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托派和民粹主义

自由主义认为,罢工也是一项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它的作用和“自卫”的权利类似。但是,和自卫权一样,如果你骂我一句,我就打你一拳,踢你一脚,我说这就是“自卫”,行不行?

所以,罢工的权利不能随便行使,正如自卫权不能随便行使一样;并且,任何罢工都会带来或大或小的经济损失和公众利益损害,正如正义的战争,同样会死很多人,毁灭很多财富。

那么就要给罢工设定一些条件:1.资方严重违反了原劳动协议或合同,原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和必要;2.原合同的基础是不平等的,或者虽然初始平等,但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必须修改,而资方拒绝;3.非罢工不足以主张劳方的诉求,增强劳方的谈判筹码,以纠正对劳方的侵害。

4.当罢工可能涉及对重大公众利益的影响时,罢工的方式、范围、时间也必须详加斟酌。

关于第2点,如果合同的基础不平等,那么这个不平等也可能是对资方不平等,而不仅仅是劳方。某些工会势力特别强大的国家,甚至要求工人在加入某个行业之前,一定要加入这个行业的某个工会,由工会来安排工作(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就曾有这种情形),工会则受收会费(实质是保护费)。如此,这种工会已经是半个黑社会了。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亦有很多工会,不同程度地带有黑社会性质,或与黑帮有着不同程度、千丝万缕的联系。

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罢工情况的确越来越少了。有人将之归结于“资产阶级”的“镇压”,其实不然:既然“无产阶级”运动在没有民主普选、缺乏基本权利的十九世纪,都可以如此蓬勃,怎么有了民主和人权以后反而斗争性大大下降呢?如果说这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被“蒙蔽”、“觉悟”不高,也罢,既然“无产阶级”就是这么的蠢,我劝左派也就不必再白费力气了。

这些国家的工人罢工减少,真正的原因在于:

1.当年所竭力争取的那些权益和保障,大部分都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工人亦可以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影响政策和法律的制订;西方国家的工人是讲道理的,不会也不必再用激烈的罢工手段来争取自己的诉求;2.由于技术发展和生产集中的关系,制造业的工人越来越少,大多数转移到第三产业去了,剩下的制造业工人普遍收入提高,生活得不错,自然也不必罢工来抗议;3.规模较大、从业人数多的第三产业,通常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例如电信、公交、运输、传媒等等,罢工会对公众利益产生严重影响,这些产业的工人自觉性提高,也不愿轻易采取这样的行动;如果是规模不大的第三产业,则往往较分散,影响也小,个别的罢工事件不会被广泛报道,人们所知就不多。

当多数工人向第三产业转移时,动辄使用罢工手段,就会严重滋扰日常生活,给公众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反而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这些国家的工会总结经验,不会轻易罢工,而是改用其他途径争取工人的利益。如果能给出足够的证据和可靠的分析,那么大众自然会相信和支持这种诉求,执政者也不得不照顾这种诉求。应该相信文明时代的人,多数还是愿意服从真理的,关键你要把这个真理讲清讲透。这才是正道。只是国内的一些“左”派人士,还停留在“工人就是绝对神圣”,“工人的所有要求都是正当的、合理的,都必须无条件满足”,“罢工就是绝对正义,反对罢工就是压迫工人”,一看到有“罢工”就欢欣鼓舞,没有“罢工”就垂头丧气这样一类幼儿园阶段。

香港的教育界,这几年来不断鼓吹所谓“小班教育”,但是社会反映冷淡。原因就在于,香港中小学招生难,其实是生育率大大下降的必然结果。既然没有那么多生源,那么缩小教师编制就是顺理成章。鼓吹者不顾这个基本事实,只是希望保持原有教师编制,保住每个教师的饭碗(须知道,香港教师的平均薪资很高,是参照原英国的标准制订的,远高于社会平均薪资水平)。但是,由此而造成的人均学费增加,谁来承担?鼓吹者又不敢公然说要学生、家长承担,而是要求政府增加,或不削减拨款,那就是要每一个纳税人来承担了。这种伎俩,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自然很快就被舆论所揭穿,因而公众对于这个“小班教育”的建议不予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果说在一个没有民主和法治基础的社会,的确普遍存在强势人群对弱势人群的不平等,也缺乏弱势人群表达意愿、争取权益的正常途径和可能,因而多数罢工事件,或多或少地具有正面意义的话,那么在一个已经实现了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还不断地鼓吹对抗性、破坏性极强的罢工,那不仅是不必要、不正确的,更是愚蠢的自杀行为。西方国家的工会和工人,远比中国的一些“左”派们聪明。即如最近的巴黎事件,也是不过一场虚惊而已,最终是会和平和公正地解决的。所谓新劳工法案,并非全无优点,例如可以增加缺少工作经验的人的就业机会,打破资历垄断、歧视和排挤等(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吗?),反对者们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因此也不敢公然否认这些方面。

最后说一说托洛茨基的托派和民粹主义的关系。

首先,什么是“左”和“右”?左者,倾向于认为“多数人拥有真理”,如果这个“多数人拥有”的概率是100%,所谓“真理”也是绝对的,那么这个左派就是民粹主义;右者,倾向于认为“少数人拥有真理”,如果这个“少数人拥有”的概率是100%,所谓“真理”也是绝对的,那么这个右派就是精英主义。

国际上,通常将极端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归于“右”的范畴。乍看似乎不好理解,国家、民族都是“集体”啊,是“多数人”不是“少数人”,怎么“右”了呢?其实,所谓多数少数是看相对而言:相对于“全人类”,国家、民族当然都是“少数”,当然都是“右”了。所以,一些自称“真正的左派”的人,往往也会认同“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祖国”,鼓吹“全人类的事业”,等等。

托洛茨基正是这样的左派,斯大林相对而言,则是右派。斯大林相信专家治国,重用技术官僚,这些都是精英主义的一种表现;托派则主张“工人治厂”,“工人治国”之类的“大民主”,当然是比斯大林更左的左派,实质就是一种民粹主义——宣扬任何人都可以做领导、做总统的,才是真正的虚伪。托派的主张不外乎“公有制+民主”之类的货色。只要包括私有财产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不落实到每一个人,而只是停留在某种范围的“集体”上,这种“公有制”必将瓦解,这种“民主”必将变质,这个社会必然走向极权。如果当时斗争失败的是斯大林不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恐怕连流亡海外也不可得,因为托派这样的人,会比斯大林更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更能代表“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

那么,什么是民主主义呢?民主主义相信,不管“精英”(少数人)还是“大众”(多数人),都不是必然正确的,“真理”也不是绝对的;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关系,“精英”(就是专家)掌握真理的可能性更高,程度也更大。因此,民主主义设计了这样一种制度,精英治理,但精英必须由大众来认可和监督。这种制度充分发挥了精英和大众两方面的积极性,同时保证了社会各阶层的充分流动和更新。每个人的价值观是倾向精英还是大众,还是都不倾向,完全可以不同;只要在制度和行动上,不打压异己势力,阻碍他们的上升,则他就是民主主义者。英国保守党在八十年代限制罢工的措施,顺应了当时主流民意的要求,也符合经济活动和发展的规律,是合法合理的,不是打压异己。

参考文章:

民主论――观念上的民主和实践上的民主

自由主义为体,社民主义为用的“第三条道路”

 

林贤治:法布尔和他的昆虫共和国

C•P• 斯诺博士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中认为,科学与文化是相通的,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是可以交流的。事实上,正如他同时指出的那样,随着科技的发展,由不同 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早已出现两极化,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或者是文学知识分子不了解科学,以至反科学,或者是自然科学家蔑视其他文化的社会态度。这种 文化上的分裂现象,造成了人类在实践的、智力的和创造性方面的重大损失。

