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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2007年2月4日二十一卷五期

独立中文笔会会标

国际笔会亚太区会议将首次在香港举行，近期中宣部禁书及中国文化界抗争浪潮会是这次笔会重要议题。北京有关方面正密切注意，部分大陆代表不获准赴港出席。

一个时期来，出版和传媒的「审查和自我审查」已成为中国大陆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

日前，中共当局将已出版的《伶人往事》、《如焉》和《风云侧记》等七部和另一套丛书列为禁书，引发了一场以文化界为主体的抗争潮，即将在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二零零七年亚太地区会议」，也将这件事列为重点研讨 的主题。身在北京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因受当局监视，无法前来香港参加这次国际笔会活动。一月下旬，他对亚洲周刊说：「中国改革已近三十年，但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现实，中共当局仍故步自封，把封报、封网、禁书作为其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特别是优秀新闻人被整、好书被禁已成今日中国的 常态。」他认为，这次禁书在很大程度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等人迎合上峰的政治左转的主动作为。「龙新民们」对新闻、出版、网络的控制，下手越来越狠，这个衙门正不断增加被禁作家名单。这正是香港举行的国际笔会的背景之一。

国际笔会始终关注各地笔会在所属地域、地缘的合作与发展，特别是 亚太地区，中国作家、中文作家的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国际笔会属下的独立中文笔会，作为民间力量，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中的崛起，令人瞩目。　二月二日至五日，「国际笔会二零零七年亚太地区会议」将于香港西贡海滨的「保良局北潭涌度假营」举行。现居于香港的诗人孟浪参与了会议的筹备，他说：「国际笔会在香港 举行会议尚属首次。据了解，这次会议议题除了研讨国际笔会亚太地区区域合作和中文世界自由写作双主题。代表中国官方作家系统加入国际笔会的中国笔会中心，不会有代表出席，除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中文笔会参与协办外，设于台北的中华民国笔会和设于纽约的海外中国作家笔会都有代表参加。」

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出版

目录

亚衣: 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编后

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中国：六四一代青年学者与过来人的思考”新书发布暨研讨会

任不寐: 我们都是中宣部的受害者–焦国标《讨伐中宣部》读后

张伟国: 中国后集权时代的“焦国标现象”–读焦国标新着《讨伐中宣部》有感

何家栋: 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焦国标《讨伐中宣部》序

焦国标: 自序：唱衰中宣部

焦国标: 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 我的後《讨伐中宣部》时代

焦国标: 後“讨伐”时代随感录

焦国标: “不能给焦国标这个讲坛”

焦国标: 给校、院领导的四封信

焦国标: 我爲什麽要写《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 人权三题

焦国标: 毛泽东二题

焦国标: 赵紫阳三题

焦国标: 《环球时报》专捧老年独裁者

焦国标: 中国大陆信息猪圈 共有几块顽石砌成

焦国标: 中国开放报禁的三种途径

焦国标: 论兼听权

焦国标: 谁是对外传播学之父

焦国标: 美国归来答客难 — 焦国标访美期间在华盛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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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近日透露，2007年“钻石匕首奖”将授予英国小说家约翰·哈维（Joho Harvey）。

英国推理小说作协每年颁发的系列“匕首奖”（Dagger Award），分金匕首、银匕首和钢匕首3级奖项，主要授予在犯罪小说领域有出色表现的作家。另设“钻石匕首奖”，即该奖的终身成就奖。这个奖今年是钻石匕首奖设立后的第22个年头。

哈维以写作“查理·瑞斯尼克”系列而出名。系列第一本《寂寞的心》入选《时代》杂志评选的上世纪百本优秀推理小说之列。系列第二本《粗暴对待》曾位列金匕首奖和银匕首奖的入选名单。系列的最后一本《最后的仪式》获得了英国夏洛克奖最佳侦探奖。2004年，他的小说《肉与血》获得了“银匕首奖”。

据悉，哈维已经出了将近100本书。而他最新的小说《消失于地下》（Goneto Ground）今年2月将由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出版。

 

曾写出过长篇小说《人面桃花》的先锋派作家格非昨天下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讲座，认为北京作家王朔最近对文坛的激烈批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格非认为，在注重利益交换的社会当中，文学的教育、审美、娱乐三大功能已有很大改变。在深圳，采访格非的都是跑娱乐条线的记者，文章也发表在娱乐版上。他说，面对艰难生活，多愁善感的后果是糟糕的，人们需要有钢丝一样坚硬的神经。格非揭露说，有一家出版社每天派人去书店购买自己社出版的图书，一买就是一二百本，造成这本书畅销的假象，让其他读者跟进，从而将这本并不怎么样的图书炒作至几十万册。但图书出版界也有另外的例子：某本好书，出版社怕没有销路，起初只敢印3000册，然而因为书的内容实在精彩，一版再版，最后发行了250万册。格非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生活极其丰富，变革极其剧烈的时代，应该产生像狄更斯、司汤达那样的文学巨人。

格非说，有些作家喜欢写底层文学，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赞成写底层文学就是不称职，况且那些底层文学作品，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却看不到。这些作家只是纸上谈兵，觉得自己的道德比较高尚罢了。格非透露，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曾被马原批评作品很差，他也认为，像高行健这样的作家，在中国至少有50个。

北京作家王朔近日对文学艺术界发起猛烈批评，认为中国作家从近代到当代都不及格，中国文学作品除了《红楼梦》之外没什么可赞赏的。格非说，他与王朔是好朋友，王朔绝大多数的提法都是对的，即使王朔把他骂进去也没有关系。他觉得，我们是需要王朔这样的人出来说几句真话，因为文学艺术界的好好先生太多了。格非也曾被媒体问起对文坛80后的看法，因为他不想得罪人，所以只说了些“听其言观其行，现在评说为时过早”等没力气的话，实际上，他觉得80后的许多作品并不怎么样。格非认为王朔的意见很有哲理，看上去是信口开河，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读《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人生有喜有悲，乃是常态。然而，由暴政强加于人的制度性悲剧，更是普遍惨烈，影响深远，耐人寻味。深夜，重读谢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所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冷黑的铅字再一次把红朝人性的悲哀、无奈、丑恶、荒唐展现在我的眼前。

哀惋、沉痛之余，我想，为什么历次政治运动，总是知识分子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祭坛上？为什么同是知识分子，在民国、红朝，抑或同一朝代会有不同的命运？

