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简谈《父母早日书》的多学科价值
李南央女士和她夫君巴悌忠先生，以及他们的朋友、作家奚青先生，用了八个月的功夫把她父母近八百封、逾八十万字的信件和少量日记编成了《父母早日书——李锐、范元甄1938年—1960年通讯、日记集》（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第一版，香港），真是功德无量。用句套话：即“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正如为本书作《序》的朱正先生所说，这是“一部活的党史”（上册p9），“是一份极为难得的史料。从这个相当典型的个案的原始材料中，人们可以具体地了解到当年整风运动怎样进行，人怎样被改造……这些历史的奥秘。”（上册p7）
也正如李南央自己所说，这些信件和日记，“所叙述的不仅仅是家务事，这些文字映射出抗战初期始、经延安、解放战争、解於东北继而解放全中国，接管政权创建新国家，直到庐山会议后止於一九六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四分之一世纪中，每个大历史阶段的指导理论和行为。”（上册p9）
在个人叙事方面，本书的主题可以说是“‘特殊材料’是怎样炼成的”？（上册p2）党和领袖怎样在延安那个红色兽圈中，用暴力和谎言把单纯朴实、追求自由、胸怀理想、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改造成了为独裁者所驱使的“驯服工具”和杀人机器；那种灵魂被阉割、被压抑、被扭曲的痛苦，那种怕被组织所抛弃、所疏远的恐惧，非在那种黑暗非人世界中煎熬过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这本书除了作为党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舆论宣传史之外，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心理学、性心理学教材。当年两位年青人曾经热烈地追求过爱情、后来又为了革命而异化爱情，其中有性压抑、性饥渴、性苦闷、性虐待、性解放，甚至性勒索，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本书内容之广泛、材料之丰富，有如一座多元共生矿，为各类研究者提供各种各样、而且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例如，1937年9月26日，毛泽东给晋西北的八路军指示：“中日战争是本党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的前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罗满宁（奥˙鲍里索夫）的《苏中关系》（1945-1980）》关於毛要求八路军“用一分力量和日本周旋，用二分力量和国民党斗，用七分力量来发展自己”的说法 ，在本书中也得到了印证。
李南央在《编者感言》中写道：前方在抗日，后方延安的最高学府——马列学院在激烈讨论“在土地革命的十年内战中，有没有统一战线？”而不是当前如何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外来侵略者，真有些让人难以理解。长时期以来，人们评价毛泽东在抗日时的策略是保存实力，不与日军正面作战。还传毛说过感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否则国民党不可能暂时放弃叫共产党必予除之的决心，共产党因而得以壮大。史实究竟如何呢？至少从我母亲的信和日记中看不出当年延安马列学院共产党的“精英”们把抗战当成那么一件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需“天天讲”的事。从父母延安的信件中，我看到的是毛泽东全力地在整肃内部那些抗日热血青年，看不到是如何地通过他们，即而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赢那场战争。（上册p201）
范元甄和李锐由1939年12月到延安，到1945年10月离开延安；六年中唯一谈到日本的是写于1941年12月9日的一封信，而且是谈日美太平洋战局对“中国政局”的推动，想到也只是“赶快掌握英文”之类。难怪李南央也疑惑：“身处那个时期，何以与那场战争如此隔膜？生活在延安的人是如何对那场战争做出贡献的呢？”（上册p237）
当然李南央说得很委婉，实际上中共对抗战不但没有什么贡献，相反的是在破坏抗战。毛泽东共产党从江西苏区开始，干的就是谋杀国府、资敌卖国的勾当！（“谋杀国府”是一位大陆学者的提法，非常形像。）
再如，延安种鸦片、贩鸦片。有关王震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种鸦片、张思德死于炼制鸦片的窑洞中之类，早已在海外有不少报导，我虽然感到惊奇，但还是不怎么相信。最早是台湾方面传过来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是陈永发教授的《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我却疑之为是反共谣言；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若夫的《延安日记》中也讲了鸦片问题，我亦以为是苏修抹黑而未予深究。可见我中毒之深、共产党宣传之厉害！然而对李锐、范元甄这两位资深、忠贞的中共党员兼高级干部所留下的当年信件，我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了；于是《父母早日书》成了摧毁我头脑中对中共最后一座迷信堡垒的最后一颗精神原子弹。
据说，这在中共党内也不是什么秘密，毕竟参与其事的人不在少数；但为什么从没有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呢？一位研究解放军史的专家告诉我，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原来如此！为了一人一帮的私利，种毒贩毒，可以理解；杀人、放火、卖国、通敌，可以理解；围困长春以几十万老百姓为牺牲、以中国一半人口作核战争赌注、饿死四千万而拒绝认错，也是可以理解。
既然如此，我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样一个没有了任何道德底线的黑帮团夥、流氓集团，今天到底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脸不红、心不跳的奢谈“八荣八耻”呢？
现在我把《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摘录如下，以向同好。
《父母早日书》中关于共产党贩卖鸦片的段落
范元甄信，1946年11月19日[下册p17]
我带的代金还未动用。
