中国就有“美国人权白皮书”；眼下，美国国会马上要召开“中国的网路：自由或压迫的工具？”听证会，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就针锋相对地召开记者会，硬是援引“国际通行做法”为中共的邪恶封网制度进行辩护，还声言中国网制规则是从美国的《爱国者法案》学来的。

 

在记者会上，刘正荣副局长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政府对网络的管理采取的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们从来没有想要控制互联网，所有做法的立足点是规范互联网，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所以我不赞成用‘控制’这个词。”他还恬不知耻地声称：“中国至今没有任何公民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逮捕。”

 

同时，刘正荣再次对进入外国的网络公司发出利益要挟，他说：中国的互联网市场是巨大的，这个市场也是开放的，相信会有更多外国公司愿意来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利益。他还暗示说：中国政府不会直接干预外国公司的营运，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应该知道如何进行合法的服务，具体怎么做是公司自己的事情。

 

我不知道这位刘副局长所言的根据何在，但就我个人了解的事实而言，就能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刘正荣所言，没有一个字是真实的。

 

例证一：先从我个人的遭遇谈起。在法律上，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而在中共政权眼中，我却象“不可接触的危险”，常年处在警察的监控之下。我也是个独立作家，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但我的文章无法见诸于国内媒体，而只能在境外媒体发表，甚至我的名字“刘晓波”三个字，也成为报刊、电视和网络的禁忌。

 

比如，在境外古狗搜索引擎上输入“刘晓波”，能得到528,000项结果，而把“刘晓波”输入“古狗中国”和“雅虎中国”，搜索到结果分别为21,000项和22,900项，境外是境内20多倍。

 

更过分的是，把“刘晓波”输入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得到的结果居然是：“抱歉，没有找到与‘刘晓波’相关的网页。”

 

也就是说，“古狗中国”和“雅虎中国”还算手下留情，多少能搜到2万项以上，而中国“百度”则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无怪乎昝爱宗先生撰文引用一位名为jiangj04的网友的留言说：“我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我也不想知道。这么普通的名字，百度竟然搜不到，难道中国叫‘刘晓波’的都死绝了么!？因为一个‘刘晓波’，‘坑’杀了一万‘刘晓波’吗？”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同一个词的搜索，在中国境内搜索与在境外搜索竟能有如此大的区别，究竟是中国特色的结果还是采取“国际通行的做法”的结果？

 

例证二：在中国国内，几乎所有境外的中文网站全都上不去，比如，西方知名媒体的BBC中文网、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德国之声、法广等，台湾的中央社、中国时报、自由时报等，香港的苹果日报、明报、争鸣、开放等，海外华人办的大纪元、博讯、多维、看中国、新世纪、观察、议报、北春、民主中国等，而只有通过“动态”、“无界”等代理服务器，中国大陆网民才能看到以上这些境外的中文网站。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国际通行做法”就是花大钱构建号称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设置敏感词过滤系统吗？

 

例证三，自互联网进入中国以来，中国出现许多个人的、民间的思想网站和时政网站，这些网站不同于官方网站和门户网站，它们突破了中共的封网，为大陆网民提供被官方封锁的敏感时政信息，登载异见人士的言论和组织网络签名，而这些致力于突破封网系统的民间网站，如“思想的境界”、“不寐之夜”、“文化先锋”、“宪政论衡”、“民主与自由”、“公民维权网”，几乎都有过屡关屡开、屡开屡关的经历。其中，“不寐之夜”被关过五十次以上，“民主与自由”被关过四十七次，网站主持人野渡先生多次遭到刁难。目前，这些网站已经从大陆消失。甚至连大学校园内的网站也遭到严厉整肃，北大的“一塌糊涂”被关闭，其他著名的校园BBS被“实名制”变成与社会隔绝的孤岛。

 

就我所知，还敢于刊登官方禁止内容的民间网站，只剩下服务器在国外、访问量有限的“自由中国论坛”和“递进民主”两家了。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如此大规模封网关站和整肃高校BBS，又是那家的“国际通行做法”？

 