令人叹息的是，民国过来的不少知识分子对所谓的“新时代”充满了希望。“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书中50多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立身立言的根基。在一个“万岁声起”，一切又被赋予“革命、政治”色彩，人人都要争当螺丝钉、铺路石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显然不合时宜，在暴君、愚民的眼中甚至可笑可怜。政治挂帅，不论专业与政治有无关系，也不论本人对政治有无兴趣，统统与政治脱不了干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最讲政治的时代，却在教育中取消了政治学。于是，书中50多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在毛式暴政之下，他们的学术研究，同人格尊严一样，都悲剧性地结束了。连陈寅恪、陈垣这样纯粹的学人，公认的大师，都处在惴惴不安之中；连叶企孙、饶毓泰这样的物理学奠基人，也招致一个自杀，一个凄然离世的命运。我们就可以理解汤用彤的顾虑，金岳霖的无奈，王云生的失望。从周一良、尹达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是如何使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平庸、甚至丑陋起来的。

“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曾经直言“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唱歌”的金岳霖“端正”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争取入盟入党；我那曾经提倡“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四川金堂老乡贺麟，1951年也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如果说向强权低头，是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慧。那么，随着运动深入，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甚至载脏诬陷，那就是人格的问题了。

1982年，82岁高龄的贺麟又参加了共产党。其时，我正在故乡就读初中一年级。那个夏天，贺麟及其夫人到官仓寻找其侄子贺兵时，在校长陪同下，参观我们学校。这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我身旁经过时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害羞、害怕的我赶忙把头低下。其实，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和我都不会想到，24年以后，当贺麟的名字已成为金堂地方官员招商引资，攀附京官的招牌时，当年那个面带饥色的少年，会对这位前辈老乡写下“暮年入党，标志中国失去了一个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多了一个平庸势利的唯物主义者”的文字。毕竟是旧时书生。空有现代民主自由的理念，而无荆轲刺秦的血性。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学术精神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当今的北大、清华出不了大学者，而祇出大官、幕僚、掮客乃至打手的真实原因；可以理解当今的教授已不再是是学问的标志，而是仅仅与工资、住房、公费医疗挂钩的职称而已。

“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作者祇能以提问的方式，含蓄、谨慎，有限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悲哀，对暴政的谴责。值此后极权时代，善于作秀的所谓“胡温新政”秉承势利、实效的唯物主义，虽然容得下没有思想的物理学家，不敢说真话的作家诗人，粉饰太平的旅游家、舞蹈家、歌唱家乃至没心没肺的美容、美食家，却容不下一个说真话的盲人律师。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二、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三）对内宣传的妖魔化美国

尽管出于对美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出于在国际关系中实现政权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现实外交上，中共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对内宣传上，中共主流媒体却依靠垄断的言论权力，几乎是一边倒地妖魔化美国，极尽丑化美国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上溯到列强瓜分中国的时期，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对当下国际关系中的美国，更是极尽妖魔化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包括中共的编造和歪曲），都被无限放大为整个制度的缺陷，夸张为全部对外政策的恶果。

科索沃战争期间，中共控制的媒体灌输给民众的完全是一边倒的片面之词：只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的侵略，对他国内政的无理干涉，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对平民的狂轰乱炸，而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对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灾难，对北约选择军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国及欧盟用尽了政治外交努力而无效，給予米洛舍维奇以政治解决的机会被拒绝——几乎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

1999年的5.8使馆风波，尽管美国向中国做了多次道歉并給予了赔偿，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约的解释，但是在国内，科索沃问题上的反美宣传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规格悼念三位误炸中殉难的记者，并加封为烈士；被垄断舆论所操控的民间反美情绪也随之变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当然不知道，美国也在两伊战争期间遭到过误炸，1987年5月17日，伊拉克的导弹在公海上，误炸过美军的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护卫舰斯塔克号，造成37名士兵死亡。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并没有激烈反应，只是要求伊拉克赔偿了事。

在仇恨和耻辱的种子已经有了沃土和劲肥之后，2001年4月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共又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调处理，另一方面在国内疯狂煽动。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伟，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样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规格的葬礼，照样是对遗属的厚待和全社会争相拥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铸造了王伟的雕像。民众再次成为垄断舆论的牺牲品，大多数民众毫不怀疑中共的宣传：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毁人亡的惨剧，而对国际惯例和撞机真相一无所知。

美国出现的任何丑闻，洛杉矶的黑人骚乱，美国总统选举的难产，安然、环球电讯、世界通信等大公司的财务作假丑闻，美军在伊拉克的虐俘行为，最近的飓风大灾难，……都会变成中国媒体上的热点。中共政权和爱国愤青们，几乎是本能地抓住每一丑闻，并将其上纲上线，一面借此全力抹黑美国政府及自由主义价值，一面把美国丑闻当作自己的遮羞布。

特别是在倒萨问题上，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御用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抹黑。他们把伊拉克的人权灾难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归罪于海湾战争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萨达姆的战争机器疯狂运转和国内暴政归罪于美国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时如何炸毁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萨达姆对内实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权灾难，用化学武器屠杀库尔德人，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迁移，打烙印、电击、拷打、强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斩首等酷刑，在有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饥饿、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萨达姆家族聚敛的私人财产估计达到300亿美元，并用石油换食品的经费为自己建立多达几十处的豪华宫殿。一个只有2200万人口的石油大国，1300万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受到严重限制，星期五的集体祈祷遭到禁止，连清真寺图书馆的书籍也不允许传阅。正是在萨达姆的暴政之下，才会有700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国外……

中共主流媒体之所以如此为萨达姆遮丑，主要是为了向国人灌输如下观念：

1，美国以9.11为借口并自恃超强国力，意欲推行“单边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这种建立美国帝国的努力，从冷战一结束就已经开始，从巴拿马到海蒂，从科索沃到阿富汗，从伊拉克到北朝鲜，无论美国进行军事干涉的表面借口多么堂皇，但在实质上皆是侵略和颠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秩序，不过是新帝国主义的包装而已。

2，倒萨战争，绝非为了推翻独裁者、解放伊拉克人民，更不是为了反恐和世界和平，而是为了赤裸裸的石油利益，因为布什家族与美国的石油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过去，美国为了对付伊朗，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过萨达姆；现在，美国为了要控制中东的石油就翻脸不人。控制了中东的石油，就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住了世界经济的咽喉。而控制中东石油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东建立一个强大的傀儡政权，进而控制整个中东地区。

3，反美的国人反对倒萨之战的最具震撼性的理由，是通过这样一个提问表达的：“伊拉克之后，下一个是谁？”接着的推论是：倒萨完成之后，美国的表面目标是朝鲜，实际是利用朝鲜核危机而把军力再次转向亚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围堵中国，并最终确立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天然能源匮乏国家，中东乃是中国所需石油的主要供应者，美国仅凭控制了中东石油的优势，就足以让中国臣服。

