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祭往》 作者：刘磊 方玉萍 版本：长安出版社 2006年7月版 定价：31.00元}

 

　　时人写晚清民国这段历史有一怪癖，绝不正说，绝不戏说，绝对乱说。大概是正说过刚容易折，戏说难慰我良心的原因，于是各种乱说、杂说、侧面、断说陆陆续续出来。乱说可不是胡说，而是火中取栗，乱中说史，比如《祭往》这本书，明为说联，但终究背靠着一段史，虽然王顾左右而说联，平淡无奇地叙述人物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其实无一句不说历史，无一句不神追当时的人物风流和文采格调。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万方多难之期，济济多士，或豪雄壮士，或骚客美人，都要逞引风流。浪花淘尽之日，繁华辞目之时，不免哀歌足以动人，挽联足以招魂。”至于杂说、侧说、断说也大致走的这种路子，盖用非常话语写非常历史。

　　本书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史料算得上丰富，围绕挽联的背景，作者的生死，讲述了不少故事，其中有一些我是第一次读到，看得不亦乐乎。比如，近代宪政大家、筹安六君子之一的杨度，在袁世凯死后，成为继任总统黎元洪抓捕帝制元凶名单上第一人，达官们纷纷避难，独杨度安坐家中，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但我们友谊未变。报载我已”蹿“，你看我蹿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身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好一个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我对杨度晚年加入共产党的行为，就有了充分的理解，他并非投机者，而是行使他作为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这就是近代人物可爱的地方。

　　将一干风云人物的挽联读完后，我有一个认识，凡做挽联最打动人，也最有价值的，多为两种人，一种是逝者的知己，一种是逝者的论敌。知己所撰挽联，饱蘸情绪悲怆感人之外，往往能说中逝者心中事，而论敌若双方为君子之争，他的挽联，避免同志间的文过溢美之誉，能做到坦诚相见，公允评价，倒更能还给逝者以真面目。而且，真正的论敌也许正是最知己的人呢。

　　黄兴是我最喜欢的近代人物之一，1914年，孙中山吸取教训，借鉴友邦经验，创建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领袖一人，但是孙中山眼里的伟大战友黄兴坚持最初理想，拒绝加入，不惜与孙文闹翻。黄兴病死后。蔡锷挽道，“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蔡锷写下这副挽联后不到10天，就病死在日本。这副对联也几次让我掉了眼泪。王国维自沉后，“殉清说”“逼债说”等猜测甚嚣尘上，此时陈寅恪写一篇碑文，一副对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田田田系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此联一出，被时人赞为数十年挽联第一，陈寅恪也被公认为王国维平生第一知己。

　　挽联最堪品味的妙处在于用典，如果没有典故，挽联的精髓将丧失大半，如小凤仙挽蔡锷的“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一联，就将蔡锷比为英年早逝的周瑜，而将两人的相知比为李靖与红线女，这样的典故在挽联中俯拾皆是。

　　也许算一个疏漏，本书挽联的主人翁漏了孙中山，这是很蹊跷而且不应该的，按照他的重要地位，其挽联定是丰富多彩的，这是一个不应该的失误。

　　本书的一些错别字也很扎眼，如在徐志摩一章，用大号字体注明陆小曼写给徐的挽联，其中竟有“五载哀欢，勿勿永诀”这样业余的错误，对不起挽联这样讲究精妙与格调的形式。

^{《我和上帝有个约》 作者：北村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定价：28.00元}

　

　　北村小说中的城市永远都叫樟坂。两个形声字，它们代表了一种土木结构的生活。这是一种脚踏实地并且只脚踏实地的生活：一切都从土壤中来。许多年前，犹太人拿出他们的金子做了一只金牛，对它顶礼膜拜；中国人则拿出泥土和木头塑造出一些他们也弄不清出处的人，对他们顶礼膜拜。几千年前，摩西对金牛表示了愤怒，将之销毁以避免上帝的惩罚；而我们——我们没有上帝，更没有愤怒。

　　一如既往，北村带来了愤怒。首先这就是一种稀缺的货色，余华、莫言、苏童，这些曾经以残酷、堕落和少年之心为观照对象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在近年写出了自己“最好的小说”或者“伟大的小说”，但他们似乎已经不记得或者装作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而写。批判北村的人也定然从这个地方入手：他总是以道德作为自己的态度，而其他人顾左右而言他。

　　他有个单刀直入的态度。这不见得是一种美德，但至少可以减少迷惑：小说一开始，我们就明白北村要说什么，北村自己亦然。从情节和写法来看，这部小说可以找到一个著名的参照对象：美国人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这是一本“非虚构小说”，也就是说，它原封不动地把一个著名杀人犯的生活经历全盘照录。并非一个冉阿让式的“犯罪重生”的故事，梅勒用大多数篇幅照录了律师、法官、媒体……整个世界围绕这个罪犯做出的不同反应。

　　梅勒小说的结尾是：罪犯被处死了。在聚光灯下以一种新闻文体的方式被处死了。他深爱的妻子有了新的男朋友。媒体去关注其他的事情。而北村小说的结尾是，陈步森最后被处死，却成了一个信主得救的人。他的愤怒、恐惧变成了爱。

　　《我与上帝有个约》，陈步森加入了“践约者”的行列，走进了光明中。梅勒的意思是：这个看来组织严密、无孔不入的世界与具体的个人内心其实并没有关系；北村的意思是：这个看来混乱、肮脏的世界仍然有秩序和拯救。“我是要上天堂的”，主人公陈步森在监狱里这么说。他在杀人后投案自首了。他杀害的人，李寂，恰好是个清官；李寂的妻子冷薇，使他产生了爱情；他遇上了一个导师，苏云起，这个人教他信主——这是天堂的行列。另外一边，是李寂的老同学，贪官陈平及其同党；陈步森杀人抢劫案的同谋胡土根等人。他们最终受到了一些影响，却没有完全悔改罪行。

　　密集的巧合、黑白分明的阵营看起来滑稽吗？北村却为这个架构提供了几乎全部人物的心理过程，虽然他从来就没有想写一本“现实主义小说”。他所要写的就是一个奇迹，一个超越现实的“事实”如何产生——并不需要天使和燃烧的荆棘作为道具。像一根标尺那样，陈步森的“信仰”、“悔过”与“爱”为整篇小说提供了秩序。用一个奇迹来创造戏剧冲突的写法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这与北村已经没有关系：他在宣教。

　　陈步森就是“神的容器”。如同北村在《水土不服》中所写的那样，“正因为现世邪恶……”，他在小说中所产生的巨大的正面效应，与其说是一种对现实的摹仿，不如说是在试图实验当下的一个圣徒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响。陈步森这个人物标明了一种倾向和求证的努力：信仰之力可以延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正因为小说中力量和倾向的存在，零落的人物心理才被整合起来——人们的内心都是简单和相似的，但只有打通它们之间的隔阂才可以证明这一点。北村写了弥散在人心之间的巨大的黑暗，然后写了信仰之力如何将它击碎，光如何把人们聚拢在一起。这是天真的，但至少是动人的。

　　他在小说的开头表明了愤怒，在小说的最后透露了爱：如同诺曼·梅勒终其一生对令人窒息的基督教中产阶级道德秩序散发着仇恨那样，北村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信仰中建立秩序、追求安宁，摆脱混乱、恐惧与痛苦的吁求。是的，无论如何，不再发出吁求、不再拥有立场的作家，他的写作与现实之间那条狭窄的通道就会立即消失无踪，一切写作技巧对他来说就已经成为了屠龙之技。

清点2003年新增的藏书，挚爱之一是刚刚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对关注近代中国研究的读者说来，头痛的问题之一，是望眼欲穿企盼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文集的出版，却偏偏难以如愿。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不应缺席的迟到者之一。

尽管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出版了他的两部传记和一部选集，然而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来说，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五四运动总指挥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而在五四爱国大游行中，举着大旗走在北大队伍最前列的总指挥就是傅斯年。

史学研究领导者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是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一，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往日由于材料分散，人们很难了解他的有关成果，《全集》的出版解决了这一难题。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城子崖等处的发掘，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里程碑意义。

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藏有大量明清档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而辛亥革命后日本的一家公司已经立约买下，打算运回日本。罗振玉、马衡等著名学者曾为保护这一无价之宝出了大力，傅斯年建议时在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蔡元培出钱买下这批档案，最终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

仅凭上述卓越的学术领导工作，已经足以令傅斯年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何况他在史学研究上还有引人注目的建树。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北大“功狗”

