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清明节的典故及扫墓习俗相传是由寒食节演变而来，本身就与政治有关，虽然 后来偏重在家族扫墓的慎终追远活动，但是到共产党统治中国，发展为悼念革命先 烈；然而因为中共的一言堂，因此后来又发展为借死人来压活人的活动，如1976年的借周恩来之死来压毛泽东来反对文革，1989年借胡耀邦之死来压邓小平要求反官倒。前年1月赵紫阳逝世，中共严密监控，就是担心再出现类似事件，即使今年清明节，当局也监控异议人士，不让他们到赵家吊唁。

但是今年却有异军突起，那就是有八个人从陕北到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的高岗墓前，带来当地一万人的连署，要求为高岗平反。高岗是中共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5年毛泽东带着残兵败将到达陕北，才有个寄居地。以后由小到大，到夺取全国胜利。因此中共建政，高岗功劳很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是六位副主席之一。后来担任中共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但在1954年被中共中央宣布为”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高岗为此自杀身死。

陕北人士要求平反高岗，不可视之为孤立事件，与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有 一定联系，显示中共党内”陕北帮”要求历史对他们有个说法。

1941年毛泽东在陕北开展整风运动，他在报告中提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 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毛泽东能够羞答答的承认这点，说明问题的严 重性。更严重的是，毛泽东不是超然的第三者，正是他，是剪除”本地干部”的元 凶，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自己所带来的中央红军地位。

毛泽东到陕北后有两个重大举动借刀杀人。除了1936年10月派出西路军送入马 家军的虎口，葬送张国焘的主力外，在那年的2月也举行”东征”，结果陕北根据地 的另一个创始人刘志丹被打死，后来有人透露，子弹是从刘的背后打进去的，因此 也被怀疑是毛泽东的杰作。

当然，后来高岗被毛泽东重用，以平息传言。然而中共建政不久高岗被毛泽东 收拾了，虽然有许多传说，特别是说高岗”里通外国”，勾结斯大林，但是实情如 何，需要查究。尤其是毛泽东在整肃高岗的过程中运用许多阴谋手段，例如先暗示 他可以接任周恩来出任总理，鼓舞他去倒周，关键时候又不认帐；而斗争高岗的会 议上，毛又借故请假而由高岗的对头刘少奇主持。邓小平在这场战役中立功，高岗 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后，由邓小平顶替。这也可以知道为何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给 许多人平反或重新评价，唯独高岗不动，也没有人敢提。

问题还在于，毛泽东收拾了高岗后，更”歼灭”整个”陕北帮”。最著名的是 担任第一野战军政治委员的习仲勋，因为司令员彭德怀被毛泽东打倒而连带遭殃。 60年代初，刘志丹弟媳、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写了本小说”刘志丹”，毛泽东在康 生检举下认为是为高岗翻案，立刻发出最高指示：”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 发明。”因为习仲勋对小说发表过意见，于是也被打倒，甚至有”西北反党集团” 或”高岗、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之说。因为彭德怀与习仲勋担任过西北局的 第一、第二书记，因此大批西北五省的省级干部被卷入。即使这时幸免于难的，在 文革中也难逃一劫，刘志丹的战友、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以及曾经担任国家 计委副主任的贾拓夫都被迫自杀。

习仲勋文革后复出，1987年1月胡耀邦被批判下台，只有习仲勋挺身而出为胡耀邦讲话，使人敬佩。但也因此被邓小平投闲置散，在那种环境下，他心情压抑，后来变成精神疾病。

现在陕北发动万人连署活动，是中共最忌讳的”非组织活动”，如果是在毛泽 东时代，为首的又是”反党集团”了。这次没有人出来揭发，或者有高层在背后支 持，都堪玩味。加上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是必然的政治局人选。这些，与中共内部政治力量的消长有关吗？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民主是个好东西》作者俞可平近日来美国访问，发表讲话讲到中国的民主问题，并提出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此事值得一评。

首先是俞可平的双重身份。据说俞可平是胡锦涛的智囊、文胆。这就会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俞可平的讲话代表了当今中共最高层的思想，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发展的路线图，就表明中共当局已经决心走上民主转型之路。但是俞可平的正式身份只是一个学者，并不是政府发言人，所以谁要是拿着俞可平的讲话去要求中共当局兑现，中共当局完全可以不认帐。这就是俞可平这种身份的人对外讲话的妙处了：它既可以让西方世界对中共产生一厢情愿的善意期待，同时又可以使中共自己对此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二，俞可平大讲民主，可是他却不肯对民主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不肯对民主从制度的层面或操作的层面给出明确的定义。俞可平讲到中共正在转型，由”永久的政党”向”执政党”转型。有人问这是否意味着中共会容许反对党，俞可平没有回答。按说这个问题本来简单得很，以俞可平的学术背景，他当然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容许反对党，那么，他为什么不肯老老实实地承认呢？这就叫揣着明白装糊涂。由此可见，如今的中共当局虽然对外大讲民主，但其实都是为了应付舆论，糊弄国际社会。实际上中共仍然在拒绝民主。这也说明，虽然中共顽固地拒绝民主，但是他们实在找不出任何摆得上台面的理由。俞可平既不肯回答”是”，又不敢回答”否”，只好装聋作哑。堂堂政治学博士，在民主政治ABC的问题上竟然当众交了白卷。让我们旁观者看了都替他难为情。

