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日，伊朗总统内贾德又一次吸引着世人的眼球，他不但亲自重启了伊朗的重水生产，并宣布伊朗将以“武力”捍卫其核计划。这等于此前国际社会为制止伊朗核计划的一切努力全部归零。

      我们的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是如此评价的：内贾德手握“重水”叫板西方。但大家也知道，其实中国的社会主义小兄弟朝鲜也正干着同样的勾当，它引起的应该不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担心”。只是媒体象封杀国内突发事件一样，紧紧地捂着，当然，这样做也有着它的功能，至少是眼不见为净地和谐着。

      然而，据外电报道，朝鲜制造核武的进程远比伊朗要先进得多。韩国国防部长尹光雄8月中旬在该国国会说，韩国怀疑朝鲜拥有一两枚核弹。日本共同通讯社也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日批评亲密盟友中国和俄罗斯不可靠，并说朝鲜应当“设法独力解决一切挑战。”金正日的解决方法，无非就是“进行核试炸来加强防卫能力”。

      如果朝鲜真的造出核武器，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先暂不去管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我们特别警惕，那就是谁将成为朝鲜核武的最后东家？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才是朝鲜核武的真正要害之处。

      美国白宫战略安全顾问普遍倾向于认为，在亚洲，“朝鲜人打朝鲜人”比“中国人打中国人” 的战争机率要小得多，因为前者力量强大的一方是民主政体，后者则是专制政体。美国人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事实根据的。某一年，中国领导人一声令下，导弹就朝向台湾飞过去了。而在南朝鲜，光领导人下令是不行的，得国会同意，甚至国会同意也还不行，需要“全民公决”，民主政体所特有的“保险阀”，降低了战争发生的风险。

      这样的判断也得到了南朝鲜政治和知识领袖的认同。正是基于此，许多南朝鲜人将北朝鲜的核弹视为“朝鲜的”核弹。因此，南朝鲜政客们对于北朝鲜花费巨资、顶住国际压力发展核弹是“满心欢喜”的。因为一旦朝鲜半岛“和平统一”，南朝鲜就会顺理成章地“继承”北朝鲜“创造”出来的核弹。这对统一后的朝鲜在东亚舞台上发挥与其身份相称的作用，无疑是最重的一颗砝码。

      在北朝鲜发展核弹的问题上，美国态度从来坚决。早在1993年，克林顿总统就明确声明：“不能允许北朝鲜发展核弹”。为此，美国参议员、众议员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可能必要性。到1994年，美国人对北朝鲜的核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但当美国政府与南朝鲜政府交换意见时，却发现了二者之间的“惊人差异”：南朝鲜人不但没有任何危机感，甚至认为美国人“过于警惕”。至此，美国人如梦方醒，知道在北朝鲜核问题上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中国，而是南朝鲜。

      但是，中国外交官员由于官僚所固有的“短视”和“迎上”的心态，使他们或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或不敢拿出自己的主见，于是弄出了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六方会谈”：一方面为北朝鲜发展核弹赢得了“时机”，因为北朝鲜可以不断抛出所谓“条件”来拖延谈判时间，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干的；另一方面，为美国设置了绊脚石，美国如果直接行动也会顾忌“单边主义”之类的“恶名”；这其中，只有一个国家在窃喜，那就是北朝鲜核武的最后东家——南朝鲜。

      核不扩散符合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需要，也符合中国未来和平的需要。倘若中国的周边又多了一个核国家，未来中国的安全必然又多了一份变数。所以，在北朝鲜核问题上，中国唯一正确的决策是：支持并促使美国提速行动，“压制和摧毁”北朝鲜的意图。这样干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既借助美国力量扫除了中国将来的一个重大安全隐患，也为构建“和谐亚洲”多铺下了一块坚定的基石。

《在土星的标志下》，(美)苏珊·桑塔格著，
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版，17.00元。

　　
　　后青春期的桑塔格

　　“桑塔格旋风”已经形成，但她的身影跳上书架却还没有出现在写字台上
　　
　　
　　尽管在上个世纪末，苏珊·桑塔格的一些文章和《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就被引入中国，并获得一小撮人的称道，但直到200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她的文集之后，中国知识界才开始知悉这位享誉欧美文坛的“大姐大”。时隔三年，桑塔格文集又推出两种，一本是《关于他人的痛苦》，另一本是《在土星的标志下》。只是上次桑塔格还“在美国”(桑塔格同名小说，译林出版社，2003年)，一度还有她将访华的传闻，如今她已经属于“死亡之匣”(桑塔格同名小说，译林出版社，2005年)。对一个写作者最大的尊重，就是将注意力从作者转移到作品身上，阅读这两本书无疑是追思她的最好方式。

　　或许因为对桑塔格的风格已经比较熟悉，这两本书给我带来的冲击力远不如刚读到她文字的那个瞬间。赵武平先生曾经在文章里讲述过一则桑塔格的花絮:在一次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桑塔格在众人簇拥下走出会场，一个头发灰白的犹太老年女性走近她，言辞激烈地批评她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桑塔格这次再也不让步了，她恼怒地瞪着双眼，也用手指着那个老太太说:“你们真自私，难道就不能站到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吗？”或许有不少人会觉得发火的桑塔格重新焕发青春，我看了这个故事，第一感受却是桑塔格老了！当她指责那个犹太老年女性无法“站到别人的立场”的时候，她似乎也未曾站到那个犹太老年女性的立场上。这种用批判代替分析的做法，有时恰恰降低了批判的力度，而是呈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这不像她写《疾病的隐喻》，虽然身患癌症，依然非常从容——看来对一个写作者来说，年龄比疾病更具杀伤力。