傅斯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的重要领导人。他只活了55岁，在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有很强的行政能力，对北大来说，他只出任代理校长一年（1945年8月－1946年8月），但是从1929年开始，直至1948年间，除很短时间外，一直兼任该校（包括西南联大）教授，实际上做了很多校务工作，以至于罗家伦和他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台湾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有学者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本加厉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制度，肆意逮捕师生。他挺身而出，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面对这样极端反动摧残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有些人撰文攻击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说台大的这位、那位教师是“共产党分子或亲共分子”，傅斯年两次在报上著文反驳，义正辞严地说：“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这些言行，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国民党专制统治淫威下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高大形象。与那些巴结专制统治者唯恐不及的学术官僚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台湾“大炮”

傅斯年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知识分子。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他和胡适等好友捐资出版《独立评论》周刊，评论时政，发出知识分子的独立声音。而他最为人们称道的故事是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位行政院长赶下台。《全集》中留下了这些活动的珍贵资料。

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国民政府先后成立国防参议会（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和国民参政会（1938年7月至1948年3月），作为朝野各方咨询性的参政、议政机构。傅斯年先后被聘请为参议员和参政员。他不愿像御用文人那样讲“好听的空话”，一再猛烈抨击腐败官员，赢得“傅大炮”的美名。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予的5亿美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5万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

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同样是个大贪官。傅斯年在1947年1月3日出版的《观察》杂志上发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尖锐地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即在1月15日又一次请傅斯年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2月15日的《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全集》的成就与不足

1980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曾经出版过一套《傅斯年全集》，大陆的读者很难看到。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欧阳哲生教授编辑、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集》，在联经版的基础上，除了第六卷（16开本，共615页）全部内容是新增的以外，其他各卷合计增加论文、文章、谈话、提案等48篇和200余封书信，共120多万字。虽然有些资料没有收进这套全集，但它仍然是当前收集傅斯年著述最多的文集；将来条件成熟，加上一册补编便成全璧。感谢编者的辛勤劳动，这套《傅斯年全集》的出版，为研究这位一代英才提供了坚实基础。可是，这套《全集》除了校对不精等常见病外，还有一些令人费解的错误。例如，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适的信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全文早在1980年收入北京中华书局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170页，稍具规模的图书馆均可借到；《全集》却硬将其中傅斯年认为知识分子在当时环境下何去何从的六点意见删掉两点！

《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408元

“古徽道”是当年徽商翻越皖南牯牛降山岭，过安徽省石台县通往长江水路的必经之道，这条道路上的许多历史遗迹，记录着徽商昔日的辉煌和艰辛。而“古徽道”上的李氏宅院“翠屏居”，具有二百多年历史，是典型的皖南古民居。但是，它并没有被认定为受保护的文物。

散落在皖南四乡八处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古桥多着呢！石台县吴熙祥副县长对新华社记者说，“石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负责文保工作的只有一人，目前已认定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政府都没钱去维护及管理，更何况这些散落的民居呢？”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年六月初，瑞典哥德堡号仿古商船商务经理简恩。瑞德克来到石台县考察，在安徽天方茶叶集团的帮助下，与“翠屏居”房主达成协议，准备以20万元买下，然后整体搬迁到瑞典哥德堡市。63岁的房主李益坤说：“我家的古屋当年仅雕花木刻，五六个工匠就花了三年时间。乡里和县里的干部都来参观过，认为房子很有价值，但看完后说了句‘要好好保护’就走了。这几年我多次请政府对它的文物价值进行认定，均没有人过问。这幢房子每年的维修费要花二千多元，家里承担不起，政府又不出钱。既然国外人要买，那只有卖了，尽管我也舍不得，但总比眼睁睁地看它倒掉好。”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正是因为有瑞典人要搬走“翠屏居”了，才引起了新华社记者去采访。县里的领导人对记者讲的是老实话：由于县财政紧张，“就算认定‘翠屏居’为文物，因为缺乏保护经费，它最终也难逃坍塌的命运。”其情其辞跟房主李益坤老人一样无奈又实在——卖给人家“总比眼睁睁地看它倒掉好”！

近日去了慕名已久的岭南四大名园之一番禺“宝墨园”。园内有包公纪念祠，大概是因为包拯曾在古端州（今肇庆市）做官为岭南人所敬仰吧。堂前墙壁砖刻浮雕有取材元杂剧《灰阑记》的包公故事。讲的是马员外家的妻妾二人争一孩子，包拯复审时，命人用石灰于庭阶中画一个栏（阑通栏，即圈），将孩子放置其中，宣称谁将孩子拽出来了谁即为生母。妾张氏不忍用力拽扯，大浑家马氏则将孩子用力拉出。包公据此判定张氏为孩子生母，并为之伸冤。该剧主要歌颂的是包公的智慧，作为断案的逻辑前提则是，若心怀真情真爱，是宁可放弃所有权，宁可自己蒙受冤屈，也不肯伤害孩子，孩子的利益高于一切！

读新华社前述报道，我不禁想到，“翠屏居”不就是那个孩子吗？是留在身边让他饿死好，还是忍痛割舍给人家抱去抚养好？李家建房祖宗若九泉有知，想必也会同意“翠屏居”飘洋过海吧？

《灰阑记》的故事在欧洲有法语、英语等多种译本，而影响最大的是德国著名戏剧家贝。布莱希特于1945年改编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高加索灰阑记》讲的是格鲁吉亚总督在暴乱中被杀，总督夫人仓惶出逃时将亲生儿子小米歇尔遗弃；善良的女佣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辛将他抚养成人；叛乱平息后，总督夫人为了继承遗产索要孩子，法官阿兹达克采用灰（粉笔）栏断案：心贪性残的总督夫人不顾死活使劲往外拉扯孩子，而女佣则不忍心孩子被拉伤……故事的结局是，小孩没有判给其生母，而是判归养母女佣。显然，在布莱希特心中，真爱高于血缘关系，故事的逻辑合乎历史进程地升华了。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真爱最重要。新华社记者  在前述报道中说，他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此前，黄山市休宁县黄村的古民居“荫馀堂”，经过七年多的策划被卖到美国去了。美方斥资1.25亿美元，把“荫馀堂”拆下的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500块石件，装进40个国际标准货柜海运到美国。2003年6月，“荫馀堂”连同扩建后的博物馆一起正式对公众开放，目前其主题网站已跻身美国十大网站之列。“荫馀堂”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是一幢四合五开间砖木结构的跑马楼；根据当时的认定标准，“荫馀堂”无法挤进文物行列，由于缺乏保护经费，如果不卖，最终逃脱不了坍塌的命运。“荫余堂”移居美利坚，可谓得其所哉。如果我们真的爱那个“荫馀堂”，真心爱怜“翠屏居”，认为它们是我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就该像埃及人那样，为赠送给法国的卢克索方尖碑170年来矗立在巴黎市中心的协和广场，被更多的世人所观瞻而高兴。

可是，遗憾的是，有些人不这么想。就在新华社前述报道出来的第二天，当地政府一夜之间改变了态度。我们很快读到了这样的报道：《安徽石台古民居“远嫁”瑞典之举被当地政府叫停》。主管文物的吴副县长郑重表态：“经鉴定，这幢古民居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属于文物，根据《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绝不允许任何单位、企业和个人擅自对外进行买卖。”

我不明白，好好的一出正上演的表现智慧和爱心的《灰阑记》，竟梦境般变换成了《霸王别姬》！“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姬虞姬奈若何？”乌骓马死活由它去吧，虞姬，我把你可怎么办？总不能留给刘邦这小子做战利品吧？虞姬岂不明白他是何心肠？于是，知趣地拔剑自刎……我没有兴趣分析“不足与谋”的竖子项羽其心其情，也没有兴致将霸王别姬与“翠屏居”等文物的宁毁不落“外人”进行仔细的类比。我只是感到遗憾，就像我为浙江定海古城、西安古城和北京古城的一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被开发商的推土机消灭掉一样遗憾。

霸王并不是真爱虞姬，他只是个疯狂、自私、小器的美人占有者。而我们，真爱蕴含老祖宗智慧结晶和中国文化气息的濒危文物吗？

互联网上的“恶搞”呈泛滥之势，有关人士大声疾呼：现在到了加强管理、加以规范的时候了。有媒体报道，广电总局正准备出台有关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