第三，俞可平提出中国民主的路线图，一是由基层民主到更高层的民主，二是由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三是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可是他却没有给出我们一个时间表。这样，中共就可以一方面让人们以为它正在一步一步地推行民主，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现阶段继续一党专政。因为没有时间表的硬性约束，所以他们可以任意拉长一党专政的时间。我们知道，民主本来就是用选票的方式争夺决策权，因此它主要是指最高权力，指国家一级的权力。当初国民党提出从训政到宪政的路线图，明确规定在六年之内完成从乡镇自治到国民大会的选举召开，还政于民，晚清的慈禧太后预备立宪，规定从筹办咨议局、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到国会上下议院选举也只用九年时间。而在中共这里，单单是一个村民选举就原地踏步了二十几年，至今还被俞可平津津乐道，真令人啼笑皆非。俞可平路线图的最大问题是把最高权力的民主化推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好比一个欠债的人开出支票还债，但不在支票上写明可以兑现的日期，这实际上和赖帐有什么区别呢？

俞可平还提出，中国正在寻求”动态平衡”，以前是以”堵”(即堵截)为主、现在是以”泄”（宣泄）为主，会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并会举行听证会，有民意调查。不错，宣泄要比堵截好，但这和言论自由仍然有本质的差异。堵截也好，宣泄也好，那仍然是政府主导，仍然是政府控制言论。而言论自由的意义却在于它独立于权力之外。如今的中共，一方面承认媒体应该对政府加以监督，但另一方面它又坚持把媒体置于政府的领导之下，这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岂不荒谬绝伦？

俞可平在被问到反对党的问题时无言以对，窘态毕露。想想看，若是胡锦涛、温家宝在侃侃而谈民主时被别人问到这个问题，想必只能是张口结舌，当场下不来台，那又该是何等的尴尬。如今的中共，既不能像过去那样宣称他们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也不能再发明出一种更新的制度理念和民主相抗衡，更不敢公开地表示对民主的敌视与反对，明明在坚持专制，又想让外界相信它也在追求民主，于是就编出了一套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说法来糊弄世人。这套说词是如此的脆弱，甚至经不起一句简单的发问。这就从反面提醒我们，在今日中国争取自由民主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迫使中共承认民主的定义。

──《观察》首发

 

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王军涛将于三月底来墨尔本，与他同期到达的还有从德国来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和香港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和中国劳工权益活动家韩东方。他们四人将作“中国民主化前景”的演讲，墨尔本是这次世界性巡回演讲计划的一个站。

我今天只谈谈王军涛。

直到今年元旦的一次晚餐上，我才见到久闻大名的王军涛。

对王军涛，他放弃许多中国人求之不得的当高官发大财的机会，而选择了坐牢、流放，献身于中国宪政民主事业，我是敬佩有加的。

王军涛思维敏捷，健谈、直率、随和，给大家留下很深的印象。

老戴维聪明，说耳朵不好坐到王军涛身边去了，所以对他讲的话，特别是他作为“六。四黑手”所提及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老戴维都听得很清楚很仔细。我坐得最远，除了时断时续听到一些外，就是觉得他对大菜不感兴趣，吃了不少花生米。

王军涛说的有一点我特有感触，今天把它写出来。

他说有位教授对他讲，搞政治的都杀人，所不同者，好政治家杀了一个人，他无法饶恕自己，始终不得安宁，忏悔终生，这种人很难再杀第二个人。而坏政治家，他杀了第一个，没事，从不忏悔，接着杀第二第三个，不断杀下去。

简单几句话，做人的分界线就很清楚了。

这位教授说的杀人，我不认为是字面意义上的杀人，它泛指错误或其他坏事。

是人，就难免犯错误甚至做坏事，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程度深还是浅，区别“好政治家”，“坏政治家”的关键在于你反省不反省，忏悔不忏悔。反省忏悔，就有希望改正，就有新生的机会，就“很难再杀人”；反之，拒绝反省，拒绝忏悔，你就会 “不断杀下去”，到最后自己死路一条。

有没有忏悔之心，不仅关系到自己有无新生的机会，同时，它也是受害者精神补赏的重要方面。你看，今日德国人对于希特勒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罪行，仍然在忏悔，犹太人对这笔历史旧账，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而那个着书否认希特勒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罪行的作者，最近被判了五年刑。世界人民对有忏悔精神的德国人，理解与敬佩之情有目共睹，而德国人自身也在忏悔中轻装前进.