4，当今世界，欧洲是美国的传统盟友，俄罗斯的外交主轴也是融入西方，现在，西方盟友因伊战而分裂，只是暂时的，不可能导致根本的决裂。美洲是美国的后院，非洲又太弱小，不可能挑战美国。只有中东的阿拉伯世界和迅速崛起的亚洲，才会在未来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所以，在中东，通过控制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最反美的国家，再通过与以色列一起制服巴勒斯坦，美国已经接近对中东的基本控制。之后，再通过颠覆亚洲最反美的金正日政权，加上美日韩澳的亚太同盟，唯一可以对抗美国的中国就将陷于美国势力的包围之中。如此，当两个最难“西化”的地区被基本控制之后，美国的全球霸权也就得以确立。

以上种种灌输，建立在对民众知情权的野蛮剥夺之上，对事实的故意隐瞒和肆意歪曲之上，对受辱情结和仇恨意识的放纵之上，使大陆人自以为对美国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却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谎言和偏见之中。所以，他们对国际大事件的反应，象白痴一样愚蠢，象无赖一样下流。只要耐心浏览一下国人的反美说辞，透过表面的义正词严而深入到内里，那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幸灾乐祸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顽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盖，便一目了然。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

《六福客栈》

《面纱》

 

从书籍到电影，有些改动可以理解，对毛姆来说，《面纱》中的医生费恩夫妇到中国来，落脚点一定是香港，才有吸引力。好莱坞电影改成上海，是顺理成章的道理。但有些你想破脑袋也不明白，当年的英国女传教士艾伟德，在西安开设“八福客栈”。二战中她撕毁英国护照，以中国公民身份，只身带领80多个孤儿，沿路乞讨，徒步300多公里，成功的把他们送往非战区。1958年，大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了这位“内地会”的宣教士。“八福”之名，来自基督耶稣在著名的“登山宝训”中提及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但这部获当年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电影，却莫名奇妙的把片名改成了《六福客栈》。

毛姆对中国的热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当年到中国拜见辜鸿铭，辜老夫子端起来的傲慢，至今仍令许多人心花怒放。毛姆问，英国的哲学家如何，答曰，不过是一些被体制束缚了思想的人。又问美国的实用主义，夫子顾左右而言他，“我喜欢美国的石油，胜过美国的哲学”。一语惊退英国文豪。林语堂晚年在自传《信仰之旅》中，复述了这一段落之于思想史的意义。上个世纪2、30年代，史称“粉红色的年代”，西方世界落入历史上最大的坎缺。在灵魂上，教会与信仰的衰微，无力抵抗世俗文化的洪流。古老的诺斯替主义死灰复燃，借东方文化的玄思冥想，成为知识分子抗拒虚无的“想象的乌托邦”。在社会层面，左翼知识分子抛弃了自由主义，从粉红到朱红，一步步在各种极权主义面前放下身段，软下腰去。

毛姆的小说，几乎是前种趋势的集大成者。他的童年在坎伯雷特度过，基督信仰在异教化的欧洲文化中沉浸得太久，也被世俗化的教会把持得太久，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在毛姆的自传性名著《人性的枷锁》中，小孩子恒切的为疾病祷告，却没有成效。他从此对信仰失去信心，也对道德失去尊敬。生命的怨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对毛姆来说，一旦舍弃了基督教教义，信仰就变成了一种东方情调的神秘主义之旅。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他描写高更，从世俗的生活中逃离，最后在岛上找到了离群索居、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生活。就像卡夫卡三次订婚、又三次逃婚一样，一旦彼岸失去了意义，连进入此岸的勇气也失丧了。在《刀锋》中，毛姆再次以哲学家维特根斯特为原型，回到诺斯替主义的路子，认为唯有透过神秘主义的哲学与智慧，才能重返生命的意义。放弃十字架上的拯救，向东方寻找佛禅道的逍遥。中国读者喜爱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英国剑桥大学的C.S.路易斯，就是《纳尼亚传奇》的作者，童年时也有过类似的宗教体验。路易斯8岁时，天天跪在床边为患癌症的母亲祷告，但母亲还是去世了，他的信仰也随之消失。直到30年后，他与《魔戒》的作者托尔金结识，重返信仰。承认自己当时不过是把上帝当作魔术师，既无敬畏，也无爱神的心。不久他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女人又患上癌症，路易斯跪在病床前和她举行了婚礼。三年后他的妻子去世。二战中，路易斯在BBC的系列节目《真实的基督教》，令无数英国人在生死患难中认识了真正的“八福”。他始终跟随那古旧的福音，没有随着时代的风潮起落，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基督徒作家。

C. S. Lewis 1898 – 1963

而毛姆的天才，是一个怀疑论者的天才。爱情的虚假，人性的荒凉，使一切甜言蜜语都蒙上面纱。《面纱》是他企图回归信仰的一次尝试，毛姆把残酷的爱情放入一个霍乱时期。虚荣造就了凯蒂的婚姻，偶像化的浪漫爱情，又把她推向情人的床笫。她的丈夫就像一位绅士，不动声色地为偷情的妻子关上门。有一天忽然摊牌，说要么离婚，要么和我一起去霍乱疫区。

到此为止，这句话就像对婚姻的终审判决。谁能料到人的尽头，却是拯救的起头。一场霍乱拯救了凯蒂的爱情，就像癌症拯救了路易斯的信仰，二战拯救了欧洲的命运。费恩看起来就像另一位白求恩。他将对生命的绝望，和婚姻中的苦毒，都放在修道院中对霍乱病人废寝忘食的救助上。凯蒂也感到了他丈夫的伟大，可她说，“女人不会因为一个男人品德高尚就爱他”。人们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就像我们，口头都向往善，心里却偏偏爱上了恶。

真正为荒凉的婚姻带来拯救的，是那间乡村的修道院。主持者是一位出身名门的法国修女，令我想起1944年的另一部电影《天国之钥》，格里高利。派克主演一位辛亥革命前后来华传教的苏格兰牧师。电影中那位在浙江乡间度过一生的修女，也出自普鲁士望族。2007年是第一位新教传教士、英国的马礼逊来华200周年，回顾百年历史，新年公映的第一部电影，出现霍乱中的教堂和修女，特别令人感佩。放在20年前陈冲在好莱坞拍摄《大班》时，要被叫做反华影片。柏杨说他在1959年就看了《六福客栈》，里面有中国女人缠小脚的镜头，在台上映时，甚至引发了示威游行。

当修道院的门关上时，凯蒂感到更大的荒凉，觉得自己被遗弃在一个霍乱的世界。她来到修道院做义工，这对痴男怨女的爱情开始出死入生，在侍奉中走向饶恕，也使这部电影从二流的偷情故事开始上位。这一切就像酷爱毛姆的张爱玲，在《倾城之恋》末尾的那句话：到底是这座城市的沦陷，成就了他们的爱情，还是要有这样的爱情，才有这城市的沦陷？这话让人说不出话来，有时候，救赎是以死亡的面目出现的。等待戈多，也许就是等待一场霍乱。而等待死亡，也许就是等待复活。人若不用到某个地步，也能显得完全，那该多好。但我们晓得，往往人若不到某个地步，人就死不认帐。

