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并非纯然一遁世僧侣，也不是什么隐逸诗人。他的一生尽管短促，却始终未能忘情于国家民族与民主正义。
1903年10月7日上海的《国民日日报》附张《黑闇世界》刊登了署名为苏非非的《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二首。
其一为：
蹈海鲁连不事秦，
茫茫烟水着浮身；
国民孤愤英雄泪，
洒上鲛绡赠故人
其二为：
海天龙战血玄黄，
披发长歌揽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
一天明月白如霜。
作者苏非非即苏曼殊。
这年曼殊是日本成城学校的学生。4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长期控制我东北地区的七条要求，激起全体中国人的愤怒。曼殊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留日学生发起组织的“拒俄义勇队”，以行动表达了他的爱国热忱。9月，受挫被迫返国，到苏州吴中公学任教。据同事包天笑回忆，曼殊曾为其作《儿童扑满图》相赠。包解释说：“尔时在清季，我辈正竞谈革命，扑满者，隐为扑灭满清之意。”由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迁延到对国内卖国政府和异族压迫者的仇恨，这就是是非分明，嫉恶如仇的血性男儿苏曼殊的性格！
“诗一”用《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典故，表达了与强权决不妥协，不共戴天的强烈意志。接下来写己身四海飘零的迷茫生涯。国事无不令人心冷，己身又是如此凄怆。句中饱含泪水的悲愤，已见一斑。“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表明此非一己之私怨，实乃全体国民之共悲；还表明此非懦夫忍气吞声之啜泣，实乃英雄奋发抗争之怒吼。
“诗二”句句用典，内涵博深，气魄豪雄。首句描绘誓作血战死战的壮烈场景。次句发抒面对祖国河山的激昂之情。颈尾进而表白诗人心迹与勇赴国难的决心。
曼殊这两首诗，指点江山，高歌明志，映现了当年中国社会的普遍民气，却也依然烙有作者鲜明的个性印记。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此的评述是“既雄壮又悲凉，既隐约又鲜明，和当时一般慷慨激昂的爱国诗歌是有区别的”这就准确地把握住了苏氏的“诗心”。正是这种最个人化的诗作，才最真挚地唱出诗人心底的歌。
像这样明朗地表达对时局态度的诗，在曼殊的可见的全部诗作中，所占比例虽不大，但是让人们认识一个真正的杰出灵魂，它们是不可或缺的。
曼殊回国后的一切作为（最为突出的是1904年意欲挺身而出暗杀保皇党首领康有为），他与陈独秀、章太炎及“南社”柳亚子等志士的终始相契，至死不渝的友情，从这两首诗是不难寻到其中渊源的。
“才如江海命如丝”——谈谈一代奇才苏曼殊
苏曼殊的名字多年来已很少有人提及，对于绝大多数中年知识者来说，它是陌生的，更遑论青年一代了。
但是，谈论民国文化史和文学史，尤其是谈论其间上海文化史和文学史时，苏曼殊却是一个不能不提到的名字。
苏曼殊绝对是一位传奇性人物，也是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身世和经历都迥异于常人。
其父苏杰生，籍贯广东省香山县，任英商茶行的买办，常年定居日本横滨，娶日本女子河合仙为妇。后与其妹若子私通，得子曼殊。仅三月许，若子悄然离去，杳若黄鹤。失母婴儿只得由大姨母河合仙抚养。1889年即曼殊6岁那年，随嫡母黄氏归返广东。在乡塾攻读国学近六载，经受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洗礼。1896年3月首次到达上海，师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习中文与英文，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898年东渡日本，先后在华侨学校、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成城学校（系军事学校）受业。1903年回国，抵达上海。
曼殊尽管出身于殷实大户，却因庶出兼为私生子、混血儿，在旧式家庭中显然处于卑贱地位。1889年，曼殊仅6岁，由日本回归广东故里。其唯一的亲人——姨妈兼义母和合仙被弃置日本。在这个大家庭中，曼殊“孤寒无依”（《断鸿零雁记》），备受冷眼与欺凌。当年腊月，被医生诊断为某种传染病，幼小的曼殊即遭受了非人的苛待。
……大陈氏（苏曼殊另一庶母）就找来张婆子等人，将苏戬（按，即苏曼殊）抬进了柴房。
那间柴房里，已经没有多少柴草，黑乎乎的墙壁上，挂着一层厚厚的草灰，草灰上面留有一道道雨水流过的痕迹。棚顶上，已经结满了蜘蛛的网络，偶尔有一股小风从断裂的墙缝里吹进，那上面的蜘蛛网便起伏地波动……
靠墙角的地方，堆放着两捆水蒿和几捆发霉的茅草。苏戬就被放在了茅草上面。
《沉沦的菩提——苏曼殊全传》
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境遇，对于一颗幼弱而易感的心灵，不啻为一次次残酷的锻造。曼殊的多愁性格与悲情人生，多半来自这幼年就已经播下的命运种子。他从16岁起，曾三次剃度，其衷心何等悲苦，不言而喻。
曼殊是浑然天成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总是蒙着一层让人不忍直面的泪光。比如《吴门依易生韵•十一》有句：“轻风细雨红泥寺，不见僧归见燕归。”内中饱含“微雨燕双飞，落花人独立。”（宋•晏殊《临江仙》）的情致，但苏诗则更为空灵，更为凄清。既有某种温柔甜美的情愫，又有无所寻觅的深深惆怅。这个画面，浓缩了人生的美丽和人生的遗憾。又如《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按：仲兄即陈独秀）“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真的无端吗？所有的“狂笑”与哀哭都发自心间，无一不是对命运之神的无言抗议，对溷浊世事“哀莫大于心死”的表态！唐弢有段话这样说：
“留心中国革命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有一个南社，这个社是由好多文人结合而成的。清末政治腐败，社会混乱，使这些文人有了革命的热情，另一方面又颇有乱杂的伤感。现在只要翻翻南社当时所刊行的诗文集，就可以从慷慨激昂里，看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来，照那时候通行的说法，叫做歌以当哭，也就是歌哭。”（唐弢《唐弢杂文集•海天集•歌哭》）
苏曼殊这种哭笑无定的生命状态，比之南社诸友的“歌哭”，在社会层面之内，还有着更个人性的涵义——“纵有欢肠已似冰”，只不过是愤激语。果真“肠已似冰”，心如止水，一切参透，也就不必再有“无端狂笑无端哭”了。这首诗，恰恰透露出诗人在入世与出世、儒道与佛禅、兼济与隐逸、红尘与空门之间那种彷徨和挣扎的剧烈心灵痛楚。
似乎过于杰出的人，总得命途多舛，人们把这叫做“天妒”。这一点在苏曼殊身上印证得最为显明：上天给了他一个绝顶聪慧的灵魂，却又让他的肉身受尽磨难和屈辱。
苏曼殊的一首《春雨》：“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道尽了他人生的落寞与凄苦，是他全部身世的缩影，是作者自己的含泪倾诉。
1903年，曼殊以弱冠之年由日本返回上海。自此，他的飘萍生涯开始。足迹遍及苏州、湖南、惠州、广州、杭州、南京、芜湖、安庆、温州、香港、暹罗、锡兰、南洋（越南）、新加坡等地。
有必要特别指出，无论曼殊怎样屐痕天涯，行踪飘忽，上海却是他生命航程上的一个固定坐标，一个肉身与灵魂的栖息地。上海有着众多与他志趣相投，才情相匹的友人；上海有着多处他曾经居留的住址，至今可考的就有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孙文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宝康里，白尔部路（今重庆路）新民里11号（与蒋介石等同住）等等。
上海又是他短促而辉煌人生得以充分展示的舞台。苏曼殊这个人物的传奇性，是由多重因素构成的：他是中日交合的混血儿，他是庶出而且是私生子，他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所共育的奇异的文化种子，在那个旧观念旧意识浓重的时代，他的卑微出身使他蒙羞，使他倍受人间冷眼，使他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苦涩。正是这一切，塑成了一个奇特的文化天才苏曼殊。
