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文学
　　

　　《沉默的美学》

　　(美)苏珊·桑塔格著，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版，26.00元。

　　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的论文选，收入文章14篇:《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论风格》、《沉默的美学》、《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影像的世界》、《命随土星》、《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百年电影回眸》、《三十年之后》、《重点所在》等。桑塔格的改变令人瞩目，“她的某些早期作品显示出浓烈的反智主义色彩，而后来却对反智主义做了一定考察和反思。她是关注大众流行文化的先锋之一，晚年却不时申明自己对古典文艺作品的热爱”，领悟由先锋回归古典的价值，再次体现了桑塔格之卓越。
　　

　　《鬼使山庄》

　　(以)阿莫斯·奥兹著，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版，22.00元。

　　阿莫斯·奥兹是目前以色列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鬼使山庄》收入三个短篇。三个短篇小说的背景均置于耶路撒冷古城的郊区，《鬼使山庄》采用第三人称叙述方式，讲述“父亲”汉斯在上世纪30年代初移民巴勒斯坦之后的生活。《列维先生》的叙述人是尤里，尤里的邻居是来自立陶宛的老诗人内哈姆金，终日参照《圣经》的描述和其他资料，用废火柴建构圣殿模型，小说看似平静，实则诡异。《渴望》则采用了类似长篇小说《黑匣子》的书信体布局方式，写出了社会的动荡、人性的复杂。
　　
　　历史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王凡、东平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7月版，35.80元。

　　这是由亲历者口述而成的纪实作品，该书收入十位作者的口述史，张思之，亲历“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马晓先，红墙内的女护士长；邬吉成，目击中美关系“解冻”细节的红色警卫；金仲华，宋庆龄的助手“文革”沉冤之谜；林克，给毛泽东当秘书兼英文“老师”；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毕重远，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吴忠信，见证十四世达赖坐床的国府代表。作者之一王凡，曾著有《红色警卫》、《红墙医生》、《红墙童话》等，另一作者，曾著有《东方之女》等。
　　

　　《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毛佩琦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7月版，28.00元。

　　作者根据具体情况，把整个明朝的历史分为五个段落:开国奠基期、守成期、祸乱期、中兴期、败亡期，并依据这五个段落去解说明朝。书中收入作者在《百家讲坛》中的十七讲:明太祖发迹之谜、明太祖成功之谜、大明国号之谜、明太祖重典治国之谜、胡蓝党案之谜、明太祖后宫之谜、建文帝继统之谜、建文帝踪迹之谜、明成祖靖难之谜等等。阴谋论、解谜说最是迎合现代人的心理，这众多的明朝之谜相信也可以吸引大量眼球，何况其作者对明史一向有自己的研究，并出版有专著，此书有值得期待之处。
　　
　　随笔
　　

　　《文字不是东西》

　　刘绍铭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20.00元。

　　《文字不是东西》是刘绍铭随笔集，文字随意风趣，味道既现代又古典，文调既中国又异国，看人看事通透，又不故作姿态、人情味十足，尖锐时不忘惶恐，闲暇或非闲暇时读之，都会非常受用。《文字不是东西》收入四辑:写作这回事、文字岂是东西、文化瘾、寂寞翻译事。该书所载文章，“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userfriendly　，让各位‘看得下去’”。“因为我为人老派，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读之，乃知何为妙人。
　　

　　《魔鬼辞典》

　　(美)安布罗斯·比尔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　版　，26.00元。

　　比尔斯大概也算是“恶搞”派的文字先行者了，当然，他的“恶搞”比今天的“恶搞”要有智慧得多。比尔斯在世时饱受骂名，如“苦涩的比尔斯”、“三藩市最邪恶的人”，但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却赢得了无数粉丝。“他的《魔鬼辞典》偏离世人的思维定式，突破人们的视界，昭示某些可怕的真理。”(莫雅平)《魔鬼辞典》收入众多的辞条，所涉及的生活面极广:低三下四、土著居民、政府、非洲人、崇拜、太阳神、邪神、麦加黑石、刻耳柏罗斯、诅咒、独裁者、吃、妖精、信仰、人身保护法……其中，一定有你所感兴趣的。
　　
　　经管
　　

　　《波动法则》

　　吴杰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证券定价的不确定性，全面总结和把握股价波动根本性因素的困难，使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采用了一种相对折衷的写作方式:以理论推导的方式分析股价波动成因，同时在相对客观真实的环境下寻找可行合适的操作机会。“凡是能接触的地方，都能得道；凡是得道者，必要经历世事磨练。”炒股也需要修炼、更需要学习。作者从如下方面入手，告诉股民如何炒股:由股价波动的形成看心理力博弈、由投资行为看成功的隐性要素、由市场战略看安全性保障、由博弈主体研究基础定价的必要程序。
　　

　　《员工帮助计划》

　　张西超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38.00元。

　　“员工帮助计划”简称“EAP”，EAP实际上起源于工人们的过度饮酒行为。1920年以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禁酒运动，管理者们更是全力以赴地消除工厂内的饮酒行为，以彻底根除这个使工人无法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严重问题，员工帮助计划方兴未艾。《员工帮助计划》澄清了EAP的概念，阐释了EAP的基本要素、预期目标、导入程序、通用模式、服务范围等。该书还对中国EAP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分析，对EAP的中国本土化之困难也作出了客观的评估，并提出了不少建议，有一定的价值。
　　
　　小说
　　