我们知道有的日本人的表现就很糟，他们对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至今躲躲闪闪，甚至闭眼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客观存在的事实。否认一次错误等于犯了两次，这只能引起受害的中国人加倍的反感、愤怒与蔑视。对比德国，孰优孰劣，孰好孰坏，一目了然。我们肯定更愿意相信德国不会再走军国主义的道路。

同样是中国人，中国、台湾政府对待自己犯下罪错的态度也截然不同。

四七年二。二八在台湾发生的屠杀，国民党公开认错，它新一代领袖马英九不久前还在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鞠躬道歉。除了恢复近七百个受害人的名誉，政府对他们的家属也一一作了经济赔偿。做了错事哪怕是罪行，能够如此认真悔改，看着是很感人的。这对被害人和家属在精神上起码是解了套。

“二。二八”事件没在台湾重演，悔过自新了，他们“很难再杀人”。我认为，这在历史上可称为偶发事件或稀有事件。

可是，四九年后在中共治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镇压与屠杀，地区之广，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人数之巨大，那就不是“二。二八”这个偶发事件能够相比的了。中共从第一个“二。二八”事件开始，就不曾忏悔过，“接着杀第二第三个，不断杀下去”。到现在，面对八千万非正常死亡的生命，面对上亿非正常活着的生命，共产党公开忏悔认错道歉了吗？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

连账都没有勇气认，更别提公开忏悔、经济赔偿了。

今年五十周年的反右斗争，他们自己认帐的是五十五万右派，根据共产党一贯自我美化不说真话的德性，实际人数肯定大得多，加上右派家属超过好几百万人。对于右派及其家属这个集体，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精神打击，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生活苦难，共产党公开赔不是了吗？拿钞票给他们补偿了吗？没有！非但没有，国内今年还非常“和谐”，特别“安静”，对于这样严重的历史罪行，哪怕不是发生在现任领导手里，他们竟然也如此虚弱不堪，禁止公开谈论此事，不准报纸发表有关纪念文章。大概是想用拖赖时间的办法，五十年过去，右派死了许多，六十年、七十年过去，右派死光了，这段历史就遗忘了，就抹去了。由此，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没有一点点改悔的诚意。所幸，如意算盘不是只由他们敲打，怒气冲冲的七、八十岁的右派们，在受害五十周年后的今年，终于发出了吼声：公开道歉，赔偿损失！

应该自己认错改悔的事，却要别人来逼着干，别说政府，就是做人做到了这个份，也让人瞧不起到极点。

看看人家英国政府，两百周年后的今天，还在为曾经有过的奴隶贸易“深感悲哀与遗憾”，表示“道歉”，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制止如今尚存的童工、人口走私等变相的奴隶贸易。可见，时间的流逝并不能冲淡历史的记忆，它的巨手紧紧抓住拒绝悔改者不放。

作为民族和个人也一样，有错就得认错，哪怕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哪怕责任分散难以追究，哪怕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受害人，哪怕主要罪责在毛泽东和共产党身上。

就以文革打人来说，有的人打人，有的人不打人，有的人把别人朝死里打，有的人手下留情，有的人只做了个打人的姿式……各自的品格特质在此具体支配着各自的行为，每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举个小例子。文革一开始，北京郊区就打死了三百八十多人，小的才几个月，老的七十岁以上。三百八十个受害者，需要多少人多少拳脚才把他们打得死呢？我看，那是很多很多的。就算五个人打死一个，就有一千九百人介入。如果把那些挨了打命大不死、受伤残废的，以及伤势不重治疗痊愈的受害人也算进去，那些用拳脚搞革命的肯定就不止一千九百人了。

实际上站在一旁沉默围观的人，他们是在用默许来支持群体打人，也应当自责忏悔。

可是，时至今日，这一千九百个打手，以及更多的人，有没有站出来忏悔自责呢：文革中，我打了人，我踢了人，也许我的那一拳太重，也许我的那一脚踢到了要害，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的那根稻草。我非常后悔，我不该……

我没有看到，听说有一两个，不会多。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忏悔的习惯，我们中华民族认为把罪错缺点掩盖就能证明自己完美。没有忏悔的习惯，掩盖罪错缺点，就不会进步，就没有新生的希望。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而且，事实上，拉了命债而不忏悔，不良心发现，这样的人能睡得安稳，能心安理得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吗？

对于一个拒绝忏悔的党，你能保证它不会为了它的权力而“七、八年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个拒绝忏悔的民族，你能保证它不会再次发疯参与制造浩劫？对于一个拒绝忏悔的人，你能保证他不会为了一己私利而打死别人？

