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你平时很少光顾的空间，忽然在一定时间之内变得除了走来走去的人，就是书。这大概便是书展了。上海书展每一年都在变化着，调整着，不过书展再如何，亦只是一个契机，真正的阅读，永远需要由你自己去安置生命中最轻灵的那件家具——你的书架上和你的心底永远缺少一本书。
梁晓声
四日一见面，第一感觉是梁晓声比照片上老了。
他慢条斯理，有板有眼，似乎很有表达的欲望，我欣赏他的那种憨和那种笑意相交融的瞬间。
他说自己的小说加起来有上千万字了，但没有一个人物是坏到极点的，除了不忍于此，他还很认同林华的一句话，把一个人写坏是很需要想象力的。
出乎意料的是，他主动谈到自己的情感，“一旦真爱到来，我就想不当作家，不当北影的编剧，不当大学的教授了，但当我真要这么做时，女孩子也会给吓倒的。”（后来据说签收时他还说，“我一直想写一部有趣的小说，把它限定在一个假想的国度里，人们过的不只是过
情人节，还有离婚节，要他们都记得自己每一个深爱过的人。”）
闻听有人认为这位曾以《今夜有暴风雪》等闻名的作家过气了之时，他一点儿不急，道，“每一个作家都会老，都会被边缘化。”
最新长篇《欲说》写了一个发生在24小时内的惊心动魄的反腐故事，出版方给出了一种阅读的视角：是欲望的诉说，还是理想主义的欲说还休？评论家王干的说法则为：说欲!
梁晓声自己感慨道，中国从1949年以来的政治特征一下子就跳到了娱乐之中，一切在解构之后，只剩下娱乐和一地鸡毛。许多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还说：“80后的孩子也会欲说还休的，有些话不能直接说出来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周国平
这几天两次遇见周国平，一次是签售《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一次是贝塔斯曼蓝色沙发访谈。访谈现场，他上身着一件T恤，下穿个大裤衩子，脚踏凉鞋，然后回答人们关于哲学的问题。
摘录一些谈话内容大家一起听听，就说那个极流行的问题吧，假如有一天你漂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一本书，会带哪一本？他先是说会带张盘去，拷了喜欢的东西在里面。问的人认真，说就只能带一本书！于是他举了当年赴南极的例子，仅带了一本《圣经》。
“以前我多次想把它读完，都没有读完，但是我知道它是好书。到了南极没有别的书可以读，我把这本书带去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好好地读。”
有人说哲学太难了，应该从什么地方读起？这时，他说：“就从我的书读起吧。我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以前很多哲学的教科书是教人怎么讨厌哲学……如果真正要学哲学，我自己的体验就是你去读那些大师的作品。所谓的大师就是哲学史上的大家们，但是那些东西你就会觉得很难读懂，那怎么办呢？就是读一个喜欢读大师的人写的作品，像我，我就是喜欢读大师的作品，我多少传达了一点。”
当然亦会有人认为他把哲学知识从高深的学术殿堂带到了菜市场，他听了觉得有一点讽刺的味道，“可以说是带到了市场，为什么一定是菜市场呢，为什么这么小呢？也许它是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品，不一定等于菜市场。”
石钟山
七日，“秘密”地见到了石钟山。
到底有着军人的经历，样子不一般，我问他会点儿武吧，他说对付两个男的没问题，三个就够呛了。
新作《特务037》是个小长篇，只写了十二三天。即便写二十多万字的长篇，也就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周六和周日要休息。至于为什么写了石光荣那样的汉子，此番转写特务，他说小时候，有一个邻居就是特务，后来被抓了起来，而平时他还经常买糖葫芦给大家吃呢，很像个好人。所以他心中是有这么个结的。
这人说话不动声色，但是懂得制造戏剧性。号称每部作品都是一稿拉倒，一字不改，留些错别字给编辑、校对——至少当红之时，他能按这个逻辑行走江湖。
有意要让影视导演看上自己的作品，人家倒不会看上，是小说就得写得有文学性，他的战略亦明确得很，“好作家要走在影视的前头。”
他还表示与制片方谈判比写小说难，跟谈恋爱一样。真的问及对哪些改编的作品不满意，他则陷在沙发里狡猾地应道：“你们不满意的就是我所不满意的。”
谈到海岩，他认为这是个类型化的作家，写言情写不过琼瑶，如今五十出头了，揣摩年轻人的心态也会有隔膜；至于邹静之，原本是写诗的，所以其文学品位不一般。
他不忘抱怨编剧队伍良莠不齐，枪手特别多。
还提到中国的电影对电视剧不构成什么威胁。
听上去似乎一片大好，又颇为不妙。
张汝伦;江晓原;许纪霖
七日，三位均有着“雪夜读禁书”经历的教授开讲青春与阅读。
如果没听错的话，在那段无书可读的岁月，张汝伦教授曾将厚厚的《唐璜》全抄下来。江晓原教授的例子是凌晨两点看一本书，六点又被别人拿走。他继而说要趁着年轻精力充沛记忆力好的时候多读经典，经典可能乏味，时尚读物则会迎合你，但是你要抵制，抵制得越成功，你将来就可能越成功。
许纪霖教授则自曝十四五岁时读了一本禁书，是关于性生活知识的，次日见了女同学，他就脸红，感觉仿佛知道了一切女孩子的秘密。
对于“看不懂怎么办”这一问题，张汝伦干脆地说：“看不懂就继续看！千万不要总是看自己能看得懂的书，就是要看看不懂的东西，人类的文明就是少数人提出让人类看不懂的东西，从而前进的”——这话越发像他的身份了，哲学教授。
不知不觉间，易中天成为了话题。江晓原认为易中天的书可能不会引导人们去看《三国志》《三国演义》，倒可能减少看这两本书的人数。他觉得易中天主要是开发了史学的娱乐功能。当然大家买易中天的书也是自愿自发的，尽管有着媒体的煽动。“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抵抗诱惑，任何一种书都是一种诱惑，不是被这个诱惑就是被那个诱惑，你被什么书诱惑，你最终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可以选择的，从读书开始选择，”说罢，许纪霖又笑言，“中文系的易中天抢了我们历史系的饭碗，他也没什么新花样，只发挥了老祖宗司马迁十分之一的精神，就大红大紫了。”他对易中天表示敬意，也表示遗憾，认为此君早期的作品好，而《品三国》适合在电视上看，作为书其文字则是粗糙的。张汝伦推荐了林汉达关于三国的通俗历史作品，许纪霖也认为林汉达的确写得好。
当然会说到当下的青春写作，江晓原欣赏韩寒的某些叛逆言论，但觉得其文笔一般。
提及郭敬明，许纪霖说抄一本书是抄袭，抄十本是参考，抄一百本就是一种创造了，抄得越多越好，最可悲的是从不抄书的人和只抄一本书的人！
“中国文学留给你们的空间大得很！”
——张汝伦这最后一语以悲观的方式表达了一个乐观的结果，抑或正相反。
周海婴;孔东梅;傅益瑶
阴差阳错，我没有赶上周海婴先生的讲座。后来听同行议论了一下做名人之后的不易，尤其是做鲁迅的后人！在此我想说，希望周海婴先生放宽心，譬如鲁迅的书不必每本都读过，关于鲁迅的事亦不必件件明晰，鲁迅首先是您的父亲，然后才是大文学家，无论是哪个身份，鲁迅在心间就够了，不必太累，太满。
至于鲁迅曾孙女周璟馨亮相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周海婴先生表示：“哪怕她想要进娱乐圈，只要是正当的，我们家里也不会反对。”这话说得真好，哪有比个性自由更重要的呢？换个角度而言，也不是随便一个人拿了“金不换”便能写下“一个都不宽恕”的文字的。
孔东梅：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外孙女，老人家孙辈中唯一的女性，这两点是媒体必提的，我亦录于此。她此番来签售《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一书，书里多的是兵气，而访谈时似乎不止一次说到老人家的爱情往事。不仅做名人之后不易，做这个时代的记者亦不易。
虽说傅抱石是了不起的国画家，但恕我孤陋，直至近日才得知其女名叫傅益瑶。八月十日，新书《我的父亲傅抱石》《我的东瀛岁月》《窑火丹青》《佛教东渐图》首发式上，日本友人说在日本不认识这位画家的人基本没有，不知是不是人家的客气，但是观其水墨画，多为巨制，着实有乃父之英气与磅礴。
远远地看上去，这位旅日女画家得体地发言，之后，安静地倾听，鼓掌，微笑，一度曾自走到距我不远处，神貌确乎优雅。
因为傅抱石身份之非同一般，所以你可以在傅家的故事中看到一系列政界人物的大名，而翻阅有关她的文字，是这么一句话打动了我：“我拿起画笔已是爸爸过世以后的事情。”
当初她一心想当电影明星。人生着实是有赖于机缘的。
王蒙
进大学不久，我便曾得见前来演讲的王蒙。后来和他偶尔会变成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我觉得这不能算多么有趣，或许他亦会有同感——他这一生被追问得难道还少吗？
他有着孩子的顽皮，亦深谙中国的世俗精神，沧海桑田，一路走来，应该有理由写出更好的作品，但是弹指十几度春秋随风，此公已然七旬开外……
或许这个人的故事比其小说和散文还要有意味，至少有时我就会这么想。
王蒙是书展开幕式之时出场的，说了三句话，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能不能以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来读书”，“你饥渴到什么程度，书的好处就能发挥到什么程度”。
因了一些中国式的原因，他原定次日举行的讲座及签售改在当日，而且仅为一刻钟的签售。不过，王蒙的人气到底是不容怀疑的，签售队伍在瞬间排得很长，甫一到时，王蒙立马抽身而去，留下一些饥渴或是好奇的目光。
2006 8 11
美国媒体的权力之道
《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上、下卷)，［美］大卫·哈伯斯塔姆著，
尹向泽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8月版，68.00元。