确实，规范很有必要，这既是为了纠正某些不健康的做法，也是为了保障多数人合理、合法地利用网络创作、传播、接收有影视剧情节的作品。问题是如何规范，即我们要准确地界定取缔什么、限制什么、支持和保护什么，我们的规范要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也要有恰当的方式、方法和尺度。

“恶搞”事件第一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强烈反应和激烈争论是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一次造成巨大反响，大概是因为两个原因：其一是被调侃的对象——影片《无极》及其导演陈凯歌既出名，又处于争论的焦点；其二是《馒头血案》的制作涉嫌侵权的可能性极大，“恶搞”就不仅是搞笑行为，而且极有可能引发官司。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馒头血案》的争论风声很大，但无疾而终，这既令人遗憾，也是一件幸事。之所以说遗憾，是因为本该弄清楚的问题——“恶搞”的行为界限、道德底线，借用能否侵权等等大是大非问题——居然就不了了之；幸运的是，由于当时对《无极》和陈凯歌十分反感、对胡戈相当同情的社会心理，如果陈凯歌真要与胡戈对簿公堂，多半会赢得官司而大失人心，这对正确认识和规范“恶搞”决非好事。陈凯歌是聪明人，他的明智使其在道义、名声方面所失不多，客观上，没有造成情绪压倒法律的局面，也为重新理性地对待“恶搞”留下余地。

最近这次对“恶搞”的声讨来头更大，因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和《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等恶搞短片冒犯到了红色经典，引发了“不能容忍”的声音，人们从捍卫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高度认识问题，也力图从这个高度解决问题。

我认为，对《闪闪的红星》和《铁道游击队》这类影片的恶搞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不过我们认识问题可以不局限于“红色经典不容恶搞”。任何一种恶搞，只要侵犯了版权、违反了公认的道德准则，就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对问题的分析和认识——更不用说处理了——纳入法治和公共行为规范的思路，强调被侵犯主体的特殊身份没有必要，也没有好处。一个人，只要被偷了，被抢了，被侮辱了，就应该追究，不论他或她是官员，是明星，还是一般的工人农民。从法治的观点看，我们是依法实施平等保护，而不是视对象不同给予特殊保护。

广电总局搞许可证制度也许可以一举解决恶搞问题，但制造的问题会更多、更严重。比如，对于那些从不恶搞，但有创作影视剧情节短片的冲动，愿意通过网络与认识的或不认识的网友分享、交流的人怎么办呢？其实，只要严格执行现存的法规，就可以处理恶搞问题。比如《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就从10个方面“禁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有以下内容的视听节目”，其中包括“（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以及“（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对触犯法规的行为，可以事后处理，颁发许可证恐怕不是恰当的办法——这就如同有极少数人出门之后会去犯罪，会违反交通规则，但这不能导致出台人人出门要申请许可证的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权利，在网络上发布影视剧情节短片就属于这种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妨碍他人的权利或侵害公共利益时才可以限制，许可证制度是在未发生这种情况时做出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许可证制度时，一定要考虑合宪性问题。正是基于此，现已有媒体提出以下质疑：现存的法规中，规定“有影视剧情节的网络短片，因其存在‘向公众传播’的目的，需要获得相关许可证”。其实，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权利，“具有向公众传播的目的”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也是言论、出版的必然内涵，决不是限制的理由。

中共上层权争的猜测，几乎是国外媒体对于中国事务最为重头的报道和分析。这个侧重点，在文革时期的美国报端就有反映。那时主要的猜测，是毛周之间的斗法。虽然，言不中要害，却也不无擦边。以后，毛，刘之间发生你死我活的事情，成为上层权争的历史铁案。这个权争在1970年代末，自然表现在邓，华之间的权争。这个斗争，双方力量悬殊，邓，志在必得，不成问题。以后，发生胡，赵权力剥夺事件，但是官方基本上排除了敌我矛盾。在江时代，权争也时有发生，杨家将下台。以上简单回顾，说明中共权争的历史。自然，1949年以前不是没有权争。只是七大以后稍稍缓和。八大，有潜在因素，如取消毛思想说法，但是毕竟没有大龃龉。

从权争争夺程度而言，毛刘之间，加上毛高饶，毛彭等人之间，斗争凶狠残酷；到了胡赵事件，矛盾解决方式有所异样，胡赵还在党内；就像华，还在党内一样（一说他退党，无法证明）。江和杨之间的斗争就更是为外界知，而不为”内界”知，很怪异。这些权争轨迹日益弱化的迹象，说明几个事实。一大事实是，琦理玛斯（charisma）情节已经弱化。毛式天才领袖的个人崇拜已成过去，党内无人可以再现毛式崇拜，也无法像他一样做到唯意志论，说一不二，不理解也要执行。

第二，封闭式社会已经突破缺口，对于党内国内之世界性政治观察，变得多重化，多样化，言论虽然依然禁锢，但是，毕竟言者之罪，没有毛时代那样恐怖，动辄就要当遇罗克，被枪毙。海内外舆论，对于某某，诸公之评介，也许是处于国际，民间，各国官方，也不排除出口转内销，是有意释放，以去影响海外人众的。这样，博弈的公开性，导致了双方争取舆论的努力，在所谓”正确性”指导下得以传播。

三是，国际政治的参与，使得无论谁在掌权，无法改变中美，中欧，中日的基本外交格局。

四，人们在几乎是无限的期待中，有意无意，产生了对于新权力阶层的幻想和期望，并不无幻觉地设法证明他们的期待和企望，虽然，其中一厢情愿的政治恋情每每以失恋告终。

何以权争变得温和，是一个重要课题。这个温和的权力转移，是不是意味着，中共终于找到了代替厮杀和搏斗的政治格局，并由此产生一种新的，举世无双的，和平过渡方式呢？历史尚未交代这一页。但是，种种迹象说明，他们正在努力发现和发明这种独特的，权变之和平过渡方式。于是，预设某种政治框架的某种意志，似乎早已出现，固然，这个转变，现在，呈现的还是欲新还旧，与过去斗争方式藕断丝连的那种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在最近坊间关于新的权斗的记述文章里有所传达（见「争鸣」杂志新一期文章——主要点出在上海，福建和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个权争的信息之发出，既有以往揣测权争的那种推断，也有权争水未落，石未出的，那种诡谲。因为，所谓权争的结局，究竟是推出新一轮的政治权力的平衡，还是打破这个平衡，来一个砸锅卖铁式的破釜沉舟，现在，还在未定之天。因为，付出成本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权的稳定，加上国际影响等等因素，政客们商议的最大课题，不是以往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抑或今天的改革是否持续，而只是关注到他们整体利益，势力格局和集团利益会否因此招致风险，是不是人事更动会突破界限，不可收拾等等课题。

从近期政治权争的内涵而论，这个探讨，至关重大，关涉权力稳健交接的可能性。这个权力交接，在否定了普选这个遥遥无期的伟大希望以后，就剩下在非普世价值中，寻找一个或者国人可以接受的稳妥方式。如果这个方式，付出代价较少，社会层面动荡较少，也许，他们会做此选项，而不选择权争。这样一来，依靠党天下大乱的幼稚病患者的愿望，就要完全落空。

西方理论评价极权社会之一个重大证据是，这种社会的政治不确定性和非理性。在经济文化层面上，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他们的有限市场化和文化空洞之上之上，比如，权贵经济和大众经济的绝对对峙和矛盾；比如，政治文化和文化本身的矛盾——政治文化的空白。在政治生活层面，这种局面，在文革时期表现得一览无遗。不受任何制衡约束的毛意志，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政治”正确”和政治无道，政治霸道，一并存在。在此政治生态里，洪水滔天，暗无天日。就连党人自身，也是朝夕难保，朝花夕死。以后，这个局面有所改观。文革被官方否定了。邓氏开始讲究民主法制，并且对外开放。民主法制，是哪家法制，哪家民主，姑且可以争执，但是，总不是”无法无天”——其实，毛未死时的四届人大，已经提出此番口号，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对外开放，也就是有限引进美国，欧洲一些经济文化价值，如消费，享乐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等。但是，在维持这个有限的市场方面，政治全能主义，开始逐步呈现退让的姿态，虽然，他也许仅仅是一个姿态，因为，中国特色的主义，社会，就是政治和文化，和经济的不可松动的捆绑。法制方面，也是如此——最高法官在政治局排名第几呢？和美国最高法官之位置，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毕竟，权争的日子，今天打倒王关戚，明天打倒杨余傅之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党内共识，开始关心一种类似红卫兵时代关心过的，红色系列之利益共享课题。这个化敌为友，重视血统和党性的党文化共识，毕竟不同于毛的打打杀杀，把亲密战友也置于死地。

