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病人为什么吃不起药?

 

去年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40%以上的患病者不去医院就诊,而更多的人甚至生了病,连吃药的钱也不愿付,或者根本付不起钱。生了病不去医院看病、不吃药,那不是明明在等死吗?原因在哪里?首要的原因当然是无钱就医、服药,很多穷苦的人,包括贫苦的农民、城市下岗职工等,连孩子读书的钱都缴不起,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那生了病就只好强忍着了。其实,药费太贵更是个直接的原因,普通民众买不起药就成了一个普遍现象。近年来民众对医药费的持续攀升早已是天怒人怨了,据网络民调,老百姓最痛恨的几件事分别为官员贪污腐败、医疗费用太高、教育乱收费等。所以,看病难、药费贵成了老百姓最痛恨的社会弊端之一。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那是因为药品后面的黑心人的种种行径促成了中国市场上药品费用的狂飙。这里所说的黑心人主要是两类,一类是那些无良的药品生产商以及与他们一起的药贩子,另一类就是手中握着药品生产、监督大权的政府官员们了。

近年来,医药市场的混乱让人触目惊心,有几个现象令人不解。一是一个人去医院看病,医生往往给你开出一大堆药,好象医生成了药商的推销员。如果你请教一下有良知的医生,他也会告诉你,按病情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药,但他偏偏要给你来个“大包围”,花费了冤枉钱不说,据统计中国每年因为服用抗菌素而致死亡的人就有好几万。再者,一个人生病要住院动手术了,那就更麻烦,必须先给住院医生送红包,否则,有你的好看。而病人给医生送红包还是小数目,医生收到的大红包则是来自药商的推销人员。药品推销员按照医生开出的药品数量的多少来支付给医生回扣,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恐怕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出现的现象,但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大张旗鼓地进行着,虽然也有过大张旗鼓的反对,甚至公布了一些无良医生的名单,但仍无效果。其结果就是药商将红包的支出最后转嫁到病人的头上。曾经在报纸上读到一位药品推销员的忏悔,他说虽然他的推销员职业收入颇丰,但他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这种药品生产商和医生的联手,导致了药费的增加,从而加重了病人的负担,尤其加重了贫苦人家病人的苦难。所以他最后宁可辞退了这份职业。

其实,这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黑暗的一面就是药商和官员的权钱勾结。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的“落马”以及其属下两位司长的被刑拘,才使这个成立不到十年的国家权力机构的黑幕以及令人发指的恶行逐渐曝光。据媒体报道,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那位经常爱流眼泪的温总理采取了少有的动作,要求监察部在这次会议上就郑筱萸案作出汇报。郑案也被定性为“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然而,作为国家药监局局长的郑筱萸难道仅仅是失职渎职、以权谋私吗?实际上他的更大的罪恶是谋财害命!

人们都知道药品的质量关系着人们的健康,更关系到病人的生命。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去年在中国出现了几次假药害死人而震惊全国的事件。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安徽欣弗出产的药品都夺去了病人的性命,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表面看,是药品夺取了病人的生命,其实隐藏的问题更为严重。

人们都知道制药企业是个高盈利的行业,一些企业不论有没有条件都去想生产药品。但药品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投放市场是一条很长的产业链,应该遵循严格的程序,必须保证上市的药品是严格合乎质量标准的,也就是说应该有个政府部门负责监管上市药品的质量。美国是由FDI(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督管理,而中国就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监管。一般的程序是,在药品研发之后要投入生产必须经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药品生产企业拿到正式的批准文号才能进行生产,继而投向市场。而在今天的中国,官员扼住了药品生产企业的审批大权,这正是权力寻租的极好机会。于是,在当今中国的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下,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就有了索贿、受贿、发大财的极佳的机会。

药品生产企业出钱经过研发,或者买来别人的研发成果之后,请一些“专家”进行评审、鉴定,然后送交国家药监局申请批准文号。在通常情况下,官方把持着审批权,专家把持着话语权,而那些“专家”

拿了药商的丰厚评审费,且往往又游行于官场之中,从而形成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这里面的猫腻也是惊人的,很多所谓药品的研发速度惊人,从揭露出的情况可知,不少药品可以一夜之间从无到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些药品并非新品研发,而是仅仅换个名字就成了一种新药,就去国家药监局拿批文。只要拿到了新药的批文,换了名字的“新药”立马药价翻番,暴利也就出来了。所以,那位在2003年的SARS肆虐中崭露头角的钟南山院士就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对药品问题进行了不客气的谴责。他说,一个药品换个“行头”改个名,摇身一变成“新药”,“身价”就立刻飙升。这些所谓的“新药”不仅坑害了病人,而且还养肥了蛀虫。钟南山转而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这些批号都是怎么拿到的?这些问题到底谁来把关?”质问归质问,国家药监局的官员们依然装聋作哑。这是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原来各省也可以审批新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利益,不顾质量标准而乱发批准文号,造成了极大混乱。这也是那位郑筱萸升任药监局局长之后玩的“地标”升“国标”的花样。制药企业要想拿到“国家标准”的文号,必须经由国家药监局审批。要想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么?请拿出钱来,而批准文号都是明码标价的,从几万到几十万。这是公开的部分,而真要想得到批准,还必须对主管批文的官员送上“红包”,那可就是红色党旗、国旗掩盖下的阴暗部分了。而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医药企业必须想尽办法用最快的时间、最简单的手续获得药品批文,抢先占有市场。于是,伪造实验数据、伪造实验过程、伪造生产样品等弄虚作假问题就十分严重;数据缺失、记录涂改、样品销毁等问题相当普遍。即使这样,只要药品企业的“功夫”做到家,也同样能够拿到批文,进而开始生产“新药”。

两种都是“新药”,一种是根本没有经过严格药品研发过程而推出的“新药”,一种是原有售价较低的旧药经过改名换成的“新药”。所有这些都需要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于是,中国每年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的“新药”数量惊人:据统计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而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期仅受理了148种。为什么会是这样?药品企业为了赚钱去申请“新药”批文,而国家药监局为了“政绩”,更为了从批准文号中索贿、受贿。

于是,中国的新批准的药品就象当年大跃进一样多得让人目不暇接。

而药品企业甚至把官员聘为顾问,按月或按项目发放给他们巨额提成,甚至让官员到企业参股分红。

药品企业为了拿到国家药监局的批文,请了一批假专家、真贪官,支出费用不菲,还要交出公开的申请批准费用。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转嫁到消费者,也就是病人的头上。这就是中国药品虚高的根本。因此,药品生产企业为了拿到批文,就只好层层行贿,连同评审费、批文费,成本就上去了。此其一。其二,不良药品生产企业以旧药改头换面冒充新药,故意抬高药价。于是,昂贵的药品推向市场,于是,药价越来越高,病人,尤其是贫穷的病人只好望药兴叹。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局长郑筱萸以及一帮司长等被“双规”、被刑拘了,那是罪有应得吧。但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环境下,新的局长、司长就能保证是清廉的吗?就不会“前腐后继”?