想起阿木 “反省文革中的自己”里提到的一则伊索寓言，一只在天上飞翔的鹰被箭射落， 临死前发现那支箭是用自己的羽毛做的……

不再“杀第二个人”，还是“不断杀下去”，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

 

 

我祈祷，为突然被强暴者夺去生命的32名无辜者。本是彼此相爱的兄弟姐妹，却在两个小时前后化为烟尘……愿兄弟姐妹安息！

这两个小时前后，那个尚没有公布姓名的元凶，也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据说，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中国留美学生，于2006年8月7日从上海出发，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登陆，持学生签证入境，今年24岁。

我目前尚不知道中国政府如何表达本国的立场，也不知道这名涉嫌杀人的男子的家属能否站出来介绍这个男子的背景、经历，以及能否给予遇难者家属表示全心的安慰和哀悼。

如果来自这个不幸者家庭的人员能够安慰更多死难者的家属，那么他们一家也能得到来自对方的安慰。彼此相爱，而不是彼此相恨，能够做得到吗？

任何罪恶都是基于仇恨的最初种子，小的就是大的，最初的恶就注定是最后的恶果。我们的创造者在最初造人时，已经得到自由意志的亚当却以自己为本，任意违背神，犯了罪，种下了恶。接着他的儿子也在延续他的罪恶，于是就发生了该隐把亲弟弟亚伯杀死的悲剧。

仇恨，源于没有爱。没有爱的结果，就只有死，仇恨的死去。

我们看到仇恨是多么可怕，据4月17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的细节，制造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据称他在大学的宿舍楼里与女友发生了争吵，他怀疑女友与他人约会。一名学生顾问对他们进行了调解，但他拔出手枪将女友和那名学生顾问射杀。这名凶手在两个小时后闯入校园另一端的工程系教学楼，向教学楼内的师生开枪。学生马奥伊称：”他身上携带了大量的弹药，他穿着一个插满弹夹的背心，他向教室开火。”这名凶手在制造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校园枪击案后被射杀，至少有33人在这起枪击事件中丧生，15人受伤，警方相信，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上周（4月8日至14日）遭到的三起炸弹威胁是这名男子所为，他试图借此来测试校园的安全反应措施。可被周密计划好的犯罪事实是，校击案发生的建筑物的出口，都被这恶者事先用锁链捆住，以防止警方进入。

仇恨如何入心，罪恶就如何泛滥，在中国也不例外。据报载，中国某地曾经有个女子，10年前被拐卖到某个小山庄。她从来没有试图逃走，只是少言寡语。生下一儿一女，日子仿佛过得挺安生。她对丈夫公婆都不错，乃至让村里人都忘了她的不幸身世。直到10年后的一个大年夜，她一把火烧掉了新盖的三间楼房，因为门窗全被她事先封死，一家人无一逃脱。据说这个案子，谁也找不出她的作案动机，唯一合理的猜测，是仇恨入心发了芽，疯长成一棵狰狞的树。

现在看看那名持枪杀人的中国男子，其仇恨已经肆意泛滥，与那个被拐卖的女子同样的杀人不眨眼。我们看到，每天都有人因为仇恨而被杀，其恐怖已经伤害到我们每一个人了，这些施暴者眼里只有自己的仇恨，无视他人的存在，视生命为无物，容不得半点美好，半点爱。

今日美国的悲伤，也是今日中国的悲伤，中国的悲剧已经传染到了美国，被拐卖女子的仇恨和行凶手段已经被那名中国留学生”嫁接”了过去，疯狂地成长。我们看到，美国的悲剧已经不能幸免了，美国总统布什站了出来，提议美国上下为在枪杀事件中死亡的人员哀悼，并为他们以及家属祈祷。他还说，学校原本是学生安全求学的地方，而当这样的场所都遭到侵犯的时候，这种冲击力是全国性的。其实，通过美国的悲剧可以看到，施暴者的罪恶行径，所冲击的不仅仅是美国全国性的，还是全球性的，若”这场严重的悲剧”得不到很多的正视，恐怕罪恶还将继续……

通过悲剧，我们是否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如何让爱化解仇恨，让罪恶者冰冷的心获得温暖，避免仇恨的播种、发芽、成长呢？

 

一把打开“胡适研究”之门的钥匙——读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作者：张伟国

近年来随着海内外华人对自身传统思想文化的探索，胡适的贡献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胡适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海峡两岸都出版了四百万字的《胡适日记全集（编）》，在此基础上，台湾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社”院士丛书”2004年5月初版了余英时的新书《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是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197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2001年6月自普林斯顿大学聘讲座教授荣退。近年来他还一直担任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

