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插记

现在是2006年9月12日午后3点钟，老人突然打住滔滔不绝而又混沌不堪的话头，要用午餐了。我们被盛情邀请，尾随他进厨房，两老两少围住矮桌，谦让一番，就狼吞虎咽起来。两份热菜都是肥猪肉，一份凉菜是素的，老人却嚼得油腥子乱溅，还将菜碗敲得当当响，连冲我们说：整，整，莫客气。我的朋友属都市白领胃口，从来不沾肥肉，可稍微反应迟钝，一大夹肥肉就颤巍巍地降落至碗中，搞得他变脸变色，如丧考妣。他这这这了好一阵，企图将负担转嫁给我，可我的碗里早已硕果累累，只能坚决推辞。老人生气了：嫌我老倌弄的菜不好吃？我陪笑道：那里那里，香得很哦。就连肉带饭，扒了一大口，也嚼得油腥子乱溅。我的朋友无奈，只得学我的江湖嘴脸，埋头就扒，眉眼挤在了一处，可吞咽时，浑身哆嗦，打摆子一般。老人哈哈笑：这是我自己喂的猪！在劳改队时，我连生猪肉都敢吃！我捏着筷子抱拳道：老英雄，佩服佩服。

是的，我不能不佩服，按现在流行的健康吃法，这扎扎油响的东西哪能进嘴（我的朋友终于吃吐了）？可老人却3碗饭1碗肉，从容下肚，几乎不碰素菜。妈的，我也劳改过，晓得肉的金贵，可为啥就整不了这么多？况且前辈他比我大30好几呐。

用罢大肉餐，我的朋友扭头就出门，声称去考察“长江第一湾”，我却明白他已整出毛病，急需找药店解决问题。我与老人回到屋檐下，欲继续交谈，老人却道：慢着，我还要敲8个核桃吃。我猛吃一惊，下意识地捂住撑得鼓鼓的肚皮。

老人慢悠悠地解释：核桃补脑，多吃，不得老年痴呆症。现在，我浑身上下，老皮子一张，不值钱了，只剩这脑壳头的记忆，还值一点点钱。来来，你也吃点，虽然年轻，预防痴呆嘛。

的确，这院子里摊着满满8簸箕核桃，够老两口吃一年的。

正文

张进谦：由于谢富治随便一句“边纵是土匪党、地主党”，我们就叫整编掉，稍后，许多人被劳改，还有不少人死在劳改队。你要记住1950年3月18号，第7支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去昆明迎接解放大军归来，拉回两车整风学习材料，进门劈头就说：同志们，我们过去白苦了。到晚上召集会议，才把边纵被打成土匪的过程简单说了，大家都哭成一片。我是出了名的张大炮，当场就放炮弹：我们是土匪，那周恩来就是土匪头子，是他在负责华南局的时候，派庄前（音译）、朱家壁等人到滇桂黔来组织的边纵嘛。如今发展成8个支队，十几万人，周恩来就是大土匪头子啰。

司令员制止了我的“出格话”，接着就布置司令部的移交，连灯泡也不能少一个。支队领导统统交兵权、下地方。黄平（司令）去保山当专员，区根（副司令）到丽江当专员，杨永兴（政委）在大理当专员。本来我该“识时务者为俊杰”，乘机在滇西48个县内选一个去处，可一来我留恋这身军装，二来边纵并入14军后，急需通讯人才。

老威：急需到什么程度呢？

张进谦：解放前，云南境内有不少传教士，他们都是帝国主义派来兜售精神鸦片的特务，随身带着与国外联系的电台。一解放，各地传教士一个不剩地被撵回去，电台没收。这样，以前军师一级才有的电台，如今每个团都分得了。报务员不够，培养又来不及，不小心我也成了老师，栽培了不少土报务员，在稍后的剿匪中发挥了厉害的作用。

老威：你也算对党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老同志。

张进谦：当然啰，我不管国共两党谁坐江山，从抗日的大局出发，我已上书中央军委胡锦涛主席，强烈要求本人的军龄应从1943年算起。

老威：有结果吗？

张进谦：没结果。

老威：边纵之后，你的具体单位是？

张进谦：1950年3月22号，大军进大理县城，边纵的电台移交14军，就成了14军的电台。我被留下来，受通讯科长何凯的领导，稍后进了通讯营电讯队。1951年1月13号调入驻丽江的42师，耽搁两天，就去了维西电台。

老威：此时你还没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张进谦：何凯是个老红军，人很和善，他曾对我说：小鬼，还是抽空回家看看，找个老婆嘛。我回答：按家乡风俗，我18岁就该结婚了，可毛主席教导，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我要继续干革命呢。

老威：你真这么想？

张进谦：土地改革眼看就要全面铺开，我哪敢回去！只能打定主意，死赖在部队，才有一线生机。我甚至要求进藏，条件越艰苦，离家乡越远，越安全。就这样战战兢兢地混了1年多，拢维西时才松了一口气。

老威：维西在现在的迪庆州吧。

张进谦：从丽江出去200多公里，虽然也没跑多远，但总算不在家门口打转了。况且我的对象也在维西，当时她混入了革命队伍，任保和镇的妇女主任。

老威：那她的家庭出身一定很好。

张进谦：大地主。

老威：不可能吧？

张进谦：云南的土改要晚些，1951年前后在大理试点，1952年才扩大到全省。

老威：所以维西地区还没划阶级？

张进谦：对。暂时还没动静。

老威：你就趁机搞对象了。

张进谦：那是我3岁的时候，父亲给订的娃娃亲，是我舅舅家的姑娘。

老威：算近亲联姻？

张进谦：旧社会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是乡长，在石鼓找不着合适的亲家嘛。本来18岁就该成亲，可撞上抗战从军，就耽搁下来；退伍回乡后呢，母亲又去世，按旧制守孝3年，还没缓过劲，就解放了。

老威：你和女方经常见面吗？

张进谦：一个在石鼓，一个在维西，见不着面。不过双方家长一直有走动，过年和中秋节，父亲要送礼，舅舅要还礼。

老威：所谓“礼尚往来”了。

张进谦：自3岁始，我家每次都赶4只牲口，还打一些银首饰带去。那时不通公路，都是翻山越岭，即使顺利，也要走好几天。

老威：不得了哦。

张进谦：到解放为止，双方往还的礼银得用箩筐抬。特别是兵荒马乱的年月，石鼓至维西，途中要经过两三处土匪窝子，都是人多势大，杀人不眨眼，官府拿着没奈何，比《水浒》里的强盗更厉害。古代都是大刀片片，跳出来呐喊几声，你还可以扭头就逃，跑不脱再拿钱保命；而现代全部操着炮火，几百米外，蒙头懵脑就射来，要想过路，临头才掏买路钱就晚了。

老威：咋办？

张进谦：派人通关，或者双方出动人马保哨嘛。我父亲是乡长，舅舅在当地也不是等闲之辈，都提前好多天，找黑白通吃的那种人，去一处一处，与土匪接洽打点，长此以往，这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至今记得，舅舅带着一二十匹快马，在我家一住两三天，院子小了，父亲就安排内外都摆上酒席，几十号人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场面极壮观。

老威：真能折腾。

张进谦：1950年以后，就折腾不动了，两边都成了地主。刚刚改朝换代，还没咋样，我和我的二兄弟在革命队伍里，二弟还是战斗英雄……

老威：你们家算革命军属。

张进谦：可我总做恶梦，逃跑、毙人、被斩尽杀绝之类，吓醒后，满脑壳汗水，腿肚子直抽筋。大理的土改试点我也经历过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啊。所以一拢维西，见我的未婚妻居然还当着保和镇的妇女主任，就莫名其妙地烦躁不安。我进门管不顾地将她扯到墙角，板起脸说：你马上去把这个官给我辞掉！请长假，回一趟石鼓。现在我的父母都不在了，你去见……

老威：你父亲已经被杀了？

张进谦：是，我隔一会儿再讲。我要我未婚妻去拜过家里剩下的唯一长辈，祖父的妾，也就是二祖母。照旧制，得到她的最后首肯，我们就可以在维西成婚，惶惶不可终日之际，繁琐的礼数也没必要讲究了。但我未婚妻不仅不理解，还以为我疯了。她说虽然自己是个乡巴佬官，也是大家选出来的，要负责任，不能说不干就不干。她还说你们革命队伍里，也有组织纪律，也不能这么随便吧？况且结婚是终身大事，哪能草率……

我截断她的话，气得直哆嗦：眼看就要土改了，你可莫后悔！她说：啥子后悔？难道你要悔婚？我说：不是我要悔婚，而是共产党让你我结不成婚！她的眼睛一下子瞪圆：这么严重？我都快哭了：在大理乡下，我们就住地主家！财产全部没收，还游街示众，开斗争会，农民一拥而上，把地主打得满地爬，脑壳肿得比西瓜大。她说：行得端，走得正，没作孽，凭啥子遭罪呢？我说：就凭你家是地主，是剥削阶级。她问啥子叫剥削阶级？哎呀，跟一个妇道人家没法讲！我的牛劲上来，就吼了句：你到底去不去石鼓？！把舅舅他们都惊动了，跑出屋来劝：快成两口子了，啥子不可以好好商量？好好商量？眼看火烧眉毛了，咋个商量！没有100张嘴啊，有100张嘴也扯不清啊。我不禁万念俱灰：罢了罢了，我今天就与你解除婚约，以后再也不要来找我！你人长得漂亮，就赶快寻个穷点的心眼好点的过，图个平安吧。她叫了声：你把我当成啥子人了？！就大哭起来。我捶胸跺脚：嚎啥子嘛，你我地主配地主，到头来死无葬身之地哟！舅舅一听这个话，轰的炸了：莫以为你是部队上的人，就可以昧良心！转身就提了根棍子。我未婚妻急忙栏住，将我推出门去。

