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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作家林达的新作《西班牙旅行笔记》近日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作者不仅迷恋西班牙的文化和艺术，更关注了西班牙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

《西班牙旅行笔记》是林达继《带一本书去巴黎》之后的第二本游记类散文集，该书记述了作者在西班牙旅行的经历。作者描述了西班牙既充满异域风情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艺术、人物和宫殿、教堂、城堡等文化精华及其人文及艺术价值，把上千年来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糅进自己漫游的行程，使帝王将相、战火烽烟、山川景物等一一得到了呈现。此外，作者用了大量篇幅介绍了西班牙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7部，即这一系列的终结版———《哈利·波特和致命圣人》（中文译名暂定\)，出版日期已经定在2007年7月21日凌晨0点01分，这是出版方全球儿童刊物出版、教育和媒体公司昨（3）日发布的消息。据作者J·K·罗琳此前透露的消息，大结局中将有两位主角死去。

该公司总裁丽莎·希尔顿在发布此项声明时候表示：“能够公布这一著名系列小说中的第7部的最终出版日期令我们感到激动万分。我们也和J·K·罗琳的无数书迷一样，都预测着这部新书将会有怎样的内容。”此前，J·K·罗琳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书名，并透露将在大结局中安排两位主角死去。《哈利·波特》第7部中文简体字版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告诉记者，英国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一般在图书出版前一个月就会签约，而中文版会在英文版面世3个月后出版，这也意味着中国读者将会在10月读到该系列的终结版。

J·K·罗琳的第6部系列《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出版于2005年7月16日，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籍，发行后的24小时内就售出了690万本。而所有6部《哈利·波特》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囚徒》、《燃烧的高脚杯》、《哈利·波特与凤凰令》以及《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畅销书籍。目前，单在美国出版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就已经超过了1.2亿本。

 

虽然王朔一直在谈论自己将出版电子书的事情，但昨天记者却意外获悉，一个月内，王朔的新书将通过传统方式出版。运作这本书的路金波表示，为了这本“会留在历史上的怪东西”，他付出了高得离谱的价钱。

此前王朔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以后不出纸媒书了，“我要的是付费点击这份儿。”但昨天下午，王朔在某网站接受访谈时，却无意中流露出自己马上要出书。

当主持人问这本书是否是此前媒体说的电子图书时，他否定说：“不是，谁也不要把话将着我”。王朔不愿过多谈新书的话题，虽然主持人试图跟他聊作品，他却把话题扭转到一个出版他书好几年却一直不给他稿费的书商上。

在做完访谈后，记者私下询问王朔新书的事情，这才得知他的新书将由知名出版人路金波推出。当记者笑着说是否很多出版社的人拎着钱袋子去找他时，他说：“那肯定是啊，所以我找了个给钱最多的人。”

由于王朔不愿意谈新书的事情，记者随后通过路金波了解到这本书的细节。路金波向记者透露说：“我半年前就已经在跟王朔谈，这是本哲学小说，信息量非常大，内容晦涩，有宗教和哲学方面的内容。你阅读这本小说，完全想象不到这是王朔的作品，我觉得是本奇书。但如果肯花一点时间还是能读懂的。”

路金波表示，王朔在过去的6年里并未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待着，而是写了很多东西，他从王朔这些年写出的作品中挑了一部最好的小说。据悉，这本书共15万字，除了小说，还有两个剧本的小说版，目前书名还未最终确定。

路金波网名“李寻欢”，是知名的第一代网络文学写手，曾任“榕树下”网站内容总监，2002年贝塔斯曼接手“榕树下”后，他转向幕后，做起了出版人。

路金波一向出手阔绰，仅韩寒的新作《光荣日》一书他就付出280万的版税。那么王朔的新书又会让他如何“出血”呢？

他没有告诉记者具体支付了王朔多少钱，表示这方面的说法要跟王朔商量后再对媒体公布，但他说：“这次给了王朔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别说中国，就算在美国这价格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是按美金算的稿酬。”

当记者追问怎么个“不合理”时，路金波解释说：“这么难懂的东西，在未来我要卖出很多很多本，可能才不亏，这个不合理主要是从投资角度讲的。”不过他也表示，“我们以前出版了很多畅销的东西，像郭妮、韩寒、安妮宝贝，赚了不少钱。对王朔这部作品，我们是把它当作会留在历史中的‘怪东西’去出版。”

此外，路金波还透露说，王朔要在徐静蕾网站上发表的作品跟要出版的这本书是两码事，“那个算是他的自传吧，他会把自己经历的人和事写出来，可能他觉得这个内容不太适合出版。据我所知，目前他还没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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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不惊人死不休

「以身作则」

王朔向郭敬明道歉

此前，王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痛骂郭敬明，说他就是一小偷儿。但昨天他刚刚走进某公司时，就跟大家说自己带来一个“好消息”。在接受主持人贺超采访时，谜底揭晓——原来，他要给郭敬明道歉。

