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严正学的下落问题总算有个正式的答复了——今天上午，台州市公安局正式告诉严的妻子朱春柳女士，她的丈夫被刑事拘留，现关押在路桥看守所。严正学“失踪”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以前——10月18日那天晚上，严正学打电话给我，说他刚刚从北京回来，一上网，就看到了由我起草的浙江部分民主人士悼念林牧先生的唁电，要求我今后碰到此类事情如果他不在，就替他签个名。我向他说明了浙江十来个朋友联名悼念林老的原委，刚说了几句，老严突然告诉我，“公安局的人来找我了，等会儿再说吧……”电话中断了，从此就失去了联系。对我来说，这个星期心里特别乱，开始是林老去世，议异人士举国哀痛，我一边着手为林老的去世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一边还得应付公安方面的关注，10月18日那天，我在纷乱中勉强静下心来，含着泪水好不容易写好了缅怀林老的文章，本想可以歇口气了，偏偏当晚老严又出了事。这些天一直在为老严的下落打电话、接电话、写稿、发稿，阿弥陀佛，现在老严的下落总算肯定了！ 这些天，最焦急的当然是老严的妻子，为寻找丈夫的下落，朱女士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从北京赶回台州，其心情之难受，可想而知。我正不知道台州警方的当权者是如何想的。人生谁无妻儿，谁无父母？碰到这种情况，谁的亲人能够不焦急呢？或许要抓严正学是上面的指令，台州警方只是执行者，为保饭碗，不能不抓，这还可以理解——如果还能在生活上对严正学作点人道主义的照顾，那就是功德无量了；可是，上面大约不会要求台州警方对严正学抓而不告吧？为什么非要“创造性”地搞一套呢？我多次接触过台州警方的一些人，思想极左僵化喜欢整人的人有，但大多数似乎也有平常人的同情心和人情味，政治观点尽管不同，人道主义总不能否定吧？抓了人，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家属，这是起码的程序，这么做，既能够减少人家家属的痛苦，又绝对不会影响你们的乌纱帽和饭碗头，得方便处且方便，为什么非要做那种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的事情呢？ 朱春柳女士每次跟我通电话，末了总要说句“谢谢你”，我说用不着谢，老严的事就是我们的事，因为我们都是同命运的，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和追求。正因为这一点，老严出事以后，许多朋友都及其关心，重庆的邓焕武先生、湖州的范子良先生，这两位可敬的老者都多次打电话询问，这几天毛国良先生也为严正学的事寝食不宁，今天下午，湖北的刘飞跃先生也专门打电话向我询问，还主动帮助联系媒体采访。最令人感动的是《民主论坛》的主编洪哲胜先生，这几天，头天晚上（纽约应该是早晨吧）他一收到我发的有关严正学的报道，马上就回复了，第二天早晨打开《民主论坛》就能看到报道，而且还主动介绍给其他媒体。一个与我们素不相识、更无谋面之缘的台湾同胞，一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忠厚长者，竟如此关心大陆受迫害的民运兄弟，这真正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我历来认为，大陆民主运动最缺乏的是一种道义的力量，是一种抱团的精神，参加民运（或曰维权运动）先得学会做人，比比洪哲胜这位来自台湾的长者，某些喜欢内斗的朋友难道不感到脸红吗？ 我感到严正学就是一位极具道义力量的朋友。我与严正学虽然都是台州人，但我们相识其实还不到两个月。我在临海，他在椒江，此前我与老严互相都知道对方，但从未谋面。我最初听说严正学是在1998年，那时他在北京生活，一次跟徐文立通电话，老徐随便说起，北京有个你们台州来的朋友叫严正学，是个画家，但那时有关严正学的信息仅此而已。以后通过网络逐渐了解了严正学为民主事业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今年夏天得知老严帮助温岭农民组建农会筹委会的事情以后，我开始对严正学逐渐产生了一种敬仰之心，觉得台州出了这样一位有才干的民主志士，太难得了。他在椒江经常与贪官污吏“过不去”，敢于为弱势群体，为那些当今社会被压在底层的人说话，这些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滋生了一种迫切要与严正学交朋友的念头。刚好，九月初老邓焕武先生来临海我家玩，提议把严正学也叫到临海来一起玩，我高兴极了。跟有的人接触一辈子你还会觉得陌生，跟有的人交朋友一见如故，老严就是后一种人，他有一种道义上的魅力。邓焕武先生是严正学的老朋友了，他在我面前反复称赞严正学是一个“伟大的朋友”，我觉得老严确实堪称“伟大”——人格上的伟大。他长我三岁，个子高高的，虽然六十多了，但很帅气，又很温和，初一见面我就感到这是一位老练而可靠的兄长。老严话不多，但话匣子一打开就一泻千里。他跟我们说起他的遭遇，他的民运经历，他对民运一些人和事的看法，令我感慨唏嘘。我此后才浏览了他写的回忆录《路漫漫》和《阴阳陌路》，这才得知他为了自己的信念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但他十分宽容，不仅仅对朋友，也包括对那些迫害过他的警察，他说起自己受迫害的往事的时候，仿佛是在说别人的故事，平静、浪漫、幽默，一点也没有常人受迫害以后那种耿耿于怀的感觉。 这样一位令我敬佩的朋友现在正在那没有阳光的地方受苦受难，我怎么能够安心生活呢？我但愿老严能够早点恢复自由，我也能因此早点恢复心的平静，但理智告诉我，如果没有朋友们的齐心协力的关心，没有国际舆论的压力，老严这一次要重获自由恐怕很难了。老严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的夫人朱春柳女士喜望独立中文笔会和记者无国界组织以及其他人权团体能够关心他的丈夫严正学，老严遭难一星期了，我不知道独立中文笔会是否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我不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如果笔会会员朋友们看到了这篇文章，我希望能够转告。我期待着，期待着关心严正学的普遍舆论，期待着严正学恢复自由的日子，当然同样期待着高智晟、郭飞雄、力宏（恕我不一一列名）等等一切因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而失去自由的朋友们恢复自由的日子！ 2006年10月25日深夜匆匆

　