这样一来，中共现在基本上排除了，类似伟大领袖的思维方式——独裁者和官僚阶层的矛盾统一律，回复到大家一齐排排座的唯官僚师范的非革命利益方式。在此思维和行为方式中，革命领袖施行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论，终于寿终正寝。他们这个革命党的转变，正在朝向他们所说的”执政党”方向——固然，其间执政的合法性根源，并未找到。

那么，共识达成以后，有无权力之间，财产之间的再分配问题存在呢！其间的争夺是否还是会世代沿续呢？

有无因此而产生的人事斗争，派别斗争互相诋毁和互相削弱呢？

这个情势的发生之可能性，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也就是说，党人，是否可以找到一些避免互相残杀的良性循环方式呢！

……

从毛，邓氏时代斗争残酷性的大大减弱，证明他们能够获得一种比较以往更为灵活的政制博弈方式，让敌我双方，变得不那么敌我，而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来，这些党内派别，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派别，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如果这样的新式政治空间得以创造，得以面世，一般而言之共党权争和人事变动的所谓规律性，就要大打折扣。人们只好像发现跨国公司和共产党人合舟共济一样，发现他们从恶斗转变为妥协；这个妥协的出现，给这个政权的内涵，加入了更加难以揣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这个分析是难以一般而言的。

换言之，他们的后极权政治存在空间，由于其政治处理，技术处理的所谓得当，变得更加非规则、非规律和难以聚焦。这个空间存在本身的特点是，它既是政治空间，更是利益空间、经济空间——政治人物，不仅仅是服从意识形态，而是互相照顾他们的既得利益——这是唯此唯大之要义——在这个并非一般原则的原则下，他们以往执过的”真理”斗争，一定会转变为保持利益的妥协。这样一来，只要台面上的人物，不行施对于他们同党的剥夺，抑或，施行舍车保帅之做法，抛出几个走卒甚至车马，最后保持高层的和谐——这样一种方式，还是他们值得期许和师范的。

剥夺政治权力以后的非政治生存空间，虽然对于政治狂热者难以割舍，但是，对于如今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并不是难以做到的妥协。这个空间的产生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党内人士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给反对方一个有限的政治空间之课题。因为如诺不然，他们保持低调的政治权利和与之俱来的经济利益，会变得很不稳固。这个实例时有发生。因为中国特色，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双向攫取；没有纯粹的经济利益，也没有纯粹的政治利益可言——他们不是西方甚至东欧下台的，廉洁的前政客和后寓公。政治空间的让度，也是他们难以做出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选项。

反之，对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反对方，无论左右，都不是他们此刻优先考量衡量尺度。他们对于左派如邓力群等人的政治意志，虽然打压，却留有余地。他们相对而言地，释放出一种允许邓们著书立说之机会。邓力群在香港出版了著作，虽然受到批判。

右派势力方面，也并非完全给与肉体消灭。李慎之等人生前身后，还是做出了政治发言，且是反对派发言。这个空间的出现说明，至关重大的，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利益之坚守。

和上述隔代接班的方式之出现一样，党内外理论家，并未给予这种让度空间以哲学或者政治学的解释。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政治空间的出现，使得中国后极权时代，产生了对于政治局面的适时调整和预期；固然，这个调整，完全背离普世价值，但是，至少从技术层面上，他们的工具性操作，变得更加实际，更俱某种实用主义之效用。这个局面的出现，从侧翼证实了，党内主流理论，正在寻找普世价值以外一切可以得以延续其党其政的多种妥协甚至和谐方式，从而转变了他们在毛时代一步一碰头的血腥方式。这个方式的出现，即避免了社会动荡，也加剧了普世价值进入中国的绝大难度，最后，这个实用主义的技术操作，使得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操作，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们的预言是，即便当前权争征兆已经出现，但是，预计其前途不是按照毛式路径，而是按照实用主义，技术主义之新路径，给与化解而非加剧。这个估计，当然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估计，但却是比较客观的估计。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和异议人士，都在评估这个权争将会付出的代价和成本。虽然，我们完全无法同意这样一个看法——说，民主转型并不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或者财产。不！就中国的特色而言，革命最先，最想触动的，就是这个来源不明的财富或者财产。之后，才是民主自由。六四等运动已经证明于兹。

重复而言，种种迹象显示的权争势头，会在某中全会上得以化解，而不是变得剧烈和你死我忽。不这样，这个丧失真理性的政治存在，丧失意识形态的存在和丧失党性的存在之利益集团，就要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他们出于生存，正在改变这个以往的思路。虽然，他们无力论证隔代接班等等接班体制的脆弱性，但是，他们会比毛，邓更加容易变得容忍和默认其间的和谐——和谐之要义，不是对于民众之间，官民之间，其实是，着重于他们自身之间的妥协和退让。他们的要务，正是在于解决他们的政治危机，而诉诸技术层面的，实用层面的解决方式。政治体制具体有哪些不稳定因素，哪些稳定因素，如何扬长避短等等，超过了他们分田分地的忙碌，意识形态的忙碌甚至你争我夺的忙碌。

这些权争变权让的特色，正在面世，不是没有可能的新型试验。

从西方认为极权主义无理性这个基本判断来说，这种政治体制的本性是庸常无道，不俱科学性的。但是，起码，他具备科技性。这就是他可以延长寿命的一绝。

二绝是，他们依靠的，同样是不俱民主性，而俱资本性的跨国集团和西方国家之国家利益主义。他们共生共荣的前提，是马克思的利益驱动理论。

三，政治技术主义，正在试图挑战政治真理。反而言之，政治正确者，面临的，不再是真理性论题，而是政治技术层面的解构。这个解构，需要诸多条件，包括了如何面对技术政治的有效操作，和如何应因他们新一轮的技术和谐。

我们在面对他们的技术主义，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之理性方面，如何和他们的极权主义之无理性做一个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内部人事斗争，在毛时代是无理性的——也不完全无理性；毛拥有他自身的政治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刘要实施推翻和逼他下台的逻辑，是反革命逻辑——刘少奇这个逻辑是不是反革命逻辑呢，根本不是。）问题是，共产党人是不是可以容忍下台，这才是最为重要的逻辑。但是，现在的领导轮替，的确产生了不少下台”在野”的人士，如前总理等等。但是，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现在在台上，或者在台下，问题在于，党本身，是不可以下台的。只要这个前提存在，前总理，委员长的下台，在野，正在变得可能——因为没人可以追究其执政期间的合法性或者其他问题（如，有人提到的前总理改革的合理性问题等等）。于是，这些人物的下台，和毛时代，刘，邓，林彪等人的失事，不可同日而语。在确保他们这些前朝元老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中共人员的下台，变得不那么可怕。（虽然，邓氏对于让他退休之的言论很是不满。）最为关键的课题是，最大限度的权力让度，建立在权钱不受监督的前提之下——这是他们上台下台时必然制定的潜规则。

现在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是，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得有效保障后的释权。权力解除，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前利益和眼下利益的解除——这是关键。

再是，目前，他们的去留，不含概民主转型的司法，舆论和政治监督。他们和台面上的人物，依旧是一层竹帘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他们最为痛恨和忧虑的所在——他们考虑的政治前景，和他们的现任，没有本质区别。

最后，他们放心不下的，是所谓马克思说过的经济触痛，这个问题看来不好解决——甚至，他们以舍车保帅的做法牺牲一批下属，以达致交易之成功——他们的对手，也不会咬住不放——本来，这里就彼此彼此，只剩下危险的平衡术。

总之，这些非普世价值主义者寻求的，也有他们之间保持脆弱的政治制衡课题。这个政治制衡，不是出于人民和反对党的存在，不是出于舆论的监督和指责，而是出于他们之间的利益妥协体和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制定的”法约”，虽然不见得上的人民日报，但是，他们尊重他们之间制定或者并未制定的潜规则，他们依此行事，或者思考。

这是党文化的一种权争新规则。这样一种台上台下共同操作的新规则，新办法，也许已经产生。这个办法，也许可以躲过权争的残酷和暴虐，使得后时代，继续一段时间。

是的，需要警惕的是，对于幻觉共党政治在权争中消解的人们，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我小的时候，常常看陕西地方戏，戏中就有“哭江山”的人物，一个是刘备，用哭的方式取了江山；一个是崇祯皇帝，在哭声中丧失了江山。这两出戏如果由好演员演出，准会感动人的。在我的记忆中，有的时候，台上的演员真哭，惹得观众中的“软心肠的人”也跟着哭。