修女对凯蒂的那一番话，无论在电影还是在小说，都是最精彩的。可惜小说译者大概不懂什么叫“恩典”，把它翻译为“幸福”。修女叫凯蒂回到染上霍乱的丈夫身边，凯蒂喃喃说，对，那是我的责任。修女笑了，说，手脏了要洗手才是责任。我18岁就恋爱了，爱上了我的神。50年过去了，我有时也感到他不听我的祷告。就像老夫妻坐在沙发上，却不说话，但他们心里知道彼此相爱。修女说，“有一天，当爱和责任汇合在一起时，恩典就与你同在”。

这话也是毛姆对自己的盼望。毛姆是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他一生陷入对宗教道德观的怨恨。道德若只在律法中，道德的确值得憎恨，道德不过是对你我的诅咒。但道德若是在恩典里，道德就是爱。自由从来都有两种，一是顺服，一是放纵。不偷情，不是因为诫律，因为我们爱那个人，爱到不能偷情的地步。

若非如此，情何以堪。爱过恨过的人，要么身在城堡，要么披戴面纱。这部电影或者温柔，或者残酷，取决于你的婚姻境况。

2007-1-13

首发南方人物周刊

 

1215年，当中国大地上仍然翻来覆去地上演着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动辄尸横遍野，流血漂橹的野蛮游戏时，英格兰的约翰王在《大宪章》（Magna Carta）的第三十九章做出了如下承诺：“除非由其同侪依法判决，或依据国家法律，不得对任何自由人施予捉拿、监禁、剥夺财产、放逐他乡或其它形式的惩罚，亦不应对其进行攻击、责罚。” 约翰王的承诺成为英美法中程序正义原则的滥觞。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除非经由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由此，程序正义观念在美国以宪法原则的形式得到确认和保障，为进一步保障司法公正、保护当事各方的权益，维护人的尊严奠定了基础。

将近一千年之后，在“三个代表”独家统治下的中国，一桩“新青年”冤案，消解了“古老文明”的迷雾，惊醒了“依法治国”的梦幻——2003年5月，在新青年学会徐伟、靳海科、杨子立、张宏海被捕两年多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做出判决，徐、靳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杨、张被判有期徒刑八年。罪名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01年9月提交的“起诉书”中的不差分毫——“颠覆国家政权罪”，援引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2003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案，最后以维持原判匆匆结案。2006年8月四青年的家属再次提出申诉，要求法院重新审案，但是重审要求被断然拒绝。

这里且不论一个以人民为敌的政权为什么不可以被颠覆，一个落后的社会制度为什么不可以被推翻；也不问同属言论范畴，为什么有人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三五年，而四青年却按“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八到十年，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审视这场堂而皇之的闹剧，就足以使我们对中共所做出的司法改革、依法治国之类的承诺充满疑惑和绝望。

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指的是“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这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对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等各种实体性权益进行剥夺、限制之前，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程序。 而纵观“新青年”案的调查、取证、判决、重审，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处处表现出执法的无序性、随意性和偏执性。

首先，“新青年”案中存在着严重的非法取证现象。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条、第一百六十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一条，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司法机关不能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在“新青年”案中，既有靠安插卧底，煽动他人发表言论的诱骗，又有对证人的威胁利诱，更有对当事者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而对四青年的最后判决正是建立在这种非正义的取证程序取得的不实证据之上。

再者，“新青年”案中存在着严重的证据运用非正义现象。公权的行使者依照有罪推定的偏见，只取信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而无视相反的证据，违背了程序公正中的对等或称对称原则。范二军，黄海霞和何彦华最初的证词是在有关方面的威逼利诱下做出的，当他们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分别写出了不同的证词，并自愿到法庭作证，但却被法庭拒之门外，完全不给被告方发言和解释的机会。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女士经过数年的努力，2006年终于拿到了曾经为国安做暗探的李宇宙的新证词。四位青年被判罪与李当年递交给北京国家安全局的工作报告有直接关系，他的新证词承认了自己的暗探身份，推翻了关于四位青年的言论和行为的不实之词，司法机关完全应该按照新证据重新审理此案。　

第三，“新青年”案中存在着严重的羁押程序非正义，包括超期羁押和延迟审理。尽管中共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至四日，”但四位青年均受到严重的超期羁押。他们四人分别于2001年3月13日被捕，后被非法关押到2001年9月28日才开庭审理。本来案件已非常清楚，公诉方所提供的所有证据恰恰证明四位被告人无罪，法庭本应当庭或及时宣布判决结果，却做出了延期审理的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6条的规定，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1个月，而四位青年的案子从第一次开庭到第二次开庭，隔1年6个月零23天之久。

此外，“新青年”案的审理中还存在着公诉方证据不合法、证人不合法、被告的自辩完全不予采信等一系列程序非正义现象，严重损害了被告方的正当权益，让人无法相信判决结果的客观和公正。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弗兰德雷（H. Friendly）曾著文分析宪法上保障程序正义的内涵，他认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有一个“公正的法庭”（an unbiased tribunal），即法庭应当在那些其利益处于冲突状态的参与者各方之间保持一种超然和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地位，不应对任何一方存有偏见和歧视。这一点却正是中国目前的法庭所无法做到的，因为中国的法庭无法摆脱“严打”、“抓大案要案”之类的政治干预，也无法抵御金钱和利益等的诱惑。

数百年前，中国的晋商发明了联号经营体制。所谓联号，多是由一个财东出资对在各地所经营的不同行业的商号以子母形式进行管理的一种体制，是独家经营模式的一种衍化和发展。如果说中共数十年来叫得山响的司法改革有什么成就的话，大概就是从毛时代的革委会抓人关人杀人的一条龙买卖变化成了公检法司分门联号——看上去门脸儿有高矮，店面儿有大小，老板有胖瘦，实际上全是“党记”分店。这样说也许对这些年来为推进中国司法改革的学者和活动家有所不敬，但毋庸讳言，中国的法制建设之所以止步不前，至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一党独大注定了法律无法改变的小媳妇地位。

在独裁统治之下健全法制并非不可能，法西斯德国、意大利，甚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都是法制很健全的国家。但这样的法律条文无非是统治者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借口，这样的司法机关无非是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小摆设，这样的法制健全国家离文明更远，离野蛮更近。

 

一、刘淇充当黑社会企业的保护伞，粗暴干涉司法、侵吞农民大量土地

刘淇将北京经济房项目交给毫无资质的亲朋——黑社会老大北京万众房地产公司。同样的合同、时间、地点，同样的性质被刘淇反复颠倒！使违法者违法取得暴利，使无辜农民哑巴吃黄连，连假罚款的招都想出来了！