这次干部带大烟的人多极了，夏淑贤等都是廿、三十两。仅在白城子就没收了一千多两，未查出的还更多。
[原注]代金：指鸦片。从延安出发时，干部带了一些鸦片以代现金之用。
李锐信，1946年11月17日[下册p25]
听说你们的大烟都没收了，很担心你没钱用。
李锐信，1946年12月8-10日[下册p29]
你说对节省有了新的觉悟，这非常要紧。代金不需用就暂不用它，除非将来要离开东北再换。
李锐信，1946年12月27日[下册p36]
有好小说记得捎些。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
范元甄信，1947年2或3月xx日[下册p52]
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下次带点钱给你。你用，再给买些蓝（深）荫丹士林布带来。这边布贵（东北钱七千至九千一尺），我可用以换花布苗穿。
李锐信，1947年3月16日[下册p55]
经理部送你和苗三丈多布，加上我买的，共约（蓝一丈，蓝三丈四，白一丈二）五丈六尺与你。代金全换了是可惜的，约八两普通可换一匹布。不知你如何换的。希望你还是节省，“为苗舍得花钱”作风并不赞成，还是要适当……
范元甄信，1947年4月30日[下册p80]
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
八，编者感言[下册p81]
记得那年在科罗拉多随父亲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有一位台湾来的陈永发教授的论文《生存与主义之间》，讲的是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事。当时颇感新奇。从母亲的信中，方知这在共产党不是稀罕事。从热河撤退到东北的家属携带了大量“代金”（大烟）。“这里家属队有不少太太，成百两的烟土，我觉得调查一下她们的经济来源倒可了解一批男干部的情况。真富的不像话。”那些大烟变成钱时，想必是让毒品流到了民间——祸害了人。可是连父亲都说：“代金听说热辽这边比东北价还高，如有移动，打听情况后再脱手。”母亲似乎还存有清高，“代金即使作价低也不愿留它，免得精神上不痛快”。但是“为苗看病把带来基金换了”。真是生存是第一位的，而且要生存得更好些的诱惑是巨大的。主义呢？共产党应该是最痛恨鸦片的呀！其实都是人，人不会因为有了一面共产主义的大旗裹在身上就自然变得比别人纯结和高尚。
6Aug2006 ?An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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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开完会，我又来到波士顿，在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经历了一系列感动——
我们现在讲构建和谐社会，到底和谐社会是什么样子呢？6月初，我到美国开会、游历，碰到了一些小事，虽然只是点点滴滴，体会却很深。
一天，我开完会准备回旅馆，为了省钱，没有打的，坐公交车回华尔街。可是我不知道该坐哪趟车，看见来了一辆，估计方向不错，就上去了。
我问司机，是不是去华尔街的，答复说去第八街。我想，虽然直接到不了华尔街，但方向不错，上了再说。我不知道怎样买票，拿着钱询问司机。司机答复说，不收现钱，只能事先买好。我正犹豫，司机示意我先坐下。我又试着问别的乘客，能不能卖一张票给我。可是他们手上的车票面值和我所要的票价不同，交易没做成。坐公交车却没有票，我心里很不安。
最后车到了第八街，大家都下车了，我只好跟着下，但司机示意我坐下。他继续开车，直到一个能去华尔街的地铁入口处，告诉我可以下车了，换地铁就能到达。这件事让我感受很深，这是一个纽约公交车司机对待一位不是故意的无票乘客的方式。
这让我想起北京公交车的售票员态度，这几年也有了很大改进。我曾经看到过一位衣着破旧、行动不便的老太太无票乘车，她上下车所用的时间比普通人要长。售票员并没有翻脸，老人下车时还特别照顾她，怕她摔了。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像那位可敬的售票员一样照顾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何难哉！
波士顿的感动
华尔街开完会后，我来到波士顿，那是我十九年前待过的城市。我最想去的地方，是十九年前住过的房子。可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房子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确切位置已经记不清了。因为那房子不是在一条大街，而是位于纵横交错的许多小街里边。
马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彷徨犹疑，见到一位老人出来倒垃圾。我正欣喜，赶紧跑过去，可是他已经倒完垃圾回去，进了门，把门关上了。我想敲门，又怕惹人不高兴。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鼓着勇气上前敲门。老人开了门，见到一个外国人，眼中有点茫然。我说明来意，问Avola街在什么地方。他抬头想了一下，说不知道。我正要灰心离开，他招手示意，叫我等着。只见他回去打开抽屉，找出一本地图，然后戴上老花镜，又找了好一会儿，说找到Avola街了。
这位波士顿老人回过头来，问我开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我说是走路来的。他就说：“我开车把你送过去。”
说罢，他出了门，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让我上车。是啊，就算这位老人告诉我地址，给我看地图，我一样还是找不到。就是这位本地老人，拿着地图也兜了好几个圈子，才帮我找到Avola 街53号。下车时，我心里真是感激极了。
老人花了这半个小时，图的是什么？什么也不是。他帮助的并不是美国同胞，而是一个外国人。许多人都说美国人歧视华人，从我的经验看，这不是普遍现象。反观我们中国人，能这样帮助一个来城里打工的人吗？能这样帮助一个外国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是个黑人、是个日本人会怎么样？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中国的，更应该是世界的。一个国家内部和谐了，外部却不和谐，纷争不断，还和谐得起来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美国对老人有许多优惠，坐公交车、看电影、游博物馆都享受优待，买票可打折扣。这在中国也有了。但是在美国，给老人优惠并不要看身份证，只要自报家门，人家就信了。而在我国，明明一看就是老人，还要《老年证》。没有《老年证》，再老也不认。人对人如此的不信任，真叫人寒心。也许优待老人并不是真心诚意，其实并不想优待，如果这样，没有身份证明就只是一个借口。这种人跟人的关系氛围，生活在其中很不舒服。
