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小金到中国南巡是大丑闻

北韩的大独裁者金正日坐吁他的防弹专列回国已经有几天了,几天里总让人还有吁吃了个苍蝇般的恶心挥之不去。金正日是甚么人?是压迫、屠杀北韩人民的刽子手。一个小小的国家,竟然被他饿死几十万人,罪行与中国的大饥荒相当了。

听说一个北韩少女到中国卖淫,一个晚上只要二十斤大米,回去后若被发现,全家人都要被粗铁丝穿吁锁骨,拉出去枪毙,万幸的,才能被投进劳改营。金正日因造假币、洗黑钱,最近刚遭到国际金融的制裁,再次狗急跳墙,到中国来就是跳墙的最大动作。本月十五日,北韩的三星上将李赞卜又公开对美国进行核讹诈,就是为主子跳墙擂鼓。而中国这时候接待金正日,只能解释为要给这个世界流氓帮大忙。

显示主导地位

奇怪的是,中国此次并没有完全尊重小金一向出行秘而不宣的作法,而是充份发挥香港世界新闻中心的作用。从小金一过鸭绿江,就开始爆料,让外国传媒顾东顾不了西,顾南顾不了北。

十五日中资的重量级媒体报道的消息竟然完全准确。十九日下午,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调侃一家外国记者:「你前两次『藉故』没有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我以为你跟随采访这次重要的访问了(台下笑)。」好不得意。中国此次对国际传媒大玩猫戏鼠,无非显示对付金正日这个小流氓中国是老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争夺和加强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作用。

任何独裁政权,决策从来不尊重人民的感受,中国和北韩没有区别。十八日晚,中国人才在「第一时间」从CCTV(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知道金正日在中国做了九天非正式访问,而且沿吁当年邓小平的脚印,对中国做了一次南巡。这对中国人民是莫大的羞辱。

改革代价太大

邓小平六四屠杀两年半后,对世界大打改革开放牌,才作了九二南巡,否则他个人的历史将以六四画句号。老邓的南巡究竟给中国人带来甚么?老邓重启的改革,只能称为第二次改革,是有别于胡赵在第一线领导的前十年改革。

九二年后,中共启动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对大多数人财富和利益的疯狂掠夺。老百姓控诉:「房改是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二老迫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中共此次让金正日看到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高科技企业,享受的超豪华酒店、珍馐美味,皇宫般的服务,是建筑在六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四千万农民失去土地、城市一点五亿人失去应得的社会保障、基尼系数达到零点五三至零点五四为代价的。

邓小平主张的改革,更是以严重的资源环境为代价,而且也都让老百姓承受,「七十年代淘米做饭,八十年代洗衣涮碗,九十年代鱼虾断代,新世纪致病致癌。」可以说九二年后的改革,是邓小平「政治铁腕统治+经济改革开放」的全面实现,中共中联部奉命给金正日安排的南巡路线,就是给这个小夥计传授邓小平的真经,给银子,六方会谈都是中朝两党黑箱操作的相互价码。

中韩唇齿相依

中共从来不怕身边再出现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邻国,怕的是这个北韩的独裁者被推翻,那才叫唇亡齿寒。如果朝鲜半岛发生东西德方式的颜色革命,无论对中共还是金家小朝廷,都意味吁鸡飞蛋打。为提高两个独裁政权执政能力的这次金正日中国南巡,必将作为丑闻留在二十一世纪的外交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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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于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三年两次被捕入狱,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首届「新闻自由奖」。

我们在加拿大参加联邦大选的经历

   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因腐败丑闻于去年下半年垮台,加拿大各政党的竞选活动随即展开。这次的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日是一月二十三日,现在离投票日只剩几天了,各政党的竞选活动已进入白热化和最后冲刺阶段。在加拿大的几个大城市,如多伦多,温哥华,卡尔加里,埃德蒙顿等,由于有些选区的华人数量很大,华人的支持和选票已成为各政党竞选人不能忽视的因素。我和我太太所在的埃德蒙顿中心区(Edmonton Center)就是一个华人选票对各竞选人竞选成败有重要作用的选区。

 

  这次大选,我们选区有两个主要竞选人,一个是现任加拿大副总理的自由党竞选人安·麦克劳兰女士(Anne Mclellan),另一个是保守党人劳瑞·汉先生(Laurie Hawn)。劳瑞·汉先生在上次的联邦大选中曾被保守党内定为国防部长的人选。但他在上次大选中被对手安·麦克劳兰女士击败。这次两位竞选人再次上阵角逐埃德蒙顿中心区国会议员议席。我和我太太在上次和这次的联邦大选中分别和这两位主要竞选人有过直接接触,以下是我们参加两次联邦大选的一些经历和感受。

 

