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近几年来经历了一个由微至显的过程。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去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本报１月１０日一版头条发表的记者回顾去年文艺状况的专稿中，亦将“‘底层文学’被文坛更多关注”作为２００５年文艺的一大亮点。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底层文学”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意义的文学现象，已逐渐成为新世纪文学生态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落，但关于它的思考，也许才刚刚开始。有感于此，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三位对“底层文学”素有研究的评论家——福建省作协副主席、福建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南帆，吉林省作协副主席、《文艺争鸣》主编张未民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
“底层”概念如何定义
如果将“底层文学”简单定义为“由底层作者撰写或其他阶层作者表现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也许尚不致引起太大的分歧，但对“底层”这一概念的内涵，三位受访者的界说却略有差异。
南帆说，我认为底层无法进行一个简单的本质主义命名，而是必须进入历史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底层不是固定的某些人，而是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辨认。尽管如此，底层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底层是一个被压抑的阶层。
张未民认为，“底层”是社会学意义的概念，是基于社会学有关社会分层理论的表述。但它在有关文学批评的语境中被更多地使用。“底层”概念因其笼统和象征性，契合文学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相对明晰的“人民性”倾向，而被文学批评所时常征用。总体上说，“底层”概念流行于文学界，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客观发展情势所致，是文学的一个进步。在新时期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理论的拨乱反正之后，阶级谱系的无限扩大化和僵硬化、教条化以及斗争理论已被走向稳定和谐的社会趋势所取代。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的社会展开及其所导致的社会不均衡，有关社会分层的理论观念就仍然成为我们把握和观察社会的一个有效视角。所谓“底层”，可以从人的社会位置和职业、经济状况等因素看，也可以从其价值含义上去理解，即包括处于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其主要特征是他们因其环境、素质、群体性或个体性等都尚处于为衣、食、住等基本生存权而奋斗的夹缝中，为这种“第一生存”要义所左右，还谈不上更高阶段的“发展”性需要，更谈不上休闲和享乐。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理应为文学关注。
蔡翔则说，底层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我的祖先，我的兄弟，是我生命中的各种记忆，是我个人的成长史。
不应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
“底层文学”可以细分为底层作者的写作与职业性作家关于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两种。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南帆认为，底层作者往往更为熟悉自己的生活，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不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中产阶层作家的行列——特别是在取得一定的成功之后。他进而指出，中产阶层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能否得到被表述者的认可？底层对于他们使用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修辞方式是否习惯？知识分子美学与底层美学一致吗？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会不会妨碍他们表述底层？这都是今天必须深入讨论的问题。至少必须察觉一种可能：如果中产阶层作家拥有表述底层的强烈愿望，他们就会相当程度地超越自己的中产阶层身份。作家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想像。这是他们超越中产阶层身份的重要手段。
张未民则将目前文学表现底层经验分为两种写作方式：一种是“在写作中生存”，一种是“在生存中写作”。他说，前者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以及文学本体论、纯文学论的发展所形成的主流写作，即职业性作家的写作方式，他们强调写作是他们生命的生存方式，文学是他们生命实现的方式。文学成为他赖以生存的躯壳，是生存的一个目的。后者是新世纪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边缘写作方式，这些作者往往是在生存第一线上拼斗的生存者，同时又将生存斗争中的精神物化为文学作品，显示了生存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在生存中写作”现在渐渐为人们所关注，从某种意义来说突显了职业作家们“在写作中生存”的局限和问题。“在写作中生存”的写作方式有可能使作者产生启蒙主义者式的自大和自恋，对底层生活、对文学以外的生活以俯瞰的姿态视之。这种对文学的自足心理和自我局限，对文学以外社会的隔绝，即使作者从文学本能的角度自觉地涉足底层现实，也往往捉襟见肘，对底层现实矛盾最后往往采取欲望化的虚幻解决或审美化的虚幻解决，显示出长于文学思考而无力进行社会思考和现实思考的虚幻状态。我们不是没有表现现实、关注现实的文学，但我们缺少有力量的文学，缺少具有丰满现实品格和实践力量的文学，因此往往给人以现实主义不充分、人民性不充分的感觉，在写作中生存有余，而在社会中生存无力。
蔡翔也认为，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而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
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对社会尽责的表现
当代“底层文学”应如何发展？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底层文学”有何积极意义？
南帆认为，展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是文学的责任，也是文学由来已久的传统。但这种展示必须具有文学意义上的深刻。对于文学本身，这也是丰富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各阶层的结构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底层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声音极其微弱。深刻地揭示底层的存在状况，正是文学对社会尽责任的一种表现。
张未民说，当代主流作家在进行表现底层经验写作的时候，不应是为了“在写作中生存和奋斗”，而是要为底层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代言”。因此，作家表现底层经验，在文学观上做出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蔡翔说，“底层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首先应遵循文学规律，深入体验生活，拓展表现手法，都是必做的功夫。至于“底层文学”的社会意义，我只想说，只要我们仍然在追求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我们就不可能逃避底层灼热的目光注视。