美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制度的不信任上。制度的设计假定人都是坏人，这才有日常生活中的互相信任。有一个例子，在商场买衣服需要试穿，大一点的商场都有专门的试衣室，而且是封闭式的，旁人不得进入。顾客进入试衣室时，门口要检查，看是拿了几件衣服进去的，并且发一张牌，上面有衣服数字。出来时要检验，是否把拿进去的衣服都带出来了，因为有人把带进去的衣服穿在了身上。有些超市在收银处还要查看顾客带进去的包。因为制度严密，培养了人人遵纪守法的习惯。
这就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先把人当成是坏人，培养人们不敢犯法的习惯，然后形成了人人遵纪守法的风尚。在我们这儿，经常唱高调，甚至于假定一些人是特殊材料做的，天生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因而疏于监管，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培养出漠视法律的社会风气，到后来再采取措施，已经太晚了。
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
在美国买东西要交税，这大家都知道的。买完东西交完钱，收款员给你一张收条，上面有税款一项，说明你这次买东西给国家交了多少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和谐社会就要把账算清楚，否则容易彼此怀疑，反而引起不和谐。
其实，在中国买东西同样要缴税，只不过没有在发票上写明白。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模模糊糊，好像政府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老百姓交的。美国百姓也确确实实从所纳的税中享受到好处：各种良好、广泛的公共设施，老年人每月的生活补助，免费的州际公路，等等。而且他们所纳的税，跟我们纳的税和政府收的费相比，占GDP的比例差不多,可是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却差多了。
说起公共服务,我最喜欢的是那儿的社区图书馆。我去过好几个社区图书馆，有大有小，这跟社区的财政情况有关，富有社区的图书馆大一些，但不分大小，服务都非常好。图书馆不但藏图书，还有音像资料，有计算机可以上网。最叫人惊喜的是里面有儿童阅览室，也是儿童游戏场，书大多数是撕不烂的塑料书，有许多玩具。前来光顾的小孩，都是刚会走路、学龄前的孩子。孩子们在里面尽兴奔跑，但没有打闹。儿童阅览室有专人看管，还教孩子们怎样游玩。这样好的环境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只有在高收费的幼儿园里才有，可在美国，任何一个社区都免费提供。
这是我读《江泽民文选》的第一印象。
其实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如其说江是成熟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不如说是成熟的共产党的接班人。因为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论，即使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市场了。
说他是成熟的党的接班人，基于三条理由。
第一， 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中共领导人都犯过“糊涂”。中共建政之前不说了，五九年彭德怀反对大跃进，批评毛泽东，是基于他看到了饿殍遍地、骨肉相食的惨剧，人民的利益在他心目中占了上风。六二年刘少奇跟毛泽东发生争执，也是担心“人相食、要上书”，害怕成为历史罪人。只有毛泽东，坚持党的利益（很大程度上也是他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洪水滔天，哪怕饿死三千万，老子横竖不开仓放粮，还勒紧裤腰带支援亚非拉人民革命事业呢。毛死后，接班人华国锋以毛的最高指示高于一切，属没有政治头脑，智商太低之辈，可以不论。胡耀邦、赵紫阳在很大程度上将人民的利益置换了党的利益，被毛的好学生、把这两者分得清清楚楚的邓小平先生先后废黜。
六四之后，邓选江上台，邓规江随，虽然九十年代初因为李鹏、姚依林等人的掣肘江的改革路线有所摇摆，但在坚持党的利益、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高于一切这个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江99年力排众议镇压法轮功，不惜弄得天下舆情汹汹，更是彰显了他的这种果断的个性和强悍的作风。
江泽民的政策用李敖的话说，“该软得更软了，该硬的更硬了。”软硬的标准就一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第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敢于与时俱进
中共领导人中，有这种品格的只有两个人，第一是毛泽东，敢于把苏式革命教条扔到一边，另搞一套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是邓小平，敢于彻底抛弃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明目张胆的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魄力连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都相形见绌。
第三个就是江泽民，江的三个代表理论说白了，就是公开宣布，“俺们共产党不再像革命时期一样代表什么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了，而是要代表最有力量、最有前途的权贵阶级的利益了。”
关于三个代表解读，北京学者张祖桦先生说的精彩：“共产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三个代表是虚晃一枪，多头则无头，谁都代表就是谁也不代表。所以是一句空话。关键是前两个代表。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说穿了，就是要代表有钱人的要求；什么叫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讲白了，就是要代表权贵集团的价值取向。江泽民在这里明确宣布了：今天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而是代表有钱人和权贵集团的政党。作为组织上的配套措施，就是宣布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最近，国内有关专家对中国富豪进行了一项摸底调查，发现，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即，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