例证四：中国网民在快速增长，现在已有1.1亿，是世界第二的网络大国。同时，中国网络文字狱位居世界第一。黄琦、欧阳懿、刘狄、杜导斌、师涛、罗永忠、张林、郑贻春、许万平、李智等人，无一不是因言获罪的网络作家。另据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发布的2005年全球新闻自由现状报告：在167个国家新闻自由状况的排名表上，中国排在第159位，属于新闻最不自由的国家之列，已经有62名网络异议人士系狱，全球第一。所以，“记者无国界”才把中国行为政治异见的最大监狱。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中国的网络文字狱全球第一吗？

 

例证五：众所周知，美国的思科公司帮助中共建设网络长城“金盾工程”，多家进入中国市场的微软、雅虎、古狗，也都与中共的网络管制相配合。设立的敏感词过滤系统，“微软中国”还关闭过安替的个人博客。而雅虎最无耻，居然向中共警方提供用户的个人资料，在师涛案和李智案中扮演了“文字狱帮凶”的角色。

 

我要质问刘正荣副局长：难道这些来自自由美国的世界顶级网络公司都是没有受到中共政权的压力而自愿地践踏网络自由吗？难道你不知道在师涛案和李智案中，两人被判重刑的证据中，都是有雅虎香港公司提供的吗？

 

够了，足够了！以上例证充分说明，刘副局长硬把中国的“独裁特色”说成是“国际通行做法”，是在衣冠楚楚地公然向世界说谎，也是在堂而皇之地“拿屁股当脸”！

 

2005年11月17日，中共国务委员唐家璇出现在凤凰卫视的镜头中，他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

 

为此，我在《唐家璇的脸皮真够厚》一文中指出：唐委员这种大言不惭的劲头，很有点硬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而无耻者无畏，公开说谎不脸红且理直气壮。

 

我想，这段对唐委员的评论，也非常适于转赠给刘副局长！

 

2006年2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论坛》2006年2月15日）

党国之大，每天发生的新闻，不是好消息，便是坏消息。最近有个好
消息传出，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李克强任职的省份辽宁大连福利
院，决定开始将执行了30年的女孩姓“党”、男孩姓“国”的不良规
定给废除掉，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也算有了“以人为本”的开端。

《华商晨报》2月10日消息，辽宁省大连福利院废除女孩姓“党”、
男孩姓“国”制度，我的第一评论就是一句话：“是时候了”。废除
这个已经在大连福利院沿用了30多年的规定，是中国人权意识的觉
醒、中国人享有私权利的一个见证。

无论是普通家庭里的孩子、还是福利院里的孩子，都有一个公民人格
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宪法权利，任何非法的强制权力都不能强加在他的
头上──除非经过他本人的自决同意。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
这些未成年人还不能决定自己选择哪个姓氏或有智障，但权力强加给
他们一个“党”和一个“国”字，恰恰是政府以“党国”的名义强迫
他们去姓“党”和姓“国”，表明这个政府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违宪的
“不道德的角色”。本来，大家都是百家姓，百就是众多的意思，百
家姓姓“私”而不姓“公”。众所周知，人不能一姓，家也不能是一
家。同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百姓就是百家姓，党也不能一个党，
“党天下”更要不得。

大连市福利院30年来“想当然”地用“党”、“国”作为孩子们的姓
氏，据说这“体现了政府对孩子们的关爱”，实际上恰恰相反。政府
此举，无一不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或“祖国我的母亲”的翻版，是
体现强权而非体现平等。从另一方面看，如此众多的“党”“国”孩
子走上社会，还在某种程度上使孩子们“标签化”了，使他们时刻牢
记“党的恩情”，不能离开“祖国的怀抱”，终身做不成一个“法律
（尤其是宪法）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公民。

一个国家的人民政府，制定任何政策必须由被治理者所同意、所认
可，否则这个国家的政府就不是人民的政府，就无法保障公民私权
利，无法制衡政府公权力，就不是宪政民主国家，更不能保证国家建
立长治久安的公民社会。

据悉，辽宁大连市民政局福利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已决定将百家姓
作为福利院孩子姓氏改革的参照，孩子们的姓氏将从百家姓中选择，
名字可能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如果孩子被送到福利院时身上留有名字
之类的线索，福利院将尽量保留该信息，或者根据其他情况给孩子取
名。如此，只是一个办法，改革总比不改革要好。笔者认为，在没有
最好的办法的前提下，尽量找一个符合宪法精神并合情合理合适的办
法，比如由立法部门、民政、公众舆论参与制定一个恰当的方案，然
后公示，由广大民众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充分考虑民意后，修改后
公布执行，才能说明这个“办法”不是民政一家之意见，也不是
“党”一家之意见。