事实上中国那么多的地方、部门的前腐后继的事实足以证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吏治绝对无法杜绝贪污腐败,老百姓要想解决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绝对是无望的。

曾金燕:读《谎言帝国》

 

索尔孟(Guy Sorman)先生的书,《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中文版,2006年11月由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发行面世。台湾的朋友把索尔孟先生亲笔签名书转赠给我们夫妇。我一口气读完,中间连连拍案。索尔孟先生描写中国,入木三分,身处谎言帝国中的国民,不禁寒生脊背。放下书本几周,无以解郁。

访问印度时,同行友人问我“印度也有不好的地方,为何你直夸她的好呢”。我沉吟片刻:因为我之于印度,仅是个过客,往好的看可以学习,而与中国无关的弊病,我无暇多谈。如果印度是我的祖国,我必将花费心血批评其不利于民生的种种,以求祖国的更快进步。倘若用这个尺度来评价索尔孟先生,那他无疑是把中国当成祖国来爱的外国人。

2005年,索尔孟先生访华期间,与我们夫妇有几次见面,索尔孟先生给我很深的印象。他温文儒雅,中式上衣与他浑然一体,乍一看颇有内敛的太极宗师的风范,说起话来,坦诚如孩童。2005年8月盛夏,他与胡佳一起去了河南艾滋病村庄。为防地方公安追堵拦截,索尔孟先生躲在三轮车布帘里。他迫切地渴望能够“有权”掀开车帘,看看路边的中国;他更希望走下车,自由地走访底层村庄。最终,他如愿以偿地走进艾滋病患者家中。这位不懂中文的法国人学者索尔却与当地人“自来熟”,不仅了解了当地艾滋病实情,还与艾滋病村民饶有兴趣地探讨农作物的生长。

毫无疑问,河南河南艾滋病村之行,让他深刻体会中国农村一群人的真实生存环境。

虽然,索尔孟先生是中法文化交流年受邀而来的“客人”,但文如其人,他作为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他的写作丝毫不受任何“官方脸面”的影响,诚恳细致地道出他在中国的见闻,既揭穿中共政权编织的谎言,也打碎了那些势利的老外的中国美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直率地表达了对中国的忧思。

许多外国人,从民间活动者到媒体工作者,从政府工作者到欧盟和联合国的重要人士,他们访问中国时都有被跟踪、监视、窃听的经历。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或外交方面的利益考虑,一些外国人对这种公然侵犯人权的警察行为保持沉默。而索尔孟先生却是外国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他公开了中共警察的跟踪、监视、窃听等行为。索尔孟先生成了《皇帝的新衣》里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他的《谎言帝国》没有任何掩饰,一针见血地打破了谎言和幻觉。封面上的孩子,笑颜如天使,细看才发现,他因说谎长着一个长长的鼻子。

“谎言帝国”的典型谎言是经济增长奇迹。正是这狂飙般的GDP增长(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10%),让太多的外国人对中国抱有信心,趋之若鹜地来到中国,而他们与执政者共饮葡萄美酒却散发出血光。

近80高龄的茅于轼先生,是中国当代倍受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家,与索尔孟见面的那段时间,他也遭受着来自中共公安局国保大队派出的两辆车的监视。茅于轼先生质疑中国的GDP增长指数。他向索尔孟先生指出,即使退一步,姑且承认统计数字没有作假,但如果扣除中国经济成长模式带来的生态浩劫、土地衰竭、环境污染、疾病蔓延、社会动荡等负面效应约10%,中国经济的实质增长能有多少?索尔孟先生的分析,遍及中国经济各个领域,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长期隐性及其危险性,进一步揭穿“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幻影。

“谎言帝国”里众所周知的秘密是执政党没有合法性。一个非法的利益集团,以自诩执政党的面目,用各种手段,控制着泱泱大国的国民,攫取巨额利益,打击一切异己,确保自己的非法统治。没有人不知道这就是独裁,然而,是谁在说:“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方式?”又是谁的谎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从来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无法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是被强加的。如果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会选更好的。

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大中华文化圈里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都可以走向自由民主,为什么唯独中国大陆不能?即使走过了5000年皇权,也不能说中国人就是贱骨头,就喜欢独裁。一方面,中国执政党批判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用人权加大棒打击中国;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合作中,日益妥协、见利忘义、放弃人权原则,以期分走中国权贵丰收盛宴上的一杯羹。

“遭羞辱的农民”和“被剥削的劳工”,是“谎言帝国”的掘墓人吗?索尔孟先生深入中国乡村,倾听中国最大一类人群的声音。在中国,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村凋敝了,8亿多的农民在苦苦挣扎。和“旧社会”不同,以前有执政党所称呼的“三座大山”压迫,现在中国农村的凋敝和农民们的贫困,来自中国制度及其官员们的全方位榨取,以至于,农民们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很迷惘:是贪官污吏用苛捐杂税掠夺了他们的收入?是“暴富者”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健康和青春劳力?是黑心工厂污染了他们美丽的家园?是黑社会村霸抢走了他们的财富?贪官污吏、暴富者、黑心工厂、黑社会又是谁?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找回公正并弥补损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上访请愿,结果却事与愿违,公道越追越远,经历了满怀希望、屡屡失望、最终绝望的三部曲。

一个国家穷不怕,百姓凭双手和智慧可以努力奋斗富起来。真正的可怕的是,一个国家的当权者篡改历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摧毁文化、毁灭传统的印记、用荒谬的意识形态控制人民的信仰,用经济增长的泡沫来强迫人民接受它的“和谐社会”。

对中国当下的执政党,索尔孟先生并不乐观。而我们,谎言帝国的子民,绝望了吗?在狱中的异议人士没有,被孤立、软禁、监视的“毒草”没有,上访、维权、请愿的农民没有,潜心研究的真正知识分子和脚踏实地探寻的草根没有,心中暗暗坚定信仰的人们没有……

我想起“民间防艾第一人”80岁的老人高耀洁医生,她一有机会便对大学生说:将来你们,一不要说假话,二不要办假事,三不要造假货。如果每个人都能坚持做到这三点,我们自己便能打破帝国的谎言幻境,恢复正常中国的生活。

2007年1月23日于BOBO自由城

王 怡: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电影《窃听风暴》


 

 

这部电影给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中国人。去缅怀和渴望吧,1990年的1 月 16 日。那一天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曾如决堤洪水,从40余处入口涌进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把浩瀚的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年过去了,和我同岁的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的自编自导了处女作《窃听风暴》,获得2006年德国电影奖7项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高大奖。我几乎爱上了这部电影,在熄灯之后一再为它唏嘘。也忍不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位异议分子。实在很盼望它能够连下三城,拿下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去年11月,原东德国安部副部长沃尔夫,在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我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这话的背后,是东德国安部的8万5千名特工。它甚至监控了1800万人中的600万。它的线民人数,令人恐怖的接近全部人口的十分之一,柏林墙竖起的近30年间,平均每天就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德国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一本本铺开,有足足1000公里长。它的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和医生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整个社会以极大的勇气,承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他们发现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1989年的柏林墙和天安门,多纳斯马克和我一样是个中学生。他是“后柏林墙”一代,我是“后天安门”一代。我真能体会一个“后柏林墙”时代的青年导演,也能拍出那样椎心刺骨的创伤。但重要的是,他能拍出不虚假的盼望吗?因为黑暗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残酷已经残酷到了家。所以我在电影刚开始五分钟后,就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而言最大的悬念,电影到底会将一种有说服力的盼望放在哪里?