江泽民抛弃工农这些弱势群体，与权贵阶层结盟，正所谓强强联合，对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策略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三、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党文化
文革时期林彪曾吹捧毛泽东思想“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觉得，用这个句式来称赞江泽民恐怕也不过分。
党文化的第一个特点时强调“专政”，禁绝反对党的存在。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因此，共产党国家，都是一党独裁的党天下，绝无例外。毛泽东时代留了几个花瓶党装装样子，虽然宪法规定人民有结社自由，但是从来没有允许成立反对党。江泽民时代，这种局面没有丝毫改变。 江选说：“近年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別的甚麼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圖謀，實際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
江澤民提醒中共高層，「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持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如果讓他們搞起來，黨無寧日，國無寧日。」
党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蔑视法治、崇拜人治，通过搞政治运动打压异己力量
突出的例子是法轮功问题。法轮功作为一个功法组织，信仰团体，本来没有什么政治图谋，对中共统治秩序也不存在颠覆性冲击。但是，它的存在却为党文化所不容。
在民主国家，类似这样的组织可以说比比皆是，任何政府都不会大惊小怪。即使这样的组织闹出一些人命案子，政府也都就事论事的处理案件，不会借打击邪教的名义取缔这些组织。
但是，江选说：“法轮功人不知、鬼不觉，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江继而认为，“六四”十周年来临的非常敏感时期，一定要采取强硬措施对付法轮功，否则会亡党亡国。
于是，抛开了司法程序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揭批、镇压法轮功运动就此展开，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劳教所，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权灾难就此拉开了序幕。
作为成熟的共产党接班人的江泽民先生，已经从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岗位退休，但是江泽民时代并没有结束，新一代领导人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她巨大的阴影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但很难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
2006年8月14日于青岛
流氓学的四大类型
“觉起期”的流氓学研究风起云涌，出现的各类专著在近百种，而专题文章约在700～800篇左右，其中良莠不齐，大都是互相模仿、借鉴、抄袭和剽窃之作，但也不乏少数真正的原创性精品，后者可按狭义流氓学、广义流氓学、外围流氓学和西方流氓学等四个类型加以简述：
狭义流氓学
流氓－帮会研究是狭义流氓学的主要母题，也是传统的国家主义流氓学的核心。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15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书援引了大量史料，对中国流氓的整个历史进行详尽回顾，令我们对中国流氓在各朝代的行为特征有了全面了解。它属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其“绪论”部分还探讨了流氓的定义和称谓的演变，研究了流氓与游民、流氓与土匪、流氓与流丐、流氓与习拳舞棒者、流氓与帮会人员、流氓与纨绔子弟、流氓与帮闲、流氓与政客、流氓与文人之间的异同之处。颇具启示性。但研究面较为狭隘，未能指涉流氓的心理、文化和话语等层面，是为其最大的缺憾。
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一文，与陈宝良的著述形成鲜明对比：它仅仅是一个断代史的分析，但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却有全面而深入的铺叙，其思想分析深度为陈著所望尘莫及，是“影射史学”在流氓研究方面的代表。
王毅指出，中国传统的流氓文化在明代恶性膨胀的原因在于，宋代以后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内空间格局，由里坊制向街巷化转型，使得城市对游民的吸纳力剧增，游民就此成为宋以后城市的重要阶层，从而为流氓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空间。另一方面，宋明以后君权统治的专制特征日益强烈，它迫使流氓在较少触动这个“刚性结构”的前提下，去充分运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王毅认为，在既定的国家权力体制及其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中，明代流氓阶层比任何时候都善于通过依附权势、欺诈钻营等等手段而谋生和满足贪欲。
作者不无忧虑地指出，“由于流氓文化的蔓延和泛化，作为整个社会内在支撑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蜕变到‘无一事无假’的‘妖魔世界’的程度，于是这个社会向着光明方向进化所必须依藉的一切基本的良性资源和机遇，当然也就被最广泛而彻底地连根铲除了。”
在文章的末尾，王毅暗示了明代流氓现象和当代中国社会的同构性。作者指出，中国君权专制制度就是流氓文化发展的根源。由于预伏了这样的历史文化基因，所以只要后世的专制权力恶性膨胀机制没有被现代民主制度所根本取代，那么流氓文化循着我们叙述过的既有轨迹而再度泛滥，恐怕势在必然。王毅的著述深入揭示了专制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之间的互动、互相依存和互相滋生的秘密，显示了迄今为止狭义流氓学的最高成就。
