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是前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杨晦先生的名言，见诸各种回忆录。那么中文系是培养什么的呢？是培养语文工作者的。
　　
　　初听此言，使人悲愤。“作家”，何等神圣的职业，“语文工作者”，什么东西！作家还和天才、伟人挂上钩，语文工作者，则使人想起一个戴鸭舌帽的老头，在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本科女生也无动于衷。
　　
　　尽管如此，风气却不以“莘莘学子”的心愿而转移。不仅“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全国中文系都不是培养作家的已成为共识。南大中文系系主任也说：“以前学生抱着当作家的心愿进中文系，虽不中，亦不远矣。”可见，想当作家而进中文系，也是不“中”的。
　　
　　当然，反对此说的人也大有人在。不少人振振有词地指出，以前在北大或清华的中文系教授既是学者更是作家，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冰心、闻一多、林庚、吴组缃……有创作经验才有体会，才不会说外行话。现在，中文系之所以没落，正是研究与创作的分离造成的。另外，作家与学者到底谁更厉害？钱锺书先生说，作家更厉害。还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说，知识多了对写作更有利，所以中文系是可以培养作家的。等等。
　　
　　那么，中文系到底是不是培养作家的，中文系该有什么样的职能？这个问题重要吗？
　　
　　（一）
　　
　　话题还得从工业化后文学的整体衰落谈起。文学的衰落是一个世纪性的话题。以俄罗斯作家为例，俄国工业化以后，文学便开始衰落。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与19世纪的文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高尔基、蒲宁、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艾特马托夫，这些人与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冈察洛夫的成就是无法相比的。其实，阿?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的成就本来就是很值得人怀疑的。蒲宁说过，工业化社会的结果是使田园诗意彻底消除，从而断定文学必然衰落。
　　
　　不光如此，英、德、法等国的文学在工业化以后，也普遍地衰落了。所谓象征派的崛起，本意是想把文学从理性的干预下挽救出来，然而结果是理性对文学的干预反而更厉害了。
　　
　　中国又何尝不是这样。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学获得了新生，但也以工业化为前后分界。当代的作家明显不如现代的作家，当代的名作家孙犁、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人的根基也从现代而来。真正建国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作家，其文笔，用王朔发明的话说，都是大粪。其中，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虽少文学价值，但作为中国社会工业化过程的实录，很有分析的价值。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对现代生活冲击乡村的后果感到痛心。孙犁说过，城市里人的矛盾冲突太多，只有乡村才有美。这些话，长期被“学者”嘲笑，认为这是乡里人的“自卑与超越”。
　　
　　（二）
　　
　　工业化真的与文学是天敌吗？工业化意味着什么？工业化为什么造成了文学的衰落？所谓的世界工业化运动，以英国产业革命为先导。有一个叫瓦特的人，发明了蒸汽机，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正是瓦特这个象征性符号，标志着工业化的开始。
　　
　　我们现在中学有文科和理工科，理工科就是工业学科。机械化，理性化，或理性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就是工业化的本质。
　　
　　那么，什么叫理性呢？常识告诉我们，理性就是抽象。这是对的。尼采说得好，理性就是简化事物的手段。理性的基础是同一律，而同一律，其基本原则就是把相似看成相同。它的方法是把不同的事物削齐拉平。什么叫抽象，抽象就是简化，一个石头和一根棍子都是一，具体的属性就忽略不计了。数学是自然科学的皇冠，就因为它最抽象。
　　
　　（三）
　　
　　工业化的最明显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平等和博爱。而平等，正是工业化的人文灵魂。资本就是钱，资本主义就是钱主义。钱，就是数学，是社会生活的皇冠。钱，是世界上最抽象、最理性的符号。钱，是对世界的一种最彻底的简化，它把世间万物都简化成数字。
　　
　　“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工业化时代的遍及世界各地的巨幅标语。它的真理性、普及性和客观性以及对人心灵肉体的冲击远远大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巨大宣传口号：“计划生育好。”
　　
　　再细一点，再具体一点。可以谈一谈考试。原来如此，我们回到了正题。考试和钱一样，也是一种抽象。它天生和兴趣爱好和创造性是对立的。“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挂在所有大学里的横幅，它对广大学生的精神与肉体上的冲击力不亚于中国农村随处可见的宣传口号：“计划生育好。”
　　
　　（四）
　　
　　正是金钱和考试，摧毁了贵族，也摧毁了文学。巴尔扎克的系列小说就不用说了，它们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用金钱摧毁封建贵族阶级，这已成文学史的常识。唐代有科举，但那是不糊名的，可以请托。宋代以后，考试严格，人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贵族也就消失了。
　　
　　贵族消失了，文学也就消失了。没有了田园式的闲暇，没有了逍遥自在。人人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人人平等，没有精神上的差别。钱把一切都抹平了。梵高的画价钱卖得越高，越说明艺术的贬值：它说明数学成功地占领了艺术的阵地。梵高的画=初等数学。还有这样的等式：
　　
　　梵高的画=5000万个白薯=500万条毛巾=50万把藏刀=5万个手机=5000个笔记本电脑=500辆轿车=50套住房=5栋高楼
　　
　　这些等式所以不成立，艺术之所以无价，就因为艺术不可比，它是这一个，它不能被数字所抽象、简化。艺术是贵族的，是独一无二的。
　　
　　（五）
　　
　　有三年，我在北大，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透过巨大的平民的玻璃，看着每年9月进入北大中文系的茁壮的平民的子女。这些头脑空空的平民子女昨天还在各个重点中学做填空题，今天就进入最高学府学起了《诗经》、《楚辞》、《山海经》。命中注定，这些四肢发达的少男少女只是一些滥竽充数的文学的看客。我们只要想一想，六朝王谢家族十几代的文物积累，看看唐代诗人的家学渊源，看一看现代作家的文化功底，对这一点是不用置疑的。
　　
　　不用再重温颜之推的名言：“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为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颜氏家训?文章》）
　　
　　到底学者与作家谁更高明？这个问题有意义吗？难道北大中文系能培养学者吗？
　　有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杨晦先生的话的真正的含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走向共和》塑造的宋教仁，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演用浓墨重彩再现民国史上轰动一时的刺宋案，震撼了无数观众的心灵。