　　《第2次初恋》

　　潘舟著，台海出版社2006年7月版，18.00元。

　　当然，《第2次初恋》这个书名有些“无厘头”，《第2次初恋》里，一边是姐姐拣回来的那个仿佛天生就是折磨她欺负她的帅长工，一边是有着傲人的家世、帅得不得了的外表、众人眼中宛如星月的学长，平凡的外卖妹一夜之间成为翰江大学最出名的灰姑娘，这一切都因为两年前的那一场车祸……12点钟声响起的时候，灰姑娘到底是选择过去的回忆，还是现在的爱情？言情、青春、挫折、团圆、痴缠，宛如梦境。不管是选择谁，当然是大团圆结局，要不然，怎么向爱做梦的读者交待？
　　

　　《输赢》

　　付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某公司的销售精英周锐被调回北京，突然发现自己被逼上了绝路:亲手带出来的销售队伍被架空，却被要求完成严重超标的销售任务。顶头上司陈明楷百般刁难，周锐完成目标的唯一的机会就是拿下某银行的一个超级订单。方威则是另一个关键人物，他是周锐在上海一手培养出的天才销售员，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认识了美丽的空姐赵颖……为了赢得公司内部竞争、超级订单和爱情，他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能否反败为胜？输赢尽在作者的掌控之中。

参与教育台新节目《父母大人》与刘仪伟大谈子女教育

^{“如果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会做那样的人给他看，家庭教育是不需要说明的。”}

^{郑渊洁和被他认为教育得很成功的儿子。}

^{郑渊洁和被他认为教育得很失败的女儿。}

　　所有审美都和生理有关系

　　新京报：这次你做客《父母大人》，谈的主要是中性美的话题，你自己对中性美怎么看？

　　郑渊洁：反正如果我择偶，是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现在我发现，其实中性气质的人是有市场的，很多人喜欢这种中性感觉。我觉得可能是性别千百年轮回一次，男的最后变成女的，女的变成男的，生物物种都是在进化过程中的，现在可能是男女性别要进行对换的最贴近的时候。

　　新京报：你已经把这种社会对中性美的接纳上升到生理层面的变化了？难道它不仅是审美上的一种趋向吗？

　　郑渊洁：你不认为所有审美和生理都是有关系的吗？人不会凭空喜欢什么，在审美上不存在空穴来风，是谁说的这句话，存在决定意识。

　　新京报：这是你去给《加油好男儿》做评委后的体会吗？

　　郑渊洁：我一开始就是看了《加油好男儿》的节目，然后在博客上写了一个文章，说“好男儿”选出来的都是“好女儿”，后来他们节目组就找到我，让我去当武汉赛区的观察员，我说，我坐在那儿，就是一个好男儿的标杆。

　　新京报：你可以接受“好男儿”这种阴柔气息这么明显的中性美吗？

　　郑渊洁：其实我也是后来才不排斥的，这个话我还从来没有说过，今天和你是第一次说，我之所以转变了想法，就是因为后来，我接触过一些年轻人，发现其实这样的人在找工作、和人相处上，比那些特男人的男人和特女人的女人还方便。我现在经常去一些文化娱乐公司什么的，有时候坐在那等着录节目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来应聘的，谈事情的年轻人，我就在旁边观察他们，很多人都是不男不女的，男的留着很长的头发，女的头发很短，但是一点也不妨碍他们在社会上做事。

　　新京报：要是你自己的儿子、女儿这样，你也能接受吗？

　　郑渊洁：没什么可担心的，我儿子、女儿这样没关系，原来我说过，就算我儿子是同性恋，我也能接受，我都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新京报：如果你儿子喜欢男生，你都不会管吗？你对孩子的教育尺度宽松到这种程度？

　　郑渊洁：当然，我觉得像我们家庭的教育影响，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像我这样，就是一个光头形象（笑），还挺男人的，儿子也不大可能向那方面发展。我觉得教育孩子不需要尺度，如果你违法了，有法律会约束你，其他的我都不管。这是一个禁忌崩溃的年代，只要不触犯法律，越不管越好。我儿子今年二十三四岁了，我从来没有高声和他说过一句话，但是他特别尊重我，我如果哪天真的严肃起来跟他说点什么肯定管用，反而，你越是每天都骂越不值钱了。

　　家长只要闭嘴、抬腿、走你自己的路

　　新京报：你的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是有点放任自流？

　　郑渊洁：不是放任自流，如果我希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会做那样的人给他看，家庭教育是不需要说明的，我觉得聋哑人的家庭教育是最成功的。小孩最强大的就是他的逆反心理，你想教育他，做给他看就好了，作为家长，你只要闭嘴、抬腿、走你自己的路给他看。其实父母都有管孩子的瘾，人都是这样，喜欢做官管别人，要不那么多人想当社长、主编呢（笑），当不成官，就管自己的孩子。自己一败涂地，反过来要求孩子这个那个，是最要不得的。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