尽管每一个镜头都如此冷静,每个画面的色调都落入灰暗。但这部电影不是潘多拉盒子的继续,导演有足够的温度去面对人性在制度下的悲凉,并将温暖出人意外的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基尔德•维斯莱尔,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24小时监听一位剧作家和他妻子、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他们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终于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这位作家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

剧作家的一位导演朋友自杀后,他开始写一篇政论,评论东德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自杀问题。文章秘密地交给西德的《明镜》发表,揭露东德1977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自杀数字,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杀比例高过东德。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地震。维斯莱尔开始想尽办法掩护这位作家躲过一次次搜查和迫害。1989年后,作家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的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我却没有被监听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知道。作家被震惊了,他最终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那位窃听人员的资料,并将自己的新书题献给他。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价值观。在电影中看到三个理由。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美善的毁灭,三是历史的提醒。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有两个本质,之一是冒充上帝,窃听是国家把自己当作偶像的结果,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因为窃听把国家打扮成全知全能的神,把国家推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窃听的另一个本质是对新闻自由的替代。政府既对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充满了恐惧,也对新闻自由充满了敌意。它的如意算盘是窃听一万个人,就可以少办一张报纸。

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颠覆价值的是那些真实生活中的细节。当维斯莱尔坐在监控室中,这世上唯有他知道他监控的对象是如此真实。因为那个人不知道自己被监控。在被秘密窃听的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是那样逼真,逼真到没有丝毫表演性。这样的生活最打动人,这样的窃听使维斯莱尔越发对自己的存在感到虚无。

另一种尖锐的力量,就是看着一种美怎样在你面前毁灭。女演员最终向着文化部长妥协,出卖她的肉体。他的丈夫与他在卧室的一段对话,深深打动了维斯莱尔。最后维斯莱尔亲自对她进行疲劳审讯,当作妻子的最终开口出卖她的丈夫时,你甚至会觉得维斯莱尔才是那个最失望的人。他不能容忍他所监控的对象,背叛那个他不能企及的“头顶干净的天空”。这种软弱和背叛刺激了维斯莱尔,催逼着他挺身而出,掩护了这位作家,也在作丈夫的面前掩盖了妻子的背叛。女演员冲出房门自杀,临死前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充满感激的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

最后一个戏剧性的扭变,是维斯莱尔准备汇报剧作家将秘密给西德写稿的消息时,他上司偶然谈论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人属于第三种,叫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这番话如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将这个政权在历史面前的虚弱赤裸裸的表白出来。历史给维斯莱尔带来了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他悄悄收起了报告,决定站在历史那一边。

这部电影关乎苦难,也关乎和解。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也同时获得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记者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但他的语气令人欣慰,如电影的镜头一样平静。这样的心酸和平静,也是我们可以等待的吗?那些和我一样大的作家,一样大的导演,他们都在哪里?

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我也活得如此逼真啊,若是不能让一个24小时监听我的秘密警察,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和我一样对专制充满厌恶的人,那么他失败了,我也失败了。纳税人的钱就这么浪费了。

2007-1-24,写于怀疑和盼望中。

首发民主中国

一 平:知识者的责任:归复文明——有感章诒和声明

 

1

章诒和先生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话通俗,但硬朗,掷地有声,让许多人畅意,如阴霾之光。中国知识人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先生终于拍案而立,明朗地说:“不!”

为此,我祝贺先生!

章先生说,“我在乎,很在乎!”“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想先生的家世身世,这话乃来自血液,是骨骼的碰撞。她还说“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张伯驹、罗隆基、马连良,叶盛兰、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先生的苦没白经历,两代人的生命也终相聚站立。在先生的身后,我看到了那些身影,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俞平伯、聂绀驽、尚小云、康同璧、言慧珠、罗仪凤、储安平、奚啸伯等等。他们为章先生叫好,为她骄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国自古有不畏权势、清直耿介的传统,伏清白以死直,宁溘死以流亡。数数千年,舍身求义之士,此传统从未断过。近代,民族一败再败,惨而又惨,但仁义传统依然延续,直到1949。作为国家、民族,中国近代是失败的;但中国诸多知识个人则非常优秀,他们既承继了中国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自由精神,将中西之长融于一身,可谓群星璀璨。比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傅斯年、丁文江、晏阳初、张君励、陈寅恪、张伯苓、顾维钧、李石曾、林语堂、沈从文、牟宗三、张东逊、吴健雄、梁思成等等等等。他们是中国近代文明的的主脉,带领古老中国迈进现代。他们本是中国文明的希望,可惜这支传统在大陆被消灭了,连同他们的人格和精神。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这话和土改、反右、文革、六四是一致的。他们为什么如此蛮横?正是蛮横的权力残暴摧毁了中国知识阶级,葬送了中国传统和近代以来的文明建设。试想,如果我们将胡适这支传统延续下来,中国将何等幸运? 章先生实际所记述的实是他们的毁灭,是之具体见证。

2

中国的危难不仅是政治,整个国家、社会、民族都在急剧地黑化。大到官吏任命、股票房地产,小到看病求职,都是背后交易。本分老实,已难以生存,意味任人宰割。在中国讲善良、诚实,近乎玩笑,只能是反语。看看每天发生的恶性事件,触目惊心,实超出常情。世界哪个国家,自杀者跳楼,成群的人围观起哄叫好,哄他跳下来。阿Q也只是观而已。中国是野蛮的崛起。

毁灭宗教就要消灭其教士,销毁其经文。今天中国的黑化,是49年后文明彻底破坏的结果。毛摧毁一切,清出场子以建立他的神明,这大跃进式的妄想毁了中国。知识人一次次被清洗,禁书焚书,门上有个旧字也要抠掉;随便说句话,就监禁。文明被毁到了底。毛去了,他的魂儿也散了,中国则是遍地废墟瓦砾。

人的存在必须依靠以往积蓄的经验,也就是文明传统;而一旦与之分离,人就还原为动物:“活着”,人与人之间也只是利与暴力。当今,权力的专横腐败也好;百姓的忍气吞声与仇恨也好;或是黑帮横行,知识人卑琐;还是官匪一家,遍地的欺诈和假货。这些都是文明倒塌后,人无所依靠的野蛮状态。如果中国某日发生大规模暴乱,也毫不奇怪。有人批评中国的改革,把“乱”归于此,其实乱根儿是毛奠定的,他摧毁了文明,人自然就回到野蛮。当下官吏肆意所为,是极权制的必然结果。领袖在,他是威慑和制约;领袖不在了,遍地的小毛,蛮横到极限。一点都不奇怪。