哎呀，那个时候，风也大雨也大，我像喝醉了，偏偏倒倒在保和镇走了几个来回，才摸回单位驻地。可没有料到，身边的同事里竟然有特务，随时将我的形迹向组织告密。过了几个月，组织上找谈话，指责我没站稳阶级立场，我还蒙在鼓里。可接着，我的问题被反映到丽江42师师部，矛盾一下子就转化了。

老威：隔离审查？

张进谦：先通知我“上调学习”，然后荷枪实弹，将我一家伙送拢大理，关进“随校”当学员。

老威：啥子叫随校？

张进谦：即随军学校。编制是5个大队，辖25个中队，每个中队两三百人。我编在5大队2中队，打眼一看，里头啥子人都有：国民党旧军官，起义的，被俘的，还要追查历史问题的；共产党这边，各种问题没交代清楚的；类似我这种，自己成分就不好，还划不清阶级路线的；犯生活作风、组织纪律问题的；贪污的、乱搞的。密密麻麻，1000多号人。

老威：你老人家落入社会跳蚤堆里，反而不孤独了。

张进谦：哪有功夫孤独哟，一天到晚劳动改造，累得跟龟孙子似的，脑壳碰着枕头就打鼾。

老威：不写交待材料？

张进谦：连政治学习都是做样子。我们在漾濞县山里伐木头、放木头，累得吐血也要干。大家还盼着能开会学习、写交代呢。如此折腾到1951年的12月，一天，中队长找我谈话：张进谦，你在随校的表现很好，劳动改造之余，还办墙报，算个合格的青年团员。可是，你的家庭成分太高了，部队也不便留你。我说：我对部队有感情，难道将功赎罪都不行吗？他说：还是考虑回家吧。我说不。第二天，我就跑去找14军的参谋长，原边纵副司令员朱家壁，他说：你还不算“分子”嘛。就打了个电话，并叫他的警卫员带我去干部管理处。这样，我又继续留在随校改造，直至1952年6月8号，保卫科换人，一个姓王的干部唤我去，当场宣布组织决定：资遣回家，不保留军籍。也就相当于开除。

老威：没人替你说情了。

张进谦：我又去找了一趟朱家壁，他都落泪了，我还开玩笑：迟早会有这一天，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但是我向参谋长保证：想不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不当反革命！

老威：这一来，你的军旅生涯就永远结束了。

张进谦：绷得紧紧的神经猛地松弛，我办了手续，脱了军装，出入随校大门也不用请假了。我在大理街头晃荡了半天，大口大口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仰起脸看跑得飞快的云，突然觉得人生太悲哀了。我在大理这么久，一天到晚都琢磨着立功赎罪，改造改造，经常匆忙得脸都忘了洗，还从来没有抬起头，好好看看天，看看云和太阳。

老威：这个时刻，你想不想你的未婚妻？

张进谦：此刻她已家破人亡——这是我后来才晓得的。包括舅舅在内的长辈，几乎被杀光了；她这一辈，目前还剩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婆婆，叫李茹秀，住在维西攀天角乡，已又聋又瞎。有两个儿子，李龙李虎，你有兴趣吗？我可以介绍你去找。

老威：你的未婚妻还活着吗？

张进谦：自杀了。

老威：哦？！

张进谦：1955年端午节死的。

老威：服毒还是上吊？

张进谦：不清楚，可能是跳水吧。

老威：怎么可能不清楚？你们一直没联系吗？

张进谦：我一回家就沉入土改的漩涡，搞得晕头转向，哪儿顾得上哟。

老威：没捎过信？

张进谦：我拢石鼓不久，她家兄弟就来了一次。从1953到1955，连续3年，她家兄弟都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催我将她接过门，可是，可是，我没条件哦。

老威：大家条件都不好，将就着过嘛。

张进谦：又是地主，父亲又被杀；房子叫没收，几兄弟挤一块，又没个住处；我家又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随时挨斗——如果新添一个人，日子更没法过。1955年，我30岁，她也29岁了，难道不想睡一个床？一个老姑娘，一年年与兄弟同屋檐同灶台，也惹人耻笑。记得我还去了一趟维西，脖子伸长了几回，最终还是缩回来，躲着不敢见她。唉，那次她兄弟没来，托人捎的信，说在端午节自杀的。搞得我锥心的痛。他妈的，共产党啊共产党，欠了我家好几条人命。

首发民主中国

 

一、不义的犯罪团伙

据《水浒传》记载，梁山早期是一个落第秀才王伦在那里纠集一批人占山为王。这时期梁山是以杀人越货、拦路抢劫为业；形成对抗天下、仇视社会的局面；其宗旨在于泄愤与图财，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目标；以得过且过的心态来应对时势，没有长远的打算；如此一个反社会的团体，说白了也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犯罪团伙。

记得林冲走投无路，欲上梁山时，在梁山水泊边上一小店，碰到梁山派出的以开店为名而行打探消息之实的小头领朱贵，他跟林冲说：“小人是王头领手下耳目，姓朱，名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氏。江湖上俱叫小弟做旱地忽律。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子，肥肉煎油点灯。”这简短的一段话，集中而形象地刻画出了王伦统领的水泊梁山集团的不计善恶、只论财帛、图财害命、嗜血成性的本质。其残暴性表现在抢了人财物后，还“将精肉片为子，肥肉煎油点灯”，读来令人发指。如此反社会、反人类、反道义的行径是在人类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容的，是完全罪恶的。

纵观人类的历史，一个集团或组织的建成，主导、维系组织的纽带有几方面。其一是信仰，即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而结成的团体，这种应该叫信仰组织。人类历史上一切的宗教组织都是这种以信仰为基础建立的组织。这应该说是人类已有历史上最长久、最牢固、最强大的组织。人类至今为止，从文字可查找的资料来看，还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社会组织可以战胜一个信仰组织，更不能代替信仰组织。可以预见，在未来社会，只要还有人类存在，信仰组织就不可或缺。可以肯定，以宗教为基础的信仰组织是人类组织的最高形式。其二是利益，即以共同的利益为纽带而结成的团体，这通常就叫利益组织。人类历史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的组织，大多是利益组织。利益组织具有时效性，变动性特点。它会随着不同时期，及同一时期的不同群体而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进而结成不同的利益团体。如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政党、社团，就通常是这种利益团体的表现形式。其三是犯罪，即因为犯罪不容于社会而结成的一种团体，即是通常所说的犯罪团伙。这种因犯罪而游离出正常社会之外，为正常社会所不容的团体，应该说自有人类以来也就存在于这个社会，也将只要有人类存在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人类中反社会的成份，是源于人性中的恶。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黑恶势力团伙，就是这种犯罪集团的表现形式。

人类社会的三种组织形式，从不同层次与不同侧面反映出了人性中的不同需要。信仰是人的神圣性的反映，它将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使人类的生命赋予了高贵的意义；利益是人的世俗生活的需要，它使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同诉求得以汇集并求得平衡，世俗生活的利益表达必须以利益组织为载体；至于犯罪团伙，则是人类人性中罪恶一面的表现，是人类自我叛逆的反映，虽然不是人类所需要的，却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东西。

应该说人类有史以来对于信仰组织与利益组织有过很详细的研究，然而对于犯罪组织却缺乏足够的认识与提防。从人类历史来看，犯罪组织通常根源于人性中的恶，以反法律、反人性、反道义的形式存在，以满足不义的欲望与报复社会为目的。犯罪组织因恐惧社会的正义追讨、逃避现实的法律制裁而凝聚成团。对社会的犯罪与不容于社会是犯罪组织中成员的必备条件。

王伦时期的梁山是个典型的犯罪团伙，这从林冲被迫上梁山的经历可以集中体现出来。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因被高衙内陷害，九死一生，被逼无奈杀了朝廷的官而在朋友推荐下投奔梁山，如此身负血海深仇的人，到梁山时居然还不为王伦所收留。虽然其中原因有多方面，但梁山入伙的规矩却是要“投名状”。看看王伦对林冲投奔来的谈话就知道：王伦道：“兄弟们不知。他在沧洲虽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佑心腹。倘或来看虚实，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请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王伦道：“与你三日限。若二日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内没时，只得休怪。”

从林冲入伙梁山要“投名状”，可以看出王伦梁山，是只有不容于社会的人才能容于梁山的赤裸裸的犯罪本质。不容于社会是梁山入伙的前提条件，共同犯罪是梁山团伙人员休戚相关的维系纽带。可见这个组织的凝聚力就是犯罪，是罪恶将他们捆绑到了一块，结成存亡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这种建立在犯罪前提下的组织是即没有信仰，也不是一种纯粹的利益，它甚至常常是为犯罪而犯罪，因犯罪而不得不持续犯罪。这个组织恐惧社会与正义成了组织延续的动力。