科学家的人文性,往往体现在他的社会行为,比如支持自由民主运动、反恐、反战等等,很少直接落实到科学研究上面。法布尔不同,他的十大卷《昆虫记》,通篇充满了人文色彩。作为一个博物学者,他的著作严整,自成系统,大大扩展了前人观察和论述的领域,然而,他却声言对那类纯粹描述昆虫学没有太大兴趣。他说他平生酷爱的是“情感昆虫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对于系统昆虫学是门外汉。”他所以拒绝为一般学者所宝爱的无所不包的“系统”,显然担心那类来自集体的被抽象出来的“规律性”或“平均数”将掩盖以致扼杀个体生命的原生态。他采用的方法,也不是相关的知识的累积和演绎,而是田野实验的方法,观察的方法。这种方法完全建立在对生命的固有的形态的尊重上面,可以说是一种以生命为本位的方法。他反对传统学者的那种把工作停留在实验室——其实是昆虫的酷刑室和碎尸场——里,使昆虫在解剖刀下变得“既可怖又可怜”的做法。应当说,就他在研究中所采取的人文主义式的方法本身而言,就是一场革命。传记中关于他在大自然中 艰苦追踪和仔细凝视那些卑微的小生物的记述,是感人至深的。杜斯奈尔说:“凡洞察事物奥秘之时,心必先于理。”他正是以一个诗人的赤子之心,悲悯之心看待与人类比邻而居的昆虫世界,而且,使用的叙述语言也是诗性的,所以有“昆虫的荷马”或是“昆虫的维吉尔”之称。《昆虫记》从片断来说是抒情诗的,从整体来说则是无愧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辉煌的虫类史诗。

一个昆虫共和国的历史:自由、平等、博爱。从词源学上说,“共和国”的古典含义是“共同的事业”。在《昆虫记》里,昆虫的世界是没有君主的,也没有中心,众多的生命共同处于平等的位置上,各有生存的权利。它们的宪法可以说是“自然法”,有趣的是,在十七八世纪,西方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以自然法作为最高原 则,宣传他们的民主共和的理念。现代共和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把个人的自由权利当作政治的根本目标加以强调,并付诸实现。法布尔在他的昆虫共和国里, 致力于揭示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生命特质,维护它们善良的、勤劳的、美好的本性和天赋权利。他和昆虫们一起过着一种亲密无间的生活,对于它们的劳动、婚恋、繁衍以及死亡,始终投以极大的关注;当他赞美它们的时候,总是无法掩遏心中的激情。

《昆虫记》从第一章开始,就是关于食粪虫劳动的描写。在第四卷里,法布尔这样描写长腹蜂雌虫从泥沼里采集淤泥垒建巢穴时的瞬间情景:“它们扇动双翅,四足高高翘起,黑黑的肚子卷起触到黄色的足,用大颚仔细搜索,从闪亮的淤泥表面挑选出精华。”他赞美昆虫的爱情,大孔雀蛾拖着谜一样的花斑双翅远从天涯海角而来,飞过激流险滩,执著地追求情侣,是书中最美丽迷人的一章。关于家庭,粪金龟属食粪虫作为最动人的家庭生活和杰出的神圣组合形象,也是富于道德的启示意义的。他称赞蜗牛的远胜于卢浮宫的建筑艺术的智慧;为癞蛤蟆辩护,表彰它们鲜为人知的长处;甚至为蛆虫遭到作为受益者的人类的蔑视而愤愤不平;还为陷身于险恶的环境之中的惨遭折磨和杀害的蝙蝠、刺猬、猫头鹰平反昭雪。自然,在书中,法布尔还写下了许多深刻而恐怖的大屠杀的悲剧。其中,像胡蜂一类使用毒针扎向掠获物的各种运动神经节,使之成为一种僵而不死的精神俘虏,在苟活中等候最后的凌迟之苦,最是令人心悸。世界是不平静的,共和国的原则,在每个时刻里都遭受到无情的破坏。为了维护自由与和平,法布尔这个具有博大胸怀的博物学诗人,不能不坚定地说:“只要有狼,就要豢养牧羊犬。”

除了《昆虫记》,法布尔还曾编写过一本《阿维尼翁地区鞘翅目昆虫目录》。这是一本十分珍贵的书,但也完全可以看作是《昆虫记》的外篇。林奈说:“不知道那东西的名字,你就无从认识它。”法布尔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的昆虫共和国中每一个公民的名字,因为无论如何平凡,每一个生命在他眼中都有着无比的高贵,从而使他深感敬畏。“9•11”一周年纪念时,纽约市长朱利安在大会上逐个念着数千个无辜的死者的名字,并且宣布,如果时间不够,宁可省去大会的其他内容,也必须把死者的名单念完。这是一样动人的关于生命的故事。生命是平等的,生命又是孤单的,柔弱的,他们理应受到人类社会,从政治家到学者到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一样的尊重!

我们知道,法布尔在构筑他的昆虫共和国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大行其道。他跟达尔文保持着很好的私谊,但是对于进化论是持保留态度的。除了不同意进步主义的因素之外,对于他,也许最重要的保留,就是优胜劣汰的原则。他指出:“强者的子孙并没有使弱者的子孙消失,相反它们仍然是少数。”因此,他很有把握地说:“优胜劣汰在理论上是宏伟的,可是在事实面前,却是一个装着空气的球。”他自称是一个“粗鲁的家伙”,他可以不把国王路易十四放在眼里,然而竟低首于一只小小的甲虫。在他眼中,弱者往往是道德上的强者。达尔文写信给他说:“我确信,您对一个昆虫是不会不公正的,对一个人更是如此。”永远做弱者的赞美者和守护者,这就是法布尔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的态度。

传记作家勒格罗称法布尔是一个“自由、高傲、热烈向往独立的人”,“民主主义者”,“地地道道的共和派”。他的传世之作《昆虫记》,不只是一部优秀的科普著作或科学著作,而且是正如C•P• 斯诺所期待的那种把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的难得的人文科学读本。在我国,倡言“科技兴国”已久,对科学的理解,却更多的囿于技术性、工具性方面,而缺乏同人文精神的必要的联系。五四时期,德先生赛先生是并称的。可喜的是,作为一种补充,“人文”一词最近已被媒体提到了一个显要的位置。所以说,花城出版社着重译介《昆虫记》,富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读本,我们不但可以获取丰富的科学知识,而且得以获取一种人文教育,情感教育,得以解读“世上最晦涩难懂的书——关于我们自身的书”。

诗人朗诵会挺赵丽华 脱光上演裸体秀

数十诗人组织朗诵会支持赵丽华 上演裸体秀(图)

诗人苏菲舒突然脱光衣服让在场观众吃了一惊

数十诗人组织朗诵会支持赵丽华 上演裸体秀(图)

花子在帮男诗人脱衣

数十诗人组织朗诵会支持赵丽华 上演裸体秀(图)

书店人员在斥责诗人杨黎

数十诗人组织朗诵会支持赵丽华 上演裸体秀(图)

赵丽华

废话诗人“脱衣秀”挺诗

“今年的9月对诗人很重要,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被恶搞。”诗人杨黎在9月30日诗歌朗诵会上如此感慨。

这场名为“支持赵丽华(blog) 保卫诗歌”的朗诵会,拖延半小时才开场。背景歌曲正好是《最近有点烦》,在这个9月,诗人们也有点烦。

先是广大网友恶搞“梨花体”诗歌——“国家级诗人”赵丽华的一些“废话诗”,被网友以各种形式模仿恶搞。

以此为导火索,演变到近日,成为韩寒与数位知名诗人的互相嘲讽加对骂。“挺赵”和“反赵”两派的争执更加白热化。

9月26日到30日,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文,放言“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并称诗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打“回车”键。