  我和我太太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代移民,今年是我们在加拿大的第十二个年头。我们有一个女儿,现在正读高中二年级。我们上次参加联邦大选是2004年6月。那次大选投票日前数周,我们收到了联邦选举机构寄给我们的投票卡,有了投票卡(Voter Information Card,Federal General Election)我们就有资格在投票日去投票了。但去不去投票,我们当时心理上很矛盾。我们最初的态度是:加拿大的大选和我们中国人没有多大关系,花时间关心这件事没有什么用。我几乎想把那两张投票卡当废纸扔掉。这种心理和我1994年刚来加拿大自费留学,读研究生时差不多。1994年8月,我从中国来到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报到读研究生。当时加拿大也正在进行联邦大选,看着满街的竞选牌子,电视上长篇的竞选报道,我的感觉是,这些东西和我这个中国来的穷学生毫无关系,我们中国是一党专政,多党竞选,民主选举对中国人来说还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就像当时看到满街的私人小轿车,觉得那东西离我非常遥远,可望而不可及。我这个中国穷学生的当务之急是在校园找一份洗碗扫地的工作,挣钱交高学费,付房租。但离大选投票日两周前的一件事深深地触动了我,促使我们转变了态度。

 

  那是2004年6月的一天,我太太到市中心参加了一个由少数族裔移民妇女搞的晚餐会。她回来后对我说,加拿大副总理安·麦克劳兰(Anne Mclellan)也来参加了她们的晚餐会。我太太接着说,副总理还和她照了一张合影像,并说副总理为人非常平易近人,她来参加我们的晚餐会是想争取我们在大选中支持她。我太太最后说,副总理就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任何卫兵和保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听了很惊讶。第二天,我们把照片洗了出来,看着照片上面带微笑和我太太紧紧靠在一起的加拿大副总理,我忽然间有了一种猛然醒悟的感觉,一下子意识到我们今天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生活,一个美好的国家。我对我太太说,像你这样一个office cleaner(办公室清洁工),在中国几乎没有机会和这么大的官合影留念。接着我对我太太讲了我在国内时两次见到大官的苦涩回忆。

  

一次是在1976年,那时我只有18岁,在一个拖拉机厂当学徒工。一天,省长来我们工厂视察工作,我们一些工人跑出车间看热闹。我们从车间出来后,看到省长一行从厂办公楼走过来,省长前面两侧各有几名军人开路,后面大小官员一大群。我们一些工人站在路的两侧观望。我当时想看清省长的脸,就从人群中探出身来,一名军人看到后,用手指着我,大喝一声回去!我吓得赶紧缩了回去。

 

另一次是1985年9月,那时我已是国内一所大学经济系的教师。那年是全国第一个教师节,市委书记来我校慰问教师,我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在系办公室和系主任,总支书记一起欢迎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在校长和党委书记的陪同下走进办公室,先和系主任孙教授寒喧了两句,然后和我们教师代表握手。轮到我时,我恭敬地伸出右手,市委书记的手只和我的手轻轻碰了一下,然后了一声,满脸盛气凌人的神态。我当时感到自己的自尊心猛然地被刺了一下。

 

  自从我太太见到副总理以后,我们开始对这位自由党竞选人有了好感,并开始关注有关大选的报道。我们了解到这位副总理从政前是阿尔伯塔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她1993年第一次竞选国会议员时仅以一票之差战胜对手当选。接下来我们阅读了自由党和保守党的竞选文件,决定投自由党竞选人安·麦克劳兰的票。后来大选结果出来后,安·麦克劳兰获胜,继续担任加拿大政府副总理。我们当时决定投票,并投自由党竞选人的票,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1.自由党比较亲近移民和穷人,我们属于这个群体。

 

  2.自由党有关全民医疗,教育,多元文化的政策对我们华人有利。

 

  3.我们已是加拿大公民,这片美丽的土地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已经属于这里了,这个国家的事和我们密切相关。我们自己如果再把自己当局外人,怎么能期望人家重视我们呢?

 

  4.我们去投票,会获得一种行使公民权力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在激烈的竞争中,有时一票可决定胜败。副总理胜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选票也起了作用,没有我们的选票,她也当不了副总理。这是一种做人的尊严,做普通人的尊严。

 

  5.自由党竞选人安·麦克劳兰的办公室三次打电话到我家,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而保守党的竞选人一次也没和我们联系过。我们比较喜欢副总理安·麦克劳兰的为人处事,所以我们投了她的票。

 

  上次的大选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真正的民主选举中投票。时隔一年多,我们又收到了参加联邦大选的投票卡。这次我们又面对是否投票,投谁的票的选择。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我们从一开始就关注各政党的竞选情况,几个政党领导人的两次英语电视辩论,我们都认真看了,对报纸和电视上有关大选的报道也很注意。我们选区的两位主要竞选人这次的表现也不一样。新年之前,我们家接到了一次安·麦克劳兰的竞选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以后就再没有打来过,好像势头大不如上次。而劳瑞·汉先生似乎从上次的失败中明白了华人选票的厉害,圣诞节前就打电话到我家,新年后又打来电话,希望我们关注这次大选,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这两次的电话都是放的劳瑞·汉先生的录音。他在录音中首先对放录音表示歉意,说选区有几万人,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每个人都亲自通话。我和我太太这次的态度是:我们仍喜欢副总理安·麦克劳兰女士,也喜欢自由党的很多政策,但自由党有以权谋私,搞腐败的劣迹,这在一个民主国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能再支持自由党了。虽然我们赞赏保守党坚决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决心,但我们也不想投劳瑞·汉的票,因为我们对他不了解,所以我们准备放弃这次的投票。

 