1997年12月，北京太平庄合作社以230亩土地为出资同北京万众房地产公司达成“旧村改造太平庄”的项目合同，由万众房地产负责办理政府征地手续，分批付给农民3000万元作为各类拆迁和征地款，而万众最终祇付给了800万元。不料万众房地产在未办理开工手续的情况下，蓄意开工，造成项目被北京市定为“违法用地项目”，万众被罚款10万元，后以补办手续的方式，改名为嘉仁房地产公司，便继续开工建设，然而这简单的过程，却隐藏了一个巨大阴谋！

万众用单方违法手段，就是为使“用地项目违法”，使与农民签定的“用地合同无效”，农民便无法依据合同要求返还剩余的2200万元，再通过补办手续，改名为嘉仁房地产而另起炉灶，牟取了暴利：如此低级的惯用伎俩，连小学生都能看出，迫于刘淇刘淇书记的巨大权力的压力，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祇能对事实视而不见，终审裁定：驳回农民的所有请求：

1.太平庄合作社与嘉仁公司的协议书应属无效。太平庄合作社要求嘉仁公司给付其征地补偿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协议等于没有，是无效合同。）

2. 由于嘉仁公司取得土地的合法手续，是基于国家的征地行为，故合同无效后，不发生相互返还的问题。（嘉仁公司行为成了国家所为）

3.嘉仁公司支付补偿款800万元，认可为履行了签订的补偿协议，不主张返还2200万元。

4.太平庄合作社诉原众房地产更名后仍是万众房地产所签协议无效不成立，不予支持。（认可了更名的骗术，万众房地产不是嘉仁房地产。）（见04年1001号终审判决书摘录）

借助“违法”插曲和“改名不认欠条”的骗术，就使农民的合同成为废纸，使国家鼓励的旧村改造被定为“违法”， 使农民本应13万多元/每亩的补偿款，祇拿到3万多元/亩。目前市场价格已经达60万多元/亩。历时四年的诉讼，农民为此流离失所，一旦有人上访，便遭黑社会殴打及执法者威胁。于是向中央申诉，然而嘉仁一个月后便注销失踪了！

在此，我们不禁要质问，是刘淇的权大，还是全国人大的法大？

1，质问刘淇：在刘淇以权谋私的骨子里，还有执政为民的影子吗？连世代农民赖以为生的最后口粮都要掠夺。这种多次在北京房地产上演的惯用伎俩该收场了吧！

2，质问法院：凭什么黑社会的嘉仁房地产能有权享有“国家征地”的“特殊待遇”。

3，质问法院：既然刘淇们认定万众不是嘉仁，项目违法，合同无效！但同样这个项目；在维护嘉仁其它诉讼时，却自相矛盾地认定万众就是嘉仁，项目又不违法了，合同又有效了呢？

二、刘淇以权谋私，利用各种非法手段长期出卖大量国有企业的利益

1998年5月同样太平庄项目，在刘淇刘淇的牵线下万众房地产与国有企业北京仪器厂签订了《购销合同》，由北仪厂为万众担保3240万元的银行贷款并预付110套房款。北仪厂为其担保了1500万元银行贷款，并预付了85套房款，比万众的市场销售价格贵了1250元/米，由于摸清了万众黑社会的背景：不但四处欠债违法严重，工程质量上存在重大隐患，连资质都严重违规；特别是万众更名为嘉仁后，对外宣称万众和嘉仁是两回事，北仪厂感到为其继续担保和购房的风险。故而拒绝对嘉仁公司履行原万众公司的合同。然而这一合理做法被嘉仁公司告上法庭后，却在刘淇刘淇的干涉下，被法院强行判为：1.北仪厂继续为嘉仁公司担保两年银行贷款。（理由是嘉仁就是万众）

2.继续高价购买其商品房。（理由是项目又不违法了）

3.赔偿嘉仁公司由此而来经济损失。（理由是原万众的合同就是嘉仁合同）

法院怎会支持骗子的强买强卖？北仪厂职工愤怒地提出上诉，揭露内幕，据同嘉仁打交道多年的官员们透露；刘淇是幕后老板之一，然而在刘淇干涉下，北仪厂最终不得不作出让步。

三、刘淇维护黑帮利益，不顾人民死活，导致黑帮雇凶杀人歪风愈演愈烈

2001至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社区课题组”和北京电视台等对北京156家社区调查结果：业主同物业发生严重纠纷的占80%，其中暴力冲突占37%，北京政府物业标准是0.9元/月平方米，而黑物业却高达15倍，但依然将公共设施出租获利；中国社会调查所数据显示：北京4000个小区中，90%都存在着物业公司将公共设施出租谋取私利的问题……，而刘淇刘淇的嘉仁房地产的子公司嘉仁物业“演出”了新中国物业史上最“黑暗的人间残剧”！

刘淇的嘉仁物业是首都最臭名昭著的流氓物业，至今居民们喝的还是受污染的地下水，不但出租公共设施、高收费，业主稍有不从，就用暴力手段强行收费；四年时间里，从70多岁的老人打到14岁的妇孺、甚至致残10人，每年制造出200多起破坏公民财产案件：“从断水电、断暖气到砸车辆、门窗、堵门锁、恐吓等，尽管百姓们及众多媒体对市政府一再强烈呼吁，却无人理睬！百姓用鲜血和生命来与刘淇维护的黑恶势力抗争。

听一下业委会李有成和记者团调查出嘉仁物业980多起血腥惨案，居然无一起被处理：1.中央台报道：深夜，嘉仁一伙黑衣人手拿铁棍冲进李美霞家，李被打得遍体鳞伤，其丈夫被打残，胫骨、肋骨多处骨折，法医鉴定为重伤。有家不敢回！至今未处理。

2.长期以来，由于无人敢处理刘淇的同僚，2004年5月小区业委会成立，要求按《物业管理条例》防止打人现象，可所有要求都被拒绝，大多数业主遭受了更加凄惨的报复：3.2005年4月总经理马荣军率十几名打手毒打60岁刘畅和刘贻燕；警察都不敢出警，经反复报警，40分钟后才到现场，虽经多次上告，但派出所就是拖着不敢办！

4.无奈之下，业委会决定罢免嘉仁物业；2005年6月11日投票前，两名杀手用斧头和砍刀对李有成杀人灭口，幸亏跑的快，但头部和后背还是被砍伤，刀口13厘米缝38针，为防止警察包庇凶手，尽管血流如注，仍坚持到摄像取证后，才同意处理伤口，导致流血过多昏迷！由此可见：督促民警办案有多难，刘淇刘淇践踏法律、包庇黑帮的权力有多么巨大！