“前天金丽红（郭敬明的出版人）到我家来聊天，我说你给郭敬明带一个话，道歉完事结休，栽多大的面，我给补多大的面。……这面儿我给他，我先给他道歉，我把这几天说郭敬明的话都收回。而且我本来不打算这样骂人，这也是一个习气，张口就骂，骂了以后这个范儿找不着了。今天金丽红跟我说了，允许人家孩子犹豫两天吧，我真的很高兴，一下子就找到说话的范儿了。同样的话我不用说这么恶劣，不用伤害人家的话说。”王朔说。

他还奉劝郭敬明不要背着包袱：“郭敬明岁数很小，我二十几岁可能还没有发表作品。你还比我早发表作品，你前途远大，背这个包袱很大。您看很多老同志，背一辈子包袱，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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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传闻」

徐静蕾为王朔买房

关于王朔和徐静蕾的恋情的消息一直在坊间流传，双方没有任何一人证实。但昨天王朔在回骂作家邱华栋时却无意透露，自己的房子是徐静蕾给买的。他表示自己并没钱，这几年是靠朋友接济过来的。

此前，曾有一篇名为《美女导演徐静蕾与某作家酒店偷情当场被抓》的报道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文中说一个叫周瑟瑟的作家与徐静蕾开房。在昨天的访谈中，王朔捎带着把周瑟瑟也给骂了。“还有个叫周瑟瑟的，说什么跟徐静蕾开房，有机会你们把他叫我跟前来，他要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抽死他。”

80后写手张一一曾在博客中惊曝王朔吸毒一事，王朔自然也没放过：“那个张一一不是说我吸毒吗，他要敢听我就敢跟他聊，现在你们就请来，一个人不敢来，来一捆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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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表态」

“你们蹲着，所以看我高”

王朔在聊天时，谈到自己以前一个朋友，现在生活得特别惨。见到他时说自己不愿意找他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他特高。“我听了这个话以后太难受了，我怎么了，怎么两个人就变成不是一个阶层的了。我听不得这种话。”

主持人也表示跟王朔在一起觉得他高。王朔反驳说：“那是你把自己放低了，蹲着看当然觉得我高。你看别人的作品，只要你能看出缺点，就说明你比他高。没有完美的作品，《红楼梦》也有缺点，也有啰嗦的地方。你看了别人的作品如果五体投地，那以后就不要写。”

谈到自己的生活，王朔流露出一个49岁男人的心声：“我没有享受生活，生活本来也不是给你享受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你千万把我当成一个人，我碰到的问题会比你们多，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每年都会有亲友去世。一代人都会前后脚死，谁也不要想流芳千古，没有千古。”

 

作家格非凭借“人面桃花三部曲”第二部《山河入梦》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报近日对他进行了专访。在与本报的对话中，格非透露了创意的由来以及背后蕴含的深意与独特性，力求探察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寻找“乌托邦冲动”与“真实存在”之间的隐秘通道。

周报：你的三部曲皆以20世纪的不同历史阶段为背影，且呈递推之势，是否有打算把它们写成为一部记录20世纪进程的“史诗”系列？

格非：史诗不敢当，写它的年代也过去了。虽然现在没人再去写史诗，但是这样的梦想依然存在，作家当然希望尽可能深刻地表现他的时代，去描绘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我也有这种冲动。但我不会采取过去编年史的写法，而是想用完全个性的手法，来勾勒一个大的变化。这仅仅对个人的意义而已，具体的历史走向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能否写成史诗，倒是没考虑过。

周报：小说中的一些对白以及人物，如乱用成语的司机小王、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郭从年、神秘而可怕的代号101，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也是你一贯先锋性的表现。这些对于你最终选择悲剧性结局有怎样的联系，是否想借此表达对特定时代的特殊思考？

格非：所谓的荒诞可以理解为现代主义的方法，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以前我专门受过现代主义的训练，作为写作的资源，我不愿抛弃掉。而且我希望把小说中各种各样的资源，包括中国传统叙事、西方现代主义手法都容纳进来，自然就有一些变形、荒诞的成分，这是形式方面的考虑。其实荒诞的东西并不神秘，生活中许多事都隐藏着荒诞的成分，比方说，如果有个人算命说你会被老虎吃掉，可能吗？城市里除了动物园根本就没有老虎。但是就有一个人真的被吃掉了，那是一只被人饲养的老虎。所以对于生活，完全是看具体的人如何看待，有些事物只是作家发现了其中的荒诞，凭借创造力将其表现出来，卡夫卡就是这方面的名家。我写荒诞，也只是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与结局也有一定的关联。

周报：写作《人面桃花》之前，你已经近十年没有发表长篇小说了，主要原因是什么？此外，你对当前的小说艺术现状总体上持何种看法，尤其是良莠不齐的小说层出不穷的情况？

格非：现今社会的变化特别剧烈，90年代写完《欲望的旗帜》，我想去寻求新的角度，也需要自己停一停。那时压力很大，观察、描述现实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疑虑，看不清楚，又不太愿意重复以前的东西。这段时间是自己付出的代价吧。