  我们的这种态度到了2006年1月14日有了变化。那天是星期六,我们外出购物回来,看到地上有个从门缝中投进来的卡片,上面有劳瑞·汉先生的照片和亲笔签名,内容是希望我们积极投票支持保守党,并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三个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名字。我和我太太感到这次保守党有诚意,他们很想得到我们华人的支持,我们应该了解他们,甚至给他们一次组成政府的机会。于是我拨通了劳瑞·汉先生竞选办公室的电话,要求和工作人员汤姆(Tom)讲话。我在电话中表示有意支持保守党,希望进一步了解保守党竞选人劳瑞·汉先生的情况。汤姆立即表示他可以安排我们与劳瑞·汉先生见面交谈,并说可请劳瑞·汉先生当晚亲自打电话给我们。我告诉汤姆说,我们有事不行,一切明天下午再说。第二天下午,劳瑞·汉先生竞选办公室主任维克多(Victor)亲自打电话给我们,表示可在1月16日或1月18日下午安排我们和劳瑞·汉先生见面。我们表示这两个时间对我们都不合适。最后我们双方同意当晚由劳瑞·汉先生亲自打电话来谈。

 

  当天傍晚,劳瑞·汉先生果然亲自打来电话。我在电话中首先口气严厉地问了两个问题。1.Why do you want to be the MP for Edmonton Center?(你为什么想当代表埃德蒙顿中心区的国会议员?)2.Do you think that you can do a better job as a MP than your opponent?(如当选议员,你认为你能比你的竞选对手干得更好吗?)劳瑞·汉先生在回答这两个问题时先作了自我简介,说明自己在军队当战斗机飞行员很多年,退役后自谋职业当了Financial Planner(投资理财顾问),并干得很有成绩。他接下来说明自己的从政动机是不满自由党政府的所作所为,包括腐败问题,但不想只是嘴上发泄不满,想亲自从政,改变现状。然后他具体说明了自己能比竞选对手干得更好,包括会比现任竞选对手更快地回答选区内民众的问题和要求。接着我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保证政府清廉,另一个是如何减少城市内犯罪的问题。因为去年埃德蒙顿发生了34起谋杀案,我们对安全问题很关心。我对劳瑞·汉先生的回答感到很满意。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谈话的速度非常快,不到十分钟就谈完了,最后我说了一句:Thank you,you have just got two more votes(谢谢你,你刚刚赢得了两张选票)。

 

  再过四天,就是大选投票日了。这次我们希望保守党人劳瑞·汉先生获胜,看来他获胜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劳瑞·汉先生获胜,现任副总理安·麦克劳兰女士的国会议员议席就失去了,她的副总理职务也就随之没有了。这也算她为自由党的腐败行为付出的代价吧。不管最后谁胜谁败,我们是亲自参与了选择国家领导人的民主过程。如果这次又是一票定输赢,我想我们每位选民都可以对两位竞选人说:看!我是一个有投票权的公民,你必须尊重我,不能忽视我的声音!

龙应台致胡锦涛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胡锦涛”代表什么?锦涛先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么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么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是个以什么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么?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三个字,代表了什么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三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于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于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喑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后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泄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么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于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么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么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于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三、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于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么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么?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么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于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著,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后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
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么?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么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著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么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么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么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浦志强:没有冰点的残冬,离春天不会太远了

   针对当局誓言效法朝鲜古巴的梦呓,去年有一位学者还点拨笔者要体谅新政“打左灯向右转”的苦衷,不可对其锐意改革的初衷丧失信心。岂料违和已久的新政行之三年,早已把周厉王的止谤绝技修炼得炉火纯青。继赶走“负责报道一切”的《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后,当局终于在昨天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封杀,新闻界的气温也骤然降至“冰点”。笔者认为,备受尊敬的“冰点”终于被烈焰融化,既是中国新闻界遭受的又一沉重打击,更是当局压制新闻自由的最新劣迹。

    其实,我们本不该对霍霍的磨刀声充耳不闻,因为新政从来都在“打左灯向左转”,频频发出的信号也从未有过任何不和谐的音符。无论是加强执政能力的叫嚣,还是对维权浪潮的拼命打压,乃至对言论空间的追杀,以及对舆论监督的诸多限制,甚至早在上台前对民间修宪活动的迫害,其风格一以贯之实可谓始终如一。“冰点事件”表明,新政与真相为敌的赤裸裸,终于到了赤条条的地步。看起来,这2006年的第一场雪,早在四年前就已凛冽彻骨。这个缘木求鱼的和谐社会,从来就不是我的情人。

    当局控制媒体言论的套路,是事先检查和事后惩罚“两手抓”,但像新政这样一味刚猛地一路走来,却也并不多见。曾记得八九之后的一段时期,稳定压倒一切和反对和平演变,是施政的主要出发点。苏东剧变和小平南巡之后,主义已被中共自身所抛弃,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和腐败的日益加剧,使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而强人政治结束后的“江湖”上,仅有的信念便是追求“稳定”,能做的也只有掩盖真相。笔者认为,眼下这根压倒了一切的“稳定”信条,恰恰是危害稳定的万恶之源。