3

凡清楚中国的人大多悲观。官方和坊间都说:改是找死,不改是等死。国家和社会取决于人,如果多数人都恐慌、怨愤、有今没明儿,就很危险。近年有个新词:“无直接利益冲突”,此类事件日益频繁,小小的事,就酿成大事件。其实,这就是民众小范围的不自觉的“革命”。再看官吏,他们腐败到已不顾念统治者整体和长久的利益,抢了就走,这已是末日心态。中国社会矛盾积蓄得已相当激烈。

极权破坏文明,但像毛将文明摧毁得如此彻底,则没有;前东欧、苏联都没到这个地步,起码他们保存了民族文化传统。波兰保存了天主教,甚至完整地保存了知识阶级,因此它不仅能和平变革,而且很快建立了好社会。我们需要重视中国文明的毁坏状况,这是比政治更严重的危机。没人怀疑,中国权力难能长久;但也没人不忧虑,之后中国将怎样?文明在民族肌体中被摧毁了。无需奢谈“大国”,中国是否还能成为文明民族和国家?这是问题。

4

文明是人存在的必须形式,与生俱在。如衣室,人需要安全和保护;人如共生,即需道义和规则,需诚信,需要礼仪和荣誉;人面对时宙、死亡,也必有惊恐、孤寂、发问,于是有宗教、有哲学、有美;等等。

文明是生命之求。毛后,从民主墙到寻根、到河殇,到八九,这些是摧毁之后,人们重新寻找良知寻找文明的努力。如果人不灭绝,他们对文明的要求和寻找就不会停止。光孕于黑暗之底,但也必升过黑暗。章先生说:“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这就是穿越地狱之后的证词。

我们需要重视法轮功现象,这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事,既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危机——黎民百姓的绝望,也体现了百姓对文明的要求和渴望。文明的第一束光总是宗教性的。我们可以不赞同法轮功的教义,但他们企向文明,其信徒舍生忘死对信仰的追求,则需敬意。但要指出,宗教非理性,总是危险的,成熟的宗教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现代社会的宗教更需要理性的平衡。中国历史上,乱世末世常有大规模的民间宗教发生,因为百姓没了指望。

历经灾祸,中国需要的不是成为什么“大国”,而是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家,好国家。有法律、有公正、有自由;民众安居乐业,孩子能上学,病了看得起;宽容有序,励进助弱;人们不仇恨、不撒谎,而敬天敬人敬业,诚信勤勉,自尊尽责,尚和平重文化爱环境;教育、科学、艺术繁荣兴盛。中国需要归复文明,大至宪政,小至日常道德礼仪。中国破坏得太久了,已一个半世纪多,起起伏伏,中国需要走向文明之建设。

5

在文明恢复中,中国知识分子有重要责任。知识者源于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承继文明、看守文明。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的士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责任,这支传统直到1949才折断。中国当代文明被摧毁的命运,和知识阶级被摧残的命运是一致的。中国知识者只有在恢复文明,担负责任中,才能恢复自身,恢复其人格与尊严。

章先生说“不!”这是中国知识者归复文明的又一次努力。我们需要由维护个人权利、人格和尊严开始,由维护我们的精神、思考、言论和职责开始。敬业独立,抵制权力的专横与奴役。知识者遵循的是真理、是知识、是道、是业,而非权;只有走出权力的控制和恐惧的阴影,我们才能真正履行“知识”的职责。

枪杆子、笔杆子是极权统治的两手,这也说明没有知识者的介入,极权就不能实现。故此,他们清洗摧残知识阶级,将他们“改造”为奴役的工具。知识人在人格上和精神上都被征服了,唯有低头认罪,立功赎过。这是一部悲惨而耻辱的历史。毛后,知识人开始反省,寻找丢失的良知,而毛的阴魂依旧作祟,于是有取缔民主墙、有清污、有反自由化,更有“六.四”大屠杀。后一场血,让知识人再次伏地,不仅认错,还要拥护。90年代后,打和吓之外,又有了赎买,欢迎知识人入统治阶层。知识人由工具升为同伙,反省也就转为犬儒。巴金老人八十年代,尚说真话,倡建文革纪念馆,但对六.四却一言不发(我们不苛求老人家,仅是以之为例)。《黄土地》《霸王别姬》也衍化到《英雄》、《无极》。

章先生一个简短的声明,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耐人寻味。其呼应了中国知识人的三重心理:良知、耻辱和恐惧。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受最大伤害,是权力蛮横带来的心理恐惧,弓杯蛇影,风声鹤唳。恐惧覆盖生命,遮蔽了良知,人格怯懦卑琐。读书人屈从权力是耻,这种耻辱,中国知识人已经郁积了几十年,至今依然。人们不说,但心里明白。但他们毕竟有良知,明白就是良知。章先生说自己:“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 但她有是非,有善恶,有美丑,她记述了真实的人物,善良、优美、命运悲惨。她的这个角色,必然与颠倒是非、弃善从恶、以丑为美的独裁权力相冲突。她以个人对权力的压迫说:不!于是,人们看到人是有尊严的,恐惧是可以驱散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是应该捍卫的。章先生呼唤了大多数消沉的知识者。

这该是个转折,结束权力奴役知识和知识者的历史。知识阶级该走出对权力的恐惧,对他们说:不!走向独立,走向真理、道义和知识。应该说,这是走回文明的一步。

6

我们的理想与其说是向前的,不如说是向后的。文明的基础是经验,是传统,舍此就走向虚妄,一个多世纪中国深受其苦,虚妄是近代灾难的因源之一。任何一个词语,引到绝对,离开经验的依托和具体性,离开对个体生命的敬重和关切,都会成为虚妄,也都是危险的。

今天,中国知识者所要归复的传统主要是前面所提的: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传统。其一向是中国传统的“士”的精神,由谭嗣同、范仲淹到孔夫子;另一向是西方的自由精神,科学、民主与博爱。这两种文化在他们个人身上和谐地融汇,身体力行,旅美学者余英时先生体现了这支传统。考察中国近代史,这是一支成功的文化传统,可以作为中国现代文明的道路。概括地说:其是人文的、理性的、经验的、开放融合的、求实的、仁爱的、有序的、责任的、进取的。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批优秀的知识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需要我们继承、开掘和发扬。由他们,我们可以延伸到中西两大文明的源泉。这本应是代代相传的事业,但是在大陆铿然中断。今天,我们需要回到那里。恢复、继承,远远比所谓创造更为重要。这里,我要强调,“知识”不屈从权力和利益,同样也不屈从多数和时尚,士的忠是忠于道义、忠于规则、忠于理和知识。

7

当今中国最野蛮的就是权力,恢复文明的主要障碍也是权力,比如《伶人往事》这么一本书也要禁,还说是因人废书。因此,知识者要维护和争取思想的权利、言说的权利、知识的权利,抵制权力的权利。这也就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这是一场文明之战。以上就是章诒和给予我们的启示。