时代的变化触目惊心，原来不敢想的都在发生，这个时代确实提出很多新的挑战和命题，丰富性也超越了想象。当前的作品对于变化的中国缺乏优秀的描写能力，读者也都受制于消费性的阅读，跟功利化的价值系统的蔓延很有关系，因此我对90年代后的作品总体上很不满意。

 

中国大陆20多名国际笔会成员作家遭当局劝阻或禁止，无法前往香港参加两岸三地笔会成员会议。

这次周一结束的会议议题包括流亡作家、女性作家、审查制度、互联网出版与版权。

无法成行的作家包括当年中国知名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以及著名异议作家刘晓波。

章诒和并非独立中文笔会成员，这次本拟作为特邀作家与会。

章诒和女士的《伶人往事》一书前不久遭中国新闻出版署禁止出版，章诒和曾为此发表公开声明抗议。

国际笔会对法新社表示，这次有不止一位官员跟章诒和打招呼，希望她不要去香港赴会。

“外松内紧”

国际笔会说，中国当局的上述做法凸显了该国言论和出版自由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国际笔会对中国限制作家写作、旅行和结社的关注。

新年伊始，中国放松了对国外媒体记者采访的限制，但随后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宣布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

国际笔会有关人士说，中国这种对外放松，对内收紧的手法向外界发出了”混合的信息”。

在北京的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接受BBC中文部采访时说，禁止某些书籍的出版已经成为当前中共统治的一部分。

他认为，这次的出境禁令矛头所指是独立中文笔会这个中国自由作家和记者的权益组织。

国际新闻自由监督机构”无国界记者”虽然承认中国的状况有所改善，并得以访问了中国，但仍把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列为全球倒数第五。

 

自首报告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政务官该怎么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么办？

当二零零六年底马英九的特支费成为一个司法事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首长特支费中不需收据的那一半，可能并非首长薪水的一部分而是公务费，不能汇入个人薪资。马英九，可能因此被检察官起诉。罪名，可能是贪污。

我太惊讶了。从一九九九年秋天踏进台北市政府成为台北市的首任文化局长开始，我的特支费的一半，三万四千元，就是每个月直接汇入薪资账户的。秘书作业自动处理，没问过我，也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还有其它的可能做法。我倒是记得跟公务员同仁有一段对话。拿到第一张薪水单时，非常惊讶，发现原来台北市政务官首长月薪才十万块上下，跟她每天至少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数和巨大的政治压力还真不成比例。我笑说，“比我的稿费还低。”

同仁笑答，“还好特支费的一半可以补上一点点。”

议会，有一年，因为“龙局长”不“合作”，所以通过决议删除她的特支费一半，“以示惩罚”。

是否有例外，我不知道，但是在我个人身为政务官的经验里，显然公务的惯常作业把一半特支费当作政务官的薪资补贴；监督政府预算的议会，把一半特支费也当作首长的酬劳，可以拿来作为“惩罚”官员的筹码。官员自己，譬如我，要在离开政务官的职位四年之后，透过马英九的案件，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叫“贪污”。

我自诩是一个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人。上任第一天，就把自己欧洲家人的三个电话号码亲手交给秘书，清楚交代：凡是这三个号码的电话费，请从每月电话账单里一笔一笔挑出来，我自己付账，不用公款。访问文化局的海外贵宾络绎不绝，往往不愿意接受一般制式纪念品而希望得到局长签名的书，累积下来数量非常庞大而且昂贵，我用自己的薪水去购买，不用特支费，因为，“局长”龙应台不能图利“作家”龙应台。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如果马英九因为那一半特支费汇入薪资而以贪污罪起诉，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们六千五百位历任和现任的政务官该怎么办？或者说，在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里，一个好的公民该怎么办？

找出法条翻到“自首的定义”：

指犯罪人于犯罪未发觉前，向有侦查权之机关（如检察署、警察局）或公务员（如检察官、警察等）自动陈述其犯罪事实，而接受裁判者。

“自首的方式”，可以去检察署按铃，但是“口头陈述或书面报告均可，书面报告不以表明自首字样为必要”。所以，这篇文章，就是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向全民的“自首”文件吧。

迷宫的出口在哪里？

马英九案对于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然而，我一个人或者六千五百个人的“自首”可以激活技术层面的司法程序，但是它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道德不能处理法律问题，法律又不能处理政治问题。当道德、法律、政治纠缠不清，真正的价值因而混沌不明的时候，急切的我们就很便宜地把责任放在司法身上，以为司法可以提供终极的答案。可是我们明明知道，飞机时刻表可以标出台北到罗马的里程和时速，告诉我们一天到不到得了罗马，但它绝不可能为我们判断我们该不该去罗马、罗马是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法的执行者固然必须谨守他的位置，捍卫他那一个位置不可动摇的基础价值，但是社会作为整体却需要一个超出单一位置的高度。白老鼠走不出它的迷宫隧道，因为他自始至终在迷宫隧道里打转，没有高度，就无法综观全局，看见出口。我们在司法的技术解读、蓝绿的选举盘算、“统独”的玩弄操作的一条一条隧道里一遍一遍地打转，奋力追逐自己的尾巴，以为那就是目标。

