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谢泳，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名学者．

遭遇历史，难免陷入沉重、沧桑之中；走近知识分子，近视他们在历史中的沉浮，别具一种“狐悲”式的情怀。一个世纪的即将逝去，牵引出对一个世纪的思绪。那些尘封的记忆掩映多少曾鲜活的身影，这些人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和气质，是今日和未来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谢泳的《书生私见》用一些原始资料真实在再现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精英的心路历程，在世纪的路口为人们摆上了一个明亮的镜子。

在接近世纪未的今天，对知识分子自身命运的反思在知识界之蔚为风潮，陈寅恪、顾准，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经历中给我们留下是怎样的启示呢？书中讲述了人们熟悉和敬仰的胡适，钱钟书、最后一个大儒梁漱溟，储安平和他的《观察》，同时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安福三才子，众说纷纭的张东荪，法学家钱端升，学人顾颉刚，史学家汤用 他们之中有的主张学术建国，而远离政治；有的想用言论来干预政治，最后都因言论退出了历史舞台；有的追求学术的自由，以争取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书生论政，毕竟是书生 他们的确是一个个耀眼的群落，和普通人的命运相比，他们的个人命运大多呈现的是一种悲壮、有的甚至是实实在在的悲剧。

谢泳在书中写道：“我一直想从世纪的开始，找一个人，看他的经历如何走完，看他的理想如何破灭，看他的精神怎样流传。我翻过了许多资料，也访问过许多老人，最后我找到了这个人。他的经历能否成为这个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我不知道，但至少从他的命运中，我能看一个人是以怎样的努力为自已的理想而献身的，这个人就是储安平。”储安平创为《观察》周刊时，曾给胡适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1948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后复刊，走过一段荆棘之路。才华横溢的储安平先生于1966年自杀。储安平先进走了，远处传来的空谷足音令人思绪悠悠。

在这百年历史长廊里，可曾留住梁漱溟匆匆身影？一代人大儒梁漱溟居然天真要求毛泽东要有客人的雅量，不遗余力致力于他的乡村建设。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经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已曾经相信的东西，这是他难以接受的。正是他的这种态度，使他在涅磐中获得永生。

从同一时代三位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经历中，感受到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博士放弃了自已早已形式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出自真诚，又有多少出自无奈！还有安福三才子罗隆 、王造时、彭文应，他们都毕业于清华后留美，学成后回国，都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想把自已在美国学到的思想带给这个古老的民族，无疑他们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书中讲述每一位都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并摘引了许多茅一手资料，有的甚至鲜为人知。 逝者如斯。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他们当年，赞一声，叹一声。让思绪悠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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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热爱俄罗斯文学的人来说，乌兰汉（高莽笔名）这个名字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乌兰汉具有阶段总结意义的译作《俄罗斯文学肖像》分为诗歌和散文两大册出版，收入的无疑是翻译家大量译作中最心爱最宝贵的一部分。

诗歌卷就不用说了，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到“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重要诗人一览无遗。而散文卷对读者而言，也许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只要浏览一下目录就足以让人爱不释手：《托尔斯泰谈美术与美术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托尔斯泰会晤录》，妻子或情人关于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回忆，阿赫玛托娃回忆大画家莫迪利阿尼和大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人与事》等。其中无一不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作为一名从俄罗斯文学中得到滋养的中国写作者，我最关心的就是：那些伟大的诗人、作家、艺术家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创作的？本书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这些闪光的名字的珍贵的生活细节与瞬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散文是那些伟大著作的幕后花絮，像是为其作出的注释。

创作中的诗人

尽管我们用不着对大师的写作状态或某个习惯邯郸学步，也用不着通过比照自己与大师的言行差距来测量自己文学前景的地步，但是，他们创作状态的确是可爱的，并且会给那些从事写作的人一些从作品中无法得到的启示。

据楚科夫斯基回忆：有一次，曼德尔斯塔姆把一个青年诗人哄出家门，因为那个小青年向他诉苦说没有人发表他的诗。当垂头丧气的青年下楼的时候，曼德尔斯塔姆站在阳台上对他喊道：“有谁发表过安得列。谢尼耶（法国诗人）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萨福（古希腊女诗人）的作品？有谁发表过耶稣基督的作品？”这话虽然刺耳，但不也正是对那些以发表为目的的写作者的一个永远的警告吗？

阿赫玛托娃写作十分谨慎，而且轻易不动笔。她不慌不忙地推敲每一个字。“孤苦伶仃，软弱无力，丧失家园，失去情侣，失去缪斯——这是阿赫玛托娃灵感的源泉。”这是诗人的创作秘密。她的一生写的都是“丧失”这一悲苦哀伤的主题，这是她的个人际遇与她所处的时代共同的主题。从此我们可以读出诗人与她的祖国与时代的微妙关系。

而藏在她心中的祖国，跟许多人理解的不同，除了土地和人民，还有“伟大是俄罗斯语言”，她誓言“保卫你，让你自由、纯洁，传给子孙后代……直到永远”。而这一点，也许是此间号称“玩语言”、“玩文学”的人永远无法明白的。

诗人创作时的状态各不相同，曼德尔斯塔姆写诗时总需要动，他经常跑出去，在大街小巷信步穿行。若是坐在家里构思，他的嘴唇就开始蠕动——酝酿诗歌的音节和节奏。

曼德尔斯塔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一直急着写作，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就“急着写，急得很厉害”，这样更加重了他的病情。“他在追回失去的时间，急于说出自己最后的话”，如此吐血创作如同天鹅之将死，真令人心痛。

而阿赫玛托娃的创作状况就远没有这么明显。外人甚至不能了解她是否在工作，她的各种表现一向比曼德尔斯塔姆更封闭，更矜持。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道：“我感觉到她在作诗时，她的嘴唇紧紧地闭着，因此她的嘴就变得更加苦涩。”

托尔斯泰在乡下家里的地下室写作，工作之余常常到地里挥舞大镰刀收割牧草；曼德尔斯塔姆常常居无定所，边走边构思作品；阿赫玛托娃在灯下写作时，看见大画家莫迪利阿尼彻夜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漫步，他也是在构思作品。

