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年2月－1950年5月），出生于美国矿工家庭，其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社会主义因其底层经历，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她在德国柏林结识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从此她开始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服务。
1929年初，与斯特朗一样，史沫特莱是经苏联洗脑培训后来到中国，史沫特莱的身份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在上海，她很快就与左翼作家鲁迅、郭沫若等联系上，以此获得对中国的认知与获得人脉，同时还协助宋庆龄处理一些文件，显然这个时间宋庆龄已成为共产国际在上海的重要联络员或领导者。1930年的上海是国际间谍的重要集散地，史沫特莱与从事情报活动的佐尔格合作开始组建情报小组，帮助佐尔格建立远东情报网，史沫特莱还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积极联络中国左翼势力抨击国民政府，宣传共产主义。比如由其主编 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由其推荐的美国人伊罗生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都是共产国际出资，专门发表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的作品。
宋庆龄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最重要成员，苏联、共产国际的重要特务或以记者身份进入中国，均会受到她的接应与安排，然后才是周恩来进一步协力。以身处上海的宋庆龄为中心，中共形成一个泛统战网络，上有共产国际与苏联，下有苏维埃中国基地组织，与史沫特莱这样的苏联特务配合的，还有外围的左翼作家、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左翼作家的作品多是反映中国历史传统的丑陋与现实的阴暗面，对当局的批判，这符合共产主义摧毁旧世界的观念，所以翻译
1*（《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时间新考 》时文生《北京日报》2015年02月02日
这些作品，向全世界展示旧中国的严峻问题，为中国革命寻找到合理性与合法性。
由于史沫特莱的美国公民身份，既可以受到美国政府的加护，在中国大地上自由无阻，又可以将共产国际的大外宣文稿发布到英美媒体，既以采访的方式考察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又可以替共产国际考察中共高层干部，甚至通过结识国民政府高层， 以获取资讯。共产国际对美国左翼的利用、中共与共产国际力量的合作，都达到了无所不至其极的境地。
这些力量组合的经典的案例，是营救了头号共产国际特务牛兰：
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军方情报系统、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的儿子和保姆。罪名是特务嫌疑。同年8月14日，主要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认定为国际间谍，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
牛兰(Nougat)只是他多个化名中的一个，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做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牛兰是有丰富经验的“契卡”人员,1932年新年刚过，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他一方面请史沫特莱进一步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责成方文秘密侦察牛兰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在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开庭审理牛兰案件，于1932年8月以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刑无期徒刑。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2月8日)，他们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协助下回到了苏联。1*
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随史沫特莱环游中国，与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成员建立联系。1932年夏，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筹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从军事顾问团朋友处得到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掩体战略”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转交给中共。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左尔格在上海期间，通过其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地下电台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共。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杜导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