马英九案对于我们的社会所提出的真正问题是，我们眼光的高度要放在哪里，才能在复杂混乱中看见出口？

谁在乎马英九？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零零八的历史里面，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

我一向不回答任何关于马英九的探询。利用跟一个公众人物共事而得到的近距离观察和了解来对外销售“权威消息”，我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是今天似乎已经走到一个历史的岔口：如果马英九被起诉，如果马英九因为自己的“道德洁癖”而决定退出二零零八“大选”，这样一个人，作这样一个决定，在台湾民主的进程中，又意味着什么？

我无意为马英九背书。善良的李远哲所经历过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令人深刻戒慎恐惧的教训。结论是，很多政治人物都是在权力的测试之下，才在午夜变成怪兽，第二天早上穿上西装去上班。如果有一天马英九被权力腐化也转化成一个权力怪兽——我现在、未来，都拒绝为他负任何责任。每一个人要为自己那一张选票负责。

谁在乎马英九？但是台湾的未来，不能不在乎。这个政治人物在或不在二零零八的历史里面，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是在今天特定的语境里，我认为谈一谈我所看到的马氏人格特质，以及这个人格特质和民主文化的关系，可能是有历史意义的。而今天的特定语境就是，在历经坎坷之后，人们开始普遍接受这样一个逻辑：政治是一种诈术，毕竟需要手段，“不粘锅”、有“道德洁癖”，不与人利益均沾，不讲究“江湖义气”，不懂得“你搓我的背，我搔你的痒”，不善于利用公家资源交换人情，就不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的领袖。

这个逻辑，应不应该被质疑？

天下为“公”

在选战开打、满城疯狂的时候，我难免心惊肉跳，倍感压力：这是个不公平的竞争；马愿意尊重我对文化独立的坚持，换来的可能就是输掉选举。可是这个坚持，又是一个不能妥协的坚持。

我不知道马英九有没有做这个或做那个的能力与魄力，但是，我们共事时，曾经发生过这几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印象之一。在一次“总统”大选中，一向拒绝参与任何辅选活动的我，在半夜接到一通电话，是某一位候选人的竞选主要干将。打电话的目的，他说，很紧急了，是希望我为那位候选人写一篇文章。

我极为恼火地回答说，不写。而且，这么晚打电话，是极不礼貌的骚扰。

第二天，见到马英九，我怒气冲冲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微笑不语，然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一直有各方压力，认为作为他的属下的我，理所当然应该为他的阵营辅选，他应该给龙局长压力，但是马一口回绝，“龙局长不会愿意的，连试都不必试。”因为不断地被他挡住，所以才会有那个半夜的突兀电话。

印象之二。市长室官员交代下来，一份公文就从我的科员那儿一路盖章签上来，最后到了我桌上，看得我直皱眉头。原来，某月某日某经济园区落成，市长要去剪彩了。为了剪彩的风光，市长室请文化局责成下属美术馆配合剪彩时段，在该园区办一个美术展，同时，请文化局安排现场表演节目。

我在已经盖了好多“拟办”章的公文上批：

1.美术馆展览属艺术专业范围，自有其严格规定之专业流程，不宜配合市长剪彩“演出”。

2.文化局对市民负责，非市长幕僚。安排表演活动目的在培养市民美学则可，在“配合”市长剪彩则不可。以上事宜由新闻处幕僚单位出面作业较妥。龙

公文批好了，我把科员、科长一路到主秘都请来局长室，拿着白纸黑字的批示跟同仁沟通观念：文化局是独立的，负责对象是市民，它不是市长的化妆师。文化官员应有此基本认识，从最小处就不容许文化为政治服务，以免将来的掌权者公私不分，职权滥用。以后再有这种指令，比照办理。

谈完后，同仁离去，主秘却不走，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有话要说。

他极坦诚地告诉我这“小白兔”：“局长，您的理念我完全了解，而且赞成，但是，能不能不要形诸文字，因为公文复阅，回流的一路上每个人都会读到，给市长室的人难堪，就是给市长难堪，不太好。官场还是有官场文化的。您还是让我去用电话表达比较好，原批示可以擦掉。”

我默默看着这资深公务员大约足足两分钟之久，心中深深感动，他如此细致而诚恳地卫护一个“误闯”官场的人，怕她受伤害。思索之后，我说，“明白你的细心，但是，如果不落文字，这一路上旧观念的公务员不会认识到文化行政独立的重要。有白纸黑字，才能让公务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吧，包括市长室的公务员。”

主秘拿着公文起身离去，“而且，”我说，“我有信心马市长自己也会支持这个立场。”

我其实并不知道马会怎么反应，但这是个很好的考试吧。当天晚上，跟市长通电话，我把这个批示原原本本道来。他静静听完，轻松地说，“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啊。这种观念是要建立的，很好。”然后开始谈别的公事。以后，文化局再也没有接到过类似的指令。

在选战开打、满城疯狂的时候，我难免心惊肉跳，倍感压力：这是个不公平的竞争；马愿意尊重我对文化独立的坚持，换来的可能就是输掉选举。可是这个坚持，又是一个不能妥协的坚持。我就在这样的矛盾中度过和马共事的三年半。