从书中如此亲近的人的细腻描述，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诗人们创作时的背影。

生活中的诗人

楚科夫斯基记载：阿赫玛托娃毫无私有观念，她能够愉快地摆脱任何一件物品。她极不重视财物，善于放弃，如释重负。即使在她的青年时代，在她那短暂的“富贵”岁月里，她家中也没有庞大的衣橱和衣柜，有时连个写字台也没有。她身边长期保留的唯一“用具”，是她的一只破旧的小皮箱，摆在墙脚处，随时可以拿走，里面装满笔记本、诗抄和诗稿……甚至连书籍，她看过以后，也分赠给别人，只留下最珍爱的几本。伴随她的有普希金、《圣经》、但丁、莎士比亚、陀斯妥耶夫斯基。

人生如寄，可以丢的都丢了，看一个人，可以看他最宝贵什么？诗人最后只带几本书，可见是真诗人。而那几本书，正可以看出一个人所处的“段位”。

“晚年，每当她到莫斯科来，或寄居此家，或下榻他舍，来到哪位朋友家里，就住在哪里。”这样的人物让人神往，如果她来到中国，我真希望她能够住在我家。

在散文卷中，我发现一个秘密，这些伟大人物都是爱情的大师，写情书的大师，即使是普通的信件，也充满情感，或是对艺术的思考，或是对人生的领悟。卷中为数不少的名人来往信件足够供今天几乎不在纸上写信的读者学习的了。

此外，大师们大都对各种艺术门类兴趣浓厚，格调高雅。无论是语言艺术，还是音乐、美术，爱此及彼，容易相通。帕斯捷尔纳克父亲是著名画家，母亲是钢琴家，本人会作曲；马雅可夫斯基擅长速写；托尔斯泰在20岁时曾立志“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他学过绘画，热心于雕塑，终身喜爱音乐，晚年仍然经常弹琴。他曾鼓励为巨著《复活》画插图的画家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之父），劝他不要半途而废：“……请您记住，一切一切都会消逝……国王、宝座、金钱、财富都会消逝……但是，如果我们的作品中有一丁点真正的艺术，它们就会永垂不朽。”他说得如此透彻，肯定，对每一个迷恋艺术的人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尽管时间已经改变，而眼下的中国，跟天才辈出的19－20世纪的俄罗斯也非常不同，但是，艺术在人类心中的魅力并没有减少。她仍然是那些优秀的人们心中的最爱。

书中这些伟大艺术家留下的作品，早已是人类共同的瑰宝，有人说，假如一场灾难把俄罗斯大地上的一切都毁灭了，只要这些作品保留下来，人们仍然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精神达到何等高度的民族。而在此喧嚣的时代，我们也期待深受俄罗斯和世界优秀文学滋养的汉语作家被伟大而高贵的艺术梦想（而不是被别的梦想）所吸引，创造出不亏负这个民族与养育之土的伟大作品。

□　延伸阅读

《高贵的苦难：我与俄罗斯文学》，高莽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3月版，29.80元。

《心灵的交颤：高莽散文随笔选集》，高莽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5月版，27.00元。

 

邓小平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稳定”大业的总设计师，他不但设计了改革开放，也设计了1957年反”右派”工作的具体进程，还有后来的”六四”.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但”反右”有罪，1957年他正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又是政治局常委，只不过他的罪和毛泽东相比不太突出而已。邓小平到死都不承认反右错了，只是说”严重扩大化了”.那么，”六四”镇压，是不是也是正确的，同样只是”严重扩大化了”？

既然有邓小平”钦定”，那么”反右派是必要的”结论就不能改变，所谓”右派被摘帽”也是假的。据对中共秘史有研究的原《光明日报》记者戴晴查证，像章伯钧、储安平这些”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至今还是留个尾巴在身后，如新华社老记者、同样是右派出身的戴煌最近在”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也认为”中共至今未彻底平反右派”，同样是”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之类的老调子，所以中共对”右派”问题所谓平反，实际上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戴晴揭露中共这样的做法”是极其荒唐的”.早在1978年4月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批复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上报的《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1978年9月17日《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年半之后，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即当时的中共中央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匀出了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的90多名，不足原戴帽者的万分之二。

这五名”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头号大右派是：

1、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后改为国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2、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3、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员；

4、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5、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五位先生都已经作古。其中，章伯钧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罗隆基逝于69岁，却在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个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于1962年戴着帽子辞世的。储安平，58岁时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只有最后的右派陈仁炳一直居住在上海，直到1990年去世。

既然反右运动本身是”必要的”，只是”严重扩大化”了，那么为什么还有五个只摘帽不改正的人呢？难怪有人这样说：”为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实际上根据历史研究者傅国涌先生推测”右派”不止五十五万，至少加一个”零”，约有五百多万。在毛泽东”引蛇出洞”论的鼓惑下，邓小平立功心切，绝大多数人因言获罪，或者是被下指标的情况下指控为右派的，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新华社老记者戴煌在《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中自述，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正是因为”多说了一句真话”：”1956年夏天，我到上海采访，看到了很多中共党员干部特殊化的现象，之后到苏北老家也看到农村很多干部很坏，人民很痛苦，加上平时听到的各个地方的干部特权化等不正之风，我很生气。过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打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可现在怎么都这样了呢？！所以1957年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因此被打成了右派……1958年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其间我看到里面死了很多人，我从196斤降到82斤，骨瘦如柴……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活着出来了。后来他们又说我’坚持反动立场’，把我送去劳教，身心备受摧残。1978年是在胡耀邦的政策下，我才得以重见天日。”1964年，戴煌又在京被强迫劳动，美其名曰”劳动教养”，期满”留场就业”，1969年又被疏散到太原劳改队，1978年重返新闻界。

像戴煌这样的老右派，仅仅是邓小平一句”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就用不着道歉了，罪行就一笔勾销了，其实说明今天的共产党仍是过去的共产党的继续，说明”反右运动”还未结束，还没有还被害人一个公道，还没有还历史一个真相。2007年3月，戴煌自述作品《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就因为他的右派身份和书中含有右派运动等内容而不能再版，为虎作伥的正是中宣部领导下的新闻出版总署及前署长龙新民、副署长邬书林之流。

“反右”五十年后，说右派”完全摘帽平反”其实是历史错误，目前戴煌在张思之等律师的帮助下正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还有原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许良英教授、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钟沛璋、原人民日报名记者刘衡、原中国铁道部研究院研究员茅于轼教授、原中囯社科院高级编审郑海天、原北京市公安局干部任重等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知识份子，联名要求中共中央郑重宣布反右运动违反宪法，给遭受迫害的右派以补偿。这些人作为受迫害长达二十年”右派”，他们希望以此来推动”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直到最终获得历史的公正。

