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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8日狱委讯】(大纪元记者杨舒多伦多报道)2月6日上午9时,著名自由撰稿人、时事评论员盛雪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前开始爲时24小时的绝食行动,回应高智晟律师组成维权绝食声援团的倡议。 盛雪是多伦多声援中国维权绝食团的发起人之一。目前同她一起在中领馆前绝食的有多伦多的王丹女士。多伦多今天天气异常寒冷,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盛雪和王丹正坐在中领馆前的风雪中。 据多伦多声援中国维权绝食团的赵春容介绍,更多人士在家中和其他场合参加绝食。绝食团2月5日收到一位姓周的人士电话,表示已经自发绝食24小时,声援高律师的倡议。 赵春容还介绍,多伦多周边的密西沙加市的几位60多岁的老太太,2月5日也打电话来,说她们已经在家里开始接力绝食,声援高智晟、高飞熊律师等中国维权人士。 多伦多声援中国维权绝食团联系电话:416-893-4492。 下面是盛雪绝食前在2月5日发给一些朋友的信: 您好: 明天早上9点我会和几个朋友一起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前开始为时24小时的绝食行动。做这件事的原因在下面的声明中有详细的说明。 如果你也关注高智晟的处境,以及所有在中国因争取应有的人权而遭受迫害的人们的处境;如果你也希望中国不是越来越金权结合的黑社会化;如果你也认爲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个社会现象的一个因素,并希望自己成爲改变这一现状的因素,那麽这一行动也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参与和声援。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可以做这件事。 绝食24小时是个有点豪迈但是对人的身体没有太大伤害的做法。这一行动主要是要体现一种精神、一种志气、一种诉求、一种弱势蔑视强权的高贵和优雅,而这些正是我们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让我们所有的人挽起手来连成一个环,让这个环成爲所有绝望无依的受害者,所有奋起争取的维权者,所有被黑暗包围被凶残逼视的勇士强有力的依靠和保护吧。你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盛雪 |
从春晚说起:总有一种无耻让我们泪流满面
很久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而是一幕荒诞剧的舞台。触目可及的荒诞到无耻、可痛到可笑的拙劣表演,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旧痛未定又有新痛出炉、荒谬绝伦而又毫无遮掩的无耻让人痛极甚至笑起来,笑里却有眼泪要夺眶而出,为这个我深爱着却又如此苦命的中国。
在陪着家人看春晚时,我油然想到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一个镜头:当圣诞节的烟花绽放在夜空,失去双腿的邓·泰勒上尉却呆坐在轮椅里,表情木然,和周围欢呼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反差。—–是的,在看不到未来和希望的时刻,那不是属于他的圣诞节。
当春晚主持人一次次告诉大家手机短信平台的号码时,当屏幕上一次次打出这些短信平台的号码时,它无疑也在提醒中国还没有手机的8.5亿人:这个节目环节不需要你的参与,大熊猫命名与你无关,因为你没有手机。而一个摈弃了8.5亿人的投票结果,究竟能有多少代表性?
当然对央视来说,当短信代表着他们的春晚收益时,那些没有手机的人群的感受、所谓投票的代表性也就无关紧要了。1.3亿短信发送量、一千三百万收入,倾刻间赚得盆满钵满。—-我努力想在屏幕上找到”本条短信收费0.1元”的提示,用以修正对于央视的人格偏见,却始终没有看到短信收费的提示,而我对央视的人格偏见却再一次被验证了:原来一条短信收费”果然”不是0.1元而是1元钱,这还没完,发完短信后,(引用)”那个2006的信息台整天往我的手机上发收费信息,且北京移动声称不能取消,严重扰乱了我的正常生活…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这种鸡鸣狗盗的事情竟是它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不禁让我想起某类人,真是一路货色!”
春晚,多么”气势磅礴、博大精深、波澜壮阔、韵味雅致”的春晚啊!多么具有突破性和创造性的舞美、灯光、音乐啊!导演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地说:他做到了在舞台上真的可以下一场雪!呜呼,一场堂而皇之的大雪底下掩盖掉了多少困窘、眼泪、耻辱和贫苦啊!《开心100》节目访谈张纪中赵宝刚王小帅贾樟柯这些导演,请他们说说自己会怎样导演春晚。这些导演说的无非是欢快、闹腾…但在笔者看来,如果让他们导演春晚,结局绝对好不了多少。为什么?因为这些春晚的导演、大腕、主持、演员、策划、灯光,包括现场的观众,可以说都是这个社会的贵族,他们不用担心过了春晚买不到外出打工的火车票、不用担心没有着落的工作、不用担心30年的房贷(更不用说拿不出房贷首付的人们了)、儿女的高额学费和医治伤病的高价药费…被这些沉甸甸的问题压迫着的人们,不管春晚的屏幕多么欢快闹腾,他们能够真正高兴起来吗?