他时而楚楚长衫，设坛讲学，以人师的身份化育学子；他时而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以诗人才子的仪态现身诗坛歌榭；他时而激昂慷慨，奋勇振臂，以天下为已任，欲誓死一搏；他时而袈裟披身，青灯黄卷，万念俱灭，潜心向佛。
多重角色的频频转换，使得曼殊的人生象一枚多面宝石，光彩熠熠，又扑朔迷离。
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困扰着他，现时的尊荣与记忆中的微贱困扰着他，五光十色的多彩人世与转眼成灰的虚无佛念困扰着他。
尽管外在世界羁绊重重，但曼殊的内心世界却是自由的。在这人生的大舞台上，他即兴而发，没有虚假，没有做作，一切都是率性，一切都是真实——诗人本色，佛徒本色，一个完全本色的苏曼殊！
也许正是开埠最早，得风气之先，相对开放开明的上海，才有可能提供苏曼殊一个充分展示多元性格和多彩人生的最适宜的平台吧。
上海还是这颗20世纪初最璀璨的文化明星的陨落之所。1918年5月2日，曼殊以35岁的英年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
应该说，是上海的特殊文化环境，激活了曼殊所有的天才潜质，在他生命中最有内涵，最有意义的后十五年，从始至终无不牵系着上海。上海造就了这位早慧而又早夭的天才，上海也以脉脉深情最后接纳了这位身世悲凉的不幸魂魄。
冥冥之中，曼殊与上海有着一段解不开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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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傅佩荣解读论语》 作者傅佩荣，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曾著有《哲学与人生》、《中西十大哲学家》等。《傅佩荣解读论语》集作者二十年研读儒家思想的心得，“目的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简单而有效地阅读《论语》的方法，并将个人心得和创见与读者分享”。作者看重的是《论语》的普世价值，在作者看来，孔子思想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并受到不同文化种姓族群的重视，是因为孔子思想有温和的理性主义、深刻的人道情怀、乐观的人生理想。文言文离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远，将《论语》转化为现代白话文十分有必要。傅佩荣的解读方式是先附原文、再附白话，最后才是自己的解读。解读《论语》者，不在少数，作者自有比较。 《雪花和秘密的扇子》 本书是让我短时间内难以下笔评论的小说，但它一定是优秀的小说。作者邝丽莎远在美国，但她似乎比中国的作家更清楚女书这种神秘的中国文化:女书发源于我国湖南省西南部边远地区，是一种只在女性中流传的神秘字体，至今被认为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被公认为目前惟一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文字。”小说以中国传统方式记日，主人公是百合和雪花，当百合八十岁的时候，她开始回忆女人与女书的故事。女书是女子之间的密码，暗含着中国女子的挣扎、放纵、顺从、忏悔。如果小说的翻译语言更中国一些，小说会更有力度，可以想象，本书英文原版带给读者的心灵冲击一定不会太弱。 《万历十五年》 本书的编者依据黄仁宇先生手定的“校正本”及致编辑部的信函所示，并参考了英文本，对全书的文字重新作了详细校订，核对了引文和注释，修订了标点和体例，重新编定了附录，改正了多处错误，基本上体现了作者的真正意图。本书是黄仁宇最有影响的著作，也是最能体现其“大历史观”的重要著作，他的历史观对中国大陆史学界冲击巨大。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是西班牙舰队全体出动远征英伦的前一年；而在中国，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年，但却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黄仁宇抓住了其中的因果联系，从而为解释近代史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让心起舞》 我们的心灵，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情绪困扰也许会越来越严重，当然心理咨询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本书展示了心理咨询师的思考、举措及心理咨询工作的操作流程，“书中的东明心理模型，是作者长期心理咨询临床工作的结晶”。该书分为准备、干预、总结三篇。准备篇作者解决如下问题:在开始一次心灵交流的旅程前，你应该完成哪些准备工作、你需要考虑哪些工作细节、你应该如何专业地规划整个咨询流程。干预篇解决了快速有效把握来访者问题关键所在、帮助自己或者他人采取正确的行为。总结篇强调了搜集、整理、分析信息对心理咨询师的重要性，比较实用。 《人们为什么要买不需要的东西》 人们为什么要买不需要的东西？人们为什么总是买不需要的东西？当然，这个不需要是意指从物质必需品层面出发的不需要，但买东西实际上还是一种需要，这大概是一种情感需求，有专业人士称之为任意消费、任意性购买，本书作者看来是深谙此道，所以才清晰有效地分析了这种消费行为。此书包括以下主要内容:洞察和把握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动机、真实的公司案例指导你制定成功的销售计划，向消费者销售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如何运用常常被营销人员忽视的情感因素影响购买力、消费者为购买而找的14种正当理由、30种消费品的详尽市场调研资料等。读此书，可以知己知彼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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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管焦国标：扒坟撒骨的中国应该反思
近年屡屡因靖国神社中日起纷争。日前一日本驻华外交官枉驾来访，问曰：
“中日可谈的领域非常非常多，为何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项就中断其他任何谈判项目？日本人对中国政府的这种行为方式不太理解。”
我回答说：“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因为中国领导人都来自农民。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式是，两家在一件事上吵了架或打了架，其他任何事上都不再来往，也不再说话。这叫‘两家不过庚’。”
“那多别扭，多耽误正事啊。”“有时会这么别扭几十年，甚至几辈子。沉醉在这种别扭劲儿里不能自拔，耽误正事不足惜。”日本外交官吃惊非小。我忙予以压惊：“来自农民并不等于农民，他们会跟你们谈的。”
“你的意思是中国政府有可能放弃靖国神社上的立场？”
“与中国政府不要谈立场。它哪有什么立场？只要能苟延它的一党专政，只要能抵挡政治民主化，它什么都干。除非中国实现民主化，否则靖国神社上的争吵不会停止。”
“民主化与靖国神社纠纷有联系？”
“当然。中国民主化了，中国政治家不再以反日为号召玩弄民意，日本政治家也就无需通过参拜靖国神社凝聚民心以对抗中国的反日情绪。双方的敌意萎缩了，参拜靖国神社这种象征性的活动自然会销声匿迹。”
“中国何时才能民主化呢？”外交官露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渺茫神情。
“很快！即便民主化很快会到来，可传统很难改变。据我所知，中日对待死者的态度很不同。”
“怎么不同？”
“日本人很尊重死者。过去日本武士杀死对手，要给割下的首级恭恭敬敬洗脸、梳头，有一系列祭奠仪式。近日我在看《周作人论日本》这本书，说你们日语口语中有‘首实检’一词，意思是‘检查首级，夏天挑买西瓜香瓜像检查首级似的’。可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兵尊重被他们杀掉的死者吗？南京大屠杀有没有这样的祭奠仪式？”
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要说尊重死者，中国一向有慎终、厚葬的传统，日本天皇的陵墓要比阔绝对赶不上中国皇帝的陵墓。不过同时中国也的确有不放过死者的刻薄‘传统’，比如活人的恩怨殃及死者，把仇恨延续至死者或转嫁给死者。在历史上，鞭尸、开棺戮尸、扒坟撒骨、焚尸扬灰等等都曾经是法定的或被认可的惩罚。文革时期，许多地富反坏右的祖坟被挖。当时被打倒的共产党高层里，几乎家家的祖坟都被扒开过，先人骨殖被抛扔，邓小平、赵紫阳都遭遇过。”
