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德』霍克海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与存在主义热、弗洛伊德热同时出现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热”。当时，我也读过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给我的反传统以理论的激励，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字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以及哈贝马斯的一些文章，也是我批判中国现实的理论参照之一。
现在，我身陷囹圄，读《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马丁·杰著），除了汲取该学派的批判方法之外，还体验到某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故而，阅读时平添了一层情感上的激动。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合理化是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韦伯社会学的文化意识结构合理化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理性合理化对“单面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就是“理性”，但此种理性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的、追求同一性的辩护性理性，而是关注多元化和个体性的批判性理性。在这点上，他们吸收了柏格森、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吸收是谨慎的，他们只吸收了存在主义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反叛，而否定其对理性的极端化排斥。因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进而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是指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批判视野，理性的批判是一种相互竞争性的对话，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建立在多元对话基础之上的交叉共识。
同时，这理性是立足于个体生存——个人对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或幸福的选择，而不是冷酷的中立化的工具理性。因此，他们一直对韦伯提出的学术中立化立场持怀疑态度。人化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其次是个体生存品质的标志，再次是一种价值化的选择。到美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吸收了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德国式的理性主义的思辩方法。这是一批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其智慧的忧郁代替了尼采的智慧的欢乐。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尽管西方现代国家大都实行宪政民主，但个人自由仍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现代化催生出的极权主义、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相互支持，毒化着人类精神，扼杀着个人自由。所以，为了保卫个体的自由，就要确立一种健全的批判意识，甚至是一种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有人称之为“左派”，而在我看来，尽管该学派的思想资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继承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历史决定论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想主义，不再具有马克思式的实践品格和现实价值，而仅仅具有批判现实的参照价值；他们不是要建立马克思式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恰恰是人间地狱），而仅仅是为了让人类在近于绝望之中保持信心。
换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标榜的光环和能够实现的世俗目标，而是一种纯精神的尺度，类似神或天堂，是人类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励、自我压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绝对价值和参照系。换言之，上帝的无限是为了凸现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为了反衬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为了朗照现实的黑暗。故而，能实现的仅仅是生活目标而不是理想，永远企盼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才是理想。
在我看来，主要由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于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于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他们的批判最为关切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旨在确立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所以，阿多尔诺才说：奥茨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本雅明才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这是一种智慧和良知的双重忧郁，一种知识或精神贵族式的悲观主义，一种清教徒式的叛逆，不仅在态度上与现代社会绝决，而且用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
在哲学上，他们批判西方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他们认为此种传统是现代总体性、一体化的单面人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尼采一样拒绝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其哲学批判在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大都只关心抽象的本体和真理，而对人类的具体苦难却熟视无睹。那些关注形而上学问题的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终身沉浸于对终极真理的冥想之中，却不会去理睬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而伟大的宗教文学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决绝地说：如果用一个真理去换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我就会断然地拒绝这真理。我宁可去为解救一个濒临毁灭的孩子而献身，也不会为抽象真理而牺牲。