美国媒体何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这种权力又是怎样形成的？大卫·哈伯斯塔姆的《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以独特的视角、优美的文笔，向中国读者展示了佩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卢斯(《时代》)、钱德勒(《芝加哥论坛报》)、赖斯顿(《纽约时报》)、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五大媒体家族的权力之道。显然，美国新闻媒体的巨大权力首先根源于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毫无疑问，美国的新闻媒体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离任时曾经告诫新任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说:“我们国内有两家大的电视联播公司——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我们有两家民意测验公司——盖洛普和哈里斯，我们有两家大的报纸——《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个个都是规模极大的机构，所以它们认为它们拥有这个国家……你可不要产生跟它们斗的念头啊。”
显然，美国新闻媒体的巨大权力首先根源于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不过，作为1963年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得者，一个杰出的记者，哈伯斯塔姆似乎对理论阐释没有多少兴趣，他更倾向于去描绘言论自由权的具体实现。作者认为，在这一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形成了政治人物与新闻机构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复杂的互动，始自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届总统中最杰出的报纸撰稿人”。上世纪30年代的政治、经济大危机的严重威胁，使政府权力大量集中于总统之手。罗斯福常常喜欢将消息直接向新闻界透露，他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和新闻界打交道上，成为“不需要国会和政党”的总统。同时，如果新闻记者略有冒犯或者错误地解释了某项规定，他就会迅速做出反应，大加斥责，毫不留情。自此之后的数十年里，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等总统均效法罗斯福操纵新闻界的本事。而新闻界巨头则会假言论自由之手以舆论监督之名进行反操纵。在这种情况下，报纸、广播、电视就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选举的钥匙，而善于控制媒体气氛的政界首脑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新闻界人物的沉浮。新闻成就了政治，政治产生了权力，随后新闻本身就转化为一种权力，担负起国家发展过程设计师的角色。在重大问题上，记者再也不是应声虫，而是直接的决策人。
报纸几乎和面包一样是美国人生活的必需品。美国的建国之父杰弗逊曾表示，宁愿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社会里，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报纸的社会里。通过新闻媒体来传播公共理念，是许多媒体家族的追求。在书中，哈伯斯塔姆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五大媒体家族的创办者及其主要领导成员的家世背景、政治理念与其所主掌媒体之新闻理念。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自由独立的公共理念、宗教宽容，显然与精明强干的犹太创始人比尔·佩利敢于面对来自政府、政客和商业势力的挑战密切相关。而《时代》杂志明确的政党倾向、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与创始人亨利·卢斯的加尔派清教徒背景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新闻传教士”，卢斯不会甘心仅仅只做《时代》的所有人，他更乐于充当主编，蔑视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之辈，比同时代的媒体风云人物更关注政治的严肃性，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共和党观，认为让读者坚定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是其责无旁贷之事。《华盛顿邮报》的所有人尤金·迈耶信奉自由主义，为了使《华盛顿邮报》贯彻传播其政治理念，他连续22年为这张亏损的报纸投入巨资，而正是这张报纸在麦卡锡主义最盛行的时代里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也正是这张报纸率先曝光“水门事件”，尼克松也因此不得不辞职下台。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是美国新闻媒体崛起的时代，更是某些资本主义最凶猛强悍的鲨鱼弄潮戏水的时代。灵活的商业策略显然对保全、增强媒体的权力是必然的。如书中所指出的，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展早期，占据行业龙头地位的是全国广播公司。后者当时正贪婪地向无节目制作能力的小电台索取节目费用。而佩利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向小电台馈赠节目的手段扩大听众范围，受众数量的扩大使各类广告滚滚而来。广告商显然是商业压力之另一种。为此，精明的佩利为公司准备了一个热心公众事务、精于新闻广播纪律的克劳伯以对抗商业压力。
物极必反。当媒体随着自身权力的增长，夺去了政党激励候选人的手段和控制全国代表大会的能力，开始左右总统大选等重大政治事务的时候，也导致了某些权力的滥用。特别是电视的兴起在上世纪60年代末形成了所谓“制片人主义”，政府或某议员的办公室可以不给记者打电话，直接向制片人概略地勾画出某个新闻事件，解释某部片子的可行性，报道的任务分派单由制片人签名分发给记者。这完全颠倒了传统的新闻制作流程(传统的流程是记者赶赴采访现场，发现值得报道的东西，然后告诉本部)，使制作技术成为决定因素。因此，凡是参加总统竞选的人都要找最好的电视顾问来设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电视顾问掌握了总统大位的钥匙。但是，当候选人以种种“人为形象”微笑面对人们的时候，那个更为真实的候选人显然就被隐藏了。如尼克松在电视顾问的设计帮助下得以当选为第37届总统，但其实尼克松是极度不信任新闻界与记者的。因此，当选之后，他不断与新闻界尤其是东部新闻界为敌，直至因“水门事件”遭曝光而下台。凡此种种，使人们不得不反思新闻自由的负面效应。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媒体在中国的兴起，媒体应该怎样发展其力量，履行其舆论监督之职责，成为当代中国新闻界与知识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然而，当代中国过往的相关研究、译介虽然间或不乏上乘之作，如“走进××大报”之类曾让人们对西方大报的现状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但它基本上只是概况性介绍，缺乏深度，而诸如“××国新闻简史”、“世界新闻简史”之类则是等而下之，流于表面化。太阳底下往往没有新鲜的事情。继往才能开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与权势:谁掌管美国》，这样一本关于美国新闻媒体权力“道术”的宝典，必将对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媒体富于启发意义。
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制度性羞辱”
“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该书大力提倡建立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人”。可是我们现在时时能感受到了“制度性羞辱”的存在。见案例：
一、制度造成的假离婚羞辱
去年下半年，华北油田职工突击离婚一事，成为媒体争相关注的焦点。原来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此举导致不少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离婚，有时一天就有20对夫妻无奈地办理了离婚手续。
今年第一季度，重庆江北区南桥寺也有约30对夫妻办了离婚手续，其中最小者50岁，最大者近80岁；但按他们的说法，是“离婚不离床，离床不离房”。