    “冰点”的横空出世和悲壮牺牲,在“新中国”写满了屈辱的新闻史上,留下了让后人驻足凭吊的墓志铭。在这个不可能有新闻的时代,李大同和他的冰点同仁们,凭借着匹夫之勇只手擎天,承担起了“影响”时代的使命。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他们是有着做人底线的报人,他们宁愿自己“剁手”也不肯无原则地为“灯塔”作怅!既然在赵勇之流小官僚的面前,冰点非但不肯投怀送抱,甚至不愿低眉顺眼,那么秋后算账便是迟早的事。因而,不论当局以任何借口行事,冰点都注定在劫难逃。

    但是对“冰点”周刊的封杀,只能说明当局的无比懦弱。这种懦弱是如此地深入骨髓令人不齿,是因为它已经到了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敢面对,甚至连《国际歌》也不敢低吟的程度。而当局对于末日审判的恐惧,不仅已被局外人认清,甚至连那些专司“批发”真理的宣传部门,也习惯了用口耳相传并且禁止记录的方式作恶——记者师涛的十年冤狱,便是最新的恶例!纵观民国以来的百年历史,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政权,是如此的迷信强权,同时又是如此的畏惧真相,而且是如此的依赖谎言。一个惧怕真相的政权,单靠保鲜防腐,终究难以持久。

    当局对冰点的整肃,无损于真相的传播。正如滕彪博士所指出的,从来不曾有谁战胜过真相!笔者认为,我们能在漫长的冬夜中捱到今天,是因为有冰点反射出的亮光指引,是因为心中有那不死的希望顽强地疯长,昨天冰点的融化,则只能预示着严冬之后的春天即将来临。冰点选择了悲壮地走进历史,对冰点事件的不再沉默,便是我等应有的回馈,这也是我们对自己良知的起码交代。

   连冰点都已融化了的冬天,已经只能是残冬,春天再也不会很远。

                          浦志强
                          2006年1月25日于北京

柳暗花明又一村—2005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评介

   当地时间11月3日下午1时,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巴黎德鲁昂饭店宣布:在第二轮投票中,比利时作家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的《在母亲家的三天》以6:4的得票数,击败了法国作家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一座岛屿的可能性》,从而荣膺2005年度龚古尔文学奖。

