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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马尔克斯承认遭遇写作瓶颈

   上午在学而优书店转悠了三小时，所购书籍计九册。大致可分为生态、人类学、宗教哲学、物知识四类。其间光顾了二次洗手间，均路过文学区，每次睥睨一眼即脚不停步地过去。

    《醒来的森林》（美，约翰·马勒斯）是早就想阅读的一本书，终于碰上了；《寂寞春天》（美，蕾切尔·卡逊）我曾在网上找到电子版，却一直未阅读，想来未养成网上阅读的习惯，是以此次买了一册；《我们的国家公园》（美，约翰·缪尔）也是本不错的关于动植物的好书；《植物的欲望》（美，迈克尔·波伦）我曾在武大图书馆读过其中两章，一流的棒，但一直嫌书价太贵，不厚的一本就要二十八元，是以一直未买。请原谅四册均为山姆大叔的著作，谁叫中国人的大自然情怀比不上人家？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吧》我又放在手上翻了翻，继续不买，相比之下中国作家的自然知识、情怀与文笔就差得太远了。

    《与巫为邻》（英，罗宾·布里加斯）可以当作西方巫术史来读，此书谈的是它的社会和文化语境。《费马大定理》拿在手上让我激动了好久：数十代人用了三百五十八年去追寻与证明一个定理，那种对知识的态度与过程让我好奇，我承认，我是个对秘密知识有浓厚兴趣并且它们左右了我的写作的人，就像我对动植物、生态知识一样。

    《镜子的魔术》（日，由水常雄）是我的第二之选，本来想买一本《镜子的历史》，但已售完，只好挑了小日本人写的这本书，书其实写得不好，但是关于物的具体知识，又是关于镜子，所以我有兴趣。我对镜子的兴趣来自生活与博尔赫斯，可以参见我的一篇文章《从冰块到镜子》。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写一本关于某种具体事物的历史的书。与精神相比，我越来越热爱物。

    《基督教哲学1500年》（中，赵敦华）很厚，收银的小姑娘在刷条形码的时候咋了一下舌：这么厚的书哦。宗教哲学一直是我阅读的一个重点，我一直学习的印度哲学其实也是宗教哲学。

    《读书》2006年第1期，我希望买《读书》成为一个习惯，虽然它已大不如从前。

    我的观点是：宗教的理解前提是哲学，哲学的理解前提是人类学，人类学的理解前提是大自然知识。所以我一直读这四类书籍，我必须理解世界与自己，思想与物。是的，我做文学，但我的文学营养从来就不是来自于文学，我不相信从文学中产生的文学。从别的学科进入文学更为有效与有力，更能给文学增加一些新的元素，或者让文学增加一些可能性。

    付款的时候收银员建议我买齐二百块钱，如此可以拿到一张九五折的卡，我看总价，也就差十多块钱。再挑本什么书呢？我往文学区走了几步，看到一本西川写作的关于印度的著作，关于印度文化的东西我都热爱，可是打开来一看，却是从诗人的视角去看、去在印度做与印度关系不太大的冥想。那一刻我深深地感觉到文学对世界的无力，文学总是停留在世界的表面，花言巧语、舌绽莲花，纵然如此亦无益于生活与人类。与别的学科相比，文学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就算将文学从文化中抹去，相信人类生活并无多少改变。文学，这文化中多余的阑尾，偶尔阵痛，最好的医治办法就是将它一刀切除。我放下西川的著作，回到二楼学术区，挑了本来嫌贵的《植物的欲望》。

    回想自己从狂热的文学阅读爱好者蜕变为一个仇视文学多年的“文学异教徒”，心中不由感叹万千，借用在书店里想起的李白的那两句诗来作结似乎颇为恰当，诗曰：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2006年1月《三联生活周刊》

2006年1月16日《纽约客》

　　有喜有悲的封面人物

　　《纽约客》是全美有名的文化周刊，可读性超过《时代》这样的新闻刊物，《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是国内最具文化感的公众周刊。随手翻看两刊最新一期，对比阅读，觉得有趣。

　　《三联生活周刊》封面人物是新锐画家方力均笔下的笑脸，配合周刊主笔苗炜、王小锋等研究喜剧明星梁左、郭德纲、陈佩斯的专稿，为春节烘托气氛。喜迎250岁生日的莫扎特是没有露面的英雄，周刊设专题纪念乐圣、采访钢琴王子朗朗、介绍奥地利莫扎特年庆祝活动。
 
 
《纽约客》的聚焦人物不登封面，最新一期推出与病魔搏斗的以色列总理沙龙。不过《纽约客》移民实录专题中介绍的秘鲁青年罗尔更耐人寻味，他在秘鲁抽中移民美国彩票后举家迁居纽约，从高级工程师沦为超市搬运工却感到青春无悔。《三联生活周刊》既欢快又高雅，《纽约客》有轻愁，但那关怀小人物的佳篇令人感动。

　　文人眼中的世界热点

　　在所有媒体不可缺少的时事报道方面，两刊都独具匠心，与《时代》周刊旗帜鲜明的国内国际新闻格局不同，《三联生活周刊》开辟“报道”专栏，关注当代生活中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环境方面的问题：《香格里拉森林与火灾》、《杭州“奔的”出逃风波》、《张志新：我们民族带血的回忆》、《泉州的杂色中山路》，每篇文章都是精品。《我看到的西弗吉尼亚矿难》则选了一个独特视角观看世界风波。

　　《纽约客》卷首固定“城中热话”栏目，常谈政治，但爱挖内幕。本期谈论美国最高法官候选人萨缪尔·阿利托，对美国制度下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有精辟见解。《纽约客》的强项还是文化、教育：纽约市立图书馆建立中小学生上网写作业的网站，聘请全国优秀教师担任网上指导；著名作家邀请读者俱乐部成员来家中讨论作品。这是《纽约客》抢抓的要闻。

　　文化赛场上的角逐

　　《三联生活周刊》开设“经济”与“科技”两大栏目，酷似《时代》周刊，而《纽约客》从来将这两方面内容揉进人物与书评专稿里。我认为经济与科技在当前中国崛起阶段扮演重要角色，应该获得高雅文化的重视。B股市场、资本游戏、奥迪汽车、苹果电脑是本期《三联生活周刊》经济栏目的重点话题。《纽约客》刊登的短篇小说已成为美国文学的传统，本期发表莫妮卡·阿黎新作《斜阳族》。值得注意的是，《三联生活周刊》开了一个《纽约客》不好开的栏目，叫“考古”，介绍《陕西重大考古发现》，在文化方面压了美国人一头。

　　《三联生活周刊》和《纽约客》两刊的最大看点都在其文化艺术栏目。《三联生活周刊》“文化”和“娱乐”栏目中，调侃英国当红酷书《谁是狗屎？》、中国古装新片《夜宴》、巴黎新建艺术馆、北京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展等话题。《纽约客》“批评家”一栏尽收城内无限风光，好书好戏狂歌劲舞无奇不有。这期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德国新片《我爱朱克》的热评，还有对新获英国白面包奖的小说《意外》的书评，书中讲一落魄美女闯入某善良人家求助，将全家人心撩动之后突然离去，为的是证明自身魅力，找回心理平衡。

　　年末年初一向是各报阅读版为推荐年度好书大伤脑筋的时刻。2005年底《开卷周报》邀集书评小组评选2005年度“十大好书”，分为中文创作与翻译两大类，将过去一年当中曾经入选的每周推荐好书进行评选，其中又分为文学、人文社会、自然科学三组，经过评选委员两个月的详读、逐本讨论，再经过投票表决产生十大好书。而“十大好书”的评选标准为适合推荐给一般高中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的书籍。割舍学术、经典、太艰涩、冷僻、专业的书籍，优先选择内容上有系统、有分量、制作严谨、专业领域与文字表现优秀的佳作，并期待内容上可以兼具指标性、前瞻性，带动读者文化视野上的提升。
 
 

　　七本入选的中文创作作品中，小说占了四本，分别是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甘耀明的《水鬼学校和失去妈妈的水獭》、郝誉翔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林俊颖的《善女人》。其中中生代作家郝誉翔以其细腻的风格博得评审委员的青睐，六年级作家甘耀明则因敢于实验与富于奇想而获得肯定。社会人文类中，李志铭的《半世纪旧书回味》、刘绍华的《柬埔寨旅人》、赵刚的《头目哈古》入选，此次社会人文类的中文创作候选作品相对来说比较多，但部分书籍仍带有“写给同行”的味道，一般读者难有共鸣，得奖的三本作品都是阅读无障碍、有故事性、提供给读者新视野的上选之作；自然科学类则因作品不足及内容不适从而空缺。

　　翻译类书籍中，文学类书籍一项是战况激烈的战区，不过意外的是2005年度的评审委员颇有共识，安洁拉·卡特的《焚舟纪》、安妮·普露的《断背山》、哈金的《战废品》、钟芭·拉希莉的《同名之人》都是佳作、佳译，反而是社会人文类的翻译书选拔，陷入了胶着战，最后约翰·米可斯维特的《公司的历史》、珂妮·戴维丝的《她：身体的故事》、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罗伯·丹屯的《猫大屠杀：法国文化史钩沉》等书胜出。自然科学类，加来道雄的《爱因斯坦的宇宙》、卡尔·齐墨的《演化：一个观念的胜利》分别因延展性强以及生动活泼的图文搭配而获选。

　　由《联合报·读书人版》所举办的“最佳书奖”则选在热闹的1月1日于台北新开的千坪诚品信义店颁奖。《联合报·读书人版》邀集了105位各个领域的评审委员，分为“文学类”及“非文学类”两大类推荐榜，翻译和中文创作一起进行评选。读书人归纳出今年榜单中几个主要的出版现象：体验或者体检。黄锦树、骆以军、董启章等人的入围，展现了五年级小说家站上一线的现象；《断背山》、《Love》等书则展现了回归说故事的主流的风潮。

　　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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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香港、台湾、澳门各地图书排行榜综合整理。
 

                                                        华语榜说

　　在出版领域，电影带动图书畅销，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已经无需多言。本周台湾地区文学类上榜书里，和电影相关的书籍占了半壁江山。如《纳尼亚传奇》、《断背山》、《艺伎回忆录》、《混血王子的背叛》和《达文西密码》。