造成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何在？按照当地政府规定，如果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就不能享受195元每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假如夫妻双方只有一人每月领400元的退休金，那么人均月收入是200元，就不能领取195元；但如果他们离婚了，那没有享受退休金的一方就可以每月拿到那195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
有人把这些假离婚者称之为“低保边缘人”。
重庆江北区南桥寺的离婚者，因年龄普遍较大而一般不太会过多影响夫妻感情，而华北油田的离婚者们，就很难避免弄假成真、假戏真唱了，到时候那些婚姻中的弱者便也只能欲哭无泪。
假离婚，折射出那些下岗职工、低保户们生活的现状；而法律上的离婚事实，使得这些假离婚者的婚姻和家庭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最终会影响社会的安定。
如此多的人愿意付出精神严重受伤害的代价，是因为生存毕竟是第一位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放弃尊严，屈辱地迎合给自身带来羞辱的制度。
二、同命不同价，城乡二元结构的耻辱
重庆江北区某中学的三名少女同乘一辆三轮车遭遇车祸丧生，两名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家庭分别得到20余万元的赔偿，农村户口的少女只得到5万多元的赔偿。
原来，2003年12月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中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该《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是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的差距而导致死亡赔偿金的巨额差异！
安徽省高院针对“同命不同价”现象引起的舆论谴责，出台了《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年初，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依照《指导意见》对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件进行调解，对来自农村的事故受害人按照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赔偿标准，首次实现农村人与城镇人“同命同价”、“农村户口的未成年人在城镇上学、生活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
这起由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衍生物”，经合肥市瑶海区法院对司法束缚的突破，实践了一次城乡“同命同价”，在人们感到欣慰的同时，决策者是否应该更需要对国家的这一司法解释反思呢？
有意思的是，安徽省高法《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中还有个附加条件：农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镇的合法暂住证明，在城镇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连续居住、生活满一年的，人身损害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
谢天谢地！该受害者完全满足了这一条件。否则，其结果将又是重庆那名受害者的翻版。
四、高考移民，让中国教育制度反思
中国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巨大差异，诱使考生想尽办法往低分地区移民。最具有戏剧性也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去年湖北籍考生李洋，他移民海南后，高考中成为海南省理科状元，并有望被清华大学录取，但随后又因为该生在海南就读未满两年，失去被内地大学录取的资格，最后却又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并获得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
令人遗憾的是，高考移民折射出的不公平现象，教育主管部门想到的不是通过完善高考考核体系以规避这一事件的愈演愈烈，而是采用了粗暴的打压手段，和公安部门联手发文打击高考移民，规定“高考移民一经查实，取消考试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取消学籍”，这种回避自身责任的做法，是中国高考移民的悲剧，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政府一直在谈公平，又一直不断制造不公平的教育体制。
制度性羞辱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比如：
交通违章者需要带着明显的标志去抓住另一名违章者才可以脱身；
“十运会”上，世界柔道冠军孙福明为本省利益而假摔；
广州火车站厕所安装摄像头令如厕者不安；
上海某中学在全校播放头摄像头拍摄的男女中学生在教室接吻的镜头；
中国人民大学在女生宿舍的楼道里也安置了这种隐蔽的机器，说是为了保护女生的安全；
某高校甚至以防止女生宿舍失火为由，将普通家庭大门上使用的猫眼反装以监视女生在寝室里是否用
电炉，可女生的隐私权谁来保护？
来自缺乏人性化的“制度性羞辱”，是对社会最有破坏性的羞辱，百姓最无奈，最容易习惯接受。这样的羞辱如果长期存在，就会让更多的人习以为然，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将会因此丧失，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更大的物质利益。因此使整个社会无赖化，流氓化。
因此，必须向“羞辱性制度”开战。
唐山如何记忆？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他是个文学青年，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为在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的研讨会。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他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7月28日的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深深的一道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 ，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看到妈妈坐在楼房的废墟上发愣，妈妈后来对他说，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儿子逃出去了。”前天还在火车站的挥手告别的大姐，二姐的5岁的女儿都遇难了。马庆奎买的花布也毫无用处，两个女儿都未能躲过灾难。
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的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为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经过七年的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的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的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所有的警告都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都又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教育部门的领导将在这里评估这所学院的文艺活动的表现。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还不是这样，他还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 ， 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三十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三十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三十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与解放军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三十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五分之四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五分之一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其中又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这里不是9·11后的纽约，也不是耶路萨冷”，在谈到唐山的纪念形式时，张庆洲说，他觉得自己的《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像是这股“纪念抗震三十年”庆典中的不和谐音。这本书的命运坎坎坷坷，2000年初稿写完后，没有出版社能够出版它，它必须通过国家地震局的审稿部门，到2004年时，张庆洲几乎放弃了出版的打算，将精力投入了长篇小说的写作——审查机关对于虚构作品似乎没那么严格。接下来，有人告诉他，国家地震局更换了局长，他试着再次寄出书样，出乎他意料的是，新任局长宋瑞祥不仅表示支持，还作序推荐。书的命运多少像是他青龙县在那场地震中的命运，距离唐山不过115公里青龙县的47万人在那场劫难中无一人伤亡，仅仅是因为该县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即时地将地震预测带给了县委，而县委书记冉广歧宁愿丢掉官职，也要把震情预测传递给每一户。即使如此，这本书在首版印刷的2万册销售之后，它的出版社已被要求不再印刷。一位叫王晓清的年轻导演以这本书为脚本拍摄《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纪录片，还是未能播出。