这话激怒了诗人们。先后卷入战团的,有伊沙、沈浩波等知名“下半身诗人”,《韩寒灭诗,死得难看》等檄文火药味十足。而在韩寒这一边,帮忙助拳的,除了韩寒的粉丝外,还跳出了一个大眼足球评论员李承鹏。

“这世界真是乱套了。诗人们又和韩寒掐起来了。诗人们看上去是在骂,韩寒看上去是颇有教养地在批评和辩解(是不是装出来的教养,假以时日再看)。”有网友叹到。

几乎与此同时,也就是9月26日后,诗人杨黎在网上发表《支持赵丽华 保卫诗歌朗诵会》,邀请诗人们在9月30日晚7点相聚北京海淀第三极书局,召开一次诗歌朗诵会。

杨黎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成名,从朦胧诗、非非诗派,到如今的废话诗派,这个44岁诗人被称为“废话教主”。

这封邀请函罗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从早年朦胧诗、莽汉诗、物主义到下半身和废话诗等10多个流派的40位诗人,尤以跟他“同宗同源”的“废话诗人”为多。

“这可是一次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正义者的集结,那么多名字,那么多流派,好像小时候打群架”,一个网友调侃:“诗歌需要保卫吗?你声援赵,不正好说明她很脆弱吗?”

作为当事人以及杨黎的好友,赵丽华当然也在邀请之列。但是,赵丽华最终还是没出现。用杨黎的话说:“她不敢来了。”

诗人朗诵不忘回击网上恶搞

朗诵会开始还不到10分钟,一名30来岁的妇女就带着她的孩子离场了。

她指着身边那个7岁小女孩说:“孩子平时挺喜欢诗朗诵的。我来买书,看到有诗歌朗诵会,还以为他们要朗诵名家诗歌,就带着孩子来听听。”这位家长带着孩子匆匆离去。

幸亏他们走得早,没看到后来发生的,令人目瞪口呆的那一幕。

朦胧诗人梁小斌第一个出场。在20多年前,他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而闻名。今年52岁的梁小斌,用洪亮的声音朗诵了他的《母语》。跟此后登台的那些诗人比起来,当年曾得风气之先的梁小斌已经显得很传统。

而2003年才在网上兴起的废话诗派,多为70后诗人,其中不乏扎耳钉、留奇异发型、长相帅气的小年轻。

现场说不上多么热闹,但也不算多冷清。大约180个座位的第三极书局8楼会议室,最后入坐100来号人。接近一半是各路诗人,可谓诗坛老中青济济一堂。剩下的一半是观众。其中不少是在第三极书局买书的读者,路过此地,来瞧瞧热闹。

也有从网上看到消息,专程赶来的诗歌爱好者。北京林业大学的一名男大学生东张西望,问“赵丽华来了吗?”让他失望的是,赵丽华不能来了。

直到中场,主持人杨黎才向全体观众宣布了这一令人失望的消息。他拿出手机,说赵丽华“不敢来了”,然后当众宣读了赵丽华发来的短信:

“因身体状况不能到会,特短信致歉,感谢诗友们的支持。此时此刻,诗友们每一句暖心的话都给我巨大安慰。以目前状况,现代诗歌除了迎头而上,已无后路可退。如能以此事件为契机,把现代诗歌从小圈子推向大众视野,也算是有益之举。”

当晚的朗诵者中,跟赵丽华很有一拼的,是废话诗的少壮派乌青。他朗诵的《下一首诗》这样写:“你看了我的诗/说这种东西你一天可以写/一百首/我说我的下一首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这首“废话诗”,跟赵丽华被恶搞的那些梨花体诗歌,在语言风格上如出一辙。随即上来串场的主持人杨黎,借它大发感慨。他用这首诗直接回击网上的那些恶搞者:“很多网上的傻×说他们也能写这样的诗,一天可以写一百首,但是真正的废话诗人却告诉我们,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首诗什么时候能写出来。”

保卫诗歌 诗人内部也争吵

杨义巢的登场,引来更多掌声,也吸引了摄像机的更多“照顾”。这位导演兼诗人,不久前卷入了一桩跟女演员的“性交易”丑闻,被媒体大肆曝料。就在前几天,赵丽华还给他发手机短信:“老巢,我现在已经继你之后,进入各大网站的头条了。”

杨义巢一登台就说,自己今晚是为诗而来,“那件事情”不想多说。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就“那件事”做了足足3分钟的解释。之后,他开始朗诵他的诗,花了半分钟。

杨义巢拿着麦克风,当场指责说,在“那件事情”中,在场的诗人中就有火上浇油的。他的这句话,多少暴露出诗人内部长期以来的矛盾和纷争。

诗人们也分“挺赵”和“反赵”两派。在“诗江湖”、“他们”和“果皮”等诸多诗歌网站,赵丽华被恶搞事件,无一例外地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与争论随时相伴的,是诗人们夹杂着污言秽语、甚至“问候”对方长辈的对骂。

人称“废话教主”的知名诗人杨黎,俨然成了“挺赵”的总指挥。此前老诗人流沙河接受媒体采访,称赵丽华的那几首诗的确不能算诗。杨黎随即在他的博客中发表《流沙河遭遇赵丽华白眼》。

这篇文章这样写到:“他以为他是谁啊,先装出严肃的样子批评几句,企图把一个文学女青年吓哭,然后再像长辈一样送些关怀体贴,其唯一目的就是趁机摸一摸女青年的手、拍一拍女青年的肩膀。”杨黎还搬出多年前流沙河打压朦胧诗人的旧账,毫不留情地指责他的这位老同乡“压根就是一个享受着一流诗人名誉和国家待遇的三流诗人”。

但就在韩寒站出来后,本来争吵不休的诗歌江湖,似乎前所未有的获得了一次步调统一的机会。不少诗人开始掉转枪口,先“攘外”后“安内”。

一个本来讨厌沈浩波的诗人,当沈和韩寒交手时,在网上给沈留言如下:“这件事情我支持你,尽管你的下半身诗歌我不喜欢,并且很愤怒的背地里骂过你……(现在我)暂时不会和你骂……你努力地打好这场为现代诗人争得尊严的战斗吧。”

诗人裸体秀 吓坏第三极书局

谁也没想到,这次朗诵会将以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情节收场。或者,谈不上收场,而是在中途戛然而止。

晚上9点10分,物主义代表诗人苏菲舒登场时,朗诵会已进程过半。

苏菲舒显然是打算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亮相。坐在舞台侧的一把椅子上,身形臃肿的苏菲舒开始脱外套和裤子。人们才发现,他身上穿了不止一层。

因为穿得太厚,他的动作已比较吃力。在年轻女诗人花子的帮助下,他脱了一层层的圆领衫和长裤。5分钟之后,他还在脱,这时已至少脱了十来层。

整个舞台无声。观众们有的已经有些不耐烦。

终于,苏菲舒脱得只剩下白背心和黑内裤。这个身材瘦长的男子,紧接着脱去了他的背心。这时,场下有人起哄:“脱!把裤衩也脱了!”

不知是提前设计,还是临时决定,一脸肃穆的苏菲舒,俯身脱去了内裤。

大多数观众还没反应过来,一丝不挂的苏菲舒已走到舞台中央的麦克风前,手拿几页稿纸,准备朗诵诗歌。

他正要张嘴,忽然全场灯光大暗,第三极书局的管理人员从音响操作台后跳了出来,厉声喝道:“停!赶紧停!谁让你们这么干的?!”随后,他们朝台下大喊道:都赶紧走,这个会别开了。

这些都发生在短短一分钟之内。在场的观众才醒悟过来,已经被要求立刻离场,不得延误。四五名保安人员出现在眼前,现场顿时乱成一团。

一名管理人员冲到杨黎面前,怒气冲冲的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杨黎用带着川音的普通话回答。

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在场的上百人在书店保安人员的监视下,徐徐退场。一名诗人不服气的对身边的保安人员说:这有什么啊,艺术家早就玩过的,诗人来一次你们就受不了了?