　　《关于他人的痛苦》完成于世纪之交，避免了歇斯底里却有些唠叨。它从战争摄影入手，探讨痛苦和影像的关系。书中没有插图，给部分中国读者造成障碍，不过那些照片大都在摄影史上赫赫有名，很容易在网上找到。我们可以直接进入文字，免得照片分散过多的注意力。整部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战争摄影史上的种种细节，虽然也有一些精细的分析，却总让人觉得阐释的复杂性不够，读起来不太过瘾。直到第6节才有些渐入佳境，桑塔格逐渐呈现出她思考问题所常有的多重性。她指出:“所有展示一个有魅力的身体遭侵犯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色情的。”桑塔格特别举了巴塔耶的例子，这位爱欲理论家把一张1910年摄于中国的照片摆在桌上，那是一名正被处以凌迟之刑的犯人的照片。巴塔耶称这张照片在他生命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对那种痛苦形象“既陶醉又难以忍受”。于是，“欲罢不能”和“忍无可忍”这两种完全相悖的感情，成为面对同一张展示他人痛苦的照片的反应。桑塔格接着迂回包抄，分析感伤也有可能跟残暴兼容，分析我们的同情心只是在宣布我们的清白。可惜书中这种段落非常有限，附录《关于对他人的酷刑》更接近乔姆斯基而非桑塔格本人的水准。

　　相比之下，问世于1980年的《在土星的标志下》显示出中年桑塔格的魅力。书中那篇论述本雅明的同名文章，我最初在《本雅明:作品与画像》(文汇出版社，1999年)读到，那本书还收有汉娜·阿伦特的本雅明论。这对“姊妹篇”堪称珠联璧合，现在分别收录这两篇文章的《在土星的标志下》和《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几乎同时出版，也是一个巧合。在这篇文章里，桑塔格充分动用了面相学和星相学的知识，先是从本雅明的肖像照入手，再引用占星术的说法，解读本雅明的忧郁理论。当下天文学界正在讨论是否将九大行星扩容为十二大行星，可是无论行星怎么扩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却越来越少了。

　　集中“在土星的标志下”的除了本雅明，还有保罗·古德曼、阿尔托、希贝尔贝格、巴特、卡内蒂等。这不是说他们都很忧郁，而是指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被遗忘；这种被遗忘不是无法获得关注，而是无法得到理解。桑塔格谈到保罗·古德曼时指出自己几乎从未希望他成为媒体明星，但让她不满的是，“就连保罗·古德曼的崇拜者也每每不拿他当回事”。桑塔格对保罗·古德曼的态度就像一个单相思的高中女生，她每次在公开场合见到他都想搭话，可每次都受到冷落，于是退却。这种单相思的纪念，使得这篇文章成为一篇感情充盈的悼文，不过题目《论保罗·古德曼》应该改为《悼保罗·古德曼》，因为文章几乎略过这位作家的写作和思想，让我们读了之后依然对保罗·古德曼所知甚少。《走近阿尔托》占用了整本书的三分之一篇幅，阿尔托至今也未获得中国读者(除了戏剧界)的足够重视，他对一些欧美思想家有着致命的影响，福柯把他与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凡·高等称为患疯癫病的天才。书中惟一一篇偏重于批评而非致敬的文章是《迷人的法西斯》，这篇文章曾被收入《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只翻译了第一部分。译文质量从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本书名可见一斑，《视觉文化读本》把它翻译成《悲惨的热带地区》，这里把它翻译成《热带的忧郁》，而这本书早已被翻译成《忧郁的热带》(三联书店，2000年)在国内出版。

　　“桑塔格旋风”已经形成，这两本书也陆续登上各地排行榜。让我担心的不是它们的销量，而是如桑塔格对那些崇拜者的不满，让人不满的是“桑塔格旋风”下的汉语写作似乎看不出桑塔格的任何影响，她的身影跳上书架却还没有出现在写字台上。

《关于他人的痛苦》，(美)苏珊·桑塔格著，
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7月版，13.00元。

　　不可能被看见的痛苦

　　我们或许从来没有面对过“暴行”和“痛苦”，我们只面对过“暴行气氛”和“他们的痛苦”。
　　
　　
　　苏珊·桑塔格是喜欢照片的，照片有着直面的感觉，而她是非常迷恋这种直觉的。在她的文论中有专门进行“影像”讨论的(例如，《论摄影》)，也有从思想家的照片开始对他进行分析(例如，她的关于本雅明的文章。)《关于他人的痛苦》这本书是桑塔格的最后思考之一，这次坚毅思考之旅开始于对一位女性的批评。这次她对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38年出版的《三几尼》中书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照片的感受进行了一场申辩。

　　伍尔芙面对那些反映“暴行”的照片产生的一般意义上的厌战观点，引发了桑塔格的批判，后者说这“等于是回避与西班牙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国家的接触。这等于摒弃政治。”在桑塔格的概念里面，如果不指明受难的历史处境和受难者的身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一旦指明“身份”，这些关于“暴行”的“照片”所激发的情绪就很可能和伍尔芙的诉求恰恰相反，它激发的不是厌战，而是对“暴力”的渴望，对成为烈士和英雄进行“暴力复仇”的渴望。