如果说，在古代西方，关心人类的苦难、罪恶和救赎的主要是宗教情怀，那么，现当代的一切人文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宗教的救赎情怀。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对人类肉体的集体性灭绝，更是二者的舆论垄断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换言之，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崛起，而是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高高在上的哲学——那种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苦难的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一元化的决定论。它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具体的存在上，即那些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个人身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体的根植于一定历史之中的多元的具体存在。显然，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而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息息相通。
伟大的真理需要怀疑和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绝对化。任何严肃的人文探求，都必须正是人的弱点、人的苦难和尘世黑暗。好的人文理论，无论多么抽象，也大都是有现实关怀，它不是去寻找并叙述、论证那些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而是直面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为了消除或减轻这苦难这罪恶而指导并催化社会变革。
在阿多尔诺看来，如果不关心一个处在自杀边缘的人，对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苦难无动于衷，对极权国家肆意践踏人权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学问也不配谈哲学。哲学应该是血肉丰满的，哲学家应该具有悲悯情怀。抽象的乌托邦式承诺，也许会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丝安慰，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却是谎言。形而上学是一种高智商的谎言，它只在智力游戏的层次上才真实。它确实是有闲贵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决不适于大灾难的二十世纪。在这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拒绝一切先验的乌托邦承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一面批判性地反思纳粹主义的根源，一面反对任何意义上对个体自由、个体主体性的压抑和异化，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工具理性的，也无论是囚禁肉体还是毒化精神，统统都是对个体性生存的无动于衷。他们特别批判现代社会的技术化、工具化和消费化，称之为建立在技术－工具－消费－享乐的一体化上的总体社会，这种总体社会通过把人物化为同质的工具而达到操纵的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接过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概念，但他们抛弃了的阶级对立所造就的异化，而是从统治与被统治、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来透视现代社会的异化。阿多尔诺指出了启蒙主义的悖论：近代启蒙是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造反，其目标之一是把人的精神从神学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这种人本主义的解放却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祛魅化而诞生的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逐渐变成了由科学技术一体化所支撑的物化工具。也就是说，建立于张扬个体价值、社会多元、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之启蒙理想，在以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工业化、商品化中被再次异化。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齐一性和总体化，日益与个体的自由、社会的多元化相分离，最后导致了完全扼杀人的自由、怀疑精神、首创精神和社会的多元化。正是启蒙时代所崇拜的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产生了现代的总体社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极权主义不是启蒙主义理想的中断或失落，而是其合乎历史现实的畸形继续。
在二十世纪，任何现代极权主义几乎都是以激进的左派面目出现的，它们无一例外地否定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自由主义理想的失落是本世纪极权主义兴盛的反证。法兰克福学派以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否定，全力捍卫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主体性，特别强调个人不应该丧失怀疑的反抗的冲动。在这一点上，它也具有激进主义的左倾面目，但它不同于其他的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批判的左派，如罗曼·罗兰式的为了维护苏联的理想而宁愿出卖良知、隐瞒真相。这样的左派只批判纳粹的极权主义，而不批判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卡斯特罗的、金日成的极权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和反抗一切极权主义，甚至激烈地批判西方社会中的商品化独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以最激进的否定方式出现的保守主义，即保卫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保守自由主义传统这点上，左倾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的右倾的保守主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人身上的贵族精神，也与英美保守人士的高贵气质相同。
法兰克福学派融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于其批判理论之中，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分析，不仅是从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层面，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依服于权威的心理机制。法西斯是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并利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来达到其非理性主义的施虐目的。当理性的经济人出于精确的计算而逃避自由，转向权威寻求安全时，对自由的恐惧和对权威的乞求，最终将变成对暴政的恐惧和对谎言的麻木。换言之，失落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往往成为助纣为虐的非理性主义暴政的帮凶和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审美的解放作用。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是本世纪著名的美学家。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战后出现的全新特征：自由经济受到福利制度的约束，贫富分化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普遍地免除了物质的匮乏；宪政民主体制的充分调节作用，已经使阶级对立不再是社会冲突主要形式。