　　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宋教仁却是一颗光彩夺目的巨星。

　　1904年，他年仅22岁，即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任副会长。1905年，同盟会成立，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代黄兴任过庶务长，主持本部工作。他到过东北，播撒革命火种。在孙中山领导的边省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同盟会东京本部因内部分歧几乎无人领导之际，宋教仁提出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的战略思想。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宋教仁任文事干事。中部总会在长江两岸各处设立机关，培元气，养实力，以图大举。宋教仁以上海《民立报》为喉舌，鼓动革命风雷。两个月后，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清政府土崩瓦解。宋教仁的战略设计完全实现，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

　　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即以宪法规定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并且作为制订其它法律的依据。设立民选的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与政府行政机关、法院司法机关三权分立，互相制衡，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国家主要领导人实行选任制、限任制和限权制，不搞指定制、终身制、世袭制和个人集权制。实行政党政治，由政党执掌国家政权，政党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公民的选票。

　　宋教仁认为，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中国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为了防止中央集权可能导致的独裁，只宜实行英法式的责任内阁制，而不应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说：“内阁不善，则可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迭之。如欲更之，必动摇国本。”

　　1911年8月，宋教仁为同盟会中部总会起草的章程中明确揭示该会“以推翻消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11月，宋教仁为湖北军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政务委员是鄂州政府的行政机关，政务委员行使副署权，以牵制都督的权力。政务委员制相当于责任内阁制。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不设总理。宋教仁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应设总理。一些拥护孙中山的同盟会干部认为宋教仁主张内阁制，是因为他有当总理的野心。宋教仁并不在意，继续为民国官制建设殚思竭虑。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只设大总统，而无副总统，中央政府只设五部。宋教仁提议增设副总统，行政各部则不加限制。于是，各省代表会议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决议政府设9部。孙中山提议宋教仁出任内务总长，因多数代表反对，他只能屈就法制局局长。

　　政治上的挫折并没有使宋教仁气馁。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拟订出《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等，使政府部门设官分职有章可循。蔡元培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创定也。”也有人说：“在民国法制建设方面，宋教仁建树多，堪称中国的杰弗逊。”

　　防止专制制度复辟，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铸入国家根本大法，是宋教仁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主持拟订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赋予民选的立法机构参议院以广泛的权力，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草案坚持内阁制，规定“内阁执行法律，处理政务，发布命令”， “内阁员于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教令时，须亲自署名。”组织法草案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义务。

　　1912年2月初，临时参议院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宋教仁的组织法草案。但是，当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即将让位于袁世凯时，临时参议院匆匆忙忙起草并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为限制袁氏专权，抛弃总统制，采取责任内阁制。这虽是对宋教仁的宪政思想的肯定，但最高立法机关因人更法，轻率改变国家行政体制，并将其写进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毕竟是民国立法史上的败笔。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铁路建设。黄兴等革命元老消极彷徨。宋教仁以饱满的热情站在政治斗争第一线。希望通过建立责任内阁维护共和制度。中华民国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总理是唐绍仪，宋教仁为农林总长。唐绍仪非常赏识宋的行政能力，有事总喜欢找他商量，以致有人戏称这届内阁为“唐宋内阁”。袁世凯一上台，就从破坏责任内阁制着手，建立独裁统治。他不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发布政令。唐绍仪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宋教仁拒绝袁世凯的一再挽留，坚决辞职。内阁总理一职落入袁世凯的特务头子赵秉钧手中，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宋教仁认为多党联合的内阁缺乏统一和一致性，是导致政府无力的直接原因，明确提出组织纯粹政党内阁的建议。他施展卓越的组织才能和灵巧的政治手腕，将日趋涣散失去方向的同盟会改组成准备进行议会斗争的国民党。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宋教仁被推选为理事，并代孙中山为理事长。接着，在民国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国会议员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596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123个，成了国会第一大党。 ·

