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殷海光生前较重要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57年，鞭挞了当时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是什么，就说什么”是殷海光立言的“基准”。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需要说真话的时代，然而今日我们偏偏最不能说真话。今日中国人之不能说真话，至少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仅见的。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势，正是亟需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发挥创导能力的开头。然而，目前刚好是知识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时期。目前中国知识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运动以来所未有的。
这些情形，谁实为之？孰令致之？
构成这些情形的因素自然是很复杂的，我们现在不能去分析。我们现在所能指出的，只是构成这些情形之最直接的因素。自从撤退台湾以来，台湾在一个大的藉口之下，有计划地置于一个单一的意志和单一的势力严格支配之下。这一计划，逐年推进。到今天，台湾社会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这种光景，至少也是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所未有的。
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社会，是表面整齐壮观而内面生机窒息萎缩的社会。别的且不说，这七八年来，台湾在思想言论方面居然已弄成以当局为“真理的标准”之局面。当局对于民间思想言论之衡量，是以自己颁定的范畴和尺寸为甄别的标准。凡属合于这个标准的思想言论，便被看作是“正确的”；否则是“歪曲的”，或“有问题的”。这类思想言论就会受到封锁、打击。也许有人说，官方并没有钳制思想言论自由。这话不是出于昧于事实，就是一派官腔。这几年来，弥漫全岛的一股气氛，现代统治技术所造成的天罗地网，和有形无形的力量之直接或间接的可能威胁，明明白白摆在那里，只要不是白痴，谁都可以感觉得到。“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适应环境”、“委曲求全”，都是今日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因此，官方摆着的思想言论尺度在那里，即令没有直接要人依从，很少人胆敢冒险另辟蹊径。于是，这七八年台湾的思想言论形之于表面的，除了极少例外，几乎都是官方或准官方的思想言论了。
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我们诚然需要“意志集中”赖之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一致的思想言论。假若真有一种思想言论堪作大家认识的张本，能作大家行动的指针，那么大家当会自动欢迎之不暇，根本无需藉政治强力来分配勒销。可是，如果一种思想言论愈来愈使我们感到空虚，愈来愈使大家感到迷茫，徒以其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撑腰之故，大家不得不敷衍，那么它是否真能负起作认识张本和行动指针的任务呢？这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最近二十年来语意学颇为发达。如果语意学家愿意研究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谅必一定有异常丰富的收获。近几十年来政治场合里的语意现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饰一切阴暗的里层。而其特征则为：一、言不由衷；二、空话连篇；三、推拖抵赖；四、威胁利诱；五、诺言满纸；六、敌友无常。过去的政场言论是如此。这七八年来，由于时代动荡的煎逼，作官技术之精进，政场言论向这个方向的发展尤烈。官方言论的品质如此，怎样堪作大家的认识张本和行动指针？
这几年来，官方据以控制言论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几张：曰“国家利益”，曰“基本国策”，……曰“非常时期”，曰“紧急事态”，曰“非国即共”，……如果民间言论对政府稍事批评，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当做“违背国家利益”，便是认为“违背基本国策”；不是认为非“非常时期之所宜”，便是说“××思想走私”。一究其实，这些说词，从无确定的界说，只是官方信手拈来打击异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穷年累月利用训练方式，甚至教育机构来灌输这一套想法。驯至这一套想法成了净肃思想言论的巨棒，甚至成为决定政策的基本精神。
藏在这一套说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为“政党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国家”。不幸之至，这些想法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近几十年来祸乱之一源。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