　　新京报：这样一来，是不是你自己的缺点也会反映在孩子身上？

　　郑渊洁：确实是，比如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开车爱斗气。这个毛病不好，容易出事，我一出事不就该上报纸了吗（笑）？其实我开车是特别遵守交通规则的，上高速车速也不会超过120，有的车开得快，就会在我后面按喇叭，我想我这是国家速度啊，肯定是他不对，就这样，他可能别我一下，我就追上去再教训他一下。结果我儿子开车也这样，我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后来有一次，儿子在旁边的时候我开车，碰到这种情况，我就故意先假装要踩一下油门，然后马上放开，自己说，不可以这样，两次之后儿子就改掉了。孩子潜意识里对父母的模仿是很强的。

　　而且这个方法屡试不爽，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父亲对我说，他家小孩总是不花自己的钱，给他多少压岁钱零花钱都自己攒着，该花钱的时候还是跟父母要钱，我说一定是你和你老婆在家的时候，经常当着孩子面做这种事，自己有钱不给父母，让自己的弟弟妹妹出钱，以后吃饭的时候他们当着孩子面不经意地说，自己要多给父母点钱，孩子也就改过来了。

　　她喜欢上学，对女儿的教育我是失败了

　　新京报：你这种爸爸孩子应该都会喜欢，你和儿子的关系一定是像朋友，经常一起打篮球的那种？

　　郑渊洁：对，但是我俩在一起打球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都长大了，也不和我住在一起了，我们见一次也不容易。

　　新京报：儿子长大了，对他你还会有担心的事吗？

　　郑渊洁：也有，比如他自己买房子，装修，我就担心他房子的污染物超标，我就会很快联系一个内行的人，去他那儿测试一下，再给他安一台空气净化器。

　　新京报：儿子找女朋友的事你担心不担心？

　　郑渊洁：这个我不管他，就是他找的我不满意，我也不会说，让他自己去相处。人要成功，判断力是最基本的，他应该具有这个基本能力，从小我就在家教他，要学会判断，抓住机会，这个比学知识更重要。

　　新京报：从2000年开始，你就一直在写《我是钱》这种成人故事，以后都不再写童话了吗？

　　郑渊洁：也不一定。我是因为从我女儿小的时候起，就每天给她讲一个小时的故事，后来我的作品都讲完了，就给她现编新的，我把给她讲的这些童话都录下来，录了700多盘磁带，现在已经整理出来3部作品了，剩下的慢慢再整。

　　新京报：你自己更喜欢写童话还是成人故事？

　　郑渊洁：我还是喜欢写成人故事，毕竟这个更接近我的生活，是成人视角。但是我写成人故事也是带有荒诞色彩的，是成人童话，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

　　新京报：为什么你把成人故事也写成童话色彩呢？你不愿意正面接触现实？

　　郑渊洁：是因为我的想象力比较丰富（笑）。一般一个人的知识和想象力是成反比的，知识少的人，想象力会丰富，我只上过4年小学，要用自己已有的知识解释事情，比如我不知道电视机的运转原理是什么，我就一直以为，是有很多人藏在电视机后面在演戏（笑）。

　　新京报：你对女儿的教育方式和对儿子的有区别吗？

　　郑渊洁：我女儿上学了，儿子是我在家自己教的，因为儿子不喜欢上学，但是我女儿太喜欢上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就跟她说，可以不用上学，结果她就逆反了。这是我的疏忽，不应该这么早就跟她说不用上学，我应该和其他家长一样，从小就让她去参加各种学习班，这样她自己就会厌倦上学了。对女儿的这个教育，我是失败了，她现在成了全中国最喜欢上学的孩子。

　　　■记者手记

　　从预约郑渊洁采访，到采到他，只有半天的时间，郑渊洁人很痛快，上来就说，他只有10分钟的时间，我几乎是带着哭腔，一边想象着编辑欲哭无泪的表情一边开始采访的。但是，郑渊洁还是接受了我半个小时的采访，而且回答了我全部的问题。

　　我是看着皮皮鲁和鲁西西长大的，在采访郑渊洁之前，我一直觉得，读他的童话是最幸福的事，这种幸福感是现在看着《超级女声》，热衷打电脑游戏的孩子体会不到的。在采访结束后，我毅然决然地认为，其实，郑渊洁的那双儿女才是最幸福的孩子，郑渊洁对待孩子不打不骂不管，甚至连喜欢上学都被他认为是自己的教育失败，在我看来，这更像一部童话。

今天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该新闻是央视《新闻联播》作为重要新闻播出的。该新闻报道了“人民的好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九十五岁高龄的季羡林老先生生日之际前往看望的相关情况。电视屏幕上，我们的温总理满面笑容，向季老先生表达了热情的问候，并且与季老先生一起共度老先生的生日，就好像他们是同一天出生似的，因为电视的主角是我们的总理，而真正的寿星不过是陪衬。望着温总理亲切的笑脸，听着温总理悦耳的话音，不能不令人受到一些感动，即使我这铁石心肠之人也真的有些感动。温总理之所以去看望季老先生，是为了表达党与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之情，这在温总理的对季老先生语气亲切的话语中有明确的表述。

我们不能不说，上述的这件事是一件好事，比毛泽东铁青着脸，将以往的季羡林们一脚踢开的丑态要好得多。毛将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体臭骂为臭老九也是一个暴虐的大独裁最无耻的言论之一。现在，老九不臭了，老九还有点香了起来，比如，季老先生，在其九十五高龄生日之际，有国家的总理登门祝贺，总是一件好事。