　　国民党将单独组阁，宋教仁将出任内阁总理，使一心想恢复帝制的袁世凯十分恼怒。他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宋教仁，被婉言拒绝，于是密令赵秉钧谋杀宋教仁。此时，宋教仁正在南方各省发表演说，主张成立政党内阁，制订民主宪法，甚至宣称将利用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抛开袁世凯选举黎元洪为总统。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深赢得了人心，成了中国政坛上风头最健的领袖人物。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离沪赴京。当时，有人提醒他警惕袁世凯的暗算。宋教仁若无其事的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为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有人建议他坐轮船从海道走。他嫌轮船慢，坚持乘火车。当晚10时45分，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时，突遇刺客枪击，身中三弹。经沪宁铁路医院抢救无效，于3月22日凌晨4时48分逝世，年仅32岁。去世前，宋教仁强忍剧烈疼痛口述致袁世凯电文：“望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得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宋教仁被刺，全国震怒，强烈要求查拿凶手归案。袁世凯佯装惊诧，下令“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灵。”宋教仁去世的第二天，凶手武士英及幕后主使人应桂馨被捉拿归案。在应桂馨家中又搜出其与内阁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密电本及函电多件。这些文件证实，刺宋案的主谋正是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目击如山的铁证，黄兴奋笔疾书一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一部分国民党人主张静候法律解决，另一些国民党人主张武装讨袁。就在国民党动摇犹
豫之际，袁世凯指挥北洋军大举南下。国民党被迫应战。终因势单力孤，讨袁军经不起袁世凯轻轻一击，便一败涂地。孙中山、黄兴被迫重走海外作流亡客。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刺杀宋教仁的罪犯相继死于非命。凶手武士英吃了应桂馨死党送的毒馒头，暴毙狱中。应桂馨趁二次革命兵荒马乱之机越狱潜逃，到北京向袁世凯邀功。袁世凯给其大笔金钱，派其到南方公干。应在南下途中被人乱刀砍死。赵秉钧为应桂馨惨死打抱不平，在袁世凯面前发了几句牢骚。时隔不久，赵突然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洪述祖在案发后潜逃青岛、上海租界，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侦知，报告上海检察厅逮捕归案，判处绞刑。袁世凯因背叛民国，恶贯满盈，激起全国人民反对，在众叛亲离中一命呜呼。

　　孙中山为宋教仁写的挽联说：“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教仁死了，他为之流血奋斗的民主共和制度也随之走进了坟墓。辛亥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为追求民主宪政而呐喊，而流血牺牲。但是，“宪政”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个颇为陌生的名词。以致在宋教仁牺牲半个世纪后，还有人嘲讽他是议会迷。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宪政的悲哀。

【2006年5月24日狱委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柏林2006年6月23日消息：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今天中午十二点整（欧洲时间）在此间的希尔顿大酒店会议大厅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笔会的五百多名代表出席了开幕仪式。 本次代表的大会主题是“没有和平的世界上的写作”。 德国笔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为大会致开幕词，强调作家不应该沉默，应该对不安宁的世界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个永无宁日的世界上写作会是什么样子呢？用文字工作的人，就是说，那些卖文为生的人，那些煅打词汇的匠人，那些声音杂技艺人，那些追踪被压抑的尖叫的人，那些坚持用格律或者用自由体写诗句的诗人，所有这些人，这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男人和女人，从特洛伊一直巴格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用诗句哀悼，用严肃的语调报告，时而是祈求和平，时而是渴望英雄的出现。有一种老掉牙的说法，‘在武器说话的地方，缪斯们沉默’，但这种说法是很容易就能驳倒的。”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年派出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为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此外有理事兼妇女作家委员会召集人廖天琪、自由写作委员会北村、国际秘书兼新闻秘书万之及会员桂明海、颜敏如、素兰等。多年未派代表参加大会的香港中文笔会今年也派出杜家祁与孟浪为正式代表出席。台北笔会派出了高天恩、陈素芝等五人。加上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代表丛苏和大会特邀参加诗歌朗诵的中文诗人北岛、多多等，使本届大会成为国际笔会有史以来中文作家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设在北京中国文化部下属作家协会之下的中国笔会中心今年依然没有派出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但也发出有意回返国际笔会讯号：在多年和国际笔会断绝联络之后，今年终于开始重新交纳国际笔会会费。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已经向大会提交了有关被囚禁中国作家问题的提案，呼吁全世界作家和国际社会重视中国大陆地区言论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紧急状况，关注被囚禁的中国作家，特别是独立笔会会员师涛、杨天水等被判重刑的中国诗人和作家。国际笔会属于联合国正式咨询的非政府组织，其通过提案将提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备案。此提案已经获得还有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意大利笔会和越南笔会的联署。 本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将持续一周，除通过相关提案外，还将完成主席和理事改选、副主席增选、章程修订、审批新笔会资格的程序。大会还特邀一批世界著名作家和诗人举行作品朗诵会和专题讲座等，包括南非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蒂娜。高迪默尔（亦为独立笔会荣誉理事）、近有小说《好的斯大林》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俄罗斯作家维克多。叶罗菲也夫、瑞典著名女诗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卡特琳娜。弗罗斯腾森等二十多人。 （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供稿）

Welcome to a United Berlin

Dear PEN colleagues,

The delegates of International PEN last met in Germany in 1986. The 49th Congress of International PEN, which took place in Hamburg, was devoted to the general them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Germany was still divided at that time, as was Europe. When you come to Germany this year, you will find a country that has changed in many ways, and nowhere is this change more visible and vivid than at the lo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n Berlin. Today, this city – once separated by a Wall most drastically manifesting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and Europe  has not only been re-established as the capital of Germany, but has simultaneously turned into a thriving meeting-place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North and South.