【2006年10月26日狱委讯】 中国－法国 法国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第一天：他这次访问中会讨论言论自由吗？ 法国总统希拉克开始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记者无国界质问他是否打算在这次访问中提出言论自由问题. 最近几个月来,这个国家通过其宣传部门和公安部门已经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记者,互联网和外国媒体的控制。 这个主张言论自由的组织认为:在总统任期内最后一次出访中国时,如果对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不做任何表示的话,是会令人震惊的。从法国对这种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人权侵犯行为的一贯沉默反映来看，你们中国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对共产主义者首领们的礼节性关系,科学合作和签订经济协议的政策.。但与人权实质无关。 希拉克今天将通过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及人大主席的会谈，并在北大发表演讲而开始其对中国的访问。 记者无国界问道：既然这次访问不太可能签订重要的商业合同，何不公开坦诚的讨论一下人权问题？这一次访问中,外交部不能宣称法国人的工作机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更重要的是，胡锦涛不是自由主义者，最近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以及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戏剧性的证明了这一点。 这个组织继续问道：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的官员对中国的访问前,通常伴随着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但却对这次法国总统的访问没有任何表示。恰恰相反，最近几周有不少网络异议人士,律师和维权者被关。难道说让世人知道法国政府就人权问题态度的能力不适用于中国? 记者无国界还提到，总统将在哪个以多次发起中国主要民主运动而著名的北大的演讲。尽管大多数学生因为天安门事件后严格的审查制度，而对1989年6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事件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 可是如果总统您在与他们谈到自由问题时自我限制,并且仅仅是做模糊的泛泛而谈，这会是令人遗憾的。 至少有32名记者和52名网络异议人士以及互联网用户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监狱。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法、英文版本为准。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对我的提名。感谢李普、何家栋、金钟先生对我的推荐。

感谢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再次给我这个奖，能让我和3位我由衷钦佩的同道见面。

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

我留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那年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盛情邀请我的丈夫代我前来领奖。这令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我丈夫谈判，说只要配合会尽快给我办理保外就医。

为我早日获得自由，我的丈夫放弃了珍贵的邀请，事实证明当局只是欺骗。

我第一次被捕是于1989年6月3日早晨上班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我和绑架我的警察，都成为没有听到当晚枪声的人。

几天之后我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利高层政治斗争的深层报导，才在香港一份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记者，我成了中国政权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的一张人质牌。

我于1993年再次被捕。拘留证上除了姓名、日期，真京都是空白，没有任何解释我是犯了哪条法律──因为对我的逮捕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3个月之后，我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以六年有期徒刑，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后优秀的传统。

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

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

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钜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

六四之后，我也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遇，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IWMF)第十七界年度“新闻勇气奖”获奖人：(左起)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May Chidiac)、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Jill Carroll)、墨西哥名记者伊琳娜．波尼压陶斯卡(Elena Poniatowska)以及来自北京的著名自由记者高瑜

高瑜答谢致辞 高瑜手捧“新闻勇气奖”奖杯 华道夫酒店会议厅现场嘉宾

独立中文笔会综合报道：10月24号，纽约华道夫酒店，上千嘉宾列席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第十七届年度「新闻勇气奖」颁奖午餐会。今年的获奖者包括： 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以及来自北京的著名自由记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74的岁墨西哥名记者伊琳娜-波尼压陶斯卡获「终生成就奖」。

「新闻勇气奖」委员会主席朱迪-伍德拉夫在开场致辞中说道：「今年的获奖者致力于公正诚实的报导，甘冒风险，承受痛苦的后果，她们所做的一切，使她们走在新闻自由的最前列」。

28岁的基督教科学缄言报专栏作家吉儿-凯罗尔，今年一月与她的司机和翻译一同在伊拉克被绑架，她的翻译被当著她的面枪杀，她被关了82天后获释。

黎巴嫩广播电视公司名主持人梅-齐地亚克， 去年9月，她的驾驶座下被人放了炸弹，她在爆炸中失去了左手和左腿，为此经历了26次手术。她相信是因自己直言报导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侵占而遭到报复。她在致词时表示，「虽然我仍被威胁，但会继续我所做的」。

在介绍高瑜时，华盛顿周刊执行编辑格温-艾费尔说：「中国是世界上关押记者的最多的国家。不听话的编辑和记者被解雇或降职，与当局、中宣部口径不一的出版物被停刊，虽有千万的网民，但却被当局安装了防火墙」。

现年62岁的高瑜，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89年6月3号在上班途中被捕，几天后，她对民运和高层斗争的报导在香港一份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高瑜成为中共政权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的人质牌。

这次高瑜的推荐人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刘晓波向记者表示，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受到迫害，高瑜的获奖，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此的关注，如果没有国际的关注，无论是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还是自由作家的空间还会更小。他说：“中国现在的言论状态仍然没有改变。许多新闻工作者受到一系列的打压迫害。同时对新闻媒体的整肃也是比较厉害的，特别是2004年以来，比如像轰动海外的‘冰点’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能把这个勇气奖给高瑜，独立中文笔会，做为推荐组织，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同时也感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对中国记者受迫害的关注。”

高瑜说：「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我曾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邀请她丈夫前来领奖，令中共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她丈夫谈判，以给她办保外就医为条件要求他配合，他丈夫放弃领奖后发现被当局欺骗。 1993年她再次被捕，但拘留证上没有写任何罪名。 13个月后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6年徒刑。

她说:「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著优秀的传统。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 她说: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她引用中国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 当被问到面对中共强权，这些年来她有否怕过时，高瑜说：「强权就是要人们怕它，不光是让记者害怕，它要让全国人民都怕它。现在讲和谐呢，就是拿著枪，让老百姓都趴地下，它就和谐了。所以你不能怕它，如果怕它，那中国的前途、一切就都完了」。她认为国外的人对中国的最好帮助，就是将真实的信息让更多的大陆中国人知道，因为她认为在中国以外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更真实。

高瑜曾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无疆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

当问到面对中共强权，这些年来她有否怕过时，高瑜说：“强权就是要人们怕它，不光是让记者害怕，它要让全国人民都怕它。现在讲和谐呢，就是拿着枪，让老百姓都趴地下，它就和谐了。所以你不能怕它，如果怕它，那中国的前途、一切就都完了”。她认为国外的人对中国的最好帮助，就是将真实的信息让更多的大陆中国人知道，因为她认为在中国以外得到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往往更真实。

高瑜生于中国重庆，原在中新社工作，1989年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不久该报被停刊，1994年北京当局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其六年监禁。1999年2月以保外就医名义获释。她曾获国际报业发行人协会在法国巴黎颁发的“自由金笔奖”，IWMF“新闻勇气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吉耶尔莫．卡诺新闻自由奖、记者无国界新闻奖、全球20世纪的新闻自由英雄奖。

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新闻勇气奖”设立于1990年，用来嘉奖在危险和艰难的情势下，坚持新闻独立自由并展示超常坚毅和诚信的女性新闻工作者。今年该奖项颁奖还要于11月2日于洛杉矶举行。美国银行是“新闻勇气奖”全美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高瑜答谢致辞：

感谢独立中文笔会对我的提名。感谢李普、何家栋、金钟先生对我的推荐。

感谢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再次给我这个奖，能让我和3位我由衷钦佩的同道见面。

1995年，我第一次获得勇气奖，那时我第二次被捕正在北京最偏僻的一所监狱里服刑。

我留给当时的中国司法部部长写信，要求书面向颁奖典礼表达我的谢意。我的信被狱警当场撕掉。

那年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曾盛情邀请我的丈夫代我前来领奖。这令当局恐慌。北京市安全局与我丈夫谈判，说只要配合会尽快给我办理保外就医。