　　苏珊·桑塔格的批评非常强有力地点明了“暴力”的视觉传播的某种悖论，看起来任何对“暴力”和“痛苦”的不加附注的传播也许激发出恶性循环的结果，用“暴力”来阻吓“暴力”是无效的。但是这里面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真正地面对过“暴力”吗？或者说我们真正地将“他人的痛苦”引入自己的身体吗？那些激发暴力的暴力画面不都有一层防火墙，这层防火墙保护着这些暴行和灾难真正地嫁接到自我身上。这层防火墙有可能是伦理性的(比如对血腥场面的审查制度)，也有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暴力的呈现是高度政治需求的，“文革”时期夸张的宣传画)，也有可能是时间性带来的画面本身的疏离感(关于日军二战的暴行大多如此)。我们或许从来没有面对过“暴行”和“痛苦”，我们只面对过“暴行气氛”和“他们的痛苦”。桑塔格在文中说，“‘有血才有看头’被小报和二十四小时新闻摘要节目尊为金科玉律”，但是我想要说明的是“有血才有看头”(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有血腥味才有看头”)，更深刻的实质则是精神分析式的，暴行来临时刻我们一定采用受难升华的方式改写了暴行，对于暴行的幻像性体验是暴行本身缺乏阻吓的根源。

　　在这本雄辩的小书中，苏珊·桑塔格明确地指出了亲历的灾难具有一种“超现实”感，她写道“但是，一场正被经历的灾难，反而往往怪异地变得仿佛是被表现出来的。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所遭到的攻击，在那些逃出世贸大楼或者就近观看的人士的最初描述中，常被说成‘不真实’、‘超现实’‘像电影’。”(第18页)桑塔格指出了这里感受的来源和好莱坞灾难片对这些人的经验积累的关系。对于我自己的思考，痛苦只有找到可以表达的“话语媒介”才可能被言说，痛苦一旦被说出来就带有“他人的痛苦”的宿命性。

　　苏珊·桑塔格所谈及的9·11问题，它的真正核心我觉得包含着更深的两层意思。首先，因为这些人的生活根本上远离“灾难”，他们的“灾难感”的根源是观看性的，观看电影或者观看电视等视觉传媒所构成的“灾难场面”与“他人的痛苦”，所以当灾难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就是“不真实”、“超现实”和“像电影”的。其次，正是这种“观看他人的痛苦”的“灾难感”的实质，使得这种“痛苦”成为可以表达的。灾难中的人的痛苦在这个社会其实基本上是沉默的，现在的伊拉克、黎巴嫩的那些真正的“痛苦”是寂静无声的，而且也不作为“灾难的景观”被传递给我们这些观看者的。

　　《关于他人的痛苦》这本充满良知的长篇申辩，让苏珊·桑塔格处于一种内在的焦灼状况，她一方面希望于“摄影/影像”带来关于“暴力”的明确的信息，另外一方面又对这种信息的符号传播的暧昧性深感困惑。例如，她在论及“现代性的大口已嚼掉现实”(第100页)的议题时，将居伊·德波和让·波德里亚的思考看成一种“法国人的特产”，当然这里面明确地说就是对“后现代思考”的某些质疑和偏见。桑塔格对他们的判断做了这样的判断，“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在这里她肯定是站在那些真正深处灾难之中的人的立场上，质疑他们的“后现代”思考的纯粹西方性质。有趣的是，桑塔格前面所言的9·11的受难者的“超现实”感的表述不也是地方性的吗？其实，“奇怪社会”和“仿真”的概念只是深度地判断西方在地性的问题，而没有根本去拒绝那些灾难的确实性，波德里亚所言“海湾战争的不存在”不正是说给当代电视媒体前的人听的，而不是说给身处其中的伊拉克人听的。

　　撇开后现代的问题，“关于他人的痛苦”这个议题有着更能引人思考的地方。我们人类的不幸也许就是因为只有痛苦是关于他人的，才是我们可以分享的痛苦，这一点残酷和幸福相反，幸福彷佛只有是自己的时候，这种幸福才是可以和他人分享的幸福。当痛苦是自己的时候，痛苦无论是沉默或者嘶吼却全然孤独。

　　离上帝最近的人

　　《世界文学》，2006年第4期，9.60元。

　　迄今为止，美国作家玛·鲁滨逊只出版了四部书，时隔二十三年，她发表第二部小说《吉利德》，该小说获得2005年普利策奖。什么人离上帝最近？牧师，或能预期死亡即将到来的人，他们看世间事最通透，对彼岸事最虔诚。《吉利德》借行将老去的艾姆斯牧师之口，以宗教之视角讲述艾姆斯家族及其身处历史的百年事，于瞬间见永恒。
　　

　　消失的东方微笑

　　《上海文学》，2006年8月号，7.00元。

　　“小沙弥陶陶从麦积山来”，宗璞的短篇小说《小沙弥陶陶》以童话般的方式传递了人世间的美与善。雕塑家在市集与小沙弥不期而遇，小沙弥陶陶随之来到了河边的这户人家:一个母亲，两个女儿。不久，姐姐突然失明，早夭，未几，妹妹也失明，陶陶借助于云，日夜兼程，找到两片秋天的绿叶，使妹妹重见光明，而他自己的身子却融化在河水里。
　　

　　世上本无桃花村

　　《青年作家》，2006年第8期，7.00元。

　　有的故事，开头就是结尾，结尾就是开头。麦家的短篇小说《寻找先生》就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寻找先生，也就是寻找梦想、红帆船、桃花村，这个叫其的他，由梦想开始他的寻找，其在寻找过程中，发现了似曾相识的村庄、古树，发现了真实与幻影，发现了害怕，这种害怕远胜于对死亡的害怕。“一切都快结束了，一切都该结束了”，这真像一个寓言。
　　