几位受访者还谈到，社会的分层是当代的一个客观现象。看到社会的分层并讨论如何应对社会分层，正是新世纪以来人们对社会认识深化的表现。注意到“底层视角”和“底层经验”，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新态势，是文学对社会认识的深化和历史进步的表现。
郑敏：没有生命愿意无声地消失
九叶派女诗人讲述上个世纪的诗歌与人生
郑敏一向直言不讳，她说九叶派诗人的共同点是独立思考。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人物
郑敏 1920年出生，福建闽侯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外国文学系，后又转入哲学系。1943年毕业后即赴美布朗大学，1950年转入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研究院。1956年回国，到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部，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工作。1960年调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
其创作始于1942年。早期诗集有《诗集———1942—1947》；还有一些散文和评论载于《大公报》、《益世报》副刊。1976年10月后，在《诗刊》、《星星》、香港《八方》等杂志上发表诗作。由于艺术风格相近，与王辛笛、曹辛之、唐祈、唐湜、陈敬容、杜运燮、袁可嘉、穆旦等人于1980年合出诗集《九叶集》，并发表有关西方文学和古典哲学方面的论文多篇和翻译《美国当代诗选》等。
爱古典不爱新诗
在我两个月大的时候，我被从王家过继到了郑家，因为我的养母与我的亲生母亲是姐妹，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姨母就是我的母亲。姨母常常坐在窗前吟诵古典诗词，虽然我年纪尚小，不懂得诗词的含义，但那种吟诵带来的音乐美感让我感动极了。
我长到10岁时才进入小学。我对新文学的认识是从散文开始的，也看过一部分当时的新诗，但当时的新诗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曾经比较喜欢徐志摩，尤其喜欢的是废名，他一生的出版作品很少，但他所有的作品都表达了他的境界。
我在晚期接触语言学的时候才知道，五四的那批人在提倡白话文时并不知道“语言学”，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倡的是“我手写我口”，但是从你口里讲出来的话并非文学语言，所以当年我就不喜欢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即便到了40年代，中国的白话诗形式还是很幼稚的，语言刚刚开始向文学语言转变，白话散文还能看看，很多白话诗都没法看。
我相信，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对40年代中国白话文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参与这套翻译丛书的都是名家，譬如李健吾等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本是尼采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它是我的哲学启蒙书籍。四十年代的白话文对比二三十年代有很大不同，和这些翻译文集很有关系。
冯至说写诗的路很寂寞
我考上西南联大之后念的是哲学，也学习文学。我当时的老师都十分了得：我的中国哲学史老师是冯友兰先生，郑昕是我的西方哲学史老师，这两位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闻一多给我们讲《诗经》，他永远都是叼着一个烟斗，坐着，自己在那儿说。
因为必须要选修一门外语，我选的是德文，冯至担任我们的德文老师。我更小一些的时候是受徐志摩的影响，但念了哲学之后，我开始对歌德和里尔克特别感兴趣，我就不喜欢那种纯粹抒情的诗了，喜欢智性多一些的。
后来有人说我与杜运燮、穆旦等属于昆明湖畔的一组，我们被称为和谐的“三重奏”。实际上，我根本没有见过他们。我一直是独来独往的，没有加入西南联大里的任何社团。因为当时所有的组织都是非常有政治色彩的，我不想卷入任何政治，我只是对文学艺术感兴趣。我只是自己在课余的时候就开始动笔写一些白话诗。
我把诗歌都写在窄窄的一个小本子上，有一次德文课后鼓起勇气拿给冯先生看。冯先生看过之后对我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
不过我觉得你这里头还是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还算是诗，那我就坚持下去吧。
冯至的家与我们的宿舍离得很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经常冒冒失失跑到冯至家去坐着，卞之琳等人有时候会去看冯至，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就坐在边上听，一言不发，他们也不会赶我走。
毕业之后，我在南京的中央通讯社作翻译时，经常会写一些诗发表在冯至主持的《大公报》副刊或者是沈从文、袁可嘉负责的天津《大公报》副刊上，1947年，巴金托人找我整理自己的诗歌，我把稿子邮寄给他，后来这些诗歌被收入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第十辑，书名为《诗集1942－1947》。
美国七年远离诗歌
四十年代的大学生和现在一样，都想在国内念完本科，然后到国外去念研究生。
我的父亲是很好的父亲。他卖掉房产，为我凑足去美国留学的路费，自己退休回福建老家。1948年我就出国了，到美国布朗大学学习。父亲的钱只够路费，我不得不半工半读。
在美国的7年，我一直没有任何写作欲望，因为你感到那儿不属于你，你永远都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而且那个环境也不容许你写，我每天打工打得苦极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邮寄来的《诗集1942－1947》，感到特别惊讶，感觉真是恍如隔世。
布朗大学属于常春藤学校，我很快把必修课念完，就联系了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念的专业是英国文学，但我觉得不是很喜欢，我自己从小就读过很多英国文学作品了。一个学期之后，我在中国同学会上认识了童诗白。我们结婚后，他在纽约找到了工作，我心想我要那么多学位干什么，我还是想自己创作。我就谁都没告诉，悄悄地从学校消失了。
九叶派已经凋零了七“叶”
一个假日，我们在乘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非常兴奋。而且社会科学在国外什么也没得干，你只能教汉语，而我们回国有太多事情可干了。童诗白回来起到了播种的作用，我回来是认识祖国，一个总是生活在城里的人不会知道我们国家的任务有多艰巨。
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我又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我接到唐祈的来信，约我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湜、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们，袁可嘉是我同学，但没什么来往。其他的人我都只是知道名字。曹辛之是一个非常聪明有智慧的人，他觉得我们应该把40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孩子看看。
曹辛之说我们是不是起个名字？我们这批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王辛笛是我们之中资格最老的，他说：“我们就作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我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出了《九叶集》之后我们还是各写各的。现在九叶已经凋零了七叶，只剩下我和袁可嘉两人了，但我觉得我最感觉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的寂寞。