闻听此言,站在一旁的那名管理人员当即不客气的喝道:“要裸奔你们到国外裸奔去!这是在中国,不是美国!”

这还是屈原、李白的国度吗

诗人们吆三喝五,簇拥着下楼,准备去亚运村附近的川府饭馆“撮一顿”。专程从成都赶来参加此次朗诵会的乌青,午饭还没顾得上吃。他在马路边的烤红薯摊上,花1块8毛钱买了根烤红薯,一边吃着,一边跟几个朋友钻进了一辆出租车,扬长而去。

以“保卫诗歌”为名的这次朗诵会,以如此方式收场,实在出乎所有人意料。此前在网上广泛发布消息的诗人,第2天一片寂然。在“新闻发布汇”网站,这次朗诵会的官方网页上,挂出了当晚的现场录像(当然是删去了苏菲舒肉帛相见的镜头)。除此之外,网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对现场的描述。

杨黎等诗人,继续在他们的博客或者诗歌论坛上发文,义正辞严地回应不断挑衅的网民。对立的双方,谁也没向谁缴械投降。该吵的还在吵,该恶搞的也还在恶搞,都乐此不疲。

沈浩波丝毫不掩饰他作为一个诗人的骄傲:“在日常的生活中,我是一个出版商。但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和尊严。而商人算什么?一台在时代中被奴役的机器而已!”

面对恶搞和少部分网民的谩骂,伊沙愤愤不平的质问:“这是屈原、李白的国度么?中国真是沦落了!”

一个反对者立马针锋相对:“骂你们的诗并没错。诗歌这些年被你们蹂躏的还有一点尊严么?论对诗歌的罪行,韩寒和你们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今年的九月对于诗歌和诗人而言,真是尴尬到了极点。特别是对女诗人赵丽华的恶搞事件,简直把诗歌和诗人逼到了无路可退的地步。”所以杨黎要站出来,“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发出我们的声音,表达我们的态度”。

只是,结局未必尽如人意。当代诗人与普罗大众的隔膜,或许苏菲舒的“不成功,先成仁”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正如那名在开场之初就带着小女儿离开的中年妇女所说的,“感觉他们就是一个小圈子。”

是大众抛弃了诗人,还是诗人抛弃了大众。这,是一个问题。

杨黎: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

杨黎是个讲蹩脚普通话的大胖子,也是这次“保卫诗歌9.30诗歌朗诵会”的发起人,提起事情的结局,杨黎哑然失笑,“不让搞了就不搞了,他们有他们的标准和规定,这很正常, 对于现实而言,诗歌它没有一点力量”。“我想我目前不会想再办第二次诗歌朗诵会,我挺累。”

和网上最初激进的“保卫诗歌”的宣言不太一样的是,事后的杨黎似乎有些疲倦,“在这次活动中,我没有感觉到任何有力量的事,”我们能保卫谁呢?我仅仅想通过这次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已,你们骂诗人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而写诗的人,我们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也没理由低三下四。“

我们不穷,只是没地位

在个人自述里,杨黎这样介绍自己:2001年,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住了已经五年。此前,在银行上过班,在湖北、四川做过生意、创办文化公司、办过广告公司,办过橡皮酒吧……,除了写诗之外,他的职场经历似乎不贫乏。“诗人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舒适,我算是诗人中比较穷的,但我现在的年收入也能保持20万左右,我们不穷。”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 “青周”):大家好像都有种一致看法,诗人的生活状态会比较贫困、尴尬、虚弱?

杨黎:我们不穷,大家都说诗人穷,那是种错误的,很多人觉得诗人的生活成问题,中国那么多人的生活都成问题,诗人里面真正饿死的有几个?真正乞讨的又有几个?中国那么多人为了生活奔波,诗人的比例又占多少?譬如说万夏,他的身份是双重的,做生意、挣大钱,写诗。我们不会过得比其他人穷,当然,也不会比其他人更好。

青周:但你们也没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大家的一致看法是这个群体松散、没有力量?你们凭什么保卫诗歌?

杨黎:写诗嘛,就是自己表达自己,它从来就不是个实际的东西。而且永远不会和社会发生关系,不能产生经济价值,所以大家都可以对它、对诗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当然,你也可以用地位低来形容,可以说它低、低、已经到最低了。

诗歌从没繁荣过,它也没堕落

在上世纪80年代,和散落在北京的其他文艺青年一样,诗歌界最兴盛的诗歌活动莫过于办民刊,诗人间相互串点、流动、写信、搞诗歌朗诵。这些,杨黎都曾经参加。

只不过,那个娱乐方式缺乏的时代,朗诵诗歌作为一种休闲娱乐方式的补充,被人们给了较大的宽容空间,

“但是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杨黎这样解释。

青周:八十年代好像出现过诗歌的短暂繁荣?出现了海子、北岛那么一批有名的诗人?为什么现在诗歌会没落?

杨黎: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海子为什么自杀?那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任何名声。当时,他只是在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诗人之一。

他是很惨的,以自杀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的名声,让别人知道他的诗,但当时,他写的诗谁看得懂?没人看得懂。诗歌它从来就没有繁荣过。80年代,诗歌还算一种娱乐,现在,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娱乐,那你就是傻×,现在的流行娱乐是看超女,哪里还需要诗歌。

青周:现在大家觉得诗歌就是在堕落,随便谁都能写诗?

杨黎:现在,大家都觉得,譬如赵丽华的口语诗大家都懂,这就是一种堕落。这种说法本身就非常可笑。这种可笑来自于几千年来文化对他们的压迫。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的、高姿态的诗才是好东西,他们能读懂的,能理解的东西反而很差,这本身就是在承认一个前提——他们觉得自己就很差。

诗歌写作从来没有停止,它没没落。现在,诗歌本身各个方面都好得很。现代汉语已经很成熟,而且,国外的作品很快就被介绍到国内,它们和世界同步。

诗人身份没落,是必然

青周:诗歌没没落?那为什么会被人恶搞?看不起?

杨黎:在古代,写诗的都是达官贵人,你看王维、王安石,都是做大官的。杜甫那么潦倒,他也是个工部尚书。你想一想,如果这次我邀请的诗人,他们都是各个省市部级领导,诗歌还有可能被恶搞吗?但现在,那样的诗人,那样的身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我觉得这种不复返是件好事,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清末,那个时候大家已经被西方列强痛击,现在,我们知道,原来错了,我们要崇尚自然的、科学的文化,这是必然的发展规律。诗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的光环已经褪去了。

如果说这次活动还有什么遗憾,9.30诗会更像是我自己营造的一个宿命,九点半它就结束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自己还有几首诗没有读……

赵丽华:诗人是个小圈子

作为这次活动被声援的对象,赵丽华并没有在现场出现。“她的压力很大,所以不敢来参加这次朗诵会”,杨黎这样解释,但没有到场的赵丽华对此事的期望似乎却要高出很多。“朗诵会结束,有人告诉我会场上有人脱衣服搞行为艺术,被迫停止,我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她这样表示。

“头一天就有人跟杨黎说,这次会有人搞鬼,要把这次朗诵会搞垮,事后,杨黎告诉我,他快垮了,自己跟死了一样。好不容易诗歌被大众关注,有一次机会面对观众,没想到……这次以后,我死也不写了,再也不写了,一个字也不写了……”

青周:现在,写诗的人有多少?诗歌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赵丽华:其实,只是一个小圈子的人在玩诗歌。

一直以来,《诗选》,诗歌刊物,这类杂志的发行量就极其有限,几乎是只有写诗的人在读诗歌。外界对诗人们的作品的了解 非常少。它的力量非常薄弱。

青周:诗歌刊物没有传播,普及?