　　迪斯尼大片让《纳尼亚传奇》已经在全球卖出8000多万册；《断背山》获得金球奖更助力了图书的热销，尤其是在台湾，《艺伎回忆录》虽然还没公映，但据说原著小说比电影还好看；《混血王子的背叛》（哈六）即便没有电影《哈四》的放映已经火热全球，加上电影的推动，更不在话下。
 
 
《达文西密码》已经卖了一年多，现在电影也拍出来了，要作为今年5月的戛纳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这种情况的发生也和年底各种类型的电影纷纷抢档有关，这几个月，某某电影上演，某某电影好坏，成了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借着这个时间，书恋影是出版商很聪明的选择。

　　再看本周文学类的冠军《朱孝天的美味关系》，和以前写真式的明星书不一样的是，如今的明星书让明星献身说法，主题以美食啊，美容啊，瘦身啊，学英语啊等为主，看起来比以前进步了。

　　还有一本值得特别说一下，就是弯弯的《可不可以不要上班》。

　　台湾的部落格（内地叫博客）书没有内地热，能引起关注的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本《可不可以不要上班》打开了新局面，引发了一场台湾部落格（博客）书的出版热潮，相信以台湾的出版势力，会有很多有质量、有趣味的部落格书出炉。

 

        在很多电视台热映的电视剧《人生几度秋凉》由于未经允许改编自小说《古街》而被《古街》的作者起诉到法院。法院近日判决，《人生几度秋凉》的编剧、导演陈燕民未经许可的改编，侵犯了《古街》作者的著作权，并判决陈燕民、北京华风气象影视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煤矿文工团以及北京中视喜洋洋广告有限公司赔偿刘育新损失共计40万元。

　　刘育新诉称，他的长篇小说《古街》出版后在文学界和市场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并于2000年获得首届老舍文学奖。他发现《秋凉》中的人物塑造、作品结构、故事走向、精彩情节甚至对白等方面都和自己的小说《古街》极其相似。电视剧《秋凉》没有经原著作权人同意，蓄意剽窃其作品内容，严重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

　　被告陈燕民辩称，他从没有看到过《古街》的作品，《秋凉》是自己独立创作的，并且，对于雷同的部分完全属于文学作品在创作上的巧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燕民在创作《秋凉》前曾接触并试图改编《古街》，与他所说从未看过《古街》相矛盾。《秋凉》在人物及其人物关系上和《古街》有很大雷同。陈燕民未经许可的改编已经侵犯了刘玉新的著作权。法院判决被告不得再使用《人生几度秋凉》剧本，并在《中国电视报》上刊登致歉及消除影响的说明，并赔偿刘育新损失40万元。

　一双被裹过的小脚只有34码，走起路来颤颤巍巍，说话略一激动，便喘息与咳嗽不止，这就是被媒体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尽管已是79岁的老人，但她对日期和数字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6年4月7日下午在一次会诊中遭遇的第一个艾滋病患者，这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42岁农村妇女临死前拉着她的手哭着说：“老奶奶，俺咋会得这脏病啊？俺不想死啊！”从此，高耀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防艾之路，至今已近十年。

　　十年来，高耀洁用于救助艾滋病患者和艾滋孤儿、印制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花费近100万元，包括她获得几个国际大奖所得的奖金总计8万美元和全部个人积蓄。截至2005年11月，她自费编印的宣传小报“预防艾滋病知识”已出20期，累计印数102万份，远远超过任何一级卫生防疫部门的宣传量。所有书籍和小报，只要来人或来信到河南省文史馆索取（高是文史馆馆员，河南省郑州市金水路14号河南省文史馆，邮编450003），一概免费赠送，如果对方没有附上邮票，高耀洁还得倒贴邮资。她能清晰地背出每种书的挂号邮资：《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是3.8元；《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生存现状》是4.5元；《中国艾滋病调查》是4.8元；《实用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则是她的专业著作，是她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数十年的经验总结，高耀洁准备连同上述几种书一起陆续寄给全国各省市图书馆，邮资合计10.8元。在所有这些书中，她对《中国艾滋病调查》的编校质量最为满意，出版社给她的两千册样书很快送光了，一位台商和深圳女企业家又买了一千余册赠送给她，高耀洁有点不舍得送，让人把一捆捆的书塞到靠墙的柜子后面，只有熟识的人来了才给。

　　与今年年初到郑州采访时相比，高耀洁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原本堆满客厅一面墙的书不见了，“这些书和小报只有全送出去才是胜利！”高耀洁用她浓重的开封口音说。她告诉我，从2004年10月至今，仅《艾滋病与性病防治》就送出去4万册，很多地方举办艾滋病预防培训班，专门派了汽车来拉。尤其让她高兴的是，邻省的几个县乡政府也专门派人向她来要书。但也有让她极为生气的事：某省级图书馆向她要了两万册书，答应逐级发给下属的各市县图书馆，但结果竟是高医生被经办人骗了。“他们发不下去也应该退还给我，我辛辛苦苦印的书怎么能去卖了废纸！我被他们骗了一次，不会再被他们骗了！”

“这些骗子都该杀！”

　　提到防艾领域的骗子，高耀洁立即怒气冲冲：“现在真是诈骗成灾！想在我身上打主意的骗子太多了，真让我伤心！老天爷啊，怎么会这样？”

　　仅从1999年至2003年的四年间，高耀洁收到8326封来信，就有812封属于骗子信，都是自称发明了百分之百包治艾滋病的中药制剂要求合作之类。但从2004年开始国家出台各项艾滋病救助政策，社会各界也更加关注这一问题，骗子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低劣的骗术，转而纷纷成立“孤儿学校”、“艾滋病救助协会”等机构敛财。有一个姓王的农民成立“艾滋病青少年健康教育研究所”，多次打电话和上门向高耀洁反映当地的艾滋病患者和孤儿得不到救助的问题，由于当时手头正好没钱，高耀洁提出先给对方寄上几百本书和小报，希望他在当地宣传防艾，不料竟被对方拒绝，表示不需要防艾资料，只需要钱。这使高耀洁起了疑心，随后和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雇车前往调查，在王某新建的三层楼房里从中午等到傍晚，也没看见一个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此后，听说王某的研究所搬到了北京郊区，发邮件、打电话向北京各高校募捐钱款，还跑到各国大使馆去要钱，不少大学生信以为真，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些大学生就每人每天省下一块钱捐给王某，但后来前往实地调查竟发现，除了装修一新的楼房外，一个患者和孤儿也没有。

　　另一个农民丁老汉，原是村支书，他的二儿子、五儿子和两个侄子都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高耀洁对他很同情，每次他从村里到郑州，都要从高耀洁处取走几百本书和几千份小报去做宣传，高也不时接济他。2004年秋的一天，他带着两个艾滋病患者家属提着五斤芝麻油来拜访高耀洁，说是让高尝尝自家新打的油，高给了他们每人50元共150元表示感谢。直到2005年8月31日，高耀洁才获悉丁老汉在90年代就是当地黑血站的头目，他从村里的艾滋病患者的政府补助款中扣除了100元，说这钱是那次给高耀洁送礼了。此后他拿着“艾滋病救助协会会长”的名片上门，就再也不要宣传资料和旧衣物了，张口就只要钱。另一个村支书，高耀洁募集了一车的旧衣物委托他送到村里，不料他一回村，就把其中的好衣服挑走，看不上眼的就全扔了。“现在的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为了钱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人来了说人话，鬼来了说鬼话，人鬼都来了说胡话。”

　　近年来高耀洁的防艾工作都围绕艾滋孤儿展开，按照高耀洁的定义，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遗孤，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高耀洁以前曾多次强调当前防艾工作的“关键是孤儿，中心是孤儿，第一位的是孤儿问题”，但现在她发现，比孤儿问题更急迫的是诈骗问题，“钱都到骗子手里了，孤儿能得到什么？诈骗问题已经影响了整个艾滋病救助工作！”“现在应该告诉所有人，尤其是有爱心但缺乏社会经验的大学生，绝对不能盲目地捐钱！他们根本就没有人味，借了救助艾滋病的名义名义骗老百姓的钱，这些骗子都该杀！”当然，法律对诈骗行为视情节轻重有不同的量刑，“这些骗子都该杀”只是高耀洁一种强烈情绪的表达，每每说到骗子的可恶和艾滋病患者的境遇，高耀洁常常激动得落泪。

　　记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骗子来打您的主意？

　　高耀洁：总有骗子在我身上打主意，我总结了有三个原因：一我是个老人，“一个老婆子还不好哄？”其实我不好哄；二我是个女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男权社会；三我是中医学院教授，其实我是个西医，来找我的很多人自称是中医，其实根本就不是中医，竟然说有包治艾滋病的祖传秘方，艾滋病传入中国也才20年，哪里来的“祖传秘方”？他们想不到我有分析能力，我还会派人去调查，我绝不会为了钱和他们同流合污的！

仍是“不受欢迎的人”

　　高耀洁用她那双小脚走过了中原大地的十余个县市、数百个乡镇、百余个村庄，调查所见的数以千计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几乎全是非法卖血和输血导致的，面对严峻的艾滋病疫情她拒绝沉默，从而揭开了血祸导致艾滋病流行的真相。她的正直与勇气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成为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的象征人物。2001年在全球健康理事会“乔纳森·曼恩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颁奖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赞高耀洁为“第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并向无法出席的高医生表示“崇高的敬意”。2003年12月18日晚，在河南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吴仪副总理点名要求见高耀洁，并在下榻的黄河迎宾馆单独长谈近三个小时。高耀洁回忆那天的情形：“吴仪一见俺，就拉住俺的手说：‘老大姐，我比你小十岁，这里没有外人，你有啥事直接说吧。你以后有啥困难就直接找我。’”这无疑代表了中国政府已高度正视艾滋病现状，并决心最大程度地遏制艾滋病的蔓延。

　　尽管如此，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高耀洁仍然或多或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某些未公开的艾滋病高发区，竟然流传着“防火防盗，防止高耀洁来到”的民谣。甚至在某些乡镇，只要举报高耀洁到来，就可以奖励500元，而发现外地记者的行踪，奖励只有50元。一开始是基层为了所谓的政绩，怕一旦暴露会影响招商引资的形象，而现在则是怕公布了真实情况，国家就会要求当地加大防治的投入，这是一些基层贫困地区的官员不愿看到的。不过，至今还没有人去举报过，高耀洁说：“因为我做的事老百姓都支持，只有那些贪官才恨我。”

