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左起）师涛的中国大陆代表律师李建强、委托人张钰和香港的代表律师何俊仁，代师涛要求雅虎香港向师涛本人及其家人道歉及赔偿，取回起码的公道。（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师涛委律师将在港或美控雅虎（多图）

【大纪元4月2日讯】大纪元记者浦慧恩香港报导／因雅虎香港（Yahoo！Hong Kong）向中共泄露客户资料而导致中国记者师涛被中共判刑10年的案件，日前正在服刑的师涛委托友人及律师准备向雅虎采取法律行动；同时向香港私隐专员公署投诉雅虎的随意泄漏他人私隐等违反商业操守的行径。

代表律师代师涛要求雅虎香港向师涛本人及其家人道歉及赔偿，取回起码的公道。

身兼律师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获师涛委任为代表律师之一，他3月3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曾多次要求会见雅虎高层但无回应。他批评雅虎明知道披露有关资料会导致他人被入罪却仍违反职业道德操守，并质疑雅虎作为“一个香港公司为何要向内地的执法机关的要求交出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的代表律师何俊仁批评雅虎明知道披露有关资料会导致他人被入罪却仍违反职业道德操守，并质疑雅虎作为“一个香港公司为何要向内地的执法机关的要求交出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日前专程由瑞典飞抵香港的委托人张钰、内地律师李建强及何俊仁一行，3月31日到私隐专员公署投诉，与该公署的一名专员与法律顾问见面，正式代表师涛作出投诉，并要求对方就个人私隐泄漏案进行调查。

何俊仁表示，私隐专员公署首先要调查确定是否涉及雅虎香港，再决定是否受理。

据指出，张钰及李建强多次要求会见雅虎的管理阶层人员，但是得不到答案。何俊仁对雅虎的态度表示极度遗憾。

他说：“这样一间国际公司的行为导致师涛被判刑，雅虎公司有起码道义和责任，会见家属代表并作出慰问。连这些最基本的态度都没有，这个机构非常缺乏企业的道德责任感。我表示极度遗憾及愤怒。”

他们还表示，稍候可能向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采取法律行动，包括刑事索偿行动：“我们不排除在美国雅虎总公司采取有关法律行动。”

何俊仁表示，一些美国律师对事件表示关注，并主动参与支援师涛的法律行动。他说，不排除官司会在美国或香港进行审理。

张钰表示，师涛家人最希望能亲自与雅虎代表见面，与雅虎直接对话，家属需要一个解释。因为根据湖南中级法院的判决，师涛在网上使用的帐号及密码是雅虎所提供。因为师涛被无理判刑，导致其妻子在压力下离婚，家庭破碎。这不只是金钱赔偿的问题，他们要求雅虎香港作出道歉，还他们一个公道。

师涛的母亲原计划来港替儿子奔走，但考虑到办证件到港有困难，故由师涛于瑞典的朋友张钰担任委托人，处理狱外事宜。（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何俊仁表示，包括香港记者协会及国际上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及律师团体等都非常关注雅虎泄密事件，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师涛个人的事件，而是对整个中国大陆数以百万计互联网用户法律上私隐的保障。若互联网公司可以在明明知道公开客户资料，该客户会被某政府以其言论或一些表达而入罪的话，非常严重。

何俊仁认为，除了为师涛个人追讨公道及个人赔偿外，就问题无论雅虎或古狗（Google），都应该知道屈从中共的事件不会轻轻被放过，而是会引起全球关注的事件。

“这个案件同是新闻界及从事资讯传播界的人士所面对的道德操守的问题。这不只是中国而是全世界的问题。赔偿是一个正常取回公道的途径，但这并不足够，我们更加希望雅虎公司帮助要求内地政府尽快释放师涛，同时向师涛本人及家属道歉。这些都是需要做出的。”何俊仁说。

李建强律师表示，师涛的案件是当局指出的泄漏了所谓的国家机密罪，他坦言，不认为师涛泄露的是国家机密罪。案件经过宣判后，所谓的机密已经不能算做是国家机密。“我们的律师通过合法的途径，证明雅虎香港公司确实泄漏了他们（中共）指控师涛的个人资料，所以雅虎应该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对此点，代表律师们充满信心”。