肯定会有人说笔者把春晚要承担的责任堆积得太多了,它的功能不就是让大家笑一笑、乐一乐?如果这样说,那么笔者断言,在一个大家忧心忡忡的时代,春晚无论如何达不到让大家喜从心底笑逐颜开的目的。
在笔者看来,其实只需要一个节目就可以了。真的,只需要一个节目,因为这个节目,其他节目都将只是陪衬,而这台春晚将足以温暖千家万户并被大家铭记心头,也必将有千万人为这个节目流下感动而欣喜的泪水。
这个节目就是:请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站在春晚台上,除了拜年以外,能够和大家反思过去一年的功过得失,诚挚地表达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迈向健康幸福社会的坚定信心和有力措施。
请那些导致了医疗、教育、电力、股市、农业、房地产…改革失策的最高主管领导站出来,向全国人民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我会改。
中国人民是如此的善良淳朴,他们为医疗、教育、电力、股市、农业、房地产…承受了如此之多的苦难,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这些失策带来的苦难。但在这举国团聚的日子里,请用真诚换取真诚,请说出那一声早该说出的”对不起”吧,让他们看到爱和尊重。谁说涂脂抹粉式的锣鼓喧天、一团和气才是喜庆?真诚和理解的泪水更能洗去屈辱、萌生憧憬和希望。—-一个萌生希望和憧憬的春晚,难道还有比这收获更大的吗?
而当李咏、朱军、董卿周涛、大陆港台各式明星大腕春晚结束开着私家车离去以后,一切依旧。紧缺的火车票依旧、没有着落的工作依旧、30年的房贷依旧、儿女的学费依旧、医药费依旧……春晚,不过是个应景的爆竹而已,一声锐响后,空虚失落依旧,光天化日下的无耻依旧,这是个怎样的寂静的春天啊。
小说《阿甘正传》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不过,我跟你说,朋友: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仰望星星,看见整个天空就那么铺在那儿,可别以为我什么也不记得。我仍旧跟大家一样有梦想,偶尔我也会想到换个情况人生会是什么样儿。然后,眨眼之间,我已经四十、五十、六十岁了,你明白吧?”
林达:龙应台的启示
我和龙应台同年。当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时,大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我在遗漏了中学、失学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上完大学。80年代的中国大陆比台湾更封闭,当时我的状态,恰好处于应该受龙应台启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看中国,又有了类似龙应台当初从国外回台时的体验。所以很巧,我有如此两头的感受。
龙应台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变得”容易生气”。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离开大陆两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两年多的时间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我非常惊讶: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怎么了?我后来明白,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剧。但是,龙应台在把它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资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逐渐知己知彼,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当年龙应台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的台湾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她在传达的那一个世界,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始终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规范,其实是移植于异文化。这样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经历千年磨炼、经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互动,是一个与历史俱进的漫长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华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难以马上生根。因此,需要象龙应台这样,有强健胃口能够消化异文化、又土生土长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担当一个过渡桥梁。
我们常常看到,象民主这样的概念,会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党和政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引入中华文化、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二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残存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权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集权社会,推出一个反对党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会诞生的一刻,社会面临的难题马上就截然不同。人们会发现,反对党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个政党面对如何共存而束手无策。新的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本人在内,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在一个公民社会平等地生活。