 

清代法律规定：凡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大清律。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条）。美国史家卜德（Derke　Bodde）解读这条法律，说，贫困是犯罪的原因，“在妻子是丈夫惟一或者说惟一可以出卖的财产的社会中，这类犯罪真是太普遍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所言不差，在《刑案汇览》——清代乃至传统中国篇幅最巨编辑最精的法律案例汇编——中，便收录了几十桩因贫困而纵妻通奸的案例。读过这些案例，不得不长叹一声，“哀生民之多艰”。

不过，这种自愿戴绿帽的行为，似又比今日常见报道的“仙人跳”好一点。前者止于求财，后者因以色情、暴力相辅而行，不免导致人身伤害的局面，甚至引发命案。仅就社会稳定而言，刑事案件的危害性远大于风化案件。或虑及此，《大清律》对此类罪行，量刑不过九十杖，而实际执行起来，只需脱了裤子打三十五棍，便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本夫、奸夫及奸妇的关系，往往融洽得很，不劳刑法来制裁。晚清文豪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便记录了一段纵妻通奸的事迹，可以佐证。

光绪五年春，闿运受总督之聘，担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因孤身入川，“浣濯须人”，遂请朋友介绍一个佣妇。闰三月八日，罗氏来应聘，经闿运面试满意，“令留供缝纫”。初时，外间有些闲话，说院长与佣妇“同居”，有伤风化。然闿运“平生不喜宋学（按谓理学）”，认为请一个妇人帮忙洗衣服做家务，不是什么怪事，“世人多鄙暗之行”，淫者见淫，才“以此为怪”。数日后，与罗氏谈其家世，则不仅坚定了闿运聘人的决心，更令他对妇人生了敬意。罗氏云其夫已死，誓不再嫁，外出打工是为了赡养公公——公公虽仅四十几岁，然双目失明，无以为活（按，以此可推知罗氏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下）。闻言，闿运叹曰：“此妪竟贞节孝妇，可异也”；并进一步推测，罗氏正因怀有节孝之心，才能“坦然直入书院群雄之丛”。如此，宾主相安无事。

只是，接着往下看，读者发现情况起了变化。五月十二日凌晨四点，成都发生轻微地震，未尝经历过地震的闿运被“声震床榻”的怪响惊醒，仓促起床，大呼小叫，而回身一看，罗氏“甘寝不惊，反笑余之多怪”。确实，地震不是什么怪事，但是，“贞节孝妇”竟睡在院长身旁，这可是一桩大大的怪事。闿运没在日记里叙述罗氏上床的始末，读者无从设想。不过，年末的几篇日记，可为释疑。

十一月十八日，闿运离开成都，回湖南过年，开船之前，“呼苏妇登舟。初疑其不肯行，观其意乃欣然；知配从之非偶也”。“苏妇”第一次在日记中出现，她是谁？“配从”又是什么意思？且看十二月二日记：“夜寝甚适，罗氏侍也”。罗氏也在船上，难道闿运……？再看十四日记：“遣苏彬上岸，余卧与罗妇谈。苏彬已还船，余未知也”。于是，真相大白：罗氏是苏彬的老婆，故称“苏妇”；罗氏初来，编出一段夫死翁瞽的故事，那是博同情；后来，罗氏洗衣洗到床上，则应是夫妇二人早就订下的方案；再后来，苏彬也来为闿运打工，照顾他返乡的旅程，顺便带老婆回四川，也顺便多赚一份人工。而在长江的船上，“大臀肥身年青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而她的丈夫，则“原谅媳妇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和平的睡觉了”（沈从文《丈夫》，1930年）。

按如律，闿运作为“奸夫”，应受三十五棍的处罚。如实，则在他之前，在他之后，“纵容妻妾犯奸”的事情，史不绝书，法不能禁。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天知道。

 

现在有人在什么场合陈述他很喜欢黄家驹时，我们除了立刻给予友谊性的尊敬，藏掖着的是对一个拥有过时爱好的兄弟的怜恤。我们坚决把他同一个今天仍然迷恋小虎队的人区别开，但我觉得费力。

就那么几个旋律，歌词写得磕磕巴巴，不过歌词中有那么点旁人所无的志气，旋律中有那么点“夜梦元帝授以拳法”似的天才气，听说黄家驹十九岁才学习吉它，还是很有天才气的。

当年粉丝们追随着新死的偶像，驰骋，笑傲，开疆辟土，风流成性，现在，海拔上升了十几年，再回头望去，也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其残部也是自垒自炊，不见起色。尽管其中有着韩寒或者王朔这样的名流，也无法使黄家驹或者王小波看起来情况更妙一些，正在其脱离炽热的燃料仓进入历史长河的有序进程中。

王朔好象有一篇文章，名字叫暗处有什么。这篇文章我没看过，但我看到这个标题，觉得王朔这人可能和我有个相同之处：我们容易有压迫感，喜欢关注暗处有什么。暗处有人看着我们，起码有个随时对我们发笑的上帝，另外还有一些也象上帝一样以我们为刍狗的人，那是一些在这片疆土上拥有比我们更大的产业和更大的权力的人，我总是要把自己也置于暗处他们所在的地方，来朝自己看看，而无法在自足自满，自得其乐。

幸亏我没怎么在园子里呆过，我在他们的视界之外。他们在暗处，我也在暗处，他们看着园子，我也看着园子，同时看着他们。

王小波死后，他的精神家园拥进了很多人，成了大家的精神园子，一度红男绿女穿梭的王小波的精神园子，现在游人渐稀，其预算已经缩减为一个祭奠王小波的祠堂，每年四月份，还会人头攒聚一阵，大家过着跟往日相似的时光，赏花赏草，祭祷颂咏。有人在提后王小波时代的概念，这是很有责任心的，是在铺一条石台阶，表示仍在修葺，仍有人烟，这是在精神园子临近高速路的方向开个门，以供大家出入。有人在骄傲地说：一个作家的价值太难判定了，是经典作品还是时尚作品太难看清了，只能说王小波在此时此地是对我们有价值的。这都是聪明的，机警的，忠实的守园人。