赵丽华:有一句话叫做“女人不问年龄,刊物不问发行”,这个刊物就是指诗歌刊物以及包含诗歌的一些纯文学刊物。

现在这种情况的发生,和诗歌传播方面的问题有关系,和语文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陈旧有关系,和诗歌传播方面的不接轨有很大关系。

官方诗歌刊物中,很多是公费出诗,这样的东西有多少是好的?

诗歌刊物在现在诗歌的传播过程中,根本没有作用,他们已经非常迟钝、滞后,这次我诗歌被恶搞,你在诗歌刊物上,甚至看不到事态的基本反映。

青周:不是还有课本么?至少会有基本的诗歌介绍吧?

赵丽华:教材中现代诗歌篇目改革的问题大家一直在讨论。从五四到现在,现代诗歌它已经经过了近百年的的发展,但是在教科书里,占据主要篇目的却是徐志摩、戴望舒这些刚刚由文言文转白话文时期那些摸索的、类似于婴儿学步的东西。

这两年,现代诗已经发展到和国际接轨的地步了,很多国外诗歌可以直接在网上读到,很快被翻译过来,但课本里,大家读到的外国诗歌还是普希金、惠特曼的,他们已经太老太老。

这就等于,已经进入了汽车时代,你却偏偏要赶马车行走。

张羞:写诗是我的本份

张羞看起来是这样文艺的年轻人:半长头发、球鞋、T恤外面裹着一件厚厚的棕色毛衣,手脚修长,讲话含糊,语调不清。在当天的诗会上,他朗诵了给他朋友贾冬阳的长诗《五月》。

在他自己的长篇小说《大象》和剧本中,他叙述了自己写诗、写作的生活:基本没有工作,也不愿意去工作,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写作,却赚不到足以维持生计的稿费;打麻将,散步藉以打发无聊的时间。相对于每日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更满意于这种生活状态,也会在各个城市里辗转,会一言不发的去到湖北、北京……

青周: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诗?

张羞:严肃的说,写诗就是我的本份。就像有些人天生是木匠,你这一辈子别的就干不了。

我也试着干了别的,但都没进去。比如说,我不愿意在早上八点起来的时候,看到人在地铁里等车,那种感觉很不好,至于工作,做什么工作,那都一样。

写作这件事它能和我发生关系。所以我干了这个。

青周:但写诗它并不能给你带来生活上的保证?

张羞:那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说,为了过日子,我还得做一点别的什么。比如说写一些不太愿意写的东西,给书商干干活。

对我个人而言,写诗是件严肃的事

2004年,张羞自己花钱出了一本没有书号的小说《散装麻雀》。出版的理由在他看来非常简单,“有人觉得它(小说)好,而又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它,那么,我自己来。”

提到这次朗诵会的保卫诗歌主题,他呵呵发笑。“保卫?这个词听起来太80年代了,有什么好保卫的呢?保卫只是个说法而已,写诗其实只是个人的事。”

青周:但诗歌也有门派,你属于某个圈子吗?

张羞:北京写诗的人很多,基本上好像每个人都会属于一定的圈子,如果要划分,我应该属于当时的“橡皮”,我们基本上是在网上认识的,后来一起在北京呆着,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并不一样,有些人上班,有些人却不干活。

但写诗又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有时它甚至都不涉及到朋友。

青周:这段时间里,对于杨黎发起的保卫诗歌活动,你怎么看?

张羞:杨黎之所以作这次活动,是觉得诗歌在尊严上不能被恶搞,这我认同。因为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写诗歌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但其他人会怎么看,说到底,我无所谓。

綦彦臣:遮上你那监视众人的妈妈!

电影《约瑟的故事》评论(3之2)

 

在本影评的第一部分,我以“修正”马克。吐温的话而结束了文章。

在此,我更愿以“颠倒”老康德的言论来开启本文。

康德称要“让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这很好,它等于给了启蒙一副醒神汤,免得陷入理性的疯狂的状态;我则乐意说,在我秉承自己信仰的时候,应该给知识留有余地。这不是故意的“颠倒”,而是在实际的信仰生活中,我常面对贬斥理性与知识的信仰者。

他们片面地理解了《圣经》!

正如信仰者会片面地理解《圣经》那样,社会现实中常常满是“非常古典”的说教,尤其关于性的或婚姻的。这种说教带来了许多本不该成为“笑话”的历史典故──说明它历史地存在于我们的文化之中,比方说朱熹与其寡居的儿媳“有一腿”的历史问题之“经典”流传。

这个“经典”因朱熹的道德狂热而被放大,至少仍是让儒学蒙羞的事件。类似的,发生在我们乡下邻近村子的一个“活故事”仍然是:公爹照顾寡居的儿媳,遭到了来自自己家庭的攻讦──几个出嫁的女儿几乎断绝和老人的来往,几位女婿(有爱吃、爱嫖、爱谄者)也掷地有声地说“老家伙不是东西!”

可以相信:这场无聊的“道德内战”还会继续下去,直到老头儿不再活着,直到老头儿那群可爱的绵羊被送进屠宰场。

老头儿珍惜自己的羊群,因为那是他供孙子上学的唯一来源。他多次怒骂女儿们帮他卖掉羊群的“善意”,声称那是“逼着俺儿媳妇去卖(B)呀!”于是,那几个远不如老头儿羊群更有价值的女儿在村里人鄙夷的眼光中“庄重”地离开了父亲的村子。这些细节,不是《约瑟的故事》中的细节,但尚可由《约瑟的故事》来相到印证。或者说,一切都在证明“至少我没这样的权力”──指责老头儿或者雅各的儿子犹大的权力。

犹大,不是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而是与扮装成妓女的儿媳她玛(也翻译为“他玛”)行淫的雅各家的老四。

“犹大与她玛”的故事在《圣经。旧约。创世纪》第38章,是以色列历史的一部分;在电影《约瑟的故事》中,它只是剧本写作者试图让观众了解以色列历史的一个努力,几与约瑟拒绝波提乏之妻的勾引,没任何道德对照意义。

犹大的长子珥死后,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珥的妻子她玛嫁给了犹大的第二儿子俄南。不幸,俄南不但没为哥哥留后,自己也死了。犹大恐惧了,再不敢继续一个关于传统的故事──不能将她玛再嫁给珥的三弟示拉,就以示拉尚小的借口打发她玛回娘家寡居。等示拉长大后,犹大并没接回她玛的任何表示。于是,她玛扮成妓女,勾引在外地打理商务(且是鳏身)的公爹。

正是上帝的安排,作为嫖客的犹大没带嫖资,只好把自己的印和杖当作抵押品,而后允诺取一只头生的羊羔来赎回。

这一次,是她玛没有守约──正如公爹曾经违约一样。似乎她放弃了要头生羊羔的要求,而留下了那对市场来说,不值钱的印与杖。

三个月后,犹大得到儿媳怀孕的消息,他恼怒不堪,决心以传统法律来处置她玛──烧死犯淫的妇女。然而,她玛手中握有颠覆法律的强大证据即那不值钱的印和杖。

法律苍白了!

制度创新产生了!