Anyone coming to Berlin will discover numerous traces bearing testimony to German history. Here in Berlin, history in all its facets  from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German artists, philosophers and scientists to the crimes of the Nazis  has left its mark on the urban landscape. Here you will find the venerable university where Humboldt and Fichte taught, places where famous musicians, literary figures and academics lived and worked, world-renowned theatr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wo major opera houses, the Berlin Philharmonic Hall built by Scharoun; and you will also find localities serving as a reminder of the darkest aspects of German history: the Holocaust Memorial in the city centre, the Jewish Museum and the Plötzensee scene of execution, where the conspirators of 20 July 1944, the day of the failed attempt to assassinate Hitler, lost their lives.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tself will take place from 22 until 28 May 2006 in Berlin’s historic centre, at the Hilton Hotel on the Gendarmenmarkt,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drop emanating the spirit of German history. Major evening events accompanying the Congress will be held at historical venu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French Dome. We are confident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offer all delegates and visitors to the Congress a captivating programme. There will be three major evening events: a long night of literature with many prominent authors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an evening, which is specially devoted to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n evening during which writers of German literature, who have immigrated from abroad to Germany or have a non-German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presented. Three afternoon events (literary sessions) have been scheduled as part of the Congress daytime programme: a session in which prominent PEN members each present an author of their choice, an afternoon of essays and discussions, which is devoted to the motto of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nd a lyric poetry afternoon.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hat Günter Grass,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the German PEN Centre, has consented to give the opening address at the Congress. The 72nd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will be hel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Horst Köhler, who has kindly consented to give a welcoming address. In addition, many prominent writers have confirmed their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A reception in the Federal Chancellors Office has also been scheduled. The motto linking events and discussions at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not only re-emphasises the efforts to achiev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to which the Charter of International PEN commits its worldwide membership,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at art and literature, beyond all ideological conflicts and clashes of interest, retain theirown irreplaceable human value. This holds true in particular in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people are suffering from war and civil war, where states are disintegrating and bands of criminals have been taking the law in their own hands, where war becomes business and business becomes war.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lso implies that we as writers have to address this reality. Dear colleagues, all of us at the German PEN Centre will do all in our power to turn your stay in Germany and Berlin into an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In addition to the chance to acquaint yourselves with Berlins history and present, an outing to the City of Potsdam and a steamer trip along Berlins extended waterways will be offered as part of the accompanying programme of the Congress as well as post-Congress tours to Dresden and Weimar.. So that we can make all the necessary organisational arrangements to make your stay in Berlin as pleasant as possible, and to avoid the additional pressure on accommodation as the result of the FIFA World Cup which is to take place after the Congress, we would very much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register and confirm your registr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visit!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onversations and discussions with all of you!

Johano Strasser
President, German PEN Centre

22 – 28 May 2006

Congress Theme: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The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s open to all PEN members and will take place from 22 until 28 May in Berlin’s historic centre, at the Hilton Hotel on the Gendarmenmarkt,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drop emanating from the spirit of German history. Major evening events accompanying the Congress will be held at historical venues such as the Berliner Ensemble,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the French cathedral.

There will be three major evening events: a long night of literature with many prominent authors from throughout the world, an evening, which is specially devoted to African literature, and an evening during which writers of German literature, who have immigrated from abroad to Germany or have a non-German cultural background, will be presented.

Three afternoon events (literary sessions) have been scheduled as part of the Congress daytime programme: a session in which prominent PEN members each present an author of their choice, an afternoon of essays and discussions, which is devoted to the motto of the Congress Writing in a World without Peace and a lyric poetry afternoon.

We are very happy and grateful that Guter Grass, recipient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a long-standing member of the German PEN Centre, has consented to give the opening address at the Congress.

第七十二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柏林隆重开幕

独立笔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被囚禁的中国作家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柏林2006年5月23日消息：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

今天中午十二点整（欧洲时间）在此间的希尔顿大酒店会议大厅隆重开幕。来自世界各地区一百五十多个笔会的五百多名代表出席了开幕仪式。

    本次代表的大会主题是“没有和平的世界上的写作”。 德国笔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为大会致开幕词，强调作家不应该沉默，应该对不安宁的世界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在一个永无宁日的世界上写作会是什么样子呢？用文字工作的人，就是说，那些卖文为生的人，那些煅打词汇的匠人，那些声音杂技艺人，那些追踪被压抑的尖叫的人，那些坚持用格律或者用自由体写诗句的诗人，所有这些人，这些喜欢咬文嚼字的男人和女人，从特洛伊一直巴格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用诗句哀悼，用严肃的语调报告，时而是祈求和平，时而是渴望英雄的出现。有一种老掉牙的说法，‘在武器说话的地方，缪斯们沉默’，但这种说法是很容易就能驳倒的。”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今年派出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为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此外有理事兼妇女作家委员会召集人廖天琪、自由写作委员会北村、国际秘书兼新闻秘书万之及会员桂明海、颜敏如、素兰等。多年未派代表参加大会的香港中文笔会今年也派出杜家祁与孟浪为正式代表出席。台北笔会派出了高天恩、陈素芝等五人。加上海外中国作家笔会代表丛苏和大会特邀参加诗歌朗诵的中文诗人北岛、多多等，使本届大会成为国际笔会有史以来中文作家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设在北京中国文化部下属作家协会之下的中国笔会中心今年依然没有派出代表参加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但也发出有意回返国际笔会讯号：在多年和国际笔会断绝联络之后，今年终于开始重新交纳国际笔会会费。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已经向大会提交了有关被囚禁中国作家问题的提案，呼吁全世界作家和国际社会重视中国大陆地区言论自由状况持续恶化的紧急状况，关注被囚禁的中国作家，特别是独立笔会会员师涛、杨天水等被判重刑的中国诗人和作家。国际笔会属于联合国正式咨询的非政府组织，其通过提案将提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备案。此提案已经获得还有加拿大笔会、美国笔会、意大利笔会和越南笔会的联署。