　　《中国艾滋病调查》一书中收录了一张华北某地非法血站的照片，照片上的农民争先恐后排队抽血，至今仍然在营业。“卫生部对单采血浆站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自己是正规的，那为什么要在半夜和凌晨抽血？一个人一星期抽两次能行吗？一个人一次抽800毫升能受得了吗？抽800毫升只给80块钱合法吗？”高耀洁这样质问。然而不仅报道没能发表，拍摄照片的记者还被迫离开了那家报社，而带高耀洁去的人被所在单位处分，当地一个村支书指着高耀洁的鼻子大骂：“你浑蛋！你想断我们财路啊！”高耀洁义正词严地回答他：“你才是浑蛋！你要考虑民族的兴亡，不是光你一个人发财！”

　　2001年6月6日开始，高耀洁连续接到两个来自艾滋病高发区的病人电话，都说“高老师你年轻时肯定很漂亮吧”？高耀洁很奇怪地追问，原来是某部门的人说高耀洁年轻时嫁过蒋经国的秘书。气得高耀洁找到某部门的主管人员大骂了一顿。高耀洁坚持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他们想在生活作风上搞垮我，但我在妇产科接触到的男的只有婴儿，就只有造出这样离奇的谣言来了。”另一件让高耀洁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是，2000年3月18日，高耀洁去现在已是“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上蔡县文楼村访问艾滋病家庭，拍了30多张照片，当时医院的书记、宣传部长、老干部科都非常支持，但院长却以“我们省至今没有一例艾滋病人”为由把照片全没收了。现在她升任某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高耀洁每次见到她就向她要照片，“这些照片她一定得还我！她不还我就一直骂到死！到死我就不骂了。”

　　高耀洁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子女，“但是艾滋病人太苦了，我不能对他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啊！”2003年非典时期，医院派高耀洁的二女儿郭竞先去大桥上堵汽车，一天站8个小时，整整站了一个月。而郭竞先既非传染科，也非内科，而是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高耀洁认为这分明是为了打击她，所幸郭竞先对此并不在乎。但同为医生的小女儿郭炎光由于受高耀洁的影响失去了工作，一气之下远走加拿大，却至今怨恨高耀洁。“我退休了他们没法直接打击我，他们就故意利用她来让我心里不好过。她多次打来电话，说‘你就是只知道为了你的名利管艾滋病人，从来不管我咋过的’，其实她应该理解我。如果为了名利，我安心做我的妇产科主任，退休后返聘开个专家门诊，早可以腰缠百万了。可是艾滋病是民族的危机，我既然走上这条路，就已经欲罢不能了。”

　　记者：武汉的桂希恩教授也是著名的防艾人士，您和他联系多吗？

　　高耀洁：桂教授到河南时来看过我，他是个好人，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不说瞎话。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就是桂教授最早发现的。桂教授那次和我说，你不应该和他们顶，不让你说就不说了。我说你比我小十岁，你以后还有说的机会，而我已经倒计时了，现在不说，将来就没有机会说了。桂教授说那他们就会打击你，我说我不怕打击，我就要拼上命和他们干架！

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

　　高耀洁还有一个儿子是某大学的系主任，儿媳是另一所大专的副校长，他们对高耀洁的防艾事业都没有多大的兴趣。高耀洁非常担心在她身后，她的子女可能被人利用成立以高耀洁命名的基金会等组织诈骗，所以她专门写下遗嘱，“我这个遗嘱一定要公布于众，我不能让自己身后的清白不保！”

【遗嘱】

　　本人年近八旬，既老且病，在世之日有限了。由于晚年从事“防艾”和“救孤”工作，引来了不计其数的骗子和政客来找麻烦。如2003年9月那场离奇的官司，2005年又招来所谓“108名中国妇女争评诺贝尔和平奖”活动的闹剧，我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骗害他人，给中华民族丢脸。我死之后，也不能让这些家伙们在我名下行骗获利。

　　我死之后，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在黄河激流处，永远让她销声匿迹，以免任何人、任何组织或官员利用我的名字成立组织，如“基金会”、“教育中心”等，搞行骗或闹剧，让那些“能人”获利，危害他人。我死之后，（你们）不能再受骗上当！切切！

高耀洁写于2005年10月1日国庆节

　　所幸的是，高耀洁进行的已不是近十年前的“一个人的战斗”了。根据200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公布的数据，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遍及所有31个省区，其中80%以上在农村，且已呈现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的趋势。在这样的严峻局势下，更多的人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存亡的战斗中，高耀洁把这些人比喻为七七事变前后投身抗日洪流的爱国青年。她口中经常会提到杜聪和李丹两个人。杜聪出生于香港，哈佛大学硕士毕业，仅仅由于一次在中原地区的旅行，便毅然放弃纽约华尔街的银行副总裁的高薪，在香港创办了智行基金会从事内地艾滋孤儿的救助工作，高耀洁把手头联系的164个孤儿全托付给了他。李丹则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误入艾滋病村，从此放弃了在中科院攻读天体物理专业博士的机会，毅然辍学从事救助艾滋孤儿的社会工作。

　　还有许多大学生尽管无法亲身投入到这场战斗中来，但高耀洁时常会收到他们寄来募集的衣物、文具、书籍等，委托她转交给艾滋病村的孤儿。不过有时也会让她哭笑不得，她在文具里发现数盒软盘，还有一支防晒霜。艾滋孤儿最迫切的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他们既没有电脑用，也用不到化妆品。高耀洁不禁感叹城里长大的学生对农村太不了解了。

　　高耀洁戏称自己现在是“用技术换劳力”，她有助手、中文秘书、英文秘书、打字员、电脑维修员、印刷工、搬运工……都是她曾经治疗过的病人。高耀洁是治疗妇科癌症和不孕不育症的专家，1990年从医院退休后，却没有被取消处方权，单位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她回去开专家门诊，被她断然拒绝。高耀洁告诉我，现在遍地开花的专治不孕不育症医院，基本上都是骗子，有一个原是她所在医院的药剂室的，现在成了不孕不育医院的院长，他女儿原是单位管后勤的，现在也成治疗不孕不育的名医了。“如果为了名利，我也去开不孕不育门诊了，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夫妻都愿意大把大把的拿钱出来啊。但我能推就推，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最新一期的小报，就是一位曾经的不孕症病人掏钱找印刷厂印的，总计7万份花了7千块。高耀洁要把钱给他，他说我7千块能买个儿子吗？国庆期间，高耀洁张罗着要把一批募集来的旧衣服送到疫区去，她找汽车站站长帮忙，站长马上爽快地答应让她的司机专程跑一趟。“站长生了个儿子，司机的老婆吃了我开的药也怀孕了，买药只花了30块钱，所以给我干活可卖力呢。”

　　在高耀洁家中，我看到她将书拆包后的包装纸一张张叠好，将塑料打包带撕成一条条连起来做绳子用，觉得她不免过于节省了。高耀洁告诉我：“我这不是抠啊，我是能省就省，因为用的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尽管如此，高耀洁却固执地拒绝一切现金捐助，她担心上当受骗，也不愿沾钱后成为某些人造谣的口实。台湾歌星姜育恒到洛阳演出，辗转打来电话，愿意捐30万人民币，高耀洁答复他不要说30万，30块也不敢收。新浪网则打来电话要捐10万，也被高耀洁拒绝。有一对年近七十的香港老夫妇专程到郑州找了半个月，才找到高耀洁家，坐着不走一定要留下2万块钱，高耀洁后来只得叫来印刷厂厂长当场开具发票，将这笔钱用于印刷小报。

　　记者：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去专家门诊坐诊呢？这也是救死扶伤啊。

　　高耀洁：我认为用技术挣钱是挣不完的，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多为别人着想，多为民族着想！中国缺少的不是妇产科医生，但真正愿意做防艾工作的人却太少了。

两个医生的“不健康”生活

　　高耀洁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肺空洞等疾病，双脚时常浮肿得厉害。她的胃在文革时遭武斗打伤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留不住食物，所以随时要吃东西。她出门时都随身带着一盒糖果，这倒不是她贪嘴，而是患有严重的低血糖。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比她大一岁，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曾担任所在医院前身的门诊部主任。他的高血压比高耀洁厉害得多，得靠进口降压特效药维持，还患有严重的肾病。从2004年11月至今，几乎都在病房里度过。高耀洁也住在医院里陪护，因为郭明久性格内向，穿衣入厕只有高耀洁来服侍才安心。严重的高血压使得郭明久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于是高耀洁也整夜无法入睡。老伴的病让高耀洁的体力和精神大不如前。

　　趁国庆放假，两位老人暂时出院回家过节。郭明久只有躺着才稍微好受点，高耀洁在客厅忙着整理送疫区的衣物，把要寄到各地的书和小报捆好，不时进卧室看看老伴的情况，郭明久总是觉得口干，得随时用吸管让他喝水。

　　两位老人平时生活上极为节省，一天的伙食费一般不超过十块钱，通常就是咸菜、馒头、玉米糊糊，有客人来时会多一盘炒鸡蛋。但国庆的餐桌上，却多了鸭肉、鸡翅等荤菜，这是在南京工作的侄女特地带来孝敬高耀洁的。高耀洁让保姆把鸡翅用油炸得金黄，她的牙不好，用手指一缕缕撕下来翅，一个劲说好吃。我说蛋白质经油炸或火烤会产生苯并芘，这是国际公认的强烈致癌物质，您作为医生难道不知道？她放下筷子想了想，说苯并芘我知道，但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多大关系吧？高耀洁又让我吃刚从超市买的小粽子，粽叶碧绿，我说这粽叶是色素染的吧，如果是叶绿素的话，经过高温蒸煮早变黄了。高耀洁又想了想，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过这点？那次晚餐我吃了三个大馒头，喝了两碗玉米糊糊，又吃了不少菜，肚子实在塞不下了，她还得让我吃，说：“别浪费了，现在还有人吃不饱饭呢。”我说如果吃得太多把胃撑坏了要花钱治病，那浪费的钱更多。她说不会的，因为胃有延展性。

　　趁着老伴睡着了，高耀洁悄悄告诉我，在这次出院前，郭明久突然被发现咽喉部有白斑，而白斑是癌变的典型症状，“我怀疑老头得的是咽喉癌。”我问你们两位都是主任医师，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高耀洁说确实是疏忽了，当时他只是口干、嗜睡，一直作为抑郁症来治疗，完全是误诊了。那晚离开前，因为忙碌了一天，高耀洁说自己觉得精疲力尽，我建议她把电话拔了好好睡觉，她却说不行，因为可能会有病人半夜打来求助电话，有时还哭哭啼啼的，不能不接的。