每一个从集权社会脱胎出来的人,可能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学会。然而,唯不同观点的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常态,不同政党才可能摆脱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成为各种民意正常表达的渠道。民众唯有成为一个个具有良好素质、独立意识的个体公民,才不会轻易被政治家调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操纵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当时的台湾引起震动。那是社会质变的前夜,是多年郁结在有待解开的时刻。台湾民主化以后,人们回想龙应台带来的旋风,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会批判,其实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动力。这也使得一些人读到《野火集》,常常理所当然地,就把龙应台单纯解读为”一把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龙应台出现的时机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指针。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在一个尚未”解禁”的集权制度下,不仅是如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更多地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作出准备。龙应台的眼光在当时是超前的。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或许预见到当时台湾集权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艰难和遥远。可是,龙应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因此,龙应台不是简单地冲击集权政府,促使它的解构,而是提前让民众理解,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固守中华文化圈传统社会的许多旧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存活和生长。这个方向的批判,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集权社会的末期,站在民众的立场,把矛头直指专制政府,虽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万千民众的支撑。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地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这样的尖锐不仅是在检验龙应台的勇气,更是在检验当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剂重药,激发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飞快地就过去了。那个旧日台湾,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内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时代背景相连的政治批判已经过时,《野火集》依然生气勃勃。它不仅是一个历史记录,还是仍在燃烧中的野火。因为,龙应台的预见,在今天的台湾变为现实。
而龙应台的尖锐并不走向居高临下。除了个人素质,也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长期地接受潜移默化的结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
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会”开低走高”,作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低调”还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龙应台在给我们启示。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它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卢雪松:让我们看着这些人
—读《母亲杨沫》
请翻开《母亲杨沫》这本书。
让我们看着那些人。读他们,努力看穿他们,并看穿由他们联结而成的那个时代。
杨沫:善良、敏感、简单。童年弱小的心灵无所依靠,是她愿用一生作代价融入一个群体的心理动因。在一个传统价值草衰珠黄的年代,杨沫刚好成长为一个少女,那是个希望全赖青年的时代,年少的杨沫与朋友们任青春在激扬中挥霍,以为青春的朝气完全赋予了他们挥斥方遒的资格。我相信,走进一个队伍之中,那不是杨沫们对生命负责的选择。新鲜、冒险、刺激,少年人多么容易错将它们当成意义,而当有人在这之上又扣了顶主义的高帽,所有的牺牲便无比崇高。杨沫们就是这样轻率地开始了他们的一生,在反复无常的沉浮中,一步步把自己交了上去。
以小说和电影为代表的文艺在49年后始终是在屡屡挫败又屡屡抬头的夹缝中艰难前行。要将人性从人类的血液中抽离颇要费番力气,而这个过程,在当时美其名曰叫做“革命”。对《青春之歌》的批判无疑是这个“革命”过程中有代表性的事件。批判的当然不只是书,更是写这书的人。在排山倒海、文武并用的攻势面前,除非圣贤大勇,一个普通人不畏惧低头才怪。就像落水的两个人会下意识地想踩着对方爬上陆地,浩然与杨沫在此时开始了以保全自我为目的的相互揭发。两个人疏远了,两个人暗地里又彼此照应疼惜。恐惧啊恐惧,巨大的恐惧面前,人何以堪?
隔岸观火,看得清拉大旗作虎皮的背后,个人被玩弄于权谋之中的种种可悲可叹,就不能不向杨沫们追问一句:你们是否切身体验到了最真实的人性——恐惧、自怜、以强凌弱、争权夺利、温情、仁爱、勇气和良心?你们是否发现,原来这一切都和到处乱哄哄叫嚣着的阶级意识、思想路线毫无关系?你们是否想过,一个与人性无关的主义演变成整人的工具是否有着某种必然?看透这一切的人,有的索性做流氓,在没有廉耻感的时代挥舞着棍子游刃有余;有的被现实的荒谬打醒,放弃盲从,去寻找自己思想上的林中路。但遗憾的是大多数者如杨沫,终归没有勇气让自己从幻象中醒来。
