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有名的语录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这门清的目的是为了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说的当然是为人民大众，但实际只是为了一党私利，这几十年的执政已经再清楚不过的显明了这一点。但朋友和敌人并不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容易辨认。除了朋友与敌人这样两个极端的阵营外，应该说更多的是非朋友亦非敌人。且朋友与敌人，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正如邱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去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抗战胜利六十年周年，我们一拨人曾邀流沙河先生作了个即席演讲，演讲时并没有题目，但演讲结束后，整理出来发到网上或者被传媒发表，标题均为《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这标题不知为谁所加，沙老也未必完全认可，但所讲的其中最主要的意思无疑是这标题所概括了的。这个标题在妖魔化美国为乐趣的国家，似乎是振聋发聩的。其实这与共产党1944年7月4日的美国国庆日对美国的赞美相比要逊色很多，共产党在自己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美国民主万岁》。事实上在抗战结束前，中共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美国的赞美，恐怕是当时世界非民主阵营的报纸之最，这一点大家可以看笑蜀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一书，即可知道。但当国共内战纷起，共产党对待美国的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至此半个世纪内极尽妖魔化之能势。
沙河老在演讲中既说到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但也说到于我们来讲，日本、苏俄是世界上最坏的两个国家。但中共战后不需日本的陪款，跟着苏俄的意识形态及一系列指示办，以他们为朋友，这就说明党派利益在共产党眼中从来就是高过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日本和苏俄对近现代中国的分割和侵略，是为最厉害和持久的两个国家，也最贪得无厌。单拿苏俄来说，从清朝到民国再四九年后的政权，他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没有吞占侵蚀中国的领土。孙中山为了提出联俄的策略后，引起许多的争论。当然在列宁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率先免除了一此不平等条约，因此争取了一些人心，但事实究竟如何呢？事实上，对于苏俄在近现代中国的作为，一直是有很大争论的，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苏俄加之于中国的种种伤害，深恶痛绝，大加挞伐，只不过大陆几十年对自由言论的封锁，让许多读者并不知道实情而已。1925年北京学术界曾发生过一次“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的一场持续两三个月的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中有梁启超、徐志摩、丁文江、张奚若等人。
德不孤，必有邻。用中国这句古话来想想我们中国的邻居，真可以明了许多事。无论是朝鲜、越南这样的小国，还是日本、苏俄这样的大国，凡是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二战以前，他们都不是什么民主国家。越南、朝鲜现在都还不是，而日本、苏俄现虽是民主国家，但历史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归于无的。可以这样说，中国周围的国家，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都极其落后的，甚至是反人类的，要与他们周旋，除了实力以外，没有什么公理可言。当然由这些专制国家作我们的邻居，反过来亦可证明中国的灾难深重，以及专制制度之漫长久远，同时正好说明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也不可能造就什么好德，所以才有这样的恶邻。西谚云：你要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只要看看他的朋友就可以知道了。与此相类，从周围的邻居也是可以大致推出他是什么的人的。孟母三迁也罢，寻求家有芳邻也好，都说明我们对与什么人比邻而居是相当看重的。但可惜的是，国家周围的邻居，你既没法三迁，也没办法选择。所以你只好理性、务实地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又能获得周边邻居的认可，让他们与你和平相处。