　　记者：郭爷爷这一病，对您影响很大吧？

　　高耀洁：老头这一病，我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但我的《十年防艾路》快写成了，可能是我最后一本书了，一定要完成。如果他真是癌症，我的精神也全垮了，到今年12月29日我们结婚就52年了，我不能不管他，实在不行我要带他到北京看病。我如果垮了，以后会怎样实在不敢想。

　　本文发稿前，记者通过电话获悉，郭明久被确诊为“晚期咽部高分化率鳞状上皮癌”，已从省人民医院高血压病房转入省肿瘤医院。

原载《中国青年》杂志2005年第23期（12月1日出版），发表时有删改，此系全文

不要学术腐败，也不要麦卡锡——对方舟子与于建嵘之争的反思

　　还原真相：于建嵘、方舟子到底争什么？

　　10月8日，新语丝网站在头条发布文章，标题即为《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文章声称：“越来越多的事实，甚至铁一样的事实都证明”，于建嵘利用人们对浮躁学风的痛恨和对实地调研的迫切需要，“在做了有限的调研后，做的更多的竟然是大肆编造和炒作。也可以说是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作。”并且强调，这种打着调研幌子的编造“无疑是更危险，更为可怕的，因为它比书斋里的编造更有欺骗性。”

　　有哪些“事实”或者说“铁的事实”呢？文章列举了如下诸端：

　　1.于建嵘对外自称研究员，实际上只是副研究员；

　　2.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3.在两项专题研究中，于建嵘自己公布的调查量在一定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嵘公布的一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字数过万，在时间限制、需要翻译的前提下不可能讲这么长，显然并非原稿。

　　文章据此断言：于建嵘的所谓调研比美女作家用身体写作、芙蓉姐姐自暴其丑还要不堪，“对她们的成名，我们并无多少反感，因为炒作做在了明处，她们境界虽低但起码没有骗人。”而于建嵘的情况则很不同，“他在调研的幌子下编造、炒作，欺骗了学术界，欺骗了社会，其隐蔽性和胆子之大都是学术界少见的。”

　　新语丝的这篇头条文章，无疑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正如有些网友已经指出的，学术争论要争的，是彼此的方法优劣、论证是否严密、论据来源是否可靠、数据是否有效，等等。新语丝的文章并没有就这些学术层面的问题与于建嵘商榷，而着力渲染于建嵘的“罕见的骗局”；而其支持“罕见的骗局”的全部“事实”或者说“铁的事实”，却不过是上述四点质疑。但质疑终究只是质疑而已，最多只能说明于建嵘的材料“可能有问题”，而不足以构成“事实”，更不足以构成“铁的事实”来佐证“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这一指控。更何况四点质疑本身能否站住脚，也是大成问题的。

　　文章出手如此凶狠，加以于建嵘本来就是公众人物，不可能不激起强烈反响。次日，即有读者陈愚致函新语丝为于建嵘辩诬。陈愚曾于2003年夏到于建嵘调查的h县做过调查，调查报告见诸《南风窗》杂志，题为《农村的危机与希望》。陈愚以其亲见亲历证明“严晋”和新华社某“资深”记者如何把维权英雄丑化成惟利是图的小人，进而质问：“严晋”其他的那些证据，还有多少可靠的？陈愚特别提醒新语丝注意这样的背景：“于建嵘在h县已成为非常敏感的人物，他过去对农民的帮助，让不少腐败的基层干部头疼不已。所以有严晋这类东西的文章，是不奇怪的。”他并对新语丝发表“严晋”这样“不负责任”的文章表示不满。

　　与此同时，于建嵘也致函新语丝，以平和的语气，对“严晋”的四点质疑逐一回应：

　　1.中国社科院颁发的工作证在其职务一栏上标明为“研究员”；

　　2.怀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或其他人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实性和道德操守；

　　3.说明两项调查专题研究中的一项，为对中央某媒体的电脑储存的电话和音讯资料进行的模型分析，耗时不多，另一项则保存有分类处理的记录；

　　4.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中文演讲。

　　于建嵘最后声明：“我认为‘严晋’用道听途说和主观推测来攻击我的人格，是真正的‘肆意妄为’。”为此要求新语丝“根据法律和职业操守来处理这起恶意攻击事件”。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于建嵘还把他新完成的专著《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随信寄给了方舟子。在这部57万字的著作里，不仅有他的研究报告，还有他从2000年至今的调查访谈笔录及各级法院的判决和广大农民写的各类材料。他后来声称，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方舟子受过教育并有起码良知，因此不难对衡阳县维权农民是不是“严晋”之流描写的“地痞流氓”做出一个基本判断。

　　事态至此应该说比较清楚了，于建嵘的学术研究不能说白璧无瑕，可以质疑，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于建嵘没有理由拒绝学术批评。但具体到新语丝“学术界罕见的骗局”一文，如前所述，显然不属于学术争论范畴。一方面无限上纲，全盘否定于建嵘学问和人格；一方面并无任何公认有效的证据来支持自己对于建嵘的定罪。尤堪玩味的是，所谓“严晋”只是一个化名，作者真实身份迄今云遮雾罩，显见作者不敢对文章负责。新语丝的这篇头条文章因此不可能具有学术意义，“罕见的骗局”这个标题本身就说明文章讨论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完全是道德和法律问题。文章是篇不折不扣的谤文，是以法官的身份对于建嵘进行道德审判。这种情况下，作为受害者的于建嵘要向新语丝讨个说法，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新语丝有着起码的理性，这时就应该察觉自己的轻率，及时向于建嵘致歉。那么风波也就不难平息了。

　　但新语丝没有这样做。其掌门人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于建嵘的函件时，加了个“方舟子按”。按语没有对“严晋”一文的主题即于建嵘是否制造“学术界罕见的骗局”做任何澄清，而是抓住于建嵘的所谓职称问题继续做文章，按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公告”把于建嵘称为“我所副研究员”。如南方周末报道所陈述的，这时方舟子又加了两句轻快的嘲讽：“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

　　10月11日，新语丝又发表署名“也谈三农”的文章：《请于建嵘先生回答》，文章认定“严晋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和有根据的”，而“于建嵘的回答显得力度不够，远不能让人消除怀疑，而且让人产生了新的怀疑”。接着又追问于建嵘职称真假问题。

　　新语丝的倾向性已是不言而喻。它非但没有就“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这一定罪有丝毫澄清或新的举证，反而在于建嵘及其他读者正面回应之后，纠缠个别枝节问题强化这一定罪。于建嵘终于勃然大怒，事件的性质，也终于从所谓“严晋”与于建嵘的冲突变成了方舟子与于建嵘的冲突。

　　三天之后即10月14日，新语丝发表了于建嵘给方舟子的私人信件：《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在这封私人信件中，于建嵘出人意料地对方舟子破口大骂。并声称：“如果你认为我的这些话伤害了你，你可以到我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我，我十分盼望用你的起诉来炒作自己。”

　　以一个知名学者的身份而如此叫骂，人们不能不大跌眼镜。一场以方舟子和于建嵘的恩怨非非为主题的巨大争议随即席卷中文互联网。

　　警惕你心中的法西斯

　　于建嵘与方舟子之争，是一个经典的个案，对中国的学术建设乃至社会心理的调整，都不乏警示意义。

　　就像打球要有边界一样，“科学打假”也要有相应规范。“科学打假”要有什么规范呢？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今天已经被公认为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科学打假”要具备正当性，前提是它本身必须是科学的。而它科学与否，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就看它是否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基本原则。如果说“大胆假设”是“打假”一方的权利，那么“小心求证”则是“打假”一方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大胆假设，任意定罪，而无小心求证，如果“科学打假”践行如此逻辑，它本身就是反科学的，这种反科学的所谓“科学打假”只会是无法无天的同义语，只会是构陷诽谤的同义语，最终不免蜕变为伤害无辜的利器。

　　从于建嵘事件来看，方舟子是典型的大胆假设，任意定罪，而并无任何“小心求证”。整个事件的核心，是于建嵘是否制造了“罕见的骗局”。而于建嵘是否制造了“罕见的骗局”，则取决于他是否如新语丝指控的那样，长期以来“大肆编造和炒作”乃至“三分调研，七分编造，十分炒作”。显然，新语丝负有对于建嵘长期以来“大肆编造和炒作”具体举证的全部义务，而不是反过来，要于建嵘自己举证——按照常识，实名举报文责自负，这时发布举报文章，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蒙面举报，则无疑应特别警惕，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文责自负，本应由原告承担的一切道德和法律责任，都只能归诸发布者，发布者就等于原告。但作为发布者的方舟子并未履行任何举证义务，只做了一点网络搜索这种简单到小学生都可以做的工作，便迫不及待地发布文章，而且在于建嵘已经寄来相关著作请求鉴别之后仍无收敛。

　　这种情况下，于建嵘注定要起而抗争。问题不在抗争本身，问题只在抗争的方式。于建嵘应该正大光明地抗争，并尽最大努力诉诸公堂。以攻击他人、牺牲他人为筹码给自己做秀，却无须付出任何成本，不能让这样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伤人者得不到教训，学术领域的构陷之风就会愈演愈烈，学术界的棍子统治、恐怖统治就会逐渐确立。而这只会意味着科学的死亡。

　　没错，棍子统治、恐怖统治已经构成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的本质。我从不否认学术腐败，但我认为学术腐败并不是棍子统治、恐怖统治的理由，并不是学术界暴力话语、极权话语盛行的理由。因为极度的贫富分化，因为社会公正的极度短缺，曾经使我们丧失了耐心和韧性，我们不相信社会发展的自发秩序，而寄希望于奇迹，寄希望于个别强人发起的疾风骤雨般的社会清算，寄希望于建立在清算基础上的极权秩序，以根除腐败，实现社会公正。但结果呢？极权并不能真的根除腐败，而且极权本身比腐败可怕一万倍。