　　侦探小说考验智慧

　　《译林》，2006年第4期，12.80元。

　　这一期《译林》是俄罗斯文学专号。《巴黎惊魂》是达里娃·东佐娃创作的长篇侦探小说，情节曲折，就构思而言，无非是谋财害命的桥段，但于侦探小说而言，把谜底捂的时间越长，杀人凶犯越出人意料就越成功，《巴黎惊魂》大抵属于这类小说。中国的侦探小说意在夸大人心的阴险阴暗与杀戮的惨烈，域外人士更愿意借侦探小说考验智慧，而不愿借此检验是非。

　　波普尔与马尔库塞

　　《随笔》，2006年第4期，6.00元。

　　相比而言，马尔库塞在中国学术界更红火，波普尔的价值也许远未被国人所重视。《“激进的”马尔库塞和“理性的”波普尔》的作者沈展云喻马尔库塞为“革命的堂·吉诃德”，因为“终其一生，马尔库塞都坚持用现代乌托邦思想去挑战资本主义”。而波普尔呢，他始终对先验的历史决定论与极权主义保持清醒的认识。思想无是非，但有利弊，须懂得判断。
　　

　　明天怎么办呢？

　　《天涯》，2006年第4期，10.80元。

　　黄灯的《故乡:现代化进程中村落命运》充满知识分子有力兼无力的人文情怀，有力之处在于作者看到了村落衰败的命运。作者最有洞见之处在于，她看到贫穷之外的可怕:乡村父母对下一代教育的冷漠与无奈。有多少人会发现并追问乡村对教育的冷漠与自我放弃？当看到不幸，一己之幸瞬间就可能被击倒。
　　

　　毛尖笔下的格兰特

　　《书城》，2006年8月号，12.00元。

　　读毛尖的文字总是一种享受，她会取巧，会引经据典，会自圆其说，会挑逗文字情欲，好端端的电影，总是被她撩拨得风情万种、暧昧重重。这一回，她看上了“世上最完美雄性动物”加利·格兰特，《一直不松手:格兰特的演技》一文细数格兰特如何由一个苦大仇不深、经常失业的跑龙套演员脱胎换骨成为英格丽·褒曼、格蕾丝·凯莉、奥黛丽·赫本都纷纷示好的好莱坞红人。
　　

　　再阅再读侯孝贤

　　《万象》，2006年7月号，9.00元。

　　《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冬冬的假期》、《恋恋风尘》，这四部电影，唐诺称之为侯孝贤言志创作的“最好的时光”，因为侯孝贤“记忆了台湾这不会回头如单行道的幸福时光”，幸福如第一次性经验一样不再回返，但不意味着侯孝贤不能由好走向更好，唐诺同时盛赞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千禧曼波》。作者说得对，好书，好电影，都要再阅读。

最近国际、国内的怪事很多，有时候让人一下子看不大清楚。最近国内的一件怪事，就是胡锦涛打击维权运动无所不用其极。竟连一个瞎子也不放过。山东有个好打抱不平的残疾人叫做陈光诚，因为对地方官员的野蛮计划生育政策有所批评，竟然也被抓到监狱里正等待被判刑。一个瞎子，做的又是法律所鼓励的揭发官员不法行为的事儿，保护的又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什么就被胡锦涛的和谐政治容忍不了呢？最起码的解释就是：这个所谓的和谐政治，和毛泽东、邓小平屠杀百姓无法无天的一党专政是一脉相传的政治。共产党的和谐，就是要排除一切和他们利益不同的杂音，只有一种声音；清除一切和他们争夺利益的杂草，只有一花独放。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就是最通俗易懂的样板，解释了一党专政的思维方式。胡锦涛的和谐政治，不过是毛泽东的清除毒草和邓小平的清楚精神污染的翻版而已。当然现代文明讲究包装，在坚持一党专制的前提下外表包装华丽时髦一些，是保证推销员成绩的前提，是保证大众被骗的前提。政治包装工业永远是利润最高的行业之一，在独裁政治下从来如此。

陈光诚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触犯了中共骗子集团的重大利益。陈先生是个残疾人，对于各种受苦受难具有比常人更深的同情心，于是就错误地讲了真话。这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被认为是傻瓜，也确实是傻瓜。你和老虎商量借他的皮毛爪牙用一用，难道还不算傻瓜吗？中共的基层官僚的一大收入来源就是计划生育，你碰了人家的皮毛、揭露了人家爪牙的暴行，这就是共产党必定置你于死地的第一大理由。

自从六、七○年代的困难时期开始，中共就要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的失败找个台阶下。周恩来手下的御用文人给毛泽东找到的一个好借口，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可笑的情况：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一方面又把食品不足的责任推到老百姓身上，说是因为老百姓生孩子生多了所以不够吃。在中国人普遍缺乏知识又习惯于抬杠文化的环境中，这一套托词成功地欺骗了大部分的人，成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包装工业成果之一。陈光诚先生去揭人家的皮，难怪中共要毫不留情地打击陈先生了。骗子最怕人揭短，你揭了人家的短人家能不整你吗？

但这件事怪就怪在揭中共其他的短而遭受打击的人，独知们会蜂拥而上替他们辩护。特别是有了一点名气的人，辩护者会象抢生意一样竞争激烈。但陈先生的案子好象有点被独知们冷落的样子。我的理解可能是因为这个案子冤则冤矣，但其中没有多少名利可图，是独知们算盘上没有分量的主要原因。