师涛的中国大陆代表律师李建强透露，师涛在狱中因要长期从事强制性劳动，致健康欠佳，去年底其妻亦与他离婚，连串事件令他身心受创。（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何俊仁接着指责雅虎香港，即使只是披露师涛的IP地址，亦成为导致师涛入狱的直接后果，而且此后果是直接可以预见的。而且IP地址是一个受保护的资料。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并无否认他们交出（师涛的）资料（给中共），一个香港公司为何要向内地的执法机关的要求交出有关资料？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不明白，为何一个香港公司要受制于内地法律。我必须指出，把香港公司的资料交给内地的执法机构，相信不是内地的执法机构跨境执法，那是否（雅虎香港）跨境自动提交资料呢？”何俊仁说。

李建强表示，他到过湖南赤山监狱看过师涛两次，第二次是去年10月，师涛被强制性劳动，切割一种出口海外宝石，切割时产生粉尘，对原本身体状况已不好的师涛来讲，致使其身体更加差。并因此患上皮肤病及口腔溃烂。

另外，关押师涛的监狱，正是89年“六四”时，向毛泽东画像泼墨汁的3人之一的俞东岳关押的同一监狱。而俞2月刚被放出来，俞在监狱内已经受虐至精神失常，可想而知监狱的状况。

背景资料：

湖南《当代商报》前记者师涛被中共法院于去年以“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长达10年，并剥夺政治权利2年。2004年4月，师涛将一份中共内部传达的文件内容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境外发送，并在境外某刊物上刊登，后来被湖南省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据湖南省法院师涛的判决书指出，“雅虎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材料，证实IP地址……”。

另外，有资料显示，雅虎香港公司2003年8月1日向公安机构提供了李智的注册信息和电子邮件。中国四川省达州市前任财政局官员李智在2003年被判处8年徒刑，罪名包括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党，在互联网木子网站建立个人主页，宣传敌对思想，以及教唆他人加入中国民主党，企图颠覆国家，等等。

张钰和何俊仁手持向香港私隐专员投诉雅虎香港泄露客户私人资料的表格副本（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向香港私隐专员投诉雅虎香港泄露客户私人资料的表格副本，以及师涛母亲的委托书副本（右）。（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中共有关机构拘捕师涛的通知书副本（大纪元记者吴琏宥摄）

昨天，我们的好政府派出的好警察终于上门了。那二个警察来到我家
的时候，我正好外出出差不在家。据家里人讲，那二个警察是开着
110车子来的。来了之后，说是因为社区居委员的选举事宜到家里来
走访走访，然后在看到我家的那一些文学书之后说了些“书真多”之
类的话，再就是问我家的电话号码与我的电话号码。我当然知道所谓
的走访是借口，书多是寒暄，电话号码与我才是目标。

由是，警察来也好，不来也好；进监狱也好，不进监狱也好，我将永
作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写作者。

江泽民在台上时，忽然要“以德治国”。但这个“德”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他自己也没说清楚。现在胡锦涛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两会”期间，胡锦涛来到政协“亲切看望”各委员时，一口气讲了八个“荣”和八个“耻”，作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先不说内容，光这两个“八”，就已经比毛泽东给红军规定的“八项注意”多了一倍，并且超过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邓小平的“四个坚持”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总和了。果然，这一套“八荣八耻”一提出来，就像文化大革命时伟大领袖发佈“最新指示”一样，立刻举国沸腾，奔走相告，不但各界纷纷表态拥护，而且立刻编成歌曲，唱了起来，还马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读本”，其跟进之快，恐怕连全民疯狂的年代赶印“红宝书”的速度都望尘莫及。

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还没有哪位导师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专门作过训示。如今终於由中国党的胡总书记集其大成了。不过当人们聆听这“二八”训条时，却不禁大失所望，原来这不过是哪位御用精英东拼西凑的几句空话，被总书记拿到政协会上当作“最新指示”了：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首先这第一条就不是“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因为按照经典马列的训条是“工人无祖国”。一九二八年当苏联军队侵入中国东北和中国军队开战时，中共要“武装保卫苏联”，他们心里有什么“祖国”？江泽民背着中国人民，和继承苏联权益的俄罗斯签约，自愿放弃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这才合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胡总书记为何“数典忘祖”呢？