当发生在杨沫身上的噩运已经止歇,她却仍不想从这出闹剧的被迫害的角色里走出,竟自愿请求下乡劳改。这种不可思议的自虐式的报恩心理,完全符合心理学上的“斯德哥尔摩”症状。可叹的是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整个民族都不同程度地陷入这种症候之中。杨沫不是害人者,她是受害者。她有错误,却无法让人对她反感。我知道,她是个需要真朋友的人,可惜她生不逢时,遇到的良师益友实在不多。
张中行:一个骨子里秉承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的、有所“守”的学者。一个人可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绝不能在政治的蛊惑和压迫下丧失人格。张中行任杨沫高高在上对他评点,却一生中宽待与尊重杨沫。这样一个少有的闹剧外的清醒者,保守着也践行着中国哲学中以柔克刚的高蹈境界,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
马建民:一个私利不太多、私情更少的人。思想实际简单,他眼中的生活似乎可以通过计算来衡量。不知怎么,革命者中这一类人相当的多。他与杨沫的结合改变了杨沫的命运,但他却照亮不了杨沫的灵魂。杨沫与马建民一同拥有三个孩子,但他们却根本没兴趣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也无力保护孩子的生命与尊严,因为他们自己也正是灵魂被反复撕扯、身心俱疲、乞求领袖眷顾的孩子。
李蕴昌:老鬼对他的评价“纯净正直”。一个同样在思想运动中自觉边缘化的人。他的生命虽然朴素,但却细腻真实。他是杨沫晚年最大的亮色,他使杨沫终于有了摆脱虚假做真自己的勇气。
白杨:端庄优美下透出的坚韧、沉稳、成熟,不一定人人都看得出,但在重大的人生考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珍视生命,百辱不屈,有勇有谋,不出卖别人,单独囚禁五年仍保持清醒头脑,如此之奇女子着实令人感佩。姐姐杨沫与之相比则多有不如。其原因在于,白杨因为是“旧时代”的典型,所以在新政之下差不多被判出局,无所求因而无所畏;杨沫的命运则完全握在官家手中,越是寄予希望就越被人控制得紧,最终以至于失去了自我。
老鬼:一个疏远母亲、同情母亲,母亲离世后疯狂地爱着母亲,与母亲杨沫有着血脉传承的人。真实、坦白、执著、神经质,相信这些性格必有从母亲杨沫那里的遗传。在一个被家庭和社会放逐的时代倔强地长成一棵树。用自己的文字与母亲交流,打开了母亲的视野。是晚年杨沫的骄傲。
感谢老鬼用真诚和勇气写成的这本书,由此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措辞生硬怪诞、语无伦次,带着妄想狂、迫害狂神经症口吻的揭批材料;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打着政治旗号明争暗斗,把社会规则与人性尊严弃之不顾的事件的内幕;我们看到罪恶因政治庇护而免受惩戒;我们看到一个大张旗鼓鼓励恶斗的时代人的命运的彻底倒错;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倒错使人性受到怎样的威胁与扭曲,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人性危机……
感谢老鬼让我们看到这一切,看那个时代,看那群人。看着他们,然后再认真反省和提醒自己。因为历史没有过去,历史正在来临。
《纽约时报》一月上榜新书
★诗集《伟哉和平》
作者玛雅·安吉罗是美国著名黑人女诗人及作家,其诗作以激情动人著称。她曾在克林顿就任总统大典、2005年白宫点燃国家圣诞树典礼等重大场合亲自朗诵自己的诗作,除了诗集,她还出版过自传等畅销书。(书名:Amazing Peace,作者:Maya Angelou,出版:Random House。)
★反恐惊险小说《人质》
美国一名外交官在阿根廷被杀,其妻被绑架,绑架者威胁说,如果她不说出她兄弟——一名卷入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的联合国外交官——的去向,就杀掉她所有孩子。国土安全部探员卡斯蒂洛受总统派遣,去解救人质。作者格里芬是军事小说畅销作家,有“美国战争惊险小说之教头”之称。(书名:The Hostage,作者:W.E.B.Griffin,出版:Putnam。)
★推理小说《丢下炸弹的猫》
作者莉莲·杰克逊·布劳恩现年90岁,曾在底特律当了29年编辑。从1966年起,她的“猫侦探”系列至此已经是第28本。书中破案的主角是两只猫,寇寇和丫丫。作者称,“虽然不是所有喜欢推理小说的人都喜欢猫,喜欢养猫的人却似乎都喜欢推理小说”。(书名:The Cat Who Dropped a Bombshell,作者:Lilian Jackson Braun,出版:Putnam。)
★惊险小说《你的每一口气》
富有的慈善家在过80岁生日的时候,孙子威廉失踪了,威廉的异母兄弟米切尔成了芝加哥警局怀疑的对象。作者朱迪·麦克诺特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作家,其小说爱情与惊险交织,人物令人难忘。(书名:Every Breath You Take,作者:Judith McNaught,出版:Ballantine。)
王中陵:默克尔与胡锦涛
与我们这里的口头禅“绝大多数是好的”“精神文明”用语不同,1月30日,正在以色列进行访问的德国首位女总理默克尔,当天在参观为纪念犹太人遭纳粹杀害而设立的大屠杀纪念馆时说:
我们为那些事情满怀羞耻,我要说对不起,因为德国当时只有少数正直的人。
我深深被默克尔这番话震惊了,由此想到了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想到了他的政治资源,想到了他的诺言,想到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前后的言与行。
1月27日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据历史学家统计,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屠杀了约600万犹太人,其盟友日本皇军杀害的中国人则有3500万之多。有一点是相同的,那时德国和日本的“爱国者”狂热如蜂,“只有少数正直的人”。还有一点也是相同的,德、日法西斯杀害的绝大多数是异族人,而非自己的同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倒真正是重视“民族感情”、“血浓于水”的。堪称是“…XX人不杀XX人”的实践者。
与德、日法西斯相比,我们则大不相同。从461万右派,到死于“自然灾害”的饿殍,再到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者,直到八九“六·四”屠城和镇压法轮功。漫漫半个世纪中,超过德日法西斯屠杀总数、一个亿左右的殉难者都是被“血浓于水”的炎黄同胞送入地狱的!这是第一个大不相同。
第二个大不相同。是勃兰特的下跪和默克尔发自内心的沉痛:“我们为那些事情满怀羞耻,我要说对不起,因为德国当时只有少数正直的人”。胡锦涛先生,您认为您现在属于“少数正直的中国人”吗?