　　美国也有过类似的发展轨迹，美国上世纪中叶确实有过知识界的普遍左倾，这种普遍左倾甚至影响到美国的公共政策。麦卡锡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但美国人民没有因为国内左倾的增长和国际冷战的加剧而承认麦卡锡主义之为正当，麦卡锡主义很快被美国人民所否定，麦卡锡本人也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其政治生命至此完全终结。而方舟子的麦卡锡做派现在是愈来愈明显，这样的麦卡锡做派之于学术，远比腐败之于学术要危险得多。腐败必须反对，但不能用精神暴力来反对腐败，不能用恐怖主义来反对腐败，反对腐败的重任只能寄希望于科学发展的自发秩序，只能寄希望于科学自身的纠错机制。这个问题上没有奇迹，需要的只能是耐心和韧性。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术民主才是最好的防腐剂！

　　但遗憾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悟透了个中秘密。事实上，方舟子的表演中，很多人甚至包括知识界人士表现出了惊人的幼稚和狂热。正是这种幼稚和狂热，为方舟子准备了社会土壤，使他越来越坐大，越来越走火入魔。我曾经写过两篇批评方舟子的文章，文章一旦上网，漫骂围攻莫不尾随而至。当然会有一些漫骂围攻是方舟子的跟班所为，但有些漫骂围攻则未必是方舟子的跟班所为，而应该是一些痛恨学术腐败的普通网友的“义举”。在这些普通网友看来，有方舟子出头，有方舟子向学术腐败宣战，实在是太难得、太解恨、太痛快了。对他们来说，方舟子有如身披黑斗篷的罗宾汉或者说蝙蝠侠。他们用自己的一厢情愿尽情演绎方舟子，方舟子便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成了真理的化身，神圣不可侵犯。他们或许也不得不承认方舟子并非没有问题，但在他们看来，无论方舟子有什么问题，他的大方向没错。说实话，我不敢对这些网友的公民素质抱以乐观，平时明哲保身，漠视自己的公民责任，对身边的腐败过于优容。等到腐败日积月累终成沉疴时，仍然不是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来制约腐败，不是经由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常规路径来清除腐败，而是幻想奇迹，幻想借助一个世外高人替天行道，赐自己一份清明和公正。至于那位高人用什么手段清除腐败，其手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他们是在所不问的。总之只要能达到清除腐败这个看起来高尚的目的，手段可以不管，代价可以不计。即便因此危及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也在所不惜，当然这个在所不惜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要牺牲到自己头上。一旦牺牲到自己头上，自己成了受害者，这时才会幡然醒悟。而只要没有牺牲到自己头上，只要牺牲的是别人，就会处之泰然：哦，那不过是误伤嘛，是必要的代价嘛。他们不懂或不愿换位思考，不懂或不愿设身处地为受害者着想，不懂或不愿追问加害者、制约加害者以尽可能的减少受害者。

　　能满足自己的道德美感，能给自己带来精神快感，这就是方舟子之于他们的意义。至于这种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会不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他们是不关心的。这说到底还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私。但他们并不以为是自私，他们只有崇高感，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反腐败还有错吗？”他们只朝这个方向去想。似乎只要有了反腐败的堂皇冠冕，一切便都是正当的，不容置疑的。当年罗兰夫人曾经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换到今天这种特殊的语境，又何尝不可以说：“打假，打假，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之。”这一则是害了方舟子，捧得愈高愈下不来，只好一条道走到黑。二则是毒化社会风气，使得暴力话语成为社会通行的准则，使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尊严越来越缺乏保障，最终会为学术文化领域的极权暴政铺平道路。

　　这是危言耸听么？但愿吧。但是君不见，正是对魏玛时代的无能和腐败的痛恨，驱使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从而成就了纳粹暴政？正是对特权腐败的痛恨，驱使红卫兵起而造反，替野心家火中取栗，最终成就了文革暴政？

　　所以，对道德美感、对精神快感的追求固然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凡事有度，对道德美感、精神快感追求过度，就会走火入魔，而沉醉于精神暴力和思想专制，这跟因追求过度快感而吸食鸦片并无二致。法西斯不在身外，法西斯就在你心中，你心中的那种道德美感、精神快感可以杀人而且可以杀人无数，这是历史早已反复证明过的，罗伯斯庇尔、波尔布特就是为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杀人的典范。这样的典范普通人当然很难企及，但普通人为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而沦为二十一世纪的红卫兵、沦为二十一世纪的冲锋队员，却并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事。因此一方面要警惕方舟子，但另一方面，尤其要警惕自己，警惕自己心中的道德美感和精神快感。否则，为极权暴政添砖加瓦而不自知，还满以为自己很崇高、很圣洁，这种搞笑场景就免不了要屡屡重演。

　　方舟子的出路和学术批评的出路

　　我之坚持批评方舟子，不是成心跟方舟子过不去，而只是对事不对人。于方舟子本人，我从不否认其对遏制学术腐败有过贡献，这是方舟子的优势，而且也确实是学术腐败猖獗之当下中国所急需的，应该继续发扬。

　　怎么发扬呢？不妨话分两层。

　　首先，就阶段性目标而言，于建嵘是否制造了“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这个方、于之争的核心问题迄今并未解决，作为原告的方舟子仍须面对，仍负有全部举证义务。这个问题不解决，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的科学性就无从谈起，不免动摇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的事业根基。而这对方舟子其实未必是坏事。这是方舟子的危机，但也可以是方舟子的转机。吸取于建嵘事件的教训，告别大胆假设、随意定罪、不肯“小心求证”的恐怖主义传统，而转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轨道上来，方舟子所谓“科学打假”就不难重建公信，逐步走上正轨。否则虽或许可做一时之枭雄，但终将被历史所抛弃，那才是方舟子真正的悲剧。

　　其次，就长远目标讲，方舟子更需刮骨疗毒，调整其整体战略，以转危为安，实现可持续发展。这里不妨综合朋友意见，给方舟子一个具体的建议——

　　学术批评因过于专业，本非普罗所应跻身；但普罗并非在这方面完全无能为力。作为普罗之一员，方舟子就颇有做事的空间。他完全可以借助社会组织在中国已经享有的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把新语丝组建为一个规范的NGO。这个规范的NGO的主要职能，是为规范的学术批评提供社会支持，提供信息发布平台。但凡哪个领域产生学术纠葛，则把相关纠葛提交与纠葛各方无利益关联的、独立的学术委员会来讨论，来评断。能得出结论更好，暂时得不出结论也不要紧，那就再讨论，需要讨论多久就讨论多久。这时方舟子不再扮演科学上帝的角色，不再裁决一切，方舟子仅仅是学术批评的联络人、协调者，并在全部过程中保持不偏不倚绝对中立的态度。

　　如果方舟子能采行以上二策，无异是其个人事业的根本转型，既可保持其个人事业的连续性，又避免了对自己对社会最危险的方向。这于方舟子是福音，于社会是福音，于学术发展也无疑是福音。一石三鸟，岂非善莫大焉！

　　但，方舟子能实现这样的转型，做一个专业的中立的联络人、协调者，而彻底告别现在这种打打杀杀神神鬼鬼的奇幻世界吗？我没有信心，但我抱以希望。自由，还是法西斯，取决于方舟子自己的选择！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发生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325条生命瞬间丧身火海，其中更有288位是豆蔻年华的孩子们。作为当时参与处理这场火灾善后工作的一名女警察，本文作者耳闻目睹，时至今日心情仍无法平静，她用沉甸甸的情感和沉甸甸的思想写下了下面这篇沉甸甸的文字——

　　一

　　2001年早春，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我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警察队伍，离开多年厮守写满我青春印迹的女刑警职业，离开西部那座奇异而美丽的小城———克拉玛依，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城市———首都北京。四年时间一晃而过。今天,我的脚步已经坚实踏在这片古老而时尚的土地上，感受它沧桑博大的胸怀，品味它厚重悠远的文化底蕴。在北京二环之内一座25层高的酒店公寓里我还拥有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而我知道我还是原来那个我，甚至在内心深处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我发现，实际上我永远走不出女刑警职业，那一段长长的特殊时间给我生命打上了永久烙印，这和我现在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没有任何关系，命定的东西你往往无法改变。很多夜晚在灯红酒绿中忙碌应酬完后，我总会与我的过去不期而遇，闭上眼睛，很多案件，很多故事，很多的人物纷至沓来，他们栩栩如生，在我眼前走来走去，有时会停下匆忙的脚步与我倾心交谈，他们是我不是朋友的朋友。这里面有残忍无比的死刑犯人，有泪流满面化作枯尸的受害人，有小偷，有妓女，有很多案件的细枝末节，也有我过去很多活着或者已经死去的警界战友们，我与他们面对良心无法忽视所发生的一切，而我自己则当仁不让是故事中永远的女主角。

　　离开克拉玛依前，我曾和朋友驾车去了位于市区西北角约五公里处的小西湖公墓。这是那场大火后，我第三次来这里了。小西湖位于克市成吉思汗山的脚下，阴森无比。我一直奇怪这样一个冰冷世界怎么会有一个如此美妙动听的名字。那些在我眼皮下几乎是一夜间出现的300多座坟沉默依旧。没有任何理由，我只是想来转一转，也许跟这个城市告别的最好方式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前两次来这里，都是我情绪极度不好的时候，这里好像会让我找到一些平衡。那天的太阳很大很圆，晃得人眼花缭乱，感觉中总有一股阴森萧瑟之气弥漫在整个空气中。这是另一个世界，颓废而无奈，忙碌纷繁的世界在这里重新归于平静，生命在世上走了一圈后又回到原点。我随意采摘了几株青草折成花环放在其中一个墓碑前，那是个12岁的男孩子叫纪x，眼睛很明亮。墓前杂草丛生，也没有什么祭品，想必他的家人也有很长时间没来看望他了。时间有时能冲淡一切，而活着的人还得活下去，带着伤带着痛，这既是悲剧也是喜剧。他现在或许已经有了弟弟妹妹，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哥哥躺在这样冰冷的地下睡眠，他们会很开心而快快乐乐地活下去。这一切都源于那场大火，只有短短的20分钟，人们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从那个不起眼的黄昏起，克市的许多人家永远改写了历史。在我绵长而深刻的记忆中，那个黄昏的画布上涂满了鲜血融成的花朵，奇异而诡秘,连仅仅只是观众的我也多次为那个黄昏痛苦不已。