其它与陈宝良的《中国流氓史》相似的著述计有：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帅学富《中国帮会史》、徐俊元《近代中国帮会内幕》、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郝志清《天地会起源研究》、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等等。但其中大多数著述限于史料的组织和表层分析，有史学价值，少社会学价值，更遑论思想史价值，构成流氓学研究的集体性缺憾。
广义流氓学
广义流氓学不仅把狭义流氓，而且也把各种身份破裂者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游者”纳入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王学泰的著述具有显著地位。他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时十年，耗费洋洋四十万字，首次打开了流氓学研究的视域，提醒世人关注作为“隐形社会”的游民社会，序言作者李慎之先生称赞其“无异于发现另一个中国”，尽管这一赞誉有夸大之嫌，但把游民纳入文化层面加以剖析，却可以视为广义流氓学的开山之作。
王学泰认为游民即指所有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群，也即“脱序者”。它起源于流民，包括游侠、游士(游民知识份子)、江湖艺人等等。该书不仅详尽地分析了这些亚社群的特征，城市游民的生成机制，而且进一步利用民间通俗文艺作品，细致研究了隐含在游民文本中的游民意识和游民文化，如英雄崇拜、尚武习刀的游侠意气、忠义情结、平等意识、渴望发迹变泰心理、反社会性格、帮派意识、暴力倾向、复仇主义等等，从而为中国游民意识形态勾勒了一个基本轮廓。
王学泰的另一贡献在于，他发现民间游民文艺作品不仅是娱乐读本，而且更是游民生活和行为的重大指南。该书在详尽研究天地会的起源时发现，神话、传说、暗语、隐字、暗号的传播，神秘仪式的强烈魔力，以及民间戏曲和小说，都成为帮会组织进行传播、学习、模仿和聚集人心的资讯样板。它的功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传统认知范围，而具有类似“红头文件”的指导性地位。这无疑是流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发现。
王学泰的文本研究显然已经逼近了现代话语分析的的大门。但遗憾的是，王著仅仅在门外徘徊，而未能引入现代哲学及符号分析的范畴与方法，从而阻碍了对流民的文本细读，并与国际学术水准接轨。该书的另一个缺憾是未能对当代社会的游民现象做出必要的回应。
此外，传播于互联网上的任不寐的《灾变论》，深入探究了流氓的成因，把灾变作为流氓形成的主要动因，尽管失之偏颇，但它所发出的警告，却是对国家主义的一种严厉警示。
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上述著述无疑都是大陆学派的样本。大陆学派的流氓研究接受了国家主义的影响，其基本特征在于将流氓、游民和灾民都视为社会灾难的根源。在大陆学派的模式中，流氓（流民和游民）永远是负面的道德标志，代表着破坏、颠覆、混乱、解构等黑暗性势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海洋文化和游历文化为精神特征的台湾学界，却把游民视为一种正面的光明势力加以颂扬。
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17是岛屿学派的杰出代表。该书从一开始就质疑“乡土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中国实际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它包含“居民”和“游民”这两种基本类型。游者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势力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在着“土”对“水”的压迫和蔑视，这实际上是居民社会对流民社会的歧视，显示了居民社会的文化强权。导致这种霸权的建立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需要与土地联姻的固定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皇帝、官僚阶层和乡村宗法制度的坚定支持。
这是从文化类型学的角度对传统中国文化理念所作的重大颠覆。它推翻了大陆学派的居民社会主体论，建立了居民－游民的二元论体系，这个二元体系不是光明与黑暗的对位结构，而是两种正面力量的明亮互动。龚著还以此为逻辑前提，展开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历史探究，描绘了“游”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历史线索。龚鹏程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引用了文化精神分析和文化象征符码分析的方法，对现存历史文本作了全新阐释，从而为广义流氓学开辟了一条奇特的道路。龚著的缺陷是在赞美游民精神的同时，完全回避游民文化的负面价值，结果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究圈套。
外围流氓学
所谓外围流氓学，实际上是一些其它领域的研究，在其中的某些章节或阶段与流氓学领域相交和重叠，或是某些单一流氓现象的专题性研究，等等。前者以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的《赤字：论当代中国文化》（In the Red：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为代表，它指涉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流氓化特征，尤其对中国知识份子的犬儒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但全书并未能进行更深入的文本细读；后者可以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及徐贲、胡平的犬儒主义研究为代表，它们指涉了当代犬儒主义的精神本质，却未将其与流氓主义直接挂钩。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自由主义学派代表朱学勤针对王朔小说的批评随笔，话语犀利，直指王朔主义的本质，可惜未能深入展开。如此等等。外围流氓学是对核心流氓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它提供了许多富于启示性的见解，并填补着现有流氓学留下的大量空洞。