“啊是吗？好在文革已经过去了。”
“文革过去了，可是扒坟撒骨并没有过去。你到中文网上搜索一下‘扒坟’，看有多少扒坟的故事正在中国发生！”
“还有人干这事？”
“不是人，是政府——中国基层政府。”
“他们要干什么？”
“中国农民反对政府推行火葬，有的就偷偷把亲人土葬了。可是中国是一个盛产告密者的国度，那些无权无势的家庭一旦被人举报，要么自己把亲人的尸体挖出来送火葬场烧掉，要么就听由基层政府挖出尸体就地泼汽油烧掉。”
“竟有这样的事？”
“我自己老家村子里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啊！老人这么怕火葬？”
“你可能想象不到，许多农村老人以自杀求得土葬。”
“怎样以自杀求土葬？”
“前些年，政府说要于未来的某月某日一律实行火葬。在这个日子到来之前，有些老年农民选择了自杀，河南省林县就曾在短短数月里有11位老人这样自杀。”
“真是不了解中国。——许多国家的法律里都规定不许苛待尸体，中国法律里没有吗？”
“中国法律里也有严禁侮辱尸体的条款，可是法律打不过传统啊，侮辱尸体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历史癖好。”
“我们日本传统似乎与一句西方谚语更接近，死去的敌人等于冷淡的朋友——A dead enemy is as good as a cold friend.”
“基督教和犹太教传统对尸体、对死者都比较人性化，包括动物尸体。我看英国的动物保护法，其中规定屠宰人员不得拖着动物尸体从其他动物尸体上经过——太伟大了！”
首发民主中国
朱健国：“南都”为何抗议“富士康案”和解
在”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名誉侵权案”的新闻报道中，”南都”（南方都市报）既是一马当先的急先锋，又是影响各地媒体的”旗舰”帅营；可以说，整个”富士康案”的报道、评论中，无论是数量还是力度，”南都”皆遥遥领先于任何纸媒。但2006年9月4日的”南都”，却将”富士康案”双方在昨晚18时10分宣布和解的突发重大新闻，放在A17版的第三条，仅以数百字囫囵吞枣；此外再无一字评论与背景。近十天来，几乎天天对”富士康案”发社论、发评论、配”巷议”的”南都”，何以在该案出现重大转折结局之时，反而没有任何评论，一言不发？
我想，”此时无声胜有声”：就表面而言轻说，是”南都”极其不乐”富士康案”如此仓促和解；探本质而深入，则是”南都”特意以此反常的低调版面”变相开天窗”以示抗议——对于”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社和解了。昨日下午6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的网站上公布了双方的联合声明”这一消息，”南都”可能大有情绪：媒体据实监督商家善待工人，莫成”血汗工厂”，本是正义之举，法治之为，若皆以莫明其妙的”和解”而终，今后谁还敢再行舆论监督？否则，”南都”会将其置顶为头版头条，并配上数条社论、评论，并延伸专版讨论。这有”南都”过去多日对”富士康案”的密切关注为证。
“南都”为何不敢大张旗鼓，而只能如此低调抗议”富士康案”和解？以今日”新闻自由”尚未诞生的国情，这内幕一时是难以披露的，但人们可据已知事实略作延伸揣测——其一，”南都”深知，此次”富士康案”和解，并非双方真心自愿，至少在《第一财经日报》方面有些勉强。这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事后发表的解释《为什么是和解 还有歉意》（《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9月4日）一文中可见蛛丝马迹。
秦朔文中有一段颇耐人寻味：”对富士康的价值与局限，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亦希望’类富士康企业’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超越既有的做法。可是，如果我们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在内心里，我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的胜利，对富士康也不公平。”这似乎说，寻求和解的主动方是《第一财经日报》，原因是总编秦朔发现本报对富士康的批评有”最后段落显得夸张”的瑕疵。
但这一说法太牵强附会了——谁都知道”金无足赤”，文无完文，一篇批评报道既然”有支持报道的确定证据，有信心胜诉”，就是瑕不掩瑜，就应当让人们”看到整个诉讼过程——不是因为诉讼好看，而是希望从中得到更多启发，发现更多价值，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司法建设、新闻报道建立一些标志，甚至是判例的界碑。”如果依秦朔这一观点，中国所有的批评报道都不能成立了，相关的官司都不用打了——哪一篇批评报道百分之百准确，没有瑕疵？只是如此一来，世间就只有”你好我好他也好”，没有专制、冤案，没有贪官、奸商了。这样的”和谐社会”当然好得很，可是恐怕只能在世外桃源里才能找到。
秦朔乃中国传媒改革先锋之一，何以如此不能自圆其说？必有难言之隐！
以我之超笨，尚可略思如此，群英荟萃的”南都”，岂能不更一本全知？
其二，此次《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一种”城下之盟”——有一超越双方利益的”第三者”，其权势足以令双方闻风丧胆，这”第三者”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强逼双方”和为贵”.《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各自权衡利弊，终于明白，自古”富不与官斗”，”喉舌即官奴”，”身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否则，会羸了官司，输了性命。
这一节，中国第一都市报”南都”可能不仅早已见微知著，而且也收到”第三者”的”微笑服务”？将心比心，”南都”深知秦朔陷入”城下之盟”的苦衷，所以只能如此”变相开天窗”？
众所周知，”和解”在中国历史上，自古多象征黑暗战胜光明。一部二十五史，有多少”城下之盟”？有多少”昭君出塞”？曾记否，甲午战争后的马关和约传来时，全国痛哭！八国联军后的辛丑和约举国义愤！……表面看起来，今日中国人没有祖宗那样大的”和解”耻辱，但试看今日中国各地新闻，有多少被强奸者在含泪与强奸者”和解”？有多少被侮辱者在被迫与强权”和为贵”？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哪一天不在诞生许多”类富士康案”之”和解”？！
谁说”富士康案”和解是《第一财经日报》与富士康”和解”？不，这分明是公理向强权投降，法制向罪恶低头，民主向专制认输！
当普天之下，莫非”富士康案之和解”时，无数被侮辱者被迫与强权之”和解”，就可能”聚沙成塔”，累积成象征国民空前奇耻大脣的 “和解”？
物极必反。当”和解”太大太多，就会出现社会大动乱。
“南都”对此定然想得很深，所以，当有人”朕即天宪”时，她只能谨以一种”变相开天窗”的”适者生存”方式略表抗议？
值此”无声的中国”，”变相开天窗”也会”敢有歌呤动地哀”！
2006年 9 月 4 日于深圳”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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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新闻网
昝爱宗：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是制造腐败的制度和没有执政能力的官员
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是那些不合理的制度，以及不称职的官员和更多欺压百姓的腐败分子，那些吸人民血的大量的腐败掌权者，应该彻底调查他们的收入和行政责任履行情况。
平日里，通过多个渠道获得种种信息，可以了解到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制度的缺陷，民众的素质，以及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稳定背后肆无忌惮的腐败、无所不能的权力膨胀，感到这个国家在失去一个长期稳定的基础，似乎巨大的冰山正在日益亏空，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似乎难以避免。