不守时的作家?
    弗朗索瓦·魏尔甘斯,1941年生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多年来一直住在巴黎。父亲弗朗兹·魏尔甘斯,比利时文学批评家、随笔作家兼小说家,是一位严谨的天主教徒;母亲则是法国人。魏尔甘斯从1961年开始创作小说,当过电影评论家、电影导演和电影艺术家,拍摄过多部反映艺术的纪录片和三部虚构的长片。70年代期间,魏尔甘斯还拍摄有长片《绝症》、《肉色》,虽然都已拍摄完毕,但均因资金方面的困难以及电影制片厂倒闭而没有公映;此外,魏尔甘斯一边拍摄电影一边从事文学创作,导演了德国剧作家里夏德·瓦格纳的戏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970)。继公开出版的处女作小说《小丑》(1973)获得罗杰·尼米埃奖之后,他屡获成功:《柏林星期五》(1979)、《配角》(1980)、《科普特枪鱼》(1981)、《墨杜萨之筏》《1984》、《一个婴儿的生活》(1986)等作品都分别获奖。此外,魏尔甘斯还创作有《我是作家》(1989)以及《笑与哭》(格拉塞出版社,1990)。稍后,魏尔甘斯的《拳击手的疯狂》在格拉塞出版社出版,并夺得了1992年度的勒诺多文学奖。此外,格拉塞出版社还出版了魏尔甘斯的处女作小说《弗兰兹与弗朗索瓦》(1997),并夺得1997年度的法国语言大奖。该书是一部与父亲有关的作品,被视为一流佳作,媒体和公众给予了极大关注,同时也为媒体关注《在母亲家的三天》打下了伏笔。    
    弗朗索瓦·魏尔甘斯常常不能按时交稿,被人视为拖沓懒散。在此次大奖揭晓之前,人们曾经担心魏尔甘斯的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是否真能如期面世。事实上,2000年6月,当他第一次向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书商们谈起自己的新作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作品会是什么模样,并打算在当年的7—8月里完成书稿。谈到《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并没有在2000年9月出版的原因,魏尔甘斯表示,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但事实上并没有把书稿写完,不过总算确定下了书名。他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宣布即将出版作品之前,他可以说是一行字也没有写下;为了创作《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他查阅了很多词典,做了很多笔记,把自己给淹没在笔记堆里了。他曾经把同一段落写了十次,却觉得没有什么价值,除了他正在写作一部作品外,表面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此后,魏尔甘斯每年都宣称新作就要“紧急出版”,书名就叫《在母亲家的三天》,但很快又予以断然否认。早在2003年7月,负责出版该书的格拉塞出版社就表示:魏尔甘斯的作品尽管一再推迟出版,不过马上就要出版。最终,作品还是没有出版。魏尔甘斯说,出版社并没有因为作品一再推迟出版而感到恼火,因为他是在“同知道文学是什么的编辑们打交道”。更有趣的是,尽管魏尔甘斯的作品尚未问世,但报刊文章汇编里居然出现了一位评论家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盛赞了魏尔甘斯的某一作品。由于魏尔甘斯一再推迟《在母亲家的三天》的交稿,也由于读者与媒体长期的盼望,《在母亲家的三天》于9月底一出版就为媒体所接受,并且是在评委会开始评选前的最后时刻——10月初——才搭上龚古尔大奖列车的。
    2005年初,他记起自己曾在2002年写过一段自我感觉还不错的文字,于是就在塞满屋子的纸堆里寻找了十天,结果也只找到了初稿,最后只好把那一段重写。魏尔甘斯把自己完成这本书时的状态叫作“轻度忧虑”,他说写这本书时经历了好几个让人觉得泄气的阶段。
    魏尔甘斯的文风流畅而优美,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擅长拿捏笑与情感的分寸。在《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中,读者已经读到了作家那流畅而绚丽的文笔,在七年之后终于可以拜读到作者的新作了。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相比,《在母亲家的三天》也许并不是魏尔甘斯最优秀的作品,但却是最感动人的一个作品,书里有许多题外话和巧妙的影射。
    此次魏尔甘斯一下子出版了两部小说:一是龚古尔奖的获奖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一是《莎乐美》。《莎乐美》的创作开始于1968年8月,成书于1969年6月,当时作者才二十七岁,所以有人把《莎乐美》视为作者的处女作小说。魏尔甘斯说,他自己以前并不知道《莎乐美》的书稿究竟在什么地方,他是在寻找别的东西的时候找到《莎乐美》手稿的。他说,文学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曾经看过这部书稿,并且给了详细的评价。当时没有出版《莎乐美》也与他那笃信天主教的父亲有关,因为书中许多地方都有色情描写,他父亲肯定不会欣赏。
    《莎乐美》出版了,或者准确地说是再版,是在经过校正、修改之后由莱奥·舍尔出版社重新出版的。一般来说,作家最初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文稿都是在死后出版。魏尔甘斯则喜欢提前,并且他在出版该书前可能修改过这部作品。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得对。凭借自己的技巧、神经和音乐特色,他是不会把《莎乐美》弄成青年时期的作品的,也不会弄成《小丑》的草稿,而是写成与德国作曲家里夏德·施特罗斯的《莎乐美》的主题(欲望、音乐、创造)相同的一个作品。《莎乐美》歌唱女性,把所有的女性进行了概述,以及别人从女性那里体验到的经历与幻想:“用莎乐美这样一个相同的名字,我拾起了从四分省总督希罗底·希律安提帕死后那些被破坏的童贞。”在《莎乐美》完稿三十七年以后,《在母亲家的三天》中,女性与写作之间的联系得到了确定:“我对自己遇到的女性的索求,就是给我写作的欲望。”女性帮助他失去,他在失去的同时获得。
获奖作品是自传?
    颁奖当天,12点45分,魏尔甘斯正在自家的浴室里洗澡,这时候手机响了。原来是他的家人特意打电话向他报告获奖的喜讯。在龚古尔文学奖正式宣布半小时之后,魏尔甘斯赶到了德鲁昂饭店。饭店内的场地本来就狭小,他的到来加剧了现场的骚动。由于魏尔甘斯仅仅经过评委的两轮投票就得以胜出,所以龚古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出现了少见的热闹:大片人群你拥我挤、闪光灯噼啪作响、摄像机四处飞舞。
    在接受了本年度的龚古尔文学奖之后,弗朗索瓦·魏尔甘斯立即打电话给自己的母亲。母亲非常激动、非常高兴。“通话很短暂。她说自己非常激动。我告诉她:‘我终于给你带回了一张优秀文凭!’她非常高兴:她已九十一岁了,她的儿子获得了龚古尔奖……对于她来说,这仿佛我以‘很好’的评语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一般。” 魏尔甘斯对拥挤在自己周围的记者讲述道。六十四岁了,而且已经有过获得其他文学奖的经历,著名作家面对记者也是如此的欣喜若狂,活脱一小孩子模样儿!“获奖了,就会有更多的人读我的作品。写作的目的就在这里。”