为我早日获得自由，我的丈夫放弃了珍贵的邀请，事实证明当局只是欺骗。

我第一次被捕是于1989年6月3日早晨上班途中被北京市安全局绑架。我和绑架我的警察，都成为没有听到当晚枪声的人。

几天之后我对于这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利高层政治斗争的深层报导，才在香港一份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

作为一个记者，我成了中国政权向西方表示强硬立场的一张人质牌。

我于1993年再次被捕。拘留证上除了姓名、日期，真京都是空白，没有任何解释我是犯了哪条法律──因为对我的逮捕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13个月之后，我被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以六年有期徒刑，附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中国从19世纪建立了现代传媒，新闻从业人就有后优秀的传统。

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消灭了中国的民营报纸，也用政治暴力阉割了中国新闻人的独立精神。

当局对历史要求忘却，对现实要求粉饰。讲真话，报导真相的新闻记者都要被开除，甚至更糟。

今天让我想起中国报业钜子、新闻独立的先驱史量才先生的话，“你有枪，我有笔。”史量才先生1934年被国民党政府的特务枪杀在杭州西子湖畔。

六四之后，我也一直处于“你有枪，我有笔。”的境遇，这也是历史对我的选择。

华裔女作家巫一毛（Emily Wu）的英文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Feather in the Storm：A Childhood Lost in Chaos），在2006年10月3日由美国最大出版社蓝灯书屋出版后，已吸引美国媒体的关注。多维社从文心社新泽西分社获悉，巫一毛将在10月25日在纽约市举行新书签名会。

《旧金山纪事报》、《新闻周刊》等美国媒体日前发表文章，对巫一毛的英文自传进行了介绍和点评。《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是一个天真无辜的小女孩在中国当代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令人心碎、让人震撼的自传。

《等待》一书作者、美国“国家图书奖”获得者哈金评论说，《暴风雨中一羽毛》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它讲述一个少女在狂暴的，被革命摧毁的中国成长的故事。它揭示了人民惨痛的受难，其中许多人暴死，其它人苟活下来。这篇丰富多彩，自成一格，令人心碎的故事涵盖人的残忍，愚蠢和善良。归根结底，它是对百折不挠的人的坚韧和生命力的见证。

《上海生与死》一书作者郑念对巫一毛的新书评价道：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

图爲巫一毛档案照。(资料图片）

现居在加州的巫一毛，是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曾任硅谷数家电脑公司高级主管。中、英文作品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发表，并入选多本诗歌、散文、小说集。

英文原着由巫一毛和Larry Engelmann合着。以下是文心社新州分社提供的巫一毛英文自传的故事梗概：

故事发生在安徽省，从巫一毛三岁生日（1961）去劳改农场和病危的父亲见第一面开始，到她十九岁（1978）离开插队的山村结束。书中配有18张珍贵的黑白照片。

读者看到一毛遭受的一系列磨难。尚未出世，她父亲，着名翻译家、作家巫宁坤教授就因为“极右分子”罪关入劳改农场。一毛全家因此受株连，成为“黑色”家庭，长期受迫害。

文革开始后，一毛被打骂、污辱、强奸，看着爸爸带着高帽字、挂着大牌子挨批斗、掏茅坑、焚烧自己的书籍。

一毛的父母被迫离开孩子们，到农村去“搞运动”，十岁的一毛成了五岁的弟弟的“小妈妈”，住进孤儿院一样临时收容所。在那里，她目睹小朋友的妈妈上吊自杀，自己也差点病死。全家团聚后，他们又被下放到一个穷困落后的村庄。在村里，一毛亲历各种封建迷信活动，上完小学、初中。

图爲巫一毛英文自传的封面。（资料图片）

上高中时，巫一毛父母调到芜湖市。高中毕业后，她又到深山老林里当知识青年，直到1978年考上大学。

读者通过一毛辛酸、带有黑色幽默的故事，而不是历史数据，了解并记住那段惨痛的历史，解读人性。书中每一章节，都像一篇短篇小说，有丰富的戏剧性和细节描述。

这本书从一个小女孩的眼睛、角度看动乱的世界。作者用简洁如诗的语言，平和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个在逆境中顽强地存活下来的女孩子的真实动人的故事。

巫一毛在纽约和加州圣荷西新书签名会的时间表：

Wednesday， October 25─New York

7：00 pm —— Borders Columbus Circle reading and booksigning. 10 Columbus Circle， NY， NY 10019.

Saturday， October 28─San Jose， CA

2：00 pm ——Chinese American Woman Authors Book Talk （sponsored by the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 and the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Chinese American Librarians Association）。 Dr. MLK， Jr. Library， 2nd floor， Rm. 225/229， 150 East San Fernando Street.San Jose， CA

Wednesday， November 8─St. Louis Time tk —— Asian Center/St. Louis County Library.

Wednesday， November 29─San Jose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event

 

　　人文
　　

　　《社会学与生活》

　　(美)理查德·谢弗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9月版，58.00元。

　　本书是社会学入门的重要著作，作者意在“教授学生如何运用古典和现代的社会学理论批判性地看待社会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传统”。该书收入社会学观点、组织社会生活、社会不平等、社会制度、社会变迁等五篇，内含十五章。该书的编排有特色，每个章节的开篇通过节选社会学家和那些探索社会学话题的人的生动作品，以激发学生对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校园社会学栏目，作者就作弊、饮酒狂欢等当今话题，为今天的学生们提供了分析与他们自身休戚相关的主题的社会学视角；全球架构下的社会学、当今研究、社会不平等、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学实务等栏目，可以有效地帮助读者理解社会。
　　

　　《图解西藏生死书》

　　紫图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　版　，68.00元。

　　《图解西藏生死书》是藏传佛教关于死亡与超脱的传世经典《中阴闻教救度大法》的图解本，书后附有《中有闻教得度密法》原文，为1945年赵洪铸译本，书中数百张插画和图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部古老的经典。传说这部经是八世纪藏传佛教教主莲花生大师以特殊的伏藏形式埋藏在隐密处得以保存，到了十四世纪，由西藏著名的掘藏师卡马林巴发现而流传给世人。所谓“中阴”，是古老西藏用来描述死亡历程的特殊状态，《图解西藏生死书》对死亡经历的三个阶段(临终中阴、法性中阴、投胎中阴)有详细的介绍。有关生死，宗教与非宗教都有不同的看法，皈依与否，当听从内心的召唤。
　　
　　电影
　　