怎么改变？还是漠然，任其下去？
其实，我的意见是，无论是说真话、捍卫言论自由的，还是组党结社维权推动社群多元化、和平演变的，只要不是暴力推翻政权“取而代之”搞下一个“革命轮回”的，其实都是在帮助共产党长寿，帮助共产党执政的稳定。对此，共产党是顺应潮流，进行迎合，还是背弃与镇压呢？
镇压，肯定是不适合今日之国情的，1989年事件可以说明，任何流血都不可能再来维持“17年稳定”，而是制造火药库，而且随时都有可能被突发事件突然点燃，导致历史上的一些“起义”重演。
再看我们一些居民和广大流动人口的素质，确实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文化程度非常低，尤其是农村来的，很多人初中都没有毕业，对法律的了解也非常有限。而我们的法律，往往是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至上的，对私人的限制、严厉打击、禁止过多，而对私人能够干什么，私人能够得到什么保护，却规定甚少，当国家利益和政权利益与私人权利发生矛盾的时候，私人往往成为被牺牲的人群，这就是国外一直指责中国没有法治、没有宪政和没有人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这些人的受教育程度差，犯罪率高，往往与国家对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欠债”有很大的关系。国家对教育投入不足，并不是没有代价，犯罪率高，就业矛盾，容易激发群体性事件，就是证明。比如重庆万州有一市场管理员自称“公务员”任意打人，最后导致群情激愤，仇视政府，并将区政府的大门砸烂，警车推翻砸坏等，这就是巨大的代价。如果说，政府处处维护既得利益者和政府部门的利益，国家至上，人民必须让步和牺牲，那么，这个政府的合法性就一天天被消耗，最后成空。浙江东阳因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新昌新和成等药厂污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还有最近发生的萧山7.29事件至今没有公开全部过程，都说明，政府如果不妥善处理好类似的事情，小事往往积累到最后酿成大事，政府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民众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民众不相信政府，政府敌视民众，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冲突。
用洞头渔民维权代言人林炳长的话说，他为民维权，他给儿子起名为“真争”（为真理而斗争）和“为民”，就是为党长寿，若没有党，他的退休金找谁去领？如果他所在的地方政府没有做侵犯渔民的事情，而是充分考虑到渔民的后路，那么渔民们还会如此持久并不惜代价地去维权吗？去看不到希望地无望抗争吗？目前，洞头的多年官司至今没有下文，政府和渔民所付出的代价不能说不沉重。
再看那些贪官们，一个比一个有钱，一个比一个权力膨胀，可他们的家庭财产公示于众了吗？他们是一人一票民选的吗？陕西一个区委书记，可以卖一个教育局长的官，获利20万，那些买官的如果不拼命赚回来，他还买官干什么？当官没有权，谁还去当官？
我不敢说我所碰见的官员都有多腐败，但通过他们的福利、住房、消费和子女就业、出国留学情况可以知道，他们早已经过上小康了，可是他们的全部财产和收入一点也不透明，他们可都是公务员，尤其是那些政府首长，一把手，该怎么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新闻界无法用打探娱乐界的手段对付官员，舆论监督往往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这样的监督难道不是掩耳盗铃？或者这样的监督形同虚设。
山东关押陈光诚，北京关押高智晟，不能不承认他们作为个人会有这样或那些的问题，但也不能不看到，政府强权试图“消灭”他们，通过消灭这样的人来制造“压倒一切的稳定”，事实上，这样的稳定是建立在导火索上，共产党就因为当年被国民党疯狂打击，才有非常壮大的今天。今天的共产党难道重蹈覆辙吗？
当然，中国的多党制、结社自由和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选政府，肯定要实现的，只不过有个时间表，有个漫长或不漫长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多长时间。但今天的经历就是为明天打基础，共产党肯定会改变的，共产党人也一定会重新审视历史，并对自己的执政负责的。
国家要稳定，国家的安全，不是建立在强权上，强权只能延缓衰老（延长稳定），但改变不了老化本身，共产党执政，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公民社会，推动国家向良性、文明的方向发展，就能够与时俱进，双赢，就会化解火药桶，使国家更稳定，真正安全。
但又不能不承认，有时候看到更多的腐败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内心总是不平，为什么共产党领导下的今天有这么多的腐败和冤枉，侵犯人权案件，罄竹难书，甚至让人绝望，共产党是不是要下台？当然，这话也是冲动之语，一些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共产党如突然下台了会不会使国家陷入混乱，谁来取代共产党？共产党会不会通过自身来改变，以和平改良的方式，成为稳定中国的相互监督制衡的力量？
共产党应该向越南学习政治体制改革，先从党的最高领导人有差额学起，制定新闻法，推动民选政府。目前，中国能够保持经济有活力，快速增长，但政治体制改革上却是跛脚的，一脚深，一脚浅，总是难以站稳的。
所以我认为，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是那些不合理的制度，以及不称职的官员和更多欺压百姓的腐败分子，那些吸人民血的大量的腐败掌权者，应该彻底调查他们的收入和行政责任履行情况。比如我获悉，目前，被称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住房和医疗，教育领域简直就是暴利花园，高校有产业化，有上不起学的自杀，上完学找不到工作的自杀，悲剧每年都有发生，这难道不是在证明活不下去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今年9月，恰恰逢2000年龙年出生的众多孩子入小学的时间，可僧多粥少，针对外地学生的变本加厉的择校费成为巨大的黑洞，有的是2万，有的是1万，连收据都不给，交了钱就可以入学，没钱的就无法接受教育，就有可能酿成永远的悲剧。这哪有什么义务教育的公平而言，国家的义务教育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共产党的先进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社会主义优越性又在何处？
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些“择校费”都是不合法的，又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可想而知有可能有部门流入掌权者私人腰包，难道这不是巨大的危害国家安全吗？
到以后，那些孩子读不起书，文化低，政府欠他们的“受教育债”，难道他们长大后就不仇恨政府，不加剧社会矛盾，不要求清算？
我自身就碰到一个例子，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城市的基础教育是那么的无奈和局促。本来杭州市政府有承诺让外来民工子女都能在杭州入学，可后来发现教育设施有巨大的缺口，龙年出生孩子多，政府预计不充分，所以各地教育部门只得限制入学者，本地户籍者可以入学，可外地户籍者只得高价，或被迫回到没有监护人条件下的自己老家就学。他们还对外地人子女有严格的面试要求，长相、身材等都有可能被拒之门外，甚至还强制让外来民工子女家长买社会保险，引起社会矛盾。我本人的兄弟就可以称得上一个受骗者。2006年6月23日，本人侄女昝慧琴和外甥孔迪在他们的家长陪同下，第一时间就近报名南肖埠小学，却意外遭遇到了江干区南肖埠小学校长鲁聪（电话13605819936）的恶劣对待，首先是该校长粗暴对待报名的孩子家长，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不给这两个孩子（外来民工子女）报名登记，怀疑孩子家长的暂住证有问题，我当即通知公安110前来证实，后证明一年一上暂住证没有任何问题。我还苦口婆心地告诉该校长不要难为他们，可这个校长偏偏不知道当前中央胡主席提出的“八荣八耻”，在外来民工子女就学登记时先是强迫购买社会保险费，否则连登记都不给，这在上城、西湖、下城等区都是不存在的。这样强迫买保险，最后又不给报名，无疑是骗取这些外来子女家长的血汗钱。