世代生息在中华大地上的男男女女，当然热爱祖国的锦绣河山，悠久的文化和勤劳的人民。但共产党却破坏了祖国的自然环境和优秀的中华文化，使中国人失去了文明世界普遍存在的自由权利，所以中国人不会爱这个党.如今“祖国”这个美好的词彙被抬到“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首要位置，不过是蒙混过关的障眼法，要人们去“热爱”统治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罢了。

以上不过是对胡氏道德规范的第一条略加分析而已。至於第二条的所谓“服务人民”究竟是什么意思，胡锦涛“以民为本”的空话早已作了回答。中南海大门里面毛泽东那“为人民服务”的五个大字，更是几十年中共残民以逞的见证，早已让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所以对这条“服务人民”的谎言，不说也罢.至於其他那些训条，也无非是重複脑满肠肥的中共长官念念不忘的训人咒语而已，不值得浪费笔墨。

不过另外有两条还是应当说一下：

其一，“以愚昧无知为耻”，作为骗人的空话都说不通，因为“愚昧无知”无关乎荣辱，而是文化落后的结果。把这种状况列为耻辱，是对被剥夺教育权利的广大弱势群众的极大污辱。而造成他们“愚昧无知”的罪魁祸首，恰恰就是把钱用来扩军、用来公费旅游、用来开会、用来慷慨援助北朝鲜和古巴，而不用来实行义务教育的中共当权者！

其二，与“以诚实守信为荣”相对应的，应当是“以说谎骗人为耻”，但是胡氏规范的下联却是“以见利忘义为耻”。为什么那些御用文人竟为总书记弄出一付这么蹩脚的对子呢？

原来“说谎骗人”几个字触犯忌讳了。

自从中共出世，从来就不讲诚信，专靠说谎骗人为生。就是胡氏这最新的“二八”训条，也不过是掩盖中共丑恶行径的谎言而已，但是在自己颁佈的道德训条里公开反对说谎，未免授人以柄，何必作茧自缚呢？於是就把反对说谎这条诫律取消了。这样一来，在当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说谎骗人”虽然尚未达到“为荣”的程度，但是按照胡氏最新御制道德规范，也不算可耻，於是朝野上下互相欺骗，便有了道德上的通行证了。

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源於统治者诚信的丧失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从制度上改弦更张，而是表演一些新的花腔，无非是添上一笔“假大空”的新记录而已。

    RFA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道：大陆新闻工作者师涛，被当局指控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判十年有期徒行之后，师涛及其家人委托第三者到香港向有关部门投诉雅虎香港控股，并在星期五下午召开记者会，事件的后续发展引人关注。
    
    

    师涛及其家人委托第三者到香港召开记者会.RFA照片
    
    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四年「六四」十五周年前，任职湖南《当代商报》期间，将中共中央有关要求严防纪念六四活动的文件摘要，用电邮发送到海外一个中文论坛上。当局后来指他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去年四月将他判监十年。师涛的委托人张钰以及大陆代表律师李建强，日前来到香港。他们和香港何俊仁律师星期四一起到隐私专员公署。之后在星期五召开记者会，何俊仁表示师涛家人正考虑控告雅虎香港控股。(录音)
    
    在记者会中有记者问到，由于师涛案件发生在大陆，恐怕取证会有困难，李建强律师响应表示(录音) 。而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女士在何俊仁等人召开记者会前几天，就已经向本台表示，打算在境外控告雅虎。(录音)
    
    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认为，隐私公署去年曾向雅虎香港索取涉及师涛案件的资料，但至今尚未有进一步消息，令人失望，至于公署会否因政治阻力而影响调查，她说期望公署依法处理。

_{《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陈明远著文汇出版社2006年2月版定价：29.00元}

        陈明远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赵丹的女婿，舞蹈家赵青的丈夫，吴祖光新凤霞的义子，而且少年时代曾与郭沫若有过一段“忘年交”（关于这段交往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不小的争议）。与著名文化人交往的经历，让陈明远对中国文化人的生存状况有直观的了解，也是促使他对文化人的百年历史进行研究的动因。于是有了《文化人的经济生活》（1898年—1949年）及其续篇———我们看到的这本《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1949年—2000年）。