同一片阳光下，同一个地球村，无论是多民族、多人口的大国，还是
民族单一人口不多的小国，公民人身和人格自由，都是应该是平等
的，尤其是公民私权利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人都应该呼吸到自
由的空气，享受到民主的阳光，有权在一个宪政之国得到政府的保护
而非伤害。

中国之大，一定要尽快实行宪政，一定要尽快建立公民社会，否则政
府随时以国家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中国就永远没有希望，就永远进入不了和谐社会、稳定社
会。

——新世纪的《自由颂》

“不自由，毋宁死”！中宣部假手团中央封杀《冰点》，终于激起群
愤。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
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德高望重的著名人士授权
萧瀚先生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要求：

１、中宣部就《冰点》事件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深刻检讨，汲取教
　　训，撤销“阅评小组”。
２、全面恢复《冰点》周刊，不得“秋后算帐”。
３、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
　　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

这是惊天动地划时代的伟大事件。藏在黑幕后见不得阳光的“阅评小
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人们不得而知。谁给了他们对新闻界生杀予
夺的大权？他们在黑幕下是如何操作的？对此，人们也是一无所知。

近几年来，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刊物，因遭中宣部“阅评小组”构陷而
被封闭、被改组的不胜枚举。诸如《新京报》、《环球经济导报》、
《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书屋》、《同舟共进》、
《方法》、《战略与管理》等悉遭荼毒。新闻业日渐枯萎，天怨人
怒。茫茫九州，竟成了一个万马齐喑的世界！“阅评小组”祸国殃民
一至于此，罪莫大焉！

正如133位学者所说，中宣部把“宣传”异化为 “管制”，代
行政府权力，己经越权，己构成违宪。“阅评小组”以“审”代
“阅”，以“判”代“评”，钳制舆论，剥夺言论自由，扣帽子、打
棍子，制造各类“黑名单”。种种不轨，胆大妄为。目无法纪，罪不
容诛。

言论自由不但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广开言路对于依法治国的执政者来
说，也是一日不可或缺的。中宣部“阅评小组”既然违宪，理应依法
追究。

江平等长者在联合声明的最后说：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
　　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
一同前行。”我相信，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所谓‘官本位’，简单地说，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

　　君主独裁专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就是权力，权力的内涵不仅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转化的不可计数的直接的经济利益。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风赫赫，权倾一方，官小者也是养尊处优好处无数，官之身价与神秘，就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各种特权与实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形态导致投机政治比直接从事经济活动，能更好更快地聚敛财富。吕不韦正是参透了这一点，才将异人视作“奇货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头地，名利双收的捷径便是做官，官越大，获利越厚。官位权力和财富构成奇妙的“三位一体”，财富的多少取决于官位、权力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人的价值实现的最佳途径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发财的意识浸透了国人的灵魂。
　　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人中流行着一种称为“升官图”的游戏。这种游戏使用的工具包括一个骰子和标有从普通学生到政府宰相各个等级位置的图案，每个参加者通过掷骰子决定是升级还是降级，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会从等级低的人手中赢得越多的钱。这种游戏的参加者不仅是识字的人，一些文盲也乐此不疲。（１１）
　　反过来看，没有权力作后盾的经济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汉武帝时，由于长年对匈奴作战，导致国家财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刘彻便向商人开刀，发布了著名的“告缗法”诏令，鼓励全国商贾之家的奴仆告发其主人的偷漏税行为，偷漏一缗（一缗即铜钱一千文），即成罪状，要抄家查产，充军发配，此举一下使汉武获得无数财政收入，同时使商贾们彻底破产——“杨可告缗遍天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汉书·食货志下》）。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夺。（１２）
　　历史上唐玄宗、唐肃宗、唐德宗也学着刘彻这一套，不过，他们要稍稍文雅些，名为“借商”，每次借款达数百万缗，（１３）结果自然是“刘备借荆洲——有借无还”了，谁还敢斗胆向皇帝讨债。
　　林彪得其神髓，将其简练地总结为：“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
　　简言之，作官是最赚钱，最安全的买卖。所以中国发了财的商人要捐官：既为求自保又为图发展。所以历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红顶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强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后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仆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对依附者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质利益直接源于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时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统中有子系统，子系统中又有子系统，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样，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和升迁与自己的顶头上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得罪上司的代价是巨大的，又由于这样的官僚有为数众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级也永远只能是上级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听话（好使不好使），而不在于这工具本身有多大价值。
　　中国的官僚政治有一个致命的遗产——层层任命制。官吏不是经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发现、任命的。官吏不是为事业服务，而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中国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与任免，主要不在于他们有多少政绩，而在于他们与上级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级，就等于戴稳了乌纱帽。于是，“报喜不报忧”，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级只对上负责，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做法，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谓“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学术领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备的精英人才往往会遭冷遇、排挤甚至打击、压制。那些有独立思想或独特见解的人才，他们往往会因为自己的优秀而在生存竞争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没有自己观点的庸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钻营附会而成为“适者”顽强地生存下来。苏辙先生形象地将其称为“君子斗不过小人”规律。（１４）
　　“淘汰”制本是人类社会选拔人才的最有效机制，即通过某种竞争规则，选拔优胜者，淘汰劣败者。“逆向淘汰”则不然，它是将优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于阿谀逢迎的庸人反而成为“适者”生存下来。究其原因，在于人的天性。人性的一个艮古不变的弱点就是喜欢听好话，精英们往往仗着自己的才气而不屑于钻营，庸人们则非拍马逢迎无以生存，这就决定了后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资源用在迎合上级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长官的显然更欣赏后者的表现，他们自然会获得更多提升的机会，这样逐级淘汰的结果，必然是庸人们大获全胜。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独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杀，整个社会必然万马齐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国的官场成为一个巨大的人才黑洞，将天下精英统统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于色地说过“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１５）广大的士人（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１６）
　　无数的精英挤在入仕这唯一的独木桥上你争我夺，兵戎相见，竞争自然残酷绝伦，在这种没有底线的生存斗争中，一般只有厚黑者胜出，（１７）结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说真话的人往往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泽东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
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真理。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历史上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
　　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
　　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一、巴列维标本