在不讲究政治文明，只讲丛林法则的情形下，实力悬殊，那么问题就大了。近现代两个对我们的生活包括今天的生活都有深远影响的国家，无疑是苏俄和日本。而这两个国家侵略中国之烈之巨，也是其它国家远难望其项背的。日本的不友好，是明摆着的，不足以欺惑人。但苏俄就不一样了，一来宣传自己如何友好中国，废除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二来他们（其实就是他们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用共产主义理念培植自己的势力，亦即中国共产党，从而让共产党利用舆论，利用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教科书，几十年来灌输民众，说他们的好话，亦步亦趋，使一般民众早已不知苏俄于中国的内情于何物。
1925年10月，北京学术界在北京主要的报纸《北京晨报》、《京报》、《国民新报》上开展了一场、持续三个月的争论——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参与争论的人很多，我们选取张奚若、梁启超、丁文江、徐志摩来作一点说明。赞成苏俄的观点，大家都能想像得出来，大抵与后来共产党对苏俄的宣传并无二致，限于篇幅，我就不征引了。倒是历来为共产党所忌讳的对苏俄的批评，不妨多引一点，以见事实的另一面。陈启修说苏俄因为经济不发达，所以不可能侵略中国，张奚若针对相对地说：“一人或一个国家的敌对绝不止一种，这是稍通人情谙历史的人，都承认的话，用不着特别的解释。帝国主义者，用不着问，固然是我们的敌人，但同时共产主义者也我们的敌人……其为害于我们中国的地方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我们防备他比防备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更应该严密一点。”这与张君劢先生后来的名言——你让我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选择，仿佛让我选择自杀还是被枪毙一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梁启超先生依旧用他那带电的文字说道：“问苏俄是不是帝国主义者？我毫不沉吟的答道：他是帝国主义的结晶！他是帝国主义的大魔王！”“苏俄啊！你要辨明你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哪一天立刻相信你！但是，能吗？”针对苏俄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旧世主的谎言，梁先生又说道：“苏俄一定说：”我并不是侵略你们，不过我觉得我的共产主义好，可怜你们不懂，受罪，我来替你们宣传，革命，救你们！‘……国内伟人们’代人民革命‘，我们老百姓受赐已经受够了。哪里还当得起外国人来’代‘？“（见包尊彭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论丛：俄帝之侵略》，正中书局1965版，下引出处同）看了今日动辄代表我们行事，却无时无刻不在侵夺我们利益的官方，你就知道梁任公先生毕竟是有先觉之明。
丁文江先生则秉承了科学家的一贯严谨态度，用数据论证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之不可行，除了是假共产主义推行专制垄断之实。同时，他在列宁宣布所谓废除所谓不平等条约后——九月三日与沙河先生谈及此事，他说这只是宣传而已，根本就未彻底实行——证明苏俄侵略并未停止。沙俄策动了外蒙古的独立，但到1925年，据中俄协定苏俄应该撤兵，但丁文江先生列举出他们表面撤兵，但供给蒙古人军械，派许多军官训炼蒙古兵，干涉中国的内政。在1925年的四个月（4至7月）里苏俄运送各种枪弹、野炮等到内蒙，数量之巨（丁先生列有表，不具），这哪里是什么友善的态度？而徐志摩则在《仇俄与反对共产主义》一文中历数苏俄及共产主义的罪行，他说苏俄是这样的国家，即“除完全听苏俄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政府外，无论何种政府，他都要无条件的攻击或推翻；除受苏俄共产党本身维持的秩序外，无论何种秩序，他都要无条件的扰乱或捣毁。”所以在徐志摩看来，到处捣乱尤其在中国捣乱是苏俄继承沙俄以来，一直都有的传统。苏俄对中国的内政是希望其乱而不是希望其治，徐志摩说道：“利乱，因为乱则人心思治，他的共产主义才有风行的机会；不利治，因为治了则这种机会随着减少，虽属中国之祸，终非苏联之利。”经过几十年残酷的现实，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只能说，像徐志摩先生这样有眼光的知识分子，真是凤毛麟角。
苏俄问题，看似个历史问题，这历史却依旧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二十世纪下半叶，我们中国的灾难，有多少是因苏俄的原因而种植下的，值得我们深深反思。今天，俄罗斯的政体已有所改变，但俄罗斯作为中国强劲的邻居，依旧值得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考量中，仔细对待。因此要知晓苏俄对中国的危害，乃至今日俄罗斯依旧有可能的威胁，还应从四九年前的当然政府——是否合法另议——国民政府相关的外交文件，及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寻绎出相关的线索。
对于日本的恶，虽然也有官方的遮蔽，但尚透露一些真实出来，使得老百姓对日本的恶——虽然这其间的痛恨有许多为共产党利用的民族主义煽惑的成份——还是多少有所知晓的。由于四九年后的意识形态和一党私利之需要，苏俄对中国的伤害被大陆的执政者只字不提。甚至以种种谀词来表扬苏俄对中国的好处，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听听另一种声音——虽然我更倾向于此种声音，但你完全有疑虑之权利——即国民党对苏俄，尤其是蒋廷黻先生在1949年11月25日联合国第四届会第一次委员会发表之声明《苏联威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里有完整之阐述（此文录自《中国向联合国控诉苏联——联合国大会第四届会议事日程第六十八项》，见包遵彭等主编之《近代中国史论丛：俄帝之侵略》（正中书局1965年12月月版，下引资料同此），完整而详尽地覼述了苏俄之罪恶。关于此点，中国大陆的学者昧于史料之不易得，复以党派之私利作祟，更惧官方之高压，默不作声以至半个世纪，不独乃学界之耻，更是我们民族之痛。苏俄对中国之害，和日本一样惨痛，我们今日之生活，哪里逃得掉苏俄和日本对中国之害所造成的后果？我们今天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铁幕生活和及身之荼毒，是拜谁之所赐？