突然少掉一个选择？

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我一点也不在乎马英九个人，但是少掉一个选择，对人民是一种权利的损失，路，又变得更窄。

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在观察欧洲战后的新民主时，曾经说，徒有民主的架构是不够的，因为填到架构里头去的，还是你自己的传统的文化。如果传统文化长不出民主的新精神来，那个架构是没多大用的。台湾的民主饱受考验，人民备受煎熬。在选举的民主框框里，填进去的仍是卖官鬻爵、利益输通、公器私用、钻营逢迎的文化，在其中如鱼得水的仍是那种传统的善于结帮拉派、相互哄抬的江湖人物。

问题来了：在这样的气氛、语境里，马英九这一个政治人物的品格特质，应该被怎么看待呢？我们应该把结党营私、互通有无的江湖帮派做法看做政治的正统而批评马英九的“清净自持”是一种不懂权术、昧于现实的政治幼稚病？还是把马英九的特质里对于“公”的固执看做一种现代公民社会的重要价值，可以坚持，值得追求？

所以马英九案，并不只是一个司法案件而已：“马英九现象”所逼问的是，我们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的未来，究竟像什么？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想象，究竟是什么？我们相不相信现代化的优质民主真正可以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土壤里生根？在这一个高度定住了，清楚了，我们才能决定自己对马英九这样的政治人物，要如何对待。他的可能退出“大选”，对台湾的民主进程是得到，还是失去，还是无所谓？

马英九的进退，不仅只是“蓝营”的事，就譬如民进党的革新也不只是“绿营”的事；台湾的生存需要优秀的政治领袖，需要优秀的政党，马英九和民进党都是整个社会太珍贵的资源。马英九有没有能力做大政治家，开创台湾民主，影响华人世界，这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我不知道，不背书，不讨论，但是，如果为了一个荒谬的特支费而使台湾人民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少掉一个选择的可能，令我不安。我一点也不在乎马英九个人，但是少掉一个选择，对人民是一种权利的损失，路，又变得更窄。

深情、承担、责任

如果是出自对于台湾这块孕育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担和责任，有什么阻碍是必须畏惧的，有什么失去是需要担忧的，有什么忍辱负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因此我对马英九的所谓“道德洁癖”，是不以为然的。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而退出“大选”，是不是把那个微小的自己看得太重了？难道马英九不该和我们任何一个公民一样，关心长程的台湾的民主未来，而不是马英九的一己形象？跟台湾的前途比起来，个人形象算什么？

台湾的民主，在大历史坐标上今天走到了哪一个位置？未来对台湾，尤其在两岸关系里，隐藏了怎样严峻又可怕的挑战？这些严肃的问题逼在眼前，竞选二零零八，难道是为了个人仕途，而不是因为对于台湾筚路蓝缕的历史和它艰辛无比的前途，有深情，有承担，有责任？如果是出自对于台湾这块孕育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的深情、承担和责任，有什么阻碍是必须畏惧的，有什么失去是需要担忧的，有什么忍辱负重是不能扛起的呢？

历史，需要人来承担。人不同，历史往往就走上了另一条路。我希望台湾多一点选择——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台湾人在迷宫里实在努力得太久，太累，太伤了。我们需要，迫切需要，一个宽阔的、从容的未来。

 

中国最近“禁书事件”引起两岸知识界高度关注，率先声援“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的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否认禁书只是“为了面子”，禁书是事实，事态发展显示抗争已有成效，有关部门今后不能再“肆无忌惮”。

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北京作家余杰、台湾诗人余光中等作家近日齐集香港，出席以捍卫表达自由为宗旨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剧本“假如我是真的”而闻名的沙叶新一月发表支持章诒和的声明，成为学界声讨新闻总署的第一炮。

他接受香港“明报”访问时表示，新闻出版总署下令禁书，是给刚刚在中国全国文联大会上强调作家要说真话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脸上抹黑”，“我认为沉默是一种耻辱，在中国作家协会一言不发的时候，我应该出来说话”。

沙叶新认为，抗争行动已经对新闻出版总署造成压力，态度出现变化。例如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王府井及西单的商店已经在显著位置出售“伶人往事”，甚至配有介绍牌。

他认为，近日总署某负责人否认禁书是“为了面子不得不说的回应”，无论如何，今后他们在处理类似事情上，不能再“肆无忌惮”，“这是进步的表现”。

已经两年不能在中国出书的余杰表示，这次禁书事件和去年的“冰点”事件是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具体事例。他们以温和而坚定的方式，用理性捍卫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加上体制内人士和港澳台的声援，这都值得赞赏和肯定。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如果说，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在根本上源于维护政权利益和权贵利益的自私考虑，那么，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就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羡慕美国的自由、富足和强大

在中国大陆主流民意中，美国形象也存在着国内制度和国际行为的分裂。仅就美国的国内制度而言，大陆人认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国度，所以，美国是大陆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黑术的清醒透视。这种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甚至可以从江泽民动不动就引用林肯、杰弗逊的名言中看到。而反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新左派，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