可见，哭是一门子艺术。这种艺术如果被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所运用，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的。但是戏总是戏，看的人总是不把它当真，只是到今天，“戏”中的“哭江山的人物”却获得一个现代的版本。9月6日的《搜狐网》新闻，报道了温家宝总理“我眼里常含着泪水”

的话（这一句话，虽然是一个中国诗人的诗句，但是它借用的是保罗书信中的意思），今天（7日）新闻，又报道了胡锦淘的“眼泪”，一则有关胡锦涛回信的文章提要说：“在信中，胡锦涛总书记动情地说，我是含着热泪读完你这封来信的”。你看，昨天是总理哭，今天又是总书记哭──哭江山的“戏”，现在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了。

也正是看到了上述现象，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才被我叫做“哭江山的一代”。毛泽东在生前，曾经引用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话以说明统治者的蜕化现象。没有想到，这样的话倒是在第四代身上给应验了。他们坐江山的方式已经失去了老毛的气派，竟然在现代社会竞争风气如此激烈的情况下玩起了“哭的艺术”。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吃软不吃硬。你不要小看这种哭。它的确是一种“软武器”，可以打击那些许多对共产党江山心怀不满的人。这样，中国的吹鼓手们就可以说：“你瞧，若不是情为民所系，总书记和总理会哭吗？人不是鳄鱼，不伤心是不会流眼泪的。”在刘备哭荆州的戏中，周瑜用法律的方式提出了归还荆州的问题。但是刘备用哭的方式终止了对话，使得谈判失败。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中国人民要求第四代接班人依据人类民主的方式“让”出政权，使权力回归于人民。

但是，胡温的哭，就是要用“眼泪”堵死对话的渠道，使民主变成了“情系于民”的一头怪物。他们好象在说：“我流着泪坐江山，你们还要谋图不轨，是何居心？”

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我没有想要批评胡温的哭。我认为把他们俩的哭报道出来，这是中国新闻开放的一个信息。只是我感觉到在一个刚刚被媒体抄得很热很热的“盛世”气象下又宣传他俩的哭，好象是要故意表现社会的不和谐。这又与“和谐社会的”调子不一致。而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口径一致又是第一等重要的。就通常的情况而言，在一个“和谐社会”，有多少事情需要人哭啊？在一个“盛世”，人笑还来不及呢，何谈哭！说到这里，我就有理由怀疑：媒体是不是在与党中央作对，意在恶搞“盛世”，给“和谐社会”注入“亡党之音”，好象是说，这些目前住在崇祯皇帝上吊的老地方的人，在上演着“煤山”的故事，揶揄他们是用“哭术治国”，日子不长了；若不是这样，即使胡温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也会哭，媒体非要报道吗？

胡温的哭，使我想起了一个哲学家的错误。他是美国的大哲学家詹姆斯，曾经认为“心肠硬的人信仰唯物论，心肠软的信仰唯心论”。现在，这话好象是说错了：胡温在哲学上信唯物论，但是他们的心肠是那样的软，“眼里常流泪”；而在世界上那么多的“信仰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却心肠那样的硬，对中国人和世界上的人的痛苦置若罔闻。是可忍，孰不可忍！

胡温的哭，既然带了个头（火车头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各省市的一把手们，你们也应该准备哭。前几天，我写作了一把手接受“监狱教育”的评论，可惜我忘记了说，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让人流泪的地方。现在，从监狱中走了出来的党政一把手们，你们该哭了，要不然17大就没有你们的位子了。因此鄙人建议你们在你们的“辖区”内赶快寻找可以令你们哭的人和事（这样的事多如牛毛，比比皆是），也象总书记和总理一样的哭；但是要放声，而且一定要挤出来一到两滴眼泪，只有在眼泪花中，你们才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享乐的未来。

努力吧，你们！要知道，现在的做官之道在于会哭。不懂哭的艺术，没有哭的技巧，你们中间的任何人要想接总书记、总理的班──没门！今天的南京已经建立了“哭吧”，要练习哭，赶快去哪里！你可以一边哭，一边摔东西，练出功夫。要不然，在你们的“辖区”投资建立“哭吧”，你们带头一哭，就不用愁你们手下的人不会哭了！

非常可惜，就在这一篇文字将要写完时，我身边一位批评家看了一遍，不以为然，提出了批评意见：“坐江山的人为什么还要哭呢？现在时兴民主，没有本事、没有能力就搬出中南海，爱哭，坐在黄河岸边去哭吧？哭它一河的眼泪，还可以写一本《我坐在（彼拉得）黄河畔哭泣》的书，说不定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或许会得茅盾文学奖呢！”

（2006-09-07于首韩国尔市）

自共产主义在苏、东崩溃后，民族主义火苗飙升，在全球狂窜.中国内外，除了纸媒与网络上大量文章外，有关民族主义的文集和专书也已经出了好几种.主要的论争，是在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含新左派）之间进行的，同时也有一些兼及双方的论述，诸如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宪政民族主义（constitutional nationalism）、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甚至远溯至孙中山的（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等等，均有涉及。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的联系

刘晓波的这本新著《单刃毒剑》，可谓迎风而成，是他近年来关於该问题所发文章的汇集。其焦点，是批判性地省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其特色，是旗帜鲜明抗击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其中心，是阐述当代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的紧密联系.本书以自由主义立论，不假辞色，决无妥协，体现了晓波一贯的风格。

应当注意到，本书所指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指政治民族主义，特别指当代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至於文化民族主义，它呈现出来的面向是远为複杂的）。书中主要涉及的基本上也都是当代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事务，举凡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中共管制香港的爱国主义，这些与主题有关的各个侧面，均有所论列。

令大多数读者颇感亲切的是，本书的分析方式，是从读者耳熟能详的现实事件入手，如实道来，侃侃而谈。众所周知的，诸如：政治化奥运、金牌政治、神五升空、暴君萨达姆、赵燕、一○七名华工事件、美国飓风、「哥伦比亚号」事件、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姜文被诬陷、赵薇着装事件、真由美象徵的现代日本形象、对日索赔、汤晔事件、反日游行风潮、韩国的反日、胡锦涛访美、台海角力、评估阿扁、龙应台「野火」、李敖做秀、香港御用名流的表演、司徒华的风骨……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中国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都被写入书中，被施以鞭辟入里的解剖透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不卖弄理论词藻，不堆砌抽象概念，也不强作中立姿态；而是爱憎分明，是非昭然，针针见血。全书价值取向鲜明，感情沛然，视野开阔，逻辑清晰，语言犀利。对不可一世的对手以「单刃毒剑」名之，是反击近年来中国大陆虚骄张狂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针锋相对之作。在坊间所有论述民族主义的书籍中，是别有特色的。

民族主义：情绪性宣泄

坦率言之，我比较赞成书中这种就事论事地评论中国民族主义，而对贩运一大堆眩目的学术术语来讨论民族主义的文字，则颇感厌烦，往往一目十行。

直白地说，感性，才是民族主义的核心特质.不像其他意识形态或宗教理论体系，民族主义其实并不具备什么系统性的学理内涵。说到底，它无非是一种情绪性的发泄。就连擅长於用哲学语言包装日常俗物的黑格尔，对民族主义，也只有在把它转化为国家主义（statism）后，才说了几句貌似有理论内容的话（其中不少仍是不知所云的空话）：「国家是尘世的绝对力量……。国家即是人民自身的精神。……应由国家来支配世界。」（黑格尔：《法哲学》第三三一节）在他看来，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精神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注定要统治世界。国家是一切其他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国家免於任何道德责任。它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现实，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这种为国捐躯的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式的俗人生活是格格不入的。

显然，这些已然是典型的国家主义信条了。它已经欠缺了自发的民族主义的那种乡土的粗砺性和本真性。这是黑格尔隽刻在国家主义躯体上的极权主义标记，之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都继承了黑格尔这一精神遗产，从而使国家的力量高度渗透并全面控制了国民的生活。

坚守自由主义阵地

本书所集中批判的，正是这种融入国家主义的政治民族主义.作者通过大量例证分析，清楚勾勒出了民族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联系，描绘出了二者共同拥有的基本特徵，并勾勒了它在当代中国的戏剧性脉动。作者痛快淋漓的批判，坚守了自由主义阵地，遏制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气焰，理当浮一大白。

这样的批判显然是当下中国需要的，因而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人们也注意到，如何为狭隘民族主义解毒？多年来有心人曾做出过不同方式的卓绝努力。双方的动感情的论争也如火如荼，但恕我坦率地说，效果似不如预期。狭隘民族主义正如顽劣痼症，依然在那里牛皮哄哄。

依笔者的经验与直觉，感性的东西主要依赖时间来消解，而很难透过理性的辩论来解决.思想理论的论述对於非理性的强烈情绪，常常是无力的。民族主义，特别是雪耻型的政治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狂热之风，恐怕只有通过代际替换，通过较长历史流程的沖刷才会弱化它。试看民族主义发源地的欧洲，历史上因民族主义而兴的战争连绵血腥，何其惨烈！而今，欧盟却几乎要把历史上这些不共戴天的敌国融合为一个邦联了。不久前甚至还传出多年来势不两立的宿敌德法两国将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这一合作在一个世纪前人们定会视之为天方夜谭.