如此一个不容于社会的犯罪集团，它的前途就是最终被社会正义力量所剿灭，所以从这个组织产生就决定了它灭亡的归宿。如此一个没有前途而必将灭亡的团伙，是否有其光明的有希望的前途呢？应该说任何一个组织的存在都有寻求延续的本能，那么犯罪集团要想有个光明的前途就必须有个彻底的改变，由不义的、不容于社会的性质，转为义的、能容于社会的组织。这种由不义的犯罪团伙，转变成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替天行道”的组织，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蜕变，是凤凰涅磐式的浴火重生。应该说在佛教与基督教中是设定过这种蜕变的路径的，如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教中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然而现实社会对于组织是否真存在这种蜕变的可能呢？从王伦梁山到晁盖梁山的转变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看到一个社会组织蜕变的条件。

二、不义到义的蜕变

一个不义的不容于社会的犯罪团伙如何蜕变为一个义的符合社会需要的集团呢？从组织自身来说，任何没有受到外在的、足以危及组织存在的强力作用时，组织通常都会以其固有的惯性向前发展，而不会生出实质性的改变的。也就是说一个组织的改变只有在外界不可抗拒力量的促使下，在面临存亡危机的关头中，才会发生。

早期王伦梁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犯罪集团，这个集团最后怎么成为一个“替天行道”，名垂青史，千百年让后人传颂的集团呢？这个转变应该从晁盖入主梁山开始。可以说梁山实现从王伦到晁盖的置换，从而达成这个组织由不义到义的转变，完成了由犯罪团伙到以符合社会利益需要的利益组织的转变。

晁盖是一个村的保正，“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可见这个晁盖是义字当先，是以天下大义为重的人。如此一个人因为看到社会黑暗，官府贪腐，于是跟几个道义之士联合起来劫了“生辰纲”，也就是“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的不义之财。当然晁盖的劫财与王伦的越货是有本质不同的，首先晁盖劫的是朝廷贪官的不义之财，其次晁盖劫财过程中也没有滥杀无辜。可见晁盖所行是符合道义，是符合广大民众愿望，是大快人心的事。

晁盖劫了“生辰纲”后也想到梁山入伙，然而王伦不敢接纳，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王伦与晁盖根本就不是同路人，一个所行为义，而一个所行不义，显然势成冰炭，应该是其中最根本的分歧。在晁盖一帮人马来到梁山时，事实上梁山就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是继续沿袭曾经的罪恶，只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还是转而归到义路上来，成为时代反抗不义的营盘？这在晁盖与王伦的相逢中，成了梁山命运转折的十字路口。

由于王伦坚持以往的犯罪道路，没有背负天下道义的担当，因而只能权衡自身眼前的地位得失，而坚决关闭了晁盖入伙，以革新梁山的大门，让晁盖他们另投他处。若历史真是如此，晁盖他们转到了别处，那中国历史上的水泊梁山就不会流传至今了，《水浒传》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王伦的梁山也只能是千百年中不断涌现的贼匪中的一支而淹没在历史的红尘中了，当然等待梁山团伙的命运就只能是灭亡。然而事情在此关键时刻起了变化，曾经上梁山的林冲，在此时候深感到晁盖他们的道义，认识到一番替天行道壮举的意义，为社会大义，为梁山组织的命运，林冲选择了弃旧图新。于是他先稳住晁盖等人，再去力图说服王伦接纳晁盖，当发现最后不能实现和平融合，转变梁山时，林冲毅然举起了结束王伦的刀。通过对王伦的结束，迎晁盖入主梁山，实现了梁山由犯罪集团到顺应民心、“替天行道”的义师的转变。

从梁山王伦时代向晁盖时代的转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组织蜕变的条件：

首先社会需要决定着一个时代组织的历史使命。在北宋哲宗年间，奸臣高球当权，官僚腐化，冤案遍地，自然灾害不断，社会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社会思变之心日炽，一种代表民意的组织出来寻求社会的正义是时代的要求。顺应这个要求，晁盖一行决定要“替天行道”，高举义旗，于是他们劫了“生辰纲”，寻找可以便于防守以成大事的梁山。由于梁山当时以王伦为首，并没有承担起那个时代为民请愿、伸张正义的使命，于是要么毁灭梁山，要么改变梁山，就成为梁山组织必做的抉择。这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也必然会造出承担使命的组织。

其次组织转变需要一个替代、革新的外部力量。如果王伦时代的梁山组织没有面临晁盖集团的入伙改造选择，那么这个团伙就要么有一天被其他力量剿灭，要么就被其他力量来改造，总之如果没有外在事关梁山去向力量的出现，梁山只能按照自身的原有轨道运转，不会有革新。这种可以代替原有组织力量的出现，是改变一个组织的必备条件，甚至在社会需要已经来到时，这种原有组织之外力量的出现，常常起到改变原有组织的决定性作用。

再次组织革新需要内部可转变的因素。王伦时期的梁山组织，其犯罪本性决定着它无法承担起历史的托付，但它组织内部是有认同历史大势，顺应民愿的力量的，这种力量的存在决定着这个组织具有革新的可能。当这种可能在外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会演变成一种实际的和平转型的因素。设想如果没有林冲对新出现的“替天行道”的晁盖力量的认同，梁山组织就不可能以较少的代价实现和平转变，它就要么是延续这种犯罪等待下一次被剿灭，要么就被新生的力量抢夺过去，重建新的梁山组织。梁山这个犯罪组织，最后以只变换头领的较少代价就实现整体转变成一个“替天行道”的组织，只有在内部革新力量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内外互动，来达到低成本的转型。

王伦的梁山在历史的契机下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到晁盖梁山的和平转型，使一个原来只是不容于社会的犯罪团伙，转变成了一个顺应民心、担负社会使命的“替天行道”的集团，从而完成了一个组织由不义到义的蜕变，进而成就了梁山在历史上的辉煌。

三、从梁山组织的蜕变条件看时下社会的变化

梁山组织从王伦时代向晁盖时代的转变，很经典地陈述出一个组织走向重生的必备条件，即社会历史的需要、外部革新力量的出现、内部认同历史力量的存在，在这几方面的综合作用下，梁山组织得以实现由犯罪团伙到“替天行道”的转型。事实上人类社会诸多组织的转型也都是在这三方面因素作用下达成的。如前苏联的转型就是一个现代王伦梁山到晁盖梁山转型的重演。

前苏联自列宁利用当时社会矛盾建立起专制极权统治以来，以布尔斯维克为外在组织形式，以权力统治集团为内在主宰核心的犯罪组织掌控着苏联。这个统治集团事实上是一个反人类、反道义、反历史的犯罪团伙，其血腥与残暴为人类历史所罕见。如此一个祸国殃民的犯罪组织，并且手中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器，如何实现其转变？是最终剿灭它，还是通过和平途径改变它？这实在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最后苏联非常幸运地以较少的代价实现了和平转型，将一个荼毒天下百姓的统治组织转变成一个遵从民意的组织，从而复制出了梁山转型的现代版。为什么前苏联能实现这种转型？总结起来，原因也不外乎就是具备了梁山转型的三条件。

首先社会需要上。人类历史发展到现代，在几千年的血泪摸索中，人类认识到了一些普世的价值，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法治是人类不可违背的理想追求，人类一切的努力应该立足在这个基础上。任何背离这些价值追求的行为，不管它有多么高远炫目的蓝图，都最终证明要么是精心的欺骗，要么是无知的幻想。前苏联人民在背离人类普世价值半个多世纪后，终于猛醒到自身的需求，认识到现代文明的实质，重续人类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代表民众这种价值追求的组织的出现就成为时代的需要。

其次外在组织力量的出现。前苏联在世界民主大潮下，产生了顺应时势的民间代表力量。这种力量有强大的民意基础，足以冲击当时的统治团伙的力量。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统治组织手头掌握的暴力工具也失灵了。这时候统治集团面临的是继续执行以往的犯罪统治，还是顺应民心，改轩更缰？显然这时候摆在这个统治集团面前的路是要么等待被新起的力量消灭，要么自己改变，走向重生。这种顺应历史，反映民愿的新生力量的出现，决定着苏联原有统治集团必须革新。

再次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力量的存在。在历史大势面前，前苏联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这样认同历史大势，顺应民间意愿的改革派力量。这种统治集团内部革新力量的出现，就决定着苏联原有极权犯罪统治组织以和平形式转型到现代民主宪政统治的可能。

在世界文明演进的大潮中，在苏联社会新生变革力量的促使下，在统治集团内部改革力量的积极推进下，苏联虽也有短暂而局部的动荡，但很快完成了一个由犯罪性统治集团向文明民主法治团体的转型。这种统治集团顺应历史低成本的蜕变，体现了现代文明社会人类的一种成熟与智慧，也延续着人类历史上如梁山组织更新的范例。

比较水泊梁山及苏联转型的历史，看看中国今天的现实，我们发现这个社会变革的需要已经极其急迫，中国社会在人类文明大潮前已经严重滞后，社会变革的基础早已具备，然而中国却迟迟没有出现变革。作为统治集团的组织没有完成从过往犯罪团伙向现代顺应民心的“替天行道”集团的转变，是决定着中国社会变革没法根本性起步的原因。为什么作为背离历史、违反人性、敌视文明的犯罪集团没有出现向现代文明依法的统治组织转换呢？从组织蜕变的三要素来看，我们显然还缺少外在的可与犯罪集团抗衡及代替的力量。这种外在的促使原有组织蜕变的力量没有成长起来，是让原有组织延续而拒斥革新的根本性因素。只要民间没有成长起可与原有组织相抗衡的力量，就不要指望一个组织会自动更新，会由一个犯罪团伙蜕变成一个顺乎民意的组织。