知识分子的天赋功能是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可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都不问why（为什么），只说“pleasetell mehowtodo（请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如果拿起电话，能和我讲诗歌的只有一个人———社科院的刘福春，他大量搜集中国新诗版本。
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
九叶派看起来作为整体是学院派，其实我们的个人经历完全不一样，尽管我们都渴望能够在一起讨论中国的诗歌命运，但我们分散在东西南北，从来都没有机会。我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独立思考。
我忘了在哪儿批判过郭沫若，说开了一个不太好的风气，就是一种松散、表面的浪漫主义口语诗。好像只要在每行上加上一个“呀”字就能表达激昂的感情，这种语言倾向预示了以后新诗中一直忽隐忽现的伪英雄气概和滥而失真的中式浪漫主义高调。
我觉得艾青和郭沫若存在同样的问题，他们都是很痛快地让自己的感情想怎样表达就怎样表达，这种风格一定时期是可以的，但他们没有考虑到诗歌的审美。我非常害怕伤害他们，但是我的诗歌审美和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不多久前，我又惹了一个祸，我说新诗还没有自己的传统，结果引起很多人的反驳。但是我认为今天在考虑中国新诗创作成绩时，不能将几千年汉诗的光辉业绩考虑在内，这是因为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诗创作中，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古典诗词。
80年代的北岛、舒婷和顾城比90年代诗人要好，在他们之后的那些年轻人都是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北岛他们对诗歌的感情还是比较纯的，舒婷在对于人类的思考上不如北岛深刻。他们在当时的流行冲淡了僵化的诗坛，但是他们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不够，所以后劲不足。
我在80年代末期翻译了一本《美国当代诗选》，就是希望中国的年轻诗人能多知道一些，这本书里的诗歌差不多都是自由体，但是自由体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诗歌表现了他们所遭遇的社会问题。而我们的年轻诗人并不懂得，90年代流行的叙事诗里面很多都是什么内容也没有。
我觉得诗歌应该是反映这个时代的人所特有的境遇。只有你的情感成为一个时代的某个特别象征才有意义，你才是时代的印记、记载。
最终形成一个诗人与一个哲学家，来自于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人类最深刻的关心。若只是停留在自己的小小苦恼，不会成为大诗人。
口述/郑敏
采写/本报记者 刘晋锋
■记者手记
“重叠的绿叶下豆荚紫黑，过熟的葡萄自动散发酒香，黄昏的暖流吹动蝉翅，没有生命愿意无声的消失。”她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
就在不久前的几个月，她的先生、我国著名电子学科学家童诗白刚刚与世长辞。他们在美国结识，他代表中国同学会去接她一起过圣诞节。“不知道为什么，他决定要跟我结婚。”她笑着说。
在美国的几年内，已经是国内有名诗人的她却没有写一首诗。在爱情降临的时候也没有写诗的心境吗？
她沉吟着：“我们之间，是一种很深的情感，极端的相互理解。”她热爱声乐与钢琴，他的小提琴拉得极好，他们一辈子都共同沉浸在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之中。
他病重期间，她在他的病榻前，用英语温柔的对他说：“我们的心在一起……”
他用微弱的声音应答：“我的心在天上。”两人握着手，对视良久。如今，她独自忍受着他离去之后剩下的空旷。她对我说：“你知道吗？人老了，泪水就是堵在心里，流不出来。“
备受诗坛敬慕的“九叶派”如今只剩下她和袁可嘉在人间了，可是她说令她感到寂寞的不是人，而是知识界的寂寞。在我们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内，她大部分的时间跟我谈的都不是她自己，而是伊拉克战争、中国教育制度等等宏大的问题，她甚至激愤地指责：“选美比赛上，那些女孩子出来都说我是某某佳丽。我想说你明明首先是个人，为什么要说自己是佳丽？”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年度最红名词诞生记
当年，赵本山一句“脱了马甲照样认识你”让“马甲”二字成为特定称谓，作为当年的最红名词火了一整年，甚至直到如今还是网络别名的代称；而如今，在网络江湖中，网友们盛传着的今年的最火名词无疑将是“馒头”。
《无极》刚刚“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公映时，就有看完此片的网友在网上发贴称：“这个《无极》不如改名叫‘馒头’吧，所有情节居然是由一个馒头引出的。”此话一出，众人纷纷跟帖，表示赞同。
估计大家是有料事如神的本领，当时就预感到了“馒头”将要走红——这不，新年过了才没几天，一个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视频短片就在网络上迅速火爆，该短片以《无极》为蓝本，极尽搞笑之能事。短片的作者署名为“胡戈制作”，大概20分钟左右，基本上都是剪辑《无极》的电影片段重新编辑而成，画面制作还算精良，人物配音都模仿片中人的口气，难得的是，配音者连普通话都说得很不错，看得出“制片人”花了不少心思。目前在GOOGLE上进行精确搜索“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能够搜出近万条记录——要知道这可是长达九个字的超级精确搜索啊！从搜索结果来看，大部分网络社区和论坛都转载过这个短片，甚至很多博客也对此片纷纷转载，我也曾在QQ上接到消息，是网友发来的此片的地址链接，这些都充分说明了网友对此片的热爱之情。
这个短片在开始前首先打出字幕“以下看到的东西纯属本人自娱自乐，内容纯属虚构，全是瞎编乱造的”的字样，然后套用央视品牌栏目《法制在线》节目的形式展开整个故事。整个短片图文并茂，配乐也搭配得恰到好处，其中到处是精彩之笔——比如深受众人追捧的“张倾城作为圆环套圆环娱乐城名模，每天工作就是不断地穿衣服和脱衣服”一段，一边配上张柏芝在《无极》中迅速穿衣脱衣、穿衣再脱衣的画面，一边配上杨钰莹的《茶山情歌》，令人喷饭。还有被网友誉为最经典的“张昆仑自首”“张昆仑与郎队长的同性恋情”“满神牌?ㄠ?水广告”等片段，都令人爆笑到肚痛。
就在大家笑到一片灿烂不亦乐乎的时候，竟然有好事者去咨询律师此种改编行为是否合法，于是，就有很不解风情的资深律师声称该短片侵犯了《无极》的作品完整权。于是，短片的作者胡戈发布了一个声明，称自己“做这个东西纯粹是为了个人自娱自乐，同时也是为了练习视频处理技术……我并没有四处传播这个作品。只是由于网友们的相互传递，这个作品才慢慢流传开来……现在网上四处流传这个东西，这种现象并非是本人的初衷。我的网站的论坛原本是设计成给极少数视频编辑爱好者进行技术交流的，现在竟然变成了‘馒头’爱好者的天地。”
这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打消“馒头粉”们的积极性，该短片依然从一个QQ流传到另一个QQ，继续在网络世界里迅速蹿红，同时也把“馒头”二字炒热了。就在刚才，还有网友发帖子，义正词严地在宣布：众所周知，最近有一部电影叫《无极》，遭到大家的口诛笔伐，当然这跟咱馒头没关系，但后来，居然有无聊群众把电影断章取义地演绎成《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是对我们馒头声誉的严重诬蔑，是对馒头家族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我代表馒头提出强烈抗议——我们馒头并非引起谢无欢同学人性扭曲的根源，陈满神女士利用馒头引诱张倾城小姐的做法是极端无耻的行为，谢无欢同学珍藏的馒头已经明显过了保质期……我们馒头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看来，本年度，馒头想不红都不行了……
刘晓波: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
——李大同《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岁末年初，一面是中共当局公布的不断刷新GDP高增长数据，令世界屡屡发出惊叹；一面是中共当局对开明报刊的持续整肃，让国际舆论多次发出谴责之声。继2005年岁末《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之后，2006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再遭狠手，1月25日，著名《冰点》周刊被迫停刊。