　　二

　　那场大火发生的时候，我的身份是新疆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一名法医鉴证人员。那个傍晚，所有的一切，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傍晚，已经到了快下班的时间。通常这个时候，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大家都在无聊地混着。我看看表，已经近七点了(克市跟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我和内保科的小闫相约去不远的准噶尔商场买点儿东西。平时我们也常这样，在不忙的时候溜号出去逛逛也不耽误什么事情。回来时我们一路聊着，准备到单位拿上包就回家了。事情就发生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猝不及防。突然间我们面前那条克市有名的准噶尔路上不时有警车和救护车呼啸而过，不远处友谊馆的方向则浓烟滚滚，人声鼎沸。敏感的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大事，于是快步跑回了局里。整个公安局其时已乱成一团，有人在大厅喊着：赶快到友谊馆去救人。没有任何组织也没有排队，是自发也是混乱，这样的情形是我从警经历中唯一的一次。我和小闫飞奔到离公安局只有几百米之遥的友谊馆，它的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我看到有分局的民警在维持秩序，每个人的脸上都压着一座山。他们甚至顾不上理我。我拨开人群拼命往里挤，不停地喊着：我是警察我是警察！让一下。终于我费力挤到了最里边，仅仅看了一眼，只一眼我就差点瘫了下去。是什么样的场面让我这个久经沙场的女子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我的面前，两个消防战士正用力从黑烟缭绕火炉般灼热的友谊馆大门处拖出来一个女孩子，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依稀可见她的脸上有很好的妆容，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她的下半身赤裸着已经变成了炭黑色，有浓厚的血水不断往外滴落，而她的胳膊在战士的手中已经整张蜕下皮肤，长长的秀发披在地上一路划过，随风飘舞。大门里面热气腾腾，横七竖八躺着不少人体，一个摞着一个，足有大半个人高，全都是些戴红领巾的孩子，有男有女，有的还在喘息呻吟。在拖出来的女孩儿旁边，已经小山一样堆了二三十具烧焦了的尸体。天已经黑了，整个现场雾气腾腾，烟雾弥漫，人们的影子在呼喊着，奔跑着，显得那样无奈和不真实。

　　那是个不眠的夜晚，人们泪流成河，城市泪流成河，这是克拉玛依有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身陷在这起我所亲身经历最惨烈的事件当中无法自拔。连续十天十夜，我都没有回家。局里所有正常工作都已停止。吃饭已经没有任何滋味，住也就是在警车上栖身而已。从警已经几年了，我的职业决定了我每天面对的都是世界上最残忍、丑恶、卑劣的人和事，如果不是具有良好心理素质和坚强意志，在那条充满黑暗的河流中漂浮很容易就被淹没下去。可是尽管如此，在如此巨大的惨剧面前，我的心理彻底失衡了。

　　在第一眼看到友谊馆的惨状后，我的心就沉到了冰点，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景象，我的眼前除了尸体还是尸体，侥幸活下来的人皮肉不整，面目全非，痛苦地呻吟着。我有些不知所措。此时，消防队员、人民警察以及众多的市民们全都自发投入了抢救工作。镇定了一下，我也迅速站到了这个行列中。几个消防战士想从砸开的大门冲进友谊馆救人，却被热浪熏了回来。里面温度太高，根本无法靠前。这个时候我知道友谊馆大门刚刚被打开。

　　三

　　1994年12月7日，新疆自治区教委检查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96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歌笑语。18时20分左右，舞台上方的一盏照明灯烤燃了附近的纱幕，坐在前排的人们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道。很多人当时并不以为然，认为仅仅是一个不和谐的小插曲而已，演出还在继续进行。一分钟后火势迅速蔓延，电线短路，所有灯光瞬间完全熄灭，高高的幕布带着火苗向人们砸来。人们混乱了，生存的本能开始让人们疯狂逃窜。友谊馆内浓烟滚滚，到处都是火光，人们的衣服被烤焦了，头发被灼热了，没有办法呼吸。他们就着火光疯狂地冲向各个门口，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继续向前。然而大部分的人们失望了。断电后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而此时其他几个供人逃生的安全门全都死死关闭着，掌管钥匙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去向。此时的友谊馆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大火炉。反应快的一批人成功逃生，而剩下的人们则成了火炉中肆意烘烤的人肉燃料，仅仅过了二十几分钟，一切都结束了。水火无情，这样简单的四个字在这一天深刻印证了沉重的历史。据一名生还者事后告诉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股飓风山呼海啸般席卷而过，人们发出惨绝人寰的嘶叫，争先恐后四处逃命。在绝望的人群中，他拼命向前向前，自己也不知道是跑向那个方向。四周到处都是火光却感觉漆黑无比。有人摔倒了被踏在脚下，后面的人停不下来，只能踩踏过去继续向前，即使你不想踩也停不下脚步。我真是幸运，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大门。当我手脚并用刚刚爬到门外，卷帘门就掉了下来。生死就在一瞬之间。我听得清清楚楚，里面的人还在拼命砸门呼喊。可是———在我后面，就再也没有一个人跑出来了，他们全都死了。说到这里，他伤痕累累的脸上不断抽搐着。　　

　　那个傍晚，没有任何的组织，几乎是全城的人都自发参加了抢救工作。友谊馆周围单位的人们来了，周围居民区的老大爷老奶奶们来了，更不用说参加演出活动的孩子们的家长了，街上所有的车辆司机都自发运送死者和伤员，很多人都是泪流满面。在这样一个灾难瞬间，各民族人们的心坚固地凝聚到了一起。冲在第一线的照例是我们的人民警察、武警战士和消防队员。许多人的脸都熏黑了，头发也烤焦了。我单薄的身影也游走在忙碌的人群中尽着绵薄之力，在人群中我还看到了我的父亲———一位早已退休的老警官，他的脸上汗水和泪水一起交错纵横。说句实话，当时的抢救现场零乱而无序，差不多是完全混乱的状态，尽管每个人都英勇无比。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事发突然，让所有人愕然，但是也充分暴露了我们毫无防范意识和对突发事件应急的方案。这个城市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一丁点儿的风吹草动。而且好像内地的大部分城市，都存在这样的现状。人们已经习惯歌舞升平，好大喜功，部分领导有时好像更关心自己的政绩工程。火灾发生后，当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携带的工具根本不足以打开紧封的大门，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准备也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又返回去几经反复才打开了坚固的死亡之门。这样的时候，延误一秒钟也许就会断送一条生命，我们又人为地延误了多少个一秒钟呢？承担友谊馆灭火任务的克市消防支队驻地就在准噶尔路边，距离事发现场只有短短几百米，如果消防措施得当，工具准备充分，我敢说很多死去的人又多了几分生还的机会。然而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在这里悲天悯人没有任何用处，但是我们却可以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不再发生。

　　四

　　1994年12月8日，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内参加演出活动的师生、干部和其他人员共有796人。大火中，死亡325人，包括少数民族73人，其中288人是年龄在8～14周岁的中小学生，烧伤130多人，其中重伤致残60多人。

　　2002年8月，因为洽谈公司业务，我来到位于北京西北方向八大处旁边的中国整形医院。这是一座很精致的院落，亭台楼阁，古色古香。在等人的时候我去小卖部买饮料，没留神被一个严重烧伤的女子撞了一下，我抑止住尖叫屏住心跳的同时赶紧道歉，尽管并不是我的错。她也是来买东西而且和售货的小姑娘有说有笑，看得出她是这里的老熟人了。她走后，半天我都缓不过神来，说实话，那张脸已经不能称其为人脸了，两只眼一只半闭半合一只朝下耷拉着，耳朵只剩了一只，脸上有无数条疤痕，沟壑交错。从她领口露出的皮肤可以推断她身上的皮肤也是如此，一个女子这个样子会多么骇人，我看不出她的年龄。她的声带也坏了。我想像着手抚摸在这个身体上的感觉，而她自己对这一切则好像完全没有感觉。她是怎么变成这样？我张口问道。火烧的呗。售货员小姑娘不屑地白了我一眼。你怕这个还来这里？不是怕，是因为……我无言以对。不是怕是什么？小姑娘上下打量着我，确实明媚亮丽的我和这里的环境太不和谐。周围人很多，走来走去，有拄着拐的，有包着头的，有坐着轮椅的，就是正常人也都是灰头土脸。大街上中国人的状态大都如此，更何况是在这里。我木然而立，小姑娘有些同情地看着我。哎，你听说过克拉玛依那场大火吗？什么？克拉玛依？唉，不知道就算了，那场大火烧死了300多个人呢。刚才那个女孩就是大火中幸存的，她来这里时才11岁，现在已经快20了。她的父母一直陪着她，看样子她的一生都要在这里度过了。小姑娘叹了口气，低头数钱去了。我目瞪口呆，八年了，已经整整八年了，在这样一个偶然的瞬间，我竟然遇到了克市那场大火的当事人。而她的名字，我依稀记得当时是作为一个小英雄的称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她被严重烧伤了全身90%的面积又奇迹般活了下来。她的事迹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也让我流了无数的眼泪。我一直记得。而我作为那场大火的见证人，我们竟然对面相逢不相识。这难道是上帝冥冥中的指引，我只想快快地逃开，逃得越远越好。

　　克拉玛依市地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位于东经84度44分～86度1分，北纬44度7分～46度18分之间，全市面积9500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4.7平方公里。克拉玛依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黑油”。在距市区100多公里处，有一处世界典型的雅丹地貌，号称“魔鬼城”，是全国八座影视拍摄基地之一，《还珠格格》《卧虎藏龙》等许多著名影视剧都曾在此取景。克拉玛依是全国解放后开发建设的第一个大油田，多年来为中国石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素有西部名城、戈壁明珠、沙漠美人等美誉。多年前，著名音乐家吕远的一首《克拉玛依之歌》一夜间唱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从90年代中期到2001年，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近十年的女刑警生涯里，我亲自见证了这个边陲小城发生的许多稀奇古怪的刑事案件，亲手鉴定过近千起杀人、伤害、抢劫、爆炸、强奸等各类案件，和战友们一起把各式各样罪犯送进监狱送上刑场，无论什么样的案件现场我们刑事技术人员都是冲在第一线，血腥场面早已是见多不怪了。但是说句实话，“12·8”灾难的惨烈在我心底却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痕。