那些暗处的目光的主人，经受住了王小波放马过来的冲掠，又经受住了精神园子里少壮男女们呼出的二氧化碳的熏炽，当然也经受住了最近这一次王小波去世十周年之际的井喷，尤自岿然不动。

王小波也是一个容易有压迫感的人。不是没人惹他，他平白觉得这个世界不够好，要给它启蒙，给它提意见，是有人惹了他，他要打官司。但是他不打混账官司，他要去找说法，他找了很多很多，每一个都是对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发展了很多作为一个风雅的人的健康爱好，比如钻研小说艺术，比如享受思维的乐趣。在捡石子扔玻璃的过程中，他捡到了雨花石，贝壳，陨石什么的都是有的。他还找到了一些叫作卡尔维诺、罗素和其它名字的瓷娃娃，在卧室里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一个聪明的人，也许他也想过放弃他的官司，寻找一条与打赢官司同样能使自己通向解脱之路，不扔玻璃了，改从石子上寻找通向此生最终目的的途径。我说细一些吧，比如漂亮的雨花石仍用来娱乐便了，带有天外信息的陨石，似可用来求索一番；小说艺术的爱好，仍让它主要承担怡情功能，穷理尽性的思维的爱好，似乎正可服务于他的攀登；卡尔维诺就在靠后方的位置服役吧，罗素似可上前辅佐他的冒险大业。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一边打官司一边成长的人。两方面有机地结合，才产生了对我来说的魅力。要让他的这个魅力继续保持，就不能抹掉他的箭头，使他成为一根没有方向的木棍，漫无目的浪漫骑士，有趣、优雅、智慧的马步的示范者，乃至成为小说创作的代课老师。

他的箭头冲着两个目标：有形的目标：他打官司的对象，那个残害了他黄金时代的格命时代，现在这个仍与那时不相区别且不受理他的官司的时代，以及拥护这个时代的人；也冲着无形的目标：永远存在的烦恼感，那个对他施予焦虑、困惑、压迫的上帝。只要攻克前一个目标，他就能解脱，这是肯定的；攻克后一个目标就更不用说了，人人都知道我说的是那个一个人最应该追求的目标，那个他们在理解王小波时也没忘了照样放进去的目标，园子里的人在谈到有关这个目标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是永恒，我想在这里使自己与他们处于可沟通状态，也想用永恒在这里造个句，但怕画虎不成。我还是用自己的话说吧。王小波苦打官司无果，肯定内心也闪过这样的话：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让我有这么多烦恼。当他内心在这么问时，他就对准了第二个目标。

箭头与两个目标都建立了引力，对这个欲罢不能，对那个见猎心喜，在左右颤动和去意不决中，说不定最终还真是一事无成。

王小波就那么几个主题，就象一个知情编辑假惺惺地惋惜着交待过的：写到后来，他已经逃不脱一些模式：我年轻时候插过队；作为一个理科毕业生；大圣贤罗素说过。王小波的文章写得也有些磕磕巴巴，牵强附会有之，用词不准有之，资料不准有之，判断不准有之，小说写作半生不熟有之。

有人说王小波思想上没有什么建树，我愿意马上承认这种说法，有人说王小波小说上没有什么建树，我愿意马上承认这种说法；有人说时间将会证明，历史将会记住，我愿意马上不相信这种说法。将来如果真有什么情况，那是一种惊喜。我现在觉得很有可能的是，王小波没有提供任何能够惠及世人的财富。——因为提供惠及世人的财富而被世人爱戴，这似乎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

那个狼狈、无能、脆弱而又努力不止的灵魂，我对他如此倾倒，别无所求。我觉得这个形象是无可挑剔的，已经是可以接受的人生形象之一种了。而在他对我产生了这种魅力后，他藉文字而做出的一切表现，对我来说也是完美的，每一次组词造句，我觉得这跟那些能够惠及世人的篇章同样重要，每一道思维，我也觉得跟那些能够惠及世人的思想同样重要。如果说真相是这就是珍贵的、能够惠及世人的东西，并于将来被人们发现，那我也不意外，我现在就已经能对你讲述一些他的那些文字、那些思维的价值来了，每一处都被那个魅力充盈了，从而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同出来。我觉得世界上可能并没有再比这更值得我肯定的人了，并没有再比这更值得我做的人了。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他和我很契合。我被我们之间的契合迷惑了。我以为他是无限长，其实他只是和我的目光一样长。

也许我对他的欣赏，跟很多人对神话里推石头上山下山的西西弗斯的欣赏一样的。

也许是因为他是一个爱我们的人，我怜爱这个爱我们的人，怜爱了他之后，就觉得他怎么样都行。他的去意不决，对那个自在极乐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的欲望不强，是因为他爱他所抱怨的对象，以及未能帮他的听众这一干同类。就象王朔不去美国。王朔是这样说的：我拿美国绿卡十年了，逼急了我就到美国去。他没去是因为他爱他所怨尤的这个国度的同类们。王小波甚至不愿意在文章中正经地把他的每一条意思表达清楚，不愿意张狂地朝拯救他的上帝挥手巾，他说话的口气是腻着的，腻在他所怨尤的那些人那儿。去意不决等于是个向后的力，前面两个力，三个力把他定在那儿，他继续催动引擎，在颤抖中濒临碎裂。

在我结庐而居的屋顶上，没有风向标，只有一个我从王小波那儿仿制来的箭头。我想它应该有三个方向：王小波打官司的对象；我自己打官司的对象；人人都一样的那个永恒。

2007.4.11

 

在过去三十年中，莱辛三次入围布克奖提名，但最终这一享有盛誉的文学奖总是花落他家。4月12日，87岁高龄的多丽斯·莱辛再次入围布克国际奖提名(Man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

莱辛生于南津巴布韦，于1949年移居英国，其主要作品有《草地在歌唱》(thegrass　is　singing)和《金色笔记本》(the　goldennotebook)。其三度入围布克奖提名的作品分别为1971年的《坠入地狱简况》(BriefingFor　aDescentintoHell)、1981年的《天狼星实验》(TheSirian　Experiments)和1985年的《善良的恐怖分子》(TheGood　Terrorist)，但最终却总是与奖项擦身而过。

自2005年开始，本只限于英联邦国家的布克奖打破了地域壁垒，每两年颁发一次奖金为6万英镑的布克国际奖，所有作家，无论国别，只要具有不懈的创造性、在世界舞台对小说创作有贡献，且曾以英文写作或作品曾以英译本发表，均有资格参评。