　　百年来文化人的状况，1898年的戊戌维新是一个起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条分界线。近年来，民国史成为显学，对晚清及民国文化人的研究也成果颇丰，但1949年以后的文化人研究，由于存在诸多顾虑与限制，一直鲜有人涉猎。一些建国后知识分子的研究多以野史、非常话语、人物个案的形式展开，拾取历史的碎片，来折射拼组出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气候。这种写史方法也取得了成就，但我总感觉缺少全景式、系统性的研究成果。而陈明远选择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从经济层面入手，通过研究文化人经济生活的变迁，来撰写一部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史。这是有价值的尝试，其抱负也是值得肯定的。

　　该书对历史资料的占有比较丰富，在叙述历史方面是一个强项，但在探讨历史、总结历史方面的力度和深度较弱。不过通过作者搜集的丰富史料，我们自可勾勒出一幅知识分子全景图。上册书中颇费章节地讲解胡适、鲁迅等文化人的薪水稿酬、日常花销、兴趣爱好等历史细节，那个时期的新式文化人共同的收入就是教授薪俸、讲演和稿酬版税，他们生活优裕、经济自主，如胡适总结的确实是“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到了续篇中，一位生活困窘的诗人写了“屠夫之歌”：“当人猛增、而猪徒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浅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通过作者对两个时代文化人的白描，我们对他们衣食之外的精神气质、生活环境的差异也就了然于胸。

　　该书叙述建国后20年的历史，尤其是对票证制度、工资待遇、作家稿酬以及物价和人民币演变状况等方面的资料收集，具有极大的价值。

　　书中对“文革”的叙述准确，故事生动，善于细节呈现，堪称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文化人版。但是对大学学费负担问题的研究章节，显得有些突兀，破坏了该书的整体性。而且，我最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即当下中国作家的生存制度，包括各级作协与作家的行政级别，作家的工资、写作任务与福利分房制度，以及随着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这种制度的逐渐衰落过程，本书并未见涉及。因为在百年历史中，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执笔人，作家们的命运起伏最具代表性，这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本书的研究截止到2000年，否则一定会加上韩寒的经济生活研究，只有研究了韩寒的经济独立程度，才能深刻理解他对白烨们的决绝态度，理解他“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原因。

王小波在《白银时代》里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撇开写得好坏不论，小说无所谓真伪。如你所知，小说里准许虚构，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小说。但它可以分成你真正要写的小说和你不想写的小说。还有另外一种区分更有意义：有时候你真正在写小说，但更多的时候你是在过着某种生活。这也和做爱相仿：假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双方都想做，那他们就是真正在做爱。假如他们都不想，别人却要求他们做，那就不是做爱，而是在过夫妻生活。我们坐在办公室里，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过写作生活。”

这句话真是说得惊世骇俗，说得露骨而刻薄，本来意思许多人都懂，可一旦用了这么个比喻，一切就变得入木三分，让人无处遁形。

我不是王小波的崇拜者，但我对他所说的一些话感兴趣。我总在想，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不是为了发表，如果不是为了获得别人的承认，那它又为了什么呢？我是个没什么写作激情与动力的人，很多人都说我过于懒散与淡泊，写作没有动力，我也一直以为自己写得不够，太过于慵懒。可我有时也在想，这种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不就是名利与欲望的诱惑吗？有人渴望成为学界泰斗，有人渴望站在神圣的诺贝尔奖坛，还有人则只是想要被别人不断提起，或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道，我想，这应该就是动力。可我实在是缺乏这样的动力，我总觉得这动力是害人的，是不纯的，我就不信这种人会成为我们精神的导师、文学的大家。

写作如果是靠勤奋完成的，那这种作家也真是可怕。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谁写得多，谁还在坚持写东西，也习惯于问你最近又在写什么，今年有没有出新书？好像不写了就江郎才尽了，总是为自己没出新作而恐慌，怕被新人的出现所淹没。这又是另一种写作的危机，我称之为最没有自信的写作，也就是王小波说的“过写作生活”，是一种靠惯性与勤奋维持的可怕的写作。这样的写作是用数量说话的，当这种写作不是出于心灵与精神的需要时，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制造文字的机械运动。

有多少人不是被逼着写作的呢？又有多少作品真是作家自己非写不可的呢？好像还真是不多。要么为名，要么为利，要么为了一种职业的安慰，总要找一点东西来写，聊以自慰，塞人视听。值得安慰的是，我更多地看到了那些从没把名利放在眼里的人写出了真正的作品，而且总是幸运地获得了他们没有想到的巨大的荣誉。