同样，在外国人对中国评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无疑排在首位。在中国，从中共高层到各界精英，都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肯定性评价。中共高官希望访问美国和得到美国政要的青睐，经济界人士需要得到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肯定，知识界人士也非常受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及正面评价，甚至那些反美的新左派也把在美国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或演讲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其他如，出国留学的人是否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产品是否风靡美国，汉语作家是否得过美国的文学奖，中国电影是否入围奥斯卡，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是否在美国市场成为名牌，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美国体育界的承认，在美中国人是否取得了成功，甚至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否影响过美国人……皆是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于是，在江泽民访美的频频作秀的带领下，中国的各类精英也纷纷上演“征服美国”的爱国主义壮举，国人在美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值得炫耀的资本，甚至美籍华人的所有成就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的成就。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央视评选的十位“2002感动中国人物”中，海尔总裁张效瑞和姚明作为民族英雄而双双入选，而两位入选者皆与在美国的成功故事有关：海尔集团不顾成本高昂而在美国的设厂，成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队获得首发中锋的位置，成为“中国高度”征服NBA的象征。

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怪诞，甚至发展为大陆媒体和某些名人的公开造假。比如，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美国西点军校自发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等等，曾经见诸于中国的各大媒体。再比如，许多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伪造在美国的高学历和成功资历，最著名的影视作品是《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现实人物当数吴征杨澜夫妇。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国的“野鸡大学”的莫须有的博士头衔来镀金。

对于国人来说，得到美国的正面评价会产生双重效益：一来可以成为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二来可以作为在国际上表现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资本。国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虚荣，使其评价标准在逻辑上变得极为怪诞：因为美国是世界的超强，所以在美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超强的征服，而对世界超强的征服也就是对世界的征服。

（二）嫉恨美国的全球超强及霸权

然而，就美国的国际行为而言，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就是魔鬼撒旦：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象征，是不遵守国际法和不尊重弱国主权的蛮横的国际警察，依靠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话语而四处干预和挑衅。

如果说，在海湾战争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美国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间对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态度与中共政权相反，认为对付萨达姆这样的国内暴君和国际流氓，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富有国际道义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93年申奥失败和银河号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科索沃空袭期间中国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国就由捍卫国际正义规则的秉公执法的警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肆意破坏国际法的恶吏。

在大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霸权逻辑，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野蛮的丛林规则行事，是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尊严的侵略者，也是不尊重其他大国的意见和联合国权威的国际霸主。

所以，当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之时，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许多国人对9.11悲剧表示出难以抑止的幸灾乐祸，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和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 “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当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者先是希望阿富汗成为第二个越南，继而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反对美国的倒萨之战，自然也盼望从此导致西方联盟的内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他们认为，倒萨之战的后果不是美国霸权的加强，而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袭击。

然而，谎言的强制灌输所导致的仇恨及冷血教育的成功，受毒害的不仅是只能被动接受灌输的民众，更是灌输者和教育者本身，以及一个民族在道义底线上的毁灭。一个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当作为信仰而殉难之“圣徒”来崇拜的庞大群体，一代视本。拉登、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为民族英雄的年轻人，一个让“超限战”这类高科技的流氓战争观念广泛流行的社会，一旦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执政者面对的就不再是八九运动式的理性、和平的非暴力群体，而是类似文革造反式的非理性的仇恨发泄和暴力扫荡。

近年来的大陆知识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化思潮非常流行，其特征之一，就是把现代与传统、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中华民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把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及化发展，转化为世界的单极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软性殖民；用价值相对主义来消解自由主义价值的普适性，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供的理论启示，制造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民族仇恨；他们把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称之为西方的制度性霸权。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八国会议是经济制度霸权；北约、美日韩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军事霸权；欧洲三大电影节、、诺贝尔奖、美国的奥斯卡电影奖、格莱梅音乐奖、伊文思体育奖、威尼斯双年展是文化霸权等等。但是，我认为，由西方确定世界的主要游戏规则这一现实，在根本上不是由于单纯的经济优势，而是因为道义优势。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被全球公认的准国际法，其基本原则无疑是西方各国宪法的国际化，早已证明了西方文明的道义优势。否则的话，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宪章应该是苏联宪法的翻版，阿拉伯的富翁们才应该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这样，美国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帜，另一面是霸权的撒旦。在国内政治中堪称民主典范的宽容政府，却在国际政治中变成了盛气凌人的霸道强盗。这种负面评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国的广泛民意支持所在。

 

2007年，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我却受到共和国的警察拦阻，未能踏上这片自由的土地。

2月1日，我乘坐上海南开往深圳的L139次列车，终点是深圳罗湖口岸，过了关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自由港——香港了。在旅途中，接受香港《明报》记者王争鸣先生的两次电话访问，我告诉他尚不能确定能否顺利出境，如能顺利出境我们就可以在香港丽豪酒店和南国海滨旁的北泉涌度假营碰面了。