首发民主中国

谢泳 丁东:控制书号的利弊

 

丁:前几天,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新出的书。我一看,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却没有单独的定价。问朋友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10个作者自费出书,合起来买了一个书号。所以只有总定价,每本书没有单独定价。

谢:这种事不必见怪。现在不少作家诗人,作品不能直接面对图书市场,又想出书,都选择了这种省钱的办法。10个人合用一个书号。每人分摊的钱,比单独买一个书号便宜得多。

丁: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告别了票证,从计划走向市场。惟有书号,却从无限制变为计划供应。

谢:这种比较不一定合适。粮票、布票的出现,是因为供应的匮乏。而书号的控制,并不是因为某种物资的匮乏。

丁:作为一种管理图书的出版方式,应该说书号是必要的。中国有,外国也有。不管是国际统一书号,还是国内统一书号,都为统计和检索带来了方便。我想讨论的,不是要不要书号,而是行政机关对书号的发放,实行计划生育的利弊。

谢:限制书号,初衷可能是想控制坏书的出版。但事物总有它的副作用,它在控制坏东西的时候,也伤害了好东西。比如它对学术的繁荣就很不利,或者说,它对目前的学风甚至写作习惯都是有影响的。

丁:限制书号的时间并不很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这么做,当时还是鼓励出版社多出书。到了90年代,出版管理部门才对出版社实行书号数量控制。现在,出版界的人都知道,书号的配给数量,通常是按一个出版社所拥有的编辑人数来决定的,一般是,有一个中级以上职称的编辑,每年发5个书号。作为出版社,也就不能不核算,一个书号平均创造多少利润,才能保证全体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谢:控制书号也成了出版主管单位的奖惩机制。他们按出版社的表现,适度调整书号的供给量。管理部门认为表现好的出版社,可以增加书号的供给,认为不好的出版社,则以减少书号为惩罚。这种管理方式,在当今世界各国大概独一无二。

丁:这种制度的形成,就使书号登记从一种正常的管理方式,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有偿的控制出版方式。因为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平衡,书号本身因为稀缺,而变成了价值昂贵的商品。

谢: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社买卖书号,但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以直接或变相的方式在进行交易。利润会使人冒险。这是目前出版界的一种潜规则,它的变换方式非常多,但行内人还是不难看出,哪些书是出版社的本版书,哪些书是买书号出版的。

丁:目前中国的出版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出版社以外,民间有非常发达的出版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商。他们无论从文化素质、管理方式还是资金方面,都具备事实上的出版社的编辑发行能力。只是因为制度不允许他们办出版社,只好以种种变通方式和出版社联系,使自己的出版行为合法化。

谢:由于书号的数量控制,它使天然享有这种出版资源的出版社,失去对市场的创新动力。从理论上说,一个书号的直接管理成本不足人民币100元,但因为它是一种权力配给制度,它有广大的、潜在的买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它有自然形成的价格机制。现在北京那些出版社的书号通常在1.5万元到2万元左右,而地方出版社的价格低一些,通常也在1万元左右。它的价格波动随着控制的强弱而变化。有的出版社,自己不承担市场风险,不组织书稿,甚至不从事编辑、设计和发行,仅仅出售书号,终审把关,居然也能过日子。

丁:现在的情况是,公开讲,没有一家出版社卖书号,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卖书号。前提是政治上不能出事。

谢:书号制度成为一种隐形的公开制度,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概括,就是制度化的行为,受到了制度化的抗拒。

丁:因为有这种制度的存在,社会需求又非常旺盛,所以会导致许多不规范的行为。比如在书号的交易过程中,会有税收流失,还有其他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出现。

谢:这种制度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后果。因为书号本身成为一种稀缺的出版资源,所以它的成本最后都要加在买书的人身上,书价的居高不下,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放开书号,图书定价起码可以降低20%。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惟有图书的消费的人均册数,几乎没有增长。改革开放前每年人均5册,现在还是人均5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书价上涨太快,是重要原因之一。

丁:对学术研究也有负面影响。出版社不再愿意用一个书号出版一本定价很低印数很少的出版物。对学术界来说,因为书号的成本很大,直接影响了学风,现在学者已很少再写小书、小册子或者精粹的论文集,而是一次就来一大本,因为书号的成本太高了。书号配给制度出现前,学者常常会几篇论文就出一本书,这如今已是天方夜谭,大学者都很难再享受这种待遇了。

谢:看来这种制度的缺陷需要反思,从人类对出版物的普遍管理方式观察,我们有可能找出缺点更少的管理制度,以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繁荣出版,繁荣科学、教育和文化。

首发中国青年报

綦彦臣:郭起真案的刑讯逼供行为研究报告

 

一、讯问笔录的非秘密性及不涉及具体办案人原则

在正式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给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法律顾问山东冠华(青岛)律师事务所的李建强律师打了电话,咨询“公开审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中的讯问笔录,算不算国家秘密?”

建强回答称:“不是。”因此,我就将郭起真太太赵长芹女士送来的郭案全部材料中的十次讯问笔录抽出来,作重点研究。赵女士的资料来源是郭案辩护人之一郭桂萍女士(起真之胞妹)转给的,不存在获得方式不正当的问题。

由于本文是一个案例研究式报告,不针对个人责任追溯,只是为国际人权组织提供一个可靠的报告,借助中国释放改善人权状况意图的机会,使郭起真案获得重审、减轻处罚乃至于释放的机会。对由轮番审讯郭起真的两个小组,代之A、B之称。须说明的是:A组为三人,B组为二人,每一组中都有一个人作记录员。

二、关于“刑讯逼供”的概念界定

按中国现行刑法规定,对刑讯逼供造成严重人身后果的行为人要处以刑事惩处,也就是说偏重于结果追究,而忽视了未造成严重人身后果但对案件公正审理有影响的方面。一句话:讯问笔录的正当性尚未纳入法律检讨视野。

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的《法律小辞典》之《刑讯逼供》条目(P543)解释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以肉刑或者变相肉刑迫使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做出供述而获得供词的行为。”

该辞典未对“肉刑”和“变相肉刑”做出界定。根据中国施法实践,针对犯罪嫌疑人(即被讯人)进行的饿、晒、冻、困等行为均视为“变相肉刑”,即有此一种即构成刑讯逼供行为。至于是否造成被讯人身体与精神伤害的明显后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轻微行为”

本质上妨碍了程序的公正性。

以上四种明指行为中,“困”即不让被讯人睡觉是一件较复杂的事件,依据司法实践而言,它基本包括:

1、讯问超过一般劳作时间,即出现“八小时以外”现象;

2、讯问的时间不正常,比如深夜、凌晨,即对人体生物钟有影响的行为;