7月18日的夜晚，我在唐山最受欢迎的夜生活场所亨利酒吧里，听那些脸上表情酷酷的歌手唱着欧美流行金曲，年轻一代已经成长，他们还会记得那
场灾难吗？每一个唐山人都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地震故事，但这些故事越来越停留在他们的个人回忆里，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未以某种集中、公开的形式汇集到一起，那该是多么令人动容的历史啊。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追问，迄今为止只有两本关于这场灾难的值得注意的著作，钱钢在1986年出版的精彩作品《唐山大地震》更多的是对灾情的描述，而至于它发生的更复杂的过程，一直到张庆洲的作品时才揭露出来。但是，关于这场发生在1976年的这个敏感时刻，被视作政治秩序改变的征兆的大地震中蕴涵的更多细节，我们仍一无所知。巨大灾难是考验一个政府与其人民的重要时刻，他们的迟钝、智慧、麻木、勇敢、同情心、英雄主义，种种复杂的反应都会在期间涌现出来。三十年过去了，所有这种细微的、值得珍视的情感，理应吸取的教训，都被压抑在建设一个“新唐山”的过度热情与速度之中了。
“不用担心，唐山人不会忘记这些。”张庆洲说，我们谈了一上午话，在楼下的小餐厅里吃了桂林米粉。唐山人有自己的纪念方式。每年7月27日的夜晚，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烧冥纸，纸灰满天飞舞。地震后的尸体无法辨认，况且也不可能再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了大坑中掩埋了，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埋在哪里，他们在所有十字路口都继续送自己的亲人一程。
中国外援沦落为四面楚歌
早在十八世纪，当中国在大多数西方人心中简直就是香格里拉的时候，法国进步思想家孔多塞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大专制帝国之在东方连绵不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自那以后，睁开眼睛看中国的西方人，无一不发现儒教照耀下的中国，原来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文明、反科学、反人类”社会，甚至当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也把“东方极端专制社会”称为“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社会制度”。
但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后，历经数代中国领导人“勒紧群众裤带、援助世界它国”的外交工作，现如今，据中国党用媒体上说，当代中国在世界上已树立起了“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一眼看上去，这简直比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还能让“最广大中国人民”引以为荣。
想当初，我党告诫全国人民：“外交无小事”，因此“主人”对“仆人”的外交工作从来就无从知晓。但近年来，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我们才渐渐获悉，中国那个“负责任的政治大国形象”，原来竟是领导人如此类构建起来的：不论国之大小，一砸数亿、数十亿、甚至200亿美元；只要它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领导人一开口，一口气签它几十个“出口100万台电视机”之类的赠予合同；甚至开个世博会也给它国散发1个亿美元的“来华费”……直让生活在“新三座大山”之下的良民一点五之流隐隐作痛：我党不是“与时俱进”了吗？为何还在实践慈禧同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治国方略？
现如今，中国对黑非洲和第三世界的所谓“援助”，还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谴责和强烈批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西方国家也一直对第三世界给予无条件援助，但当他们开始审视这些外援的效果时，却痛苦地发现：外援对改善这些国家民众的处境并无一点益处。扎伊尔曾是接受西方和前苏联较多援助的国家之一，其结果就是让其总统蒙博托积聚了40多亿美元的财富，并过上了“烹食婴儿肉”的幸福生活。埃塞俄比亚的共产党政权，是比朝鲜出道更早的“国际乞丐”，世界很多国家对它的粮食援助“年复一年”，但其人民却始终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至今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为“社会主义就是贫穷”作着最坚定的注脚。
因此，从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外援”越来越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即要求其执政者实行透明和民主的国内政策，扼制在主权原则的掩盖下违背人权的做法，打击其国内各级官员的腐败行为。
但这种“干涉内政”的外援模式，从来为我党所不耻，也正是这个缘故，让中国成为当代各个专制与独裁政权所特别欢迎的“伙伴”。对此，德国政治学家德尼斯－梯尔认为，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大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非洲分析家穆贝基也认为：“北京的这一政策破坏了西方为使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进步和国家预算透明更为紧密结合而做出的努力。”
此外，那些年复一年接受中国“外援”的国家，是否真的像金正日访华时所声称的——“感谢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无私援助与慷慨奉献”呢？
事实上，没有几个国家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支持，恰好相反的是，他们或与在它国的比较中，或在与某一年偶尔的“减少”中“失落”，甚至因此而滋生出对中国人民的“敌意”——“花钱买气受”就是这个道理。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里，我党对越南的援助超过建国后“两个五年”全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中国人民获得的回报是发生了一场称为“自卫反击”的战争，据说在那场战争中最让我们战士愤怒的，是人家还在拿一袋袋“中国制造”的粮食做“工事”。而正是那个声称对中国党和人民充满感激之情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让我们长眠在黑山白水间的24万多烈士，如今连坟墓都已淹没在日复一日的荒芜之中。
无耻-中央电视台回应网民更改台名建议
近期，部分网友提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应更名为“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建议。对于广大网友的关注和厚爱，中央电视台表示由衷感谢，并对此事件发表如下声明：
一、中央电视台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其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位和作用毋庸质疑。
二、中央电视台建台48年来，其名称在国内深入人心，为亿万电视观众所接受和认可。中央电视台(“CCTV”)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品牌，连续两年入选世界品牌500强。因此，更改名称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容易引起新的概念混乱和认知模糊，并对已经形成的品牌认知度和品牌价值造成损害。