    本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将持续一周，除通过相关提案外，还将完成主席和理事改选、副主席增选、章程修订、审批新笔会资格的程序。大会还特邀一批世界著名作家和诗人举行作品朗诵会和专题讲座等，包括南非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蒂娜·高迪默尔（亦为独立笔会荣誉理事）、近有小说《好的斯大林》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俄罗斯作家维克多·叶罗菲也夫、瑞典著名女诗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卡特琳娜·弗罗斯腾森等二十多人。（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供稿）

 

部分参加国际笔会柏林大会的独立笔会会员摄于柏林音乐厅前

万之与老友、诗人北岛（中）和多多（右）重逢于国际笔会柏林大会

诗人北岛和独立笔会秘书长张裕（右）

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中）在国际笔会柏林大会上

2006年5月19日—5月22日，第二届中国·杭州“不完整世界”活动如期举行，该届活动主题为“诗画·印刷”，活动邀请了中国大陆优秀的画家、诗人们参加研讨和举行诗歌朗诵会，其中不少是绘画、诗歌领域的顶尖级人物，另邀请了哲学、戏剧、音乐、艺术评论界的代表人物为特别嘉宾。

“不完整世界”取意于歌德《浮士德》中的诗句：“去了解那些力量，使世界变成一个整体”，每两年一届，其中第一届于2004年举行，主题为“纪念诗歌”，由具有“江南文化艺术中心”美誉的杭州印象画廊主办。第二届的活动则突出了画家与诗人之间的交流，旨在恢复、延续传统：让汉语不再缺席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并逐步编辑出版100部当代画家的评传和100部当代诗人的诗集或图传，画家的评传区别以往，不是由美术评价家而是由诗人来撰写。

2006“诗画·印刷”活动堪称1949年以来大陆最隆重的诗画活动，首次将全国最优秀的诗人、画家组合成阵容庞大的“一体化”队伍。组委会在5月20日晚的诗歌朗诵会上当场颁发了活动的主要事项之一“中国诗歌贡献奖”，第一届奖项授予诗人食指（补颁），第二届奖项授予诗人芒克，以表彰两位在诗歌艺术上的杰出造诣和在自由表达上的非凡人格，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代表画家向食指颁奖，并发表了激情洋溢、逼问灵魂、批判现实的演讲，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该届活动由大陆重要的三尚艺术机构主办，三尚艺术是专业收藏、研究、传播中国当代艺术的专业机构，同时还致力于国际艺术的交流；两届活动均由大陆著名诗人潘维担纲策划。

与会的各地诗人阵容有于坚、马莉、长岛、车前子、王家新、王寅、叶匡政、叶辉、代薇、朱朱、芒克、伊甸、西渡、严力、李少君、沈苇、李德武、庞培、树才、赵红尘、食指、柏桦、桑克、海波、梁小斌、韩东、谭克修、默默、陈东东、杨子、沈泽宜等。杭州的诗人们在朗诵会当晚基本全体参与，王自亮、龙彼德、陈律、郁雯、宓可红、任轩、蒋立波等均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有人见证旅居杭州的诗人、自由作家林辉也到场，但此次他出人意外地并未上台朗诵。

由于该活动盛况空前，与会人员中很多具有“敏感性”，据悉有关部门还特地紧急要求：不予媒体报道。

在纪念『三•一十』四十七周年的此刻，我首先向西藏境内外的同胞和世界各地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问候！同时向为西藏民族而经受苦难与献出生命的勇士们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自从1949年开始，雪域西藏的各地陆续发生了前所未闻的时变，从而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1951年，由于西藏的特殊地位与现实，根据中央与地方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西藏问题的文件内容所示，从此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为了在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共处的大家庭内真正实现西藏人民当家做主，施行自治的政策而竭尽了全力。1954–55年间，我代表西藏人民前往首都北京时，与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讨论有关西藏民族的前途问题，当时让我产生很大的信任与希望，并满怀信心地返回了西藏。然而，从1955年底开始，极左政策在西藏的一些地方蔓延，最终到1959年使整个雪域西藏陷于困厄，并导致包括我在内的十余万西藏人流亡国外，至今已过去整整四十六个年了。

约从一九七四年开始，我们认为未来藏汉间终将会有和谈的时候，并为此确定了『中间道路』的原则。一九七九年，与北京领导人建立直接联系後，邓小平承诺『除了独立，其他问题都可以通过和谈解决』，从此，便真诚地、始终不易地坚持了中间道路的立场，不论国际、国内或西藏发生任何令人难于接受的事情，除了就事论事的客观批评而外，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形式下，都从未违背过中间道路的原则，这是世所共知的事实。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基于一些没有根据的怀疑和偏见而一再地指责这一切都是言行不一的分裂意图与实施阴谋的行为。

从公元二零零二年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接触以来，我的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多次举行了会谈，期间彼此都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我希望这有助于消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疑虑，以及通过和谈逐渐化解彼此间的分歧，从而找寻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途径。尤其是几周前双方进行的第五次和谈，不仅使双方了解到彼此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分歧之所在与根源，而且也有助于了解化解这些问题所需要的助缘。当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人员再次明确提出了我个人希望不久能够前往中国进行朝圣访问的愿望，中国不仅是一个佛法长期兴盛的地方，而且还有着众多的圣地，同时，我也希望能够真切地去体验和感受中国的变化与发展成就。