3、提讯方可以利用“歇人不歇马”的方式,由小组人员轮流对一个特定被讯人进行超时讯问。

4、按照社会劳作标准,一次提讯不应该超过四个小时即“半日工作”。

三、对四天十次讯问进行列表(定量)分析

根据本报告第一部分所指的非秘密、获得方式正当的十次连续讯问材料,研究者根据统计学的方法编制了以下的定量分析表格。它的作用有二:

1、力图用数量特征来复现讯问的宏观场景,以便使用者,得出一个大体印象;

2、为核心部分即定性分析提供准确的数据,这既符合学术规范,也有利于理性地提出相关要求。

涉及五项主要数量指标的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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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止时间          与上次  施讯 更换
(2006-05)     历 时 间隔   人员 频率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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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00~13 07:00 9时15分 ──   A组 0%  深夜   
13 13:30~13 18:30 5时   11时15分 A组 0%  白天   
13 21:00~13 22:00 1时   2时30分  B组 100% 白天   
14 2:00~14 2:34  34分   4时    B组 0%  凌晨   
14 10:30~14 12:30 2时   7时26分  A组 100% 白天   
14 19:40~14 22:30 2时50分 7时10分  A组 0%  晚上至深夜
15 8:30~15 11:20  2时50分 10时   B组 100% 白天   
15 18:43~16 0:40  5时57分 7时23分  B组 0%  下午至凌晨
16 15:00~16 16:35 1时35分 14时20分 A组 100% 白天   
16 18:30~16 21:29 2时59分 1时55分  A组 0%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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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讯问开始即2006年5月12日22时起,到第10次讯问结束即2006年5月16日16时35分,其间为89个小时又25分钟(折合5,365分钟)。郭起真按受讯问的时间总计为34个小时(折合2,040分钟),其综合强度远大八个小时工作制(24:8=3:1),即为2.63:1.

也就是说,郭案在整体上具有“变相肉刑”特征,符合本报告第二部分第一个分项“讯问超过一般劳作时间,即出现‘八小时以外’现象”之所指。同时,第一次讯问长达九个时又15分钟,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本报告也就有作进一步定性分析的可能。

在细节观察上来论,郭在第一次发生深夜的讯问时确实出现了过度反应,比如他与我(本报告人)关系方面的错误供述。当然,就郭案本身,我的任何表达均未受到来自警方的任何威胁。

郭在第一次讯问将要结束时的“供述”片段如下:

问:你跟泊头的綦彦臣是怎么认识的?

答:我们是通过网络认识的,我在网上留过电话,他给我打过,也来过我家二次。

问:你发表的这些文章他都看过吗?

答:我不知道,我没主动给他看过。

事实上,中国国家情报部门对我的电话和网络是一直实行控制(监听)的。他们合法的电话的窃听应当证明另外一种情况,即事实:

其一,郭起真是主动给我打电话的,他感谢我替他鸣不平,并邀请我到沧州去做客。

其二,在真实的通话中,他搞错了。我在正式到他家作客之前,从未替他鸣冤,而是在文章中以石家庄一位叫郭光允的人受迫害为例,指证程维高为政河北的恶劣后果。

其三,“我们在网上认识”之说完全出于紧张,因为我认识郭之前我从来没用过任何一种网络聊天工具。仅仅使用邮箱。

这些细节错误绝对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已经过去八个小时的疲劳型讯问把郭的基本生理反应打乱了,使他陷入了想象状态。

四、基于定量的定性分析

郭起真案的四天十次的讯问,五次是在白天正常时间进行的分别为第二、三、五、七、九次,深夜、凌晨、晚上至深夜的情况则亦为五次即第一、三、六、八、十次。这种毫无规律可言的讯问时间选择,严重地影响郭的人体生物钟活动规律,而对方则是A、B两组轮流制。

比如在五月14日所发生的三次讯问中,B组采取了凌晨提讯方式,A组则继以白天与晚上至深夜。

三天十次的密集讯问本身就“车轮战”的特征,再加上A、B两组制,很明显地出现了讯问人与被讯人的资源不对等状态。

在十次主讯问中,A组出现六次、B次出现三次。最短的两次提讯间隔分别为一小时又55分钟(第九次与第十次之间)、二小时又30分钟(第二次与第三次之间);后者还是A、B组交替,即讯问一方人员变动频率为100%.

整个十次讯问中,间隔超过八小时以上的只有三次,分别为第一与二次之间、第六与七次之间、第八与九次之间。

再看一下按日期分布的讯问强度,“变相肉刑”的特征就更加明显:

1、5月12日,一次,合计九个小时又15分钟;

2、5月13日,二次,合计六个小时;

3、5月14日,三次,合计六个小时又24分钟;

4、5月15日,二次,合计八小时又47分钟;

5、5月16日,二次,合计四小时又34分钟。

律师李建强与我本人均可证明,郭起真在法院出庭时,精神出现狂躁状态,完全推翻了最初应允的律师设计的庭审策略──软化态度,争取和解。

一个四天被提讯十次、精神已经受到严重损伤的人,能够在法庭上正确表达吗?

同时,这也给公诉(检察)机关提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不对讯问密度及强度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显然是失去了审判监督的意义。

五、希望我国慎重对待郭起真案件

在此报告的研究过程中,我高兴地看到中共司法首长罗干先生的讲话,他认为司法思维转化即更加人性化,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前,中国政府也对著名异议人刘晓波先生采取了“进一步放松环境”

的措施,得到了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善意回应。

本报告依据郭起真案件的基本材料研制而成。更希望能与中国政府进行坦诚接触的人权组织,促使郭起真案得到公正的对侍,乃至于释放(赦免)郭起真本人。

(2007年2月2于中国河北泊头)

--民主论坛

温克坚:危机不等于世界末日

 

当下中国,一个吊诡的现实是,一边是官方不断灌输的稳定论,一边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危机感。促成这种危机感的因素非常多,社会变迁,未来不确定,购买”安全”的支付能力不足,体制僵化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这种危机感,也是关注公共事务的民间学人比较聚焦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的笔下,这种危机感就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危机理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是多重危机并发的复合危机。 在这些危机论中,论者大多也分析了造成这种种危机的制度性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变革诉求。因此,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大多包含着作者们通过敲响警钟,寄希望当政者因势利导,执意体制改革,化解危机的良苦用心。然而现实又是另人失望的,当政者迄今为止并没有回应民间智慧关于制度变革的压力,而只是对危机论采取拿来主义,试图通过强化危机带来的可怕图景来论证当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并反过来打击那些试图从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这就是官方稳定论的全部秘密。