对于犯罪组织自身是否存在林冲、戈尔巴乔夫，我们无须费心去追索、探讨，在没有晁盖、没有苏联民间力量兴起的情况下，林冲是不会成其为林冲的，而戈尔巴乔夫也无法成为戈尔巴乔夫。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没有成长出真正能够替代原有组织的力量，原有组织自身的革新力量也是没法表现出来，更没法起到促使组织蜕变的作用的。所以外在于原有组织力量的成长、壮大，是今天中国社会当务之急的事。如何尽快培植起一种外在于原有社会统治组织的力量？对此我曾作过一个极为简单的概算。设想一个人如果从八九“六四”的屠杀中走出来后，决志每年要动员联系一个志同道合者，并且也让他联系的这个人以同样的每年动员结识一个志同道合者为目标，以此类推。今年是“六四”屠杀第十八周年，那么以他为起点的动员起来的这个群体就将是262144人。这是一个人以其理念衍生出的一个理念共同群体，设想如果有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更多人，那中国十八年来将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呢？若如此，那中国今天还缺乏一支与原有统治组织相抗衡的力量吗？中国今天的犯罪团伙还能如此肆无忌惮吗？然而直至今天，我们却没法看到这种力量，因此也就不能指望原有组织良心发现，主动皈依现代文明，顺乎天下大势，实现自我更新。

从水泊梁山早期王伦集团到晁盖集团的转变，我们应该深切认识到：在社会变革需要已经急迫，顺乎历史的外在于原有组织的力量是否成长与壮大，将决定着原有组织是否能走向更新。当然有的人也许会问，如果外在于原有组织的力量已经成长了，而原有组织自身却没有林冲、戈尔巴乔夫，是否就没有和平转型的可能呢？在此首先我们要相信人类向善的本性，相信在那个罪恶集团中肯定存在着认识历史大势，顺应文明潮流的人。同时只要民间力量真正成长了起来，退一步说就算没有这种力量的存在也无阻于历史的脚步，因为重生还是灭亡，那原本是罪恶组织的选择。

2007年4月
首发民主中国

虽然大气能见度很差

中国政府决定增加办公透明度。国务院周二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保障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虽然条例要求公开信息不能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对老百姓和草根维权人士提供了新的法律手段。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从2008年5月1日，也就是奥运会开幕前三个月开始实施。条例规定，行政机关有义务公布政府信息，主要内容包括财政预算、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实施、环境保护、土地征收、产品质量等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根据中国官方统计，2005年中国发生了87000多起群体性事件，大多是因为老百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又无法获得政府信息造成的。北京的异议知识知分子刘晓波认为，条例除了规定公布信息的内容之外，还规定了获取政府信息的程序。他认为，这些制度性的规定会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且为草根维权运动配备了一把新的利刃。

“政府将这些内容公开化以后，当然会对民间维权并获得信息带来大大的好处。信息公开之后，政府机构在做事的时候，就会有所收敛。很多时候中国底层维权的主要困难就是信息不透明。政府把老百姓的地给卖了，特别是农民的地，当事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谁出面谈判的，卖了多少钱。那么根据新的规定，老百姓就可以根据制度性的规定，要求政府规定这方面的信息。”

但是新的条例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布的政府信息部的危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但是规定并没有对这些信息做出具体的解释，无形中又给政府机关隐瞒一些公众关心的信息留了一条后路。北京公盟研究室的姚遥说：“在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过程中，有关国家机密的内容是讨论的焦点内容之一。这一点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很多法学家在设计信息公开条例是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从最终公布的条例来看，还是可以看出，在立法机构与法学家的博弈中，还是政府的主导部门占了强势地位。法学家的观点虽然好，但是在和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时，法学家自然要退居二线。”

但是北京的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却看到了隐藏在颁布这一条例背后的信息。他认为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在执政时需要不断完善制度，进行自我改革。“中共的高层内部也有比较开明的力量。强调政府行政透明的呼声已经有很多年了，国务院此次发表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就是这么多年呼吁中国的信息透明，特别是呼吁政府行政权力运用的一个结果，虽然结果差强人意，但是有这么一个条例比没有要更好。”

中央政府要求公开政府信息是为了增加执政透明度，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北京公盟研究室的姚遥认为，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完全取决于规定是否能够得到实施。“在被执行中也会遇到困难。政府可能会设立一个信息办，这样就满足了法律的规定。但是至于公开什么，公开了多少，我们也没有办法深究。”

 

近日发生的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究竟对韩国和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笔者作为已经在韩国生活第10个年头的美国人，认为枪击案与韩国及 韩国的民主主义情绪没有任何关系。但是，韩国人想象弗大血案可能对韩国造成的影响，一方面感到好奇，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担忧，殊不知这种反应本身暴露了浅薄 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已经在韩国蔓延甚广。

当调查显示枪击案凶手是1992年移民到美国的韩国人时，韩国国内大体上出现了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对自私、野蛮的罪行感到震惊，从内心对遇害者感到 惋惜。这是很自然的反应。18日，在弘益大学听我讲课的学生们纷纷说“他就是个精神病患者”、“疯了”、“真像恐怖分子”，震惊之余甚至说不出话来。同一 天，卢武铉总统致电美国总统布什表达了哀悼之意。我能理解学生们的反应，也同意卢武铉总统的做法。对他们而言，事到如今还能说什么呢？

但第二种反应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些人考虑此案可能对韩国的对外形象和韩美关系造成影响，并且担心此事引起美国国内的反韩情绪，并对韩国免签证计划产生影响。弘益大学的一位教师曾对我说“韩国的对外形象会受损，旅美韩裔真是可怜”，这样的发言就属于第二种反应。

在韩国发行的某英文报纸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韩国人害怕反韩浪潮（Koreans Fearful of Racial Backlash）》。文章引用了韩国外交通商部官员的发言：本次事件可能严重损害韩国作为世界第十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形象，令人非常担忧。韩国驻美大使 李泰植甚至会见华盛顿韩裔，并表示：“韩人社会应该回顾过去，创造一个再度融合到美国主流社会中的机会。”他还提议说：“作为对枪击事件的反省，我们一起 绝食吧。”

这真让人莫名其妙，笔者真想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件事中，最重要的只有两点：第一是遇害者的家人和朋友，第二是美国大众。这起案件与韩国人和韩民族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要知道，韩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真的很希望韩国能看清现实。

当然，也不是不能理解蕴含在这种反应背后的情感。因为，很多韩国人至今没有忘记2002年两个十多岁的女初中生在议政府被美军装甲车轧死的“孝淳、美善” 事件发生后，几个月来韩国人所表现出的反应。所以他们担心美国大众也会产生类似的人种厌恶情绪。但这种见解只不过是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他国文化的结果。 这种见解才是韩国人真正需要认真思考的，因为它能带给韩国人的启示远远多于发生在美国的这次枪击案。

美国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关注凶手的国籍。在这一点上，美国大众也一样。对于美国媒体而言，凶手的国籍只不过是凶手是英语系学生、平时不合群、曾经骚扰女同学等可能对案件产生影响的个人特征之一。

从凶手留下的遗书中出现的“富人家的孩子们”、“放荡”之类单词考虑，阶层危机感和挫折感反而是比国籍更重要的原因。

韩国人问“弗大血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其实是在问“我们的形象是不是会受损？”可以说，提出这种问题的做法本身是一种自恋症的极致表现。这些人不愿 意直视事件的本质，在客观事件上试图套上自己的问题和忧虑。目前，真正需要的只是真挚的情感，应该暂时撇开个人忧虑，多为惨案的遇害者考虑。除此之外，不 需要再做别的什么。

我们现在需要的并不是浅薄的民族主义。需要对韩半岛之外的世界付出世界主义性和关爱人类的情感。如果凶手不局限在狭隘的个人世界，哪怕对别人付出一点点情感，也不至于酿成这样的悲剧。

    
    被关押五年的中国异议人士杨建利二十七日将刑满出狱。杨建利计画出狱後先回山东老家为父亲扫墓，家人唯恐中共当局不愿成全，强押杨建利出境而影响其人身安全，呼吁各界共同关注此事。杨建利的家人透过在台湾定居的政论家林保华发表声明，呼吁国际媒体与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密切注意中共当局是否会以人道方式对待即将刑满出狱的杨建利。
   
    杨建利毕业於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九八零年代留学美国，一九八九年「六四」民运後，开始投身中国民主运动，曾当选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副主席，目前仍为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因积极参与推动中国民主运动，被中共当局列为拒绝入境的黑名单，一九九六、一九九九年两次申请返回中国都被拒绝。
   
    二零零二年四月，为考察中国大陆工人运动情况，杨建利以假身分冒险进入中国，但在云南昆明机场时暴露身分，一度被软禁在投宿的饭店，并在二十七日深夜与外界失去联络。随後中国法院以「非法入境」罪名，判处杨建利五年徒刑，预计今年四月二十七日刑满出狱。
   
    杨建利在国际人权领域拥有高知名度，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曾通过决议案，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杨建利。去年九月，中共当局欲提前遣返杨建利回美国，杨建利要求先回山东老家祭拜老父却不被同意，人到了机场，又再被关回监狱。杨建利的父亲当年为了营救杨建利不远千里从美国回到中国，不幸病殁山东老家。
   