　　那个难忘的傍晚，我在混乱的人群中帮着搀扶伤者,维持秩序，有时候也分不出来哪是活的哪是死的。手脚冻得完全麻木了，心理却一直处于愕然的状态缓不过来。一车一车的人源源不断送往医院，死的，活的都堆在一起，有的车门都来不及关好就开走了；有的车门还半开着，死者的尸体横七竖八甚至连胳膊腿儿都露在外面。就这样一车一车不知道运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是满脸黑灰。这时候，现场混乱的情况有所好转，我接到命令，去医院支援。那个晚上，我没有吃晚饭，没有时间也没有胃口，我知道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人和我一样都没有吃晚饭。

　　克拉玛依市职工总医院位于市区中心准噶尔路边，和负责救火工作的消防支队，仅仅隔着一个农贸市场。12月8日夜，这所已有几十年历史为油田人民救死扶伤口碑甚好的老牌医院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大考验。当我上气不接下气快步跑到医院大门外时，看到围墙周围已经挤满了很多人。在人群中我见到支队的一名侦查员，他告诉我：赶快到住院部门口挡人。当我跑向住院部门口，才知道了所谓挡人的意思。医院的烧伤科病房就在住院部大楼中，其实这个时候也不分什么科室不科室了，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已闻讯到来进行抢救。刚开始，运来的人还可以往病房中安置，然而很快就没有床位了，后送来的人只好躺在过道的地上，已经死去的人则直接送入位于医院后大门处的太平间。病房大楼里到处弥漫着焦糊的味道，伤者的呻吟声此起彼伏。死人太多了，伤者也太多了，医生护士们只能先进行最基础的抢救和治疗。我看到一个运送液体的小护士手脚一起抖个不停，脸色煞白，推着小车在满地的伤者中绕来绕去。我和男女同事们则站在一起把住住院部大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市民都已经知道了友谊馆发生特大火灾的情况，但是具体的伤亡情况人们并不了解。尤其是有孩子和亲人参加了当天演出活动的人们，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全都赶到了医院，他们尚还怀有几丝希望。领导给我们下了死命令，绝对不允许一个人进入住院部。我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当时场面混乱极了，不明状况的家长们急于了解自己孩子的生死或者伤情，都想进到病房里看个究竟。他们悲痛万分，情绪冲动，根本不听我们劝说,红着眼睛往里冲。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手挽着手，肩并着肩，组成了一道坚实的人墙。人们在往里冲，我们在拼死阻拦，队伍扭来扭去像条长蛇，两边的人同时都流着眼泪。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一位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求求你们，让我进去找找我儿子吧，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已经不能再生了。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女人憔悴的脸上涕泪纵横。而我的眼泪也不比她少。此刻，我是如此理解这位母亲的心，真想放她进去，我是警察更是女人。可是现场每个人都是那么值得同情，都是那样充满了期盼，我无法滥用自己的情感。一旦防线突破，人群失控，就会引起大的骚乱。所有的人冲进病房，伤者将无法得到正常救治，会发生严重感染，医生会无法正常工作，会贻误最佳治疗时间，更不知道那么多家长一旦知道自己心爱的孩子已被活活烧死，惨不忍睹，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人毕竟是人，所以我们只能不断跟自己作战，这本是我们的使命。北国隆冬的夜晚，天气寒冷极了，零下二十多度的低温和悲痛一起折磨着我们。穿着警用皮夹克的我早已冻僵，我甚至可以感觉到鼻孔里的呼吸都结成了冰碴儿，人仿佛在真空中一样，缥缥缈缈。

　　到了凌晨一点钟，刑警队接到通知，全体人员立刻赶往殡仪馆。医院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决定把死难者的尸体开始运走。20分钟后，我们分乘五六辆警车来到殡仪馆。远远望去，殡仪馆灯火通明，大门洞开，这里的工作人员早已作好了各项准备。我们刚到一会儿，运送尸体的车辆就源源不断开了过来。那个场面太瘆人了，一车一车的尸体卸下来，一溜溜摆放在大厅地面上，不一会，几百平方米大厅的地面上就摆得满满当当。少数民族死难者的遗体则单独摆放在另一个小厅。我们穿行在尸体的中间，默默给每个人盖上白布单。屋内虽然有暖气，可地面还是十分冰冷，我们也只能做这些了。　　

　　发生火灾的第二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工作组一行数人在刑科所崔国兴处长的带领下星夜驱车几百公里赶到克市，会同我们市局刑警队技术大队一起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北京积水潭医院和国内其他一些医院著名烧伤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也迅速赶到克市救助伤员。

　　我从来不相信人的眼泪能够流干这句老话。但是在那之后几天时间里，不仅是受害人的亲属，就包括我———一个表面看似和这场火灾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局外人，所有的眼泪也一起流干了。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在那样的时刻就无法不动容。

　　当所有的死难者都集中到殡仪馆后，我和市公安局刑警队技术大队大队长———我的顶头上司房伊平法医、祝志伟法医还有公安厅的崔国兴法医，米瑞华法医等人编在了一个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死者拍照，统计死亡人数,确定每一具尸体的死因，协助死者家属辨认尸体。连续几天几夜，我们就在尸体堆里摸爬滚打，浑身上下充斥着难闻的味道。一直到现在，我对焦糊味道都异常敏感，无法忍受，这成了我的心病之一。

　　死难者中，大部分都是年少青春的独生子女。这些家人心中的小皇帝在一夜间突然变成了火灾中的祭品。这样的巨变太突然，这样的伤痛对于他们家人来说已经是无以言表。开始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由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爸爸妈妈以及姑姑、姨姨、叔叔、舅舅们组成，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这样的场景好像成了当时的惯例，而那样的几天对感同身受的我来说，无疑是一场永远的灾难。我一边忙乱地工作，一边在克拉玛依异常凛冽的寒风中一点一滴流干了有生以来所有的眼泪。

　　有一位父亲，坐在冰冷至极的地上，他身边是烧焦了的女儿，他紧紧握着那双已经变黑了的小手，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亲人陪伴，就那样直愣愣地坐了整整一天。此时此刻，他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他只是想陪着女儿走完人世间最后一段艰难的旅程。

　　有一家祖孙三代前来认尸，那是个极其美丽的小女孩，五官精致，化了彩妆穿着白色的芭蕾舞裙宛若睡着了的仙女。她恰好待在一个角落所以没被烧着但却被浓烟活活熏死。第一遍尸检后就确认她早已死亡，下了通知。她家人却怎么也不相信，摸着小姑娘绵软的身子，看着她安详的睡姿，他们确信她还活着，又来乞求我们：法医同志，你们一定搞错了，她真的没有死。她年迈的奶奶竟然扑通一声跪下了。我们无言以对，如果真是我们鉴定错了那该多好。为了能给他们已经破碎的心少许安慰，我和公安厅的米法医一起流着泪又破例为小姑娘进行了一次特殊尸检。

　　越往后面，辨认工作越是艰难。有一家人凭着孩子腋下残缺的毛衣哭着喊着将孩子抱走，可是过了一会又将孩子送了回来，因为回家后他们发现孩子脖子上挂的钥匙打不开自己的家门，才知道那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孩子。

　　在这里要记录的是我一位朋友———刘志军，他也是“12·8”大火中的死难者之一。对这位昔日的好友，长久以来，我一直有着强烈的愧疚。遇难前，刘志军是克拉玛依电视大学一名宣传干部，在克市很活跃，整天挎着相机扛着偌大的摄像机晃来晃去，有不少作品，并且在当地小有名气，身高一米八几，非常英俊。单从外貌上讲，他甚至不比时下流行的当红小生们逊色。我和他早就熟识，又是本家，相处一直不错。偶尔也会出去一起吃个饭喝个茶什么的，彼此之间有几分欣赏。就在“12·8”前一个月，他还兴致勃勃挎着相机来到公安局，以穿警服的我为模特拍了一组照片，并且把其中一张发在了报纸上。在这之前他也为我拍过不少照片，戏称我是个不错的平面模特。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因为这事还引来不少人的风言风语。可是那个灾难的晚上，我并没有想到我的朋友就在我脚下跨来跨去，我们竟然是对面相逢不相识，而我却始终无法帮助他。一直以来，想起这事我的心中就隐隐发痛。我记得，因为当时的死者大部分已经面目全非，无法确定身份，所以我们只能挨个进行编号。被编在前面的遗体都残缺不全，衣冠不整，在忙碌之间突然听到地下死人身上有传呼机的声音响起，我不寒而栗。在漆黑的夜色中，躺着一地死人，只有我们十几个人幽灵似的在里面穿梭往来，突然响起的刺耳的声音叫我们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最后我们看清楚是被编为二号的一具烧得只有一米多长男性尸体上，有一条烧剩下半截的皮带，呼机就挂在那里响个不停，他膝以下的部位已经完全没有了。我们心情异常沉重，这一定是哪家有人参加活动后没有回家亲人在寻找，而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也无法把真情告知。呼机时断时续地响了一个晚上和半个白天，后来也许是没电了才安静下来。一直到开始认尸的第二天，我听人说电大刘志军也烧死了，通过同事们反复辨认,确定二号尸体就是刘志军。知道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泣不成声。这真的是他吗，那个阳光般健康灿烂、笑容明朗的高大男子？我无法相信。刘志军是个有名的孝子，他的母亲已经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安度晚年。当初刘志军为了让年迈的老母能够经常出来吹吹风、见见阳光，自费找人把居民楼楼梯修成了一条长长的缓坡。那个可怕的夜晚可以想像，当刘妈妈看到心爱的儿子彻夜未归，焦心如焚，一夜未眠，花着老眼用颤巍巍的手无数次拨打了电话呼唤自己的儿子。假如当时我知道躺在冰冷地上的人群中有我的朋友；假如我知道传呼机那头是一头白发的他的老妈妈，无论如何我至少可以替他回一个电话。

　　据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小男孩后来讲，当时友谊馆内大火熊熊燃烧，烟雾弥漫，他拼了命想往高达近两米的窗口上爬，然而却力不从心，正当他左摇右摆用尽力气快掉下来时，觉得后面有双大手稳稳地托了他一把。他回头一看是大个子照相的叔叔。就是凭借这一把力气，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纳闷，凭着健康身体和良好体能，刘志军为什么没有跑出来呢？他身高腿长原是最应当跑出来的人才对啊。是他确实跑不出来还是他把这种机会留给了别人？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五