为此，《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先生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披露了被停刊的内幕，并向封杀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李大同说：“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中国青年报》是海内外知名的开明报纸，已经创刊11年《冰点》周刊又是该报最知名的品牌栏目，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良好的声望，即便近两年屡遭打压和刁难，该周刊也不辱新闻使命，连续发表章诒和、龙应台和袁伟时等自由主义知识人的重量级文章，并被中国知名网站提名为2005年年度传媒。
尽管媒体严寒不断降温，但中青报的优秀新闻人仍然坚守新闻自由的新年，无论是卢跃刚直接挑战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还是李大同、贺延光等人直接挑战新任总编辑李而亮，每当《冰点》遭难，都会得到了国内外的声援，无异于抵御严寒的温暖炉火。而制造政治严寒的中共官权及其恶吏们，最怕的就是这温暖的炉火，在几番较量都无法令中青报同仁屈从之后，终于拿出野蛮的封杀手段。
关于被迫停刊的原因，外界认为是由于《冰点》的大胆敢言，持续关注底层民间和抨击制度腐败，发表了一系列敏感文章，最近的一篇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也就等于说，中共教育是“狼”，向孩子们强制灌输的是“狼奶”。而且，在经历过一系列惨烈的阶级灭绝运动之后的今天，中共教育体制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在让孩子们“吃狼奶！”
我以为，如果《冰点》停刊的直接导火线是袁伟时教授的文章，那也只是官权长期预谋的借口，更深层的原因起码有以下两点：
首先，自2004年以来的政治严冬，非但没有任何转暖的预兆，反而表现出持续降温的冰封期，凡是在民间和海外的评价中比较开明的报刊，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等，也都遭到要么改刊、要么停刊、要么管理层换血的整肃。
中共现政权加大整肃媒体的力度，是为了阻止中国媒体逐渐走向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进程，以保证所有媒体的“喉舌化”。在此意义上，这是胡温现政权发动的新一轮“喉舌化”运动。只不过，基于道义上的虚弱和慑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这种“喉舌化”不敢采取公开运动的方式，而只能采取“秘密警察”的内部整肃方式。此次封杀《冰点》同样采取秘密方式，据李大同的公开信介绍，在他本人还未得知停刊消息时，“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
其次，《冰点》被封主要是主管中青报的团中央官员干的脏活。此次封杀《冰点》的理由，由中宣部阅评小组提供，封杀决定由团中央宣传部作出，显然是上下串通一气的整肃。其实，早在2004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对中青报人发表如何做好“喉舌”的训诫，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冰点》周刊。所以，2004年6月14日，中青报资深记者和冰点周刊编辑卢跃刚发表公开信怒斥赵勇的小官僚嘴脸，引起海内外的声援浪潮。
虽然，慑于舆论的压力和中青报同仁的团结，赵勇想报复卢跃刚和砍掉“冰点周刊”的的企图，也在该周刊主任李大同等人的抵制下严重受挫。但他决不会就此罢休，反而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来达到逐步操控中青报的目的。他动用人事权力调来唯上是从的李而亮出任总编；李而亮上台不到一年，就推出一个“官本位”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再次因李大同、贺延光、李方和卢跃刚等同仁的合力抵制而流产。李大同还公开批判李而亮正在按部就班、有计划地“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
再后来，《冰点》周刊的发稿屡遭刁难，比如：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的2005年6月1日，《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被中宣部指控为“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台湾国亲两党党魁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冰点》发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又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再次打电话向报社问罪，指控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原定2005年12月28日刊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迫撤稿，此文揭露了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大量抄袭剽窃的学术丑闻。撤稿的原因很简单：周叶中受到高层赏识的御用法学家。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特别是他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授过宪法，是“进过中南海的法学家”。
贺卫方稿子被撤后，资深记者贺延光马上将内幕披露于网上，他说：“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人的耻辱”。
所以，《冰点》被迫停刊，乃大严寒和小恶吏合力作恶的结果。如果说，媒体严冬为小恶吏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的话，那么，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及其走狗李而亮就是《冰点》的直接杀手！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到了。本来，辛苦了一年的冰点同仁们也该利用长假，享受阖家团聚的温暖。然而，他们养育了11年的新闻宠儿却被政治严寒冻僵。我想，他们的心情也会坠入“冰点”。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博客上留言，尽管平静，但我还是能体验到其中的悲愤和无奈：“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
我理解李大同先生的心境，但我想对你说：“被中共官权封杀的《冰点》，将长久地留在民间的心中；中青报同仁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屡屡挑战官权的顽强抗争，也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闪亮的篇章！”
作为在不准自由的制度下争取新闻自由的勇士，我会记住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李方等中青报同仁的名字；并用这篇短文再次向你们表达敬意！
我抗议中共现政权对《冰点》的扼杀，并告诫敌视新闻自由的官权及官僚们，民间舆论对中青报同仁的支持就是对你们的道义宣判，你们的恶行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我还要告诉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和现任中青报总编李而亮，作为助纣为虐的恶吏及媒体杀手，你们的名字也将被记载中国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2006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胡宗南将军绝不是匪谍！”
“胡宗南将军绝不是匪谍！”
——八七高龄孔令晟将军访问记