来自10个不同国家的15名重量级作家入围了最终提名，其中包括七名前布克奖获得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的约翰·班维尔、加拿大的玛格瑞特·埃特伍德和澳大利亚的皮特·凯利。与莱辛一同入围提名另外两名英国作家分别是迈克·伊万和以《撒旦诗篇》闻名的萨尔曼·拉什迪。其余入围者包括尼日利亚作家奇努阿·阿切贝、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以色列作家阿莫斯·奥兹等。

布克国际文学奖最终结果将于6月揭晓。

 

每当我在欧洲旅行途中见到井然有序的日本游客排队经过时，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

留学德国期间，有机会在欧洲游览了一些国家的名胜古迹，在许多地方我都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日本游客。

一次在希腊旅行的时候，当地一位朋友带我去一座古代露天圆形剧场看音乐剧。当时是盛夏，酷暑难熬，许多人买了冷饮和水果带进场内，边吃边看。演出结束后，所有的日本游客都很自然地掏出一个小袋子，捡起自己座位四周的果皮、饮料瓶等垃圾放进去，然后拿着袋子离场。由于日本人都坐在一块儿，更让人明显感觉到场内“泾渭分明”：日本游客坐过的地方干干净净，而其他地方则满地垃圾，又脏又乱。

而这并非一个特例，在柏林或欧洲的其他一些城市里，我注意到，日本人讲话时都很注意音量，在公众场合很少大声喧哗；不小心有身体微碰撞时，日本人总会非常歉意地连连鞠躬说“Iamsorry!”；在餐馆就餐时，日本人也懂得并注意西方国家的就餐礼仪，举止比较得体。每当我在欧洲旅行途中见到井然有序的日本游客一队队从我身边经过时，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高度地与西方接轨，却又同时把东方的集体团队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文明有时候也是一种力量，一个国家国民的文明礼貌和精神气质也是一个国家力量的延伸，它在许多条件下又有利于一个国家无形中提高自身的国际形象，并有助于提高该国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程度，进而可以有效地向国际社会传递自身的观点和理念。在欧美各国旅游的日本游客优良的形象就是日本人一种成功的国际公关，他们无形中提高了日本的国际能见度并优化了日本的整体形象。

在德国大学开始念社会学的专业课时，我选修了一门人口学和公共健康学的讨论课。教授在课堂上给我们展示了很多图表，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日本在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受教育程度等诸多指标上已经超过了日本以之为师的西方国家，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楷模，德国教授对于日本在许多方面超过德国表示了赞叹。日常生活中，我也常在不同场合听到德国人对日本人表示过类似的赞扬和敬佩，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国家因为其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得到别国的尊重和敬意。

日本民族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古代以中国为师，现代则师法西方，一旦开始学习就有一种不超过老师誓不罢休的民族精神，而且能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并同时保留自己文化中的一些核心因素，因此才有“和魂汉才”和“和魂洋才”的说法。今天中国处于国力上升时期，GDP增长和外汇储备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在人均生活水平、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国民教育条件、社会福利、人均寿命等许多方面，我们离日本其实差距不小，国民的整体文明礼貌和文化素养也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觉得今天的国民在中国崛起的大环境下，应该树立一种不讳言学习日本的心态：对于日本好的方面，秉持拿来主义，善加学习；对其不好的地方则可作为“反面教材”，将其视为借鉴和教训。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看很多事都觉得新鲜。其中有一样，就是电视里的药品广告。除了宣传药品的功效以外，广告里都有长长一段话，交代这个药品的副作用和风险，也就是刚说完这个药如何让你从此免受关节炎之苦，然后突然来一段：“吃这个药可能引起头晕、恶心、拉肚子，增加心脏病的概率……”当时我一看就乐了――这样做广告，能卖出去药吗？谁敢买啊？

当然，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如何广告没有用，厂家会傻到去做广告吗？据统计，美国药厂2005年直接针对消费者的广告费用就高达48亿美元，加上针对医生的70亿广告费，可见美国医药广告行业烧钱的火势之猛。药厂当然不会做赔钱的买卖，有统计表明，药厂每在广告上花费1美元，就可以从消费者身上挣回来4.25美元。

这么多钱砸进了广告，会不会把药效吹得天花乱坠呢？暗示性的吹嘘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比如，电视画面显示，一个病人在服药之前愁眉苦脸，在服药之后却欢声笑语，暗示该药翻天复地的效果。不过，“吹”亦有道。按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1997年出台的“面向消费者的广告行业指导”规定，药品广告必须对其可能的副作用做出说明，同时，电视广告中还应该包括以下四个要素：显示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显示一个网址；提及一个印刷品或者资料册；提及向医生咨询。所有这四个要素，都是为了保证消费者有机会获得该药的详情。总之，药品广告要合乎“一个声明，四个要素”的模式。

如果没有做到这些呢？后果当然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世界知名的默克医药公司，最近就因此狠狠栽了一个跟头。这个公司99年研制出一种止痛药Vioxx并且猛做广告，03年销售高峰期该药销售总额曾达到25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人们逐渐发现，这个药使心脏病的发病率提高两倍，而默克公司在初期广告中没有对此作出声明。接下来是什么后果呢？消费者风起云涌的起诉。从06年4月一个77岁的老人起诉默克，声称Vioxx导致他心脏病发作、并成功赢得了450万美元的赔偿以来，默克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07年3月另一个消费者的胜诉创造了破纪录的赔偿额：一个爱达和的邮局工人赢得了2000万美元的赔偿额，同时默克公司还要为此接受2700万的罚款。判决的理由仍然是：默克公司没有在广告及标签中提供足够的警告。目前，默克仍然任重道远：还有28000个Vioxx官司要一个一个打呢。

这点事在中国，一个医药公司也许可以和法官一餐饭或者一个红包“搞定”，但是在美国，默克公司不得不为此接受“千刀万剐”。在这个背景下，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辉瑞医药公司会在06年放弃研制一项降胆固醇新药了――虽然已经投入了8亿美元，但是试验显示该药增加病人的死亡率。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就是扔掉那8亿，也不能被人民群众追杀得无处可逃。