三、中央电视台始终坚持“与人民同行、与祖国同在、与世界同步、与时代同进”的办台理念，始终坚持“民族特色、国家风范、世界影响”的传播风格，不断向国际化强势传媒的目标迈进，其时代气息和国际影响力已得到国内外观众广泛认可。一家电视台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具有“国际化气息”，是由其办台思想和传播内容决定的，与电视台名称并无必然关联。
四、关于中央电视台简称“CCTV”与其他机构或系统重名的问题，在英文缩写中重名现象非常普遍。如中央电视台更名，其英文简称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将对国内外观众认知中央电视台与“CCTV”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中国中央电视台
2006年8月15日
驳斥中央电视台无耻的对网友的回应
| 请问中央电视台，我们知道按照中国的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的，请问你中央电视台谁给你的权力代表人民。请问中央电视台，我国大陆境内除了执政党还有八个合作的跟屁股小党，对内当然是包括全中国的境内了，而台湾还有被大陆执政党承认并由执政党总书记亲自接待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请问你中央电视台代表的是哪一个政党？
一个党字如果我们顺理成章的认为代表大陆执政党,请问中央电视台，大陆执政党何时何地何人给你的授权代表执政党？这种授权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了吗?请问授权给你的是法人机构吗？你中央电视台是企业法人还是事业法人? 从后面你中央电视台自吹自擂的进入500著名品牌来看，先不管地球上有几个人能够记住全球前20个著名商标，这著名品牌的拥有者都应该是企业法人商业机构。而你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商业机构，谁给你的权力对内代表党和人民，对外代表国家和民族，你们这样的说法也太不要脸了吧。 请问中央电视台，请你中央电视台用CCTV的英文搜索去搜索一下，看看结果是怎样？这世界上有几个人知道CCTV是什么中国的国家电视台，人们知道的是CCTV代表闭路电视系统。如果认为把所谓的CCTV改称China TV 会引起认识混乱和认知模糊，那不知道到底是谁更缺乏基本的认识和认知能力。 一家电视台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具有“国际化气息”，与电视台名称并无必然关联。这话很对，CNN和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名字也不见得怎样，确大名鼎鼎，因为人家的电视台的新闻报道员从来都是在第一线报道，不象你中央电视台的驻外记者看着CNN等台的新闻向国内传递被你们排泄出来的二手新闻。正因为如此，你中央电视台永远不可能有什么时代潮流和国际化气息。也正因为如此，也象你们说的英文重复现象很多，但是人们记住的CCTV永远只是闭路电视系统，而不是什么中央电视台。 |
宋永毅:"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是我毕生的坚持"——和马英九对谈文革及其它
二○○六年七月八日到十八日，我因台湾民主基金会的邀请和安排，去中研院近代史所、中华欧亚基金会等学术和智库单位讲学，主题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在此期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拨冗在我离开台北的前一天（十七日）接见了我和我太太，因而有了一次非常有趣而难忘的谈话。
马英九对文革的知识和见解令我吃惊
因为知道我是「文革研究专家」，马英九自然把话题从文革谈开。他首先谈到了我们的年龄：我一九四九年出生，他一九五○年出生，其实也都是「文革一代」。当然，当时的台湾和大陆，完全是不同的政治背景。文革开始，他在台北念中学。和大陆摧残中华文明传统的做法相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主张「对着干」，即更积极地倡导中华文明。为此，他非常积极地读了吴的《海瑞罢官》，邓拓、廖沫沙和吴的《三家村札记》，以及姚文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看，他便认为文革一开始的「大批判」就是荒唐的，而后来更是到了荒诞不经的程度。他谈到了他当时在台湾的报刊上看到的一则一九七一年「批林批孔」大会的报道，当时林彪当然已经是「野心家和卖国贼」，但是人们似乎不知道孔夫子是早已作古的几千年前的历史人物，会场上竟有人喊出了：「把孔老二的入党介绍人揪出来！」这样的口号。他问我是否真有此事，我告诉他：我虽然没有直接听说过此事，但在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里，发生这类荒诞的「黑色幽默」，是非常可能的。
不仅是对文革的进程表现出细致观察过的熟悉，对当前的文革研究他也表现出了他不时的关注。当我送他一套我们编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二○○二年出版）时，他非常高兴地勉励说：「据说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有关文革的大型数据库，你们的工作将是功德无量的。」他举当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写《五四运动史》附了大量的目录索引，结果成为研究五四运动者的必读书为例，希望我们的数据库也能成为这样的权威著作。
对饱经苦难的、今天四十至六十岁的「文革一代」，马英九给予了热情的好评。他举杨曦光（杨小凯）为例，说明有时「磨难使人成才」的道理。他告诉我他很早就看过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觉得一个在专制制度下成长的十五、六岁的少年能有这样的见解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知道杨曦光后来入狱十年，改名为杨小凯赴美留学，最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马英九十分惋惜杨小凯的英年早逝，使华裔的经济学家失去了一次问鼎诺贝尔经济奖的机会。
向历史忏悔是中共化解民族仇恨的唯一途径
在我们谈到文革至少数百万的无辜的受难者时，马英九表示：向历史忏悔是中共化解民族仇恨的唯一途径。他说：「其实许多事情一个真诚的道歉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举他代表国民党在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为例，说明一个政党摆脱历史包袱、向历史忏悔的重要性。马英九指出，虽然「白色恐怖」时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现在身为主席，就必须承担国民党过去的责任。过去他四度参加这个名为「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的活动，但这次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祭典，他要代表国民党，向五十年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当时的台湾媒体评论道：「马英九背起国民党的十字架，向历史忏悔，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但却不是孤立的、独特突发的事件，而是台湾民主道路上标志里程的众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仅只是国民党的内在改变，最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在于台湾的民主，造成了台湾整体的深层质变」。
在谈话中马英九指出：「如果中共真心要搞国共合作，那么他们首先必须要从向被他们迫害致死的成千上万的国军将士的道歉开始。」
在谈到我们最近在纽约举行的文革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受到中共有关部门的阻扰时，我告诉他，就文化大革命对当前中共领导层和中国社会来说，有着如下的「四变」和「四不变」的影响和遗产：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意识形态变了，破产了，但是它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变；二、所谓「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封闭的经济政策和体制变了，但是以文革「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全民下海」、「一切向钱看」的经济改革的狂热没有变。其结果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造成了不亚于文革的空前破坏；三、半人半神的、毛泽东式的中共主要领袖人物已经不复存在，目下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等只是务实但平庸的技术官僚。但是他们的统治方式和手法仍然沿袭毛泽东的文革或刘少奇—邓小平文革前「十七年」；四、「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战争型的外交政策变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他们的「韬光养晦」、「不出头」策略最终目的仍然是「出头」而称霸世界。由于他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军—党—国」三位一体的国体没有变，近年来法西斯化的趋势不能小视。