2月2日下午4点多，我和另外两名大陆居民走出深圳火车站，在他们的指引下，我跟随着，排队等候深圳边防警察验证通关。前面的人都很顺利，等我接受验证时，一年轻女警察（大致姓李）很迅速地发出一个指令，很快就有一个男警察赶过来，拿走我的中国港澳通行证，把我叫到一个小间里坐着等候。这个时候，与我同行并热情为我引路的夫妇俩还在等着我，我抱歉地对他们说，你们先走吧。不到一分钟，又陆续有警察把我叫到他们警察使用的一个有电视的大房间里继续等候，其间有警察前来取走了我的居民身份证，还有两警察分别在我两边不远不近地坐着，没有人找我谈话。偶尔有警察过来要求我把两包行李放在指定的地方，这个时候我问他，（去香港）能否走得成？他说”有可能走不成了吧”.之后继续等，不知道他们是打电话查实，还是等候上面的指令——我也不清楚这个”上面”是谁？大约等候有40多分钟的样子，这个时候有一男一女两警察，印象中有警察的警号是”42447″，通知我”你这次不能去了”，我询问什么原因，他们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在身上”，我继续询问”你们是接受杭州的警察指令吗”，他们说”是的”，我又问”深圳是听中央的，还是听杭州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隶属于杭州，为什么要接受杭州的命令呢？他们还是说”你可能有什么事情，所以走不成”.于是，我直接告诉他们，我身上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处分，也没有民事纠纷，只是写写文章而已。但他们还是把我带到当初经过的通道退回大陆去，把港澳通行证和身份证还给我。我告诉他们，我去香港，本来可以看看迪斯尼乐园，逛逛香港的书店，会见友人，可惜都成了空。我又要求他们给予出具书面的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去香港”，他们说”没有书面的说明”.这意味着我打官司起诉他们都不能成立。就这样，我前往香港的自由就被非法剥夺了，他们没有出履行合法的程序和给予合法的”不予出境”的书面说明，更没有告知我如何进一步上诉和依法维权。

香港，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但针对大陆来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外”了，我作为大陆居民，有宪法赋予的各种自由，但去香港旅游、会友和购物的自由却被边防警察给剥夺了。这里非常清楚的是，倒不是香港边防一个单位不让我进去，而是深圳边防把我控制住了，他们接收的却是杭州方面的指令，真是一国”两治”：杭州、深圳”双重防治”我去不成香港，因为杭州方面的手没有那么长，必须有深圳方面的配合——当然，这上面可能还有更高级别部门的默许。

访港不成，我就把消息告诉了已经到达香港与会的余杰先生，请他转告笔会亚太会议香港中心，把我受阻的情况转达，并祝大会顺利召开。本来我还在香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旅游和基督教方面的访问活动，却都因为警方的非法干涉而成空。

2月2日晚上，我与深圳赵达功先生聚会，得知赵先生同样因为赴香港受阻而被迫改变一次前往北方的旅行计划，赵先生在边防的经历和我是一样的，只不过，他所等候的时间比较短一些，而我是耐心等候了四十多分钟。

2月4日，我从深圳返回，途中接到余杰的消息，得知国际笔会二○○七年亚太地区会议2日已在香港顺利开启，来自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地区）的120多名作家参与了该次盛会，大陆方面参与者包括上海剧作家沙叶新、著名记者高瑜等，中国作家协会身兼的国际笔会中国笔会未派人参加，台湾诗人余光中也亲临其中。余杰还告诉我，国际笔会会长格鲁沙在致辞时特别提到，我原本打算参加该次会议，但却在出境罗湖关卡时被限制，以致无法顺利来港。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前面非常遗憾，但现在非常感谢。

由于这次国际笔会亚太区会议，是首次在大陆南端与深圳一关之隔的香港举行，又由于2007年中共召开17大，所以敏感程度很高，以至部分大陆代表不获准赴港出席，据我了解的就有多人不能前往，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赵达功、小乔、刘水、秦耕、温克坚诸位，还有作为观察员应邀的庄道鹤等。此前，其中一些笔友还陆续接到各地公安国保没有书面法律文书的”非正常警告”，要求他们不要这个时候去香港参加笔会有关的活动。

本来，胡锦涛先生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立法治政府，可是有关权力部门却没有依法保障大陆作家到香港聚会的自由，而是限制这个自由。如果他们必须要限制这个自由，那么就请你出示法律文书，并还要保障我通过法律手段或法律途径讨回我这个权利，否则就无法体现中国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是人治，也是专制。

请有关警察先生认真想一想，公民也可以拿法律作为武器来维权，尽管公民维权难上加难，但只要有信心，甚至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就足以盼望到民主、自由和法治所保障下的推倒人治、专制的那一天。

任何政府，合法的政府，都应该有义、有法、有理、有道德的，而不是不义、不法、不理、不道德。不义就是不坚持公义，不在公义中；不法就是不坚持已经颁布给天下人遵守的正式法律，不在法律中，不受法律的制约；不理就是不讲道理，把自己排除在真理之外；不道德就是不在道德中，就会破坏道德，乱了章法，混乱人心。圣经《罗马书》里有句话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只有叫作恶的惧怕的掌权者，才可以让人顺服。而那些让行善的惧怕的掌权者，其实违背了公义和真理，更是违背了民意，破坏了社会和谐和天下大同，怎么会令人顺服呢？