论政治资源,毛、邓、江留下偌大一笔债务,“罪、罪、罪”。有资格继承这一笔政治遗产,胡锦涛先生在中共领导人中应该属于“最最最”富有、也许是唯一的一位了。胡耀邦先生为什么被国人爱戴?赵紫阳先生为什么被国人怀念?其实只缘一个“仁”字。“仁”字当头,“真”在其中。唯“仁”字盈胸,才能不避斧钺,流芳百世。四年前,胡绵涛先生在纪念1982年宪法通过20周年的讲话中信誓旦旦:“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遗憾的是,无视公民权利,箝制与论、封杀新闻媒体的事非但没有停止过,反而愈演愈烈。封杀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尤为恶劣。言论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至今都还是一纸空文。人无信孰立?“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坚决纠正违宪行为”,言犹在耳,胡锦涛先生何以取信于民?
去年清明,我有一首《共青城》,是祭胡耀邦先生的:
鸦雀齐鸣见丈夫,
化朱为碧笑当垆。
人从邓后羞言马,
谁到君前愧姓胡?
末两句是从秦桧后人“人从宋后鲜名桧,我到坟前耻姓秦”诗中套来的。四句分别写了声、色、犬、马。祸国殃民半个多世纪的马克思学说虽己被国人抛弃,却仍有死抱不放的。只要握有支配民脂民膏的权,再扩办一万个马列研究院自不是难事。但若想在鸦雀齐鸣环绕之中独发异声,那就要见学识、见魄力了。“垆”,酒店中安放酒瓮的土台子,“当垆”的酒老板因长年豢养着恶犬,酒早己“化朱为碧”自我“颜色鼎新”了。擅长桥牌和麻将以“小诸葛”自居,全然不知马列为何物的邓大人自八九屠城再露“峥嵘”,连门下阿狗阿猫们也羞于尊马为祖了。“谁”和“胡”,当然是哪“胡”不开提哪“胡”之“胡”。说来惭愧,当时,对胡锦涛主席多少还是有一点期望的。
汉高祖《入关告谕》劈头便道:“天下苦秦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区区十五个字竟可以用来概括新中国的全部历史。
与“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的秦政相比,新中国之“苦”,虐害过亿人,数量刷新纪录。新中国之“久”,跨半个世纪,时间刷新纪录。冯去疾《与李斯书》写道:“山东群盗大起,而上方治阿房宫。阿房者,阿亡也。…”颇可用来对照今日“盛世”之盛事。首善之区“从我做起”,大兴土木,亭台楼阁拔地而起,“鸟蛋”国家大歌剧院尤令路人侧目。八方诸侯流寇不流,竞相效颦,迎“头”急起直追。圈地、拆房,忙于建设“小康”、溺于“房事”。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民怨鼎沸。身为国家主席,却似茫然不知。
嬴秦畏亡于“胡”而大修长城,新中国畏亡于色而广开染坊。五十年来以秦自诩“仁义不施”,却还要穷数十年之力向学生大灌“狼奶”,尊奉秦的掘墓人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美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自己过不去!昏愦若此,非但不感谢袁伟时教授的提醒,反而无视宪法公然加罪。如此胡来,怕真的又要“呼儿‘亥’‘约’”一回了。
闻知默克尔对以色列人民所说的:“我们为那些事情满怀羞耻,我要说对不起,因为德国当时只有少数正直的人。”胡锦涛先生不知作何感想?
结束参观大屠杀纪念馆后,默克尔在留言簿上写道:
只有那些承认自己过去的人,才会拥有未来。
向国人说声对不起,承认自己的过去。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胡先生才会拥有自己的未来。只是,您有这份勇气吗?