    魏尔甘斯表示,这部小说耗时数年才得以完成,书中讲述的是一位无法完成作品的作家的故事。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是一位作家,他不知所措,无法完成自己的作品《在母亲家的三天》。在作品中,魏尔格拉夫曾这样说:“他重读自己的作品总是觉得绝望。”魏尔格拉夫写下了许多句子、描述了许多场面、做了许多笔记,看上去却并不打算把人们期待的作品写得好一些。他旅游,读书,做爱,闲逛,思考需要创作的其他作品。在魏尔格拉夫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格拉芬贝格;在作家格拉芬贝格所写的书中,所谈到的作家姓魏尔施泰因,格拉芬贝格想要讲述的也是作家魏尔施泰因的遭遇……以上诸人的名字都与获奖作家的名字相同,都叫弗朗索瓦。在书中,魏尔甘斯表现得既狡猾、又谨慎,他不断地在不同作品之间暗自构筑隧道。一旦受阻时,魏尔格拉夫,即魏尔甘斯的替身,就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的替身,每个替身都在试着创作魏尔格拉夫无法完成的作品。最终,没有人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些作家相互交流了各自在创作上的无能。就在自己五十岁生日的当天,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决定取消预定的一切见面,以图弄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他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换工作、换老婆、换城市,甚至想换时代生活!“我不接受对过去感兴趣的人那令人作呕的一面,我想走向未来。”然而,他无法抹去自己力图摆脱的过去。他记得自己曾做过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他和妻子去了意大利,去了希腊,并险些和妻子分开。然而,记忆中的旅行却让他更爱自己的妻子。他说:“我差点花费自己的一生,去期盼着和其他一些女性生活在一起。” 魏尔格拉夫想去看望独自住在普罗旺斯的母亲,但又一再推迟行程。最后,魏尔格拉夫去了母亲家。因为母亲住进了医院。《在母亲家的三天》赞美女性,用魏尔甘斯自己的话说,是一幅用“心理上有问题的儿子和身体上有问题的母亲之间的关系”编织而成的素描。   
    “我认为书中讲述了两个主题:一方面是作家遭受的痛苦,另一方面是对母亲表示敬意。对作家的问题感兴趣的读者,要比对母子之间可能存在的点点滴滴感兴趣的读者少些。获得大奖,将会促使对母亲有兴趣的人去读这本书。”
    法国文化与通讯部长勒诺·多纳迪厄·德瓦布尔也对魏尔甘斯的作品进行了高度评价。在一份公报中,德瓦布尔祝贺魏尔甘斯获得“如此值得”的大奖,称赞魏尔甘斯的作品是“敏感而又保持距离的一种敬意,充分地流露着温情”。
    魏尔甘斯特别强调,《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部小说。“否则,人们会说我给自己写了自传。这个,我还没有写呢。将来会写的。” 他说,“一个月以来媒体接受我的作品的方式表明,评论家们存在着对文学表示敬意的现象。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这正是我一直都在努力做的事情。我是在写一位作家,我要努力把握好风格。” 魏尔甘斯说自己当时真的很难写完这本书。“尽管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写完这本书,但我知道我会完成的。”他说,“有一种悖论认为,难以写完的小说最受欢迎。” 对于书中的主人公无法完成作品,魏尔甘斯说:“这是所有悖论中最精彩的悖论,我喜欢悖论。”他说,这本书2005年9月才得以出版,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是因为书没有写完。不过,我还是找到了标题:在母亲家的三天。别人希望母亲能成为书里的主要人物,或者干脆要求我写一本关于母亲的书,而不是写一部小说。我只好解释说,这本书并不是真的与我的母亲有关。就像所有作家都会从生活中得到部分的启发一样,我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而已。
    但评论界普遍认定《在母亲家的三天》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在该书出版前的七八年时间里,魏尔甘斯都没有作品问世。由于魏尔甘斯的小说《弗兰兹和弗朗索瓦》是一部关于父亲的作品,而媒体正在期待着作者写出一部关于母亲的书,也由于获奖小说《在母亲家的三天》的主人公弗朗索瓦·魏尔格拉夫与作者同名、且姓氏相近,同时也是一位纠缠于写作中的困难的作家。评论界据此认定此书与《弗兰兹和弗朗索瓦》一脉相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作品,认定魏尔格拉夫就是作者的替身。
乌勒贝克败北有失公允?
    在龚古尔奖揭晓之前,魏尔甘斯和乌勒贝克都是舆论看好的作家。应该说,《在母亲家的三天》一书的出版日期对乌勒贝克的作品构成了强有力的竞争。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指出,魏尔甘斯的作品“提出了问题:‘文学创作的障碍是否存在?’答案就是‘是的,存在’。这本书很敏锐。”
    不过,《在母亲家的三天》荣膺龚古尔文学奖,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评奖的一些尴尬。近年来,法国读书界、出版界一直抱怨大的出版社几乎包揽了几项重要的文学奖,并由此抨击龚古尔等文学大奖成了出版社促销牟利的工具。龚古尔奖评审委员会秘书长迪迪埃·德库安表示:“在乌勒贝克和其他人之间,我们无法选择。从今年夏天以来,人们就有了游戏已经走样的印象。” 他指出,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希望能借此表明龚古尔奖要保持“独立”的意愿。他影射的对象是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乌勒贝克是目前法国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一座岛屿的可能性》自出版以来一直摆出最有可能获奖的架势,而媒体围绕该书所做的宣传又声势浩大。
    乌勒贝克的这本小说的出版时间为2005年8月底。此书是一本为衰老所困方面的科幻小说,从出版到龚古尔文学奖揭晓已经售出二十万本,成为文学奖评奖当年销售量最大的作品之一,且一直受到了重量级的评委、评审委员会前主席弗朗索瓦·努里西埃的支持。投票结束后,对于乌勒贝克的败北,努里西埃的回答则有所保留:“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的。那是大多数(评委)的选择,我站到那一边去。那就是所有人选出的获奖者,我和他们站在一起。” “乌勒贝克没有获奖,仅仅是因为他未能获得多数票。”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回答得很简练。他还指出,评委会的决议是“严肃而公正的”。乌勒贝克一再败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伊斯兰教的猛烈抨击。