余英时教授的这本胡适研究新书，根据《胡适日记全集》的内在线索，把胡适一生分成几个阶段，并分别指出其与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关联。几乎在每一阶段，胡适个人生命史上一向都存在着一些或大或小的疑点，余先生仅择其较有关系者，予以澄清。”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即让胡适自己说话，尽量还胡适一个原来面貌。比如，留学时期的博士学位问题、胡适的哲学素养；新文化运动初期与王国维的交往、为毛泽东修订”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及与陈独秀”狠干”梁漱溟”蛮干”不同的”从容漫步”；大革命时期：胡适除了学术创作上的高产，也写了一系列批评国民党的文字，”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以及萌发创建”自由党”的念头，再有从1926年到1941年间在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出现的思想波动；新北大（1931–1937）时期：他重回北大任文学院院长，与傅斯年一同鼎力帮助蒋梦麟校长改革北大，并以此带动全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参加”国难会议”，主编《独立评论》、”一二九运动”中与青年学生的关系；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1937–1946）从主和派转变为主战派的内里乾坤及良苦用心，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成就及卸任后在美国的游学生活……

内战时期（1946-1949）胡适回国任北大校长，”以振兴中国的高等教育为己任”可惜时不待我，鉴于欧洲国家抗战武装与国家军队冲突的血腥教训，他曾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共放弃武装，以和平方式参政，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在当时两极化的政治形势中，胡适一方面政治上站在国民党一面，另一方面却又坚决不参加政府，是因为他基于如下理念：与中共势不两立、中共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阻中共得势，只有现政府不倒而改进；要有自己的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保持抵抗中共得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

落日余晖（1949-1962）这一阶段分两个时期，49年4月到58年4月寄寓美国，为美国外交季刊撰文”斯大林战略中的中国”，给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白皮书”正本清源”，批驳了美国外交界影响对华政策的”中国专家”主流观点；58年4月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定居台北，直到逝世，期间他领衔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刊物命名，并任发行人），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和雷震入狱，这两件事在他生命最后一程占据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言论自由追求和对结社自由的坚定支持，展现了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念。

在余英时看来，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都已经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理由很简单，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位置，他一生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更宽阔，因此他观察世变的角度自然也与众不同。更难得的是，他在日记中保存了大量反对他、批判他、甚至诋毁它的原始文件，这尤其不是一般日记作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现今中国知识分子从胡适日记中可以汲取相当丰沛的养料。而余先生的这本新书恰似给我们现代人提供了一把深入了解胡适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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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王小波逝世十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格外多又格外莫明其妙。《南方人物周刊》借王小波说十年思想文化界的变革，多少不再局限于给王小波乱扣帽子，算是有点意思的角度。但文章可读之处却不多，比较有意思的只有王小波外甥的访谈，令人感慨“王小波”其实也扛不过十年社会的变局，眼下这些喧嚣的纪念就是一例。

　　　　

《南方人物周刊》，定价：6元

英国掀起《哈利·波特》大结局竞猜热

　　7月21日，罗琳就要公布《哈利·波特》最后的结局了。

　　《哈利·波特与死圣》成人版（左）和儿童版（右）的封面。

　　7月21日，罗琳女士就要向全球的“哈迷”们公布《哈利·波特》最后一部的“可怕”结局了，大家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小说作者罗琳已经正式公布《哈利·波特》第7本的书名为《哈利·波特与死圣》（HarryPotterandthe DeadlyHallows），并宣布在主角哈利、罗恩、赫敏之中将有两人死去。难道罗琳真能忍心把和我们朝夕相处了十个年头的哈利·波特“处以极刑”吗？

　　经过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的门口，我不禁想起每年7月中旬，新《哈利·波特》发布的前一天，出版社里挂满彩色气球，那时有无数的大小哈迷们聚集在广场上，欢呼雀跃。

　　哈迷们会一直坚守到午夜售书，在困倦与喜悦中翻开新书，与哈利·波特再度相逢。

　　现在，距离新书发布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所有哈迷们也就越来越难以抑制对于结局的疯狂猜测。但是，只有罗琳才知道小说人物的最后命运。