我弟在无奈之下于6月份交纳已经过去的上半年社会保险费2400元（100人就是240000元，其中难道就没有如此辛苦欺骗报名学生家长的校长的一份辛苦费？），我外甥的家长交了3400元，还要交15年，才得到南肖埠小学登记，后来却不能入学。这可是个名为“甲级”的校区，学校刁难报名者，教育部门动辄以“这不符合标准那不符合条件”和“难办”来搪塞。假如有人发现这一“强迫”的证据，联合更多被强迫买保险而受骗不能入学的家长们，以及有正义感的杭州市民，坚持不懈地依法，包括宪法、教育法和相关纪委监察法规制度等，逐级向上级党委政府告状，申请游行示威，群体维权，要求罢免、撤换教育部门负责人和学校校长，要政府此事负责，向纪委和监察部门告状，是不是又要危害国家安全了呢？到底是谁在危害国家安全呢？若为共产党长寿，难道就不应该早日撤换那些执政能力差、“吃皇粮”而不干实事、败坏共产党声誉的腐败干部？
“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和维护公民权利”，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是文明社会的必备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文盲半文盲数量最多的国家，15岁以上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中国教育真相令人感慨，而揭露社会问题的新闻媒体又处处受限制。如果当今政府不把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新闻自由放在和谐社会的范围内，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政府是否有诚信有能力服务人民，是否具备执政能力、保持社会稳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规定，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政府有保证公民接受教育的责任。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假如每个学校只顾收钱，把教育产业化，使教育机关成为暴利机关，成为“三座大山”之一，那么中国并没有在进步，文明并没有在延伸，我们这一代人就无法见证到更多的公平和公正。相反，据人民日报办的《环球时报》消息，近邻的印度中小学几乎免费，公立学校午餐和校服免费，每学期只有大约人民币4毛钱。可以说未来印度的综合实力将名列亚洲前茅。一句话，人家重视教育，才真正认识到国家安全的基本性问题，重要性问题。
针对国家安全问题，如果教育失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动荡就多，整个国家所付出的代价就更多。波兰最近有针对当年共产党统治时期国家秘密机关告密制度而兴起的“抓特务”发生，就是说明政府代表国家所做的事情都有历史记录，都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动辄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民主自由主义者，不如有效监督贪官和腐败分子，加大教育投入，国家才能真正保证安全和稳定。
当然，一个文明的国度，不希望国家不稳定，也不希望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私人化，更不希望政府强权一方，先制造更多的罪恶，然后再行清算，推倒重来。双输不如双赢，所以，等国家真正有了民主，有了自由，有了民选，有了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教育多元化，国家就会更加安全，获得自下而上的稳定，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稳定压倒一切”。要自由、民主、人权的民众，不是国家的敌人，而是国家的和谐力量。
若国家将这些人视为敌人，那么国家就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消灭敌人，与敌人同归于尽，导致国家混乱，四分五裂。
所以，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群体，不是利益受侵犯、受冤屈的维权群众、上访群众，而是制造腐败的制度和没有执政能力的既得利益官员群体，只有抓住这个根本，才能决定今后的国家安全和社会长期稳定。一个清醒而又负责任的领导人，应该是有此远见卓识的，而不是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和眼前的稳定。
武宜三：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何罪之有？
——日本是维护世界特别亚洲秩序的一支强大力量
【毛泽东对日本人说：「日本现在不欠谁的账了」，那么，为什么还揪住不放呢？因为与日本战犯为一丘之貉的中共一夥，早已把民主自由富强的日本看作它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恐吓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拌脚石。】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如过去五年，今年8月15日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长李肇星亲自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对此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李肇星指出，小泉再次参拜靖国是在「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他说，小泉无视国际社会、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不断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严重违背了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破坏了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明报》）
中共和中国政府每年不断重复这些废话，令人讨厌。参拜神社既是小泉的个人自由，也是日本的内政，中共和中国政府根本无权说三道四。比如李外长祖宗和他邻居的祖宗打过架，他的邻居便有权禁止李外长给他祖宗扫墓吗？
日本是民主国家，政府官员是受人民、舆论监督的，人民如果对官员不满意，自会用选票请他下台。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永久霸占国家权力、又拒绝人民和舆论的监督的非法政府，到底有什么资格对别国的合法政府的合法行为横加指责呢？
一个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丧尽天良的流氓集团居然要代表国际社会、亚洲邻国、中国人民，甚至还要以日本人民代表自居，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
中共支持柬共屠杀柬埔寨人民和华侨时、支持小流氓金正日搞核讹诈时，有什么「国际正义」？对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灾难的反右、三面黑旗、十年浩劫，不但从不认罪，连公开讨论的机会也不给老百姓，何来「人类良知」？
李肇星「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消除政治障碍，推动中日关系早日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他强调，「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的声音日益高涨，这说明他的行径不得人心。」
这更是颠倒黑白，公然强奸民意。李??星之流中共买办分??集团在对中国人民风起云涌的维权运动实行残酷镇压，大肆迫害抓捕陈光诚、高智晟等人的同时，又粗暴地剥夺香港人民争民主、争普选的权利，甚至把黑手伸到了台湾传媒界，这就是「顺应历史潮流」？你们野蛮地掠夺中国人民、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就很「得人心」？