而在中国，官方甚至部分的民间，正在精神上过着一世纪前欧洲式的颇富刺激性的民族主义的「瘾」。

虽然，有些功利主义的精明政客，实际是从自身私利出发，并非对民族主义，特别是并非对本民族的同胞有任何惺惺相惜的柔情。这点，试看本书中提及的当局对反日游行的「前恭后倨」的不同态度即可明瞭了。

民族主义缘何强劲？

此外，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民间思想界，除了对狭隘民族主义的犀利抗击外，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某些客观和穷根究底的探讨：民族主义何以如此强劲？溯源於何处？对这些问题，海内外有些研究也不是毫无成果的。虽然民族主义在当下中国，确可径直称之为「单刃毒剑」，确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对手，然在近代历史上，恰如对此感受颇深的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九——一九九七）所说：「民族主义曾铸成辉煌成就，也犯下瀰天大罪。……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它的历史作用是複杂的。这里，涉及到伯林所说的所谓个人的「归属感」问题.「归属感」是一种个人感受，也是人的本性之一。它是个人归属於某一群体（家庭，家族，学校，社区，教派，企业，民族……等等）的一种基本感受。只要该群体的运行在制度上不能侵犯到个人的核心权利，那么，实际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就可能并行不悖。双方在精神上的关联，也就是「感觉在家」与「自由自在」状态之间的关联，本质上也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目前海内外学人所研究的所谓「宪政爱国主义」、「宪政民族主义」、「自由民族主义」在逻辑上都不是不可能的，有很广阔的探索空间。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调节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如何把个人的归属感这一既具有个人性又具有群体性的东西汇入我们的思想视野？如何理解自由与归属感的某种精神关联？从而在政治转型后疏解二者的张力，是值得探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在故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关键历史时刻，未雨绸缪，如果我们运思上述根本性的问题，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

── 首发《争鸣》2006年9月号

我注意到寂寞已久的文学批评界最近大张旗鼓地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寻找大师”运动。诸多名声显赫的批评家各自捧出心目中的“大师”来，媒体也以大量篇幅对此作详细的介绍和讨论。人们声称某人某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师”，人们声称这些作家及其作品早已超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水准。但是，当我看到这张长长的“大师名单”时，惟一的感觉是：这些讨论是莫大的笑话，是皇帝的新衣，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中国当代文学已病入膏肓，而非生机勃勃；中国当代文学已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而非时代的良心所系。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大师”和“大师之作”，而是寻找正常的生命感受、正常的写作伦理和说真话的勇气。

中国当代文学几乎不再应对这个时代的所有重大命题。在这个道德沦丧、贫富悬殊、公义丧失的社会里，作家们随着大众一起堕落和狂欢，试图迎合大众，却又为大众所蔑视。与那些为强取豪夺的官僚和奸商作辩护的“主流经济学家”一样，那些既贪财又好色的作家们，在公众眼中已然成为一群“最不可信赖的人”。作家们如同在街头贩卖狗皮膏药的谎话连篇的商贩，不过他们的语言更要优美千百倍。作家们自愿充当官员们酒桌旁边谄媚的陪客，残羹冷炙足让他们心满志得。这是何等可悲而可怜的处境。可是，那些著名作家们依赖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造就的庞大的图书市场，像寄生虫一般地吃老本。他们心安理得地数着巨额稿费，一心一意地估算和观察着自己的作品在图书排行榜上的座次，深深地沉浸在自己是“大师”的良好感觉之中。他们对自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作品的价值取向、精神向度全然没有任何反思。

在我看来，表面上繁荣昌盛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患上了五种极其严重的、积习难返的病症：第一、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第二、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第三、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和悲悯；第四、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第五、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世界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世界。这五个病症可谓环环相扣、相互作用，它们各自有各的典型代表。许多作家则同时患上了几种病症，更是难以根治。这些病症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远远低于现代文学，其前景也相当黯淡。

钱钟书：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

先来看第一个病症：只有“小聪明”而没有“大智慧”。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被奉为“文化昆仑”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久被冷落的长篇小说《围城》重新被发现，迅速成为畅销书并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然后被摆进了二十世纪文学经典的圣殿；其学术著作《管锥篇》也被誉为当代学术史上的不朽杰作，即便是无甚特色的《宋诗选集》也因为是“钱选”而倍受重视。依照钱氏的年龄，他完全可以算作是现代作家，但其作品产生普遍性的社会影响，则主要是在九十年代之后，故更应将其放入当代作家群体中来讨论。在我看来，种种美誉并不足以掩饰钱钟书在为人、为文和为学上的巨大局限及缺陷。

钱钟书的记忆能力确实超凡，他懂得多种语言，能够背诵数千首诗词。但在互联网时代，记忆能力的价值充其量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而已。钱氏的生存能力更优于同辈，从某种意义上说，钱钟书是一名既“苟活于乱世”又“闻达于诸侯”的庄子与诸葛亮的交集，是满足于“逍遥”姿态的遗老遗少。钱氏并非沈从文那样的“老实人”，他长期与老同学、长期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保持密切关系，并不像外界形容的那么清高。他既没有固定的人生体验，也没有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价值皈依，更不会“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他的聪明只是嘲讽艰辛地在土地上劳作的同胞的聪明，他没有属天的智慧，没有直接洞悉事物的善恶真假的智慧。于是，钱钟书便“难得糊涂”地活了下来，而且相当长寿。

无论《围城》还是《管锥篇》，钱钟书都没有为中国文学及学术提供某种超越性的思考方式和精神境界。《围城》写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作者却对于那些在硝烟和血泪中挣扎与呻吟的卑微的同胞们并没有丝毫同情之心，他只是满足于从事那些深陷于自我中心主义的智力游戏。钱氏居高临下，置身事外。事实上，他本人由于无法忍受西南联大的艰苦生活，恬然返回沦陷区的上海，在那里过上了游刃有余的生活，并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在抗战胜利之后，钱氏因此受到了国民政府的清查。而所谓的“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学术巨著”《管锥篇》，纯粹是中国古代注释家“我注六经”传统的简单重复，并无多少个人的创见与发挥。在我看来，钱钟书所有的作品都只是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小聪明”而已。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算得上“大智慧”呢？在我看来，像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那样的作品才是“大智慧”之作。《思想录》体现了作为“会思想的芦苇”的人类的软弱与坚韧、卑贱与高贵，以及人类在泥泞中仰望天空的激情，我从《思想录》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智慧的美与力量，这一切都是我在钱钟书故作冷静的文字中所无法体验到的。

余秋雨：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

再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二个重症：只有泛滥的抒情而没有冷峻的真相。此类作家的代表便是被奉为“当代散文大师”的余秋雨。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初，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一举成名，从此成为民间与官场、商场与媒体各方通吃的文化宠儿。他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甚至比在内地还要受欢迎和追捧，因为那些地方的读者在他的文字里发现了一个逝去的、柔媚的传统世界。余秋雨的那种小说化、戏剧化和诗话的散文写法，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的文化断层中横空出世，也确实令许多心灰意冷的文化人耳目一新。但是如果仔细研读这些作品，便会发现在其浮华宛转的文字背后，弥漫着一种透入骨髓的油滑与虚无。这是一名风流才子对残山剩水的把玩，缺乏真正行走在大地上的坚实感与真切感，批评家朱大可形容为“文化口红”颇为准确。