　　１９７９年１月１６日，统治伊朗达３７年之久的巴列维国王在梅赫拉巴德机场激动地向人民告别之后起程离开伊朗，前往埃及。国王临行前说：“我希望政府痛改前非，并

走近夜狼──李元龙 陈西

贵州的落后荒蛮，华人世界应当是知哓的。如果说还有人不太知晓的  话，从李元龙记者因写文章开罪官府被秘密抓捕近五个月外界仍然不  知道一事可见一斑。贵州的落后荒蛮不仅表现在封闭自大自成一体的  党规党法不容评说、拒绝质疑、难以让外界理解认同外，这里的石漠  化荒山与西北土地的沙漠化一样让人感觉到荒凉、贫苦、浅薄。从贵  阳通往毕节的三个小时沿山公路，一岭又一岭的荒山，绵延百里不  断，雨水冲走了表面的土壤，只见石漠裸露，深沟高垒，草木稀疏，  有一种虐待人的感觉。李元龙先生就被关押在这山的里面。  尽管在这穷山恶水恶霸当道的地方，国家级贫困县集中之地，美山美  水富不了一方百姓，则养育出了象李元龙先生这样无数的良心人士。  如同陕北窑洞养育出了高智晟这样德行的人一样。上等的药材只长在  荒山野岭上，肥沃土壤里长出来的是食物。惊涛骇浪的海洋是盛产盐  的地方，平静无语的池塘则易盛污垢。李元龙、高智晟他们是光是  盐，因为他们都信奉基督，为基督作工。同时，他们是医治这个社会  顽疾病症的苦口婆心良药。  高智晟的苦口婆心表现在他连续不断的三封《致胡温的公开信》，以  及他身体力行的忘我牺牲精神的呐喊。李元龙的苦口良药则是他不断  发表的文章。如《在思想上加入美国籍》意味深切的点拔、对比，有  理、有力、有据的调侃式理顺了看似一团乱麻的“国情论病因”。  《生的平凡死的可悲》一针注射到“伟光正”的病体内，暴露了“伟  光正”虚弱的病体。还有《从老朽入党说开去》等等。李元龙就是这  样在创造这个社会所急需的良药的情况下被污陷涉嫌有罪的。  走近李元龙，我们有幸见到了李元龙的妻子、儿子、弟弟和好友。碰  巧，我们还遇见了把李元龙视为恩人并前来看望他，却不知道他的恩  人已经被官府抓了，难以见面的孙华一家父子三人。  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孙华，现工作于广东省某一重要单位，趁春节  休假期间特来看望李元龙。他简直不相信李老师──他们毕节地区有  名的热心人，特别热心关心和帮助象他们这样贫困农家子弟因求学而  无经济支撑的人，会遭到政府如此的毒手。就在他考取了大学无  8,000元学费继续上学的绝望时刻，他们学校的罗老师叫他去找李元  龙。说李元龙老师会想办法帮助他这样弱势群体的人的。“我们这个  社会是一个恃强凌弱歧视型的社会，强者更强，弱者更弱。象李老师  这样关心我们弱者的好人一定会有违于强权者的强盗逻辑的。”孙华  这样说道。我说：“李老师主要是为了真相冒犯了强权者道貌岸然的  权威”。  在朋友外人眼里，李元龙是一个正直、有信仰、有思想、忘我工作、  充满爱心和值得信赖的人。同是基督徒的好友徐雁翎如是说：“他没  有物质社会一般人易沾染的陋习，他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  “外人、朋友、同事都对他有好印象。可共产党及其官府就这样恨  他。”李元龙的夫人杨秀敏女士说：“生长在贫困地区的他，他希望  这里的人能早日摆脱贫穷和愚昧。他愿意以他个人的力量，用他的笔  去做些，或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当地政府害怕他做这样的工  作，认为他暴露了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不是政府和党合格的喉舌不  说，还有罪。李元龙除了是《毕节日报》的记者外，还是《贵州都市  报》的特约记者。他持守着记者的良知。我知道李元龙无罪，他思想  无罪，文章无罪，言者无罪，他所做过的事情也无罪。”