中共及其喉舌指责「小泉顽固地用极端右翼立场不断折磨中国、南北韩等曾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辩护，使得中日关系、日本与南北韩的关系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最低潮」，以及「李肇星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已因小泉的参拜而受到破坏」的说法，都是非常虚伪的、言不由衷的。
所谓日本战犯正是毛泽东共产党的救命恩人和天然盟友，一九六O年六月二十一日毛亲口对到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说：「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01页，一九九九年六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北京)
在同一场合，毛泽东还对日本人说：「日本现在不欠谁的账了」（同上，第202页），那么，现在为什么还揪住不放呢？其实揪住不放是假的，以批小泉来转移中国人民的视线才是真的；否则，无法解释中共当局仇视、镇压保钓行动和对日游行示威的立场。香港《明报》「希望中国政府能利用这个重要时刻对日本采取强烈的抗议行动，令日本朝野醒觉亚洲人民对日本右翼分子的痛恨，否则难以收敲山震虎之效。而对民间反日行动采取限制和压制措施更是不应该。」在日本出版的《关西华文时报 》更指：「8月15日，可以说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最无耻的一天。中国的官方媒体网站为了分散中国人民对小泉参拜的愤怒，而搞出了最不符合新闻规律和人民意愿的可耻的一幕。」中共的用心可是路人皆知。
现代化的日本是维护世界特别亚洲秩序的一支强大力量，是一切流氓恐怖政权的眼中钉；与日本战犯为一丘之貉的中共一夥，早已把民主自由富强的日本看作它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恐吓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拌脚石。这才是中共及其政权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所在！
《开放》2006年9期
川 歌：国保请我喝好茶
已经有好长时间，没人请我喝茶了。以前倒是有人请的，请喝茶的理由大多是请我办法律事务，或者做一些其它俗务，或者是朋友们相聚，但是，至少有半年之久，没人请我喝茶了。当然，我也不大请人喝茶，一来求人办事少，二来也没有闲暇时间请人喝茶，何况去茶馆喝茶还是要花费一点小钱，以我不算宽裕的口袋，我想，还是不要常请人喝茶的好。
昨天，似乎是好运气来了，忽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是要与我谈谈，这谈谈的方式就是喝茶。这是谁给我带来的这好运气呢？据打电话的先生介绍，他是我的一个同乡，曾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见过我，因为很长时间未见了，想要与我聊聊。我想不出他是谁，因为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人也太多，我也没有通常伟人们（如周恩来之类）那样的好记性，我不能做到对人见之不忘，相反，我忘的人太多，以至我使劲想都想不起来，可见，我离一个伟人的距离有多么地远。那么，这位要请我喝茶的人是谁呢？我想不起来，但还是得想，这位先生既是老乡，大概是想进一步结识一下我，以便发展人们通常都会有的世俗生活之中那种友谊吧？那种友谊虽与真正的友谊有些距离，但似乎也是人生的一种需要。或者，他是有些法律问题要来问我，我这位律师虽然已经好久不做法律事务了，但律师的虚名还在，律师的执业资格也还未象高智晟先生那样被北京市的司法局剥夺，我似乎仍然还是一个律师，还可以用着律师的名义去做一些法律事务，比如帮人家打打官司啦，做做法律咨询与写点什么法律文件什么的。或许，他可以给我带来一个标的较大的案子，也好让我在此经济窘迫之时通过办案再捞一把。不管怎么说，我想既是人家请喝茶，一般说来总不是什么坏事，在我等不惮以善意视人的傻瓜看来，世上大概还是善人多，恶人少。人家热情相邀，不能不去。去吧，谁知道，人的下一小时甚至下一分钟有什么样的事情在等着他？或者有巨大的好运等着，或者是巨大的坏运等着，或者就是那些不大不少的琐碎事在等着。
下午5时许──我是说公元2006年9月3日下午5时许，我如约来到我家附近的茶社，在里面的一个座席上，我见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人我肯定见过，我的眼睛虽没有那样鹰眼狼目的伟人般锐利，我的记忆力也没有那些过目不忘的伟人计算机那般强大，但我功能微弱的大脑却好象也能记住一些东西上，比如，我的大脑就记住了眼前的这个人，我的时常是稀里胡涂的大脑告诉我，这个人我一定见过，他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了一些记忆痕迹。
握手，坐下，因为是老乡，照例是谈谈与家乡有关的事情，再不知怎么地又聊到孩子教育问题。我信口开河，信口开江，虽不是胡说八道，却也是自由自在，在老乡面前，要什么客套与拘束呢？象我这么一个不得意的信奉自由的有点儿知识的动物，平素总是喜欢谈论，虽然所谈所论并无多少用处，但还是喜欢谈。就象是在沙漠里栽树吧，一个人栽上几棵树实在是不能够给那沙漠带来什么的，从有树的地方看去，有几点新绿，但从整体看去，却是“大漠孤烟直”的那种荒凉。当然，我无意于说这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大沙漠中栽树，当代中国栽树种草的思想志士多着呢，有的人贡献很大，我只是打个比方，说明我也是一个在做着看起来徒劳的事情的人──写一些文学作品、写一些给自已带来麻烦的社会政治评论──在一个不允许自由评论政治的国家，不按那统一模式评论政治的人是少不了有麻烦的。你瞧，我又在谈论些政治了。关于教育，中国的教育问题很多，教育质量差，等等，忽然，我想到，我真的不知道对方是谁？
我怎么随随便便地瞎扯呢？我正想着问问对方的姓名、职业什么的，可能对方看出来了，他主动说他是江苏省公安厅的，姓什么叫什么，我就不在这里说了。他工作的部门就是所谓的国保──国家的宝贝──中国特色的秘密警察与政治警察。中国的伟人周恩来先生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大意如此，我是从一位法学老师那里听来的。老师引用此话，是想借伟人的话来阐明某种法理，强调警察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当然在我这样的“小人”
看来，这话却大谬不然。以周先生的话来看，等于说“江山一半，系于公安”，公安有那么重要吗？如果说公安这么重要又说明了什么呢？那意思是不是说统治主要是靠公安（警察）在统治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无疑这个国家是所谓的警察国家。伟人如此强调公安的作用，难怪中国的警察无处不在。这不，近来几乎不与什么人来往的我──一个只知道读读书写写文章的又酸又涩的文人──眼前就坐着一个警察。一个警察与我这样的一个以文学家自许的人有什么可谈的呢？当然，文学家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或许这个警察会告诉我一个什么故事，让我来写成小说？或许这个警察也是一个喜欢文学的人，他要来与我讨论什么文学问题？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我们的这位坐在我面前的的先生自有其它的意思。听说他是警察，而且是国宝级的警察，我倒没有吃惊的感觉。即使，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官职最大的警察，比如我们的前几天精精神神视察特警的中国公安部的部长周永康先生，我也不会吃惊。自然，象周先生这样的大人物是不屑于见我这样的小人物的，哪怕你是莎士比亚再世，他恐怕也没有兴趣，权力的拥有者自有他们的兴趣所在。周先生没有兴趣见我等小人，因此，就派了那适合见我等的人来见我了。
谢天谢地，我面前的先生虽是警察，倒也不象那种常以强制力行事的公安。他很客气地与我聊起国家安全，聊起中、日、美、韩、朝，说来说去，就是有些国家对国家怀有图谋，尤其是该死的山姆大叔总是想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化中国的专制为民主，和平演变，五颜六色的颜色革命等等。我们要爱国，要防止美国的战略危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老实说，他所说的一切，大概总不离一个固定的言说模式。自然，我并不认为他所说的全无道理，但是，与我所理解的国际与中国的国家战略、国家利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既然，美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那么，一心谋求国家进步的中国又为什么不能虚心向美国学习，以求超越呢？中国为什么要与美国屡屡发生摩擦呢？一个人交友要交良朋益友，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一样地去交良朋益友呢？为什么要去交那些名声不好、实力缺少的坏朋友呢？