（凶手逃跑时，被居民看到车牌号，其中一位被抓到后不久被取保候审，随即便消失了！）李有成被杀手追杀，斧头和砍刀，业主被打致残）

5.2005年6月12日业主大会在居委会主任们监督下，以1113票炒掉嘉仁物业。然而这一用鲜血换来的结果，在刘淇刘淇的干涉下得不到政府承认！嘉仁物业拒不交接！居民请来的盛利达物业祇得退出，马荣军更是有持无恐对居民进行了大规模的血洗报复：6月17日晚马荣军纠集20辆轿车上百名黑帮，吸取了上次车牌被发现教训，这次车牌均用纸张遮盖。马荣军将黑帮们分派到各位业委会成员家门口，业主纷纷报案之后，在不断增援的众多公安的反复督促下，这伙人才勉强离开！

8月29日马荣军又开始了血洗业委会及家属的行动！中午，通过砸开防盗门的手段，二十几名打手当着7名警察的面将李有成等10多名业主及家属被打的头破血流，7名警察竟然不敢制止。下午又有70多名打手，分乘15辆车，手持凶器再次冲向业委会办公室。

9月3日和4日两天，20多辆汽车进驻小区，百名打手见人就骂就打，居民祇好都躲在家中，有班不敢上，有家不敢回。11月14日，业委会田浩遭三名打手棍棒连续暴打，致使粉碎性骨折，全身软组织损伤，已经残废了！

6.刘淇刘淇一手遮天，使众多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反而威逼百姓，令百姓无处伸怨！

8月11日业委会提出对昌平区建委不信任，状告行政不作为，被法院驳回。8月29日刘贻燕以昌平公安分局行政不作为告到法院，并提出公安局有伪证罪！

保护公民权益是警察职责，而警察与黑帮公开称兄道弟，打人时都躲开，帮助流氓物业违法收费时就出现；多次报警，拒不出警；凶手逍遥法外继续打人，始终不归案，也没有处理结果，反而威胁百姓，是典型的行政不作为。

律师李劲松表示：“昌平分局有作伪证嫌疑，要求法院追究作假责任”。从昌平分局出示的传唤证和笔录显示：4月30日给业主们传唤证就已经是310多号，而 5月9日传唤马荣军时的传唤证是第290号，居然出现这种违法倒置排列序号。（后好心的警官私下告知：“由于刘淇刘淇的关照，连公安系统都不敢传唤刘淇的打手，祇好为刘淇的打手编造伪证，并谈到就是市局局长也不敢动他们！他们手里的把柄足以使更高人物，即使撤掉局长也会救他们，请别在难为我们小分局和派出所了”！）

仅嘉仁就有50多户居民忍受不了迫害而搬走！连大人都如此，何况孩子！一听说物业来了，便四处躲藏。更多居民没有能力搬走而忍辱负重！这就是刘淇刘淇一手遮天的人间悲剧！

四、刘淇触犯了国家法律，问题远远超过陈良宇

我们要怒斥刘淇： 刘淇的权力究竟要为谁所用？凭什么众多党员、人大、政协、媒体、法学、社科等代表十年来不断呼吁“该解决问题了”。各种研讨会解决办法摆在刘淇面前一大箩。而恶性伤人案不断增加，86%都是刘淇最照顾的地产商所为。至今未见任何凶手受到法律判决。事实证明，地产商在刘淇面前的一句话，胜过了我们众多代表们和数万人的上访告状！难道刘淇想让黑物业利益永远凌驾于党和人民利益之上吗？从汇总的众多内幕中：我们深知刘淇太阴险了！嘉仁房地产不过是刘淇沧海一粟的腐败缩影，更多的内幕下篇披露……，我们要怒斥刘淇：为什么1400户居民不断联名给刘淇写求助信，但都石沉大海，而个人名义所写的告状信，立刻就会被嘉仁获知，并遭到更加野蛮的报复！为什么让刘淇为百姓做点应当做的事就如此困难？连记者、政协、人大等委员向刘淇反映嘉仁房地产公司问题后，居然立刻就遭到了嘉仁打手恐吓电话的威胁，嘉仁怎会如此猖狂！刘淇早已犯了渎职罪！

我们要怒斥刘淇：为什么刘淇将国家如此重要的经济房项目，交给祇有五毒俱全、而资质不全的嘉仁房地产公司实施、导致出现了一系列的偷工减料及重大工程隐患，居民与物业因修缮问题冲突加剧，刘淇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

我们要怒斥刘淇：刘淇究竟为谁当书纪？当嘉仁房地产侵吞农民和国有利益时，无论多么困难，刘淇都能不择手段地做到！而为国家的税收利益时，刘淇不仅将所有税收优惠给了嘉仁房地产，还能法外施恩，将国家的税法视同儿戏，批准了嘉仁《02年度利润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申请》，如果刘淇还想抵赖，请翻看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企[2003]383 号文件》我们不禁要问：卖房前没有企业不是亏损的，而卖房后有了利润，就用补亏的藉口来逃避纳税，正是有刘淇这样的贪官一起敛财，才导致嘉仁恶性膨胀，连纳税义务也可免除！那么嘉仁侵吞农民和国企获得的巨额利润，是否应补交税呢？正因为嘉仁获取了暴利，才迅速注销公司。

我们要怒斥刘淇：刘淇为了维护刘淇流氓黑帮的利益，掩盖刘淇种种犯罪事实，连刘志华这样的流氓贪官都能被刘淇提名并选举为纪委书记，居然还上报了中央！刘淇的手段的确很高明，由流氓纪委书记替刘淇掩盖北京市的种种黑幕，流氓们自然就会相安无事。

总之，报道嘉仁事件祇是开始，北京臭名的流氓地产物业就达39家之多，从上百处房地产和建材市场都被刘淇们的黑帮把持，靠着刘淇们的保护，别人休想插手这些行业，否则就要火拼！我们坚信：尽管刘淇目前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刘淇的腐败权力休想长久！尽管刘淇拼命要借奥运清白之名来掩盖黑幕，在此，我们警告刘淇，奥运不是为刘淇腐败的黑帮召开的！

陈良宇祇是社保和土地问题，而刘淇刘淇的问题远超出他，他有的刘淇都有！他没有的刘淇更多！刘淇唯一比他聪明的是由前台“木偶”作为挡箭牌，自己躲在幕后全力保护；刘淇的黑手和众多帮凶早已渗透到各行各业，都将会被一一披露；一年内，真正的罪犯必将展现在人民面前，无论刘淇采用何种凶恶手段清除异己，历史必将撕开刘淇邪恶的面纱，党内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岂是刘淇结党营私团伙专权专政的天下！

（2006年于北京）

 

“严肃查处”的高官变相“官复原职”