接着她说，  她非常担心李元龙的身体，平常他把有限的收入用来帮助穷苦人，生  活简朴，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体弱多病，身材瘦小。我们拿着李元龙  的像片与在场的亲弟弟对照，的确反差太大。  与李元龙的儿子交谈，儿子对眼中的父亲是约有微词的。因为工作繁  忙社会责任心重的缘故，李元龙的爱心更多的是献给了社会和需要他  去帮助的人，较少关照自己的儿子。不过，他的儿子也能够理解自己  的父亲，在父亲用更多的时间去关心他人的时候，他独自能够照料好  自己。现在他的学习成绩相当不差，考取大学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只  是李元龙的长期被关押下去必定会给准备高考继续升学的儿子带来压  力和难题。  走近李元龙，我们未能亲眼看到李元龙。合家团圆热热闹闹的传统佳  节他的家人也见不到他，政府也不恩准李元龙“回家看一看”。李元  龙到底犯了什么大罪？触犯了哪一条党规党法？如此被关了五个月不  给家人和社会一个明确地法律文书？贵州地方当局目无法理法规法治  宪法，只有党规党纪党法，不依法行政，只依党的意识形态行政，严  重违反了宪法和国际法。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  　　“一、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  　　“二、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  　　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  　　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  　　介。等等。”  李元龙一案到底是依法办理还是依意识形态办理？我们拭目以待。  （陈西：绿色文化者）  （2006-02-12于贵州贵阳）  （民主论坛）

在中国怎么才能不染上流行疾病？
  

《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真实地描绘了外商到了中国后如何“本土化”的心路历程。旅美中国学者何清涟给德国之声来稿谈了她的读后感。

洋笑星大山制作教学片《大山和朋友在加拿大》涉嫌腐败，无论如何都让人想到他的“中国特色”。

进入中国的外资必须依靠贿赂官员才能获得较低的市场准入门槛，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去年7月发表于《亚太经济时报》上的一篇“电信外企行贿调查”，已经将此中情形大致展示给公众。但有一个疑问却在公众心中挥之不去：为什么欧美民主国家的企业在本土都要讲诚信守法，而一到中国就变了味？中国公众委实不愿意承认我们热爱的那块国土具有让外资“淮桔成枳”的魔力。《失去新中国――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一书，真实地展示了展示了外商逐渐融入中国特色的心路历程。

        
作者伊森·葛特曼在书中谈到：“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那些不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竞争中注定要遭到失败。”

      
作者介绍了外商们为炼就“中国特色”神功的葵花宝典：

        
第一种，夏皮罗和李敦白式，即紧紧跟着党走，永远为党的目标奋斗。但这不仅仅是动动嘴皮子般的简单，经过了50年的历练，中国领导人虽然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还是生手，但却能熟练地判断出一个西方人所说的话的可信度是多少。