我因此在想，上帝是公平的，他并不偏袒谁，也不陷害谁。如果我是那个监察人心肺腑的上帝，我也不会把最为重要的荣誉授给那些被名利污染了心灵的家伙。那些没把名利放在眼中的人才是我的首选。

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当我有了一个解，就会产生三个新的不解———

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穿行

记者：去年十月西沙群岛之行，你脱光了上衣在甲板上晒太阳。同船的作家，只有你不怕南海的阳光。这自然让我想到你的高原背景，你家乡的太阳也是同样猛烈的。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坝的藏文化对你的影响，我已从《尘埃落定》中感受到了。你是在汉语和藏语中长大的。你自己说过，看到两种语言下呈现的不同心灵景观，在两种语言间流浪、穿行，培养了最初的文学敏感。你能描述一下你所感受到的“不同的心灵景观”吗？

阿来：语言景观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了“心灵的景观”。用藏语，我们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用汉语，我们走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人生。当你能够同时操持两种语言，并能仔细体会时，就会发现，在很多地方，不同的语言表达对事物的认识、对生活的感受时，在越细微的层面，越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差异。这个差异，大而化之地说，其实也就是文化的差异。语言直接通向心灵，通过不同语言对同一对象的表达与感受，你能感受到不同语言（文化）下可能呈现出差异颇大的心灵景观。

这就产生了一种对比。这种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比较容易地找到特殊性，同时，也充分地感受到普遍性。在我的文学观念里，一个好的文学文本，应该同时包含特殊与普遍这两个特性。

记者：中原汉文化与高原藏文化的差异甚至不比中西方文化差异小。对此你有什么体验和感受？

阿来：在藏区，以汉语表达为主的城镇以及汇聚在周围的以藏语表达为主的乡村，是一种当代的文化景观。数量上看起来，乡村是强大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无论是谁都明白，城镇代表了成长，乡村的力量正在衰亡。就我本人而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存在。所以，穿行其间，并不特别地感到什么落差。这就像前面说到的不同语言呈现出有趣的对比一样。这种对比也是非常有张力的。

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希望。希望城镇在成长的时候，对乡村多一些尊重。希望城镇生活中有乡村生活中那种朴素淳厚的东西存在。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样的希望几乎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整个藏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这个变化，我们当然得到过很宏观很官方的解读。但我想从人的命运，以文学的方式入手，来解读，来探究旧制度瓦解的过程，以期发掘出一些更具启示意义的东西。这个想法，通过《尘埃落定》实现了一部分。这实现了的部分，还集中在权力领域中。这也是传统中探讨社会变迁时较多采用的视角。至少在藏区，这个解体过程，还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更值得一写：宗教以及僧侣阶层；驿道上的商业和商人阶层。

过去，农村生活或者说农业文明也经历改朝换代的变故。但这个变故一过去，乡村又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与秩序里去。这种状况，汉族地区的历史比起少数民族地区更具典型性。但这一回不一样了。这一次，整个中国的农村，没有哪一个民族再能够回到过去了。这一次变化更为深刻。乡村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的力量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乡村的命运是由城市来主宰了。刚建国的时候，是听命于来自城市的政治，现在，则是听命于来自于城市的经济力量的支配。我想，这是中国当下最最根本的问题，而非一个藏民族乡村文明的解体那么简单。

我是《尘埃落定》中傻子的原型

记者：《尘埃落定》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书的语言、构思、人物都是独特的。书中弥漫着的历史感、命运感，是你在马尔康收集材料获得的，还是你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这样的感受？

阿来：我本人曾经长期生活在书中所写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当然会给你特别的感受。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感受让我深入去研究这一地区的地方史，从书面，更多是从民间的口传资料，这些系统的研究，使你内心那些抽象的东西越来越具体，最后，依托于一个故事，依托于故事中纠集起来的那些人物的命运而呈现出来。

记者：因为是少数民族，你有意借鉴了美国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非主流作家的经验，譬如辛格与莫瑞森，你借鉴的是他们如何讲述鬼魂的故事。《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人物，把你的智慧与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知道有关傻子的世界名著实在太多，中国作家用这种方法来表达看世界的视角的也不在少数。你的傻子是最富创造性的。你是如何产生这样的想法———要用一个傻子来构思全文并充当主角？受谁的影响最大？你的文学人物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吗？