　　罗琳女士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最小的女儿才两岁，她想做个好母亲，今年肯定要把哈利·波特的故事最终收场了。日前罗琳对记者说：“每当我想到将不会再写出包含哈利、罗恩、赫敏这些名字的句子，我就感到伤感，但是，也有些许的欣喜，因为家庭生活对我非常重要。我将确切地告诉大家，在《哈利·波特》之后，我将不会再写魔幻作品了。”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结束哈利·波特的故事，罗琳女士就很可能让哈利在最后一场战斗中像英雄一样献身。这并不是因为罗琳女士心狠，她不仅绞尽脑汁把哈利与伏地魔之间的每次较量写得惊心动魄，还特别看重《哈利·波特》作为魔幻文学经典的整体质量，尤其是在受到某些正统文学评论家的指责以后。以庄严的悲剧风格结尾，而不安排庸俗的大团圆式结局，绝对是她最中意的选择，可见，哈利的命运真的有些凶多吉少了。当然，无论是让哈利、罗恩还是赫敏牺牲，对于每一个忠诚的哈迷来说，都是不可忍受的，但罗琳好像意向已决。在英国ITN电视台的TalkShow节目里，当小哈迷问罗琳：“我们能不能在小说结尾仍然看到哈利和罗恩在一起？”罗琳阿姨笑着说：“那他们首先得能幸存到最后，要知道，我会处死不少角色呢！”既然最终结局已经成为大家热猜的话题，记者们就四处奔跑，寻找每名有发言权的人士。在美国负责朗诵有声版《哈利·波特》的演员吉姆·戴勒最近透露，最终死去的很可能包括哈利·波特本人：“罗琳和哈利·波特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太久了，她真的很想杀掉他！”再听听扮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里夫的说法：“我认为在第7本书结尾，哈利·波特必死无疑，其实这是个很好的结局，”他又解释道：“我也不想让故事如此伤感，但如果不这样，整个系列的黑暗色彩就无法贯穿始终。”越来越多的英国网站正在发疯似的开展网友竞猜活动，在“萨弗里”网站上，一位哈迷网友这样写道：“第七本的故事线应该如此：哈利、罗恩、赫敏在一起参加比尔的生日派对时，突然发现了魂器，这令他们险些丧命，幸亏被赫敏的愈合法力拯救。伏地魔正在霍格华茨魔法学校给金妮设下圈套，就要得手时，哈利、罗恩和赫敏与凤凰社全体同学得到了……马尔福的帮助！

　　最后，伏地魔罪有应得、‘死得其所’！全书到此结束。”几乎所有的哈迷们都不愿意预测哈利·波特遇害的结局，但谁也不能掌控罗琳的思路。正是为了防止那些特别投入的超级哈迷们难以承受新书悲惨的结尾，最近华特斯东连锁书店发言人说：“这次《哈利·波特》结局可能异常悲惨，相信不少哈迷难以接受主人公死亡的事实，因此我们计划建立辅导热线，向他们伸出援救之手。”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其他地方，每个哈迷朋友都在激动而又“恐惧”地等待着7月21日，当他们亲手把《哈利·波特》7拿到手的时刻·……

　　□艾曦（发自伦敦）

 

胡适以白话文运动享盛名，平生亦以身作则，作文总要尽量白话化，满纸“的”、“了”，以符合其白话文宗师的身份。

周策纵早在《论胡适的诗》里指出：“他最大一个毛病或痼疾，就是用‘了’字结句的停身韵太多了。”此外，胡适尤其好用“的”字：他自己的日记，不叫“胡适日记”，偏要作“胡适的日记”；给友人丁文江作传，不叫“丁文江传”，偏要作“丁文江的传记”；他侄子的诗集，偏要作《胡思永的遗诗》；就连所藏的《散原精舍诗》，封面也亲笔题曰：“陈三立的诗集两册……”就不能说“陈三立诗集”吗？

胡适的白话运动固然大获全胜，但对这个“的”字的使用，其朋友学生并不全盘接受。陈垣年长于胡适，与胡平辈交往，张守常《回忆听援庵先生讲课》提到陈垣讲佛教史籍时的情形说：“……不记得是讲从什么书到什么书了，为了说明前几种书打乱了再写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化学的’；另有一种情况，是前几种书凑成后一种书，他说这是‘物理的’，设喻恰当，使人易解。写罢板书，他又加上一句‘陈援庵生平第一次这样用的字’，引得大家微微一笑。”这想必含有揶揄胡适的意味吧。

胡适对沈从文有识拔之恩，但沈的文字也不类“胡风”。温梓川《沈从文像小商人》就说：“沈从文的文章轻易不用‘的’字。诚如萧乾所说，这个‘的’字照文法家说，是应该放在形容字下面，但文法是给守法不甚严谨的人预备的，那阶段我们皆须经过，这个‘的’字往往成为欧化文中句的致命伤，在流畅的行文中简直像一粒粒搅在米饭里的沙粒，破坏了文章的流畅。”

对胡适文字的过度白话化，唐德刚《胡适杂忆》曾有批评：“为着辞句表达的简洁有力，胡先生说起话来也常时是‘文乎，文乎’的。但是写起文章来却偏要用一些既不适用，又不清楚而念起来别别扭扭的‘白话’！何也(恕我未用‘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言以蔽之，提倡白话文的祖师爷，写起传世文章来，岂可自犯其清规戒律呢？！这是个祖师爷底形象(image)的问题。适用不适用，自当别论。所以他就木匠顶枷，自作自受了。”