　　《革命！》

　　(英)考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25.00元。

　　《革命！1960年代世界电影大爆炸》的作者彼得·考伊是著名影评家，1963年，创立《国际电影指南》，至今已主编了40余年。作者曾身处20世纪60年代文化动荡的中心，并目睹了激进分子们在1968年5月搞垮戛纳电影节的激烈行为，时隔多年之后作者与当事者重新聚首，作者通过对当时一些标新立异的电影才子的最新采访，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精神、文化斗争、文化革新与成就得以再现。当年，他们是那么年轻: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约翰·布尔曼、约恩·多纳、米洛斯·福尔曼、菲利普·考夫曼、耶日·卡瓦雷洛维奇、约翰·科蒂、沃尔特·拉萨利、理查德·赖斯特……他们的回忆，沧桑有趣，不乏史料价值。
　　

　　《电影的故事》

　　(英)卡曾斯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148.00元。

　　电影虽已有不短的历史，但它的生命力之持久旺盛也是可以预见的，电影可以抵达语言与文字无法表达的地方，电影绝非仅仅只是娱乐。本书有其自己的写作特色。该书以一般大众和刚开始研究电影的学生作为基本阅读对象，作者刻意避免使用艰深的电影术语，“以便写出一本可读性高、不会让人望之却步的电影图书”。也许电影理论家会对此种以说故事的方式看待电影史表示怀疑，但在马克·卡曾斯看来，这种观点低估了说故事所具有的功能。《电影的故事》揭示了电影史上一些关键的时刻，并将重心放在介绍一些具有艺术创意的电影上，为读者了解电影提供了很好的通道。
　　
　　经典
　　

　　《鲜花圣母》

　　(法)让·热内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20.00元。

　　《玫瑰奇迹》、《鲜花圣母》、《小偷日记》这些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使得让·热内享誉世界，他是法国文坛上著名的“恶之花”，因为他热衷于描述偷窃、同性恋，乃至监狱生活，这些，都为主流社会所讳忌，“他笔下的小说世界与一切崇高无关”。《鲜花圣母》写到了作者自己经历并熟悉的同性恋生活，小说的主要人物大都是在巴黎活动的男子同性恋者:“神女”路易·库拉富罗瓦、“小脚宝贝”、“鲜花圣母”、加布里埃尔、黑人塞克·高尔韦。他们彼此纠缠，制造命案，绝望与叛逆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面对主流社会始终有罪孽感。能够写出人世黑暗、道德矛盾、罪孽感的作家，是卓越的作家。
　　

　　《撒旦日记》

　　(俄)列·尼·安德列耶夫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43.50元。

　　《撒旦日记》是安德列耶夫的中短篇小说合集，共收录了他在1900－1919年间创作的九篇小说，包括《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故事》、《黑暗》、《加略人人犹大》、《野兽的诅咒》、《善的法则》、《他》、《牺牲》、《战争枷锁》、《撒旦日记》，这些作品首次被译成中文。鲁迅先生曾这样评说他:“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撒旦日记》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小说风格严厉而节制，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如何在墙与深渊之间绝望挣扎。我想，中国可以读懂他。
　　
　　生活
　　

　　《心灵导师》

　　傅佩荣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35.00元。

　　因为心灵有困苦，所以心灵需要导师，傅佩荣以自己的读书心得、生活体验，写出《心灵导师》一书。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有厘清自我真相的必要，同时认为人人都具备管理自我的潜能，只有不断探索生命的价值，才能最终走向智慧的高峰。作者在序言中强调了身、心、灵整合的价值观，“身体健康，是必要的；心智成长，是需要的；灵性修养，是重要的”，身体如果不健康，人生一切活动必受限制，但单单活着是不够的；心智的潜能如果弃置不用，那么人可能不如动物；如果忽略灵性修养，人生一切活动则无意义无目的，内心无靠。本书呈现了作者对人生哲学的基本观点。此外，作者还著有《哲学与人生》等。
　　

　　《广州休闲娱乐全攻略》

　　享乐派著，重庆出版社2006年9月版，24.80元。

　　想在广州吃喝玩乐，不妨以本书为指南。首先是酒吧篇，有的酒吧可以狂欢，有的酒吧可以享受惬意时光，有的酒吧是欲望生长的地方，总有酒吧会带给你意外惊喜，总有酒吧让你流连年轻的味道，总有酒吧让你感受浮华，纸醉金迷，总是难以抗拒，无论你是匆忙赶路，还是短暂留情。说到咖啡，当然有淡香浓香，有冰冻有热辣，英式、韩式、意式、法式、美式各种浪漫各样格调任君选择，足以让好咖啡者乐不思蜀。“KTV”、“康体”中心当然也是该书的重要介绍对象。该书大概要主攻白领，既试图帮助读者寻找幸福感，当然，又弄得跟广告似的，编书者有如那射雕的箭，不射则已，“一箭”则“双雕”。
　　
　　小说
　　

　　《末世迷踪》

　　(美)蒂姆·莱希等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版，25.00元。

　　《末世迷踪》是一套十五本的系列小说，写作历时十年，有不俗的市场口碑。《末世迷踪》从一个充满悬疑的事件展开:在美国飞往英国的一架民航飞机上，突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恐怖事件:许多旅客在一瞬间突然消失，他们的衣服鞋帽全部留在座位上，人却不见了！顿时，引发了机内乘客的恐慌和混乱，航班被迫返回纽约。而更可怕的是，就在部分旅客神秘失踪的同时，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也同时神秘消失。突如其来的“大失踪”事件导致全世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这究竟是外星人所为，还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展开？无论真相如何，末世序幕已经拉开。
　　

　　《来不及说我爱你》

　　匪我思存著，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9月版，20.00元。

　　本书当然是与爱情有关的小说，有韩剧模式、有台式情节，离奇、痴缠，让爱情最终演化成一出悲剧。《来不及说我爱你》由一场邂逅开始:已订婚的她，无意间救下了一个英俊而权倾一方的贵公子，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擦肩而过的邂逅，谁知道他居然甘冒奇险，在婚礼上把她抢了过来，而等待他们的却不是王子与灰姑娘走入城堡的童话……所有的恩怨情仇大概都要在死亡面前最终表态，生命因死亡而清晰。小说动用了通俗读物的很多符号:大户人家、抢婚、江山美人、三角关系、家庭道德等。作者匪我思存，“摩羯座的世俗女子”，自称无可救药地热爱薯片、韩剧、橙汁、单眼皮男生、水果，以及旅行。

奥威尔预言“老大哥看着你”的那个年头，两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美国人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官员的层层盘查，进入这个国家。他们的行箧中装着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的诗集，从那时开始，这位捷克诗人的作品英译才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开始走向世界。