阿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不思考的人才认为自己是聪明的。而面对一个变化日益剧烈的世界，一个人只要思考，就会感到惶惑，感到不解———先不解，然后求解，然后可能解或可能仍然不解———面对这种情形时，人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的智慧，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傻子。所以，我想，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原型的话，这个原型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不解，当我有了一个解，就会产生三个新的不解。所以，我老觉得自己是个傻子。

诗之不足，故“小说之”

记者：你先是一个诗人。听说你的小说开始时，是因为诗出现细节性刻画越来越多，又有大段的叙述、描述，这当然不是诗的主要方式，于是你为了这些漂亮的局部罗织故事，把它们串连起来。小说完全来自形式？或者说游戏？你写《尘埃落定》的契机是怎样的？不会是形式触动吧？为什么会写它呢？

阿来：上世纪80年代早期，我就开始写诗了。而且，觉得自己诗写得不错。但后来的确遇到了你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越来越试图把更多的东西放进诗里。但诗歌这种形式，有些东西确实盛放不下，所以，就很自然地开始转向了小说。我最后的诗，写于1992年。1994年，就写了《尘埃落定》。

我写《尘埃落定》的动机，是在面对一座小说所写的那种城堡的废墟时突然产生的。当然，所以能够建构起这个故事，还是得益于多年对于地方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任有什么样的冲动，也很难完成这样一个故事。

记者：现在有不少诗人转向写小说，你、韩东都是代表。诗人的抒情习惯，文字很容易脱离小说的细节走向空泛。你的转变过程是怎样的，感到最困难最难克服的是什么？诗人的语言优势你的小说里已有精彩的表现了，你小说里还有什么是诗带来的呢？

阿来：我认为好的小说里面，本来就包含着很多诗歌的元素。同时，这种元素在不同的小说的体现是不一样的。就《尘埃落定》而言，得益于诗歌的，我想一是整部小说有一个好的节奏，再就是小说的隐喻性。

记者：《尘埃落定》写完后，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沉默期，你创作的激情来自于哪里？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长时间停笔？是因为从阿坝到了成都，环境改变了吗？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提笔呢？你现在的文学观念与你当年在阿坝创作《尘埃落定》时有何变化？

阿来：《尘埃落定》是我的第一个长篇。我感到幸运的是，这个故事让我获得了一次特别酣畅淋漓的表达。这样的表达，情感就像一个湖泊被倾泄一空。以后，很长时间我都没有表达的欲望了。我情感的湖泊需要慢慢有水来注入，直到满溢出来。然后，我才会表达。我不写作，不是因为没有材料，而是没有这种情感需要。所以，我写完《尘埃落定》，就离开家乡，到成都办杂志去了。一边办杂志一边等待情感的湖泊再次满溢。我很高兴，我现在又在倾泄的状态之中了。

我的文学观念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我对世界的看法没有什么变化。

重续中国文学幻想的传统

记者：你做了多年《科幻世界》、《飞》杂志的主编。办科幻杂志，看科幻小说，甚至去美国参加科幻小说大会，这些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影响吗？为什么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发达？

阿来：今年，我们创办了第五本杂志《小牛顿》。这本杂志是从海外引进的少年科普杂志。我想，杂志的出版与营销，是我的正式工作。写作，至今还处于一种业余的状态。我想，出版工作并不会对我的写作产生什么影响。我做杂志大致还算成功吧。但我警惕，不能因为一些成功的市场操作经验，而以此影响到我的小说写作。这么说吧，做杂志时，我是一个商人。但写作的时候，我必须把商业市场这些字眼全部忘掉。

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不发达，我想最主要的是中国人科学意识的不发达。其次，中国文学的幻想传统曾有数十年中断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者：你曾在一篇科学随想的文章中，发出重建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呼喊。关于文学的幻想传统对于当前的意义，愿听听你的高见。

阿来：关于中国文学，我们要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从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会出现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整整两三代人的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双耳再也听不到想象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象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时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

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 

 作家简介：阿来

阿来，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的马尔康县。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转向小说创作。获得中国作协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科幻世界》杂志社总编辑。其主要作品已翻译成世界十四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出版。

阿来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空山》，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来文集》四卷，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散文集《就这样日益丰盈》，2001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小说集《月光下的银匠》，1999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长篇散文《大地的阶梯》，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集《旧年的血迹》，1989年，作家出版社。