自胡温新政以来，大量的贪官被查处、庸官清出局已是人所共睹，从政治局到国务院，从北京到上海，从天津到重庆，省部级高官均有落马，与江朱时代仅仅去除陈希同北京帮相比，给人的印象更像官场肃贪廉政、励精图治的清明举措（由于涉及制度上的革新并不明显，这里笔者无法用更现代的词句来形容）。虽则如此，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仍然被不少明眼人解读为政治斗争，为何？笔者当然不希望这又是一轮简单的“改朝换代”，但人们这样说的理由看起来是有一些，这里试议其中之一，即令人担心的变相“官复原职”现象：当一位高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因明显的过失被“严肃查处”，以正视听（以应对公众舆论）时，执政者赢得了热烈掌声与交口赞誉；但且慢，若之后不久（多数情况在一年之内，），这些被查撤的官员又悄悄上任，位居同级别待遇的高位，此时此刻，知情者、关注者又会怎么想，不是被愚弄的感觉吗？这些被问责的官员当初到底有没有错？究竟有什么必要绕个弯又让他们复出？在一个典型的民主国家，政客因选战落败而东山再起者有之，而官员因失职、渎职而下台却能复出者鲜有所闻（试想，拉姆斯菲尔德辞职不到一年后，就改任NASA主任，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而在改革轨道上的中国， 屡见这样的复出有什么含义？

让我们回顾几个典型的事例，先从张文康、孟学农免职谈起。2003年，那还是胡温初登政坛， “太上皇”依旧垂帘的时光。当时，SARS肆虐，由华南蔓延全国，直逼京城。专制体制特有的好大喜功、隐情不发的恶习，原本在比较务实求变的邓时代有所收敛，但在江执政时代又卷土重来且花样翻新。10余年间，各地数不清的“豆腐渣工程”、形象工程不论，其对SARS这样的恶性疫病的敷衍、遮盖，已经到了误国误民的程度。甚至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天子脚下”的北京，有关官员敢在世卫组织官员来临时弄虚作假，把疑似病人拉到外面避风头，并在全球媒体前大言不惭地说，在中国观光、生活和工作都是安全的。可惜的是，这一套在已经改革开放到这步田地的中国，很难长久蒙蔽世人（无论是国人还是外人）了，而且随着疫情的告急，局面已经是过不去了。终于，当百姓依然手机机机相传，全球已经拭目以待之际，立足未稳、言行谨慎但又以务实为口碑的胡温痛下决心，于2003年4月20日将卫生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免去党内职务，不久即通过程序开刀革除二人行政职务（孟为辞职）。一时间，舆论涌动，民心称快。应当说，中共作为执政党在民情与国际舆论双重压力做出这样的举措，自其1949年掌握全国政权以来，还是首次。以小胡的一贯的处世为人，在那个时候将一直追随江老板鞍前马后、享有“御医”之称的张部长拿下，如果纯从政治权术排除异己的意义上，还为时尚早；而来自民间与国际的双重压力，更可能是实际考量，特别是奥运会的主办地位更是无人可撼的重中之重。

亦有人称，SARS隐瞒，军队与卫生部（均为张文康所把控）责任重大，但北京市市委书记刘淇（被认为是贾庆林的亲信，即是江的人）也难咎其责，而被免职的孟学农，却是典型的“团派”经历，更接近胡系人马。这样，去孟留刘，被认为是给江、贾留面子，是种政治上的博弈，即中国象棋中的谋略“对车”，巧借民意，敲山震虎，却又使阵容依旧强大的江系人马无话可说。当然，这里毕竟也透露出胡温对前一任内阁执政理念的不以为然。但无论如何，中国大陆官场之内，少有人真诚相信（没有权力制衡的）问责制，更多人相信与实权人物关系的亲疏决定最后结果。当张、孟二人被撤职时，即有分析人士预测，他们的东山再起祇是时间问题。随后，北京官场传言四起，关于张的说法是，他任卫生部长时所兼任的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这项职务一直未被免除，他在教科文卫系统复职的任命也为期不远；关于孟的说法是，有关方面认为他年富力强，安排他出国考察，既避避风头，又换换心情，将另有高任。因为孟是在地方大员（直辖市长）的职位上被免职，故今后很难再主持地方工作，于是广为流传的是像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一类的专业主管部门，将是安置他的合适地方。

果然，同年9月，也就是不到半年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了关于孟学农任职通知。孟的新职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10月，张复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任，并于2005年“光荣”当选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所以这样说，是为体育发展立过功的、刚刚正常卸任的原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也不过同期得到同等职务）！海内外媒体曾为此追踪报道，当《明报》记者询问有关张文康的任命会否影响宋庆龄基金会形象时，基金会有关人士默不做声、不愿回答。事实上，张上任后比较张扬，四处巡视，足迹走遍神州大地，各地官方媒体在报道时不忘在其头衔上加挂一顶“原卫生部长”作为一道光环。当然，在民间媒体（网站）上，网民们的反应复杂，其中负面看法居多。相比起来，孟不愧为胡的“自己人”，毫不张扬，埋头做事，祇不过“南水北调”也是前朝留下来的三峡工程之后又一大争议工程，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形象工程，可能更前无古人地解决北方水荒，也可能更史无前例地破坏生态，可能更多地带来就业与拉动GDP，也可能耗掉更多纳税人的钱财而成全更多贪官，带来更多豆腐渣程…… 总之，从风险/收益计，这并不是一份好差事。

张、孟之后，另一大部级高官的过失去职，便是中石油前掌门人马富才。2003年12月23日，位于重庆开县高桥镇的中国石油四川石油管理局下属矿井突然发生井喷。造成富含剧毒气体硫化氢的天然气汹涌喷泻。后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这起因员工疏忽和违章操作导致的恶性责任事故直接夺去243人的生命（除了两名是气矿工人外，余者都是矿井周围居住的农民），2143人接受治疗。接收的灾民65000余人。如媒体所言，开县井喷痛切地提醒中国企业更多地关注和思考自己的社会职责。身为这家超级央企——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的党组书记、总经理与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马富为此引咎辞职。

马是从实际工作岗位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人，应当说，他的辞职开启了执行问责制一个好的先例，尽管他可以狡辩说，他堂堂“世界500强”之大企业的老总，不可能管到一个气井工人的操作。而事故发生后的迅速处理，也与他不无关系（这和SARS当前的卫生部领导还不是一种情况）。但在一个健康社会，舆论追溯恶性事故的道义责任是不可避免的，而掌门人因辞职而寻求良心解脱，也是人间常理——面对死者家属，有良心的人能继续做你的500强老总吗？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马的复出，网民给予更为复杂的反应，在并不否定马的才能、经验与（起码的）良心之时，也有许多人遗憾地指出，事故道义责任人这样换个位置悄悄复出，毕竟还不是一个让人心悦诚服的处理结果。它从体制上为失职乃至渎职的官员留下了退路，也许不够体面，但是依旧实惠。

在媒体刨根问底的跟进下，国家发改委的新闻发言人承认，马已经在2005年5月1日前上班，任职发改委能源办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官员问责制的声誉直线下滑