西方流氓学
这其实就是广义流氓学在西方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应用。但华人有关西方流氓社会的唯一研究专著，就是尹虹女士的《十六、十七世纪前期英国流民问题研究》，这部博士论文从一个罕有的角度，探讨了英国都铎时期圈地运动所引发的流民浪潮及其帝国所采取的各种行政解决方案。该书不仅填补了国人进行海外流氓研究的空白，而且在两个方面对中国流氓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性意义。
首先是关于流氓的成因，该书否定了西方盛行的“移民派”的观点，即流民起源于移民的需要的传统说法，指出它实际上源于16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圈地运动。由于近代工业、尤其是呢绒业的发达，贵族地主通过暴力强迫农民退佃，或强迫自耕农的土地产权，同时侵占原属公社的公地，用栅栏加以圈围，放养羊群，出卖羊毛，以牟取超过农业收入数倍以上的利润。正是土地的丧失导致了农民与土地的分离，使大批小农最终沦为雇工、流浪者、乞丐、窃贼和罪犯。
尹虹著述的另一个启示性成果是探讨了英国历代王朝解决流民难题的方式。16世纪以前，英国政府主要采取血腥惩治的方式，逃亡者面临绞死的威胁。而到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救济和安置贫困流民成为主导性政策。都铎王朝先后发布了53个法令（统称“流民法”）来指导行政当局和民众处置流民的行为。当局征集济贫税和发放募集来的救济金，通过“社会福利”（救济为主、惩戒为辅和政府管理济贫事务）手段，令英国走上了理性立法轨道，并为英国社会的稳定和未来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英国流民群体的兴起和解决的历史过程，与饱受流民困扰的中国转型社会，形成了微妙的讽喻性关系，因而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文本，同时，该研究所指涉的西方流民现象，也拓展了中国流氓学的研究视域。
本文题图：秦秀杰《春心不老》
流氓研究的三个历史分期
中国流氓研究的历史十分短暂，它起源于新文化运动，终结于20世纪末，正好是一个世纪的光阴。按其发展的程度，可以大致分为初始期、垄断期和觉起期等三个阶段。
初始期（1900～1949）
黄远生在民国元年的《少年中国周刊》上发表《游民政治》一文，率先宣称中国“数千年之政治”，本质上就是“一游民之政治而已”。该文以国家主义立场对游民历史进行研判，认为中国社会所有弊病，均因游民而起，甚至古代暴君贪官和当代“新党”（指20世纪初的政治改革者和革命者）也都是流氓主义的变相。将国家与社会弊政完全归咎于流氓主义。尽管这一立场显示了对“流民”的国家主义偏见，但它将流民视为营造中国历史的主体，却是惊世之语，成为狭义流氓学诞生的愤怒先声。
数年之后，也即1919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16卷第四号上发表《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对游民现象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中国社会的“过剩的劳动阶级”就是“游民阶级”，它通常与“过剩的智识阶级”联合，与“贵族阶级之势力”相抗衡，由此引发了社会的“更迭盛衰”。杜亚泉藉此透彻地揭示中国历史变迁的根源：贵族文化达盛时，社会沉滞腐败，则游民文化代起之，游民文化过盛时，社会骚乱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此历史上循环之迹也。”杜亚泉的文章犀利地洞悉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弊病：中国现代改革没有摆脱贵族－游民这两个阶级自我循环的怪圈，这将断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前途。杜亚泉指出，中国革命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只能说是一种“帝王革命”而已。这个惊人的预言不久就获得了充分的验证。
杜亚泉的文章还指涉了游民文化的特点：尚游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治生计，嫉恶官吏，仇视富豪，等等。这正是中国古代流氓主义的精神特征。但杜文和黄文一样，坚持把流民阶层作为负面的道德形象加以抨击，从而为大陆体系的狭义流氓学研究，奠定了批判性的基调。
除此之外，鲁迅1930年对流氓的论述也曾受到关注：“‘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鲁迅次年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进行《流氓与文学》的演讲，为流氓下了进一步的定义：“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鲁迅还探寻了中国流氓的起源，宣称“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12 鲁迅以儒学和墨学作为流氓主义的起源，首次揭示了流氓主义和知识份子（士大夫）在起源学上的亲缘关系。
置身上海租界和陷于刀笔之战的晚年鲁迅，还在其它许多场合指涉了“流氓”一词。其中最有名的是在《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收录于《二心集》）一文中激烈攻击叶灵风、鸳鸯蝴蝶派作家和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是“流氓＋才子”。但除了上述论证之外，其语境和语义大多游移不定。由于“流氓”是鲁迅用来抨击敌手的利器，因而鲁迅的“流氓”之说总是夹杂个人意气，难以作为学术思想纳入流氓学的研究框架。
垄断期（1950～1980）
1949年北京建政之后，马克思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理论成为主流，其它学派均喑哑无声。黄远生和杜亚泉的研究并未获得广泛相应，恰恰相反，他们的声音只能是空谷回音。另一方面，基于国家的严厉镇压和管制，流氓大步退出了中国社会。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随着青帮流氓大亨黄金荣向上海市人民政府递交“认罪书”，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方城市流氓集团和乡村土匪势力（如“三合会”和“袍哥”）被迅速剿灭，流民被户籍和重新分配的土地所固化。国家主义获得了罕见的绝对威权。这种流氓的缺席从另一侧面终结了刚刚开始的知识界的流氓学研究，令其呈现为近三十年的空白状态。