　　友谊馆位于克拉玛依市中心，是一座巍峨雄壮的欧式建筑，也是克拉玛依有史以来的重要标志之一。1958年2月27日～2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时指出：新疆克拉玛依可以搞一个年产300万吨的油田。1958年3月，克拉玛依矿物局张云清钻井队第一个实现钻井进尺“月上千(米)”。4月12日，百口泉230号井出油，发现百口泉油田。5月1日，我国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克拉玛依———独山子输油管线动工，全长共47公里，年底建成，次年1月10日投产。5月29日，国务院第77次全体会议批准设立克拉玛依市。1958年6月23日，为纪念前苏联对新疆石油工业的巨大援助，在克拉玛依市中心修建的中苏友谊馆举行了开馆典礼。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前苏联为了卡中国人的脖子，一夜之间与我国撕毁了合同，撤走了所有专家。当时克拉玛依油田发展也受到致命打击。但是油田人民没有倒下，他们顶住了压力，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了所有技术难题，让油田继续稳固发展起来。为了表示对前苏联背信弃义的愤慨，克拉玛依市将友谊馆更名为反修馆。一直到两国冰雪消融的80年代，反修馆才再次更名为友谊馆。

　　2002年5月份，因为办一些工作上的交接手续，我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克拉玛依。这个不是我故乡的城市，曾经伴随我青春时代的许多故事和梦想，让我留下太多的思绪。走在似曾相识的街道上，天空格外蓝，孩子们欢歌笑语，玩耍嬉戏。作为国家重点项目的引水工程完成后,从额尔齐斯河引来的天山之水彻底滋润了这个干渴的城市。到处生机盎然。我特意选了一个晚上，独自去友谊馆原址想缅怀一下过去。让我始料不及的是竟有那么多老人聚集在这里，这里竟然成了他们快乐的天堂。有跳交际舞的，有耍剑的，有三五成群聊天的，有脚踩着鹅卵石小道锻炼身体的。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也曾在这里举行了走进克拉玛依大型文艺演出，众多明星纷纷登台亮相。过去的一切仿佛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坚强力量让我为之叹服，毕竟现在比过去更为重要。但是泪水不能冲洗掉所有伤痕，我眼前不断浮现出火灾后去友谊馆勘察现场时的情景，那一地各式各样的上百只鞋子，可以想见人们是多么慌乱，那浓烈的人肉焦糊气味在多年之后依然弥漫在我的每一根骨髓里，挥之不去。1997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决定炸掉友谊馆，在原址上修建人民广场，丰富油城人民的文化生活。这件事在全市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各有理由。而在那之前的近三年间，发生火灾后的友谊馆就那样沉默、孤独地在市中心伫立，书写着一段难忘的历史。后来位于市中心的友谊馆被爆破炸平，只留下前门和几根大柱子并且开成了西餐厅。如今广场上并没有任何关于那场火灾的文字说明，只有据说是一盏代表一个亡灵的300多盏路灯静静伫立，每到晚上就散发出幽暗的光芒。而我从前的战友们也还都在经常狂风肆虐的城市里继续战斗着，保卫一方平安。那个晚上我睡得很甜，在梦里我又回到了刑侦一线，和战友们一起勘察现场，风雪中穿着警服的我格外动人。

　　大火发生后不久，在克拉玛依因为善后工作处理事宜，死难者、受伤者亲属和市政府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缅怀死者,表达对政府处理该事件不力的抗议，很多死难者家属陆陆续续把孩子照片，生平简介自发摆放(悬挂)在克市第二大主要街道———友谊路两边的树林里，并且连续长达几十天静坐示威。白花、挂着黑纱照片中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很多人自发书写的挽联集中在一个城市中心显得那样突兀刺眼，其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了任何性质的展览。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大多数人同情和理解。很多市民前往观看助阵而且给静坐的人们送去食物。这种情况在国内好像成了一个惯例。那是一段特殊的令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让我始终热血沸腾。白天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上班工作，执行公务。业余时间，脱掉警服，我会和家人一起来到事发现场仔细观看每一张死者的照片，了解他们活着时候的情况，观看那些悲痛欲绝的父亲母亲，他们已经被这场灾难折磨得不人不鬼了。我深刻地同情他们。我也曾经在树上为他们亲手挂上自己制作的小白花。　　

　　据很多生还者事后回忆说,当大火刚刚燃起时,有人大声在喊:让领导同志们先走!这个说法至今为止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正面答复,但却得到了大多数当事人的默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天参加活动并就坐前排的克市领导、教委领导几十人都成功逃生,没有一人死亡。死的都是孩子们、老师们以及外地来克市参加会议的同志们。一个年轻的女音乐教师本已跑了出来,在通知完附近人们赶快救火后又端着水盆跑进火场,她的学生还在里面。这次她再也没有出来。一名年迈的女教师,四肢伸展死在火中,她身下是自己班中几个学生,在生命最后一刻,这位班主任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炙热的火舌。而我们的领导同志却没有丝毫犹豫先走了，他们的生命难道更珍贵些？为何有了灾难时他们竟置群众的死活于不顾，而只顾自己逃命?甚至是踏着孩子们的鲜血。很多人愿意出来证明这句话的真实性,其实这个并不重要。我一位好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上帝自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每一个人。正义永远在大多数人心中。

　　六

　　在克市的历史上，12月8日形同灾难的代名词。克市两个最惨烈的日子都属于这个表面祥和的12月8日。1994年12月8日，克市发生了那场震惊全球的世纪大火，325条生命在一瞬间丧身火海，这其中更有288位是豆蔻年华的孩子们。5年后的1999年12月8日，克市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惨烈死亡人数最多的杀人案件，身为某沙场老板的朱连聚一家三代四口人在一天之间被几名罪犯残忍杀害。这都是克市冬季中最寒冷的日子，而人们的心比冰天雪地更加寒冷。我有幸亲身参与了前一个事件处理的全过程和后一个案件整个侦破工作。从那天起，克市很多人家改变了沿革已久逢双吉利日子举行婚礼的习惯。他们害怕这个日子，这是一种不能忘却的痛。那碰巧也是我举行婚礼的日子。多年以后，不期然想起这个日子，我的心依然凛冽无比。我曾经给作家潘军讲起这场从天而降的大火，很多的画面从我的心底叠然而出，画面的颜色无一例外全是艳丽的红和死气的黑。那一晚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哭肿了双眼。更多的时候我会刻意从记忆深处抹去这一页。

　　那个阴冷的黄昏，克市看起来和往日没有任何不同。只是一贯多雪的这个西北油城入冬以来竟然一直没有下雪，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往年一进十月底，可以和东北冰城哈尔滨相媲美的克拉玛依就早已是雪花飘飘，一派北国风光。所以，人们从心底深处都在期盼一场从天而至的瑞雪滋润自己。随着城市的干燥，人们的心也在干燥起来。悲剧就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事先没有一丝预兆。

　　经克拉玛依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调查：1994年12月8日发生在友谊馆的特大火灾系一起重大责任事故罪。据此中级法院对有关责任人一审判决如下：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的阿不来提·卡德尔，陈惠群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努斯拉提·玉素甫江、刘竹英各被判有期徒刑5年；赵兰秀(副市长)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岳霖(市工会副主席)、况丽(市教委副主任)、孙勇、赵忠铮、朱明龙各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赵征犯玩忽职守罪，但是鉴于其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分。一审判决后，除赵征外，其余被告均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1995年10月11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对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错误、对此次特大火灾负有领导责任的有关人员分别作出处理：撤销谢宏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兼安全委员会主任、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克拉玛依市委常委、副书记职务，并建议自治区人大罢免其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给予克拉玛依市委书记兼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唐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有其他一些各级领导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据我所知，几年前，进了监狱的肇事者们都已陆续出狱，这里面也有我的熟人。相互偶尔在街头碰面，双方都略带尴尬的苦笑不知说些什么。因为这场火灾，他们人生轨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突然间从高高在上的国家公务人员变成了阶下囚，落差太大。工作没有了，职务不在了，有的家也散了，只留下疲惫的身躯和一颗苍凉的心。有人就此一蹶不振，有的人正在重新开始，也有的人从此永远在这个城市中消失了。这一切到底是谁之罪呢？

　　2004年末，印度洋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地震导致海啸，波及了很多国家，后果极其惨烈。截至2005年1月24日，这次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3万，另有许多失踪者没有下落，整个世界都在恸哭，据说地球也偏离了原先的轨迹。继先前已给的援助，中国政府又数次向各受灾国继续捐出巨款和物资赞助，我也代表家人去社区捐上了一份爱心，世界本就是一个大的村落，我们必须伸出自己的双手。这样的天灾人类无法避免，只能被动接受付出代价。在唏嘘这场世纪灾难带给人类的毁灭性打击时，我们无法不更加珍爱生命。历史长河中的生命渺小庸碌，风过无痕，然而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却至高无上，值得尊重。

　　“12·8”火灾这样的人祸我们本来可以防患于未然，用责任去杜绝惨剧,这是使命。我们设想：假如事先电工检查了肇事的照明灯，纱幕就不会起火；假如当时所有的安全门都打开着，人们就能够及时逃生；假如消防队员能够更早砸开密闭的大门，就能让已经跑到门边的人员获救；假如领导者有更多的责任心，不搞形式，切合实际地做工作……再多的假如都已经没有了意义，逝去的生命不会再来，只有我们这些无干的人在这里缅怀他们，但愿他们冤死的灵魂能够感知到这遥远的祝福。前两天在网上，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克拉玛依市GDP人均值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超越了一些经济高度发达的大城市。我为这个遥远而美丽的西部小城取得如此好的经济效益而感到高兴，那是他们的骄傲，也是我的骄傲。同时我也想知道，假如克位玛依再有一次类似于“12·8”事件的重演，我将会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七

　　1994年月12月9日，大火发生后的第二天，干燥了一个冬季的克拉玛依经过一个漫长夜晚惨痛之后，飘飘洒洒下了一场淋漓尽致的大雪，并且持续了整整三天。在为死难者出殡送葬时，悲伤的人们倾巢出动，车队排了足足有二十多公里，许多棺材都是连夜赶制的，油漆还没有干透。但亲人们还是希望死者能够尽快入土为安，这是他们目前能做的唯一的事情。这是一场迟来的大雪，恍然之间，我泪眼婆娑的眼前被白布裹住的几百具尸体幻化成了无数翩然的蝴蝶，白色蝴蝶在白色雪花中漫天飞舞，动人而凄美。这个场景，多年来无数次出现在我记忆的画面上，那是我抹不去的痛。尽管这样，我依然喜欢每一个多雪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