2006.2.1
《纽约时报》的专栏才女
美国大牌记者和作家圈中长春藤等名牌大学校友济济,以《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为例,便有自由派的纪思道(哈佛/牛津校友)、弗里德曼(牛津校友)、克鲁格曼(耶鲁/麻州理工校友、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以及中右的提尔尼(耶鲁校友)和保守派的布鲁克斯(芝加哥大学校友,前《旗帜周刊》编辑)。窦德毕业于不起眼的华盛顿天主教大学,脱颖而出,成为名满天下的大牌专栏作家,全靠自己的实力。巨大的“粉丝”群之外,美国英语中甚至还因为她而出现了诸如dowdify和dowdism之类的新词。
文笔之外,尽管窦德已经年过半百而依然小姑独处,不能不承认她不仅聪明出众,而且是个颇有姿色的才女,甚至可以依稀看到传奇影星凯瑟琳赫本的几分身影。其他不说,好莱坞当今天王巨星迈克尔道格拉斯早先便曾与她“拍拖”多时,成为八卦小报的热门题材。
严肃一点说,窦德的成功,在于她独特的尖酸刻薄笔锋,以及她对英语得心应手的掌握运用,读来令人忍俊不禁。这是她对“粉丝”的主要吸引力。曾有《华盛顿邮报》记者说:几位同仁在咖啡店共读窦德的专栏,是很大的享受。就连她今天的保守派政敌,也会承认偷偷阅读窦德专栏时享受的“罪恶快感”。
窦德是华盛顿中等家庭(警察)的幺女,爱尔兰裔,1983年加盟《纽约时报》,1995年成为专栏作家。克林顿任上的桃色丑闻,成为窦德尖刻笔锋的最佳目标,她形容克林顿装模作样“像个想保贞节的十几岁女孩”,使读者怀疑她的“政治立场”(她全家都是共和党人);窦德也因对克林顿弹劾案的冷嘲热讽,而在1999年获得传媒界人人艳羡的普利策奖。
普利策桂冠的副作用,借窦德描述她一位才女同党的类似经历,是从此再无男人敢来问津约会。才女难嫁,中外如一。
其实窦德在评论克林顿风流案时,对主持调查的独立检察官肯斯塔尔毫不假借,称后者在心理上也是个大淫棍,已经显示她的真正党派倾向。小布什上台以后,窦德“自由派本性大暴露”,成为保守派媒体如《旗帜周刊》的专攻目标。小布什总统成为窦德出版的第一本书的嘲弄主题,惹恼了布什老妈芭芭拉,可是窦德至今维持了与老布什总统之间极好的私交,成为美国媒体的佳话。窦德关于小布什心理的评论因此特别值得阅读。
窦德的才能,不在于高深偏僻的词藻,而是出人意料地运用十分简单的英语。例如今年夏天挖苦创造总统度假记录的布什:He needed a vacation from his vacation.(他需要从休假中获得休息。)又如她最近讽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自欺欺人:……they’re even faking their fakery.(他们在自己的假货上还要再造假。)从中人们或许能读到马克吐温的遗响。
窦德的另一特色是她的“大不敬”。有人说她将每一位总统的白宫都描绘成一场“情景笑剧”。她给政界要人取的不敬雅号也常常不胫而走,例如拉姆斯菲尔德的谑称“拉妹(Rummy)”,而副总统切尼则常被简称为“Vice(老副)”,以该词的双关含义(邪恶)来突出“奸臣”嘴脸。
窦德的英语还有其他特色。她喜欢使用“叠韵”,例如描述“老副”切尼“muttering and sputtering(唾沫四溅地咕哝)”。老中读者不易注意的,是窦德爱用的“双声”手法,例如在伊拉克战争前揭露布什政府在“scheming to smoke Saddam(策划烟熏萨达姆)”。她还称拉姆斯菲尔德为“糟脾气老爹(grumpy grampy)”,双声和叠韵并用,十分爽口。可惜一经翻译,韵味全失。
窦德也有严肃语录,例如伊拉克虐囚丑闻东窗事发后广泛流传的美国新称“羞耻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Shame)”。
窦德的历史贡献,是在美国报纸传统正经的op-ed言论版中,引入了嬉笑嘲弄的杂文文体,引起不少模仿者。称窦德以漫画笔法来写专栏评论,不失中肯之评。但这也招致严肃批评:窦德的专栏讽刺幽默有余,深度和实质不足。
美国其他许多大牌专栏作家也许文笔都不及窦德生动活泼,但是对美国主流舆论的影响和分量恐怕都超过了这位才女。这也许是长春藤名校与普通大学教育的区别所在。
耶鲁/哈佛校友波斯纳的名著《公共知识分子》(哈佛大学出版),将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等《纽约时报》大牌作家都列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而偏偏把脍炙人口的窦德排除在外。由此可见长春藤名校把持主导着美国知识精英的判断尺度。
徐友渔:写小说也会犯诽谤罪?