尽管知识界的流氓学沉沦无声，但国家主义的流氓学并没未消失，相反，它继续对底层党员和民众进行着权威性指导。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称，“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最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还指出，中世纪流氓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补充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以此为据，建立了“流氓无产阶级”词条及其基本阐释。
马克思的流氓定义无疑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与流氓关系的理论基础。但早年的毛泽东还是流露出了对后者的深切好感。毛在1926年3月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结尾列入了“游民无产者”，形容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并指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入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入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但毛泽东对流氓的好感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烟消云散。196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收录上述文章的同时加入了一个详尽的“学术”注解，全面矫正了国家对流氓帮会的阐释，它宣称，“很明显，农民和手工业者是不可能从这种落后性的组织中得到出路的。这种落后性的组织有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强势力所操纵和利用，加上他们带有盲目的破坏性，因此有的就变成了反动力量。”为了更具说服力，该注解还颇有耐心地回顾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曾经利用过这种落后的组织作为破坏劳动人民团结和破坏革命的工具。”该注解从中获得的逻辑结论是，“当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盛大兴起以后，农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逐步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组织，这类原始的落后的组织即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毫无疑问，新“注解”比毛泽东本人更明晰地传达了北京对流氓的政治立场。社会主义流氓学的纲领就是如此。
觉起期（1980～2002）
八十年代以来的后毛主义时代，基于极权主义的逐步解体、人口的严重过剩导致大规模的土地危机、城市经济改革带来大量新的职位，从而导致流民现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广义流氓社会死灰复燃，开始了全面复兴的进程。这一剧烈的社会变化促成了流氓学的苏醒。从八十年代后期到本文写作时为止，大约有几十种相关著作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或在互联网上传播，形成了流氓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其中正式出版物以陈宝良《中国流氓史》、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和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台湾）为代表，而互联网读物则当以王毅《明代流氓文化的恶性膨胀与专制政体的关系及其对国民心理的影响》和任不寐的《灾变论》为样板。所有这些著述都大大扩展和深化了流氓学的研究，将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认知高度。
本文题图：梁硕《城市农民》（雕塑）
德·昆西、狄更斯，都是活跃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前者比后者大27岁。但两人的区别不在于年龄，而是写作，德·昆西以《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而闻名，狄更斯则以《双城记》、《雾都孤儿》而著称。这些都是文学常识，不必多说。可是我在对照阅读《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和《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时，却发现两者难以辨别。
在《柯尔律治之花》的末尾，博尔赫斯表示他“一直认为几近无限的文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一个人”可能是谁？博尔赫斯提名了好几位人选，可是文集版最后一个是狄更斯，全集版却是德·昆西。由于译文没有按照惯例附注原文，迄今为止我也不太清楚博尔赫斯是爱狄更斯多一点，还是爱德·昆西多一点。
更不可思议的是，全集版列举的作家还比文集版多出一位惠特曼，全集果然很“全”。就是同一篇文章里，还有多处人名出入: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文人塞尼卡在全集版是公元前后的斯多葛主义者塞内加，文集版的16世纪西班牙作家金蒂利亚诺在全集版是古罗马演说家昆提利安。
这种现象并非孤例。我曾同时阅读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和《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三联书店，2005年)，它们其实是同一本书，不过前者是缩写本，后者是全译本。两种译本的风格迥异自然在情理之中，但出乎意料的是两种译本对年代的“翻译”都截然不同。林译本在第一章开首即提到“路易八世(Louis VIII)在1266年为法国制定麻风院规约”，而刘译本却是1226年。通过查找资料可以知道路易八世于1226年去世，尽管没法判断刘译本是否正确，林译本让路易八世起死复生，实在让人不解。一家享有学术盛誉的出版社，出版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还会出现这种问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不少译者喜欢把责任推给排字工人，称之为“手民误植”，可是这两本书之间的出入似乎无法归咎于此:林译本的“1612年10月24日”在刘译本是“1612年12月24日”，林译本的“理查三世”在刘译本是“爱德华三世”，林译本的《疯人船》写于1497年、刘译本则是写于1494年；林译本的纽伦堡有62个疯子、刘译本则有63个疯子——仅仅10多页就有这么多的区别，逼得读者阅读福柯都要采取版本校勘的方法。