可是，我忽然想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只是季老先生呵（诚然，季老先生是一位学术大师，在诸多学术领域卓有成就），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多了，其中大有成就者也有不少。我们的温总理为什么只挑选了季老先生的生日前往祝贺呢？看来，我们的总理是有其慎重的考虑的。温总理就没有前往刘晓波或者东海一枭家去祝贺他们的生日，就作为知识分子的才华而言，他们二位也并不比季老先生逊色，甚至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我是指理念的前瞻性与思想的原创性方面比季老先生更有特色，但是，温总理肯定是不会到他们家里去祝寿的，当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的因素，因为纵使晓波先生与东海先生现在也已经九十五岁高龄了，温总理也是一样不会到他们家去的，温总理倒是可能派上几个警察到他们的家里去，为的是用兵对付秀才。为什么温总理会去看望季老先生而不去看望晓波先生、东海先生或者其他的像他们一样的先生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晓波先生，他们不听话，不听党的话，不听总理的话，因此，虽然，他们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站在时代前列卓有成就的大知识分子，我们的总理还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或者说即使放在眼里，也是用了另样的目光来审视着他们。如此说来，我们的总理是有二样的眼光与二样的心怀了。在我们的总理眼中，一类是听话的知识分子，如季老先生之类，另一类则是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与东海一枭之类，对于听话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总理关爱有加，看望慰问，有如自家的孩子。是的，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因为总理代表的是党妈妈，党妈妈对于听妈妈话的孩子还是十分温柔的，尽管，我们知道，党妈妈还有着另样的脸色，党妈妈手中还有着与亲切的微笑、慰问、奖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党妈妈的手中也有着胡萝卜与大棒，胡萝卜给听话的孩子，大棒则给那不听话的人—他们一律不承认自已是党妈妈的孩子。听话的孩子受着优待，不听话的人则给我走开。党妈妈就是这样的爱憎分明。结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成了二类人，一类俯伏在妈妈的怀里，受着妈妈的关爱，前提是自已永远只能是一个孩子，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一类人则因为不顺从妈妈的安排，或者被关进监狱，像这几年被捕判刑的郑贻春、师涛等人，或者只好远走海外，在他人的国土上一洒对于自已祖国的爱心所酿制的泪水，如方励之、严家其、黄翔、袁红冰等人，或者在自已的国家在受着严重压制的情形下苦苦挣扎，这一类人就太多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呵，何时能够成为有着自已的尊严，自由权利得到保障的现代知识人呢？

如果，温总理的笑脸是对着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如果，温总理能够像他走进季老先生家一样地走进刘晓波、东海一枭们的家，我们的总理能够真正虚心地听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意见，那么，我们才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了真正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此种政策将不再是压制性的，而是符合现代民主自由原则的。

议报

近日收到朋友一封信函，说昝爱宗先生因为一篇文章, 被其所在的杭州公安局以散播谣言，扰乱社会治安为由，行政拘留7天。什么文章呢？是一篇题为《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岂止丧心病狂——严重抗议萧山政府对基督教徒使用暴力》的文章。那么昝爱宗先生在文章里说了什么呢？他说，香港、北京民间合办的《世纪中国》网被关了，世纪沙龙论坛也“熄火”了；他又说，7月29日，浙江杭州萧山区政府率暴力队伍强拆基督徒民间自建的教堂，众多教徒受伤，还有很多名教徒被抓走；他还说，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国内报刊不能如实报道强拆教堂不说，连国内网站的论坛也不让公开讨论类似的事。

如果说昝先生说《世纪中国》网被关、世纪沙龙论坛“熄火”是散播谣言，恐怕那是真的太说不过去，因为现实就在那摆着。那么，杭州公安局说昝先生散播谣言是指昝先生说杭州萧山区政府率暴力队伍强拆基督徒民间自建的教堂，众多教徒受伤，还有很多名教徒被抓走一事了。然而，那是谣言吗？且不说昝先生已经指出，8月1日《南洋商报》引自英国路透社的电文称“中国证实拆非法教堂2人被捕20人伤”；昝先生更指出，民间也有真实的事实记录：7月29日事发时，教堂已造了相当大部分，有照片为证。但政府执法过程中有大量使用暴力的情况，如政府派出的吊车、推土机不顾房子上有人，强行拆除，以致有人摔下来受伤。警察用电警棍电人，然后扔到警察的车里带走。尚未使用的建筑材料，如楼板等，被敲碎捣毁，破坏，损失严重。至于当局打压言论自由，那还用说吗？只要不是白痴，谁不知那是个大实话。报纸就不要说了，那无一例外的是当局自己的“喉舌”，所以我们本就不指望他们能把对当局不利、甚至仅仅是当局不喜欢让人们知道的事实真相说出来。说到网上论坛，这些年因为在网上发表言论一个一个被捕的还少吗？不是打压言论自由又是什么？