从某种意义上文革还没有结束
我还告诉他，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文革还没有结束。中共在胡锦涛以前的三代领导人都有打上他们个人印记的祸国殃民的「文革」：对毛泽东，当然是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腥镇压；对江泽民来说，则是他一手导演的镇压法轮功事件，也可以说是一起「江记文革」。胡锦涛如何？我们希望不要有「胡记文革」。
马英九基本认同我的看法。对于法轮功事件他特别指出：中共领导人不懂得一个宗教发展的基本常识：「宗教常常在迫害中成长」——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法轮功才越战越勇。他告诉我，尽管他并不认同法轮功的教义，但他是台湾目前领导人中唯一出席法轮功大会的。他认为对于法轮功这样的宗教组织，只要不犯法，执政者就要「Leave them alone」（中文意思为：「不要去管他们」或「任其自然」）。他还告诉我，台湾有过类似的经验教训，六七十年代台湾有一个基督教的支派，一个姓李的领袖人物像太平天国中的洪秀全一样，说自己是「耶稣再世」。他集合了两百多个信徒在一座所谓的「圣山」上野营。其实他们也没有犯法，但当时的情治机构误以为他们是中共的「游击队基地」。结果采取了武力措施，造成了流血事件。后来才发觉他们根本和中共无关，但是恶果已经造成。
马英九认为：台湾走向民主的许多教训都可以给中共领导人提供正确的执政经验。说到这里，我插话说：「看来你应当去中南海去给中共领导人讲课介绍台湾经验」。马英九含蓄地微微一笑，表示：「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听我的……」
杨建利出狱后欢迎他来台北玩
在见马英九之前，我曾去拜会了国民党的一位已经退休的资深官员。他曾经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北美学人和台湾的交流以及海外民运做出过很大的贡献。谈到现在国民党的要人们纷纷去大陆朝拜，忘却了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他十分惋惜地说道：「恐怕现在国民党的领袖中还只有马英九对此坚持不懈了」——在我们紧接着的拜会中，证实了他对马英九的评价是言如其实的。
下午五点半，当秘书小姐把我们引进十四楼的市政府贵宾室会见马英九时，我首先向他赠送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出版的杨建利博士的《非暴力抗争和宪政改革——论中国民主化之路》一书。杨建利在身陷囹圄前也曾多次来台湾，和马英九相识，同为哈佛校友，他们之间可能更有特殊的友情。自杨建利二○○二年在大陆被捕以来，马英九一直为之呼吁无罪释放。见书如人，马英九立刻关切地问我：「杨建利现在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建利现在狱中正补习中国古典文化，明年五月就能服完五年刑期——「把牢底坐穿了。」马英九表示：「我一直是坚信杨建利是无罪的，我一直是为他呼吁的。」他还表示：「时间过得真快。建利出狱后，请转告他：我欢迎他来台北玩！」
「对于反共我是绝不会感到歉疚」
在我访台之前，不少当年马英九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陆委会副主委时相识的北美学人都纷纷托我带口信给他，希望他作为国民党的新主席和未来的台湾总统候选人，都能坚持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一如既往地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马英九听后表示：「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是我毕生的坚持」。即便在谈到他向「白色恐怖」受难者真诚道歉时，他也坚定地补充说：「我是为当时不按法律程序办而造成的冤错假案而道歉，但我绝不是为我的反共理念而感到歉疚。对于反共我是绝不会感到歉疚的！」对于他当年相识的北美学人，他也一一托我代为问好。他特别提到芝加哥的杨逢时博士这十六年来一直坚持组织开纪念六四的音乐会，感叹地说：「这真是不容易！」他还记得杨逢时弹得一手好钢琴。
在我拜会马英九前，北美和台湾的不少朋友都认为他和国民党在处理最近大陆「泛蓝联盟」成员张起被拘留一案上失当。事情是这样的：中国泛蓝联盟只是一个网络虚拟的社区，也有数千人注册。但是这些大陆的年轻人都认同三民主义，尤其是认同马英九所领导下的国民党的新的民主改革运动。在大陆，他们也积极参与维权运动。其实中共员警拘留张起只不过是一种「阻吓」而已，并没有长期判他刑的企图。张已经在七月十三日被中共释放，事件本身已经落下帷幕，但影响深远。因为马和国民党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以至不少网友和亲绿营的批评家指责马英九「骗人坐牢」、「见死不救」等等。我向马英九提及此事，马英九表示他其实不知详情。他说：「我其实非常愿意为被捕者的获释做一些什么，但有时实在缺乏有关信息，便难以马上表态。」我向他表示：他作为一个国民党的主席和台北市市长，人们理解他党务政务极其繁忙。另外，他也不是民运分子，所以人们不会也不应当指望他亲自事事表态。但是国民党有关机构和他的幕僚们应当研究大陆和海外民运，对一些突发事件做出研究和及时地反应。我还向他指出：国民党曾是这个世界上为大陆的民主付出最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政党，如果现在中途而废，反而被民进党比了下去，岂不太可惜了？马英九立刻表示他愿意研究我的意见，并委托我收集和寄给他有关大陆「泛蓝联盟」的全部材料，他要做一些研究。回美以后，我已经寄去了所有的材料，很快接到了他秘书的「收到」的回音。
感受台湾民选领导人的平民风格
原定的接见只有三十分钟，但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谈了近一个小时。可能下面还有等待着的会见和工作，马英九的秘书小姐不时地向他使眼色，告诫他时间的超越。但是马英九谈兴甚浓，不愿意停止。最后马的保安人员也都在客厅里出现——显然他们要护送他外出了，马英九才停止了我们的谈话。
在短短五十多分钟的拜会中，除了对马英九广博学识，尤其是他对大陆文革的深切了解的惊讶外，恐怕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台湾民选领导人毫无官架子的平民风格。在和他的全部谈话中，你一点都感受不到他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国民党的主席和台北市的市长，仿佛只是一个你的平辈同行学人。例如，马英九一开始知道我学的是图书馆专业，他马上表示：他一直对图书馆员有极大的敬意。因为他在哈佛法学院完成博士论文时，得到了图书馆馆员在做书目索引上的很大的帮助，他一直铭记在心。再如，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他非但自己非常健谈，也极为专注地聆听，充分地表现出了对人的尊重。最后，对于我对他和国民党的当面批评，他也表现出「从谏如流」的大度，立刻表示他愿意研究我的意见，并委托我收集并寄给他有关大陆「泛蓝联盟」的全部材料供他做些研究。
然而，马英九又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在会谈中我诙谐地告诉他：他现在成了一个世界上不太「讨人喜欢」的人。因为他坚持「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中共不喜欢他；因为他反对台独，「台湾人」不喜欢他；因为他坚持日本的靖国神社里不应当有战犯的供像和钓鱼岛的主权，日本人不喜欢他；因为他阻碍台湾的对美军购，美国人也不喜欢他。马英九表示：说他阻碍台湾的对美军购是冤枉的，他已经在访美时和美国人说清楚了。其它的可能是事实，然而他坚定地说：「我想一个政治人物在世界上应当有他的自己的信念，他不应当是为讨人喜欢而活在世界上的！」
马英九，你说得好！
我们这些远隔重洋、身居异邦的海外学人殷切地期望你沿着你毕生坚持的民主和人权的大道走下去！
首发动向8月号
朱健国:《世纪中国》壮烈牺牲：抗旨自卫的最后 小时
一个文化思想网站被非法关闭，千万文化人奋起抗争维权——关于《世纪中国》网站被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非法关闭的争自由民主之维权热潮，正在汹涌澎湃，震憾全球。
一项关键史料的引用需更正
随着参与者的与日俱增，其中一项关键史料的引用近日得到精确更正：不少人以为《世纪中国》网站被强行非法关闭的时间是「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深夜」，从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七月十九日发出「红头文件」《关于责令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通知》，《世纪中国》抗旨自卫了六天。但确切事实是，《世纪中国》直到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九时二十分才「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倒下（详见《世纪中国》网站：关于《世纪中国》及论坛被关闭的三点声明）——她英勇顽强地抗旨自卫了七天！
《世纪中国》在最后二十一小时，主编、斑竹和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三名会员网友共同坚守在《世纪学堂》论坛，互为师生，共揭专制者之虚伪画皮，曝独裁者之丑恶病史，箭箭中的，刀刀七寸！虽弹尽粮绝，仍坚拒「自行关闭」：士可杀而不可「自律」！《世纪中国》最后的二十一小时，可谓「惊天地，泣鬼神」，青史永叹。