也许有人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在“非常时期”，如果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意见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怎能集中意志以渡过难关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想：不经过认真的讨论，是不是由少数人凭其权威来专断地决定？如果大家并不欢迎这种办法，那么惟一合情合理的办法就是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在承平的时候，我们倒可以马虎一点，“国事管她娘”。正因时值非常，政治的决定稍有差池，就影响到大家的祸福安危，所以更应集思广益。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言论的自由，如何能集思广益？
西方民主国家是有病必治。所以，政治上能消弭祸乱于未然，社会日渐进步，民生日趋安定。我们中国则不然。我们中国由于传统的爱面子心理，错用了“隐恶扬善”的观念，政治上的坏事不让大家说穿。大家在积威之下，也不敢说穿。社会的病症也不去揭露，让它蒙在被褥里腐溃。一味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等到腐溃至极，被褥蒙不住了，便肿毒迸发，不可收拾。历代的治乱循环都是循着这一个方式发展下去的。这几年来，台湾的新闻，官方的言论，在这一传统上可说达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隐蔽在这些自我恭维和自我陶醉言论背后的病症，确实不小哩！然而，现在，我们所有的本钱太少了，哪里再能这样浪费下去？有病总是要治的。我们与其讳疾忌医，让病这样拖下去，到头来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诊断明白，及时医治。任何人总不能说：谈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我们立言，以什么为基准呢？我们立言的基准只有这样的一条：
是什么，就说什么。
事实是白的，我们就说它是白的。事实是黑的，我们就说它是黑的。我们绝不把白的说成黑的。我们也不愿把黑的故意说成白的。
也许有人说，这一条基准是一条自明之理，有什么值得特别提出一说的价值？这种想法，真是不思之甚。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一条基准。这一条基准，是极权与民主的分水岭；也是科学与玄学的大界线。直到现在为止，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上，只有较少数人在较少的时间以内才能接近这一条基准；而较多数的人在较多的时间以内距离这一条基准不知几千万哩！从最根本的思想和认识模式来观察，民主对极权的抗争，科学对玄学的冲突，都是为了这一条基准。目前，这一条基准，在全世界许多地区更受到加紧的威胁和打击。
马就是马，鹿就是鹿。这似乎是不证自明之理，也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道理。如果有人特意提出它来说，那么也许会有人说：“这样的话，请你拿去教幼稚园的学生吧！”诚然如此。但是，如果他将这类的话背后所假定的意义条件忘记了，尤其是将这类的话可以实际说出的普遍可能性看得不成问题，那么他的头脑就是太天真了。你能不能当着赵高的面说：“马就是马，鹿就是鹿，鹿不是马？”在一切独裁极权暴政盛行的地区，都不能容许“是什么，就说什么”的。因为，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环境，看清楚了独裁极权者的真相。这样一来，独裁极权的魔术就耍不成了。所以，在最基本的地方，独裁极权者必须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来消灭这一条基准。在实际的设施方面，他们必须藉交通、电讯、新闻的严格封锁来建筑铁幕，以及各形各色的幕。他们要藉此让幕中的人看不见铁幕以外的世界，看不清自己的环境，弄不清独裁极权者真正的面目。于是乎，极权就可以关起门来上演。
中国的过去，盛行着各种各样的“讳”。所谓先知先觉们对于一般人民在知识方面存着轻视的心理，说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许多书不让一般人读，许多事不让一般人知道。前一辈的人发生毛病，后一辈的人必须为他“隐”。代代相传，世世如此。历来的中国人从未养成“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和精神。整个社会长期受着泛伦理主义的浸染和支配。在这种氛围和传统之下，有几个人能够想到“是什么，就说什么”？目前，这种余毒是否未尽，甚至更加深刻化，被人利用下去，稍有科学训练的人一看就明白。
照理说来，科学应该能够“是什么，就说什么”了。然而，科学之赢得这一基准，也只是近百余年来的事。在牛顿以前伽利略说地球绕日，非日绕地球。然而，它在当时因与教会的传统说法不合而大受禁阻。生物演化论者说人是从猴子的近亲演化而来的。如果这话合于事实，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我们承认这一事实时，既不贬抑人的价值，也不抬高人的价值。“是什么，就说什么”，这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由于这一发现给人惟我独尊之情以打击而不为宗教人物悦纳，于是倡之者备受迫害。在科学史上，诸如此类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从上面所指陈的种种看来，我们要实现“是什么，就说什么”乃一件既不简单又需作很大奋斗的事。显然得很，目前在世界许多地区，凡依据这一基准而说的言论，不是受到迫害，就是根本发不出去。独裁极权者要千方百计扭歪、滤过、改编，甚至根本消灭这种言论。然而，同样的显然，凡不从这一基准出发的言论，只不过是受暴力支持的一堆废话而已。暴力过去，这样的废话也就烟消云散，谁也不再理睬。这样的言论，充其量来只是一时一地一个政权的掩饰品。事过境迁，这种掩饰品连小孩子也掩饰不了。它对于国家、社会、人生有何价值？又有何裨益？
摘自《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