蒋廷黻先生固曾系国民党联合国代表——他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纲》令多少史家汗颜——但他以史家负责任的态度，实证的材料，细腻的笔独向我们道出了苏俄渗透中国的居心。文章中大量罗列了苏俄如何扶植中共，违反1945年中苏条约而阻止国民党从海运旅顺和大连港——因为苏俄在此条约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合法的政府——而大量让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同时还条分缕析地指出，苏俄在接收东北期间帮助中共训练炮兵和机械化部队，同时用武力帮助中共攻占长山八岛。不遵守三个撤兵之议，而是待了近一年之久，待中共军队有效布置后再撤军，而在撤军的同时，带走大量的东北物资。你可以说，这是党派之争，苏俄要帮中共的忙，你管得着吗？苏俄帮不帮中共我们暂且不管，他帮中共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富强吗？我们小老百姓在他扶持的中共治下，得到了自由幸福的好生活了吗？他只不过想让中共变成他在远东利益的代理罢了。事实证明，他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所获的益处之巨大，现在还没有人认真的研究，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
更为恶毒的是，苏俄让受降的日本军队滞留东北，帮助中共训练和作战，利用日本降兵控制中国的局势走向，以便为其中国的利益服务。“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向报界说明：日本前关东军的士兵和护士，估计约有十四万人，或者东北中共军中服务，或在中共控制的地区内居住。该局长并称：有六万日本人，系在东北中共军服务，大部分是在辅助单位，有些是在前线运用机械化武器和重炮。他又说：日本以前的空军驾驶员已有三十人自苏联过来训炼中共驾驶员，驾驶以前属于日本关东军的二十到四十驾飞机（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纽约时报》）。”苏俄之奸狡，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如果说上述参与中国内战，苏俄的目的是寻求它在远东的代理——至少利益的主体尚是中国人组成的中共——以便实现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话，那么对于外蒙之独立，以及对唐努乌梁海的侵占，可谓巧取豪夺。一九二四年苏联与中国签一协定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并尊重中国在该地之主权”，但苏俄从来没停止过分裂内蒙的活动——外蒙的所有领域几乎都有苏联的人的掌控——终至一九四六年外蒙独立。如果说外蒙独立尚有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外蒙全民公决——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中国国民政府正式外蒙独立——作为独立的依据的话，那么中国普通老百姓以及一些知识界根本不知晓的唐努乌梁海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被苏俄强占，则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
很惭愧，我是三年前才在读史书时知道唐努乌海的事，内心的愤闷难以言表。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西北，亦称唐努土文。一七二七年中俄签订恰克图界约，规定唐努乌梁海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唐努乌梁海的人在宗教和生活方式上与蒙古人比较接近，一九四五年外蒙独立时，该地领袖表示愿意加入外蒙，但苏俄压制其亲蒙情绪。一九四八年三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苏维埃，在讨论宪法修正时，通过一项决议，合并唐努乌梁海为该共和国六个自治区之一，完成侵占为苏俄的领土。中国国民政府获知此事后，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七日向苏联吞并唐努乌梁海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苏联对此抗议未作出任何答复。不知此事中共方面有任何反应否？还是一样的要“武装保卫苏联”？——前不久我与大华兄陪注注兄至江油青林口古镇看到一九三三年红军的宣传语言“武装保卫苏联”——恐怕他们一边说国民政府是如何的腐败，不作为，另一方面又说苏联老大哥是如何的对中国友好吧。也许在他们的“中国”版图里是不包括唐努乌梁海的，以他们对老大哥的赤诚，或许他们会效割股疗饥的古法，拿来“孝敬”老大哥也未可知。
悲哉！多灾多难的中国，究竟是谁在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