最近十几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是值得赞赏的。对於在藏民族地区同时进行的许多较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我予l终认为是积极的发展趋势。回顾五十多年来的历程，从毛泽东主席时代以马列主义为原则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到邓小平时代通过『实事求是』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经济获得很大的发展。其後的江泽民时期，更进一步让共产党超越工农无产阶级的范围而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更广泛地寻求实现生产力、文化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目前，胡锦涛主席根据『和谐、和解、和平』的战略，在国际、国内与区域睦邻等方面表现了和平共存、和谐相处的积极意愿，这种与时俱进的政权交替与国家建设的持续发展使现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日益崛起于富裕强国之列，对此，不论是从人口或从历史的角度而言都将是必然与理所当然的。然而，一个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是，在政治力量与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具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之社会和谐与宽容、自由的媒体、以及政策透明化等等都是极为重要的，这其实也是众所周知的真正实现社会和谐与和平稳定的基础。

西藏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五个民族中不仅是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而且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是，西藏民族还是一个举世皆知的具有极为特殊之地理、历史、语言文字、文化、宗教与传统习惯的民族，许多过去的中国领导人都明确地承认这一点。

让西藏民族能够真正当家做主，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是我唯一的愿望，而这一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做了明确规定的，是可以实现的，因此，（这一愿望）是合情合理与合法的，而且也符合境内外西藏人民的意愿。这一愿望是根据未来比过去更重要的立场，基于现状与未来的利益而提出的。由於对久远过去的历史真相不易产生一致的认识，因而很难依此化解问题。我一再向国际国内的媒体强调宣示，不论过去的历史怎样的，未来的西藏前途将不是分裂，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寻求发展。因此，如果真理没有被怀疑和偏见所遮蔽，则谁都可以看出为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而提出的任何要求并不是导向分裂的。因此，随着自由、宽容与媒体等在中国逐渐缓慢的发展与条件的成熟，我们期待并相信藏汉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和谈得到化解。为此而推动的持续接触与创造良好和谈环境的努力也一直都在进行中，流亡噶厦政府先後多次呼吁国际间的流亡藏人社区与支持西藏者为和谈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此，为郑重起见，同时也为了使目前正在进行的寻求解决西藏问题之各种进程能够无怨无悔地继续下去，希望所有西藏人和国际上支持西藏或关心西藏的朋友们关注噶厦的呼吁。同时，正如俗话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创造良好的和谈氛围也不是单方面就可以完成的，因此，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真的重视并具有通过目前的接触途径进行和谈的诚意，则表现出诚意的姿态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呼吁中国政府做出积极的回应。

藉此机会，向所有始终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赞赏与感谢！并代表全体西藏人民向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最衷心的感谢！西藏人民的幸福和权益长在我心，祈愿众生幸福！

释迦比丘达赖喇嘛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日

张林先生入狱一年多过去了，他在狱中近况如何？从网上得知方草女士因丈夫的原因失去工作。她和女儿近况怎样？在靠什么生活？怀着这些问题，卫子游最近从网上采访了方草女士。

卫子游：方草女士好！你知道，自从张林先生被捕以后，国内国外对他和你们一家人的情况非常关注。听说你最近去探望了张林先生，他现在在狱中的情况如何？能不能详细谈谈？

方草：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家的人！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在5 月15 日（即昨天）星期一上午11点钟，他现在在狱中的状况还好，没有被虐待和被殴打的迹象。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却很糟糕，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据他说近半年以来，头部、四肢及身体经常疼痛，不能正常吃东西，行走也困难，有时甚至无法用手拿一些简单物品，就连说话、睡觉都无法保持正常生理状态。监狱的管教干部虽然曾把他带到铜陵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过检查，但没有确诊。只是说是颈椎盘突出，突出了0.7 厘米，才导致颈椎突出压迫中枢神经，造成浑身疼痛。因为他们的医疗设施十分落后，目前他们也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只是给一些药物来减轻颈椎突出压迫中枢神经所带来的疼痛。我知道，这些镇痛药只能暂时缓解疼痛，对身体却有害无益。我们见面谈话时，我能十分清晰地看见他说话时的口腔动作给他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完全来源于肉体上的疼痛感，而不是因为心绪。但是他一直在拼命抑制因病痛折磨造成的表情变化，他是不愿让我担心。

为了了解他的病情，我今天去了我们当地比较有权威的医疗机构，咨询了有关骨科专家。我向他们详细描述了病人的状况，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得的极有可能是脊椎性疾病，这种病必须及时治疗，用其它方法都不能缓解症状，必须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又问：如果不及时治疗最后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专家说：四肢瘫痪。

这一声犹如青天霹雳，我当即瘫坐在椅子上。

卫子游：张林先生身体出现如此变化，如果当地监狱和监狱的管理机关讲人道，应该为他办理假释。你和张林先生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张林先生人在狱中，你一人在外面拉扯孩子，很不容易，你们过得好吗？请你谈谈你们母女现在的情况行吗？据说自从张林先生出事后，你的工作也失去了，现在你靠什么生活？靠什么养活孩子呢？

方草：确切地说应该是两个孩子。大女儿张儒丽是他和前妻生的，这位母亲因不堪忍受与张林在一起时所过的那种颠簸流离、痛苦无奈的生活，离开了他们。现在家里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我一人肩上，我也无暇照顾大女儿，只好让她跟奶奶生活，每个月我负责她的生活费，我自己照顾小女儿张安妮。

我现在应该说是无业，没有工作，有时打点儿短工。主要是靠我母亲的接济和一些好心人的帮助，才勉强度日。

卫子游：张林先生出了这么大的事，类似的情况下，有的做妻子的选择了离婚，你却没有。你不仅没有离婚，而且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在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庭，你的精神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请问是什么在支撑着你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