──请原谅我又开始说“行话”,但的确,公爹与儿媳共生的孩子得到出生的权力,这对游牧即缺乏人口的文明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步。

传统,那些违背人性的传统,有时确实是需要废黜的、而不是盲目的恢复。所幸,我所知道的“邻村的故事”中,放羊的老公爹并没与在家中辛苦操持家务的儿媳生了孩子。但他们是幸福的,因为老人的孙子、寡妇的儿子身上本来就流着二人的血液。只不过老人占1/4,女人占1/2而已。这个简单的算术,也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模型而已,它的意义因为且仅仅因为“人应该活着”──这样的朴素道理而存在。

若干年前的夏天,在老家乡下大门洞子中我们一家人吃着饭,几个等打麻将的平辈与晚辈妇人敞着怀,议论着“邻村的故事”。我的一位老嫂子问我:那个“跟儿媳妇一块过的”寡妇该不该嫁人或招个上门女婿。

我说了一句文绉绉的回话:“我觉得至少我没有指点人家该怎么办的权力!”

老嫂子有些不满,把话题转向了一种“民众式的社会批判”。我打断了她的话,半开玩笑地告诉她:“在发表这些评论之前,至少该把自己的扣子扣好,别让你的妈妈(乳房)监视着众人。”

整个门洞子哄堂大笑。

当然,我并不以取笑老嫂子来显示自己的智慧为荣,我曾经送给过她精美的《圣经》;今天,我还要到小城市的街面上找一家刻录店,把《约瑟的故事》翻录下来,抽机会送给她。除了打麻将,她还看电视,她儿子留给她代管的房子里有一部很好的影碟播放机。

(2006年10月4日写于绵逸书房)
民主论坛

陆  文:跟菲丽丝聊陈粮芋

菲丽丝:收到你的信,很高兴。你说:“老公跟你约法三章,大家各玩各的。”我觉得这主意不错,至少你俩可以自由地使用生殖器,用不着为吃醋而打得不可开交。假使我俩今后仍有裸聊的机会,也用不着避开你老公的眼睛了。既然他可以去LS镇玩Ygf 这个小蜜,你也可以在土著中找个情投意合的情人,也可以在外来人口中找面首。我不知你那儿要不要暂住证,衙役喜欢不喜欢罚款。如果婆罗洲跟夜郎一个样,你应给面首办好暂住证,然后上床,免得罚款。夜郎衙役的本事可大啦,没有暂住证,则半夜上门来扒分。寻性伴侣,也以“卖淫嫖娼”的罪名,叫你罚款。

你问:“最近为什么不跟我裸聊,也不给我书信,是不是对我厌倦了?”这个向你解释一下。最近夜郎监控厉害,不仅电话、邮件监控,派线人监视我的行踪,上网也不容易,寄封邮件更不容易。我在网上只能坚持一二十分钟,就遍体鳞伤被迫下线。衙役的病毒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我一个电脑盲,怎么抵得住他们的猖獗呢?面对中毒的电脑,我手忙脚乱,满头大汗,只好重新更新系统。

我还算好的呢?听说京城许多人日子更难过,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被监控,余杰不让出国,胡佳被软禁,连小老鼠刘荻也被软禁。我不知道范亚峰、张祖桦等先生的处境如何?高智晟迄今仍呆在牢里,这个大家知道,不多说了。估计他仍没屈服,否则用不着对他的妻儿折磨压榨得这么结棍,也可以让律师跟他见面。

另外,我最近在兼职打工,无暇跟你交流。我既要每月为儿子缴七百几十元的房屋按揭,又要帮孙子缴学费。我们这儿的幼儿学费每月近四百,我每月工资才五百,缴了孙子学费,就剩下一百元了。现在活着的意义,我好像就是为了给儿子付按揭、给孙子缴学费。幸亏婆娘退休费大,假如婆娘的退休费也像我一样,我只好做贼做强盗,继续为儿孙效劳。

你问我夜郎有无新闻。我们这儿怎么会没有新闻呢?最近上海滩的陈粮芋,因违规挪用32亿社保基金给上面搞掉了。本来我们举双手拥护,也幸灾乐祸。好多年前,粉碎四人帮,我们也放鞭炮,后来扬尚昆死了,陈稀同垮台,李棚的日记不给出版,我们也拍手称快。可这次不同了,我们想拥护,也没地方表示。因为猜准要出事,他们事先将爱琴海、世纪中国网站封了。不少宣传阵地,掌握在上海帮手里,老是宣传江总的三只手表,忽略元首的以人为本和八荣八耻。他们不允许我们抒发感情,国内也没地方抒发。我们没发表渠道,以表明跟夜郎朝廷保持一致的态度,旗帜鲜明的支持扫平上海帮。

我对上海帮历来没好感,他们镇压郑嗯宠,打击郭国汀,以前还跟我的朋友顾则徐过不去,后来又跟我的朋友小乔过不去,搞得她的饭碗都没着落,有一次还搞得会友吴孟谦灰头土脸的。而且前任元首的侄子,是王洪文式的火箭人物,短短时间,他从铁路员工直窜为上海滩公安大佬,也让十年寒窗的书生看不惯,我就不相信他的才干超过汪伪76号里的李士群,和电视剧《上海滩》里的许文强。

目前上海的网评员十分嚣张,且手段狠毒,不仅为陈粮芋鸣冤叫屈,涂脂抹粉,还到处亮黑材料,揭元首的底牌,既揭露他的隐私,还揭露他的女儿、儿子怎么怎么,十分露骨,十分详细,一看就是知根知底的人揭露的。连元首的儿子喝金遁工程几十亿蜜糖的丑事也给抖出来了,也不知真假。我估计这些五毛是前任元首的人马。换了新主人,他们仍不改弦易辙,我真怀疑他们吃错了药。专家评论,这种蠢蠢欲动,肆无忌惮,也许前任元首给他们打气,学“永不翻案”南巡的样,一会儿复旦露面瞎嚼喷蛆,一会儿鸣锣开道上泰山的缘故。

网上说,媒体、司法、情治、公安仍掌握在他们手里,大街小巷中的密探线人,监狱衙门里的董超薛霸,都是他们的人。元首势单力薄,没法放开手脚跟他们干。我们这些想帮元首的人,一方面受监控,一方面国内也没地方发表文章,帮他摇旗呐喊。有的还吃官司,呆在牢房里吃二三三,所谓二三三,我有没有告诉过你?就是早饭二两,中饭晚餐各三两。我两个朋友都在吃官司,一个郭飞雄,一个郭起真。郭飞雄大概觉得口粮太少,有一段时间干脆不吃了。我打着小算盘,假如元首释放我这两个朋友,我可要豁出命来帮他一把。比如,我可以大肆渲染陈粮芋养小蜜泡名模的事迹,以红卫兵贴大字报的劲头,将其批倒搞臭……我以前不怕四人帮,现在当然也可以不怕上海帮。士为知己者死,死在前任元首的牢房里也无所谓,只要现任元首肯放我的两个朋友。

如果元首不放我的朋友,上海帮势力这么大,又不知鹿死谁手,我只好像父亲所说的:“饿着肚皮靠墙站”,犯不着为人家火中取栗。何况我家离上海一百公里,他们两个小时,就可以来江苏将我绑架了去。

我为此事曾进山请教高人。高人对我说:如果不自相残杀,陈粮宇有谁扳得倒他?郑嗯宠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凭公理斗争,结果进了牢房。只有在恶与恶的对抗中,善才能苟延残喘、夹缝求存。上苍作弄恶,就是让他们觉得自相残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事实上实现了上苍剿灭过于繁茂的恶的目的。历史上的“八王之乱”就是这种状态。

这种欺骗,在性交上同样发生,给你性快感,其实是诱骗性交,以便繁殖后代,性快感只是你辛劳的报酬而已。后来人类发现了上帝的把戏,照旧性交、贪图享乐,不过使用了避孕套。

菲丽丝,夜已深,明天还要打工,为儿孙当牛马,谈话到此为止。时事新闻过眼云烟,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以后还会推陈出新,活在世上,戏有得看。我们嚼过就算。不能当真,义愤填膺。要晓得有许多当真的人,现在都呆在牢房里。

祝你幸福!生殖器物尽其用!