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 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被国安部门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９月底逮捕，消息近日才传出。另外，同样因言获罪的《福州日报》记者李长青星期二被判入狱3年。 据海外大纪元网站引消息人士称李元龙2005年9月29号在报社上班时，被贵州省国安厅工作人员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随后家被查抄。 本台星期三致电《毕节日报》，一位编辑说：“据说是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抓了几个月了。（在办公室抓的么？）嗯。（知道因为什么事情么？）具体不知道，因为是保密的。（他在报社有犯法行为么？）主要是在网上。（以什么罪名指控他的呢？）危害国家安全吧，好像是这样的。（他做过些什么么？）搞不清楚呀！ (你们有什么看法么？)我们哪有什么看法啊，看上面有什么看法吧。” 大纪元报道介绍李元龙45岁。他做过很多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的报导，在社会引起反响，很多孩子因此得到捐助复学。但当地政府禁止他做这样的报导和采访，认为是暴露社会的阴暗面，与当前社会的主旋律唱反调。 多数评论认为他被捕主因是近年来用笔名“夜狼”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一些文章抨击社会丑恶现象、表达自由意志与民主思想，而他被认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最严重”的文章之一是：《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其中写到： 四九年以来，在中共法西斯惨绝人寰的统治之下，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了骇人听闻的8000万之多。六四天安门广场，中共更是用坦克和机关枪屠杀爱国学生。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愤青们在对外国人的屠杀行径口诛笔伐的同时，对中共过去和现在仍在进行的屠杀行径却背过脸去。外国人杀中国人肯定罪在不赦，但中共杀戮中国人，怎么就“情有可原”了呢？ 李元龙现被拘留在毕节第一看守所，记者致电了解情况：“（李元龙他现在怎么样了）情况挺好的。 （他家属能看他么？）不能，都不能。（为什么？）呃。。是个程序问题，还没到程序。（他现在有律师么？）还没有。（说他什么罪呢？）不太清楚。” 贵州民运及人权人士在星期二的新春茶会上特别讨论了李元龙被捕事件，民运人士李任科表示网上异见作者往往孤军作战，一旦出事外界无法作出及时声援：“如果实现他和我们这些公开了身份的人有一丝半点联系的话，这事情我们早就关注了。他们在有些考虑上可能有些欠缺。” 大纪元报道指10月22号李元龙案件转到毕节地区检察院进行审查起诉，而经该检察院一个多月的审查，因证据不足，又被退回省检察院审查起诉。 无独有偶，福州日报记者李长青因网上撰文支持防弹衣书记黄金高，而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也曾因证据不足而转给当地另一检察院起诉并冠以另一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矛头转指他海外博讯网上登出的一篇名关于福州市爆发”登革热”的文章。 星期二福州鼓楼区法院宣判该罪名成立， 李长青被判入狱三年。 他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星期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我认为它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法律以外的因素来判的。正常来讲，他是因为那个罪被抓了，如果那个罪成立不了你就应该放人嘛！忽然间找另外一个罪，本身意图很清楚。以我们提供的证据材料确实是不构成犯罪的。” 李长青家属现已提出上诉。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 1，郭飞雄：紧急举报对我的行刑逼供（05年10月26日晨) 2，一份申请 1，郭飞雄：紧急举报对我的行刑逼供（05年10月26日晨） 这些人声称要对我进行连续数十小时的车轮战审讯。我由于长期绝食身体虚弱，实在坐不住独方凳，身体一开始便摇晃不止。约两小时后被迫躺在地上喘气，一审讯人员把室内空调开至最冷，我在极冷极寒的室内不断地走动、躺下喘气、再走动，冻得不断发抖，抽鼻子。在寒冷中，他们不断鼓励、耸恿我逃出门外，说会在后面开枪立即打死我！时间持续了将近4小时，我对外大喊：有人行刑逼供了！他们笑着说：这间房完全是隔音的，喊了没用。我向他们所有人都提出空调开得太冷，他们都回答，既然我们受得了，你也受得了，谁让你绝食的？！ 以上情况在取出当日审讯实况录像后可得到证实。 请驻所检察官先生依照相关法律规定，迅速扣住相关证据，将本人的举报立即转交上级有关部门，对上述行刑逼供人士依法进行调查处理。 留此存照。不胜感谢！ （2）当时这些审讯人员对我声称，准备对我进行一周到两周的连续审讯。但事实上，第二天审讯时他们便结束了对我的行刑逼供的做法。我判断：是这个举报奏效了。检察官起了重要作用。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检察院系统的工作人员的做法。我在里面和他们打过多次交道，其中多数感觉愉快。他们是比较愿意依照法律行事的。广东省检方在此次事件上的表现证明了著名学者范亚峰先生关于“政法系”的提法是十分精当的。 我刚入所的第二天，即对检察官提出要求在整个番禺看守所停止奴隶劳动，大约第三天或第四天，我所在的658仓的奴隶劳动停止了。这说明了检察官多少做了些工作，但没有能如我所要求的将全所奴隶劳动全部停止，我以为不是检察官的错。 这次行刑逼供的中止，可以判断为检察官根据我的举报信与审讯者交涉的结果。同样，在这个体制下，他们还做不到对违法者进行追究。 大约是在11月底，被关押在羁押医院的我要求归还我放在658仓的日记。他们告诉我日记已被看守所帮忙保管了起来。我反复要，他们就是不给。我当然明白，日记被办案单位拿走并扣押起来了。而且我也明白，12月27日可能会放我了（当然还有其它更重要的证据）。我写信告诉看守所所长说，拿走我的日记不归还是十分严重的行为，而且唯一责任人是看守所，对此我是不会放过的。12月7日我又填单申请约见检察官，请他们帮助讨会被非法扣留的私人日记。12月13日，我的日记被归还了。12月16日中午，检察官来了，当面检查证实我的日记已被归还。这一次，检方不见得起到了主要作用，但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整个太石冤狱中，检察院10月2日接手，但约在10月中旬就表露出不愿在毫无物证的情势下办理冤案。故10月14日，原被办案单位当作物证拿走的我的随身携带的私人物品被退回看守所。此时我已明白，司法一关已过，剩下的就要看北京中央对我的政治解决了。而10月28日检方作出的退查两个月决定，则是检察院方面在对办案单位妥协后所明确设置的法律期限。此后就主要和直接地由北京高层决策决定我和村民们的命运了。 在此，我要向尊重和向往法治的广东省检查院系统、以及其他体制内开明人士（有些我已知，有些我还不知）表示感谢。 （3）9月25日对我行刑逼供的审讯人员，乃广东省公安厅某处人士为主（非“一处”，一处的朋友总是躲藏在录像镜头背后操纵着），他们自己向我声称系广东省公安厅，且直接暗示他们是某处的。由于他们未对我造成实质性伤害，且在第二天受到提醒后立即转变了，送我回来时还偷偷强调乃“公事公办”，对我个人并无恶意；一位对我伤害最厉害的审讯者还一再夸我“一表人才”（哈哈！）。鉴于他们已知悔改，所以我就没有在被拘押期间去起诉他们，出来后也不想起诉他们。我只希望在将来再次入狱时不再碰到这类行刑逼供了，再来第二次我就绝不接受了。 现在我只起诉了给我恶意剃光头的警察，原因是那次受伤害最深，对心灵的伤害比挨打都狠。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只为普遍权利而大动。对虐待我的警察的起诉具有可操作性，因而也有助于实质性地而非象征性地增强在押人员的人权。 请所领导对王某某病情、对658仓被关押人员的健康高度重视，对王某某的皮肤病进行验血检查，确认其病情，给予有效治疗。这样也是对其他人的有效保护。 卫生所的医生是讲人道、负责任的，但人员编制太少，忙不过来。所领导也很有法律水平，暴露的是体制问题。我要求与所领导和驻所检察官面谈，这也是我对你们的信任。 敬请回复，十分感谢！ 658仓 杨茂东 10月29日 我在658仓呆了58天，与仓内在押人员结下了友谊。我给他们做了不少事，曾多次从卫生所拿药给他们治病，这当然要感谢卫生所医护人员的信任和帮助。我在场时，是不准他们互相争吵、辱骂和打架的。而当夏秋之交、凉风吹来时，看守所内各仓的在押人员经常性地打得血糊淋拉。当然，658仓本来便是一个文明仓，办案单位是不会挑选一个过于恶劣的仓让我住的，否则一些黑暗的东西被我看在眼里，将来给捅出去，番禺方面是不大好受的。 