方草：是爱！和因此带来的对家庭的责任感。在他最无助的时刻，我的存在是对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既然选择了他，也就是选择了与他相关的一切，就自然应该接受这个不幸的过程，一路陪他风雨同舟，天涯同命。这就是爱的力量！

卫子游：在海外媒体上有时候能读到你写的文章。请问你现在可以自由写作吗？国保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干预？

方草：还算自由，以前就是张林刚出事的时候他们曾对我说过，如果我坚持写下去，以后我会落得个与丈夫同样的下场。不过现在他们还没有直接干预。

卫子游：张林本来可以选择留在美国享受自由的生活，但他却折回来了，回到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线，却因这种为国为民的精神受到迫害。请问，你作为他的妻子，对他被判刑是怎么看的？你认为写作评议时政的文章是有益于国家呢？还是像判决书上所说的是危害国家安全？

方草：我认为，当局对我夫君的判决，完全是阴谋构陷！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这只说这个国家的司法不独立，没有民主。他只是从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出发，去剖析一些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去批评时敝和向当政者谏言。所以，法院的判决是极其不公正的。作为一名公民，有权利向当政者谏言献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这就不仅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尽自己应尽的微薄之力。根据中国当下正在实施的宪法，当政者执政的目的，是为了把国家建设好，不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那“建设”二字从何谈起？一个合格的政府，必定敢于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敢于面对自身的各种缺陷。这就如同一个人，如果不敢面对自己的弱点，此人也就不会有什么前途。人无完人，政府也是同样，若想要追求尽量做得更好，就得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放在世人面前，世人自然会做出公正的评判。一个人若是只知到处夸耀自己，这个人一定会有诸多不堪。同样，如果一个政府只知一味宣扬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那就等于在说：我不敢见人，我真实的一面不敢让人民知道。一个人对指出自己不足所在的人记恨在心，时刻找机会要封住他的口，这个人会是一个有希望的人吗？同样道理，一个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加以打击、迫害，那这个政府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我相信，当政者们之所以从政，就是为了要在政权治理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我不太懂政治，但是要是政治里没有理想，只有权术、手段，那么中国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四千年来不断轮回复演的战乱不止的血泪历史，便是最好的预言。所以，我以一个普通国民的身份，请当政者多考虑考虑国家的前途，多考虑考虑象我夫君这样的人的命运，他们在中国，并不是极少数。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一家的人！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式来感谢大家，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个家支撑下去。

卫子游：谢谢方草女士接受我的采访！

2005年，一部名为《汉武大帝》的电视连续剧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而其中一个名叫晁错的人物的命运颇为引人关注。

无庸置疑，电视剧是把晁错的被杀作为一个冤案来写的，而之所以把他的被杀定为一个冤案，显然又是根据这样一个逻辑：晁错的削藩主张在电视剧制作者看来是进步的，合理的，在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当然也是如此。而用当时曾亲赴战争前线的一位宫廷低级官吏谒者仆射邓公的话说，是“晁错担心诸侯强大了难以制服，所以要削减藩国的规模，以加强中央的权力，对后代万世都有好处啊”。而正由于晁错的主张是进步的、合理的，所以，他的被杀，便是冤枉的。

但是笔者对于这种认定晁错之死冤还是不冤的逻辑很不以为然，因为它显然是对政治理念入刑的认可。正是因此，笔者以为，晁错之死的确冤，但冤不在于他的削藩主张进步与否、合理与否，而仅仅在于他因一种政治理念被杀。

其实那位谒者仆射邓公也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说：“我担心天下的人从此都将闭口，再也不敢议论朝政了。”但是，遗憾地是，晁错之死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冤枉却被电视剧忽略了，被我们的意识形态淡化了。我以为，这其实是一件比晁错之死本身还要可悲的事情。

然而无论如何吧，有关晁错之死冤还是不冤，因何而冤，并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说开了，我想每个人都能理解。但是，贯穿于晁错被杀整个事件之中、由削藩而体现出来的中央集权与封建制两种治国观念之争，却是个十分复杂的事。

相比于中央集权这个概念而言，封建制的历史当然要早。而且，我想我们也必须承认，以晁错所生活的汉初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看，封建制显然也要比中央集权观念更有市场。其实何止是汉初呢，即以我国第一个实行标准中央集权制度的秦政权时期来说，反对中央集权，要求实行封建制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史记》所载，在秦刚刚除灭六国的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就曾向始皇帝进言：“诸侯刚刚被打败，燕国、齐国、楚国地处偏远，不给它们设王，就无法镇抚那里。所以，请封立各位皇子为王。”此后于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也提醒始皇帝：“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现象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谋杀君主的臣子，没有辅佐，靠谁来救援呢？”