    据表示，杨建利日前透过家人表达出狱後「绝不立刻上机、要先回山东祭拜父亲」的意愿，并强调不会为了拜祭老父而签下任何担保书。杨建利在一九九一年取得加州柏克莱大学博士学位，二零零一年又在哈佛大学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他有美国永久居留权，但从未申请美国护照。他的妻子傅湘已归化为美国公民。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去世了，舆论的评价毁誉参半。比如，德国之声发表评论《叶利钦辞世－从民主英雄到病夫治国》。文中评价说：“叶利钦虽然打碎了苏联独裁性旧体制，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他在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也使得他的改革者形象严重受损。”

然而，对于一个仍然生活在独裁制度下的异见者来说，无论他所主导的改革因技术操作的失误而带来多少弊端，但作为领导前苏联转型的政治家，叶利钦的选择在政治方向上是正确的。前苏联极权帝国的崩溃和冷战的彻底结束，已经作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划时代功绩而载入人类进步的史册。

首先，他与戈尔巴乔夫共同终结苏联极权帝国。尽管，由于苏共党内的权力之争，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清除出党，但他由此走向与旧体制的彻底决裂，恰恰是对戈尔巴乔夫开创的事业的最好继承。他在失去了党内的位置之后，非但没有检讨和消沉，没有等待平反或重获启用，反而更坚定地走向民间。1990年1月，以叶利钦为首的包括众多前苏共党员的“民主纲领派”正式组建。换言之，叶利钦不再乞求体制内的改革道路，而是直接诉诸于体制外的民意与旧体制进行对抗，从而赢得了巨大的民意支持和国际支持。

其次，在苏共保守派所发动的“8.19”军事政变中，面对政变者的坦克和全副武装的军队，叶利钦没有退缩或逃亡，而是挺身而出，毅然决然地走出议会大厦，登上政变军的坦克发表演讲，一举扭转了大局。这种以有可能丧失生命为代价的冒险，不仅需要正确把握主流民意与历史机遇的政治远见，更需要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不畏个人安危的政治魄力。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政变的军队中没有人向他开枪，也许只是慌乱中的偶尔走火，就能结束他的政治生涯乃至生命本身。但他冒险了且成功了。即便不成功，对于一个顺应大势所趋、民心所向的历史潮流的政治家来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悲壮，也要比无声无臭的委曲求全，在道义上具有更长远的政治意义和生存价值。

再次，面对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局面，叶利钦正确地把握了政治大势：前苏联帝国的根基松动之后，靠刺刀维持的帝国必将崩溃。所以，他没有选择依靠武力来维持一个内在腐烂的大帝国，而是采取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了“分家”危机，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流血冲突。1991年12月8日，在叶利钦的主持下，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已不存在”。随后，11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联体，正式宣布苏联解体。

第四，叶利钦领导了俄罗斯走向民主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艰巨转型。尽管在很多中国精英们的眼中，俄罗斯转型是失败的典型，叶利钦时代一无是处，联盟解体、经济衰退、供应紧张、腐败横行、寡头垄断、黑社会猖獗，等等。但是，首先，很少有人公正地指出，作为有着七十年共产极权历史的国家，刚刚进入转型期的叶利钦时代所要消化的负面遗产有多么沉重。如果普京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或叶利钦时代当政，他未必比二者更杰出，俄罗斯的情况也未必会更好。其次，经济效益的损失换来却是社会整体效益的增进：转型的纷乱换来的却是可以持之久远的民主制度，暂时的物质损失换来的却是有保障的自由。第三，当俄罗斯渡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之后，一向被外界病诟的俄罗斯经济开始走出困境，呈现强劲的复苏，而把这功绩完全归在普京一人名下实在有欠公允。恰恰相反，普京才是叶利钦改革的最大受惠者。

由此反观现在的中国，以家族为中心的权贵利益集团，其规模之大和财富之多，远非叶利钦时代的寡头经济所能比拟。中国权贵集团一手造就了掠夺式的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而他们所依靠的最大资本正是毛泽东留下的制度遗产：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所以，他们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式改革的庇护下，聚敛财富的理由更充分，胆子更大，手段更多，也更疯狂。更重要的是，已经民主的俄罗斯能够将寡头们的不义之财曝光，而仍然独裁的中国无法把权贵家族的掠夺放到阳光下。

中共权贵们所得到的，远远不止于特供的物质和贪污的金钱，更是合法的敛财特权——优先的市场准入资格、垄断经营、股市上翻云覆雨和把国有大企业变成家族公司等特权。从元老到新贵，几乎找不到不下海的权贵家族，他们的聚敛财富之手遍及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和所有高回报的领域。2001年11月24日出版的第九三期《证券市场周刊》发表马海林的《神奇的华能国际》一文，就揭露了李鹏家族怎样把大型国有电力公司变成家族公司“李家电（店）”。而这样的曝光，连权贵家族巨额财富的冰山一角都不及。所以，在没有叶利钦式政治家的中国，改革者所面对的负面制度遗产肯定比叶利钦所承袭的还要沉重，中国的转型之路将更加艰难和漫长。

仅以此文悼念叶利钦。

2007年4月23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密洛凡•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一九一一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一九五三年十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一九五四年一月，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解除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给予最后警告处分。之后，又把他开除出南共联盟，并逮捕判刑。一九六一年一月，当局提前释放了吉拉斯。

《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着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底被捕入狱前写的“一本全面攻击、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着作”。该书一九五七年在美国出版，中译本于一九六三年二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我手头的这本是重印本（准确地说我手上的是复印之后再复印的复印稿）,“译文照旧，只是改排大字”，“仅供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参阅”。这个重印本没有出版社，只标有“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翻译者为陈逸。

这样一本反共书籍为何成了中共领导必读书目呢？在“重印说明”写的很明白：

“（《新阶级》）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反面教材。他会帮助人们打开眼界，懂得我们的敌人是怎样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现在，我国有那么一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自称或被封为‘民主战士’、‘人权战士’，打着‘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的幌子，攻击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特权官僚专制制度’，诬蔑党的领导是什么‘官僚阶级’、‘新的特权阶级’，煽动搞什么‘第二次革命’，蛊惑人心，唯恐天下不乱。其实，这样一套货色毫不新鲜，并非这些英雄好汉的‘创造’，‘发明’。若拿《新阶级》与之对照一下，人们一定会有‘似成相识’之感，原来他们不过是给了吉拉斯的余唾而已。”

今天介绍这本书给大家，就是要看下吉拉斯在几十年前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的，因为此书在一段时间不会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我在介绍的时候将尽量不予评论，只是尽可能的把吉拉斯的精彩评论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

全书分为十个章节：起源、革命的性质、新阶级、党和国家、经济上的教条主义、对思想的专制统治、目的与手段、本质、民族共产主义、今日世界。

第一章 起 源

这一章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认识是如何来的，又如何发展的，最后怎么僵化教条的。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概念就是“物质的第一性”与“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两个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辩证的，有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共产党取得江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诚然，当代的共产主义并不否定客观或不变规律的存在。但一经得势，它对于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行动，却完全不是这回事，它所用以建立权力的方法，与其理论所指示者不同。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吉拉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而言，他却有重要的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态的基础。”然而可悲的是马克思并没想建造一个“包含一切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马克思说过：“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将马克思的学说奉为神明经典，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姿态出现”。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认识就是，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然而马克思的革命思想都是有条件的，并不适用全世界，革命并非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可能是他最独断的着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原则，而且与马克思所认为的关于在有些国家可以避免革命的意见显然不同。”马克思认为，革命当首先发生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成功后，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然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那就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使得马克思的理论脱离了其原始的意味。

“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已不复存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告死亡，或正在死亡之中；在东方，则由于共产主义统治的建立，马克思的辩证观与唯物论只剩下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渣滓，并且不过是用以巩固权力，维护暴虐并侵害人类的良知。尽管在东方各国中，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被舍弃，但它被当作严格的教条使用并且日益有力，在东方，它已不止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新的政府，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了。”

我们大致知道了马克思学说的走向，也清楚了最后共产主义者无非认为革命万能，思想排他，为夺取政权不惜一切。作者最后说：“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那么，在信息时代，共产主义怎么发展那？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二章 革命的性质

长时间以来，我们总就革命谈论很多，革命是不是还在继续，或者只是个激情革命，在过去的岁月里，共产主义的革命是如何胜利的？他又与以往的革命有何不同？吉拉斯的分析或许对我们有些启示。

在一个“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的政党都不满现状”，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不满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最后能取得政权那？“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没有一个政党‘热心工业’到那种程度的”。“在这些国家（如中国）中，凡是负有要发动革命这一历史任务的政党在对内政策上不得不反对资本主义，在对外政策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历史的确这样，在国内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凭借两点“即近代工业必定会产生而且是有用的，以及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信条”。这种观念凸显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暴力的一面。并最终与改良派分道扬镳。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所以在以往的革命中，更主要的是为早已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和关系开路，即便是武力与暴力，无非是一个暂时的工具。“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必然以“民主告终”。但是共产主义的革命不是这样，“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义‘过渡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能力使自己工业化。”这里就不举例子了，大家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目标到底是什么？吉拉斯认为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关系或新社会。

问题在于这个新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事实上，他们是先为一个新社会设计一幅蓝图，然后动手去建造，不对的地方就加以修改或废弃，务求一切尽量最合乎他们的计划。”在肩负工业化的责任时候，我们发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来执行，因为它本身并无此经济力量的存在，那么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就是新政权，革命政党来担当。