      
第二种，即用之于亚洲地区皆准的商务活动送礼（投资、政治优惠或者是技术上的援助）。
      

第三种，学者或记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拍马屁，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好，会被认为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的向往。

        
作者总结说，每一个成功的外国商人都会用一到两个上述的办法。
    

写到这里，读者真要感谢作者的坦诚，上述三个办法确实是外国人在中国获得成功的秘籍宝典，但因对本身形象有损，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

        
到中国寻找黄金梦的过程不仅改变了许多外国商人的生活方式，还将商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改造成“中国特色的新人”，这种“新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原则，唯利是图。

    
与当年毛时代那种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的功效相比，以腐败为特色的思想改造少了些暴力，但渗透力更强，化育人的思想于无形当中。加拿大的大山只不过是无数“中国特色的新人”当中一个不幸被曝光的人物而已。

2006年2月9日中国时报时论广场刊出淡江大学助理教授魏玓的「放下傲慢与偏见」是篇有趣的文章，令人联想到，车祸时，错误必定是大车，在提到被撞的行人应当送医时，却没人动手。民族融合和异族对话是错综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与大义凛然或打抱不平没有直接关联。

 

魏文提到「…生活在欧洲的回教徒，大多数的处境也都非常糟糕，受到经常性的、结构性的歧视和不公平对待；去年的巴黎暴动与此有关…」此一观点有待商榷。

 

欧洲各国对移民的照料不可谓不周全，因事涉人权与正义，不仅各国彼此观摩比较，各国内部政党的相互监督，加上左派对资源分配咄咄逼人的态度，任谁也不敢轻忽移民的议题。巴黎近郊Clinchy-sous-bois的有些非洲爸爸们拥有一个以上的妻子，爸爸没有能力工作时，妈妈们就得靠法国纳税人养活。有些非洲妈妈们愿意一个接一个地生小孩，因为可利用每月的儿童补助金过日子。而「应该管管自己的小孩，不要让他们整个晚上在外面闲逛，早上才回学校睡觉」则是许多法国市井贴切的看法与心声。

魏文又提及「…我们对于伊斯兰世界的理解，几乎都是通过西方媒体而获得的。…在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冲突中，也倾向从自己的利益和立场出发进行报导。相反的，伊斯兰世界的观点，却很难被得知。…」此一说法即便属实，为何专事在冷气办公室里「综合外电报导」的台湾媒体（更遑论亲赴当地采访）或既消费又批判媒体的个人，不上伊斯兰网站一探究竟？

 

一名申请政治庇护的非洲穆斯林对电视记者抱怨：「我有三个太太，却养不活她们，瑞士是个多么残酷的国家！」一名被富有的阿拉伯父亲送到比利时留学的女子，与男友发生亲密关系的消息被得知之后，遭赶赴比利时的父亲杀死，以保持家族的名节，这便是德语媒体所称的「荣誉谋杀」（Ehrenmord）。巴勒斯坦的同性恋者甘冒没身份没工作的危险到以色列寄生，免得在自己家园遭到不幸。阿富汗塔里班下令，除非有近亲男人的陪伴女人不得外出，却对俊美的少年下手鸡奸。以上种种与伊斯兰教义无关，却是某些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吾人不可视而不见，却不能是，以改变不合理现象为借口而将有关地区变成西方强国的霸权竞技场。

 

倘若穆斯林仍旧对千年前的十字军深恶痛绝，为何不像宾拉登那般在深山里枕戈待旦，却一有机会便往西方奔跑而不去其它国家移民？比方到台湾？如果伊斯兰仍抱持Sharia（伊斯兰法典）不放，非要将千年前的法令在二十一世纪使用，而将通奸的女人以乱石击毙（和她媾和的男人呢？），无怪乎有着政教分离、法治政体、自由市场等三大特征的富强国家与其格格不入了。

 

西方是傲慢的，却只能是躲在阴暗处的傲慢，因其傲慢受制于自订的律法，也就是这种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社会，让人愿意探讨、接触。

 

巴勒斯坦裔的萨依德当然痛恨以西方观点对伊斯兰世界的偏颇报导，然而，也就因为他生活在美国，才能出版著作，控告他生活所系的西方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