去年12月15日,教授、作家涂怀章因他的长篇小说《人殃》被某地法院以所谓的“诽谤罪”判处拘役六个月。这条消息成为最近舆论关注的焦点,文学界、高校教育界、法学界和其他各类人士深感震惊,人们很难相信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武汉作家协会发表声明,对作家表示支持和声援。
任何对事情的原委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涂怀章的长篇小说《人殃》属于虚构类作品,它没有诽谤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也不可能诽谤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小说的主题是歌颂正义,既有对正面人物与恶势力勇敢抗争的赞扬,也有对反面人物非正义行径的抨击。现在,有人出来指控小说“歪曲历史、捏造事实”,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就不打自招地证明,他们也不认为小说是在写实。其实,小说描写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高校在解放思想、冲破极左桎梏的变革时期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斗争,相当具有普遍性,是千千万万真实故事的总结、提炼和艺术加工,它以事实为基础,但并不具体指涉哪一些人物和事件。不可否认,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和“四人帮”的肆虐,也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自觉不自觉地、程度不等地做过与小说描写或多或少相类似的不正义的事,但小说对于中国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情况的刻画,与对特定个人的攻击与诽谤,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任何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容易对此作出区分。
小说高于生活,但必须来源于生活,这是现实主义作品应当遵循的原则,也是这一类作品能吸引人们注意和兴趣的地方,我们不能要求,也不能想象所有的小说都像《哈利·波特》那样全然讲述子虚乌有的神怪故事。如果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原型,都可以对作者提出诉讼,那么我们的作家在创作时就会时时感到自己头上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那就完全谈不上艺术创作了。
文字表达的自由、艺术创作的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正常与繁荣的必要条件和标志,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自由是越来越扩大,而不是越来越缩小。比如,最近一二十年,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全力保障表达与写作的自由,极大地限制以“失实”为理由对写作者作出判罚。近年来有一系列案例表明,不但在欧美社会,而且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司法当局在审理新闻报道失实而提起的诽谤诉讼时,对被告是否有罪采取视其是否有“主观上的恶意”这个标准。对新闻报道失实而明显造成名誉损失的案件尚且用如此标准,遑论文艺作品。在我国,即使现在还不能实行这样的标准,至少应该看清世界的潮流,决不能闹出对一部小说的作者判“诽谤罪”的笑话。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为一个人争公民权利而辞职的北大校长
2006年1月11日,蔡元培诞辰138周年。138这种不凑整数的年份,通常不大被重视,只见报道说,上海静安区举行了纪念蔡元培诞辰138周年纪念活动,为“蔡元培故居”揭牌。
一元复始的一月,似乎与蔡元培特别有缘。1868年1月11日他出生在浙江绍兴山阴县城的笔飞弄,1902年1月1日他与黄仲玉女士在杭州结婚,10年后的1912年1月4日他赴南京任教育总长,再5年后的1917年1月4日他到北大就任校长;1921年1月2日夫人黄仲玉在北京病逝,他痛撰《祭文》一篇;1924年1月和1926年1月先后被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候补和正式中央监察委员;1933年1月3日他发函邀请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1月17日在上海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分会,他被选为执委……而我甚为看重的是1923年1月,这一年的一月份蔡元培干了一件事情,发了一个宣言,为寂寂无声的中国人权界抹上了一笔亮色。
“一件事情”就是辞职。我很喜欢蔡元培动不动就“辞职的干活”。1917年7月3日,他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那就是抗议张勋复辟。1918年5月22日,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这个破事,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个事情在中国教育史上已经很有名了;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这更让人感动。而在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这是反动军阀和政客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蹂躏人权、碾碎司法独立的行径。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
在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躏人权”。蹂躏人权的源头是政界卑污,政界卑污则干涉司法独立,司法失去了独立,人的权利则肯定得不到保障,一个人,一个公民就可以被任意逮捕、随意处置,最终就是那四个字:蹂躏人权。这是什么样的世道?!对这样的世道还有什么话好说?只有“起而抗争”,只有实行他一贯奉行的“不合作主义”。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38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成功与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必须抗争,必须不合作!没有抗争之耕耘,何来成功之收获?