危机论在这里成了一个飞去来器,从民间到体制再回到民间,但是两个过程中引发的后果完全不同,民间通过危机论说服当局变革的意图完全落空,而官方通过危机论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意图则得意实现。一个导致危机的体制无法自我转型为一个解决危机的体制,从长远来看,体制和危机的逆向互动增强,危机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既然危机似乎无法避免,需要追问的是,民间智慧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坚持对基本理念的信心。制度演进的方向,宪政民主的正当性并不因为潜在的危机而打折扣。无论如何,因为危机的可能,就放弃本来的立场,加入那些威权主义的浅薄的大合唱,那真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其次,必须合理化对危机的讨论。分析和评估各种危机论本身的论据和推理逻辑,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耸人听闻的内容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那超出了本文的必要)。 民间论者对危机的阐述和解释必须克制功利性冲动。当下中国,危机论激发的责任意识和现实的无力感往往是言说者焦虑的来源。这种焦虑心态可能会引发两种后果,一是通过对危机论的渲染,甚至有意识的扩大危机论来试图恐吓掌权者进行某种变革,这种意图低估了他们的智慧,又高估了他们的责任伦理。在党国框架下,少的是有担当的政治家,多的是过把瘾就死的政客。另外一种后果是危机论大背景下的知识界的犬儒化,或者麻木,或者无端保守,忽视社会的变化,忽视社会自发生长出来的力量,漠视民间力量的崛起对于危机的化解作用和对社会变迁的引领作用,在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最需要知识界的支持和投入的时候,很多论者却扯起了批判激进主义的大旗。

再次,必须对危机引发的社会后果有一个理性的评估。危机无疑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经济发展成果消失,市场萧条,民生艰难,社会冲突加剧,政治机器失灵,甚至引发国家分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苏东变革,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最近的阿根廷金融风暴都以部分或者全部的展示了危机的可怕的一面。但是危机并不是世界末日,(外星人来袭,地球灭亡那种危机显然并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上述这些经历过各种危机的国家也都挺过来了——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如今的独联体国家显然以更积极的姿态生存并发展着。那种对危机后果不加区别,在理念层面把危机风险绝对化的论者有必要对照现实,反省对危机后果的认识。当然,也许有论者会指出,中国即将经历的危机将是独特的,是他国经验所无法参照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危机够独特了吧? 在市场化改革20多年,极权主义后退,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今天,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推动比文革更大的灾难呢? 潜在危机再可怕,它的杀伤力也已是今非夕比,而今日中国抗风险,抗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

危机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复杂的,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可以是大相径庭的。比如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不同资产结构的人就有很大的差异。危机引发的政治重组更是如此,对原来大权独揽者是从天堂到地狱的旅程,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却可能是权利和尊严恢复的过程。让我们看看危机之后的社会变化。苏东变革使得几亿人脱离了极权主义的奴役,使得民主制度基本确立。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威权政府倒塌,权贵资本主义制度让位; 以印尼为例,统治30多年的苏哈托个人独裁体制崩溃,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10年之后回头看,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正以更健康的态势在发展。

其实,汉语里的危机本来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当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危险的到来,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需要抓住的是机遇。危机的爆发也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强制清空机制,如何借助于这种强制性清空机制,开拓新制度成长的空间,将是比简单的化解——实质是推迟——危机更为重要的挑战。如果在化解潜在危机的问题上民间智慧并没有太多着力的空间,那么在危机之后民间的搏翌能力将不容质疑,通过危机到来之前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锁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将是民间智慧历史性的责任。

--博讯

刘逸明:温家宝,你打算沉默到何时?

 

向来主张封杀敏感书籍的新闻出版总署终于在邬书林宣布对新近出版的八部书的禁令后迎来了舆论的持续棒喝。胡锦涛在就任中共新一代掌门人之后,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念,虽然中国社会仍然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但这种提法和之前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空洞思想在相形之下还是有其进步性。从寻常百姓的街谈巷议来看,胡锦涛虽然难以成就空前绝后的政治地位,但在口碑上比起江泽民还是要好得多,至少没有诸如江泽民那样的绯闻。江泽民因为“6.4”而登上中国的政坛巅峰,江泽民时代对言论自由的遏制除了有他自身的原因之外,也不乏他对独立意识形态的惧怕。在江泽民时代,同样有良心知识分子撰写敏感书籍,但能够获准出版的却是凤毛麟角。

 

胡锦涛和温家宝作为中共新一届核心领导人登台之后,因为非典时期的舆论开放和对孙志刚事件的良好回应,外界曾把胡温的领导美其名曰“胡温新政”。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印象,一些文化机构才敢于在先前的舆论禁区边跃跃欲试。《中国农民调查》和《往事并不如烟》两本书在2004年的横空出世着实让中国的文化人感受到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但是,即使胡温有开放舆论的想法,但之前已经盘根错节的中共保守派势力依然在中国的政坛占主导地位,文化界更是为保守派所控制。一些书出而又禁可以说是对中共政治格局的一个很好反映,就算胡温对禁书事件不满,也不会轻易出来主持公道,因为一旦得罪党内的保守派,其施政阻力便可想而知。

 

就在前不久,央视播出了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这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共准备进行政治改革的信号,而紧接着的便是胡锦涛的文胆俞可平在《学习时报》上大力宣扬“民主是个好东西”,此两件事在网络以及海外媒体上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关注热潮。虽然中共在其执政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谎言,它们的舆论宣传和实际行动往往相去天壤,但有这些举动的出现毕竟比没有的好,最起码可以说明中共党内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一种超越以往的理想,而政治改革的实施必须建立在观念的革新基础之上。当然,略微了解中共历史的人都不会因为这些出乎意料的现象而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抱太大的希望,人们更愿意把这些现象解读为胡温为寻求民意支持来剔除政治异己的手段。

 

考验国家领导人是否真的有政治改革和开放舆论的诚意,现实也许是最好的试金石。刚刚进入新的一年,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就凭借自己所特有的权力将八部书籍打入了禁书行列。虽然宪法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但中国的新闻出版主管机构要叫停哪一本书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即使是胡乱封杀,也不会遭致国内舆论以及当事人的谴责。或许正因为如此,邬书林这样的无耻之徒才有了为所欲为的胆量。非常不幸的是,邬书林此次的禁书举动并不如以往那般顺利,在得知自己的书被禁以后,作家章诒和女士终于忍无可忍地发出了一声怒吼,紧接着是著名戏剧家沙叶新以及不计其数网络人士的声援。在感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之后,邬书林又托人给章诒和女士带话,称此事是一场“误会”、“我没有点你的名”。对于邬书林私下的这一举动,章诒和表现出了坚定的立场,即使邬书林表明自己“红道、黑道都有人”,章诒和女士还是毫无惧色。

 

从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上面有关邬书林的个人简历来看,他才50出头,197611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经在工厂做过工人,后来又就读于南京大学经济学系。在19822001年间,他便由中宣部出版局一个干事逐渐升为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在19861989年,经过中央党校的镀金培训,他又再升一级,2001年成为中宣部副秘书长兼改革办主任。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同属中共的意识形态主管机构,200410月,邬书林始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在出版界可谓大名鼎鼎、大权在握。中共的官场向来是逆淘汰,越是为民请命的好官越是做不长久,而诸如邬书林这样的文化刽子手则可以步步高升。

 