代之而来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人的原子化，同质化–商品交换原则和大众文化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操纵使人们的生活趋于单一化、偶像化，以享乐代替了批判，以消费代替了欣赏，生命的品质日益陷于浅薄化、表面化、无聊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既同质又分散的状态，大家在越变越相似的同时，又彼此毫不相关，冷漠症成了现代人的精神之癌。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典型。原子化趋向使人们在表面的（被大众文化操纵的）同一性中隐藏起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孤独、自我封闭，相互不信任。社会处在一种没有灵魂沟通的表面化水平上。同时，国家的行政干预、经济制度与行政制度已经浸入人们生活的所有细节之中，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往变成了无法沟通的各持己见的争论，这种交往方式的不合理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是极为激进的，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们几乎是无条件地肯定一切曲高和寡的精神产品，很看重现代先锋艺术对社会的反叛和背离，对越来越大众化的现代社会构成尖锐的挑战，直指那种无所不在的、无孔不入的、无形的控制、操纵和剥夺。比如，贝克特的荒诞剧，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卡夫卡的小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是反叛艺术的典范。特别是卡夫卡的作品，以其极端的怪异、孤独和冷静，开掘出现代人被压抑被扭曲的存在境遇，在《变色龙》、《审判》、《城堡》等作品中，现代社会的极权主义性质得到了最具深度的象征性揭示。
另一方面，他们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激进的批判态度，凡是得到大众欢迎的、追逐的文化产品，即流行文化都将导致人们的盲目顺从，故而都在批判之列。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受到商品经济、市场交换的支配而变成了模式化的日常消费品。大众文化所培养的受众是一群趣味雷同、感觉粗糙、缺乏独创的低劣同质人。迎合市场和大众趣味的媚俗代替了独立的不妥协的批判，平庸代替了尖锐，舔点代替了苦药。
资本主义制度自发地利用大众文化进行一体化的操纵。正象启蒙主义的理想催生了现代社会背离其最初的发展目标，走向了个体自由、主体自治、多元发展的反面，先锋艺术对现代社会的挑战也最终被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和市场化所同化，变成同质性的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些被大众化的艺术品，甚至包括象陀思朵也夫斯基的小说、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以及一些存在主义的作品，都因其在某一方面或局部的妥协而受到阿多尔诺等人的批判。先锋艺术变成平庸时尚的醒目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标新立异的病态追求代替天才的独创，新奇和病态成为了一种新的大众趣味，成为一种模仿性的复制、拷贝，从而丧失了终极价值的关怀和对痛苦的记忆。
换言之，人们在抛弃神启的形而上学审美趣味的同时，并没有真正地摆脱形而上学的操纵。偶像明星变成了大众娱乐中的形而上学，甚至，人们对影星和球星的快餐式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文化的每一环节。及时享乐，短期行为，明星崇拜，追逐时髦，一切都是瞬间的、复制的、易拉罐式的，解一时之渴，弃之若垃圾。艺术品变成大众偶像（名星化）和欣赏变成消费（仅仅像消费其他物质商品一样），麦当娜和可口可乐在现代社会的价值是共同的–大众偶像（明星化）。
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
由这种大众的物质享受和文化消费构成的单面人是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的世俗欲望使现代的消费社会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种喜气洋洋的灾难。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视图象和大众明星添满了人们的闲暇……这一切都在窒息着人们的反思能力、怀疑精神和反抗的冲动，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苍白化。不愿意独立思考，不愿意选择冒险的生活，对时尚和流行的盲目顺从，把现代社会变成了由可口可乐、流行音乐和肥皂剧组成的广场，平庸是它的唯一品质。在这种富裕的疾病中，人类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追求超越价值的冲动，失去了以怀疑和批判为起点的创造性和想象力。
在二战后的西方，人类的智者和良知的痛苦，被一种对具体的生活目标的疯狂追逐所代替。卡夫卡之后，再也没有文学。仅仅为了商业的利益和经济的实惠，那些政治掮客宁愿闭上眼睛，无视极权政权对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剥夺。对于在战后的富足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二战苦难已经变成遥远的天方夜谭，至多引起几声感叹和廉价的眼泪。于是，浮士德的精神探险变成了中产阶级的附庸风雅的点缀，堂·诘珂德的喜剧失去了曾经闪烁的悲怆情调，耶稣的殉难精神再也不是生命的典范。宗教的关怀、哲学的批判、艺术的叛逆以及骑士时代和灾难时代的种种英雄壮举，统统被喜气洋洋的享乐所吞没。西方人失去了理想，而只有得到一台法拉利跑车的渺小目标；不再被神的灵光照耀，只想仰望麦当娜漂亮的脸蛋和修长的大腿；不能容忍饥饿和瘟疫，却心安理得地接受各种名牌的阉割；再没有谦卑和敬畏，更谈不上为自己的堕落而忏悔和赎罪。只有轻浮的高傲、廉价的悲伤、不负责任的放纵。失去了神的世界和不期待上帝的拯救，人世的黑暗和人的堕落就全无意义。
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主张以自由的个人为单位的合理化交往。在理想的制度条件下，这种交往完全建立在作为个体的主体的自愿原则之上，是摆脱一切强制性的自由交往。它应不受国家干预的、不受金钱束缚的、不受大众传媒操纵的，通过对话达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共识，使社会在充分的多元化的自由中，维持一种稳定的统一的超法律的规范化。
哈贝马斯式的交往行动及其社会共识，不是传统社会的统一，也不是极权主义的统一，甚至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传统社会的统一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的决定论的信仰及思维方式为前提的；极权主义则是依靠暴力和谎言所支撑的意识形态神话为前提的；商品社会的统一则是以普通化的交换原则和大众文化的软性操纵为前提的。而哈贝马斯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健康而自主的市民社会，这个社会的秩序的形成，既要靠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维系（这是韦伯所强调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更要靠内在的自愿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动所形成的相互沟通的理解来维系。
多元社会的统一靠的不是传统式的意识形态一致，而是一种形式的统一，即自发地形成一套相互交往的行动规范，经验科学的合理性、道德实践规范的合理性和艺术的或美学表现的合理性，既各自独立自主又相互补充。交往的内容则可以多元化，充分地开放、充分地讨论，意见的相左也并不影响这种形式的统一性。这需要养育一种健康、开放、宽容的交往心态，提供一种自主独立的公共交往空间，足以抵御政府的行政干预、经济制度的浸蚀，最需要警惕的是大众文化的软性操纵。因为行政干预和金钱腐蚀还是硬性的有形的，拒绝它们是在拒绝一种看的见、摸的着的束缚。而大众文化的操纵则是软性的无形的，它的潜移默化很难被察觉，因而也就很难被拒绝。
这种自主的公共空间的扩大，会逐步改变现代人的生存环境，确立个人的主体性及其自由。
1996年11月9日－15日于大连教养院
整理修订于2006年5月2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