余秋雨十分懂得借用典故抒发一点文人志向未展的牢骚，却不会与既得利益群体有任何冲突。他有一篇写庐山的散文，把古往今来与庐山有关的名人逸事都收集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讲述一番，一般人读来觉得真是一道“文化盛宴”。但我注意到，作者根本没有提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生在庐山的那次决定数千万中国民众生死的会议——正是在那次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德怀等人被毛泽东打成反党集团，此次会议之后党国政策再度左转，大饥荒加速蔓延。短短三年间被活活饿死的老百姓，仅四川一个省就达一千万人（据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全国估计达到了三千万至六千万人。庐山会议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然而，也许是为保持这篇散文的“审美的和谐”，余秋雨轻轻地、悄悄地将庐山会议从庐山的历史中铲除掉了。他知道什么东西可以触及，什么东西最好不要触及，如同笼子中的小鸟一样，他已经自觉地将鸟笼中的天地当作整个的天空。

余秋雨仅仅是一名“变色龙”人格深入骨髓的才子，其作品也只是泛滥的、甜得发腻的过度抒情的结晶。太平盛世需要这样的流行文化富豪，但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先知式的冷峻的呼喊。确实，如果没有对真相的发掘和对记忆的捍卫，如果没有对现实的解剖和对危机的陈述，就不可能出现文明的更新、重建。那么，什么样的作品表达出了冷峻的真相呢？比如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是一部记载极权主义政权大规模政治迫害的诗史般的巨著。作家在这部巨著中彰显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如同一盏在黑暗中燃烧的蜡烛。中国与苏俄经历了同样的苦难，中国仍深陷于这样的苦难之中。但在中国，像《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仍未浮出水面。在历史血淋淋的断层之上，在沉默的大多数面前，我们谁有资格自称为“大师”呢？

王朔：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个病症是：只有血腥的暴力而没有爱与怜悯。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便是“痞子作家”王朔。看看王朔若干作品的题目便一清二楚——《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无知者无畏》、《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王朔是一个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与北京的平民生活毫无关系，将他看作北京市民文化的代表乃是天大的误会。像王朔这样的生活经历的文化名人还有很多（如姜文等），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宣扬“暴力审美”和“语言暴力”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磁场。军队大院通常具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尊奉暴力、野蛮的丛林法则。文革的发生为这群背景特殊的青年提供了一种虚假的“自由空间”，他们把发泄暴力和性当作人性的解放。对于其他大多数同胞来说是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文革，在他们的回忆里则扭曲而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自身是谎言的受害者，但他们未能战胜谎言，反倒成了谎言的奴隶。

王朔作品的走红也与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思想转型有关。在希望破灭的时刻，痞子精神是最好的麻醉剂；一旦将自己定义为流氓之后，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再来要求你承担什么了。王朔的作品在消解官方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同时，也毁灭了许多读者对于正义与崇高的信念，并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展到一种极端的状态。王朔作品中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对暴力无节制的讴歌与赞美。这一负面作用将长期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化之中。这是让人深思的事实：王朔成为时代的标志，而不是雨果及《悲惨世界》成为时代的标志；王朔笔下毫无悲悯之心的主人公们成为青年一代效仿的对象，而不是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和郭文成为人格标竿。

与王朔自传体小说的题目《看上去很美》恰恰相反，王朔的作品与我们说生活现实一样，看上去一点也不美。与之相似，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在描写丑恶的人与事的时候，往往是游刃有余、绘声绘色、甚至全身心投入，但他们在写作高贵的人与事的时候，则束手无策、如履薄冰、虚假无比。因为作家们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发现过高贵人性的存在，作家们自己也没有向着高贵的方向奔跑与求索的意愿，便干脆否认高贵的存在。于是，五十年前，他们杀死了贵族取而代之；二十年前，他们又杀死了平民取而代之。“王朔流”的泛滥，深刻影响了七十年代之后年轻写作者的写作风格和思想方式，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中所弥漫的暴戾之气。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因为互联网上的表达处于匿名状态，王朔式的语言便成为某种人人效仿的典范。

余华：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四个病症是：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此类作家的代表人物就是余华。在《活着》这篇小说中，余华传达了一种让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无法反对的根本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切，活着就是胜利，根本不存在任何高于“活着”的价值。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作乱世人”，长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一种高度实用化、物质化的“活着主义”，其关注点完全集中在人的肉体生命的保存上。中国人长期以来一直遵循实用理性，一直都未能摆脱生理及心理上的“灾民状态”，而由灾民转变为暴民，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昔日的牙医余华不断讲述关于“如何活下来”的故事。也许是因为过去经常给患者拔牙，他知道怎样才能让读者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余华所编造的种种故事，宛如一本经验丰富的野外生存手册，它们表明由中国人所构成的社会仍处于“原野”的状态，生活于其中你必须依靠本能来求生。余华设置了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事故”来阐释人生的悲剧性，命运无常的叹息却无法让主人公的故事产生真正的悲剧力量。余华并不缺少想象力，他缺少的是关于基本的是非的判断力以及爱与同情。余华根本不关心人物的心灵状况，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自己的心灵状况。因此，这些曲折的、热闹的、畅销的故事，从来都跟灵魂无关。在当今的中国，讨论灵魂问题从来都被看作是一种过于奢侈、过于矫情的“表演”。

余华在其访谈录中多次引用圣经中“窄门”的典故，他认为自己的写作如同耶稣一样是在进窄门。同时，他还宣称这部作品显示出他对这个时代的“正面强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因为他所走的恰恰是一道最为宽阔的门，这是他精心算计之后的选择；他没有与这个时代产生任何的矛盾，甚至在对历史的追溯中亦放弃了最坚硬的那一部分。与之相比，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日瓦戈医生》才是一本关于窄门的、关于灵魂求索的伟大作品。日瓦戈医生是时代的多余人，为捍卫灵魂的独立与崇高，他不惜付出肉体受伤的代价——“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无止地施加压力而不受惩罚。”这是一名敬虔的信仰者的灵魂告白。在整体优孟化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中，谁能写得出这样掷地有声的句子来呢？

贾平凹：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

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五个病症是：只有纵欲至死的此岸而没有永生盼望的彼岸。此类作家的代表是贾平凹。早在八十年代，贾平凹便以审丑风格的乡村题材小说和伪笔记体散文而著名；九十年代初期，他的一部厚厚的《废都》更是将具有中国特色的纵欲主义推到了继明代《金瓶梅》之后的又一高峰。《金瓶梅》展示了一个即将覆灭时代的狂欢，与之相似，《废都》也宣泄了一种末世的狂欢——一种成熟到了腐烂地步的文明，像“酱缸”一样败坏了所有身处其中的人。中国文人是文化衰败过程中最敏锐的感知者，中国文人又最软弱、最虚伪，由于没有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无法承受苦难，便将苦难转移到女人身上。他们通过疯狂地发泄自己的性欲、通过对女性肆无忌惮的凌辱，来重新获得所谓的“自信”。

在《废都》中，“性”变成了文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吟诗作赋、赏玩古董、琴棋书画等等，仅仅是他们分散肉体欲望的其他渠道而已，这些喜好或事业，无法提供出长久的、精神性的满足。惟有女人才能让这些失去了中心位置的文人们获得心理安慰。在《废都》中的每一行文字里，读者都找不到作者对女性的起码的尊重和关爱。书中的女性，要么是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花痴，要么是被强奸之后心甘情愿的顺服者。贾平凹那么兴致勃勃地描写那些变态的性爱过程，真不知道他如何心安理得地面对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儿。文学固然不应当成为道德的附庸，但文学也不应当成为道德的敌人。无论如何，对强奸的歌颂都是不能被接受的，正如研究强奸问题的美国学者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把生殖器作为耀武扬威的武器是男性的一大发现，可列入史前最重大发现之一，其重要程度不亚于火的发现及粗糙石斧的首次使用。我相信，从史前期到如今，强奸一直发挥着一个重要的功能，即有意识的威慑功能，通过这种功能，所有男性可令女性望而生畏。”对身体和精神都无比羸弱的中国文人来说，强奸则是他们被权力阉割之后的自我想象。

《废都》曾经遭受过一次查禁，然后得以重新出版，其盗版书也以惊人的数量四处传播。读者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力，根据书中作者所设置的“以下删去若干字”的方框，玩起了填字游戏。《废都》开启了当代文学中“下半身写作”之先河，让文学作品迅速填补了中国大陆没有成人杂志而造成的市场空缺。《废都》作为一本想象和写实并存之书，仅有的价值便在于，它说出了两句实话——“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或者换用摇滚歌手何勇的歌词来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垃圾场”。