诗集《梭磨河》，198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

贾平凹的一部《秦腔》，激活了许多批评家的言说欲望，一时间，文坛出现了若干评论文章在诸多评论《秦腔》的文章中，出自谢有顺之手的《尊灵魂，叹命运———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以下简称“谢文”）,和生于李建军笔下的《＜秦腔＞：一部粗俗的失败之作》（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18日，以下简称“李文”）尤其令人瞩目。这不仅因为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成就突出、影响广泛的青年评论家；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写文章的观点，正好是一褒一贬，一扬一抑，而且褒扬则褒扬得充分，贬抑亦贬抑得彻底。这样的一正一反，虽然不是直接的笔墨交锋,但毕竟在无形中构成了作品评价的巨大反差，它们足以使《秦腔》的读者和论者，禁不住以自己的阅读感受为参照，展开一番去伪存真、事实求是的艺术辨析，就中确定哪一种评价更接近《秦腔》的文本实际。

谢有顺：《秦腔》所继承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的伟大传统

先来看充分褒扬《秦腔》的谢文。在这篇一万数千言的长文中，论者站在宏大的背景之下，以敏锐而雄辩的笔触，深入揭示着《秦腔》难能可贵的写作伦理。譬如：它不拘泥于国家、社会和历史的单一维度，而是以此为基础，努力向存在、神性和自然四维空间辐射的文学整体观；它在非常短小的时间、非常狭小的空间里，建立起恢弘、庞大的文学景象，通过浑然天成的描摹，抵达生活本质的写实能力；它超越简单、浅表的爱与恨，善与恶、对与错、美与丑，放出仁慈、宽恕和悲悯的目光，打量人世、关照人生、呵护灵魂的博大胸襟；等等。应当承认，所有这些，都可谓持之有据且见地不凡，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发掘出了作品固有的和潜在的艺术价值。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谢文未能最大限度地切近《秦腔》，它还算不上是对《秦腔》准确而全面的评价。因为它的全部论述，虽然斜出旁逸，远绍近搜，但却几乎没有一句涉及《秦腔》的不足。而事实上，作为作家新一轮艺术探索的结晶，《秦腔》的缺欠是同优长一样显而易见的。鉴于本文的主旨不是讨论《秦腔》的得失，在这方面，我不作过多的枝蔓，而只沿着谢文的思路举一个例子。按照谢文的说法，《秦腔》所继承的是《金瓶梅》、《红楼梦》的伟大传统。而这种继承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秦腔》和《金瓶梅》、《红楼梦》一样，都以细密、琐碎和逼真的文字，状写了人们可以感知的日常生活，从而保存了一个时代的“肉身”。窃以为，这样的见解是妥切的。但是，不知论者是否注意到，正是这种自觉的继承，使得《秦腔》在《金瓶梅》、《红楼梦》面前，暴露出了自身的缺欠：同样是琐碎的日常生活，同样是逼真的世相白描，后者的人物形象是立体的、鲜活的，潘金莲、西门庆、林黛玉、贾宝玉等主要人物自不待言，即使王六儿、蔡状元、焦大、小红之类的次要人物，亦一概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而前者的人物形象是扁平的、模糊的，即使着墨最多的夏氏兄弟，也只能说差强人意，更遑论匆匆走过的夏风、白雪、君亭们。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人物塑造得不够丰满，无疑是个很大的问题；而评论文章完全无视此种问题，一味评功摆好，恐怕也不能说是真正优秀的评论文章。

李建军：《秦腔》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

与谢文的充分褒扬完全不同，李文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对《秦腔》作出了彻底的贬抑性的评价。在这篇不长的文字里，论者结合引用《秦腔》的几个片段，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某些场景和细节的肮脏、低俗与无聊，指出了其某些人物对话的累赘与单调，和某些人物心理描写的夸张与虚假。论者明确断言：《秦腔》“是一部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怪物：它缺乏真正的小说作品所具有的趣味和美感，缺乏意义感和内在深度，本质上是一部僵硬、虚假的作品，一部苍白、空洞的作品。”质之以《秦腔》的文本实际，我们不能说以上评价全都是凭空杜撰，无的放矢，事实上，它的某些观点确实道出了该作品存在的明显缺陷乃至重要病相。如：对人的原始动物性的过分渲染；对脏污事物和野蛮行为的有意放大；以及一些细节描写与人物性格相脱节、相游离等等。然而，同样必须指出的是：李文关于《秦腔》的否定性评价，是大有一叶障目和以偏概全之嫌的，它并不符合该作品的整体实际。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谢文曾经深入阐发过的那些带有形而上特征的艺术优长，即使单就直观的阅读感受而言，也足以支撑起有力的驳论。因为几乎任何一位《秦腔》的读者都能发现：在清风街缤纷摇曳的生活场景和人物映像里，是浓缩了当下中国农村的基本矛盾和农民的基本境遇的，这当中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安详、也有躁动；有希望、也有困惑；有寻找、也有失落……所有这些，构成了一部悲凉而沉重的“反史诗的史诗”。这岂是所谓“僵硬、虚假”和“苍白、空洞”可以形容和概括的？由此可见，李文依旧称不上是对《秦腔》的准确把握和公允解读。