文明与愚昧、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真实与虚伪、善良与凶残,时刻在搏斗。司法独立如果可以被“止要‘权’和‘利’”的行政权力轻易地干涉、一个公民如果可以这样轻易地被“逮捕法办”,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存在,还有什么自由存在,还有什么人权存在?蔡元培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余平生仅知是非公道,从不以人为单位”,意指他的愤而辞职并非出于与罗文干的个人什么关系,也非与彭允彝闹什么意气之争,“余之不平,纯为中央行政机关无端干涉司法所致”(见《蔡元培》一书第206页,崔志海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为一个与自己并无多少相干的人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是为“一个人”而不是为“个人”、“私人”,这可见蔡元培的博大和深邃。关心一个人,等于关心全世界;拯救一个人,等于拯救全世界。蔡元培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看看当今之中国,哪里还有这样的校长蔡元培?
哲人有云:“没有正义的地方没有自由,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正义。”蔡元培两次最著名的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他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632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这里纤毫毕现。
透过蔡元培的辞职和宣言,我们清晰地看到,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真正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有了这种精神大格局,相比之下,中国最顶尖的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也显得那么小,而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则是那么大。只有具有思想精神大格局的人,才是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大实践家,才是具有宽阔视野、博大胸怀和博大人格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深刻的使命感、危重的责任感,才有人格大魅力,才有人间大眼界,才有人生大愤怒,才有人世大救续。人生之大愤怒,是与“小愤怒”有巨大区别的,它不是为自己的愤怒而“愤怒”,它也并不需要声嘶力竭,而是一种清醒的思考、一种透彻的说理、一种沉郁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身体力行、无所畏惧、义无返顾的自身行动。而对于那些没有精神大格局、稀缺人生大愤怒的人来说,是不会有这种大救续的行动的,而是安稳、安舒、安耽地靠坐在金贵的宝椅上安享着安乐的。
没有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公众的自由;没有个人的利益,就没有公共的利益;没有个人的权利,就没有大众的权利;没有个人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公正;没有个人的平安,就没有国家的平安。为一个人争公民权利而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正是蔡元培的伟大之举,是他伟大人格的体现。他为了守护公民自由公正的空间,不惜让自己身陷可能的困境,这就是用人格创造人格、用人格创造公正、用人格创造权利、用人格创造自由。歌德有言,“人格是大地之子最崇高的幸福。”所以,当今时代,为了最崇高的幸福,更需要呼唤蔡元培,呼唤大地之子!
关于维权人士绝食事件答记者问
关于维权人士绝食事件答记者问 任不寐 |
【2006年2月7日狱委讯】
一、中国政治反抗活动的激进主义倾向,只能在中国专制主义的激进主义特征中寻找答案。换言之,激进主义的专制是造成激进主义的抗议的原因。中国的问题是并一直是:民间法律努力在政府法西斯统治之下往往半途而废。责任不在民间。 二、绝食行动与其说是激进的不如是悲剧性的。悲剧性在两个方面,第一,以身体抗议国家暴行。第二,律师以身体而不是法律抗议国家暴行。这种悲剧性更是民族的悲剧,良心的悲剧,因为在给定的专制法西斯逻辑之内,中国良心一直被剥夺了理性解决问题的谈判空间,法律也丧失了解决问题的价值。 三、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者”承担了超过他们自身能承担的责任,一体四面:知识分子、政治家、信徒和律师。事实上他们即使担当其中任何一种责任都力不从心。然而这种尴尬的责任仍然不在他们,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片荒漠,在这地上能发出人类声音的人屈指可数。如果要反思,不是批评这几个人是否不务正业或让我们再一次跌落都激进主义革命的历史循环之中。而是要反思:更多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政治家”、更多的“信徒”和更多的“律师”是不是太“成熟”了,并因为太成熟已经从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四、同样应该反思的恰恰是那种“理性的反思”,这种反思从六四以后就是一种被津津乐道的假道理。这种观念代表了十几年来中国评论道德水平的持续下降,他们把专制与黑暗视为既定事实,并放在商业性的宽容之列,而更愿意对任何底线上的坚持进行攻击。他们在联合起来保卫中国的世界化,保卫我们时代的犬儒主义精神缺陷。 五、不要指责郭飞雄到太石村是否有个人动机,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即使有,也是正常的。正相反,我愿意向郭飞雄到太石村的行动表示敬意,他使过去很多半途而废的维权运动终于有了一个新的突破。需要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如果这也被视为激进,我们的问题不是这种激进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我在国内,我将会参与这场激进主义的抗议。如果我不能参与,一定不是因为我更理性,更不是因为他们错了,仅仅是因为我自己胆怯。 (来源: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