革命之后，胜利了。以往的革命都是把“革命的武力和暴力作为经济上的一种障碍”。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武力和暴力却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进步的一个条件”，他不是简单的一种手段，“在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武力和暴力竟被提高到偶像和最后目标的崇高地位”。尽管西方国家中，“恐怖与暴力已变成无用和可笑的东西，甚至成为革命者和革命政党完成革命的障碍”，在东方国家则不然，“专制不只是由于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当然吉拉斯也说，“共产主义革命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文明，因此它虽然带来了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路依旧漫长。

在本章中，吉拉斯充分的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大量的对比看出他想穷究共产主义革命的与众不同。这里，我将把这些比较梳理如下：

1、革命的条件：除了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般条件外，每次革命都有特殊的条件，确切地说就是战争。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所必须的一个基本条件”。一战送来了苏俄，二战送来中共。然而只有战争未必就能革命成功，必须有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政党才能取得政权，而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吉拉斯说：“特有的条件和一个特殊的党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两个基本特征。”对于共产党如何的组织完善的证明，我不想在此重复，大家都看得到，终究最后无非是“共产主义革命强使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一元化”。一元化就是专制独裁。
2、革命不死：上面的文字我们已经谈到这点，就是革命胜利后，暴力还在持续的问题，并且“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所以，当有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不要太惊讶，吉拉斯在几十年前就预测到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大家和我一样都期待一个完美的答案。吉拉斯认为“共产党人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是同其他阶级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因此，他们得对其他阶级和具有其他意识形态的人加以迫害和清除。他们不只对实际存在的反对者并且还对未来可能的反对者作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革命早已过去以后，还在继续使用恐怖主义的压制手段。有时，这些手段变得更加完整，并且比革命时期中用得更广泛。”我们曾经追问，共产党不也说要给人更大的自由吗？事实上，资产阶级的革命真正达到给予公民的自由，尽管共产党是靠工人与农民取得了胜利，“然而革命的果实并为落入他们的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只有实现革命的革命运动没有被放弃。共产主义革命可能‘吃掉自己的儿女’，可是并不是把他们全部都吃光。”，“共产主义革命并不吃掉将来工业化所需要的那些儿女。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

关于这个命题，吉拉斯显然觉得还没有说透，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儿女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毕竟吉拉斯本人也曾为共产主义的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吉拉斯说：“共产主义革命为它的真正目标所制造的幻想，比以前历次革命所制造的幻想更加久而广泛，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以一种新的方式解决各种关系，而且带来一种新的所有权形式。”我们都明白这种所有权形式，就是集体所有权代替了私人所有权，抢走农民的土地，企业进行改造。最后向世人告知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这根本不能摆脱人们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这样“共产党人依然以‘阶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

“共产主义革命可能看来大部分都是历史上的骗局和偶然发生的事故。就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事实：其他任何革命都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例外条件，也没有其他任何革命许诺的如此之多而完成得如此之少。在共产党领袖的言论中都必然有煽惑与欺蒙之词，因为他们迫不得已而许诺一个最理想的社会，而且答应‘废除一切剥削’。”那是否意味着共产党真的在欺骗人民那？不是的。“事实很简单：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但是作为执政党总要去做事情，理想破灭了怎么办？即使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承认。“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这样，“共产党，包括职业性的党的官僚在内，却不受约束并在背后操纵国家的一切行动”。

好了，这章我介绍的不少了，还是让吉拉斯来总结这章，“与以往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总结得不错，那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个新阶级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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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我念高中的时候，盛行于高校的辩论热已经蔓延到中学，我记得有一次校园辩论赛的辩题是“鲁迅文章在中学课本里篇目太多，需要删减”。

后来这场辩论成为当年学校最精彩的辩论之一。最后的结果是认为应该删减鲁迅文章篇目的正方获胜，论据呢，大抵是鲁迅文章距离现实太远，意义减弱；鲁迅好像特别会骂人，特不宽容，每一句话都似乎在指桑骂槐；甚至鲁迅的白话文按现在的标准看也有许多不规范的……最后，一位正方队员在总结陈词时甚至喊出了“鲁迅下课”的口号。

“鲁迅下课”，当年一群叛逆中学生的一声呐喊，竟一语成谶，暗合了接下来十多年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势力。现在的中国还要不要鲁迅，已经成为思想界的一个重大争论，而这个争论之所以对中国很重要，是因为鲁迅已成为数十年来意识形态系统强加给几代中国人精神塑造的标准。

这一切，都错不在鲁迅。

要客观评价鲁迅，必须先要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难下结论，他永远都是变化着的。孔庆东在《正说鲁迅》中说：“他既爽朗，又阴郁；既豁达，又念仇；既果断，又彷徨；既机智，又呆板；既深刻，又幼稚；既淳朴，又狡黠……几乎一切中国人视为两极的品性都被他力挽双驹地融为一炉。”

我们以前只是看到他勇猛、刚毅的一面，他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则被人们所忽视。比如鲁迅很看重钱，他不怕人家说他爱钱，他的日记经常写的是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天天记账，一听说单位发工资了，赶快跑去领，在他不菲的薪水之外还到处兼课，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跑到八所学校兼课。

鲁迅自己有一句很著名的话，“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生活中的鲁迅，嘴馋；爱看电影，好莱坞大片都不落下，不管什么思想进步不进步，言情侦探恐怖都爱看；爱坐汽车兜风，没事就带着爱人孩子坐车玩一圈去，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这可是高消费；还溺爱孩子，这可能是他晚年得子的缘故。鲁迅甚至也有做人的圆滑，“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这些都是鲁迅私生活中的一面，与我们常常以为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斗士形象大相径庭。孔庆东所做的这些批露，似乎是解构了一个传统的经典的鲁迅，可能令某些人大失所望，但谁又能说这个鲁迅不是更丰富、更立体了，在可敬之外多了些可爱呢？

即使私生活有瑕疵，我们仍然不能据此否认鲁迅的伟大。我已习惯将一个人的事业表现与生活表现分开来看，不因其私生活而否定其工作事业，生活中的人，大抵是相仿的，自私是人性。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如爱因斯坦、海德格尔、萨特，私生活都有不检点的一面。

有趣的是，对鲁迅私生活的兴趣，正是当下鲁迅研究界的时髦。孔庆东在书中痛心地说，“当下中国研究鲁迅的态度是异常暧昧，很多所谓鲁迅研究的专家研究什么呢？他们只是研究鲁迅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不是淳朴的学者，他的朋友关系如何等等？却从来不会从研究鲁迅去联系到如何看待当下的社会，看待现在这个世界，以及看待我们自身的问题。”

作者的导师钱理群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鲁迅的价值在哪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在中国至今没有答案。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学院进修，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

鲁迅的姿态，永远都是独立的，也是批判的，他批判资本，批判权力，也批判民粹。

“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另一种发展可能性。”

胡塞尔说，“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画家陈丹青据此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实如此的。但谁能说，坏公民不是构建一个合理社会所需要的公民？

延伸阅读

《鲁迅作品十五讲》，钱理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22.00元。

《正说鲁迅》，孔庆东著，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2月版，24.00元。

 

好几年前，寻访鲁迅上海故居的时候偶遇中华艺术大学原址。两处距离是货真价实的步行可至，不像现在的房产商，离地铁站好几公里都敢声称步行可至。在我看来，一刻钟以下的距离应该称作信步可至，一刻钟以上的距离可以称为徒步可至，比如从新疆到广州徒步是可能的，信步则是万万不可能的。鲁迅搬过好几次家，近的到中华艺术大学不过三五分钟，远的大概也不会超过一刻钟，属于标准的信步可至。

中华艺术大学以“左联”诞生地而著称，鲁迅也去那儿作过演讲。让我吃惊的是，整个大学居然只是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比如今的小学还要貌不惊人。考虑到“左联”书记冯乃超也把中华艺术大学称作“野鸡大学”，所以一直只是把这视为特例。后来关注民国学术史，才注意到其它大学的学生人数也是少得惊人。吴大猷在《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里，就明确提到1925到1929年他就读的整个南开大学不过300名学生。民国人物的传记经常有传主名震全校的记载，每每看到这种段落，我就忍不住笑起来，在一所只有300名学生的学校里，哪怕你什么事都不干，几年下来也能混个面熟。

以现在的大学数量计算，每所大学三五百学生，1000所大学也有三五十万大学生。但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的教育部分可以知道，193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加在一起也不过110所左右。书中还有国民政府教育部的1912至1937年度历年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统计表，共计104095名学生，同时注明民国元年以前毕业生总数是3184名。也就是说，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到1937年的四十年间，总共只有不到11万名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这些数字的具体统计标准，表格没有透露。苏云峰在《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里也引用了不少数据，其中提到1931年全国专科以上在校学生是44130名，规模相当于现在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里，民国二十年(1931年)学生数是44167名，两个数据仅出入37名，应该比较可靠。

很多大学的在校学生人数除以在校年限，远远高于每届毕业生人数，说明当时中途弃学或者无法毕业的学生不是少数。

2006年，全国毕业大学生400万左右，在校大学生1400万左右。现在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远远高于民国，算是一件欢心鼓舞的事情，但如果对比学术成就，恐怕就有些垂头丧气了。

遑论学术，纵是人格养成，也很难相提并论。有次在苏州到上海的火车上见到祖孙二人，老人对少年教养严格又不失平和，同时说得一口地道的英语。交谈之后，才知道是民国时期天津的大学毕业生，虽是工科毕业，言谈举止之间的那种文化又哪里是我这种文科从业人员可以企及的。