可是，胡适到底是文言文时代的过来人，他无法做到百分百的白话化。他身上还保留着一个最不白话的标志，那就是他的字——适之的“之”，也就是“之乎者也”的“之”啊，这是白话祖师爷身上藏不住的狐狸尾巴。因此，当年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张丹爷就开玩笑说，“胡适之”三字，应当译成白话文“到那去”嘛！

 

 

三联书店正在刊行“曹聚仁作品系列”，已出和未出书目叠加起来，竟有二十五种之多，规模可谓盛矣。虽说曹氏的书此前也曾读过一些，奈何此老著述太丰——计有四千余万字，若非有志作专门研究，想必很少有人会读尽其书的。此番三联新刊曹著，目前市面上见到的似仅《山水　思想　人物》与《上海春秋》两种，但这两种恰是我未读过的，欣然置之在案，大有读着手里的盼着心里的意思。

当然，聚仁先生的书并非本本都让我感兴趣的，因此只能就性之所近选读一二，而《山水　思想　人物》与《上海春秋》就在此列。曹氏自云：《山水　思想　人物》所收皆为“近十年间比较得心应手的文字”(言于1956年)，而友朋也视之为“传世之作”。看上去有点广告嫌疑，但读完之后确乎难持异议。只是我还有这样一点想法：曹氏谈学问、讲掌故、论风物自是一绝，然于时事，其论未必高明。何以见得？前半部分已不必说，正所谓谁看谁知道，只说议论时事。此实缘于前段时间重读《北行小语》，当时真可谓是边读边摇头，终至废书不观——曹氏对1950年代中国社会之研判多不能让人苟同，甚或有幼稚天真之嫌。比如他对“百花齐放”的理解，竟然仅限于地方戏的花样和“问题戏”的重演，至若所谓“没有副官和宪兵的国家”之论也让人暗自苦笑。可是看《山水　思想　人物》书中《从望平街到棋盘街》一文，其对新旧易代风气陵替之叹本不失自由主义者的本色：

“过去这一个世纪的望平街，原是不平凡的，即算不是时代的灯塔，也必是世纪的风信旗。……而今的望平街，真的冷落下来了；作为新闻岗位上的一个老兵，对着这茫茫一片的世局，真有搔首问苍天之慨！”

“今日的棋盘街，新华书店有如太阳，居中心地区，环绕之则有‘生活·读书·新知’的三联，开明书店、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是卫星。……正如望平街的风云变色，棋盘街也彻底改造了一番，以商务、中华之雄厚悠久，也只能苟延残喘了！”

何以北行之后，曹氏就对所谓海外之于新中国的论调那么不耐烦了呢——认为只是无知妄说？这是颇值玩味的。或许其毕竟是旧式文人，至少是习气太重？又或许其过分追求“知共”，以致为浮云遮望眼？

且放下这个话题，换个轻松的说说。在《听涛室人物谈·郁达夫的苦酒》一文中，曹氏有这样的话：“我对达夫兄说过：‘你是比我更看不破的人！可是，人生不可太执著，太执著太认真，就会闹笑话的！’结果闹笑话了！明知是苦酒，只好一口一口喝下去了！”这里所谓郁达夫看不破，是指他怀疑妻子王映霞与别人有染，极度自卑自虐之下竟公之于众，结果彼此都很难堪。曹氏的意思是不是让人不要执意追求完满？似乎是的。在《山水　思想　人物》一书《绩溪——胡适的家乡》一文中，也有这样的话：“他的夫人江冬秀，也是绩溪人，父母代定(带上一点什么亲)，小脚，识字不多，而这位时代前驱的思想领袖，并不曾闹离婚、恋爱一类的桃色新闻，这原是他的聪明之处。”可是在这里我要纠正聚仁先生的一个错误，胡适“这位时代前驱的思想领袖”并非没闹过“恋爱一类的桃色新闻”，韦莲斯是何许人？陈衡哲又是何许人？当然，胡适与韦莲斯的桃色新闻是近年才为人们所知的，本怪不得聚仁先生没有“先见之明”。

与《山水　思想　人物》的“散漫”比起来，《上海春秋》就简直是部城市历史的专著了，尽管采用的依然是随笔的形式。在今人的直觉里，“大上海”、“上海滩”无疑带有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朦胧而又真切，遥远而又切近，很想把捉又难于把捉，看《上海春秋》或许可以一解心痒，领略一个真切的“旧上海”。不过我最心折的还不是这种认识价值，而是聚仁先生对一座城市的亲近和熟稔。看他谈上海的角角落落，以为他是个上海土著，其实只不过住了二十多年而已，而且自称一直是个未融入其中的“土老儿”，这就让人不得不佩服了。试问我们这些“新客家”，现在还能如此深入地体会一座寄居其中的城市吗？虽然《上海春秋》之作也有以正海外视听之意，但并不像《北行小语》那样直接急切，甚至完全可以忽略。于是我想：新中国成立后，聚仁先生如果只写这样的文字该有多好啊，何必去写那些让人遗憾的“时事报道”呢？