“老大哥在看着你”是虚构的故事，但到了那个年头，塞弗尔特的处境并不比温斯顿强出多少。他病得很重，卧床不起；他很难写作，他的作品全面遭禁。当得知诗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后，布拉格的一些书店店主按捺不住兴奋，悄悄挂起了他的肖像，旋即被勒令摘下。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称：塞弗尔特作为一名诗人和一位公民，“不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是有争议的，但是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对我国的诗歌而言是无可非议的。”

评论措辞谨慎。这个去日无多的病人受到了充分的“照顾”，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就在3年前，老人在自己的80大寿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封贺信，还出版了《世界美如斯》，这部回忆散文集描叙家乡，怀思故人，是典型的人到晚年的恬静散淡之作，但人们可以猜想，为促成这本书的出版，诗人强忍着吞下了多少创伤记忆。因为，塞弗尔特从来就“不是没有错误的”诗人。

“我不善于处理细节……我不善于故意放慢速度、在情节上来个停顿……所以我大多只写诗。我觉得写诗容易些。”这是实话，塞弗尔特的记性不算好，所以他的回忆散文文字间隙很大，文字之间有诗性的抒情蹈虚腾跃，补充记忆之不足。《世界美如斯》跟一些我们熟悉的斯拉夫人的回忆录——例如吉皮乌斯的《往事如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一生的故事》——一样，东鳞西爪，疏朗如水，处处少不了家思乡恋、母爱亲情，少不了“寒梅著花未”式的缱绻问候。“我出生在日什科夫。布拉格这一郊区，它的如画景色，它的欢乐、贫穷和忧伤、过去和现在都始终在我心中。从前，倘若有人蒙住我的眼睛，让我从克拉洛夫斯基-维诺赫拉德走往日什科夫，我能准确无误地说出它们各自的地界。”在这个寡民小国，塞弗尔特和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捷克诗人一样，把布拉格视为掌上明珠，五百年前领导独立运动的扬。胡斯，则是民族无可争议的第一英雄。

所以塞弗尔特对二战中的遭际漠齿难忘。1945年5月，布拉格的爱国者们在德军撤离之前猝然发动起义，2000人为之献身，场面无比惨烈。起义当日，塞弗尔特平生第一次近距离面对死亡，被德军的刺刀顶着，穿过战友的尸首走向刑场。读他回忆的当时的心理状况，其性格可见一斑：“唉，车站上面的这条道路啊，曾经有过多少次，多少次，我幸福地、喜滋滋地在此奔跑。从童年时代起就在此奔跑了。每到假期，我总是急匆匆地经过这里，兴高采烈地上克拉卢比去度假，回来时又经过这里投入妈妈的怀抱……”他哪里是个战士，他胆怯、内向、多愁善感；他极有自知之明地说，很是羡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绝无仅有的经历：被判处死刑，体验了必须同生命告别和接受无情现实的滋味，然后死里逃生，重新品尝到生命的甜蜜，得救了。”跟上刑场的老陀相比，“一个小国家的抒情诗人”被穷途末路的德国人押在枪下，最后侥幸逃生，实在不值得引以为傲。

然而，这种性格却与诗人的创作互为表里：即使在描述战争的恐怖时，塞弗尔特的笔触也离不开生活：“我看见/我所爱者的笑脸”（《克拉卢比轰炸》）他放声控诉暴力的句子听起来也带着羞怯：“再也别来了，战争！”这些词句统统流自心灵深处，因此在战争面前，他仍在挂念诗的命运：“那时，我连一行句子/都无法构思！”别说什么“国家不幸诗家幸”，在诗人心中，战争这类东西是他想都不敢想的，因为它连世间最最娇美的事物——诗歌——也要伤害！在《身为诗人》中，塞弗尔特把音乐和诗歌描述成“世上至美之物”——“当然，还有爱。”这爱也远非柏拉图式的：它总是伴以“女人的一笑和/风拂起的头发。”回忆往事的时候，塞弗尔特从不掩饰自己对可餐秀色的喜爱，不住地对邂逅的年轻女子施以一吻之邀。对他而言，诗歌、故乡和女人实是平级的三大至爱主题。

1945年的那个晚春，塞弗尔特惊魂甫定，发现自己因为战时出版的一批鼓舞人心的诗集，已跃升为民族第一诗人，犹如叶芝之于爱尔兰，耶胡达。阿米亥之于以色列。塞弗尔特记录了好友万楚拉惨死于纳粹之手的全部经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本回忆录注重的是感伤而非思考，很少表现他与社会大背景的密切接触。我们看不见另一个塞弗尔特——回忆录面市之时，那个“错误的”塞弗尔特黯然背转了身去。

多难的捷克民族在1968年又迎来一个血腥的春天，当年身为抵抗运动活跃报人的塞弗尔特，此时已身染重病、行走艰难。脚下土地的声声呻吟把他震醒，把他步履蹒跚地推向作协的小楼。他被选为作协主席，他面对胡萨克的沉重压力，拒不以作协的名义宣布支持苏联那所谓“兄弟式的援助”。他说，作协是民主的，不经全体成员表决，不能贸然宣称代表他人行事。在他的主持下，作协成员进行了投票，一致决定拒绝发布这样的声明，哪怕遭到当即被解散的厄运。

米兰。昆德拉记得塞弗尔特在国家电台的嘶声疾呼：“我们不过被奴役的生活！”他后来在《纽约时报》上赞道：“他已经行走困难，需要拄双拐。也许正是因此，他坐在椅子上仿佛一块岩石：纹丝不动、结实、坚硬。（他是）诗人，民族天才的化身，无权者惟一的光荣。”往昔历历在目，他怎么可能忘记呢？但他必须隐忍不发，默然地做一块让“老大哥”们感到棘手的岩石。靠着那些“伪装”功能极强的抒情诗，靠着民众的爱戴，靠着同S.K.诺伊曼、奈兹瓦尔、霍拉、沙尔达等他在书中深情追忆的文化人的良好关系，塞弗尔特躲过了哥特瓦尔德的屠杀，躲过了胡萨克的迫害，在肃杀的冬季出版了一本回忆春天（尽管只回忆了一个）、呼唤春天的书——《世界美如斯》。关于爱与生活，他能尽吐肺腑：“今天我已深深懂得，当一个人断然同一切荒谬行径、一切渴望和形形色色的蠢事——它们同青年时代是那样的相称——永远决裂的时候，他便开始衰老。”而就自己的国家，他只能暗暗地、含沙射影地表态：“我们这个世纪怎么说也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不时地有又浓又黑的血水在流淌。”