你的心肝宝贝肉 江苏/陆文2006、10、4

武宜三:“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三线建设”与“强奸母牛反革命案”
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想起我所知的荒唐、可笑又心酸的往事

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毛》)不但让我知道了毛泽东许多我所不知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了许多我所已知的故事。例如“三线建设”这个词,对于许多人也许很陌生,但对我这个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毛》使我回到了当年“一怕不苦、二怕不死”的辉煌岁月。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把大量工厂从东部迁移到中西部,甚至西南崇山峻岭间。这是毛泽东出于称霸世界野心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错误估计:敌人从东部进犯,沿海地区将被放弃,我军“大踏步后撤”,让出辽阔国土,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持久战争消耗敌人,并最终战而胜之。为此,许多大中型企业和科研机构要全部或部份搬迁;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千一百多个大中型企业被拆掉,千里迢迢运到中西部去。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一个工厂要分散在几条山沟里,有的还要躲进山洞;由于位置偏僻、交通不便,重复建厂、长途运输,管理不易、协作困难,成本过高、技术过时,造成了极大浪费。自从1965年开始并持续到七十年代末期,历时三个“五年计划”,投资高达二千零五十多亿元人民币。让原本薄弱落后的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继“大跃进”折腾之后,又一次遭受浩劫。

《毛》举了甘肃酒泉钢厂作“三线建设”失败的例子,因为那里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其实本人所在的所谓“西南钢铁基地”也不遑多让,那里的人命伤亡、资源糟蹋、物资浪费都是非常惊人的;由于缺乏前瞻性、野蛮开发、粗放生产,加上专制、愚昧、腐败、贪污所造的包括贫富、社会保险、就业、民族等在内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仍使该地区至今不得安宁。1998年以来,由于当地政府错误地动用了大批的公安和武警部队镇压彝族同胞,导致至少有一万二千多彝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以及数十人非正常死亡。(《博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中国人民在毛泽东、共产党眼中只不过是最驯服的牛马。一条成都至昆明的铁路就是不顾铁道兵战士和民工的死活,在地质地貌异常复杂的横断山脉中,靠落后的技术和原始的工具硬凿出来的;野蛮施工和盲目指挥,几乎使每一公里的铁路就要赔上一条人命。

毛泽东说,“三线建设不好,我睡不着觉;我要骑毛驴进西昌。”为了早日出铁,让伟大领袖睡得着觉,我们只好“天作被地作床、荒山野岭摆战场;天下大雨不休息,黑夜当作白天干;破除迷信加拼命,没有条件也要上。”于是选矿技术不过关,就把含有比铁更值钱的多种稀有金属的尾矿白白放掉;污水处理技术不过关,就把焦化厂、选矿厂等厂矿的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排入金沙江,毒水直冲崇明岛,整条长江全给污染了。

我们当年喝的水,早期是黄泥汤,后来是黄泥汤加上这些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先生产、后生活”,就是以建设者的生命和健康,来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作牺牲。因此,尿结石、肾结石、胃病、肝炎、癌症,就成了该地区的多发病。

毛泽东自己骄奢淫逸,豪华行宫无处不有,美女娇娥随叫随到;但却让全中国人民过着苦行僧的生活,不但用马列毛当作麻醉人民的鸦片,还把人们动物性需求也剥夺殆尽。吃的是喂牲口的粗粮和缺油无肉的咸菜,住的是易着火的茅草芦席棚,走的是崎岖泥□路;最惨的是无数家庭被折散,夫妻两地分居长期不予解决。尤其基础建设队伍,长年转战南北,居无定所;重工业劳工阳盛阴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当局又成心不考虑工人家庭困难,尤其是长期而普遍的性困扰。因此性苦闷、性变态、性犯罪(通奸、强奸、鸡奸、同性恋、乱伦)成了热门话题。我记得当时公司里开了一个审判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其中一个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竟是“非法强奸贫下中农的母牛,破坏农业学大寨”。

首发《开放》2006年十月号

东海一枭:耻辱啊中国人!

每当听到有人高喊: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自豪,每当听到公仆戓御用文奴呼吁要培养民族自豪感什么的,我总是抑不住悲从中来,感到耻辱,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深深耻辱!

不错,我们有四大发明,有历史上无数成就和文明辉煌,可那都是老祖宗的东西了;不错,我们几十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可我们不能老是以古衡今以昔比今,老是忆苦思甜愈忆愈甜,不能只把好的一点拿出来强而调之,把大量差的坏的阴暗面掩而盖之呀。

当接二连三地有处女被人民警察强逼成嫖娼案犯的时候,我耻辱;当下乡收税的乡镇干村被称为“鬼子进村”的时候,我耻辱;当看到“严禁越级上访”、“以法治访”等标语,听到农民上访告状、工人上街游行被拘留被逮捕的消息的时候,我耻辱;当民工因为领不到工资而跳楼,或以“威胁跳楼”讨工资的事件层出不穷、被媒体称为“跳楼秀”的时候,我耻辱……。

当假冒伪劣现象已从官场蔓延到全社会、从经济领域泛滥到思想、精神、意识形态领域的时候,我耻辱;当买官卖官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已成为官场常态的时候,我耻辱;当历史成了当权者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民意成了可以肆意强奸的妓女的时候,我耻辱……

当教育部把岳飞、文天祥清除出民族英雄之列的时候,当南京专家提出南京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应该更名为国际和平纪念馆的时候,当国家统计局的专家说咱们国家叫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太难听,应改叫较发达国家的时候,我耻辱……

当法院以“并非法院受理范围”为由,驳回公民提起的违宪诉讼的时候,当法规法律成了压迫凌辱弱势民众的工具的时候,当宪法成了废纸的时候,我耻辱;当得知政府不遗余力地连续十几年维持全球最高的死刑记录的时候,得知政府建起网上长城防堵外界消息封锁全球十分之一网站的时候,当中国领导人被评为全球新闻公敌的时候,我耻辱;当官僚集团和御用文奴合谋抛出国情论、素质论抗拒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我耻辱……

当中国政府把异议分子当人质的时候,当美国政府向我方施加压力要求释放政治犯良心犯的时候,当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不断加强的人权攻势下步步退让、不断出让经济、外交利益的时候,我耻辱!

我耻辱,我们有一支古今中外最庞大也最堕落最腐败的官僚队伍;我耻辱,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的政府,一个以民为奴防民如贼的政府;我耻辱,满清皇朝100年前就翘了辫子,而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幽灵,依然在21世纪的中国大地上游荡,我们的人民依然是没有尊严的贱民和受欺受辱的草民;我耻辱,别国人民早己享有的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匮乏的种种自由,依然与我们无缘──哦,据说有生存权,但据媒体揭露,城市居民还有1998万陷入极度贫因,遑论农村?全国有多少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衣食不继,有病上不起医院,孩子上不起学?可见这个生存权也是纸糊的玩艺!