如此，昝爱宗先生明明是在说真话，哪里是什么散播谣言哟！

然而恐怕这正是昝爱宗先生被行政拘留的真相——他说了真话！

于是我们应该看到，因为说真话而失去自由，昝先生早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第一人了。远的如林昭、张志新等人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眼前的，师涛、张林、杨天水等等，哪一个不是因为说真话而失去自由的呢？即以本人自2000年9月15日起获赐的那4年牢狱之灾，还不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但是，说真话是一种何等优秀的品质啊！对个人来说是，对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

陶行知先生说，做真人首先要说真话。而真人是能对各种理论进行实验以求真知的人。用通俗的话说，真人就是本色之人，就是求真务实之人；巴金先生则在他的《随想录》中写道：“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钱理群先生在《说话的底线》谈到做人说话的三条底线时，其第一条底线便是，做人应说真话。

不过，我们或者也不能不承认，说真话这种优秀的品质只是针对于那些想做一个好人、一个好组织、一个好政党、一个好政府的对象而言的。相反，对于不想做一个好人、一个好组织、一个好政党、一个好政府的对象而言，那么，说真话还真可能就是他们非常害怕的一种品质。

刘晓波先生在2005年底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用真话运动瓦解现代独裁政权》。文章认为，上世纪的东西方冷战，自由西方战胜了极权东方，这一胜利是内外合力的结果。如果说，以美国为首的自由阵营推动的和平演变战略，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外来压力的话，那么，苏东各国民间力量的非暴力反抗，就是瓦解极权的最大内力。这种民间力量的非暴力反抗，就是表现为“真话运动”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用索尔任尼琴的话说就是“不靠谎言生活”，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活在真实中。”它首先在道德上瓦解了极权制度赖以存续的人性基础，使独裁制度在人们的灵魂中腐烂，一旦时机成熟，就将出现极权大厦瞬间崩溃的“天鹅绒革命”。

于是，林昭、张志新们才要在肉体上被消灭；于是，师涛、张林、杨天水们才要到监狱里去生活；于是，昝爱宗先生才要失去自由。

当然，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也就绝不敢做出这样的指控：昝爱宗说了真话。于是，“散播谣言”这一借口也就成为唯一的、也是最自然的选择！

2006年8月12日星期六于河北泊头
议报

前不久，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在中国举行。从报章上看到一些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的发言，总体感觉，非常失望。因为他们在中国社会中所据有的地位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不成比例。他们关心的都是小问题，关心自己远胜于关心社会。特别是我听到在8月8日的论坛上，从北大到清华再到南昌大学的校长，都在为“自己什么都要管”而大发牢骚。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名言出自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之口，他说“除了火葬场，什么都要管。”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大学校长除了教学以外，所管的杂事非常之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作为中国名校的校长，如果一味自叹苦经，而不以历史的眼光全面看待这一事情，那是短视的，是不公平的，也是不负责的。

中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样，基本是一个小社会。作为这个集团的领导，他是什么都要管。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而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来了。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其中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另外，中国大学校长不要总简单拿自己的处境和西方大学校长相比，因为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垄断的。

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评价，垄断无管理。只要是垄断行业，它所发生的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应当从垄断里寻找。然后才可以谈那些问题的合理与否。中国的高等教育格局，大体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在垄断行业里才会出现巨大的权力，同时也会出现员工所有问题都要找企业负责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不想一想，中国如今私有企业里的员工，还会见了经理要房子吗？好处坏处是一起来的。我们不能只要市场的好处，而不要它的坏处。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死死保持计划经济的好处，而又大谈它所固有的坏处？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再说大学校长的来源。中国高校校长的来源大家都清楚。因为高等教育垄断，校长完全由政府任命。英美各国大学多私立，校长由董事会聘任，德国大学的行政权集中于大学的评议会，校长由评议会选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校长不好与西方的校长相比，没有可比性。因为职务的来源不同，任命、选举和聘任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中国大学校长有今天这样的处境，与他们的职务来源体制是相关的。因为来得容易，麻烦事就应该多。如果是竞争来的位置麻烦自然也少。

西方大学是独立的。政府对大学除了给钱，什么都不管。而在中国，政府对大学以管制为基本特征。所以大学校长不应该简单抱怨自己什么事都要管。因为你依赖政府得到巨大权力，多管一些事也是应该的，你本来就是行政官员嘛，不能要了行政的好处，又想要学者的清闲。中国名校的校长许多享受部长级的待遇，很难想象一个西方的大学校长和政府的阁员有同样的待遇，而且中国校长的好处一般说来是终身的。

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体现在文化与道德，而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大学校长常常是公正和正义的象征，他们以关心社会进步为天职。政府可以给你位置，但人格和社会声望要靠良知和勇气建立。只关心行政事务的校长，不可能成为好校长，在中国尤其如此。入

    作为新闻记者的昝爱宗，让开除他的《中国海洋报》首次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中国海洋报》本来是一家默默无闻的行业性报纸，几乎没有一个记者本人能够成为新闻人物。无疑，昝爱宗的出现乃是《中国海洋报》的光荣，尽管这种光荣也许要等候若干年后才能得以确认。昝爱宗以前多次向我提到《中国海洋报》的同事对他的关心与尊敬，以及好心的劝告。在一个记者纷纷接受谎言的铁律、参与谎言的制造的社会里，揭示和捍卫真相的记者必将受到大部分良知尚存者的尊重。
   