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

以上五大症候，已经形成了更为严重的“并发症”，令中国当代文学病入膏肓。即便是华佗转世，亦难以医治。可是，当代文学中的若干当红人物们，个个自我感觉良好，有人不断写作炫耀功成名就的回忆录，宣扬其飞黄腾达的人生哲学，甚至还有人开始营造自己的故居和博物馆。以上所论诸人，钱钟书、余秋雨、王朔、余华、贾平凹等，绝非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师”，他们也无法为这个时代指出一条精神救赎之路。他们的创作不仅没有缓解今日中国的社会危机或者发出一声石破天惊的警示，反倒大大加剧了此种危机。他们是文化颓败的“自由落体运动”中的急先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作家作为一种“职业”的可耻、可悲与可怜。

今天中国需要的文学，乃是充满大智慧的文学，乃是揭示冷峻真相的文学，乃是传播爱和怜悯的文学，乃是展示灵魂的求索的文学，乃是指向永生盼望的彼岸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方能成为大洪水爆发时候的挪亚方舟，这样的文学方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以及黑暗中的灯塔。文学必须有超越性，文学必须有批判性，文学必须有精神性，文学也必须有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内核，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文学家都是唐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老油条”；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必须成为抵抗黑暗与邪恶的堤坝，而不是与狼共舞的奴才。文学和文学家大都是在与黑暗的抗争的过程中到达了伟大的境界，正如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在《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直面黑暗，叙写黑暗是文学的具有宿命性质的使命。文学乃是一种对抗黑暗的精神努力。但是，有必要强调的是，写黑暗本身并不是目的；伟大的作家是为了追求光明才叙写黑暗的，正像他们为了追求善而写恶，为了追求美而写丑一样。他们写黑暗，就是为了显示光明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就是为了表现人性的高贵和伟大。”

黑暗永远是光的敌人，黑暗也将长期存在。文学则是真理的车轮，是光的投射。古往今来，为何那么多人热爱文学？因为文学能给我们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如同星辰，如同炉火，如同谷中的百合花，如同树上的橄榄枝。人类存在一天，文学便将存在一天。是的，“人确实从他一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与心灵世界和外部社会的黑暗做斗争。以实现自己的人格发展和道德完善。而文学的‘启蒙’则意味着照亮，意味着给人们的内心世界提供更多的光明。”我期望着这样的作品的诞生，我期望着这样的作家的出现，我期望着中国当代文学能够在堕落中崛起。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四日改定

──《观察》首发

引言：作为最后血本的中央权威

不管主张自由民主宪政的力量主观上愿不愿意承认，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帝国模式，是无法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确立以来，中央政府独控外交与军事大权也成为后发现代民族国家先验性前提。这样，传统帝国掌控模式与现代民族国家治理，也成了共产党这样一个依赖于“救亡图存”现代民族国家核心理念起家并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组织“天然合法”的基础，并且这也是它的最后一笔“血本”。

于是，维护中央权威也成了一项不容讨论的先验性政治前提。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言论一经发出，中央权威的智囊竟然与底层社会乃至于“较右”的民间力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甚至有人放出所谓口风：郭飞熊在广东地方的维权有最高层的背景；又云，高智晟的高调抗争亦有军队（这个中央权力物品）支持的背景。

这些作为政治八卦放在酒席茶室尚可流传，但要放在逻辑化的政治分析当中去，只好“姑妄听之”了，即不能作为重大模型因素来考虑。

一、分析中央权威的两大着眼点

分析中央权威出了大问题的着眼点，不外乎两个：

（一）是，中央政府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最具公共性的公共品，显然性能已经严重老化。

之于市场化改革一项，中央政府本来的方向是应越来越倾向于实行间接控制手调，而现在相反越来越乐于使用行政命令方式。中央领导人若是能亲自批示查处某个违规项目，那肯定能大得人心。实际上呢，还有大量的违规存在。若按这个路了去塑造中央权威，恐怕中央政府就该改名为“烂尾项目善后公司”了。所以说，以强硬行政命令来突出中央权威肯定地不是一件好事情，也证明所谓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

（二）是，帝国掌控模式下，中央政府具有天然的神性，不容怀疑，但人们常常忘了在现代民族国家治理模式中，中央政府最主要的职能不只是独控外交与国防，而是生产愈加合格的意识形态。

应当知道，意识形态也是公共产品，如果不合格，社会肯定会出大问题。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术语讲，这叫上层建筑已经无法适应经济基础。

二、中央政府为什么会丧失工具理性

在中央政府作为公共品的这一方面讨论问题，实际上是个工具理性的问题。比如说，高喊加大土地执法，而土地“违规”的背后是《土地法》本身就很有问题，比如不承认农民的地权反而仍归于一个早已事实上不存在的“集体”，又比如只强调法条的“严肃性”而拒不考虑土地比较利益与其利用选择的现实性。

这样的“法”还要加大力度，结果肯定是中央权威的丧失。

再比如说，一个世人不太关心的风力发电问题。由于中央政府有规定：风力电企的项目建设，机器国产率必须达70％才予立项。这个70％是怎么确定的？是某个时期的主管领导“拍脑袋”决策，还是主体电力行业与电机生产行业利益推动的形成的？－－世人无从知晓，官方媒体亦不讨论。与此相对的问题是：1，全世界的风力发电正呈上升势头，中国作为风能大国，现在的生产比例不到全世界的2％；2，中国是个能源紧缺大国，按欧洲的2020年风电占总电量的12％比例来论，中国至少要晚于欧洲十年才能勉强达到这一目标；3，作为污染大国，能找替代方式减少（燃煤）火电生产，竟然没任何驱动力来做。

三、中央政府何以丧失价值理性

讨论第二个大方面，即中央政府如何生产愈加合格的意识形态产品，实质上是一个价值理性的问题。换言之，它应放在文化道德性与历史反思的大框架内来讨论，以便比较出政权的“道德性与效率性的均衡”位置。

通俗地说，当你强行推销意识形态产品之前，应当先做一个政治市场调查，比如说，“三个代表”除了表达了共产党集团对权贵资产阶级与新兴中产阶级的妥协以外，真地还能代表工人那一个处于旧有社会结构高端的阶级吗？后者何以从“领导一切”的地位上，骤然跌落为“无人愿意领导他们”的地步。

而仅就立法技术而言，为什么一个劳教规定屡经各方学者呼吁，就得不到废除呢？在中国较好的封建主义统治时期，一个柔弱女子的哭诉就能改变一项立法，如西汉文帝刘恒时期得“缇萦之哭”。因为一个弱女子要替父亲赎刑，自愿入官为婢，竟使皇帝废除了肉刑。既便是在政治道德大为败坏的五代时期，因为体制内的个案抗争，都会产生废除一项恶法的效果。如后唐（沙陀）皇帝李存勖在官员的力抗下，废除了“禁民间买卖牛皮”法［官方专营，是因为牛皮可作铠甲］。

总之，一套有效的意识形态产品不在于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手段向社会推销，也不在于体制内官员的效忠程度，而只在于它被整个社会自愿接受的程度。

既便社会不太接受，只要中央政府不强行推销，还不致于整体社会抗争的发生；然而，一旦意识形态产品既无买方市场，中央政府作为卖方又强行推销时，所有社会矛盾冲突的总爆发就必然交给了偶然事件。

结语：“拯救（公共品）中央”的技术性方法

过来不短的时间里，民间自由力量一直将中央政府理解为共产党的同义语，但是在本质上来讲，一个理性的分析框架要求民间自由力量主动地实行“府党分离”。也就是说：府，是全民所有的东西，是国家是政治公司的治理机构；党，是一个很小的利益集团，它的扩张性（如三个代表）不足以“侵吞”整个政治公司。

更形象地说，你可以反对秦始皇，但你没权在长安纵火，因为国家这个公司里有你的股份。理性地对待社会现实问题更需要在寻找到价值理性后，改进工具理性，就目前中央政府“双重丧失”的情况下，其技术化处理大体有三方面：

1，重大公共政策的公开辩论，乃至全民公决。

2，政治协商机制的重大改进，乃至于结构重建；

3，公民责任意识表达的理性化与中央权威应对的理性化，即把“抗议者”请进议会而不是送进监狱。

当然，就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勾勒的上层建筑看，做到这些还很难，但问题是：一个弱势存在的（现存）中央政府对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非常危险的，危险之一是“现代性消失”而堕入古典的混乱中去，二是靠暴力（如军队）维护存在而无法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初建时的理想即不可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