不仅和在押人员关系不错；我和看守所警察，和医护人员，和几位所长，和看守我的那些武警战士，都关系很好（其中一位和艾滋病携带者促膝谈心的黄所长真令我尊敬，他在许多方面都证明是一位高尚的人）。从各方面收集到的信息证明，自孙志刚案后，广东省有关部门对看守所和监狱进行了一些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成效。警察公开打人的事看不到了，公开骂人也很少，这说明了广东方面还是可以改革的，还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且这种渐进的、点滴的改革效果不错，也容易巩固。 从社会治安的角度，我是站在警察一边的，我的主要朋友是医生和警察。但从人的角度，我经常为在押人员争取权利，我也认其中几位愿意悔改的涉嫌贪污受贿的和开车撞了人的做朋友。夹在这两者中间，我有时感到很矛盾。 我这样强调看守所有所改革，千万不要给读者造成误会，比如以为看守所已很讲人权了，再比如坐牢的感觉不错。看守所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象少数警察总是习惯于使用口头禅侮辱在押人员以增强其威势，象由于经费不足（这在富裕的番禺，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在押人员的伙食很差，有些病卫生所的医生即使想治，却拿不出药来，只好使用万能的白色颗粒给病人服用，其效果自然不佳。仓内人也太多，一个按规定只能关押15人的仓，总是关押着27至28人，里面的空气可想而知。 坐牢就是坐牢，坐牢不仅要遭遇到象9月25日那样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刑逼供，而且更要遭遇到象11月14日那样出于个别警察内心的阴暗和龌龊而突然施加的侮辱。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长期和几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在一起治疗，距离不到一米。得知真情后我真的吓出了一身冷汗！之所以如此，责任还是在于番禺区政府的官僚们，按一些警察的说法，政府盖的房子太少了，腾不出来房间专门用来让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隔离治疗。而经费跑到哪儿去了呢？警察朋友告诉我，有一部分在天上，化为四架直升机飞着（广东省的罪犯还没现代化到需要这么多直升机来对付的程度），其它的，就不大好说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不会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产生任何歧视之念的，但我依然认为，他们需要隔离治疗。与在押人员一道治疗，对我，对一般医护人员，尤其是对那些与他们朝夕相处的一般警察，是很不公正的。 我想，即使是那些视坐牢为光荣的民主斗士，在得知可能会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一道长期相处后，也可能会改变主意的。 蒙受冤狱之苦当然并不止于此，容我以后在日记摘抄中再作一些简介。 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刘晓波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李大同《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岁末年初，一面是中共当局公布的不断刷新GDP高增长数据，令世界屡屡发出惊叹；一面是中共当局对开明报刊的持续整肃，让国际舆论多次发出谴责之声。继2005年岁末《新京报》高层大换血之后，2006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再遭狠手，1月25日，著名《冰点》周刊被迫停刊。 为此，《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先生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披露了被停刊的内幕，并向封杀行为表示强烈的抗议。 《中国青年报》是海内外知名的开明报纸，已经创刊11年《冰点》周刊又是该报最知名的品牌栏目，拥有广大的读者和良好的声望，即便近两年屡遭打压和刁难，该周刊也不辱新闻使命，连续发表章诒和、龙应台和袁伟时等自由主义知识人的重量级文章，并被中国知名网站提名为2005年年度传媒。 尽管媒体严寒不断降温，但中青报的优秀新闻人仍然坚守新闻自由的新年，无论是卢跃刚直接挑战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还是李大同、贺延光等人直接挑战新任总编辑李而亮，每当《冰点》遭难，都会得到了国内外的声援，无异于抵御严寒的温暖炉火。而制造政治严寒的中共官权及其恶吏们，最怕的就是这温暖的炉火，在几番较量都无法令中青报同仁屈从之后，终于拿出野蛮的封杀手段。 关于被迫停刊的原因，外界认为是由于《冰点》的大胆敢言，持续关注底层民间和抨击制度腐败，发表了一系列敏感文章，最近的一篇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尖锐地指出：“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也就等于说，中共教育是“狼”，向孩子们强制灌输的是“狼奶”。而且，在经历过一系列惨烈的阶级灭绝运动之后的今天，中共教育体制下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仍然在让孩子们“吃狼奶！” 我以为，如果《冰点》停刊的直接导火线是袁伟时教授的文章，那也只是官权长期预谋的藉口，更深层的原因起码有以下两点： 首先，自2004年以来的政治严冬，非但没有任何转暖的预兆，反而表现出持续降温的冰封期，凡是在民间和海外的评价中比较开明的报刊，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南方周末》和《南风窗》的高层大换血，《南方都市报》的三位优秀新闻人遭到阴险的司法构陷，《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河南商报》、《深圳法制报》、《百姓杂志》等，也都遭到要么改刊、要么停刊、要么管理层换血的整肃。 中共现政权加大整肃媒体的力度，是为了阻止中国媒体逐渐走向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进程，以保证所有媒体的“喉舌化”。在此意义上，这是胡温现政权发动的新一轮“喉舌化”运动。只不过，基于道义上的虚弱和慑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这种“喉舌化”不敢采取公开运动的方式，而只能采取“秘密警察”的内部整肃方式。此次封杀《冰点》同样采取秘密方式，据李大同的公开信介绍，在他本人还未得知停刊消息时，“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 其次，《冰点》被封主要是主管中青报的团中央官员干的脏活。早在2004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对中青报人发表如何做好“喉舌”的训诫，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冰点》周刊。所以，2004年6月14日，中青报资深记者和冰点周刊编辑卢跃刚发表公开信怒斥赵勇的小官僚嘴脸，引起海内外的声援浪潮。 虽然，慑于舆论的压力和中青报同仁的团结，赵勇想报复卢跃刚和砍掉“冰点周刊”的的企图，也在该周刊主任李大同等人的抵制下严重受挫。但他决不会就此罢休，反而采取更加卑鄙的手段来达到逐步操控中青报的目的。他动用人事权力调来唯上是从的李而亮出任总编；李而亮上台不到一年，就推出一个“官本位”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再次因李大同、贺延光、李方和卢跃刚等同仁的合力抵制而流产。 再后来，《冰点》周刊的发稿屡遭刁难，比如：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的2005年6月1日，《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被中宣部指控为“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 台湾国亲两党党魁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冰点》发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又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再次打电话向报社问罪，指控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 原定2005年12月28日刊出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被迫撤稿，此文揭露了周叶中教授和他的女研究生戴激涛合着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一书大量抄袭剽窃的学术丑闻。