波兰发现格林失踪已久的珍贵书稿

  一位来自新西兰的日耳曼语言学家,日前在波兰一家图书馆内发现了一份失踪已久的《雅可布·格林与威廉·格林德语字典》书稿。

    据《南德意志报》118报道,在这份书稿中,格林兄弟做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并加上批注。据说,此书稿原保存于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出售,未曾用于任何文学研究。此前,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曾称,格林兄弟的这份书稿已不知去向。

    波兰的这家图书馆已向公众展示了书稿的一些照片,格林兄弟的网上论坛也已公布了这一重大发现。据悉,该书稿将在修复之后用于文学研究。

    雅可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俩都是德国著名学者和童话作家。他俩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语言学、哲学和文艺等。他们著有《儿童和家庭童话》,俗称《格林童话》,其中《白雪公主》、《小红帽》和《灰姑娘》等作品已成为世界各国儿童喜爱的杰作。

丹·布朗抄了《圣血与圣杯》?

 在连续遭到4名作家的抄袭指责后,2003年至今全球最轰动的热卖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最近又惹上了新麻烦:由畅销非虚构小说《圣血与圣杯》的作者MichaelBaigentRichardLeigh提起的版权诉讼日前正由英国一家高等法院受理,审判结果将威胁到根据《达·芬奇密码》改编的电影在英国的发行。

  在22年前合著《圣血与圣杯》的MichaelBaigentRichardLeigh,日前正以侵犯其作品版权的罪名控告布朗的出版商———兰登书屋。案件预计在下月开庭,审判结果将在改编电影上映的519左右发布。这将成为版权法案中的先例。因为它涉及到一个作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别人创造成果这一目前几乎没有明确法律边界的问题。如果审判结果如愿,原作者将可以寻找途径终止《达·芬奇密码》对他们版权的继续侵犯,这既会给书的销售带来影响,更将影响由该书改编的影片的命运。

  如果兰登书屋输掉高院的官司,只要禁令一颁布,电影的发行将被推迟数月,并只能上映一轮。影片的制作方———索尼图片社预计将损失数百万票房。更惨重的后果是,官司的胜利者LeighBaigent将可以设法禁止该书和电影的其他权限。

  上诉者称,布朗这部关于教堂阴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了畅销成人小说的榜首,但其在事件、细节和观点上,和他们的原创小说《圣血和圣杯》具有不可否认的雷同性。比如:布朗运用了他们故事的基本构架,在《达·芬奇密码》中,耶稣没有死于十字架,而是娶了一个名叫玛丽·玛格德林的妓女,并带着他们的孩子到法国重新开始家庭生活,他的后世子孙在那里繁衍至今。

  英国专攻版权法的DavidHooper律师指出BaigentLeigh提起的诉讼所具有的反讽意味:他认为恰恰是布朗的成功使他们的旧作获得了延长的销售期。“既然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杀死会下金蛋的母鸡呢?”他能想到的理由唯有:“如果他们胜诉的话,将获取电影的部分权益。”

拉登帮忙做广告滞销书成畅销书

  新华社电 “半岛”电视台19日播出了据称是“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本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书籍,这使得这本长期滞销的书籍立刻成为畅销书。中医治疗高血压获取重大成果

  本·拉登说,“基地”组织正准备对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他告诫美国人阅读一下《流氓国家》这本书或许有用。这本由威廉·布卢姆撰写的书籍《流氓国家: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指南》前一天在亚马孙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仅名列第20.9万位,而在本·拉登讲话之后,这本书的销量立刻大幅上升,在销售排行榜上的位置蹿升至第30名。

《下午茶》被美纽约图书馆收藏

   由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的《下午茶》一书,在继4月7日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后,又于11月21日被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图书馆和12月27日被美国亚特兰大图书馆收藏,并于2006年1月6日被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亚洲中东部编目,供读者查询。

    现定居美国的中国女作家罗露西(LucyLuo)在旅英期间完成的《下午茶》,以散文的形式,用一种平静的笔触,揭示了英国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

    《下午茶》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好评。

    纽约公共图书馆位于纽约曼哈顿第15大街,建于19世纪初期。它的丰富藏书,为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图书馆的亚洲中东部从20世纪20年代编目中文图书,现有中文藏书约10万册。

王晓明:对现实伸出尖锐的笔

    当曹征路先生以一篇《那儿》聚集八方视线的时候,他其实并非孤军突起。最近一年半的文学杂志上,差不多有一半小说,都是将“弱势群体”的艰难生活选作基本的素材的。即如这一组笔谈涉及的作品,《报告政府》和《十月》上的三个短篇自不必说,就是《一生世》和《谋杀》这样并不以社会批判为旨归的小说,也直接触及了现实中最令人感觉沉重的事情:穷苦人的不幸。两三年前,读者还广泛地抱怨作家,说他们钻在一己的小悲小怨里,漠视严峻的现实,可转眼之间,情形大变:作家并非都不长眼睛,文学到底还是不能自隔于人间疾苦的。

但是,将街边捡破烂的老头请进小说当主人公,并不等于便能真切地画出他的面容,就是有心替穷人鸣不平了,也依然可能嘶声哑嗓,鸣不成调。在这个重重泡沫、云山雾罩的时代,文学要想重新直面社会,踏出一条深切刻画“底层”的路,绝不是容易的事。