□延伸阅读

《北行小语》，曹聚仁著，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22.00元。

《书林又话》，曹聚仁著，上海书店1999年9月版，30.00元。

 

 

□　现代学林点将录。正榜头领之二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庵，号观堂；浙江海宁人。

王国维的生涯学问，大致可以辛亥革命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在思想学术上是维新派，以新学（西学）为尚，嗜习哲学，专攻文学；后期则转为文化政治上的遗老派，回归古学（国学），而以史学为志业。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为王氏前期两大名作。《词话》辞简意丰，表面上是中国本位的谈艺录，只是传统词话的继承；然而其中的别有会心之处，非有西方文学及哲学的素养绝不能道。王国维《词话》以主观领悟取胜，钱锺书《谈艺录》则以引证浩博取胜；而论文艺学术史上的地位，则王氏之轻，固不逊色于钱氏之重。《宋元戏曲考》为戏曲史的开山之作，王氏自称：“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献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其一空依傍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辛亥之后，王氏感伤满清之亡，耻食民国之粟，于是追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并受罗氏的影响和帮助，尽弃早年所学而“反经信古”。当其时，作为旧制度的清室已土崩瓦裂，而作为旧文化的国学亦花果飘零，故二人将遗民的心事寄托于学问之中，以抱残守缺之志，为存亡续绝之业；王氏之所以由外缘的西学返回本土的中学、由枝叶的文艺之学返回根本的经史之学，即出于这种思想背景。故罗王之学，自学术本位而言，为考古的学问；而自政治本位而言，则为流亡的学问也。此后十数年间，王氏涉猎极广，举凡甲骨金文与经学小学，边疆民族与历史地理，流沙坠简与敦煌遗书等等，皆多有发明。而最享盛名者，自然要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两篇，其要旨在于以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互证，钩沉出殷商一代的帝王世系，发千古未发之覆，遂成就“新史学的开山”的洪业。

对于王氏的成就，当代几无异辞，其国学大师的形象，近乎完满无缺；而在王氏所处的时代，却不尽然。如孙德谦责备他的考证穿凿而无关宏旨，张尔田暗示他重考据轻义理，章太炎反对他以甲骨文证古史，黄侃讽刺他匆忙立说、学无根柢，邓之诚批评他虽有创见而好赶时髦，钱穆则斥责他取巧捡漏、以考据代学问。对这类评论，宜作两面看：一方面此数人治学皆偏于守旧，都不能如王氏据新材料而有新发现，故其态度不免有酸葡萄的心理；另一方面，王氏研经考史确为半路出家，所凭藉者实在于迅速的悟性，而不在深厚的功力。

按：王氏的情形略同胡适。王、胡二氏，可谓近世以来学术史上最有发明、最多成绩者，而皆不纯以所谓学术功力取胜。盖二人对西方学问都能登堂入室，有思辨的根底，故从事考证，实为以难就易；可知考证学的境界，不能仅从考证本身达到，不能仅依赖单纯的文献积累，而需要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及视野。胡适曾批评清儒太重功力而不重理解，实不啻为自我作辩护，亦不妨视为替王氏作辩护。

王氏应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之后，还保留着作为遗老标志的小辫子。据说王氏夫人曾劝他：“来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东西做甚么？”王答：“正是到了这个时候了，我还剪它做甚么！”

1927年，王氏以五十岁的盛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成为近代文化史一大公案。关于其自杀的原因，世论纷纭，但无论如何，当时北伐军黑云压城的政治阴影，是对王氏最直接最重大的刺激。王氏与梁启超、陈寅恪号为清华研究院三巨头，但陈氏系后辈，当时著述亦仅寥寥；论名望及成就，实以梁、王并峙，分别为近代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的巅峰。王自沉后不足两年，梁亦病逝，终年也不过五十六岁；如此一来，近代知识界两大巨擘先后凋谢，国学研究院遂终成昙花一现。

王氏性格内向，但偶尔亦有顽谑之举。清末他在北京时，名士蒋黻曾集杜诗为春联云：“傍人错拟扬雄宅，异代应教庾信居。”王氏竟偷偷将春联改成：“傍人错拟杨雄宅，半夜须防石秀刀。”在新年大吉的时候，硬是将文人墨客的雅舍，比作梁山好汉的凶宅，可谓谑而近虐。这可见王氏也有性格促狭的一面。

诗曰：境界三重独上楼，卜辞证史溯殷周。若无一曲昆明水，或恐追随到满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