这样重大的商业事故，导致的不仅仅是医药公司从此更谨小慎微，而且也给制度改进提供契机。Vioxx出事以后，就有议员05年提案“药品广告责任法”，要求一个新药必须在试用三年之后才能开始面向消费者作广告。事实上，有不少社团干脆要求政府下令禁止针对消费者的医药广告。提出这一主张的社团表示，巨额的广告费提高药品成本和价格，又容易误导公众，得不偿失。

当然，增加药品安全，不仅仅是广告监督的问题。广告监督仅仅是药品安全监督的一小部分，其他更重大的环节包括药品的严格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资格认证、对消费者申诉的处理机制、司法机构的独立裁决等等。

那么，美国对保健品广告，又是如何管理呢？首先，保健品不是药品，根据法律规定，它的上市不需要经过药检部门的审批，但是在药品说明书上必须注明它的功效“没有得到食品药物局验证”。同时，在广告中可以宣传它对身体“结构或者功能上的好处”，但是不得宣称自己能够“治疗任何疾病或情况”。其次，即使是保健品，一切广告信息都必须是“真实的、没有误导性的、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个科学依据必须“有力而可靠”：由专家以公认的方式研究试验；数据结果不能有选择性，产生数据的附加条件不得隐瞒。尤其被强调的是，个人经验，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算作科学依据。再次，与药品广告相同，保健品广告中必须交代此药的副作用和风险，而且这个交代必须以醒目、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律还规定，不仅仅是产商，而且“产品推广中任何有关方面，包括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都有义务确认广告的真实性和科学依据的充分性。

最近，中国315晚会曝光了藏秘排油，批判其误导性的广告，其代言人郭德纲也因此受到批判，据说一个老头还打算起诉郭德纲。这事怪不怪郭德纲呢？中国的法律我不太清楚，但是如果按照美国法律“任何方面都有义务”的说法，这个老头儿起诉郭德纲不是全无道理，当然他更可以以同样的理由起诉厂商、广告商、发行商、零售商、电视台等等。不过，虽然这事郭德纲有点责任，但主要肯定不是他的责任，而是政府监督机构的责任：警察不抓小偷，还能怨路人不见义勇为？消协与其苦劝明星们不要滥作广告，不如劝国家药检机构强化管理，劝人大增加相关立法，劝法院为民作主，劝这些权力机构追问吹牛不打草稿的厂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

 

如果白鳍豚被确认已经消亡，那将是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

据统计，长江流域水资源量约占全国的36.5％，排污总量也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污水处理率不足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江，2005年这个数字接近300亿吨

“长江在过去10年里最大的变化有哪些？”鲸类学家王丁回答，包括船舶增多，挖砂泛滥和打鱼方式的改变

“这么下去，长江生态系统的崩溃是早晚的事”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壮丽的长江

“我们正面对身患重病的母亲。”不管是环保人士、生物学家还是水利工程师，这些密切关注长江的人心痛地承认，这条曾经自由奔腾、生机勃勃的大江，正逐渐丧失活力。

4月中旬在长沙举办的第二届长江论坛发布《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显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已有20多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主要经济鱼类趋于低龄化、小型化，种群数量急剧减少。而长江曾被誉为“鱼类基因宝库”，拥有鱼类378种，其中我国特有鱼类162种。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长江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报告称。鱼类和水生哺乳类动物对环境变化特别敏感，研究者将其作为长江生态状况的指示生物和记录器。

豚类危机

王丁轻点鼠标，一对银灰色的江豚跃入屏幕，一大一小，在水中嬉戏。这张照片，立即吸引了全场的目光。在长江论坛的一个分会场，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这位专家语速急促而热情：“江豚很和蔼，你看它，爱笑，嘴角老是翘得很高，不像白鳍豚那么高傲。希望大家有机会去看看。”

话虽这么说，王丁却很担心，未来几年内，“长江江豚极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白鳍豚”。20多年前，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十余头江豚相伴而行，此起彼伏，扬起阵阵浪花。如今，这种现象已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初步估计，目前，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为1200~1400头，比15年前少了一半。

去年，王丁会同6个国家的鲸类学家，携带高倍望远镜和先进的声信号监测系统，从武汉出发，上溯至宜昌，再从宜昌直下上海吴淞口，最后折回武汉，历时38天，往返行程约3400公里，没有发现一头白鳍豚的身影。

舆论普遍认为白鳍豚已经灭绝，王丁不愿接受，“这么大的长江，不可能说没就没了”。

2006年4月27日，有人报告看到了白鳍豚，尽管未经证实，他却认为，有理由相信仍有零星的白鳍豚个体生活在长江中。

但它确实太稀少了，这让王丁不得不接受另一种悲观的表述：其种群濒临灭绝。据估计，白鳍豚在1986年约有300头，10年后已不足100头。1997年11月,一个由300多人、52艘船只组成的考察团连续7天漂浮在长约1700公里的长江干支流和两大湖泊，只发现13头白鳍豚。

“如果长江不能支撑白鳍豚和江豚的生存，也许要不了多久，那一天就会来到——它最终也不能支撑同为哺乳类的人类的生存。”王丁认为，处于长江生物链顶端的白鳍豚和江豚，其生存状况是评价长江生物多样性程度、生态系统稳定性及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如果白鳍豚被确认已经消亡，那将是第一个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的物种。这是王丁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这位知名的鲸类学家很无奈，“保护大熊猫可以封山、移民，但长江上的许多人类活动无法禁止，现在的保护措施只能延缓长江豚类走向灭绝的速度。”

建大坝还是保物种？

董哲仁，这位水利部科技司前司长、全球水伙伴组织中国区主席，本是一位纯粹的水利工程建设者，后来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沉痛反思大坝对生态的破坏。

他性情温和，风度优雅，在论坛上直言不讳地批评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斥之为“无序”，“对生态保护是在敷衍，没有考虑到要把一个生态多样性的长江留给子孙后代”。

41年前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时，怀抱着高峡出平湖的宏愿。30余年间，他很少认真去思考，他设计的大坝将对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1999年，他参加了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水论坛”。一位部长发言时，冲进来几位裸体示威者，他们把自己绑在椅子上，艰难爬行，身上刷着反对建设某大坝的口号。会场外，不少人在游行示威。董哲仁受到很大震动。在论坛上他还获知，在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要上马一个大坝，难度极大。