    作为基督徒的昝爱宗，在刚刚受洗之后一个月，便因为实践圣经中耶稣基督的教诲”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使得自己也失去了自由。我相信，上帝在此事件中自有其美意在。萧山教会中那些被捕的弟兄姊妹们的处境，昝爱宗在这失去自由的七天里必然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圣经中说：”耶和华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我亲爱的弟兄，愿上帝赐予你信心、勇气和智慧，在这黑暗的时代里作那美好的见证。
   
    我与昝爱宗是长达十年的好朋友了，这种友谊是世间的一切都无法伤害和阻隔的。我还记得他风尘仆仆奔波在风沙扑面的北京的情景，他是那样地单纯、直率、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因为不断地坚持说出真相，他不得不从一个报纸换到另一个报纸，然后又从最基层的职位开始做起。拥有像他这样资历的新闻界的朋友，若是善于经营者，很多都已经升迁为部门主管乃至总编助理了，只有昝爱宗这样的”唐吉诃德”，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记者”。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记者”，十年的摸爬滚打并没有让其变得”聪明”起来。无论在北京还是后来回到杭州，昝爱宗一直保持了疾恶如仇的性格。两年前，昝爱宗邀请我一同去浙江玉环县，采访当地渔民被非法侵占土地的事件。我们坐着普通的公共汽车，跑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当地。昝爱宗已经多次到这里来过，一听说昝记者又来了，当地的十多位民选村长都聚集过来，向他反映渔民的冤屈。这些村长个个都是皮肤黝黑、两鬓风霜的渔民。他们倾诉说，这里沿海的大片土地滩涂，是渔民们发展近海养殖的生命线，却被当局强行征用，然后划给开发商开发房地产项目，村民仅仅得到很少一部分补偿。另一方面，这样的开发项目也破坏了国家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我们调研了一天，在第二天将要离开的时候，一位当地的维权领袖提出要给昝爱宗和我往返的路费，却被他拒绝了。这次我才发现，昝爱宗前去帮助渔民维权，连路费都是自己掏的，比起某些人利用维权活动向村民漫天要价的行径来，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昝爱宗告诉我，迫害上访渔民的玉环县前任县委书记，现在正是浙江省海洋局的负责人，也正是他们这个小小的记者站的”顶头上司”。但是，他还是写出了一篇对此事件的长篇报道，虽然未能在《中国海洋报》发表，却将其发表在海外网站上。许多记者深味这一职业在当下处境中的”潜规则”：即地方报纸不能批评本地的黑幕，行业报纸不能批评本行业的黑幕；一般而言，只有批评那些发生在远方的事件，才能基本保证自己的饭碗及安全。然而，昝爱宗却敢于突破此一”潜规则”。他多次告诉我说，只要是真相，就应当说出来，任何策略都不能高于真相。
   
    二零零二年，昝爱宗曾经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严打”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一文，而被杭州警方宣布罚款五千元。为此，他先后启动行政复议和司法诉讼程序，结果均遭失败。我在长篇评论《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一文中引用了法律学者的评论—— “此案为我国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司法保障制度的进步以及在相关学术领域，提供具有典型本土特征的，极具历史性价值的读本。”同时，我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在这一案件尚未成为历史、依旧还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必须直面一种相当危险的处境：一个公民说了一点受宪法保护的真话，却受到某些法律法规的严厉惩罚。如果一个公民行使表达的自由和权利却最终遭受惩罚的现象成为我们社会的’正常’情况，那么我们就只能生活在一个’万马齐喑’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社会之中。”
   
    当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后，每当昝爱宗来北京出差的时候，如果刚好遇到星期日，我都会邀请他参与方舟教会的主日崇拜活动。我和妻子也经常向他传福音，并送给他很多福音书籍。我深知，我们所从事的追求真相和公义的活动，必须有更为坚实的皈依和更为博大的源泉，真正的真理和公义在神那里，而不在人那里。惟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得安慰，得自由。后来，我在路过杭州期间，介绍昝爱宗认识了杭州的一位属灵的长者及其教会，此后昝爱宗一直坚持参加查经和敬拜活动。圣灵果然在他心中作工，今年七月九日他在杭州的一所家庭教会中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昝爱宗已经开始将对自由的求索扩展到宗教信仰自由的层面。他先后为多起教案撰写过呼吁文章。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发生强拆基督教堂事件，导致多名基督教徒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事件发生后，昝爱宗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若干真实情况。在此期间，我们通了几次电话，我建议他找机会到现场访问当事人。八月一日，他公开发表了《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 七·二九事件”并公布真相》一文。当晚，被有关部门约谈。八月三日，他又发表了《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抗议萧山暴力拆迁基督教堂》。
   