顺服掌权者，就是民意对掌权者有要求，有制约，不要违背了掌权者自身的合法性。美国历史上成为最伟大总统之一的林肯，曾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中提出这么著名的一段话：人民的政府，民有，民治，民享，也就是”人民的政府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意思（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按照中国与时俱进的说法就是”权为民所用授，权为民所用”.如果一个政府部门，违背了这个公共属性的根本，那么这样的部门不但没有公信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作家章诒和

围绕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禁止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等八本书的风波并没有停息。这一事件除了在海外媒体引起抗议风潮之以外，在中国大陆内部，目前引发越来越多的学者和一些共产党老干部对章诒和等表示声援。

*禁令不形于文字 怕秋后算帐？*

据香港明报报导，前新华社副社长、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现年89岁的李普发表声明说：

“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通过所谓通气会，再次口吐莲花，一口气又查禁8本书，而不是用发文件或其他文字形式表达行政意愿，是一种心虚表现，是怕日后形势变了被秋后算帐。做法与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针锋相对，更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背道而驰。”

香港明报援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的话说:“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呼吁有关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出版署否认*

在海内外的巨大压力下，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员通过海外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对禁书的风波进行了解释。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负责人在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表示：“不存在查禁的问题，这次我们一本书都没有查禁。”

联合早报援引该负责人的话说：“没有所谓‘八本禁书’的事情，但是确有五本书在会上被点名批评，包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因为有读者投诉该书美化了侵华日军。湖南文艺出版社因出版《伶人往事》，在这次会议上也受到了批评。”

*央视强调出书多*

中国问题观察家还注意到，中央电视台在禁书风波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之际，在1月30日晚的《新闻联播》特意播放一则新闻，说中国出版事业在2006年蓬勃发展，发行了大量的新书。有中国问题观察家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解读为变相对新闻出版总署正名。
　　
联合早报分析说，官方谨慎的回应方式显示，当局相当重视外界对事件的看法，试图厘清事实和说明立场，同时希望平息舆论因这起事件而认为中共正缩紧言论空间的疑虑；可是事件估计并不会因此而告一段落。

*胡平：官员理亏心虚但依然严控*

总部设在纽约的刊物“北京之春”总编辑胡平认为，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收回禁令，是海内外压力的结果，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解读为中共愿意实行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

“我想当然和海外的压力有关系。章诒和作出了非常强硬的反应，另外，包括国内的学者，作家，海外舆论，都有很强烈的呼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次点名点姓提到邬书林，过去这种事情，当这个问题这么鲜明的提出来，而且落实到个人的头上，这就对当事人本人形成很大的压力。使得他显得很不光彩。

“现在的中国毕竟和四人帮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了。中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完全是混乱的。一方面，要坚持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他们也知道世界潮流是什么。不像过去的共产党官员，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相对抗。所以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总是理亏心虚。但是实际上，他们不会因此而放松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

“所以最高领导人讲的话总是含糊其辞，既要给你一种比较开明的印象，同时又不是真正要兑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作者抗议*

据香港明报报导，显然这个事件并没有完结。章诒和斥责新闻出版总署的回应是“睁眼说瞎话”。章诒和的律师也表示出版总署的解释“自相矛盾”，强调当局的查禁行为是违反宪法的。

另一本被查禁的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作者，中央电视台编辑朱凌表示，她将在自己的博客中连载禁书内容，以示不满。

 《人民日报》前资深编辑、被禁书《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的作者袁鹰在沉默多日后也公开说话。香港明报援引他的话说：”出版署有他的权力，我有我的自由。”

*出版社证实*

针对新闻出版署负责人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独家采访的时候声称一本书都没有禁，一些海外媒体分别向禁书事件的多间中国大陆出版社查证，他们都证实有查禁的消息，有的出版社甚至遭到扣减书号的严厉处份。

出版禁书《沧桑》的上海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对明报记者表示，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要把出版的《沧桑》全部回收销毁。 出版《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的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负责人称，已经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了有关处份，领导和责任编辑写检讨，奖金被扣发，今年的书号也要被扣去百分之二十几。出版章诒和《伶人往事》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对明报坦言，《伶人往事》虽然没有被强行下令回收，但上边已发话“不能再版”。

*书在卖≠未查禁*

有听众写信说，目前，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仍然可以通过邮购买到。一些海外媒体驻京记者在北京的西单图书城和王府井书店仍然见到有库存的《伶人往事》待售。章诒和的律师浦志强表示，书本继续在卖和书本被查禁是两回事，《伶人往事》禁止再版，就是一种查禁行为。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说，这一事件的发展超乎原来的预想，到目前为止，反映出中国官方试图同民间舆论互动的一种谨慎尝试。

联合早报认为，无论是诉诸法律或是通过说理，官民在过程中的对话和碰撞都是学习和经验的累积，而言论空间必然要在这个拉据中切割出更大的天地来。世界对北京奥运和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各类想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观察政府如何应对问题。妥善处理禁书事件对于官方而言，意义恐怕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