《世纪中国》的「最后一课」
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二十一点五十二分，《世纪中国》「最后一课」悲壮开始——《世纪中国》主编从幕后走出，以「CC编辑（超级版主）」网名在《世纪学堂》置顶贴出《致〈世纪中国〉读者与论坛网友临别赠言》——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网站关闭的确切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执行「自行关闭」。是的，没有人愿意将一次「枪毙」事件装扮的像一场「自杀」那样「体面」。现在，我们等待下达指令的人来亲自执行枪决！
这可能发生在下一分钟，也可能是明天上午……。总之不会太久了。
……
这悲愤的「临别赠言」让许多《世纪中国》网友一下子想起阿尔封斯‧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一八七○年九月，占领法国的普鲁士军队下令法国沦陷地各学校禁止教法语，立即改学德文；法国阿尔萨斯一所小学有位倔强的教师韩麦尔先生，他不惧寒光闪闪的刺刀，坚持给学生上了最后一堂法文课。
《世纪中国》主编的「临别赠言」，多么像韩麦尔先生坚持用法语讲《最后一课》！
本来，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世纪中国》已沉痛宣布「重要通知」：「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从即日起将关闭世纪中国网站和系列论坛。」依许多被关网站的惯例，《世纪中国》不能再说什么异议，只会「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关网自杀了事。但这一「主编临别赠言」分明在否定《世纪中国》已宣布的「重要通知」，表示了「本站拒绝自行关闭」的「奴隶的反抗」。素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惯例的「新中国」，这可是空前的造反——如果说此前出现的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开创了「新中国」媒体对非法管制的事后鸣冤先例，《世纪中国》「最后一课」则是更上一层楼，将「事后鸣冤」推向了实时抵抗，标志「新中国」媒体在更勇敢地彻底告别「驯服工具」和「喉舌时代」——这是逼「新中国」开放「报禁」的「林中响箭」！
「最后一课」引发公开宣战
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了三二八八三名会员网友同仇敌忾共争自由坚守「最后一课」的激励，《世纪中国》更加勇往直前，四天后正式公开向专制者发布宣战檄文——二○○六年七月三十日，《世纪中国》网站向海内外媒体发表《关于〈世纪中国〉及论坛被关闭的三点声明》：
「二○○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晚七点二十分左右，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强行关闭《世纪中国》网站。」但「关闭《世纪中国》网站的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姑且不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所保障的中国公民权利相符合，就是按此规定，『通知』以『违法开设新闻信息服务栏目』为由，以如此暧昧、简单、粗暴的方式和程序，立即强行关闭《世纪中国》这样一个学术文化网站也是没有道理的。本站认为：这种缺乏约束，不容质疑、无从申辩，就对一个学术文化网站宣判死刑，强行关闭的做法，是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制精神背道而驰的。」
会员网友的讨伐檄文
从七月二十五日的二十一点五十二分，到七月二十六日晚七点二十分左右的二十一小时中，《世纪中国》的「最后一课」共有近八百贴，在线高峰达三二八八三名网友，他们是《世纪中国》公开向专制者发布宣战檄文的先锋队。其讨伐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是哀悼《世纪中国》，二是痛斥专制者和独裁制度，三是引经援典据理力争，四是探讨再辟蹊径东山再起，五是对「行刑者」的警告。试看几帖，管中窥豹——
秋雨梧桐：窗外是浓黑的夜——我将静静地守候着，看学堂乍然闭上双眼。我的博客被关了，我心爱的学堂也被关了。于是，社会和谐了，越来越盛世了，党越来越伟大光荣正确了。（2006-7-25 23:46）
凤凰青木：再悼《世纪中国》——活在民心便永存！都言如今是新政，咋见网络屡失魂；……三个代表为民生？咋惧世纪聚网民？中国本就少建言，如今更伤万众心！宪政从来讲道法，禁令如今真莫名；谁逆世界大道走，时来自有清帐兵。（2006-7-25 23:56）
satunus：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节选——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仍飘扬在空中／好象雷雨迎着狂风；／你的号角虽断，余音渐渐低沉，／依然是暴风雨后最嘹亮的声音。／你的花朵雕失，树干鳞伤，／斧钺摧残得你似乎没有希望，／但树干犹存，种子早已深埋，／甚至传播到了北国的土壤，——只等春天来临，／就会把果实献上。（2006-7-25 23:57）
也要追究「行刑」者的责任
以往人们对专制的声讨抗争，往往忽略具体「行刑」者的责任，但《世纪中国》主编发布的《最后一日》帖破了这个例：
这是《世纪中国》网站和「世纪论坛」的最后一日。午夜二十四点前后会全部关闭。
是谁，根据什么，凭借什么，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来做这样的决定，采取这样的行动？
没有任何公开的听证或申辩，一切都是武断的命令。
它的正当性如何？它是否违宪？这是公众可以追问的！这是历史会追问的！
到那一天，如果有人说，「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而已，「我只是一架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那么对不起，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借口，这样的托词！
每一个行动都是具体的人做出的，而行动者必须为此担负个人的责任！
这种「胁从也有罪」的彻底反抗精神得到众多网友支持。
窃以为，如此对具体「行刑」者的责任的追究与警告，当即震慑了专制者，否则，「行刑」者可能早在十九小时前就动手了——在强硬的追究与警告下，「行刑」者也许良知苏醒，也许有所胆怯，于是拖延，当「维持会」，多给了《世纪中国》一点自由时间——《世纪中国》曾预计「行刑」者将在二十五日「午夜二十四点前后会全部关闭」，但结果延续到二十六日十九时二十分左右，多生存了十九小时！
可见民心与正义的力量！
二○○六年八月五日
于深圳「早叫庐」
动向八月号
王德邦:书斋、法院、街头——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评述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经过了三个阶段较大规模的抗争。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主要以 1957 年为代表的，以 “ 提意见 ” 为形式的 “ 进谏 ” 时期；第二阶段是 1976—1989 年的学院启蒙时期：第三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社会维权时期。有关这方面的认识我在《历史的抉择 —— 中国大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已有过阐述，本文在此想就中国社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今的维权运动进行一个更明细的分析，以供关心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国际国内人士参考。
一、维权运动三阶段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以维权为主轴的民主运动，根据其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诉求重点及维权主体大际可分为书斋呐喊期、法庭诉讼期与街头抗争期等三个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
书斋呐喊期：时间主要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 2003 年前。这时主要凭借的工具是互联网；参与的主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尤其以一批社会异议人士为主；表现形式是通过网络在国内一些论坛及国外一些网络、媒体发出不同于官方的独立的声音；主要内容是披露中国这遍土地所发生的各种灾难事实，谴责中共当局侵犯人权的行径，呼唤社会民众勇敢起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法庭诉讼期：本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3 年之后的几年，中国出现了以一批维权律师为主体，以现行法律为依托，以司法诉讼为途径的维权运动。
街头抗争期：从 2005 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以一批践行人权、实践民主的社会活动人士为主体，以广泛动员被侵权民众积极参与，以直接的集会、静坐、游行、甚至绝食等为途径的维权抗争运动。