今年距离中共当年发动的整风反右运动刚好50周年,在反右运动之前,一代君毛泽东曾在文艺界大力提倡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当时的知识分子无不为此欢欣鼓舞,并梦想着中国民主春天的到来。然而,令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毛泽东的大鸣大放竟然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吸引着不计其数的人成为右派分子,遭受残酷的迫害。章诒和女士的父亲章伯钧在反右时期曾被打成最大的右派,章诒和女士在当时自然也受到牵连,父亲的不幸遭遇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她也快日薄西山的今天,用写书的方式来记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更是完全合法的行为。因为这种家庭背景,她的书屡屡遭遇被禁的厄运,不能不说是对所谓“和谐社会”的有力诠释,在反右50周年的今天,她的这种不幸也许更具有讽刺意义。

 

就在前不久举行的文联和作协代表大会后,中国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文艺界人士谈心时再次提出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作为国务院下属的新闻出版总署,不可能不知道温家宝的那次谈话,邬书林竟然敢于公开地禁书,可以说是扇了温家宝总理一个响亮的耳光,如今此事仍在继续发酵,就连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清华大学教授贾西津、著名作家钱钢、学者刘苏里也纷纷挺身而出,对章诒和表示支持,并且强烈要求当局保障公民的出版权利。此时此刻,温家宝应该出来对此事作出表示,否则的话,人们完全有理由把他的那次谈话看成是和50年前相似的一种引蛇出洞策略。

 

(200724日)

--民主论坛

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揭幕

 

国际笔会二○○七年亚太地区会议近日在香港举行,多个国家及地区的笔会组织参与了这次活动。除了文学作品的交流赏析之外,也有与会者就近日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禁书事件发表他的看法。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国际笔会二○○七年亚太地区会议星期五在香港揭幕,来自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参与了该次盛会。星期六晚上他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场文学作品的朗诵会,参与者包括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台湾诗人余光中,及韩国诗人小说家兼诗人等等。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x{2022}格鲁沙在致辞时特别提到,大陆新闻工作者昝爱宗原本打算参加该次会议,但他却在上星期五出境罗湖关卡时被限制,以致无法顺利来港。

会议一开始,首先由今年八十岁的台湾诗人余光中,分别用中英文朗诵他自己的诗歌,其中一首是他写于1971年的〈民歌〉: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在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 也听见 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O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 之后是现旅居英国伦敦的中国蒙胧诗人杨炼的朗诵

这是我在纽约时写的,是最黑暗的时期。回家的路断了。天安门只是一个事件,但是那时很残酷的。

森林里的暴力纠缠的被扭断的脖子上 天空竖起翻领 口号还在冒烟 天空已开始吃肉树林低下头 而天空远远地笑 木桩堆着天空忘记了。

这是你每天看见的暴力 群居的绿色的脚 一阵死寂又一阵死寂地 走向死后听到天空满意地在背后填土 雷雨把你变成一块湿漉漉的案板 刀剁在腰上多么 …

另一位与会者,中国戏剧家协会前副主席沙叶新,就近日大陆新闻出版总署「封杀」作家著作事件表态,批评当局的行为,他认为,当局作法是给总理温家宝脸上抹黑,「帮倒忙」:

“他们说没禁书我也欢迎,因为毕竟知道禁书是不对的。该次的转变除了文化界网民们的积极抗争之外,很可能与温家宝的态度有关。”沙叶新相信,温家宝总理提倡作家要讲真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代表了中共高层健康力量的共识,但这种来自高层的愿望,却被下边的官员所扭曲。他说,大陆「查封」事件遭海内外舆论强烈谴责后,新闻出版总署不得不公开出来响应,虽然所说未必全是事实,但也算当局与民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反映了在当局内部存在着不同看法和健康力量。

该次会议一连四天,除了文学作品的交流和赏析之外,也包括探讨文学作品的自我审查和政治审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导。

国际笔会呼吁中国的言论自由

“写心中所想,作历史见证”:

国际笔会呼吁中国的言论自由

[香港2005年2月5日] 上周末,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十多个其它国家的作家在香港历史性聚会,举行了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启动了关于文学和自由表达的对话。然而,会议却因20多位中国大陆作家的缺席而受损,中国当局警告他们不得前来或拒发来港通行证。其中,一位作家秦耕的通行证被收缴,而另两位早已获得通行证的作家昝爱宗和赵达功则在上周末先后在边界被阻止出境。

在文学、流亡作家、妇女作家、言论审查、文学翻译、网络出版、版权、及笔会策略规划等专题会议讲台上留下的那些空椅子,使120多位与会者想起他们那些失踪的同事。不过,仍有15位中国大陆作家得以与会。

中国政府这些行动突出了言论自由的问题。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公民的言论自由及交流自由,然而相关的保障却遭到中国政府行为的挑战,遭到最近禁止八本书的挑战。禁书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章诒和的作品,她本已受邀在会议上讲演,但却未能出席。

国际笔会会长叶尔利。格鲁沙说︰“国际笔会外共有九个分会代表中国、香港、台湾和海外的作家,对中文作家和中文文学高度重视,但中国大陆作家在自由写作、自由旅行及自由结社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则让我们深切关注。”

这次会议还有来自日本、韩国、越南、尼泊尔、菲律宾以及欧洲、美国和澳洲的作家。国际笔会在会议上勾画了在亚太地区的工作规划,表达了在这整个地区争取更大言论自由空间的期望。

国际笔会秘书长乔安妮˙利多姆-阿克曼表示,“举办这次会议,部分在于宏扬中文文学,部分在于建立我们各笔会之间的对话。作家们理解到,他们的社会要繁荣兴旺,就必须自由交换思想,作家必须能够自由发言、自由写作及自由出版。”

会议中多位演讲者都曾入狱,曾是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要个案,包括著名韩国诗人高银和中国记者高瑜。会议组织者之一的独立中文笔会秘书长张裕表示︰“他们对作家在争取自由中的作用有亲身体会,也知道国际笔会所予以的支持。”

悉尼笔会前会长周思 说︰“笔会是社会沟通的桥梁;是开辟的锲子。”

一位未能与会的中国大陆作家在发给大会的信中写道︰“我什么都已不再怕,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属于我们自己。要指出丑陋与不公,我们就必须呐喊,可是当我们吶喊的时候,我们的喉咙已被割断。”

另一位不能出席会议的作家写道︰“我们乐意烧掉泥土中旧物,使之能发出新芽。”

“作家团结起来维护言论自由和自由表达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写心中所想,作历史见证。”曾陷狱10年、目前流亡海外的作家齐家贞说道。

国际笔会在全世界101国家有144个分会,目前致力维护全球800多名因写作而受到威胁的作家,其中有33位是在中国大陆的系狱作家。国际笔会创建于1921年,是全世界作家的组织,致力于促进文学、维护言论自由,并建立一个作家的家园。

查询详细数据请联络 夏安(Anne Summers),电话: 9038 4544(只适用于2月5日)。2月5日后请联络卡罗琳˙麦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电话︰+44-207-405-0338 电邮︰[email protected]

国际笔会网址: 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独立中文笔会网址: www.chinesepen.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