    遗憾的是，仅仅因为昝爱宗坚持继续言说真相，当局便对他采取了更大的伤害行动：八月四日下午，昝爱宗原计划去萧山党山镇现场了解情况，下午四点，突然被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传唤，办公室电脑和常用包被搜查，并被扣押电脑主机，笔录至晚十点多结束。传唤证上明确写着”因涉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警官警告并要求他最近不能离开杭州，等候处理结果。八月九日中午，昝爱宗与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鹏飞通电话，向他反映问题，并到该局送致吴鹏飞的公开信《萧山” 七·二九事件”致杭州市公安局局长一封紧急呼吁公开信》。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无论是以记者、基督徒还是普通公民的身份，都是合理合法、无可指摘的。执法部分亦是公民的公仆，有义务听取公民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任何公民都不能为此受到惩罚。然而，当局却未能以最起码的善意来回应之，吴鹏飞大约老羞成怒了：八月十一日晚上，昝爱宗再次被传唤；晚上七点，行政拘留的消息得到确实。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昝爱宗弟兄仍然处于失去自由的状态。幸或不幸，我和昝爱宗以及一切追求真理的记者、作家、基督徒
和同胞，都生活在一个敌视真理和真相的”黑暗时代”。一生致力于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指出，所谓的”黑暗时代”，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最为可怕的是，”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 ——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年来，昝爱宗所从事的工作便是破除这种遮蔽，他如同黑暗中那微弱的、却不断闪烁的光亮，”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让我们也像他那样无畏地点燃自己，为这黑暗时代增添一点光明。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三日

—— 《论人民代表》之四

《谁是人民？谁的人民——〈论人民代表〉之二》讨论了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的多数当作家主，《全权政府、无政府、有限政府—— 〈论人民代表〉之三》讨论了多数的权力为何要受到限制的问题，现在，再来讨论为什么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或全体人？ 还是使用排除法。首先，把国家交给少数人来统治行不行？国家由少数人统治，是历史上很常见的现象。最少的如君主制，上百万，数千万，乃至数亿人，由一个人统治，这种政体曾经遍及全世界，在某个时期内，还被视为是最好的政府（注1）。但现在都知道这样不好，因为这是专制独裁。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政体的不合法性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了。次少的如意大利历史上曾经盛行过几个世纪的贵族制，城邦（准国家）由少数几个家族轮番执政，普通平民在几个世纪内无缘染指国政。贵族制最后当然也运转不下去，因为这种政体根本没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处于贵族压迫下的平民们肯定不满，凭什么国家就该交给你们呀？除这两种之外，还有一种，比贵族制的统治人数多一些，存在于当代，这就是由某个统治集团实行的统治，所谓的一党制，可归入这一类中。在这种政体下，政权掌握在单一的政党手中，如上世纪的苏联墨西哥等，还有现在仍然顽固地坚持这种政制的中国古巴朝鲜越南等。表面看上去，这些国家的执政党人多势众，其成员可能多达千百万，实际上，即使把那些终生被排除在执政圈子之外的底层党徒全算在内，一党执政的执政党总人数，最多也未见超过其国家总人口的10%。在中国，共产党员多达6800万，就算这6800万全部在”执政”，但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只有5.23%。13亿人的国家，被5%左右的人所统治，就是少数统治多数。何况，6800万党员的全体，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都”执政”。真正执政的，中央一级，只是那个二十人不到的政治局小集团，各地方政府则是十几人的所谓”党委”，是这些人在统治。这些人全部加起来，把镇一级书记全算在内，总数也不过百万人左右，相对于13亿人，0.1%都不到。这种政治局握有统治全权的体制，与君主独裁制相比，在不世袭和定期轮换两个方面有区别，其他很多方面，重合处很多。所以，一党制仍然被称作专制政体，是世界舆论的谴责对象与笑料来源。 少数统治多数，其统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种统治的合法性从何而来，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们就能发号施令作主人，而我们却只能俯首听令？多数人凭什么要遵守少数人的法律和命令？愚昧时代这个问题还好解决，君王的统治权来自于神授，当诸神退位之后，独裁体制的统治危机便相伴而至，正因为这个原因，当代最独裁的政府，也得高高悬挂一面人民的旗号。少数统治多数还有一个问题是，少数人既然在人数上占据少数，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又占据数量上的劣势，如何能让多数人服从？如何实施统治？所以，少数要维持统治，唯一的办法便只有依仗暴力。不对多数实行强制压迫的少数统治，可能一天也难以维持下去。缺乏合法性的暴力压制只会激起反抗，对合法合理的反抗施加暴力，使得依仗暴力的少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愈发削弱，恶性循环，管制危机不断蓄积，终有一天，这种统治必会走到尽头。综上所述，把国家交给少数人统治，就是不民主，无民主，没有民主。 政权交给个别或少数人不行，那么，交给全体人如何呢？每个人都当家作主，都做自己的主人，服从自己的法律，只听自己的命令，岂不彻底根除了压迫？把国家交由全体人来统治，也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制。这种民主要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份重合，公民既是国家公民，又是政府成员，无须任何中介或代表（注2），从而”真正兑现”公民做国家主人的梦想。直接民主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统治合法性这个难题。从古希腊到十八世纪末之前，人类所知道的民主、所向往的民主，都是直接民主。卢梭对古典文明中的希腊罗马直接民主制度推崇备至，他说：”在希腊人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他们生活在温和的气候里，他们绝不贪求；奴隶们在做他们的劳动；他们的大事只是自己的自由。”他认为，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度，”一切都是公民亲手来做”。主张公民直接参与政治，决定公共事务，”一旦公共服务不再成为公民的重要事情，并且公民宁愿掏自己的口袋而不愿本人亲身来服务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是濒临毁灭了。”（注3）如果推崇直接民主的只有卢梭，那么，他终究会孤掌难鸣，事实上，主张实行直接民主的自卢梭之后，可谓代不乏人。稍远一点的如美国国父群像中的杰斐逊，论者一般认为，他关于大众应该有更多直接参与权利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就与卢梭的观念存在承续关系（注4）；巴黎公社党人在72天存活期的开端，曾经试图把新生政权的合法性根基扎在直接民主制上，虽然最后从理论上自我否定了，并且从实践上也彻底失败了，却让巴黎公社的粉丝马克思、恩格斯对直接民主制产生了信任（注5）。直到今天，推崇直接民主者仍然不乏其人。在这些人的眼中，间接民主制下人民不能直接参加统治，因此是假民主，只有直接民主才是最高级、最完备的民主，其形式与内容相一致，原则与实践相一致（注6）。 然而，直接民主在人类政治实践中却成了淘汰的对象。直接民主虽然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但在可行性上却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直接民主在人类政治生活中被淘汰，首先不是从观念上遭到否证，而是实践中根本不可行。今天全世界的所有国家和地区，要么干脆不实行民主，要么就实行间接民主，即使是被视为民主典范的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或地方是实行直接民主的。正是因为直接民主在实践中从未实现过，因此，我们才有充分理由说，直接民主是假民主。直接民主为什么不可行？刘军宁先生对直接民主制的缺陷从理论上进行过归纳，认为直接民主具有成本高，风险大，无程序，不自由，容易导致对抗和情绪化，最终将以暴政收尾（注7）。 直接民主主张每个人都成为政府的一员，以中国为例，全国13亿人，扣除老弱病残，具有独立政治行为能力的适格公民以10亿计，如果全进了政府，那谁来生产物质财富呢？10亿人人人抢着做主，人人都要自己说了算，人人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或我要你听我的，你要我听你的，国家岂不乱成一锅粥？绝对的民主制，人人都来当家作主的政治，也许在卢梭的小国寡民中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广土众民的大国中，还没有取得过成功的记载——即使在卢梭的母国瑞士，这样仍然保留有少数直接民主作法的小国，这种绝对民主制现在也未见实行。目睹法国大革命惨剧的柏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是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能算作是政府的合法形式。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注8） 少数人和全体人掌握国家政权，这两种政制设计看似存在根本区别，但在有一点上却是相同的，这就 是不要人民代表。少数人用暴力的手段掌握国家政权，这些人也许会自命为”人民的代表”，大肆宣传自己代表着人民利益，甘当”人民公仆”，时时刻刻”为人民服务”，但由于他们权力的来源是暴力，其执政的目的就是独霸政权，因此，他们不会，也不应该指望他们会做人民的代表。他们真正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只要在台上一天，那一天的每一时刻，他们都会严防别人通过某种途径取代自己。他们深知自己不得人心，当然不会”傻”到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不可预期的公开选举决定。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民主观，主张人民直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的意志是可以代表的这种观念，因此也是不要人民代表的。然而如上所论证的，这两种不要代表的政制观念，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是已经和应当被淘汰的。 注释：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89a25。另请见《礼记.王制》：政府百官皆由王定，在中国古代，君主制被视为天然合法的政体形式。 2，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还是反义？》，载于公共论丛《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北京版，第37页。 3，卢梭：《社会契约论》，第123和127页。 4，李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载于公共论丛《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第3页。 5，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巴黎公社”词条。 马克思《论法兰西内战》及恩格斯为之写的序言，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社所有职务都经普选产生的观点，和议行合一的观点，说明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带有直接民主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上，第335，376，377，408，414，415诸页。 6，刘军宁，上引书，第39页。 7，刘军宁，上引书，第41-45页。 8，[英]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1998年版，第165页。 ──《观察》首发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向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这，正是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