近年来，对翻译的批评“甚嚣尘上”，我一向有些不以为然。不管稿费标准还是学术工分，翻译都“低人一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违背文化生产规律的做法必然“恶有恶报”。更何况，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很难一一对应，没有争议的翻译几乎是不存在的。这就像拿着显微镜去看任何一份食物，总能看到细菌。但是，翻译到了孟子成为门修斯(这个典故来自《民族－国家与暴力》，该书也是由三联书店出版)、德·昆西和狄更斯不分的地步，这就不是分歧而是错误、不是细菌而是污点了。
章衣萍，现代作家，曾以一句“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而恶名远扬。不过，章衣萍却未必就是这句诗的原创者。
曹聚仁回忆录有《〈情书一束〉的故事》一篇，谈到安徽绩溪的三个青年作家章衣萍、汪静之、章铁民:“……他们三人都在暨南教过书，三人的故事，许多人张冠李戴，即如‘懒得连女人的屁股都不想摸了’的名句，究竟是谁写的呢？只好让上天来断定了。”而当时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的温梓川，在《汪静之与〈惠的风〉》里则明确回忆:“记得是一九二九年间，章衣萍出版了一部《枕上随笔》，里面有:‘懒人的春天哪！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样的妙句，读者都骂章衣萍缺德，骂他是‘摸屁股诗人’，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骂得他有冤无处申诉。原来正是汪静之没有收进诗集的作品，章衣萍看见了，觉得有趣，把它录进《枕上随笔》内，谁知竟招惹了无妄之灾！”
这一公案，更讹传为章衣萍的一则八卦。竹楼主人《近代名人轶闻》有谓:“章衣萍好摸女人屁股，几乎无日不摸。章妻曙天，时嗔之曰:‘文人有你这样缺德的吗？屁股快教你摸烂了。’”
按:意大利名导多纳托雷的电影《星探》中，一儿童诵诗有云:“尼姑上山去，和尚随后来，大风袍吹起，姑娘屁股美。”中文翻译殊为低劣，但以“姑娘屁股”入诗，恰与“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遥相辉映。
世间事多有意想不到的另一面。尽管章作家欣赏那么低级趣味的诗句，但罕为人知的是，他居然还能作风雅的旧体词。他刊有《看月楼词》一册，久已罕见流传，其中《虞美人·有忆》一阕云:“畅观楼外初相见，花底相偎颤。风吹露湿各西东，最是不堪回忆月明中。别来六载音书杳，病久心情悄。人前只道不思量，且向高楼含泪看斜阳。”这何曾有半分女人屁股的痕迹呢？章衣萍曾帮胡适校订宋人朱敦儒的词集《樵歌》，或许就是他学写旧体词的缘起吧？
当章衣萍击节叹赏“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的时候，他是现代的、白话的、粗鄙的；而在他独自吟咏“人前只道不思量，且向高楼含泪看斜阳”的时候，他却是古典的、诗意的、唯美的。——这看上去十分矛盾，实际上一点也不矛盾。或者说，人正是如此矛盾的。
周作人曾说过，他的内心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其实这也应是所有人的共相。一个人，若没有文雅的一面，那是缺乏教养；但若没有粗俗的一面，那又未免缺乏生气吧。
我不懂装帧，但朋友问到了，不得不有所回答，好像人在日本，日本的事情就什么都明白似的，海客谈瀛洲——信难求。逛过的书店，日本的，中国的，在脑子里轮番重现一过，答曰:日本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很抢眼，甚或比书名还大，而我们的作者，更不要说译者了，仿佛不属于设计范围，随便捡来几个字，往书名底下一贴了之，有时候找都找不见。当然，想来是设计家好心，中国自古人怕出名猪怕壮，心有余悸。
答客问时正好手边有《挪威的森林》，书是作者村上春树自己装帧的，拉过来为证。上下两册，上册大红，下册深绿，大红上是深绿的字，深绿上是大红的字，各当中一行，书名大一些，顶天，作者名略小，立地。二十年前这个装帧讨女性喜欢，时髦拿着它走路。有人鼓噪是圣诞节色彩，但村上说当初没那么想。说不定来自中国民间色彩哩，日前东方女子乐坊C－gal在日本演出就全都这个色儿打扮。村上记得的是当年出版社的人认为用这么怯的颜色卖不出去，曾大加反对。
作者本人做装帧设计，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盛行，尤其是诗人，总觉得别人设计不出那股子浪漫。诗人萩原朔太郎说:“最好的装帧者是最了解内容的人，那就是作者本人。”可是，最了解内容，未必也能把内容最好地表现在装帧上。例如村上龙，他写《无限近乎透明的蓝》时正在美术大学造型系读基础设计，如后记所记:“商谈把小说出书时我提出要自己做装帧。因为我写它时就一直想，要是能出书就用丽丽的脸装饰封面。”后记是一封写给不知去向的恋人丽丽的信，村上龙果然亲自操刀，半壁封面是丽丽的侧面像。设计之俗，令人无法像对这部小说一样或赞为日本现代文学的新起点，或贬为把现代日本文学亚文化化。芥川奖要奖给《无限近乎透明的蓝》，小说家安冈章太郎投了半票，这位文坛耆宿有一篇随笔《小说与衣裳》，写道:“莫非我还‘年轻’，不想自己来装帧自己的书，与其说麻烦，不如说自己把自己的书装饰得很耀眼，觉得不好意思，更没有自信敢说对工作热衷到那个程度。”实际上，七十年代以后出版业分工更精细，专业的装帧设计家辈出，追求艺术性，即使是学术书，编辑一般也不再染指了。
装帧的价值与主张依存于图书内容的价值，但一本书，内容是一个作品，外形也是一个作品。看书最先看的是封面，翻书时手会有感触。装帧首先把书名、作者名、出版社等信息视觉化，让人看见就想拿起来，叫一声芝麻开门。装帧又斟酌书本的大小、厚薄、轻重以及材料的质感，拿在手里才恰到好处，以致有摩挲之快。如今装帧更注重商业招徕，当然也不是坏事。封面是书本的主要构件，却并非惟一，把装帧叫封面设计，很可能忽略外形的整体性。美术家横尾忠则说:“我把装帧看作时间与空间的艺术，所以设计时抱着电影编辑或创作雕塑似的心情从事。”以前文艺书常请画家装帧，偏重平面画，每每不能像装帧家那样设计出立体效果。据说日本人具有凡事好缩小的本性，从他们的图书来看，此言不虚，百余年来始终以“文库”、“新书”之类小开本为盛，维持纸媒体的既成秩序，不肯入时，像音像制品的包装那样杂陈无章。我们当然要与之相反，好大喜功，如今书店里书本越做越大，举手维艰，或许这也是与住宅大过日本兔子窝成正比。装帧的成败，关键在于对书名和作者名的处理，在字形的大小上，日本人倒真是不厌其大。
出版不景气，书在市场上流通的寿命短暂，装帧也多是昙花一现。和从事装帧的日本朋友聊天，他们抱怨装帧设计的著作权问题，书加印了，并不是赤膊上阵，为何不再付装帧钱？我说:可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