虽冤而又含金量不高，是因为计划生育的欺骗性宣传，仍被广大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所接受。伸这个冤的成本太高，小本经营的独知们支付不起，知难而退也就无可厚非了。几十年来在计划生育这顶大帽子底下被冤枉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想伸这个冤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最大的群体就是计划生育被迫害者。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大的受迫害群体竟然很少受到同情呢？这和中共灌输给人们的错误理论有关。这种西方19、20世纪流行的、把人性抽象掉的所谓的科学思维方法，产生了好几个怪物：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包括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其中最成功的几个理论。

他们的共同点就集中在没有人性，把人当成理论的螺丝钉或者实验室的小白鼠。

仅仅使用科学的逻辑很难驳倒他们。能驳倒他们的理论都必须借助于人性、人道主义和社会现实。咱们中国老百姓认清马列主义的丑恶面貌，主要是通过几代人的受苦受难，而不是通过理论思考。所以中共把他们的丑恶理论换一换包装，就仍然能把老百姓骗得悟迷三道。为了让大家更清楚中共的诡辩花招，不再上当受骗；为了给千千万万象陈光诚先生一样主持公道的人辩护；也为了揭发中共收买联合国机构的丑行，我准备在今后花点时间和大家讨论中国的人口问题。

（于2006年7月20日。部分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播出。）

[原载《魏京生基金会新闻与文章》]

人都有一张脸，国家也不例外。长久以来，我在寻找着我的国家的“脸”，我找到了吗？我找到了我亲爱的祖国──中国的那一张“脸”了吗？老实说，我是找到了，但我不能肯定我所找到的那中国的“脸”是否就真是中国的那张“脸”。我也不能肯定我的眼睛看到的那张中国的“脸”再被我描述出来能够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满意。因为，从一个特定的意义上说，我所说的中国是所有的中国人的“母亲”，而母亲的“脸”是什么样儿的，必然会受到她的儿女们的关注。人人都希望自已的母亲美丽，有一张健康漂亮的“脸”，可是作为自然人个体的人无法保证自已的那出自天然的遗传的母亲的“脸”

一定美丽漂亮。我们共同的“祖国母亲”就不一样了。她的脸是否漂亮并非出于天然的遗传，而是出于一国国民的努力。一国国民的努力有效，成绩卓著，可以使他们的祖国母亲变得美丽漂亮、康健有力。

一国国民的努力不够、方法不当，无建设国家的真实雄心、本领、技术，那么，这个国家母亲，就不会美丽健康，而是相反会变得丑陋难看，病患重重。

在我的眼睛中，我的祖国母亲的“脸”──现时态下的中国“脸”是多么地丑陋难看呵！

首先，她不美丽，她的五官不端正，而且面部有着多样的污迹、污点；她的面色萎黄，象是贫血有病的样子，她时常表现出痛苦的面色表明她的身体状况不佳。

我的祖国母亲为什么在我的眼中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呢？我们知道，在别人眼中，尤其在一些对祖国抱着无条件热爱之情的人眼中，祖国母亲是永远美丽的，哪怕她确实并不美丽。

我说她五官不端正，我的意思是说，她的国家体制并未为她的人民作出了恰到好处的安排。比如，在现时代，本应有一个民主的社会体制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的安宁幸福生活，我的祖国却没有。我的祖国有的是一个至今仍然野蛮暴虐的专制政体。这个政体排斥一切现代进步人类共认的普世价值原则，拒绝使国家在民主文明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因此，在国家社会生活之中，屡屡表现出专制政体特有的丑态与恶行。比如，非法地剥夺人们的正当合法的权利；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国却仍然没有多党制政体，没有普选制，没有国民的言论等自由权利。这样的国家能是美丽的国家吗？

我说她的面部有着多样的污迹、污点。这其实是很多的人们都能够看到的。肮脏的专制体制给她留下的污迹、污点真是数不胜数。国家整体性的道德沦丧、政府腐败，使得国家的形象奇丑无比。我们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人道德沦丧到种程度、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不难理解，何以中国的“脸”上有那么多的污迹、污点。而且，这些污迹、污点是很难在现行社会体制下加以清除的。中国的执政党所做的工作是为中国的这张丑陋的“脸”涂脂抹粉，而不是治病祛斑。

我说我的祖国母亲面色萎黄，贫血有病。我相信我之所说并非没有依据。一个仍然贫穷的中国，一个仍然在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国家后面的国家，一个国力尚不是真正强大、人民生活尚不是真正富裕安康的国家，她怎么可能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真正健康的国家呢？

我的祖国的“脸”呵，何时变得真正地健康美丽起来呢？

◆一个仍然奉行着远远落后于时代新潮的理论、原则的国家是无法变得真正健康美丽起来的，马列主义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可以扔弃了；

◆一个固守着落后腐朽的专制政体的国家是无法变得真正美丽起来的，一党专政、不要选举、箝制舆论、剥夺人权的社会体制应当改变了；

◆如果，我们的祖国母亲被置于一个全新的天地里，这个天地里所有的是民主的阳光与自由的空气，是人民的权利的全面的实现，我们的祖国母亲怎么可能会不美丽呢？

◆如果，我们的山河大地、长空海洋在拥有新的进步理念的人民的装饰与爱护下，从此变得清洁美丽起来，那我们的祖国母亲又怎么可能会不美丽呢？

中国的“脸”呵，中国的形象。

一个有着对她的人民持不公正伤害态度的政府的国家的“脸”是丑陋的；一个对被称为“中国的良心”的高智晟先生进行野蛮迫害的国家的“脸”是丑陋的；一个看起来追求现代文明却又处处与人类普世价值发生尖锐冲突的国家的“脸”是丑陋的，这样的国家即使举办一百次奥运会仍然改变不了她极为丑陋的形象。