“这些反对的声音，值得水利工程师们反思。”他说。

更直接的刺激来自国内。1965年，董哲仁在大学毕业前一年，随张光斗教授来到岷江的支流渔子溪做毕业设计。那里刚刚建成一个引水式水电站，生态很好，植被茂密，河里的鱼特别多，“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对面山上一长串的猴子嬉闹着从树上吊下来，跑到河边喝水。一位高度近视的老师外出勘察地质情况，回头一看，一头黑熊正蹲在他身后。

2001年，当董哲仁再次来到这里时，却发出了一声哀叹：“完蛋了！”他所看到的渔子溪已面目全非：河水被水电站引走，有十多公里断流，植被消失，岩石裸露。

他同时发现，这种情况在岷江流域并不鲜见。原来有近40种原生鱼类活跃在岷江干支流，众多水电站的出现导致河流减水或断流，鱼类数量和种群急剧下降，许多河段生物多样性丧失殆尽。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董哲仁说，“用水发电，取得了经济效益，但留给后代的却是这样的河流，不再生机盎然，而是一团死气。”

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水库4．57万座，加上在建的大中型水库，总库容将超过2113亿立方米；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在2001年底达2441座。如何评价这些水库和大坝对水生生物造成的影响？《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认为，它们导致河流生境消失，鱼类原有的栖息地和产卵地丧失，洄游受阻，“流水性鱼类，特别是众多的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将面临灭绝的危险”。

相当多的证据表明，河流的天然流态，包括水量大小、水位高低的变化等，能向鱼类发出生命的信号：该产卵了，要避难了，可以洄游了。董哲仁认为，“水库的存在使得原本呈脉冲状态的水文变得平缓均匀，打乱了维持生态循环的水流过程。”

有调查显示，每年5－8月，当长江水温升高到18℃以上，如恰逢发生洪水时，长江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便会集中在重庆至江西彭泽的38处产卵场进行繁殖，产卵往往在涨水第一天开始，在江水不再上涨或涨幅很小时终止。三峡水库的建成，淹没了十几个这样的产卵场，并且使大坝下游的家鱼产卵期推迟了20天。

生物学家们不得不反复提醒热衷于大坝的建设者：水生物种的进化使它们适应了河流原有的自然水流条件，如果确保一个物种成功完成其生命循环周期所需的水流条件不存在了，这个物种将很快退化或消亡。

很不幸，长江三种鲟类的命运验证了这个论断：达氏鲟处于极危状态，白鲟被逼到了灭绝边缘，而中华鲟作为一种大范围迁徙的物种，从海洋进入长江，上溯3000多公里来到金沙江产卵的通道被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断。监测结果表明，截流25年以来，每年回到产卵场的亲体数量下降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2006年，中华鲟种群的雌雄比例竟高达9∶1。

“如果人的性别比例出现这种情况，人类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马毅沉重地表示，“中国对环保的重视还没达到这种程度，即为挽救一个物种而停建一个大坝。”

300亿吨污水入长江

保护的脚步赶不上污染的速度。“长江的水质虽然比黄河、淮河和海河要好，但也已严重恶化。”曾在长江水利委员会担任多年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的翁立达告诉记者。长江干支流河长3万8千多公里，目前被污染的河床已近28％。

沿长江分布的21个城市江段总长790公里，翁立达参加工作将近30年，眼睁睁看着污染带越漂越长：从最初的460公里扩散到上世纪90年代的565公里,最近已达650公里。

“在长江流域谈治污很难。”这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摇着头无可奈何地说，很多人认为长江流量大，具有很强的稀释污染的能力。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琦发起了“保护长江万里行”活动。2004年10月，在江苏某市，他看到钢铁厂、化工厂、造纸厂、造船厂、拆船厂等重污染企业，“沿几十公里长的江岸一字排开”。这些都是该市招商引资的“政绩”。

他和该市一位地方官员的对话被媒体广为传播。章琦问：“排污究竟怎么排？”对方满不在乎地回答：“直排啊。”章琦倒吸一口凉气：‘那么多污水直排长江怎么得了？’”官员说：“没事，长江的水大，一冲就进东海了。”

据统计，长江流域水资源量约占全国的36.5％，排污总量也超过了全国的三分之一，污水处理率不足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直排入江，2005年这个数字接近300亿吨。

“保护长江万里行”专家组组长刘光钊是一位治污专家，他考察过长江沿岸大约30家污水处理厂，认为没有几家能达标排放，“说难听点，纯粹是个摆设，为了应付检查而已”。

他说，长江沿岸的城市都在学上海——把好水取走，把污水排进长江。对此他很愤怒，“这等于是在长江边设置一颗颗的定时炸弹，等有一天，长江承受不了了，怎么办？”

长江干流分布着近500个取水口，目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岸边污染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地方，“守在江边没水喝”。

污染对长江水生动物的影响一直在发生，导致它们中毒、遭受病害、畸形或死亡。最近在中华鲟产卵群体的组织内，特别是脂肪组织中，科学家们发现其内分泌干扰物含量较高，且随着年龄递增而增加，“这显示长江水质状况不容乐观”。

一些严重的污染事故则直接断送了许多鱼类的生命。2004年2月下旬，位于沱江上游的四川化工集团违法排放高浓度氨氮废水，致使沱江中下游河段氨氮严重超标，河面出现大量死鱼，水生态遭受严重破坏。几个月后，又一场污染事故导致大渡河大范围鱼类死亡绝迹，并毒死了体重达30公斤的罕见胭脂鱼。

长江生态系统崩溃？

有人问王丁：“长江在过去10年里最大的变化有哪些？”这位鲸类学家回答说，包括船舶增多，挖砂泛滥和打鱼方式的改变。人类的这些行为，被《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列为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几大威胁。

在此次长江论坛的高峰论坛上，交通部长江航运管理局局长金义华做了主题为《合力推进黄金水道建设实现长江航运新一轮发展》的发言。一位环保人士很认真地听着。会后，他对记者直摇头：“这位局长的整个发言中没有提到一句航运对长江的污染，好像（长江的生态破坏）与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这种意识，多么落后，还在GDP上。”

航行船舶产生的水下噪声会明显干扰依靠声呐定位和摄食的长江豚类，不仅如此，它们还面临更直接的危险。王丁出示了一张白鳍豚的照片，它的整个头部被船只的螺旋桨切掉。媒体过去多次报道过长江豚类和中华鲟死亡事故，被证实大多遭螺旋桨打伤致死。最惨的是一次清理航道，爆炸夺去了4头白鳍豚的生命,其中有两头怀孕在身。