两位美国来客——诗人汤姆。奥格莱迪和语言学家保罗。雅加斯基——几经辗转终于见到了诗人。他们后来如此感慨道：“你永远不会想到对他撒谎。你能想到的只是要拥抱他，告诉他你所知道的一切。”我们不了解他们谈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感知，那些滞涩一张又一张嘴的铁钳，那些分割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障蔽，终有一天要土崩瓦解。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那楼塌了，眼看着水泥墙壁里伸出枯萎僵死的钢筋，而文字依然鲜活。那些塞弗尔特没能说出来的东西，就像种子一样流散到各处；它们并未死灭，而是一直醒着，一直等到春天捱过漫长的沉睡、终于复苏的一刻。

之一：读张爱玲《赤地之恋》

不知怎么的，在读《赤地之恋》时，老想起《倾城之恋》，似乎觉得这是一个姊妹篇。实际上全不一样。读《赤地之恋》时那种压抑、绝望、被“上帝”抛弃、找不到活路的感受，是我小说阅读经验中所仅见的。昨晚读完全书，已是半夜2点20分，起来觅食，犹觉内心翻腾。想到《倾城之恋》中，张爱玲说：“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此时的张爱玲，怕还没有看到，无处容身，究竟会是怎么样。读完《赤地之恋》，我想，张爱玲后来明白了，我也明白了。

之前看国内评论，都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是意识形态的，张爱玲在描写她不熟悉的事情，小说价值有限。复旦大学删节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章结尾处说：“同时她也默默地观察上海和附近村镇在新政权下的生活。这些印象收集起来，使她扩大了她对于中国的一些看法。她一定也看了很多当时的戏剧和电影，读了很多当时的杂志。”这几句隐约其辞。我读过该书香港版，也不记得原文是什么。但是读完《赤地之恋》，我倒要说，张爱玲是真正了解中国的。冷眼向洋看世界，张爱玲下笔冷到骨子里，内心却有许多沉痛，难以言诉。

从《倾城之恋》到《赤地之恋》，令我想起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评李煜的句子：“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李煜前期词，多轻薄；一旦归为臣虏，感慨遂深，境界始大。张爱玲何其相似。

大学生刘荃，跟恋人黄绢相似，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遭遇土改、三反、抗美援朝，谨小慎微，最终刘荃获罪，黄绢以牺牲自己爱情和幸福为代价，救刘荃一命。除了朝鲜战场一段描写不是张爱玲擅长之外，全书纯于细微处见功力，这才是张爱玲。到处可见的死亡，虐杀，自戕，张爱玲以极冷之笔调写来，令人不寒而栗。张爱玲太了解中国了，旧式家庭的勾心斗角、机关算计，本来就使张爱玲的小说显出阴森森的气氛，现在还要加上恐怖。从小山村到大报社，人人自危。人人自危还不够，因为只有互相倾轧，在权力斗争的刺刀见红中获胜的一方，才有可能活命，维持肉体生存。

白流苏和范柳原，尚可以在乱世做一对平凡夫妻，刘荃和黄绢，他们别无选择，无处可逃。你任何可能的出路，都已经被堵死了。即便在韩战的俘虏营，还有亲共者的谋杀。

在读《赤地之恋》之前，我听说小说的基本内容，总是很疑惑，张爱玲何以要写这么一部小说？现在我明白的是，张爱玲是一个明白人，她太明白了，她较很多同代的知识分子明白得多，何止一层？张爱玲又是一个爱中国的人，中国之于她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具体的文化构成，是风俗、生活习惯，以及一个可以容纳个人喜好的自由空间。香港沦陷，机枪炸弹，尚能容下白流苏和范柳原啊。

我说这是一本“死亡之书”，首先因为这确实是一本充满了死亡、虐杀和自戕的书。还有就是个人生存空间的死亡。还有就是张爱玲所爱的那个中国文化的死亡。

刀俎之间。我们是砧板上的肉。

先前我没有像现在这样热爱张爱玲。小说写得确实好，但也就觉得是个才女而已。现在看来，张爱玲是不能被“而已”的。我要继续读她的《秧歌》。

感谢周兄，慷慨借书给我。

2006-10-23 00：28

之二——张爱玲《秧歌》

在小说的封四，不知道是谁，写了这么一段话：此书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书名大可以题作“饿”字——写得真细致，忠厚，可以说是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

的确，饥饿太漫长，漫长到近似无休止的酷刑。死亡，鱼死网破，或者等待中煎熬而死，无论哪一种死亡，似乎就是农民们唯一的结局。我还是以为，跟《赤地之恋》一样，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死亡太巨大了，死亡又太普通了，那些被炸飞的骨头和血肉，被踩踏而死的小女孩阿招，难道就这样肥沃着生养中国人几千年的土地。血沃中原肥劲草，普通民众的个体生命，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里面，实在不算什么。

金根和月香，一对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夫妇，他们什么也不知道，意识形态、反革命、党派之争，离开他们远的很，他们只想填饱自己的肚皮而已。他们只想在一个较为特殊的日子，吃上一顿干饭。在读到120页的时候，金花回家向兄嫂借钱一段，我实在熬不住，鼻腔酸涩，几欲落泪。

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带有原罪感，怕有几分道理，面对这种无止境的饥饿，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托斯陀耶夫斯基说，我只是担忧，我配不上所受的这些苦难。张爱玲在跋中这么说：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我这沉重的心情。张爱玲的话没有托斯陀耶夫斯基那么煽情，但我读完全书，心里确实沉重的如同灌满了铅，这种沉重不是分担，而是传染。

我说张爱玲太了解中国了，什么都逃不过她的红尘冷眼。在这个小说的意义上张爱玲甚至比鲁迅更了解中国。她看到了鲁迅没有来得及看到的东西。在赤贫的大地上，农民们的血肉可以被不断的、一次接一次的压榨，似乎那里是一个无穷的矿藏。直到油尽灯枯。

张爱玲太爱中国了。在上文里我说她爱的这个文化，这个自由的空间没有了。这次我更发现，她还爱人，爱这些个在贫瘠土地上生长着的佝偻的人民。——他们多么麻木啊，多么不觉悟啊，多么逆来顺受啊，多么阿Q啊——但是张爱玲爱他们。我看到张爱玲以前小说多写封建大家庭，多写小资产阶级，多写上海市民社会，我还以为她的视野和情感就言尽于此了。

封四里说张爱玲写得“忠厚”，忠厚一词，说得真好。但我还是愿意用“冷”这个词语来形容。《庄子人间世》里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张爱玲就是这样的内热，包裹在不动声色的对饥馑的描绘中，对残酷的虐杀的描绘中。

我今天明白了张爱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有大慈悲。

《赤地之恋》《秧歌》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2006-10-25 00：41

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历来被人视为扼腕之事。天不假年，英才早凋，更是令人神伤不已。杨修嵇康，王勃李贺，济慈雪莱，一个个生如夏花，转瞬即逝。正应了清初烈士夏完淳那一句：“千古文章未尽才”。