近十年来中国维权运动所走过的三个不同时期（或说三阶段）是中国民主运动向深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变革由量变积累不断迈向质变飞跃的应有过程。这个过程的主要表现特点是：
其一、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维权三个不同发展时期表现出日益广泛的融合社会各方进步力量，联结社会各种被侵权群体的日益广泛而大众化发展的趋势，尤其对广大普通民众的权利维护日益成为维权运动的主要诉求。如此一来，维权主体经历了由知识界到法律界，再到广大社会农民、工人、市民及工商界的扩展历程，使社会各界层都参与到维权大潮中来。
其二、理论与实践的日益结合。中国社会民主诉求由来以久，但民主与社会普通民众的关系在哪里？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找到很好的实证性说明。近年来维权运动在中国的升起与深化，把中国社会的理想目标与现实需要紧密连结成一体，将理念与事实结合，使启蒙与行动接轨。社会自由、民主、人权这些高远的目标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到了一块，使广大民众认识到维权运动就是维护自己切身权利的运动，它紧紧与每个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因此维权运动是个理论到实践的过程，是深化社会变革，积聚社会变革力量，动员社会整体参与变革的过程。
其三、维权形式的不断深入。从书斋呐喊到法庭诉讼，再到街头抗争，反映出中国维权运动不断深入社会，日益由精英维权推进到社会维权，为广泛的社会变革准备着社会基础。书斋呐喊表现在言论上，这种形式与统治者还不那么直接发生关系，法庭诉讼那就相对更直接表现出一种较量，而街头抗争则完全是一种力的碰撞。这种维权与现存统治关系的日益紧密交锋，表现出了一种促进社会质变努力的尝试在不断推进。
其四、维权阶段性特点表现出促成中国社会极权统治变革的实质性力量在结成。在中国这样的极权政体下，书斋的说理是有限的，法庭的论法也是有限的，这一切理与法都无足于促成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这个社会相信的是力与利，只有力的显示，利的权衡，才会推进社会进一步的变革。从中国社会维权运动的发展阶段显示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终决定力量不是在理与法上，而是在力与利上。
二、书斋到街头的必然
诚如上世纪五十年代 储安平先生所言：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个民主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统治是个民主有无的问题。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事实上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怪异而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人类一切美好的言辞都被说尽，人类一切美好的蓝图都被编完，而现实却是人类一切的罪恶都在上演，人类一切的丑恶都得彰扬。这是个极度虚幻，极度背离人类发展正轨的社会，恐惧与谎言成了它唯一依托的杠杆。面对这样一个中外历史上所仅见的怪胎，如何纠正它对文明社会的背离，如何使它归服到人类历史的常态上，这是个极其风险而艰难的课题。单靠社会某方面的力量根本是不行的，而单靠某条途径的努力也注定是要夭折的。所以广泛动员社会一切力量，广泛尝试社会一切变革途径，最后促成极权政体的根本性变革，才是我们时代的无路之路与无望之望。
应该说在上世纪后期红色恐怖统治下，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一批倍受肉体迫害与精神摧残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通过这种科技的进步，借用文明世界所提供的宣讲窗口与探讨平台，在国内的 bbs 与国外的各种网络、报刊、电台，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这在当时是极其可贵的，这捍卫着知识分子言说的权利与尊严，同时续接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被割断的启蒙之喉，意义是重大的。然而由于网络言说的有限性与国际媒介传播的受制性，国内知识界的的启蒙在一定时期是很有限的。随着维权的推进，律师秉持法律的武器，通过司法的途径，以公开的诉讼来讨要社会被剥夺的权利时代应声到来。法院诉讼打破了书斋呐喊的壁垒，使维权从书斋言说推进到社会实例。在经过几年法律维权的热潮后，极权政体日益感到法制的可怕，它们收紧了法律的空间，紧箍了律师的执业，法律维权被一步步逼入死胡同。面对这种状况，日益觉醒的民众与一批勇于献身的民主志士，他们毅然站到了时代维权的前列，擎旗勇进，开启了中国维权街头抗争的新篇章。街头抗争是践行人权，凝聚力量，实践民主的新阶段，也是挣脱极权设置的书斋呐喊与法庭诉讼禁锢的新措。若没有街头抗争的兴起，中国书斋呐喊与法庭诉讼必将被扼杀。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若说文明的轨迹还不清楚的国家是没有的。社会普世价值对任何一个边远落后的地区都不是一个难以理解与认同的理念。在文明的价值为人类所普遍认同的情况下，阻挡社会进步的不是理论的不足，也不是目标的缺失，而是极权的既得利益与人性的罪恶在阻碍着一个民族与地区迈入文明的殿堂。针对这种赤裸裸的反人类、反历史、反法制、反文明的行径，一切指望说理来规劝，用法来约制的努力终将在极权的残酷回剿与利益赎买下瓦解。针对这种状况，要想彻底改变极权现实，结束罪恶延续，必须聚结社会一切不屈的力量，顽强地抗争，用力的对抗来显示不合作、不认同的精神。只有真正力量抗争的存在才能真正阻止罪恶的深化，才能不断唤起民众的觉醒。在这点上那些勇敢前行者的脚步是国人应追跟的标志！
三、 合力时代需要更高的合作精神
中国近十年来的维权历程，走过了从书斋到法庭，再到街头的不同时期，这些不同时期并不是孤立的，互相排斥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一种延续，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是不可分隔的，而且前一时期总是后一时期的前提与基础，是后一时期的母体，而后一时期也总是前一时期的继承与延伸。各个时期虽然表现的重点不一样，但后一时期还会包含前一时期的人员、理念。一时期向另一个时期的发展，它不是否定前一时期的意义，而是深化、提升着前一时期的诉求，并且以向前迈进的形式来有力地保全着前一时期争取来的成果，巩固着前一时期攻出的权利领地。总之每一个向前推进的时期，就是社会维权运动更高更远的拓展社会权利空间，促使极权政体接近质变的时期。
一个极权政体的彻底转变，从世界已有的经验来看，单靠书斋呐喊、法院诉讼都是难以促成的，最后社会变革来临必将伴随街头抗争。一个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变革必须有相对成熟的社会运动配合。这种街头抗争运动一则是极权罪恶下必将导致的结果，因为极权下没有提供任何理性商讨解决问题的平台，若没有外在力量去抗衡，极权就会高唱再活五百年，总之它不会主动作任何自我更新的，在这种情况下说理与论法会显得非常苍白乏力；二则从极权到民主，国民也需要一个民主行权的训练过程，需要不断在争取民主中熟悉民主。所以从书斋说理期到法院论法期，必将最后要步入街头角力期。事实上街头角力期，不仅在时间上延续前面的维权，而且要想获得根本性的胜利，必须在前面不同时期杰出民主人士的牵引与共推下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达成最终的目的。
回望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民主运动，之所以没有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收效，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民主的积累欠缺实在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导致这种欠缺当然与极权残酷的打压有关，但是为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而努力的这些人士的一些自身素养，尤其对中国民主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缺乏理性的认识与足够接纳的心胸，以至常常出现运动往前发展了，新的一批人冲了出来，而原来老的一批却没有再跟上去，甚至造成新老互相对峙与隔离情况，这不能不说也是民主推进中存在的一个主观病端，这是一个极其沉痛的现实。
今天中国维权运动在突破重重极权回追阻截的情况下，顽强地成长到迈上街头，切实践行权利，促进权力质变的阶段，这是极为可贵的。各方有志于推进中国民主改革的力量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积极参与，尽力攘助，力促这种抗争在健康、和平、理性的途径上前行。
中国民主进程需要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士的参与，需要每一个有正义的人士的力推！让一切有志于早日实现中国民主的人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吧！
2006-8-1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