 

 

过去40年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声望卓著的左翼知识分子，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黑色幽默”的代表人物，几代美国愤青的偶像，二十年来中国翻译出版最多的作家之一……4月11日，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尼古特去世，享年84岁

人生是公平的

2007年4月11日，小库特。冯尼古特去世。

小说《囚鸟》中，冯尼古特讲了一个“扳道旁边睡大觉”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爱因斯坦的鬼魂，因而，这个故事还可以叫做“爱因斯坦”的鬼魂。故事的主题是“人生是公平的”，因而，这个故事还可以叫做“人生是公平的”。爱因斯坦死后，来到天堂的门口，被上帝的审计师拦住，告诉了爱因斯坦一番大道理：1905年，如果爱因斯坦先别忙着告诉全世界E＝Mc2，而是把他在瑞士伯尔尼的房子做第二次抵押，然后投资到已知的铀矿上，他早就变成了亿万富翁。“可是你呢——又在扳道旁边睡大觉。”审计师说，“人生是公平的。你的机会真不少，不管你抓不抓。”

人生是公平的。在其他作家往诺贝尔文学奖狂奔的时候，冯尼古特却在扳道旁边睡觉，讲黄色笑话，涂鸦，换面具，忧郁，自杀，发表反布什演讲，构思人类的未来有多少种悲惨，爆粗口，组织摇滚乐队，为小说被禁打官司……

最主要的是，他年轻时曾经做过瑞典汽车的销售代理，为此诋毁过瑞典工程师的技术水准：“从此，我就与诺贝尔文学奖绝缘了，瑞典人阴茎短，记性长。”

叫我约拿吧

这个小标题出自冯尼古特的《猫的摇篮》第一句。

约拿是《圣经》里的一个人物。上帝命令约拿：“你起来到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到达了我的面前。”约拿不听上帝的话，被大鱼吞进肚子。在黑暗的鱼腹忏悔了三天三夜，约拿获得上帝的赦免，重新上路，担当报信人。冯尼古特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所有艺术家都应该被看成是警报系统而得到尊重。”

《猫的摇篮》出版于1963年，是冯尼古特第一本引起文学界注意的小说，一本科幻小说。英国的约翰。克鲁特在《科幻百科》里如此评价冯尼古特：“世界上最有趣的作家之一，唯一真正将天赋和幽默集中于科幻小说的作家……同时他也认为科幻小说旗帜下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垃圾，所以称他为科幻小说家不一定是对他的恭维或赞美。”

“猫的摇篮”，一种游戏，类似于中国的“挑绳”、“翻绞绞”，一截绳子交叉缠绕在两只手上。小说中的约拿，是一个年轻作家，企图写一本关于“原子弹之父”费力克斯。霍尼克的书。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费力克斯。霍尼克博士正和孩子们玩“猫的摇篮”。霍尼克博士去世，留下一个新发明：九号冰，能使地球冻结的物质。结果，地球被冻结了。

冯尼古特大学时主修过生物化学，算是理科出身。他的小说主题之一，就是科技对未来时代的影响。身为一个擅长讲笑话的作家，冯尼古特却是悲伤的，“如果你不是非常沮丧，你无法成为一个好的严肃小说作家。”他承认：“玩笑是我对灾难束手无策的反应。”在他的想象中，人类的未来之路尽管多种多样，却都走向一个终点。现代科技文明所带来的生活丰富多彩，不过是为人类社会的毁灭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多可能性。

叫他约拿吧，他在呼号，示警。

我们命都如此

《圣经》里，大洪水来临的时候，人类和所有生物寄居于诺亚方舟。冯尼古特在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开头写道：“如果真的有过诺亚方舟，如果还可以再有的话……我将把这故事称作‘诺亚方舟第二’。”

在冯尼古特想象的所有“未来世界”中，最悲伤而富有诗意的，是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圣。罗塞利亚岛。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洲，由19个岛屿组成，被誉为“活的生物进化博物馆”。1835年9月，达尔文来到加拉帕戈斯群岛进行科学考察，20年后发表了《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开启了现代生物学之门，而且开启了20世纪的黑暗之门。由生物进化论所引发的新达尔文主义，融合孟德尔的遗产学发展出优生学理论，融合黑格尔的历史观发展出社会进化论。无论是优生学，还是社会进化论，都建立在对人的改造之上，其目的是制造“新人”／超人。前者相信通过基因培育，可以培养出“新人”；后者相信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可以制造出“新人”。前者的实验，既见于希特勒德国的“亚利安人种计划”，也见于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绝育法案”、“民族血统法案”。后者的实验，留下了古拉格群岛、S21死亡集中营。

早在小说《泰坦星的海妖》（1959年）中，冯尼古特借小说人物之口说：“人是多么乐观的动物啊！居然想象这一物种会再延续1000万年，似乎以为人的构造与海龟一样完美。”加拉帕戈斯，西班牙语意为“龟岛”，全岛遍布着各种海龟，最初引发达尔文关注的就是这些海龟。小说《加拉帕戈斯群岛》描述了百万年之后的人类进化状况，遗憾的是，人类没有“进化”成海龟，而是“进化”成了“人鱼”：有着不善思维的小脑袋、快速滑水的鳍、方便捕鱼的尖嘴壳……

人类的这一“进化”，起源于一种攻击人体卵巢的病毒，通过法兰克福书展传遍世界（一个绝妙的讽刺！），地球只剩下5个人，流落到圣。罗塞利亚岛。然后，遵循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模式，恣意妄为的人类被重新改造，融入到动物和植物的王国，与其他物种和谐相处，分享着大自然，“通向圆满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影响人类“进化”最关键的一点是：“圣。罗塞利亚岛没有工具，只有毫无用处的骨头、嫩枝、岩石、鱼内脏和鸟内脏。”

恩格斯曾经阐释过，制造工具使人由动物进化为人。当代的科学考古表明，生物演化、物种更迭，与人类社会的演变一样，并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有着太多的随机性。人类社会究竟导向何方，仍属未知。在《泰坦星的海妖》中，冯尼格特写道，“（我们）是一系列事件的受害者，我们命都如此”。

善与恶的波动

《猫的摇篮》、《加拉帕戈斯群岛》，都可以归入科幻小说的范畴。长期以来，冯尼古特厌恶科幻小说家这一头衔，同样厌恶黑色幽默作家这一头衔。黑色幽默（humor　noir），来源于犹太文学，一种“苦中作乐”的文学形式。同被划为黑色幽默作家行列的菲利普。罗斯说过：“（世界）变得如此荒诞，甚至已不可能进行严肃探讨。”　曾经有作家问冯尼古特，还会有什么东西不能被他拿来幽一默吗？冯尼古特肯定地回答：“奥斯维辛”。

1960年，以色列抓获了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克曼，第二年对他进行了审判，并判处死刑。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以记者身份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写出了著名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平庸的恶的报告》（1963年），认为艾克曼之所以签发针对成千上万犹太人的死亡令，在于他像机器一样麻木、顺从、不负责任。在这之前的1962年，冯尼古特写出了同一主题的《茫茫黑夜》。小说第29章“阿道夫。艾克曼和我……”中，主人公小霍华德。坎贝尔发表了类似意见：“我认为艾克曼不能区别是与非——不仅是与非，而且真理与谬误、希望与失望、美与丑、仁慈与残忍、喜剧与悲剧，这一切都像鸟枪子弹经过瞄准器那样，在艾克曼心里是没有区别的。”

在小说中，纳粹分子小霍华德。坎贝尔，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监狱里的邻居，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平庸作家、完美爱人、纳粹最成功的宣传员、美国间谍……在小说的“序言”里，身为德国后裔的冯尼古特自陈：“如果我过去生在德国，我想我会成为一名纳粹分子，到处殴打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波兰人，穿长靴踩遍雪堤，却会认为自己内心善良尚存，感到温暖。事情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善与恶之间并不是界限分明，很多情况下甚至是随机的，仅仅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因为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琐碎原由而变换角色。

二战后，冯尼古特在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由于硕士论文《简单故事中的善与恶的波动》被学校拒绝，冯尼古特没有拿到学位。1972年，冯尼古特已经声名显赫，芝加哥大学学位委员会审读了《猫的摇篮》，一致认为该小说可以被看做人类学基础研究的成果，授予了他硕士学位。冯尼古特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在1981年出版的《棕榈树星期天：自传杂记》中写道：“我为我们的文化最微不足道的贡献是什么？我必须说那就是我的人类学硕士论文，它在多年以前被芝加哥大学拒绝，其原因是它太简单，看起来太有趣，一个人不应该游戏过多。”

同样是由于“太简单，看起来太有趣”，冯尼古特从来没有获得过文学界的青睐，既没有获过任何文学奖项，也被诺贝尔文学奖一次次拒绝。

讲自己的故事

《茫茫黑夜》中，大屠杀的幸存者爱泼斯坦妈妈如此描述小霍华德。坎贝尔：“带着这种眼神的人，除非有人命令他，否则他是不会动的。这种人渴望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做什么，随便什么人都行，他都会照办。在奥斯维辛，这种人你见过何止千万。”在一定意义上，纳粹分子小霍华德。坎贝尔也是“大屠杀幸存者”。