这一切,都是拜号称社会主义的一党独大的专制主义之赐,这才是百病之根、万恶之源呀。

无可否认,民主自由才是真正代表了社会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和政治文明。这一点,早在清朝时驻美公使伍廷芳就认识到了:“东方民族久处专制政体之下,惟知君上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说未之或闻。一旦涉及美洲,无一不顿改前观。行动、言论,均可自由。试披览报纸对于当道之称职与否,率皆任意评论,无所忌讳。居之既久,知美乃自由发生之地、英雄崛起之邦,人民无束缚,种族无阶级,有非他国所可同日语者”。可一百年后我们政府还在发誓“绝不搞西方那一套”。

人们常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来形容自己对祖国的爱恋之情。人非草木,谁能无情,谁又不爱自己的祖国?但特权阶层不但不能代表国家,而且恰恰是殃民祸国的罪魁!爱自己的狗窝,就要努力把狗窝变成人窝,再改造成金窝银窝,就要向视人民为狗而自我任命的主子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正义之声!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某个党派和一小撮特权人物的中国!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外国好的,我们就该学习,中国不好的,我们就该改革,这不是洋奴哲学,这是实事求是,面时现实。虚幻的盲目的所谓民族自豪感,只不过掩耳盗铃、欺欺人罢了。

承认狗窝不如人窝更不如金窝银窝,吸收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未必就是洋奴。洋奴当然不好,但更要警惕的是当了家奴而不知觉。土主子往往更坏、更无耻、更凶恶下流、更狗眼看人低。我说过:自古以来,最瞧不起中国人最不把人民当人看的,最残酷无情地压迫、剥削、掠夺、凌辱、镇压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是中国的统治阶级、特权分子。

圣经上说:“你们要纪念那些被囚禁的,好象跟他们一起被囚禁;也要纪念那些受虐待的人,好象你们也亲自受过。”只要还有人因思想招罪、因言论入狱,只要还有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处女嫖娼案,还有人人权受侵犯、自由无保障,总之,只要不把人当人看的制度一天不消亡,只要还有同胞象狗一样活着,做一个中国人,就是一种耻辱!

这不仅是个别人的耻辱,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耻辱!

民主论坛

加拿大笔会奖励中国与加拿大记者中国记者姜维平获颁 “人类一体奖”

 

【2006年10月5日狱委讯】(独立笔会新闻秘书万之报道2006/10/4)加拿大笔会奖励中国与加拿大记者,表彰他们维护言论自由的勇气。中国记者姜维平因为勇于揭露中国高层腐败问题而获得加拿大笔会今年首创的“人类一体奖”(One Humanity Award)。该项新奖项是表彰“其作品反映和平表达思想的信仰而超越国家分界障碍鼓励跨文化联系的”作家、记者、学者或加拿大笔会荣誉会员。

姜维平在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起诉后被判刑,已服刑六年。他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文章揭露中国东北地区高层官员腐败问题。由于国际言论自由组织的营救,他在2006年1月刑期还有十一个月未满时提前释放。目前他在大连以书法家为业。姜维平将获得5000加元(4500美元)奖金。

加拿大女记者基姆·博兰(Kim Bolan)获得加拿大笔会/保罗·基德勇气奖(PEN Canada/Paul Kidd Courage Prize)。此奖是表彰“在言论自由方面显示特别勇气与人格”的作家与记者。博兰投入很多精力报道了1985年印度航空公司的空难事件,当时有炸弹在航班182上爆炸,导致329加拿大公民死亡。因为报道此事件,她被列入暗杀者的黑名单。博兰目前是加拿大《温哥华太阳报》记者,出版过《失去信仰:印航投炸弹者如何摆脱谋杀罪》(Loss
of Faith: How the Air India Bombers Got Away with Murder)。

更多资讯请查阅加拿大笔会网页:- PEN Canada: http://www.pencanada.ca 

 

中国是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中国是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2006年10月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采访报导)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与自由的国际组织“自由之家”在日前公布的年度报告中,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政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之一。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自由之家”在日前公布的年度报告中说,目前中国仍然属于“没有自由”的国家。

自由之家今年的世界各国自由度调查报告囊括了全世界192个国家。报告说,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项指标上,中国都获得了最低等级的评分。

自由之家的高级研究员普丁顿是报告撰写人之一,他指出,中国仍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

普丁顿:“很显然,中国在政治权利方面的表现非常糟糕,因为中国公民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权利,共产党控制一切政治,没有什么有意义的选举,村委会的选举也受到共产党的控制,民主党派没有生存的权利,也就谈不上政党之间的竞争,在政治权利方面,中国在专制国家中得分也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和沙特阿拉伯和刚果这些国家排在一起。”

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员普丁顿认为,中国的公民自由方面表现要好一些,特别是在男女平等,经济创业等方面都有比较好的表现。

四川自贡红旗乡的维权人士刘正有说,自由之家的报告认为中国公民缺乏政治权利,他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就连村委会的选举都缺乏真正的民主。

刘正有:“我觉得这个分打得非常客观、公正,是实事求是的打这个分。像我们这一次2006年的换届选举,我重点谈一下选举权的问题,他们从来不让村民、老百姓登记。他们到公安派出所把表排下来,然后再张贴到外面来,这是其一;其二,候选人是已经定出来了的。老百姓有什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完全是黑箱操作。”

刘正有说,现在正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共产党党外候选人遭到各种刁难和打击。

刘正有:“原来我准备参加2006年人大代表的选举,我的声明也写好了,但没发出去。我看他们搞得越来越不像话,全国各地的维权人士和候选人,打的被打,抓的被抓。而且我们自贡网站上宣布人大代表选举的民意测验都被删除了,根本不让你宣传不要你讲话。”

北京的异议人士刘晓波说,改善中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应该从推广民主选举入手。

刘晓波:“中国现在民间权利某种程度的匮乏,根本原因是公民政治权利的匮乏造成的;很多经济权利被欺压是因为它没有政治权利。西方之所以有的时候劳工阶层可以跟强势集团讨价还价是因为它有言论自由、它有独立的工会。可以采取极端的街头政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向强势集团施压。而中国这些东西统统没有。”

刘晓波指出,中共应该开放党禁和报禁,停止打压维权人士。

刘晓波:“我觉得要一步到位也比较难。但起码现在有机会,即便不给自发的民间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候选人提供什么方便,起码不应该去打压,不应该设置种种障碍去阻止他们。而现在它做的是相反的,它对民间这些自发的参加选举的人士进行种种刁难、打压。”

“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中国在新闻自由方面出现倒退,中共去年查封了几十家报纸,并加强了对因特网的控制,但尽管如此,中国公民言论自由状况仍有所改善。

﹝据自由亚洲电台录音整理﹞

 

限制外国通讯社的动机

 

【2006年10月5日狱委讯】(美国之音2006年10月3日报导)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不久前公布了有关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发布新闻的新规定,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独立学者、作家王力雄认为,中国控制外国通讯社的财经新闻是为了防止社会动乱。下面是王力雄为美国之音写的评论。这篇评论代表王力雄本人的看法。

对于新华社发布《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管理办法》,国外很多评论认为是出自新华社自身的逐利,力图垄断中国的财经新闻资讯市场。以“国家安全”做理由只是藉口,因为中国用户对使用外国通讯社的政治新闻从来如履薄冰,并不需要再加控制,而使用最多的财经新闻、金融信息等,与政治并无关系。

事实上,仅凭新华社是没有权力发布这种规定的,拍板必然来自最高层。如果说中国政府为了贪图一亿美元收入而甘冒国际社会群起抨击,我不太相信。在我看来,它所担心的“安全”并非是藉口。

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一方面每年发生几万起群体闹事,一方面政权极其稳定。二者并存,原因就在于闹事是分散的,以政权之力击破分散的闹事轻而易举。假如几万起闹事能在同一时刻发生,再强的镇压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政权必将在“墙倒众人推”中垮台。

因此政权保证自身的安全,防止社会同时闹事就成了关键。政权实施的诸种专制,很多都是为了切断可能导致同时闹事的社会串连。

然而,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在经济上的串联,因为经济的根本就在于串联。因此未来导致中共垮台的途径,可能就是突然发生某个覆盖经济总体的事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的闹事“一哄而起”。

而这样的事件,对当今中国而言,无外乎是金融风暴、股市崩盘、萧条和失业那类经济危机。而那些危机,往往都是被自由的财经新闻最先点明和促使爆发的,因此,中国政府要控制外国通讯社的财经新闻,可以从这里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