今日社会,已经形成了若干呈现和解说“弱势群体”的通行图式。那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里铺天盖地的“成功人士”的神话,是完全排除了穷人的生活,仿佛它根本不存在。电视屏幕上,大腹便便的官员、企业家躬身将钱款递进贫病者手中,贫病者则一律对着镜头说:“感谢……” 这一类画面将穷困者演成了慈善对象,仿佛一切将他们推入困境的社会原因,都可以顺利地消弭于施舍与受恩、“献爱心”与“分享艰难”的关系之中。房产广告对新楼盘的“安全”性能——从红外线监视设备到“24小时保安巡逻”——的反复渲染,则又将穷人暗示为可惧的对象:肮脏、粗蛮、不读书、一有机会就要爬进窗子来,手里还多半提着刀…… 最后,一种主要出自学院、尊崇“底层”的激进倾向,也在热忱的年轻人中间发展起来:“底层”不但拥有最大的社会能量,也是健康的生活伦理的源泉…… 这每一幅图式都推出自己对“弱势群体”的整体定义,而恰恰是这些定义,以不同的方式收窄、割裂、浅化、直至公然粉饰着“弱势群体”所暴露的深广的社会困局。

不要小看了这些图式,它们都有极强的吸纳能力,不但互相呼应、彼此正面或反向证明,而且将社会上许多本来与自己并无直接关系的图示、表情和分析活动,都收揽、同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譬如那些“成功人士”的形象,就愈益频繁地现身于“访贫问苦”的慈善画面的中央:正是这两类图式在各种媒体上的持续重叠,从一个方面,帮助形成了人民对于“社会公正”的普遍的误读:什么是“公正”?就是“富人出钱救济穷人”。于是,道德上沾沾自喜的慈善心理开始流行,俯就式的救济制度昂然登场,它们都被推举为社会走向良性的证明,令大家释然、安心,继续做“成功人士”的美梦。同样,报纸、电视和罪案小说对那些剃了光头、木着脸在监狱接受盘问的青年民工的渲染,会非常自然地浮上许多房产广告的阅读者的脑际,有力地诱发他们对社会现实和贫穷阶级的莫名的忧惧:到这一步,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了那些夸耀“安全”性能的房产广告的一部分。更令人意外的是,“成功人士”的神话和尊崇“底层”的激进论断,也形成了互相刺激的共生关系:正是对前者的厌恶,将许多同情被剥夺者的年轻人引向后者,而反过来,后者与“底层”现状的明显不合——想想贫穷阶级在所有社会资源上的赤贫吧,也一定会与其他因素一起,令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人,最后痛下决心远离“底层”。不仅是对弱势者的笼统的印象,也是与之配合的对社会“发展”的理智认知,不仅是从利益出发的功利盘算,也是因慈善之心而生的道德满足,不仅是名词式的抽象的概括,更是从趣味到想象的一系列感性把握的习惯:正是凭借这样的多重身份,那些呈现“底层”的流行图式和定义,结成了一张如此奇特的社会表意的大网,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触碰“底层”问题,都先会被它兜头盖住。看看最近十年的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和理论著作吧,一向以消息灵通、思考周密自任的记者、学者和评论家们,当论及“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的时候,有多少真能够突破这张网?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从都市“怀旧”、“格调”、“小女人”,到“……冲击波”和“……宝贝”这样看上去截然对立、实际却互相激引的文学时尚,又有那一项能置身网外呢?

文学就一定会被这张大网缠死么?当然不是。如果说,在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世界上,什么都遮得好好的,只有“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是捅开了一个窟窿,为当代思想提供了洞察世事的契机,那么同样,也正是这个“弱势群体”和“底层”问题,以它对作家的灵魂和才智的双重刺激,为当代小说提供了勃发活力的空间。今日中国小说的创作动力从哪里来?至少很大一个部分,就是来自撕破那张通行的表意大网的冲动;新的主题和新的故事,新的笔力和新的形式:这一切又从哪里来?至少很大一个部分,也就是来自对上述那些图式和定义的自觉的应战。从特别的角度凿开一个视孔,却让读者窥见“底层”问题的四面八方;放肆地凸显个人的偏向,却反而辟出一片天地,促使不同的声音在其中彼伏此起,嗫喏、咆哮;用细节和故事紧紧地抓住读者,令他不知不觉地静下心来,和作家一起观察、体会、想象,乃至洞察社会的巨大倾斜的秘密……  运用种种文学的方式,创建一个充满感性的文字世界,打破那些流行图式的遮蔽,深切地呈现“弱势”、“底层”困局的全部蕴涵:这不正是今日中国小说的一个重大的意义所在吗?

社会正在快速地将文学变成可有可无之物,或者是连锁书店里那种一书架一书架、看完了就随手仍弃的通俗读物,或者是除了艰涩就别无可观、除了文学教授就没人愿读的学院“文本”。这当然并非中国一地的现象,也早有不少人论证过它的不可避免。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的文学有可能幸免此难。这样说的最大理由,就来自我们正遭遇的这个全世界人都没有领教过的巨大而艰难的现实。正是这个现实的压迫和挑战,给了文学取之不竭的活力,刺激我们的作家瞪大眼睛直面人世,用自己的笔狠狠地戳破这现实。从这两年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来看,文学已经开始对现实抡圆了眼睛,读者因此有理由期望,从越来越多的作家手中,会伸出有力量刺穿现实的尖锐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