戴上有色眼镜的评论家

两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评论家，都未能写出真正让人心折的《秦腔》评论，个中原因何在？在排除种种可能的情况下，笔者不得不提出一种说来比较简单，也不涉及很多学理，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看法：是评论家与作家之间全然不同的情感状态，影响了前者对后者及其作品的客观评价。

如众所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与从事古典和现代文学研究相比，有一个较大的区别，这就是，前者无法像后者那样，让主体和对象保持一种超时空的审美关系，以利于主体展开客观公允的论述和评价；相反，它因为主体和对象常常是共处一个艺术时空，且很可能在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现时交流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情感投资或精神芥蒂，所以，它的种种褒贬和判断，便难免受到一些文外因素，即主体与对象之间情感好恶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旦压倒了客观的文学尺度，评论文章的或虚美、或溢恶；或爱屋及乌、或因人废文，便成了必然现象。

评《秦腔》的谢文和李文恰恰在这方面马失前蹄。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谢有顺与贾平凹，一向保持着和谐的创作交流乃至默契的个人往来，说谢与贾属于同一个文人“圈子”也大抵准确。这种“圈子”关系，固然为谢有顺深入贾平凹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若干方便；但同时也使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在谢有顺的眼里逐渐变得十全十美，评《秦腔》的谢文，庶几可作如是观。与此相反，无论当事人说或不说，承认或不承认，李建军与贾平凹之间的矛盾、龃龉乃至怨怼，早已有目共睹。此种个人成见决定了李建军在面对贾平凹的作品时，不能不戴上有色眼镜，而评《秦腔》的李文，正是论者戴着有色眼镜写作的产物。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谢文的“一无瑕疵”，还是李文的“一无是处”，都无法揭示并确立《秦腔》的真正价值，而只能“捧煞”或“棒煞”作家与作品。而无论是“捧煞”或“棒煞”，都不过是制造着文坛的虚热闹，而离真正科学有效的文学批评很远很远。

具有真理品格的文学批评在哪里？

平心而论，一位评论家在对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发表观感和意见时，要想完全摆脱个人情感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关于这点，我们只要想想“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尚且留下了“谀墓”的口实，即使博学正直如闻一多也免不了曾用偏见来误读鲁迅等等，即可不言而喻。然而，正如古人所说：文章———文学乃天下之公器。这也就是说，文学是天下人的文学，而不是哪个人的文学。因此，一个时代的文学要繁荣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建立起相对客观而公允的审美坐标，必须有一种超越了个人好恶而体现着公共尺度的文学批评。从这一意义讲，近些年来，一些习惯于“我所批评的就是我”的评论家，将面临着不那么轻松的扬弃和校正。在这方面，他们不仅需要像龙应台所提倡的那样，尽量回避与作家之间的投桃报李、庸俗捧场；更重要的是应当在艺术实践中，努力排除个人的局限、定势、偏见乃至私愤，从而强化文学批评的“公器”意识和科学内质。遥想当年，鲁迅先生与林语堂有着堪称深厚的友谊，但他却没有因此就对林氏不合时宜的幽默放弃批评，相反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坚决的斗争。真可谓我爱朋友，但更爱真理。反过来，因为“女师大风潮”，鲁迅遭受了陈西滢的恶意中伤，只是他并不曾将这种中伤变为私怨，十年之后，当谈到陈的妻子凌叔华的小说时，他依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是怎样一种意志与气度啊！正所谓：“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让我们以鲁迅为楷模，努力建设具有真理品格的文学批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