我真诚地希望我的祖国的“脸”是真正地健康美丽的，我坚信我的祖国的“脸”终将是健康美丽的。

民主论坛

——-没有人性的香港书展

媒体报导，连续六日、令会议展览中心「迫爆」的今年香港书展创下了「新纪录」：入场六十八万人次，较去年上升百分之六，周末夜书市的免费入场时段，录得六万人次。据说，书商平均生意额升一成，儿童学习读物、明星自传、简体字书成为书展的「赢家」，专售迪士尼英语学习读本的书商更录得近二千万元营业额；可谓「旺丁旺财」

但对我这个自以为爱书的人，这一年一度的书展却是一场「痛苦」。不去，失去一次淘宝机会，痛苦；去，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挤进去、挤出来，费尽移山气力，还是痛苦。平路小姐在《香港书展的反思》中说：「潮水澎湃、汹涌，跟着人流继续前进。会展中心里﹐几层楼高的大空间﹐装着满坑满谷的人。」实在很可怕。

几天展期中，哪一天去才好呢？也要大费周章，也是个痛苦的抉择。早去，入场人肯定多，人龙长达数里，绕来绕去，登高走低，到了会场已经浑身大汗、胸闷气促、头晕脚软。晚去，人人希望最后人少，在「心同此理」之下，人或者更多；中间两天，英明的主办者一定夹着周六、周日，更是去不得。我常常想，主办盛典的贸易发展局为什么不肯把会期拉长一两天，让读者可以从容一点？为什么不肯把会场面积扩展一点，让通道不会那么挤逼？为什么一定把摊位搞得那么小、展台搞得那么窄，以致人书根本无法亲密接触？

查一下资料，今年展厅面积33，161 平方米，参展单位434个（截至7月11日为止），平均每个摊位76.40平方米；去年展厅面积31，281 平方米，参展单位392个，平均每个摊位79.99平方米。去年已经那么挤得不得了的场地，今年在入场人次上升百分之六的情况下再被尅扣去百分之四点五；以至於去年还可以挤得进去的某些摊位，今年则完全挤不进去了。我不知贸易发展局的官员是何心肝？我也不知这些官员究竟是「以人为本」呢还是「以人为沙丁鱼」？我更不知道贸易发展局的官员是为了应付差事，为了政绩，还是为了赢利？但我体味到的是他们如此精打细算、如此冷酷无情、如此泯灭人性的与人为敌。

据说这次香港书展的主题是︰「寻找二十一世纪的人文情怀」。好一个「人文情怀」，这分明是对沙丁鱼们的侮辱和嘲弄！书展过去一个月了，挤定思挤，写了这几个字，以记其痛。

25Aug2006於酒香书屋

新世纪新闻网

据媒体报道，曾参与过89民运的圣观法师因在江西省宜春市化成禅寺内为“六四”天安门死难者举行佛法超度仪式，并提倡廉洁奉公，因此被当地官员嫉恨，并于8月24日被大批公安特警押着离开寺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正式下达驱赶圣观法师的批文中不惜构陷圣观法师同三个女人有染。此前，曾前往宜春帮助圣观法师的深圳女律师黄雪涛因为给来势汹汹的警察拍照而被殴打，相机被砸，手机被抢，眼镜也被打掉。

据称，圣观法师俗名徐志强，89民运期间是西安促进民主联合会副会长，他因为积极推动民主运动而在1989年11月被捕，并在陕西省看守所里被关押近一年，2002年皈依佛门，但仍然致力于维护中国公民的基本人权。他自今年1月开始任化成禅寺监院，今年6月4日，圣观法师在化成禅寺内率领北京，深圳居士及宜春信众为“六四”天安门死难者作了一场往生普佛的法事，此事后来引起了宜春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严重关注。8月9日，宜春市政府姓何的秘书长和宗教局局长带领七八名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来到化成禅寺，威逼圣观法师必须离开此地，并给出两种离开方式供他选择，第一种是体面地离开，第二种是采取法律，法规方式让他离开。

作为一名有良知和有真正信仰的佛教徒，圣观法师当然会和上级的威逼抗争到底，自然而然，他所选择的离开方式就是让嫉恨他的人以所谓的法律，法规为理由将他驱逐出寺。虽然官方对他的处置理由冠冕堂皇，但圣观法师却对自己遭遇不幸的原因心知肚明，他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当局就是不希望有一个参与过“六四”的人有众多的信徒，因此找各种借口把他逼走。另据了解，当局为了成功构陷圣观法师，竟然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强行将化成禅寺专卖佛具的女居士带走关押了近十个小时。在关押期间，女居士因为屈打成招，所以不得不承认和圣观法师有染，以此来给圣观法师罗织罪名。

中共推崇的马列主义和有神论格格不入，所以中共对宗教信仰的压制也是由来已久，虽然在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蹂躏之后，中国的寺院又重新燃起了袅袅香火，但总而言之，各种传统宗教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名存实亡。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了因为传统宗教的一些局限性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无情扼杀。中共一直都将暴力和谎言视为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法宝，中共对其它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性决定，它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宗教组织真正的发展壮大，同样，也不会容许一个真正有良知的人在宗教部门担任要职。圣观法师的表现无疑是在和中共的期望背道而驰，所以，他被诬陷和驱逐便是一种必然命运。