“黄金水道”中的船只多到何种程度？去年考察白鳍豚期间，白天从宜昌到上海的单程，考察人员就记录到19830艘交通船和1175只捕鱼船，平均每公里12艘船只。有一次在长江下游，王丁说自己“几乎看不到水面”。从上海到张家港150公里，旁边有一个船队，“我们不断地超，但那一天都没能看到这个船队的头”。

还有挖砂船。在鄱阳湖，王丁感到“触目惊心”：枯水期并不宽阔的湖面，集中了上千艘数千吨位的挖砂船，湖面几乎完全被采砂和运砂船覆盖，曾经碧波荡漾的鄱阳湖水被搅成了一潭混浊的泥浆。来自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的一位著名鲸类专家当场表示，这是她一生中见到的最为严重的人为生态灾难！

十几年前，鄱阳湖里的江豚有着这样的生活规律：早上从湖里出发，畅游30－50公里后进入长江干流，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它们又回到湖中栖息。“现在这种规律早没有了，为什么？采砂是主要原因。”王丁说。

《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认为，采砂破坏了水生生物的栖息地和产卵场，影响了它们的生长发育。

人为的生态灾难还包括对长江鱼类破坏性、灭绝性的捕捞，如使用迷魂阵、拦河网、筑坝、断溪截流以及电、毒、炸等毁灭性的方式。著名鱼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认为，这是导致长江鱼类资源严重衰退的主要原因。

迷魂阵对鱼类而言是不折不扣的“死亡之阵”，其网孔通常只有几毫米大小，“连眼睛没睁开的鱼仔都逃脱不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张翼飞告诉记者，今年1月他在西洞庭湖看到的迷魂阵，“一眼望不到头，听老百姓说有一二十公里长”。

长江渔业的捕捞产量正在急剧下降，由1954年的42.7万吨跌至目前的10万吨左右。位列“长江三鲜”之首的长江鲥鱼，在1968－1977年的10年间，年产量最高时曾有160万公斤，现在已基本绝迹。

鱼越来越少，被捕捞的鱼也越来越小。有监测记录显示，40多年前的洞庭湖所捕捞的草鱼、青鱼大多在15千克以上，而近年来，绝大多数只是半岁左右的幼鱼。

不少专家担心：这么下去，长江生态系统的崩溃是早晚的事。

 

不必等待时间的裁决，叶利钦注定是世界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他的一生如此丰富，以致在他驾鹤西去之后，各种人士都可以从中找到原料来烹制自己的美味。纵观国内舆论，要么洋洋洒洒地描绘着他的传奇故事，将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演绎成以权谋论和厚黑学为理论基础的宫闱倾轧，要么重复着激进改革祸国殃民的老调，不顾一些学者早已深入论证其谬误，过分功利地急于为己所用。我们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足取，而必须站在人类历史的跑道中，回头检视叶利钦的政治遗产，这时你会发现他的成败功过都维系于面向自由的姿态。

叶利钦政治生涯中最动人的身影，是在1991年苏联发生“8·19”政变之际，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戒严坦克上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反对政变者复辟专制铁幕的企图。他的勇敢、坚定和激昂的声音，成为历史关键时刻的一面旗帜，让那些在政变中迷惘无助的人们，让这个天空刚刚现出一缕曙光旋即又被乌云遮蔽的民族，清晰地听见了自由的召唤。他虽然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敌，这种姿态却使他成为戈氏新思维精神的传承者，也使他获得了一生中最大最宝贵的政治资本。在那一刻，坦克上的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民族新的雕像，其光芒远远盖过了政变的对象戈尔巴乔夫，成为叶利钦时代的真正的起点。

叶利钦一生中最大的政绩，是在集权专制留下的荆棘丛中，带领俄罗斯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尽管他大权牢牢在握，并不时重蹈旧时代的积习，但是他义无反顾地，为国家带来了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市场、自由的选举和自由的市民社会。他使俄罗斯有了公认的议会与总统选举，也使别的十多个民族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自由。尽管他的市场经济功败垂成，但是他实践了一次公正的机会，建构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他没有带领国家走向公正，也没有引导人民达到自由，但是他强化了公正观念，打开了自由之门。

人们习惯于认为，叶利钦是一个破旧有功而立新乏术的人物。如果历史地看，其实破旧本身就是立新的一部分。打破70多年的旧体制，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在他执政5年之后，俄罗斯人终于放心地说，我们不会再回到旧时代了，因为权力监督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他本人也时常在权力的宝座中摇晃。这是对他的政治成就最大的肯定，也是破坏本身就是一种建设的行动、摇晃是一种真正的稳定的现代观念的证明。

叶利钦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也正是在于他没有始终坚定自由的姿态，没有彻底地兑现自由的承诺。他作为一个旧时代培养出来的政客，一旦爬上权力的巅峰，身上带有的种种旧习随时都在发痒。有人认为他的一些行为是被迫的，那么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在建设新时代的广场时，他没有能够彻底地清扫旧时代的瓦砾，甚至随手捡起瓦砾来打人。

备受争议的是他的经济政策。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引发了人们对所谓“休克疗法”的反思。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从私有化程度说，俄罗斯不如民主德国；从财政货币紧缩政策看，它不如波兰等东欧诸国；从市场经济的深入化看，它甚至不如中国。因此，所谓“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是一个难以讨论的伪命题。越来越清晰的是，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是旧有的权贵势力而不是市场新兴力量形成的寡头经济。这些寡头统治，阻碍了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剥夺了人民自由创业的机会，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使得叶利钦的政治声望一步步走向低谷。

正如一些学者敏锐地指出，最后使政治强人叶利钦陷入四面楚歌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他对自由民主的背叛，企图建立新权威主义。但是他所主张的自由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他所建立的民主政治已经让反对派足够强大，他的旧时代政客风格总是面临质疑，他的独断倾向总是遇到抵挡，他所放任的寡头经济最终使自己尝到了苦果，在政治生涯的最后关头，他不得不作出一个交权的选择。他的交权，是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权谋。一个掌权者必须通过提前退位来确保自己中意的接班人，这本身就是对民选政治的一种尊重和依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叶利钦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如释重负地画上了一个句号，为他所留下的政治遗产作了一个最后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