比如北朝鲜、古巴、越南等。
正在闲聊着，茶上来了。上的是颇费手续的工夫茶，什么洗茶杯啦，反复泡啦，最后倒来一小杯茶，倒象是请人喝烈性酒，只能一小杯一小杯地喝。哦，喝的是铁观音呢。叫我自已掏钱，我可舍不得。我知道，“宝贝”袋子里有钱，他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纳税人的钱来做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的思想工作。据坐在我对面的先生的态度，他尚没有将我视作坏人（但究竟如何，也未可知），只是看出了我的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无非是自去年以来为海外媒体写了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表达了一个文化人对自由民主的新社会制度的向往，对中国当下某些社会现象的批评，对一些维权、政治思想活动人士的关注与支持。正因为此，那惯于用武人对付文人的政权给我派来了好朋友，坐在一个环境不错的茶社里喝着我平时绝对舍不得自已化钱喝的好茶。好在这位身负使命的警察先生倒看来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好人。
跟我讨论完一些问题之后，明确提出一个问题，这大概是他此次约见的最主要的目的，那就是我欲去澳大利亚参加袁红冰先生发起的自由文化运动第一届年会的事情。好警察明确表态，此次会议政治色彩浓厚，不希望我与会，如果，我坚持与会，后果严重。我知道这后果严重的意思。那意味着，你一旦与会，那么，就是向着一个危险的地方跨出了一大步。你去吧，回来可能就不好过。有各种措施等着你呢。
我知道，我们的好政府都有着怎样的措施，大凡头脑正常的人大多能意识到那些措施对人的伤害，但是，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要那样担心一次文化人的聚会呢？你国内的自由度小，人家跑到国外寻求思想自由，文化人视思想自由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你政府又为什么要竭力阻止呢？一次文化人的聚会难道就会“颠覆了”你的政府吗？文化固然与政治有关，但文化毕竟不是政治，人们对自由文化的向往不会对国家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除了对那死守着过时的理念、体制的人例外。现是什么时代了呵，还那样抱残守缺，不思进取，不给人们以自由权利，那蛮横的势力要压制、伤害我们的国家与人民到什么时候呢？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失去一次出国机会，少了一次与文朋诗友的交流机会，对我来说不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是，问题是究竟何时我们中国人能够拥有包括出国权、言论自由权在内的各种人的权利？
如果，诸位要问我那位“国宝先生”请我喝的茶味道如何？我只能这样回答，茶味道不错，有些清香味，只是喝到了肚子里，有些苦涩的感觉。
民主论坛
刘逸明：江泽民果真信佛？
作为中国传统三大教之一的佛教，虽然在邓小平“登基”之后得到了一定的尊重，但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仍然是有名无实。如今削发为僧或是削发为尼的人中，除了极少数是真心诚意的修炼者之外，绝大多数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社会现实甚至是因为好逸恶劳。中国的佛教寺院已经彻底堕落为徒有虚名且丧失灵魂的逍遥宫殿。在恶劣的世风熏陶之下，中共官场的腐败正一日千里地向着社会各个领域蔓延，就连“佛门净地”也难觅一方净土。和尚开荤、和尚抽烟、和尚喝酒的事情早已经是屡见不鲜，近来媒体更是频爆和尚集体嫖娼的丑闻。原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和尚们是不是也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深化改革，更新观念”？很多人都对今天和尚们的表现百思不得其解。
在笔者的印象中，中共一直都将传统文化视为“封建流毒”或者“封建迷信”，无神论的宣传几乎在很多人还未踏入学堂门的时候就已经深入脑海。然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从邓小平到江泽民时代，人们对佛教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变化，毛泽东时期很多人想信都不敢信，邓小平时期是一般人都不信，而江泽民时期是老百姓不一定信，官员却最信。笔者的父亲虽然不是佛教徒，对佛教却有着深深的信仰，他喜欢在闲暇的时候去一些古刹焚些纸钱和香烛，据他透露，有一次他去武汉的宝通禅寺，发现那里小车林立，里面有很多是官车应该毫无疑问。曾经看过不少的历史剧，很多都涉及到佛教和寺院，因为佛教曾是古代中国的国教，所以历代的君主（包括暴君在内）往往都成为寺院的常客。在不把佛教视为另类的古代，帝王将相入寺参拜自是理所当然，然而，就在几天前，笔者却看到有关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光临佛寺的报道和图片，这怎能不令人大吃一惊？
当年的毛泽东极力主张拆庙打神，就因为他的发号施令，不计其数的名寺古刹都在转眼之间沦为满目疮痍的废墟，原本繁荣的传统文化因此变得几近灰飞烟灭。毛泽东口里面把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骨子里却对奇门遁甲、风水术、以及四柱预测学等传统学术有着深深的迷恋。据说，他曾经多次让人去秘密挖掘蒋介石家的祖坟，企图破坏蒋家的风水，而且使用奇门遁甲指导其用兵打仗，他对自己气数的预测更是众人皆知。毛泽东在还未死之前，经常对人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这就是一个主张无神论和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暴君在公开场合与在私下里对传统文化自相矛盾的表现。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表里不一，除了因为他的自私之外，就是因为他想让党文化在他的统治时期彻底地取代传统文化，达到彻底愚民和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毛泽东的丑恶嘴脸由此可见一斑。
邓小平在打倒儿皇帝华国锋之后，虽然对毛泽东恨之入骨，但仍然违心地说毛泽东“功大于过”，他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汲取了赫鲁晓夫的经验教训，因为赫鲁晓夫在彻底否定斯大林之后官位不保。从这一点上讲，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初衷仅仅是出于一己之私，而非为国为民之举，他给予民众有限的宗教信仰应该也是基于此因。邓小平在晚年时期除了喜欢打桥牌之外，也热衷于游山玩水，他去过很多名山大川，但我们却看不到有关他涉足古寺的传言和报道，这在不信神、不信鬼的中共队伍里，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江泽民作为中共的一代党魁，按说应该也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而且从他执政期间对法轮功等群体的无情迫害来看，他也确实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只有不思因果报应的无神论者可以在无恶不作的同时还心安理得，心花怒放。据说，江泽民除了亲自指示选定江苏镇江灵山大佛的地址外，还游历过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玉佛寺、白马寺、南普陀等佛教圣地。在一幅江泽民入寺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被和尚以对待古代皇帝的待遇撑了一顶华盖。这究竟是寺院的自觉安排还是江泽民自己的特别要求？我们局外人当然是不得而知，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2004年9月20日的香港《商报》曾透露江泽民到佛寺的理由，该报引述江泽民的话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我每年都要到一个宗教场所去。”江泽民去佛寺的理由原来如此简单，看来他还是一个学术态度比较“开明”的共产君主。可是，从江泽民上任之后以维护稳定为名对言论的控制情况看，他怎么也不象一个开明的人，所以他去寺庙的真正理由只有两种，一种是自知罪孽深重，所以想到寺庙里寻求心理的平衡；另一种原因最为简单，就是想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并体会一下象过去皇帝一样到寺院里的待遇。