冯尼古特同样是“幸存者”，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幸存者。1944年12月，冯尼古特在欧洲战场被俘，被送到德累斯顿战俘营的一家工厂干活。1945年2月13日，盟军轰炸毫无军事意义的文化古城德累斯顿，投下3749吨炸药，将其变成一片废墟，大火燃烧了七天七夜，死亡人数约有13.5万。冯尼古特和其他劫后余生的战俘一起，承担掩埋尸体的任务：“将尸体从地窖搬运到巨大的火葬堆上，那些失踪者的亲戚朋友在一旁观看，我一点也不感到骄傲或满足。他们可能在想……这是我们一方做下的孽。”

盟军轰炸没有任何军事目标的德累斯顿，是一种威慑战术，就像后来的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不在于打击敌方的军事力量，而在于打击敌方的心理。这一针对平民的战术运用，最早见于德国对伦敦的大轰炸，日本对武汉、重庆的大轰炸。从这一点来说，德累斯顿大轰炸、广岛原子弹爆炸，可以说是德国、日本咎由自取。在这里，道德相对论是危险的，却是必要的。凶手不是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而是战争。战争面前，没有胜利者。冯尼古特自嘲：“我是德累斯顿大轰炸的唯一受益人，在每个死者身上我赚了三美元。”以德累斯顿大轰炸为主题的《五号屠场》，发表于1969年，冯尼古特由此成为70年代美国反战的代言人，这部小说也被誉为“结束了越南战争的杰作”。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

《五号屠场》里，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自由在时间中穿梭，一次次由和平生活“闪回”到大轰炸的现场，时间的快速切换，既加重了战争的荒谬感，又强化了生存的无力感和命运的不确定性。而在地球人看来，毕利。皮尔格里姆的这种“自由”，却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精神分裂症困扰着冯尼古特一生，也是他重复表达的主题之一。这一阴影来源于1944年，他的母亲服药自杀。1983年，冯尼古特自杀未遂。1972年，冯尼古特的声誉处于巅峰时期，他的儿子马克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冯尼古特的小说，密布着他的生活和家庭的影子，无论是精神分裂症，还是德累斯顿大轰炸，都被他一写再写。在这一点上，他深深铭记歌德的教谕：“讲自己的故事。”而他采用的写作方式，则来自于德国另一位伟人莱辛论述过的“悲喜剧”，从悲剧中看到幽默，从幽默中发现悲剧：“资产阶级的兴起带来悲剧的终结，以及悲剧与喜剧的合流。”

永别了，残酷的世界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二战之后依旧存活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大屠杀幸存者”，因为，在此时生存并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学会从“大屠杀”的角度观看生活，就像《五号屠场》中的毕利。皮尔格里姆一样。冯尼古特的另一部小说《蓝胡子》（1987年），故事背景则是20世纪初期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20世纪是一个大屠杀的世纪，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屠杀，是1995年的卢旺达大屠杀，短短三个月，80万人丧生；空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屠杀，是70年代的柬埔寨大屠杀，全国1／7的人口（100百万人）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丧生。

冯尼古特自述患有“幸存者综合症”：“从人们的攻击下幸免于难的概率太小，令人沮丧，完全要看运气而定。”基于此，冯尼古特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疲惫、忧郁、尴尬、道德模糊、举止可笑，既是“反英雄”，又是“多余的人”。他喜欢以饱经事变的老人口吻回忆往事，展开小说叙事。这一类人物的典型，则是《囚鸟》中的瓦尔特。斯代布克。这部绝妙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疲沓的小人物在历史中“穿过”而不留痕迹的奇遇。

《囚鸟》的结尾，“好人”瓦尔特。斯代布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茫茫黑夜》的结尾，“坏人”小霍华德。坎贝尔说的最后一句话：“永别了，残酷的世界。再见。”——隐隐对应于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的名句：“欢迎来到美丽新世界。”

如今，冯尼古特也与这个“残酷的世界”道了再见。《五号屠场》的最后一章写道：“如果毕利。皮尔格里姆从特拉法玛多星球上所学的都是真的，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如何死法，我们仍将永远活着，我并不因而感到特别欣喜。如果我能利用永恒，从这段时刻到那段时刻，到处旅行参观，我很高兴一生中有许多时刻是非常美好的。”

但愿如此。上帝保佑你，冯尼古特先生！　■　王文佳

2006年《没有国家的人》，刘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19.00元。

2001年《时震》，虞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1月版，14.00元。

1998年《冠军早餐／囚鸟》，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1月版，20.50元。

1987年《猫的摇篮》，陆凡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版，1.70元。

1986年《重入樊笼》，曹兴治、朱传贤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7月版，1.45元。

1985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曼罗等译，海峡文艺1985年4月版，1.05元。

1984年《茫茫黑夜》，艾莹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0.81元。

声音几代美国愤青的偶像

听闻冯尼古特作古，同代另一位大作家诺曼。梅勒充满敬意地将他比做“我们自己的马克。吐温”，并赞扬他是“几代美国青年的偶像”。

此前，库尔特。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在纽约家中不慎滑跌，伤及脑部，弥留多日，当地时间4月11日终于不治，享年84岁。

他是过去40年间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也是声望卓著的左翼知识分子和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打仗，这是我能得出的唯一结论。”

另一位大作家戈尔。维达尔则表示，他与梅勒和冯尼古特，是曾有二战服役经历的美国作家之最后遗存。

二战后期，冯尼古特应征加入美军，跨洋作战，本人虽侥幸保命，但在欧洲目睹生灵涂炭，从此埋下反战种子，亦从中领悟战争的荒谬特性，日后开花结果，发展出他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终成“黑色幽默”的代表人物。

他一生写成十四部长篇小说，多以青年时的战争经历有关，尤以1969年出版的代表作《五号屠场》为代表，其中心思想，即战争不仅残酷，而且极为愚蠢与荒谬。

冯尼古特死得毫不壮烈，在美国却引起很大的纪念风潮。自2004年苏珊。桑塔格去世之后，没有哪位作家的死，能掀起如此之大的波澜。即便两年前告别人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也无法享有与冯尼古特平起平坐的哀荣。

冯尼古特死后，《五号屠场》迅速升入亚马逊书店畅销书榜的十甲，另一部小说旧作《猫的摇篮》和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没有国家的人》，也进入了前四十位。

究其缘由，也许我们放眼去看美国的政治形势和国民情绪，便不难知其大概。冯尼古特一贯反战、反独裁、反对政府限制公民自由，且调门极高，利用一切机会——小说、专栏、接受采访和公开演讲，抨击战争行为，对现任的布什总统，更是大刺与大讽：“正是这些天生没有是非之心的人在突然之间掌控了一切。”在《没有国家的人》一书中，他这样写道，“现在世界上嗓门最大、最傲慢无知的预言就在华盛顿流行”。而如今的美国已经被权力所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了这种腐败：“外国佬因为爵士乐而喜欢我们。而且他们也不完全憎恶我们所声称的自由和正义。现在，他们憎恶我们的傲慢。”

在冯尼古特的老家印第安纳波利斯，刚好于年初定下2007年为“冯尼古特年”，邀他本月27日回乡演讲，门票早已一售而空，不想突闻噩耗，打乱一系列相关计划，亦使十数场读书、展览、影视展映等纪念活动，变成对已故伟大作家的追思。

1922年，库特。冯尼古特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爷爷和爸爸是当地有名的建筑师，在大萧条时代沦为穷户。18岁那年，他应父亲的要求入读康奈尔大学学化学，不想课堂上的很多知识，成为他日后小说科幻色彩的基础。

1942年，他加入美军，两年后赴欧陆与希特勒作战，在著名的突出部战役中被德军俘虏，关押于德累斯顿，盟军对该城的毁灭性轰炸中，他因为置身于屠宰场的地下冷库，方幸免于难。“什么是地狱？我见过那东西，我就是从地狱里出来的。”在《没有国家的人》里，冯尼古特忆及德累斯顿大轰炸时写道。

德累斯顿大轰炸对他的文学观和人生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日后的绝大部分作品都与此相关。不过，直到1969年的《五号屠场》问世之前，冯尼古特还被大多数人视作科幻小说作家，此书的出版令他一举成名，很快于1972年被搬上银幕，不仅让他获得严肃的社会观察家的声望，书中强烈的反战情绪，亦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校园反战运动相合，将他推上美国战后婴儿潮之青年一代文化领袖的高位。

《五号屠场》是公认的美国当代文学经典，曾被“现代图书馆”（Modern　Library）文库选入20世纪最佳百部英文小说，居第18位，至今仍被列入美国公立高中和大学的阅读书目。

他的主要小说作品还包括早期的《自动钢琴》（1952），与《五号屠场》同一阶段的《猫的摇篮》（1963）和《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1965），以及此后的《冠军的早餐》、《蓝胡子》（1987）和《时震》（1997）等。

他一直是响当当的左翼知识分子，无条件的和平主义者，或如我们过去习惯所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年轻时受本国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影响巨大，现在也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成员及代言人，该组织的广告曾一度使用冯尼古特的形象，以抗议政府有权检查公民在图书馆借阅记录的立法，申张阅读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天然权利。因此，他更多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以反恐为名，对外穷兵黩武，对内限制民主的布什政府。

冯尼古特被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和黑色幽默一派的代表人物被引介入中国，自1985年起，《五号屠场》已出版过数个简体中文版本。

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是出版于2005年的《没有国家的人》，在美国十分畅销，七故事出版社（Seven　Stories　Press）宣布，此书精装本已售出22.5万册，平装本也销了17.5万册，对一个60年代起家的老头子来说，一本随笔集卖到40万册，实在是庞然大数。

■　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