然而，假如天许其年，而“千古文章”亦“未尽才”，岂不更为可惜？！钱钟书先生点评西南联大外语系诸师，曾云“陈福田太笨，叶公超太懒”。“太懒”的叶公超先生生于1904年，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叔父叶公绰乃请末名初大学者、大藏书家，可以说尽得渊源家学。叶先生中学时即远涉重洋，辗转于美、英、法，1926年回国即执掌北大英文教席，加入新月派，旋即成名，意气风发，享有“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之美誉。在英美文学、新诗、散文和翻译等领域都有精湛研究。尽管先生生性疏懒，名士气重，惜墨如金，但在清华执教的六年间，在教学编书之余，依旧写下了不少极有分量的文章。后来抗战爆发，叶先生辗转于长沙、昆明，先后担任北大、西南联大的外语系系主任。1940年，一代名士，弃教进入外交界，“候门一去深似海，从此叶郎是路人。”在政界摸爬滚打了四十余载，才明白此半生“营营”，“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艺术”。也难怪今日修读英文专业的学生几乎都不知其名。

如果说叶先生是因为误入仕途而未尽其才，那么钱钟书和沈从文却是因为那难以逆料的政治风波，在人生的中途来了个决裂。尽管钱氏在《宋诗选注》和毛著翻译中都有大功；尽管沈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能成一家之言，但万丈高楼，从头做起，所费之时日，假使能用之于其学术主道，不知精进多少千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还有很多火花，在“围城”和“湘西”的背后，消失于暗黑的天际。

夏志清先生在悼念陈士骧的时候想起了他过世的胞兄——夏济安先生，并有感而发地写道：他们“都是研究文学的人，读了一肚子书，虽然发表了不少文章，但这些文章和自己肚子里的学问、见解相比起来，数量上实在太微不足道了。”的确，无论在大陆、港台、还是欧美，夏济安、陈士骧那样涉猎古今中外文学之通人，今日实在是凤毛麟角。可惜他们的学问薪尽而火传有限。我们在感叹“千古文章未尽才”之余，也许还会揣摩，他们莫非也遇到了自由主义思想大师阿克顿勋爵的难题——“因为博学而难以写作”？

怀兄叹友的夏志请先生其实也是在感伤自己：“今天元旦，有位主编从台北打电话同我拜年，同时不忘催稿。拿出旧稿重读一遍，觉得这次圣诞假期，更不如往年，更没有时间作研究、写文章。自珍即要6岁了，比起两年前，并没有多少进步。这几天她日里睡，晚上起来，喂饱后，就要我驮她，一次一次驮着下楼梯到底楼门廊空地去玩。她骑在我的肩上，非常开心，只苦了我，多少该做的事，永远推动不了。驮她时当然不能戴眼镜。昨夜大除夕，美国人守岁，少不了喝酒。有人喝醉了，在靠近大门前吐了一地，我看不清楚，滑了一交，亏得小孩未受惊吓。二人摔交，我左掌最先着地，承受了二人的重量，疼痛不堪。亏得骨头未断，否则大除夕还得到医院急诊室去照光，上石膏，更不是味道。我用功读书，数十年如一日，想不到五六年来，为了小孩，工作效率愈来愈差，抚摩着微肿的左掌，更增添了岁除的哀伤。”这番自白读来的确令人心酸。自珍是夏志清先生的爱女，自幼身体不够健全，日夜颠倒，需要小心照拂。一方面是学问的催逼，一方面是疼女之心切，两相夹击之下，竟然如傅雷先生自嘲的那样一只“墙洞里的小老鼠”。

博士毕业已经年余，昔日同窗纷纷“绿叶成阴子满枝”，电话告知时，既有初为人父人母的欣喜，也有对将来学问之隐忧。在今日国内高校，纷纷祭起改革大旗、高举评估铡刀之际，学术环境本来就堪舆，如今又多了份为人父母之责任，也就不难体谅夏志清先生无奈的心情。

人生如朝露啊！露重又飞难进。多少“千古文章未尽才”，都付与，莺和燕。不说了也罢！

青年导演张扬的最新电影《向日葵》在片尾打出了“以此片献给我们的父亲”这样的字幕，但我以为在观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可以得出这是一部充满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进行复杂隐喻的电影，无论影片的故事情节还是场景道具的布置时刻都体现出导演的匠心，通过这些细节不断的向观看者传递着一种特别有意味的暗示。

影片在主人公也就是故事的讲述者张向阳的出生作为开端，而他的名字是因为院子里开满了向着太阳的向日葵，向日葵因而成为这部影片的一个独特的细节在反复传递给观众信息，诸如影片主人公的名字，诸如这部影片的名字；在影片中向日葵出现了四次，但每次都很关键，第一次是张向阳作为新的生命的出世那是满院子的向日葵，第二次是父亲张庚年从五七干校回到家中后从新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块土地用来种植向日葵，这一次父亲的生命获得了重新意义的解放，张向阳也诸如这向日葵一样围绕着太阳般的父亲，第三次则是张向阳的儿子出世后他们回到作为画室的仓库前，看到了一盆盛开的向日葵，这盆向日葵被认为是父亲送来的礼物；最后一次向日葵的出现则是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刻整个画面中出现了田野中的向日葵，这时从画面中传来了父亲的画外音，他将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理想的生命做最后的奋斗，这种戏剧化的处理让人想到了晚年托尔斯泰的出走，他们都代表了与过去自我的决裂，意味着一次悲壮的自我精神的蜕变。

由此可以看出影片中向日葵代表了一种吸引与被吸引的关系，一种新与旧的挣扎与撕裂，在电影中父亲与儿子的矛盾冲突以各种形式反复的出现，这时影片往往会出现一幕关于向日葵的油画特写，这副油画就悬挂在家中的墙壁上。向日葵可以说是一种别具象征的暗喻，它反复的出现在整部电影之中，同时它也会让我们自然的联想到著名画家梵高的油画作品《向日葵》，梵高画笔下的向日葵热烈，蓬勃，色彩鲜艳浓烈，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视觉冲击，但同时这些向日葵又给观看者一种尖锐的感受，这些向日葵大多已经被砍了下来，因而给人有一种受伤的感觉，这些与电影的整个风格基调非常相似，更为巧妙的是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父亲张庚年还是儿子张向阳都是画家，父亲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下的主流画家，他的一只手在文革中的五七干校被残忍的打成残疾，而儿子在成为画家之后所作的画作也都是非常先锋和独特的画作，具有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反叛的尖锐与独特。