那张图片上除了江泽民头上的华盖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他的大肚子了。在中国民间，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民众针对国家领导人的议论，因为时下的贪官多如牛毛，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别注意领导人的肚子，甚至曾经听人说“肚子大的就是贪官”，此论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试想，如果一个人为官清廉，很少吃山珍海味，他的肚子能有江泽民这么大吗？江泽民在任的时候日理万机，不是出国访问，就是到地方视察，或者是去游山玩水，可以想见，他每到一处都必定会有人对他进行热情款待，吃吃山珍海味自然是家常便饭。江泽民光临佛寺，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他不知道是否习惯吃僧侣们作的素菜，也许，方丈搞点野味他吃也不稀奇，因为在笔者看来，如今的和尚连女色都敢亲近，吃点荤菜实在是不值一提。
佛道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江泽民这种毫无政绩，而且作恶多端的人喜欢频繁光临佛寺除了让人感觉到他的做作和虚伪之外，几乎没有其它正面作用。江泽民执政的十几年时间，虽然年年喊“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民负担却是与日俱大；还有所谓的“希望工程”，虽然一直在搞，但普通老百姓的儿女依然上不起学；更为荒唐的是他所提出的“三个代表”，媒体在喊腻了之后，招来的却是各行各业人士（包括很多中共党员在内）的一片痛骂。如今的《江泽民文选》高调出版发行，虽然可以给江泽民带来不菲的收入，但买的人越多并不等于崇拜他的人越多，在很多人看来，人们买它的目的多半是想看一看江泽民怎样再次为自己涂脂抹粉。
2006年9月1日
首发《议报》第266期
綦彦臣：读《水浒》与坐监狱
引子：由上海一狱警受“牵连”说起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正式报道已出狱的周正毅再次遭到调查。对于这个本不意外的事件，人们几乎没什么兴趣，倒是与之相关的周正毅服刑期间的监管教导员被“双规”是个可圈可点的新闻。
公平地说，监狱的腐败不唯当今红朝有之，中国自古以来狱吏之腐或恶（抑或二者兼有）于史有名。西汉时，条侯周勃被抓进过一次监狱，不久被释放，出来后，他大为感叹：“我曾统领过百万军队，竟然不知道狱吏之贵如此！”周勃与周正毅同姓，前者当算周氏明了狱吏厉害的最早祖先。到了周正毅这里就比贵为侯爵的祖先聪明多了，于是，和狱吏达成合作局面，在里面过上舒服的日子了。
一、《水浒》告诉我们的道理
中国的“狱吏之贵”不仅见于煌煌正史，也见于传世的文学作品。如《水浒》中的林冲与武松各自对待狱吏的办法：林氏以钱铺道，买得了大体能过活的条件；武氏拼硬的，自然打出一片江山即相对好一些的生存环境。
《水浒》（明。容与堂百回本）第九回中有道：差拔（狱吏）对林说：“你看别的囚徒，从早做到晚，尚不饶他。还有一等无人情的，拔他在士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听明白狱吏索贿的意思，赶紧又拿取二、三两银子，给了对方，并顺势求情“开了项上枷亦好”。
此前，林冲进了狱门已经花了45两银子。这还是有柴进人情关系的情况下，才得“低价成交”的。这45两银子，大体相当于当时沧州那样的小城市经营尚好的商铺半年的营业额（流水），大约是三年的纯利润。（那时是个商业充分竞争的低利时代。）
此后入狱的武松（第29回），有银子也有人情关系，但他绝不想遵守游戏规，要自行“创制”，称言：“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有精拳头一双相送，金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
犯人能买酒吃，倒是不错，从人权状况看，似乎那时的监狱比现在好。因为，中国目前的监狱完全禁酒，只有“非常权贵”级犯人才能喝上。
二、能帮监狱做生意的高级囚犯
我所说的“非常权贵”级的囚犯，虽比不上周正毅的身价，但在我服刑的河北省第四监狱，也算得上让人开眼界的“大人物”了。
最初见到的一位“非常权贵”是老吴。他因得罪了当时的市委书记，被诬入狱，以致于随便花自己私人公司的钱也成了贪污罪行。当然，他也有玩得过火的地方，比如动用检察院的官员帮他倒彩电。这在1980年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进了监狱，他也不安生，帮省一监（在保定）做生意，好吃好喝自不必说，监狱派轿车拉他山南海北跑业务也是等闲之事。不过，生意搞砸了，监狱赔了几十万，他本人也被从生活条件稍好的一监迁往生活条件极劣的四监（在石家庄北郊）服余刑。
老吴到了四监很快又牛了起来，不但可以不干活儿，还有队长（狱吏）给他买菜买面。买肉买油，也短不了偷偷地弄点“小酒儿”。
我结识老吴，不是为了跟他混吃混喝，而是想“搭便车”，能看到他订的《参考消息》以及通过他的渠道采购些食品。
当然，我自己也算“半权贵”，除了不怎么干活儿外，还能偷着做饭吃。形成这个“半权贵”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我是政治犯，狱吏们不愿与我发生实质性冲突（中间也有两次，被砸上大镣，关了禁闭），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上在职的一些官员短不了去看我──给他们造成了一种印象──“这人社会上有关系”。也由于这个“半权贵”身分，一位关我禁闭的狱吏后来主动与我和解，声称是受了别的官阶稍高的狱吏的指使，“被人被枪使了”。我见他说得真切，就下了保证：出狱后绝不找他的麻烦。在这场公平交易之后，他当然地为我服务了几次，比如买一袋面粉，又比如带进一大包猪蹄子，还有两瓶劣质白酒。
三、有人送早点的原正厅级干部
我遇到的第二个“非常权贵”级的犯人姓王，曾是我在金融系统的“隔级上级”，即分行的一位领导（正厅级）。他案子也怪得很：当初起诉的罪证一项没落实，倒是无罪开释后他送给主诉检察官12万块钱回谢，反成了“新案子”。在本质上来讲，他是因争得了本该属于别人的职务，而让对方“咬住了”，“送了进去”。入狱后，他顿悟人生，每天在接见楼里浇浇花草或抄个炒菜的单子之类的。能够吃好喝好自然不在话下，仅就能进接见楼区“干活儿改造”一项，没过硬的关系是不行的。
他的特权在于一个很小的细节，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值班狱吏给他从外面带早点进来，或油条、豆浆，或小笼蒸包。别小看这区区早点，首先，在监狱里不会供应这类东西，除非赶上生活区的小饭店里几个月排上这么一次食谱（──我买过一次20元的油条，把它放在纤维袋子晾干，饿了再用水泡，算是“半权贵”的又一次“身分”显示）；其次，接见楼只能吃上好的午餐一顿，晚上可往回带一点，早晨这顿是要“放空头的”。
我出狱不久，就听说他已经假释或保外就医了。他有心脏病是实事儿，至于严重程度，外人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假释或保外就医都是那些有钱犯人的“专利”。公开媒体对此类假释或保外“出了事儿”的案件屡有曝光，如新疆一个农场监狱连政委带狱政处长都去了另外的监狱──服刑去了。
结语：监狱的“潜规则”比社会更黑
按河北省的平均“操作价格”来说，办成一个保外或假释大约在六至八万之间（均七万），相当于我们这样的小城买一个“普通局”的副职价格。依模型分析而论：一个家庭若有在监狱的人，也有当小官的人，这七万块钱可“捞一个人”，也可“买一个官”。
是把大哥从监狱保出来、还是让弟弟去当经济发展局（那样的“普通局”）当副局长？──这是个问题。
所以说，想坐监狱也要事前有理性的算计，至少应该读读《水浒》，研究监狱里的等级生存。要知道监狱里面的“潜规则”比社会可黑多了！
（2006年9月4日，写于绵逸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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