而在秦政权被推翻后，由西楚霸王项羽主导，当时的中原政权，其实又恢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度。其后经过4年的楚汉之争，汉最终灭楚，建立了汉家天下。不过，汉当时也非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从基本的社会制度上来说，它其实与楚汉相争时期并没有多大区别，即它其实不过是一个以汉为“盟主”的联邦国家。而这又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楚汉相争的本质其实可以说是霸主之争，即汉挑战楚的霸主地位，所以，汉灭楚后其实还是项羽之楚政治的一种延续。而汉在楚汉相争中的胜利，也首先得益于分封制，即分封有战功的将领为各国国王。《资治通鉴》第九卷载韩信逃跑途中被萧何追回后接受刘邦召见，在谈到他对项羽的认识时便直言不讳的说：“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有生病的人，心疼的流泪，将自己的饮食分给他，等到有的人立下战功，该加封进爵时，把刻好的方印放在手里都玩成圆的了，也舍不得给人，这就是所说的妇人之仁。”韩信是这样批评项羽的，也是这样要求刘邦的，即他在攻占齐国后，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刘邦分封自己为齐王。其他如黥布、彭越，亦属此类。所以，在汉初定之时，便已形成许多王国，且多为异姓有功战将。其二，汉为稳定政权而分封同姓为王。刘邦认为，秦没有将其子孙分封地方，以致于在社会发生动乱时地方对中央政权不能形成有效的支持，从而使中央政权陷于孤立。所以，刘邦取得政权后的一个基本政策，便是大封同姓兄弟子孙各地为王，以控制地方。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从汉初定天下直至晁错所在的那个时期，主政者基本都是支持封建制的。我们知道“萧规曹随”这个成语，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典故。是说汉朝第一任相国萧何创立了规章制度，而在他死后，继任的曹参完全按照他的规章制度办事，丝毫不加更改。而我们还要知道，曹参主政时的皇帝孝惠，其实是希望他做出一些变革的。但是请看曹参怎么说：“请陛下自己仔细考虑一下，论起圣明英武来，您和高帝谁更强？”孝惠说：“我怎么敢跟先帝相比呢！”曹参又说：“陛下看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您好像不如萧何。”曹参说：“陛下说的这番话很对。是高帝与萧何平定的天下，法令也已经明确，如今陛下垂衣拱手，我们这些人谨守各自的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随意更改，不很好吗？”这里的记载虽然没有告诉我们曹参是支持封建制还是支持中央集权，但是，从曹参本人对黄老哲学的推崇，从其对刘邦、萧何定下的基本国策的毫不更改的坚持，我想我们基本可以肯定，曹参也是支持封建制的。

那么，与晁错同期执政的那些人呢？从历史记载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除了那个宫廷卫队中的一个低级军官邓公明确支持削藩，为晁错说了点好话，其他政府大臣如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等，都明确反对晁错的削藩主张，而且正式提请处死晁错。按易中天先生在《晁错之死》一书中的说法，汉当时的制度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有“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总理或行政院长；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总理兼监察部长。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个，不是一个。部长则有九个，叫“九卿”。陈嘉担任的中尉，张欧担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时军警不分，尉可能是军官，也可能是警官，还可能是军官兼警官，职责取决于“尉”前面的那个字。比方说，太，是“最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中，是“宫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师”，和外地的“外”相对应。中尉的职责，是负责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卫戍司令兼公安部长。廷，则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职责，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一个政府总理，一个公安部长，一个司法部长，三个人联名弹劾晁错，意味着当时政府中支持封建、反对中央集权的意识明显占据上风。

那么，从秦到晁错时的景帝时期，除了这位冤死的晁错，又有谁明确反对封建、支持中央集权呢？理由又是什么呢？从历史记载上，这样的人物基本上可以说只有一个，即秦政权时期的丞相李斯。当公元前221年丞相王绾等人向始皇帝进言实行封建制度时，这位李斯对始皇帝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亲属很多，可是他们的后代逐渐疏远了，互相攻击，就像仇人一样，诸侯之间彼此征战，周天子也无法阻止。现在天下靠您的神灵之威获得统一，都划分成了郡县，对于皇子功臣
，用公家的赋税重重赏赐，这样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让天下人没有邪异之心，这才是使天下安宁的好办法啊。设置诸侯没有好处。”

其实，不管他们如何主张，如何分析，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来认识这场封建制与中央集权之争。那么历史究竟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不能不承认，秦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先后提出的警告没过了多少年便在秦政权应验了。当一个名叫赵高的太监控制了秦的朝政后，秦的政权就不可避免的瓦解了！

而在汉初，在出现了与秦亡时类似的状态——吕氏族人把持政权时，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

首先，是刘氏皇族对吕氏的公然抵抗。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是，齐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才二十岁，很有气力。因刘氏得不到重用而忿忿不平。他曾侍奉高后举行宴会，高后令他当酒吏。刘章请求说：“臣是武将的后代，请允许我按军法行酒令。”高后说：“可以。”到酒兴正浓的时候，刘章献上助兴的歌舞。然后又说：“请让我为太后唱耕田歌。”高后把他当作孩子看待，笑着说：“想来你的父亲知道种田的事，而你一生下来就是王子，怎么知道种田的事呢？”刘章说：“臣知道。”太后说：“那你试着给我说说种田的事。”刘章说：“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了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吕氏族人中有一人喝醉了，逃离了酒席，刘章追过去，拔剑把他斩杀了，然后回来禀报说：“有一个人逃离酒席，臣谨按军法把他斩了。”

其后，高后病逝，吕氏想在关中发动叛乱，然而轻易的便被平定。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轻易的被平定，我们只看看在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派人去迎接代王继任皇帝（即后来的孝文帝）时，代王手下的中尉宋昌所说的一段话吧：“高帝封刘氏子弟为王，封地象犬牙一样彼此交错，互相制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宗族坚固，有如磐石，天下人都为刘氏的强大而折服，……如今京城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亲族，京城外有吴、楚、淮南、琅邪、齐、代这样强大的诸侯，谁都惧怕他们……”

这样的历史对于李斯来说是不存在的，最起码对比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可以原谅李斯，就当他对中央集权的辩护是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理念吧。但是，所有我们在这里讲到的这些历史，其实对于晁错来说同样应该知道，于是我就不能不奇怪，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一种认识了。至于今天的人为什么也会有那种认识，我更不知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