当年的民主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六四”大屠杀也震惊中外，但在中共的持续歪曲和封杀下，有关那次运动的消息却在国内微乎其微，别说寺庙里的僧尼，就连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也很少有人知道1989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即使有人知道，但多半和官方的说辞如出一辙。“六四”以后，中共对自己意识形态的危机感与日俱增，为了让自己的专制统治更具有威慑力和迷惑性，除了频立恶法和大力发展军队之外，就是在舆论宣传和教育方面更彻底地愚民。很多中国人因为受了中共喉舌媒体的误导以及受到愚民教育的毒害，身处被欺骗，被愚弄，被迫害的境地而不自知，自从有了互联网，一些为数不多的人才逐渐了解到中共的罪恶历史，认清了中共的本质。

在外人的眼中，皈依佛门一直被认为是出世的标志，然而，圣观法师这个曾经投身过89民运的僧人却让我们看到了佛门弟子少有的良知和勇气。他对“六四”的刻骨记忆以及在寺庙里面对“六四”死难者的超度，在世人的面前树立了不朽的丰碑。受中共官场腐败风气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步入了一个全面腐败的时期，就连佛门净地也开始弥漫起龌龊的空气。就在前不久，一条“和尚集体嫖娼”的报道不知使得多少人对当今的佛教届痛心疾首，大失所望。今年4月份，杭州举行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首界世界佛教论坛，此次论坛的举行，虽然有利于世界各国佛教界之间的交流，但对于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却起不到丝毫的促进作用，它最大的作用是帮助中共贴上尊重信仰自由的虚伪标签。在一党独大和主张无神论的中共统治下，要想获得真正的信仰自由可谓是一厢情愿，异想天开。

圣观法师的不幸遭遇再一次暴露了中国佛教协会的丑恶嘴脸和奴才本性。一诚虽为该协会的会长，但他却不是以维护信徒的信仰自由为己任，而是为了迎合中共压制宗教信仰的需要去打击有真正信仰和有良知的佛教徒，他的行为已经彻底背离了佛教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道德标准。中国佛教协会的行为表明，该组织不过是中国政府的附庸，是中共当局控制宗教自由的有力工具。对圣观法师兴师动众的驱逐足以说明处理他的理由是无中生有，同时也说明中共对还原“六四”真相的深度恐惧。

圣观法师认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在没有进行任何调查、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在指控他与三名女居士有染的文件上作批示，是一种犯法的行为。他打算抗争到底，不排除用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这更能表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对良知的坚守和对恶势力的无所畏惧，一诚虽为圣观法师的上级，但和圣观法师相形之下，灵魂是何等的低劣和渺小。圣观法师的所作所为是对“六四”死难者的告慰，也是“六四”精神从俗世到佛门传播的具体表现，更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向佛祖递交的一张满意答卷。恶意的诬陷不但不能让圣观法师背负臭名，反而让我们觉得他的形象更加伟大，更加具有道德的号召力。中国佛教协会的罪恶行径必将随着时光的推移而广为人知，而这个组织本身也必将随着专制政权的土崩瓦解而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民主中国

　　小说
　　

　　《失常》
　　周德东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7月版，20.00元。

　　《失常》是周德东的恐怖小说集，收入《失常》、《催眠》、《度假》、《瘟疫》、《地狱》、《空难》、《杀》、《程序》、《黑段子一二三》、《盗版者》等小说。制造恐怖大概也需要技术，正如《失常》告诉读者的，“千万别以为每个正常人都是正常人，也不要以为每个精神病人都是精神病人”，不正常的成了正常的，正常的成了不正常的，想一想，多少有点毛骨悚然。东西方恐怖有所不同，西方的恐怖到最后都是说得清的恐怖，而东方的恐怖到了最后都是说不清的恐怖，这种恐怖“常常不可救药，从内部摧残你”，真正的恐怖其实在于自己吓自己，因为，人类的恐怖感与生俱来。周德东曾著有《三岔口》等恐怖小说。
　　

　　《四面墙》
　　哥们儿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月版，35.00元。

　　“四面墙”这个小说名当然很有寓意，它所指的实体也许是监狱，其所务虚之处也许是指整个人生所面对的障碍。麦麦，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知道分子，突然遭遇了牢狱之灾，自此开始了他28个月的囚徒生活，面对一群获罪于强奸、抢劫、杀人、偷盗的人，面对一幕幕陌生、残酷、压抑、怪异的场景，他将会有怎么样的震撼？他将如何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如作者所说，在关注人性、人权和司法进步的背景下，《四面墙》是一个残酷、幽默的故事，也是一种深刻、冷酷的象征。一切调侃中都挂着卑微者的泪水。“四面墙”是一个人类大社会的缩影，也是灵魂更新的地方。“没有例外，例外的是乌托邦，是桃花源和玄幻小说。”
　　
　　教育
　　

　　《宇宙探索百科全知道》
　　禹田编绘，同心出版社2006年8月版，16.80元。

　　《宇宙探索百科全知道》是“中国孩子成长必读书”丛书之一，该丛书还有《世界奥秘全知道》、《动物世界百科全知道》、《中国历史故事全知道》等18本，内容涵盖较广，可作为孩子储备知识的工具书之一。《宇宙探索百科全知道》共分为认识太阳系，了解卫星，审视月球，走进彗星、流星与陨星，观察小行星，揭秘银河系及河外星系、识别星空、探索宇宙等八章，全书共设计有260多个条目，介绍太阳系中的各个成员、太阳的结构、太阳大气的各个层次、什么是卫星、月亮的“月相”、彗星的组成部分、银河系的结构、什么是银河年、宇航员的太空生活等，该书还配有大幅的彩色插图，选材丰富，有一定的可读性。
　　