撤稿的原因很简单：周叶中受到高层赏识的御用法学家。他是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被评选为2005年“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特别是他给胡锦涛等政治局委员讲授过宪法，是“进过中南海的法学家”。 贺卫方稿子被撤后，资深记者贺延光马上将内幕披露于网上，他说：“今天的《冰点．观察》又夭折了……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人的耻辱”。 所以，《冰点》被迫停刊，乃大严寒和小恶吏合力作恶的结果。如果说，媒体严冬为小恶吏提供了“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的话，那么，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及其走狗李而亮就是《冰点》的直接杀手！ 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到了。本来，辛苦了一年的冰点同仁们也该利用长假，享受阖家团聚的温暖。然而，他们养育了11年的新闻宠儿却被政治严寒冻僵。我想，他们的心情也会坠入“冰点”。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在博客上留言，尽管平静，但我还是能体验到其中的悲愤和无奈：“再见！冰点顽强存活了11年，终于凋谢。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同仁和读者！” 我理解李大同先生的心境，但我想对你说：“被中共官权封杀的《冰点》，将长久地留在民间的心中；中青报同仁为争取新闻自由而屡屡挑战官权的顽强抗争，也将成为中国新闻史上闪亮的篇章！” 作为在不准自由的制度下争取新闻自由的勇士，我会记住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李方等中青报同仁的名字；并用这篇短文再次向你们表达敬意！ 我抗议中共现政权对《冰点》的扼杀，并告诫敌视新闻自由的官权及官僚们，民间舆论对中青报同仁的支持就是对你们的道义宣判，你们的恶行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我还要告诉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和现任中青报总编李而亮，作为助纣为虐的恶吏及媒体杀手，你们的名字也将被记载中国新闻史的丑闻录中！ 2006年1月26日于北京家中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李大同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 新闻界的同行们、知识界、法律界的朋友们、 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是《冰点》周刊的发稿日，《冰点》在京编采如往日一样，齐集编辑部，认真校对将于1月25日出版的新的一期周刊。下午4点多，版样全部出齐，送总编辑审阅付印。然而反常的是，迟迟没有回音。我们听到，报社领导层被全部召到团中央开紧急会议，没有人看大样了。这意味着将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 天塌下来，报纸也是要正常出版的，这是对所有订户、所有读者负责。我们将大样中所有发现的错漏改定，静等事变的发生。鉴于中宣部对《冰点》的批评指责从来就没有断过，星期一还刚刚见到中宣部阅评小组对《冰点》刊发的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作出的文革式上纲上线的蛮横指责，作为主编，我估计，撤销我职务的时刻来到了。 然而卑鄙所能达到的程度，总是超出常人的想像。大约5点多钟，全国各个媒体朋友们的电话纷至沓来，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北京市新闻局的通知，”不许刊登任何冰点停刊整顿的消息和评论”、”不许参加冰点编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不许炒作”、”要保持距离”等等。继而，各个海外媒体记者的电话也络绎不绝，要求我证实这件事。然而直到7点，还没有人正式通知我，报社领导层从团中央回来，还在开会商量。我反倒成了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信息证明，这是一个党内高层某些人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没有任何宪法和法律的依据，也严重违反、践踏了党章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作为一个职业报人，《冰点》停刊是我最不能理解、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因为报纸是社会公器，报社与订户、读者有契约，是读者付款购买的信息产品，报社必须履约，不管个人的命运如何，《冰点》周刊应该如期送到订户手中。然而在作出这个决定的人那里，社会影响算什么？广大读者算什么？主流大报的声誉算什么？党章国法算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算什么？执政党的形象又算什么？他们将社会公器视为个人的家产，认为可以随意处置。 晚上7点30分,我接到社长、总编辑叫我上去谈话的电话。对我宣布的决定，是团中央宣传部作出的。”决定”将袁伟时先生的文章冠以若干莫须有的大帽子，然后宣布《冰点》周刊”停刊整顿”；除对总编辑和我本人通报批评外，还要作”经济处罚”，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力！心态如此之龌龊，令人哭笑不得。 自然，这场谈话在前述种种背景之下，已经成了一场滑稽剧。很明显，这是”上面”少数人在背后操纵，团中央在前台扮演丑角。我据理向社长、总编辑痛斥这份”决定” 和中宣部《新闻阅评》的荒唐，并向他们宣告：我将正式向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控告这次非法行为。 就在《冰点》周刊被停刊的今天，报社接到大量读者的询问电话，已有读者在得知《冰点》停刊后愤而去邮局退订本报。 “上面”少数人对《冰点》周刊的扼杀，蓄谋已久。2005年6月1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前夕，《冰点》刊发了《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一文，真实记录了面对民族危亡，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相互配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场景。与传统宣传不同的是，《冰点》首次在主流媒体上客观真实地报道了国民党将士在这场战斗中牺牲数万人的战斗历程。 这样一篇真实的历史描述，却遭到中宣部阅评组的蛮横批评。他们批评的根据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事实，而是根据”××年××出版社的中共党史××页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记述”，《冰点》的报道是”美化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结果，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大会上，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讲话中全面肯定了国民党将士在抗日战争主战场上的功绩。谁对谁错，不言自明。 在连、宋访问大陆结束之际，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女士在《冰点》发表长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文章用丰富的材料，首次客观真实地向大陆人民介绍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好评，对沟通两岸民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样一篇文章，竟被中宣部某些人指责为”处处针对共产党”，其眼界和心胸之狭隘令人惊诧。 