《向日葵》作为一部寻找父亲的电影它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俄罗斯的电影《小偷》，两部电影在一定层次上都代表了对于父亲这个人类永恒的象征形象的寻找，而且这两部影片在寻找中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唯一不同的则是影片最后的结尾，但这也恰恰证明了它的确是一部中国的电影，它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社会与历史最切近灵魂的反思。在俄罗斯的电影中，主人公也就是影片的讲述者“我”在出生后对于父亲是缺失的，父亲因为战争死在了战场上，母亲将“我”生在了大雪泥泞的荒野之中，而在中国电影中儿子张向阳的出生是父亲在场的，但他的父亲在其童年的生长中同样是缺失的，父亲张庚年在文革之中被打成了右派在“五七”干校劳动，在两部影片中主人公作为儿子的“我”都是在自己刚刚懂事重新获得父爱的；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获取父爱的方式都在经历着由拒绝、疏离、接受到反抗的这一过程，唯一不同的是在俄罗斯电影中父亲被彻底的拒绝，“我”用枪将父亲打死，而在中国的电影《向日葵》中影片最后父亲自我获得了解放和反思，儿子在内心之中也获得了对于父亲的认同。

那么我们来简单的比较一下这两部影片在对于父亲情感接受上的相同性，在俄罗斯电影中主人公刚开始不愿意称这个新出现的父亲，具有喜剧色彩的是父亲与母亲在做爱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对于母亲的伤害，而在中国的电影《向日葵》中我对于父亲的出现采取了冷漠和拒绝，巧合的是当儿童的张向阳发现父亲和母亲晚上做爱时他也认为这是对于母亲的一种伤害，导演张扬在这里处理了一个将小猫甩向父亲和母亲的床上的镜头；这都可以表现为作为寻父者对于父亲这个陌生面孔的出现的拒绝；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时间的疏离，在俄罗斯电影中父亲原来只是一个小偷，他并不愿意真诚的对这个儿子担负真正的父爱，唯一的一次是儿子受到同伴的侮辱的时候父亲拖扬以武力进行解决使得我感到内心温暖和自豪，在主人公“我”认为父亲就是斯大林的儿子的时刻“我”对于这个父亲的崇拜和期待才达到了顶点，但作为父亲的精神认同还要等到拖扬被抓住之后，“我”和母亲前往探望的时候在寒冷的俄罗斯原野上喊出了整个影片唯一的一次“爸爸”，令观影者无限地感伤；在中国电影中，“我”与父亲则是一个长期的疏离与拉锯，这种心理上的距离表现在父亲与儿子在控制与被控制上，父亲强迫儿子学习画画，儿子则是拒绝，在影片中我们感到作为儿子父爱同样是缺失的，父亲的形象是专断、冷酷、固执甚至蛮横，影片中唯一让人感到父爱的是，当地震来临的时刻，逃跑到房顶的儿子在危急的时刻跳入到父亲的怀抱之中，之后儿子与父亲到河里一起洗澡，然后躺在河边温暖的阳光下睡觉，影片在此有一段细腻而温馨的镜头，父亲看到凉晒的衣服被风吹跑之后去追寻，儿子醒来后发现父亲消失了，慌乱之中儿子喊出了让我们等待已久的“父亲”这两个字。尽管张向阳与他的父亲矛盾和冲突不断，但在电影的结尾之中，他给我们了一个不同于俄罗斯电影的答案和结局，在《小偷》中我由于受到欺骗，感到绝望然后亲自杀死了父亲，完成了作为成人的仪式，而在中国电影之中主人公张向阳最终理解了父亲，他以作为父亲的职责来完成了作为一种成人的仪式，在俄罗斯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精神绝望后的重新开始，在中国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思想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的延续与更新，这就是两部影片的不同也是这个影片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

如果仅仅将《向日葵》理解为对于寻父这个主题的延续，那么对于整个影片的解读将只仅仅完成了很少的一个部分。在《向日葵》中我们其实不难看到一种权威与反抗之间的较量，作为权威的象征的父亲尽管也是一个受害者，但他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威形象在不断的巩固，特别是对待他的儿子，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是父亲为了强迫儿子画画，儿子要拉屎被拒绝之后，儿子将屎拉在了裤子上，然后又遭到父亲对于儿子的殴打；在整个影片中父亲对于儿子的专制与权威无处不在，从学习画画，考大学，交女友，女友堕胎到妻子的生孩子，儿子的一切都在父亲的权威的威压之下，而且这些往往最后也都以父亲的权威获得胜利为结果；而儿子对于父亲的反抗则是对于自由的一种强烈追求，这是对于人生的自由支配的渴望，它也同时表现在整部影片之中，从刚开始父亲从五七干校回来遭到儿子弹弓的射击开始，到他没有参加补习偷偷在公园做生意交女友，从他决定离开父亲的控制到广州去做生意到他最后即使成为画家也是与父亲的传统风格相抗衡的先锋与异端，但儿子的整个追求与反抗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和内心痛苦的。影片中有讲到儿子为了看电影，但父亲强制他画画，儿子在父亲酣睡后偷偷来到电影场，但等他刚刚坐下电影就结束了，此刻对于一个儿童的内心来说是无比的愤怒与感伤的，也势必埋下了一颗反抗的种子；为了摆脱学习画画更多是为了反抗父亲的这种权威的专制，影片中有两个镜头非常残忍和恐怖，一次是儿子试图将自己的手放在缝纫机下伤残，一次是儿子拿着一颗即将爆炸的爆竹试图将自己的手致残；还有一个镜头是父亲为了寻找儿子来到北海公园，在冬天的公园的冰面上追逐中，父亲不小心掉入了一个消融的冰窟窿，儿子流着眼泪望着执拗的父亲并将这个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来塑造儿子一生的父亲拉了上来；这是一个让人感动也让人无奈和辛酸的画面；可以明显的看出，导演试图在告诉我们尽管父亲是专制的、权威的、落伍的、固执的，但他有一颗善良、正义和充满爱的心灵，特别是对于他的儿子。这就是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影片最终以父亲的反思和儿子的宽容作为结局也是试图告诉我们这种专制以及对于自由的压制恰恰是因为爱，因为想让他所控制的儿子过上自己梦想的幸福生活。

《向日葵》这部影片其实在反映整个中国社会三十年之中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公民的心灵的变化，它真实而富有情感的向我们通过一对父与子的矛盾冲突与和解来表现这个过程，从影片开始富有寓意的1967年儿子的出生，到四人帮结束的1976年儿子开始反抗，到1987年思想解放儿子开始做生意，到1997年世纪末儿子举行画展；同时，在整个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十年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完全经历过的所有的历史事件，文革，五七干校，四人帮倒台，大地震，伟人去世，思想解放运动，离婚分房子，前卫艺术等等，从宏观的革命叙事到微观的现实利益全部包容到这样的一部电影之中，他试图在讲述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经历如此丰富的灾难但他们依然是在按照自己的心灵去生活，无论是麻木还是觉醒，无论是反抗还是宽容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