　　《为中国加油》
　　周晓柏著，新华出版社2006年7月版，25.00元。

　　本书的作者周晓柏是北京奥组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作者所思考的是，自己应该为北京的奥运会怎样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在2008年的奥运会上，给世界应该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该书涉及到一些既理想但又很实际的问题，比如说2008年应该把什么样的中国展现给世界，要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中国不仅要有大国形态更要有大国心态，中国应该借此传承华夏文明、重建礼仪之邦，同时作者还提出要想办法让造假者无地自容，作者相信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并认为公民素质决定国家竞争力。“为中国加油”，意在告诉大家:“国家中兴，人人有责。”
　　
　　文化
　　

　　《季羡林谈读书治学》
　　季羡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6月版，19.00元。

　　“季羡林的思想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大德大智限于无形。”读书治学，如果有大师引导，往往会事半功倍。此书开篇就引用张元济先生的话:“天下第一好事，还是读书。”季羡林先生再三强调读书之重要，认为“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靠的就是能读书能写书的本领。”亨利希·吕德斯与陈寅恪的著作对季羡林的影响最大，而《史记》、《世说新语》、陶潜的诗等则是他自己最喜爱的，季羡林所推荐的十种书显然也带有他自己的偏好。抓住一个问题终身不放、考证义理，都是读书治学的重要秘诀。
　　

　　《高阳说曹雪芹》
　　高阳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6月版，16.00元。

　　高阳以历史小说《胡雪岩》、《慈禧全传》暴得大名，《高阳说曹雪芹》一书则见证了高阳的历史考据能力。《没有学术哪有自由》一文借考证曹雪芹包衣身份，与周汝昌等人商榷具体细节，并表明自己向往学术自由之心态，实有所指。《大陆红学界的内幕——〈曹雪芹的两个世界〉读后》，指出大陆红学有诸多伪迹、伪作、假古董，有派系之争，且互相“批斗”，“对于大陆发现的文物资料，我一向持着戒心，因为我提到过好些作伪的证据”，高阳认为有些假设不可尽信，以免误入歧途。《高鹗何能解曹雪芹所制的谜》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确为曹雪芹原著举证，观其考证，倒也有其自圆其说之理。
　　
　　人物
　　

　　《灿烂涅槃》
　　郝舫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版，38.00元。

　　1996年，《灿烂涅槃:柯特·科本的一生》出版，2006年此书再版，影响深远，有人甚至夸张地称之为“70年代人的必读书”，这是郝舫最著名的作品，因为他能让人听到“呼啸的乐音”，因为他有“汹涌的热情、彻底的战斗性和充沛的语言才华”。再版也许就是一种超度，“去的路就是来的路”，作者不再那么歌颂柯特的死亡，“涅槃的真义，不就是再生？”“柯特·科本，一个来自穷街陋巷的邋遢大王，自小便蒙受敌意的眼光:一个精神上的朋克小子，从来只汲取叛逆的乳汁。他贯彻着加缪大叔的主张:人的根本面目之一，便是反抗。”读科本的一生，相当于读反抗的音乐精神；读郝舫笔下的科本，不啻于经历语言的风暴。
　　

　　《马龙·白兰度传》
　　(美)罗伯特·林赛等著，中信出版社2006年8月版，45.00元。

　　这是由马龙·白兰度口述、罗伯特·林赛执笔的传记。白兰度为什么要口述生平，他这样解释:“我一向认为，我的生活是我的私事，除了家人和我所爱的人，其他人无权干涉。除了出于道德感或者为了某些政治原因，我会公开作出解释之外，我一辈子都尽力保持沉默，为了我的孩子们，也为了我自己。但是，现在，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我要把自己一生的遭际和盘托出，让我的孩子们辨别哪个是真正的我，哪个是外界制造的虚假形象。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一个人一旦成名，就会身不由己地陷入纷纷攘攘的漩涡，被美化或丑化是可不避免的。”想了解颠倒众生的白兰度，当然是看他的电影，再或者读他的口述传记。
　　
　　经管
　　

　　《居家创业101招》
　　(美)丹·里默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　版　，26.00元。

　　该书实际上就是教读者如何搞搞家庭小生意。作者既设计了希望，也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技术，如果你正值创业，想要挖到“第一桶金”，此书倒是不错的选择。该书共有六章:第一章帮你确定是否有一项适合你的最佳居家经营业务；第二章助你规划成功的小屋公司；第三章为你介绍如何利用电脑为居家创业者带来诸多的盈利机会；第四、五章和第六章中单独介绍你或许想要考虑的101项不同的居家经营业务。读上去非常诱人，但很显然，这一切应该有一个前提保障，那就是必须有成熟规范的法律法规保障，或者说，中国老百姓在入市之前，要小心投资、大胆创业。
　　

　　《将帅之道》
　　(美)布莱德·约翰逊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28.00元。

　　本书的副题是:世界500强企业领导力教程。在该书的作者看来，企业成败取决于其领导者，组织的成败取决于领导者的品格高下、情商高低和承诺能力，真正的企业领导者是领袖，但作者也承认领导者并非天生，乃后天培养而成，所以作者在书中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领导者如何成为领导者的理论与实践。作者所借鉴的将帅之道之原理经验，来自军队，作者引用美国海军学院把士兵培养成为领袖的实例，为读者解答了企业要向军队学习什么、怎样学习的系列问题。将企业的运作之道与军事的运筹帷幄之法相结合，是可行之径，因为，既然两者的残酷性相似，那么，两者的成功秘诀也是可以沟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