去年11月18日，党中央隆重召开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纪念会，曾庆红同志代表党中央对耀邦同志一生的光辉业迹、伟大人格作了充分阐述，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而中宣部的某些人却禁止媒体发表纪念耀邦同志的回忆文章，规定只许发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允许有自选动作。 2005年12月7日，《冰点》刊发胡启立同志的长篇回忆文章《我心中的耀邦》，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中文媒体纷纷转载，无数网友发帖说被文章感动得热泪盈眶。对这样一篇起到极好社会反响的文章，中宣部竟打电话到报社来问罪，称报社违反了”没有自选动作”的规定！在这些人那里，哪有一点对胡耀邦同志的真感情、真悼念啊！ 中宣部少数人对《冰点》的无理指责和批评还有很多。譬如，2005年11月30日《冰点》刊发记者调查，披露了武汉大学法学教授周叶中在学术著作中的剽窃行为。这位周教授在《冰点》记者采访他时，竟有恃无恐地劝告道：你就不要管这事儿了，晚上中宣部就要找你的！你们总编辑会找你的！报道刊发后，果然遭到了中宣部某些人气势汹汹地问罪，蛮横地指责这篇报道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冰点》对此事的后续报道被撤版。2005年12月28日，《冰点》历史性地出了一期只有三块版的周刊。试问，中宣部的少数人究竟在保护什么行为？ 现在，他们终于要跟《冰点》算总帐了！用袁伟时先生的文章为发难对象不过是个幌子。袁伟时教授在近代史的研究上著述颇多，在知识界影响很大。袁教授写的这篇文章依据的是史料，立论基础是开放的理性。文章发表后，亦引起很大反响。本来，对历史问题的讨论，需要对材料和观点有平等的、心平气和地交流，才能逐渐达到共识。诸多网上评论中，即便是不赞同袁先生文章的网友，也有态度十分认真、考据十分扎实的反驳文章。我本人曾将这些帖子转给袁先生参考，袁先生看后对我回复说：这些文章态度确实十分严谨，我将会认真考虑他们的观点，作出相应的回复。这正是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学术交流。而中宣部的阅评除了文革式的詈骂和扣帽子、打棍子，还有什么？！ 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弊端，那就是中宣部少数人以其狭隘的眼界、逼仄的心胸、专制蛮横的工作方法，将本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政治局面，管制得万马齐喑、一片死气沉沉。这些人要的是顺从，而不是平等。这种专权，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哪一条授予过他们？！ 对我国新闻管理体制的弊端，我们将另文论述。在这封信里，我们只是想告诉同行们、读者们、朋友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没有真理害怕辩论，没有真相惧怕公开。尽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动用权力，封锁所有媒介和网络，但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 衷心地感谢你们！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 李大同 2006年1月25日 中青报冰点专版被勒令停刊 【2006年1月26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柯华报道：北京中国青年报的采编人员与共青团高层的矛盾由来已久，星期二，该报冰点专版更被勒令停刊。评论认为，胡温主导下的现行体制要对媒体进行新一轮的喉舌化。 深受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专题特写版星期二被中共当局勒令停刊。 当晚，本台记者向该专版主编李大同核实： “我不能再说别的了，我只能给你确认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冰点了，他是瞒不住的。”不过，李大同说不方便告知被停刊的原因。 05年8月，李大同曾发表万言书，公开批评该报社出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条例》，指责该条例“以少数领导官员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标准，剥夺了记者对官场腐败现象的监督权力，是要将记者和编辑“奴性化、通俗化”。 ０４年5月，主管该报的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在该报中层干部会上强调：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言论一出，引起众多记者编辑的愤怒。该报的７０多位编辑记者联名写了一封给团中央书记处和周强书记的抗议信，引起海内外关注。香港明报表示，这是《中青报》里的大多数编辑和记者，公开地表示他们和共青团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决裂，这是前所未有的。冰点记者卢跃刚就此事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细节。其中所阐述的观点，几乎就是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 而《中青报》中主攻时政的《冰点》专版，旨在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抨击假丑恶，自94年创办以来，深受读者欢迎。其报道被各地报刊大量转载，其中多篇被拍成电视专题片，被三家出版社精选出书，也被多所大学的新闻系列为必读参考书。 星期二《冰点》被勒令停刊时，卢跃刚正在外地出差，他对本台记者说：“有这个传说，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得到正式通知。消息说停刊整顿，但具体细节不知道。听说有阅评，中宣部阅评，我也没看见。如果是正式的通知的话，我们就会知道确切的原因，我们也会做出我们的反应。别人我不知道，我会有反应。［记］：什么样的反应呢？ ［卢］：我不好说，我要看事态发展。” 中国独立意见人士刘晓波告诉记者：“从公开信开始，他就一直想整《冰点》栏目。冰点内的这些优秀的新闻人，跟编辑李而亮已经有好几个来回了。就是说，想发表的东西到最后时刻被总编枪毙，被迫撤稿。中青报那个贺延光，他发了个帖子，说冰点准备发的关于武汉大学教授的剽窃丑闻的调查报告，这个当时就被枪毙了，那一次冰点就没有出来，可能这个是最直接引发冰点被停刊整顿的因素”。刘晓波还提到最近包括撤换《新京报》高层在内的一系列控制媒体的事件，他说：胡温主导下的现行体制及其政策，要的就是媒体的新一轮“喉舌化”，甚至不惜放弃刚刚出现的竞争局面和媒体的自负盈亏，重新用加大中央财政投入来保证媒体的喉舌化，正如现今，政府不惜投入巨额银两，来大搞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工程一样。 贵州记者被抓多月无声息 福州记者因言获罪判三年
郭飞雄狱中生涯之相关文献（续）
番禺看守所驻所检察官先生：
昨日（9月25日）下午5：30至晚上11：30，我被5名不愿出示证件和透露身份的人士提到201审讯室提审。这些人一上来就对我大量使用人身攻击，辱骂我为“猪”、“狗”、“人渣”、“披着羊皮的狼”……声称要把我放到有十几名死囚的仓里折磨，再继续绝食就从身体上面和下面同时给我插管（其他更肮脏的生理污蔑这里就不照录了）。
658仓 杨茂东
2005年10月26日早上
郭飞雄注：
（1）行刑逼供结束后，我被带回看守所，在大门口，我便对在场的几位警察和辅警大声说道：这几位审讯人员刚刚对我进行了行刑逼供，这是违法犯罪行为。弄得送我过来的审讯人员非常尴尬。次日我再次被他们提审时，我又一次当众大声揭露他们的龊龊，他们明显表现出恐慌。
2，一份申请
申 请
我的邻床王某某（以下生病内容隐去）……，已吃药多日，仍在加剧。凭经验，集体宿舍内皮肤病最易感染。
郭飞雄注：
郭飞雄联系电话:
广州:13424142485(我现在在广州)
北京:13552499429
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记住《冰点》及其杀手
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
《冰点》周刊海内外的热心读者们： 中青报冰点专版被勒令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