如果，仅仅是两起案例还不够说明问题的话（人们可以自我安慰说这是遗留历史问题，祇是例外处理），那近来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易位复出，向普通民众心底抛下的更多是阴影。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除致使8人死亡，60多人受伤，数万居民紧急疏散外，还造成100余吨苯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中，导致松花江水体遭受严重污染，不仅危及吉林省沿江数百万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而且最终也危及下游沿江居民包括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境内的大批居民。该事故还引起了俄罗斯政府的紧张，多少也影响了本来微妙的俄中关系。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尽管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的主管与有关职工责任无可推卸，但在事法发后的应对、处理过程中，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希图大事化小，贻误了及时的处置，对这起事件最终造成的巨大损失负有责任。事实上，当哈尔滨南下的机票与车票突然售罄，全城瓶装水全部脱销之时，一个普通百姓都明白，对重大灾难事件的遮掩于21世纪的今天是何等的愚不可及。为此，当解振华12月12日申请辞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职务，官方与民间的舆情，都认为是顺理成章。 即便是事故甫发之初，便有舆论主张要对相关官员予以问责，伴随着情势发展和后果呈现，问责辞职，实在意料之中。不过，圈内人却预计，老解的复出是早晚的事（见《第一财经时报》）。

果然，事隔仅一年加点儿零头，国家发改委官员在2007年1月7日对外证实，解振华已获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分管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等方面的工作。

至此，胡温体制下实行问责制后下台的四名省部级干部，全部重获委任，且无论职位如何，全部继续享受其“正部级待遇”。

至此，一度口碑甚佳的官员问责制，声誉在直线下滑，至少在至今依然可以匿名的网上已然如此。

一而再，再而三，失职官员“东山再起”，问责制度濒临危机。是13亿神州缺少这样优秀的人才，不能割舍？是当初对他们的处置后来证明有误？如果都不是，那让我们猜想，是什么让决策者选择这种看似自毁声誉的用人之策？

可能的答案之一：是高层政治的妥协。至少，张文康的去职与复职属于这种情况。张的业绩实在乏善可陈，如果说SARS的爆发算他倒霉的话，医疗卫生全行业走向腐败，看病买药成为老百姓口头禅的“新三座大山”（上学、住房、及医疗是业）之一，可不折不扣算他任下的成果。但他确实不如教育口的陈至立幸运，后者全责催生教育全面产业化，造就另一座“大山”，却遭遇不到瘟疫这样的恶性突发事件，不仅能全身而退，还在退出后晋身而成为国务委员（所谓全身而进是也）。如人们所识，2003年，江系人马依然权倾一方，故在权谋意义上说，妥协不失为一道计谋，而妥协的方式明的一面有前面讲的“对车”（两系人马各斩一将，以谢天下），暗的可能还有承诺，就是说早晚会复出，且无论如何保留你的“正部级待遇”，对于一个63岁的老人，最后这一条才是实际考量。如人们所见，张的安排是四人复出情形中实权最小、实际工作最少的，但这已经无关宏旨了。

孟的命运多少有些晦气，本来，按照中共一元化的体制，真正（隐瞒）决策的产生如果发生在北京，责任人也应是市委书记刘淇（在卫生部，党组书记也是张文康，因此他一点儿也不冤枉），但政治就是政治，他本人想来也明白，况且，有关方面给他的承诺会执行更坚决呢（果不其然，不到半年，他就走马上任了；但也如前面所述，地方官是暂时做不成了，否则无法向舆论交代）。还有一条明显的理由，就是在有关SARS的新闻发言会上，他也是出面承诺北京绝对安全的主讲之一，众目睽睽，拿下方有平愤的效果。

当然，也有阴谋论者指称，更高层其实也造就知情，早先的应对就是遮盖，希图扑灭疫情就好，没有灭成，祇好拿张、孟两位谢罪，因此是体制问题，张、孟买单（所谓替罪羊是也）。但此说尚无直接证据支持，这里不做置评。SARS一疫，国家的生命、财产、名誉损失巨大，总要有人“买单”，这也是世人共识了。

马的情况有所不同。在操作/执行层面，他算是冤枉的，事发之后没有执行不力，事发之前也不可能面面俱道。但这么大的事故，早已是全球新闻，马的辞职，既是良心谴责，也是顺理成章，这章、理，就是近世形成的全人类共识：人命关天，非同儿戏，不可能死了几百人，像没事一样，要有实际交代（法律审理），也要有象征性交代，表明对生命的重视。马的辞职，笔者以为是真诚的（与张、孟的先免后辞不同，马早早递上辞呈，却迟迟才得到批准）。而且马是真正的技术官僚，从小油田做起，而胜利油田，而大庆油田，而中石化，而掌全权。他在辞呈中请求去做石油技术工程工作，也表明他不做官也有饭吃。如果决策者同意他的辞呈中这一要求，而不是保留什么正部级待遇，其实倒是开了个高干问责制的出口（相信今后有专业能力的技术官僚应是越来越多）。

解的情况，从局外人的不充分资料看，是轻信了下属的禀报，因而贻误了时机。他也是典型的技术官僚，在环保领域工作数十年，甚至还有不错的口碑。但也是如此大事，必须有所交代，因此他的下台，也是顺理成章。功归功，过归过，过去的该奖还要奖，不能用做犯错误的保护伞，这点，是变化中的官僚体制应当学习的。解的知识、才能与经验完全可以用来教学、做智囊或自组公司，何苦在政坛小圈圈里打转，损失民心，也影响自己声誉啊。

狭义的政治权术最终失去民心

最后一点，相信是有关方面（特别是中组部）心中考量：如果高层干部“意外”下台不给出路，对于今后继续用人大大不利（套句某位官僚的话，做官成了“高危行业”）。这是一个中国的现实，高官的退路还是高官。在成熟的民主社会，官吏分明，高官（相当与我们的部长、委员长、总理乃至主席）无论是选是任，都是有期的，一个人终于任上，是有意外（或是病故，或是国难如战争）；大家各自有退路，如基辛格去教书，斯诺任大集团总裁，老布什做顾问，克林顿写书、走穴，等等。中国大批高管坐等离休，不仅对政治上的新陈代谢不利，事实上也是纳税人的沉重负担。如果说，过去老一代没有这个条件（资质）的话 ，那么自江——朱内阁以降，已经是粗具这方面的资质了：朱镕基、钱其琛等任教，江泽民、李瑞环等著书，龙永图、于友先等做顾问，不是很好吗（当然，他们的问题是体制内外两个好处都占了，但在过渡期间，我们不多非议）。

以狭义的政治权衡，失去广义的政治制衡，从而最终失去民心、民意、民气，两者孰轻孰重，一直倡导以人为本、实行“新新三民主义”的胡温内阁，不可不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