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世界性关注，与独裁制度相结合，也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本书把作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用生动的例子，从各个层次论述了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演变成独裁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

书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

作者介绍──

刘晓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中国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出狱后，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曾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

1996年10月8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作者在书中提醒读者：直到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仍然是「伪现代化」，因为它靠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正是让法西斯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也正在向独裁爱国主义之路上狂奔，听听爱国愤青们的「砸烂台湾」、「血染台湾海峡」的叫 嚣，听听中共智囊们发出的「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预测，再听听中共将军朱成虎的「牺牲西安以东」换美国二百座城市的核威胁狂言，中国的独裁爱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这，正是出版本书的目的所在

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引起世界性关注，与独裁制度相结合，也越来越具有危险的进攻性，本书把作者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汇编成书，用生动的例子，从各个层次论述了在中共独裁政权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演变成独裁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大陆民族主义；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强权与收买下的香港爱国主义。

书中指出：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能够让普通人毫不顾忌人类文明的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

作者介绍──

刘晓波，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中国大陆独立知识分子，自由撰稿人。1989年因参加「6‧4」运动而被捕，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1年出狱后，在北京从事写作及民运。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获释后继续从事上述运动及自由写作。曾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

1996年10月8日又因上述原因而被捕，劳动教养3年。
1999年10月7日获释至今，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书名：单刃毒剑

作者：刘晓波 着
页数：336 页
尺寸：21×14.8cm
装订：平装
出版日期：2006年6月

售价：NT$ 280
( 限台、澎、金、马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