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个题目早在两百多年前，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向黑格尔转进过程中的中转人物费希特先生就曾用过。费老从纯粹理性出发，在承认并尊重“人生而平等”的大前提下，论证了知识分子或曰学者这一阶层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负有的特殊使命，即“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

我们且从费老的定义说开去。

“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自古以来就注定了是和人类政治文明的演化过程一而二二而一的复合，后者的变迁与进步直接影响着前者的命运。故而真正关心“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的人们，无论基于何种背景，受过哪方专业训练，都不能不“高度注视”这一重要领域。犬儒们从来不敢忽视现实政治，但充其量只能算偷瞟两眼，算不得“高度注视”，目的是为了更好因应和坚持自己没有底线的底线；鹰犬们夙兴夜寐地嗅着新的政治风向，揣摩着如何能在建言献策时更好地顺应圣意，但这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红顶子”所做的政治投机，也不可算是正经的学者之所为。

还存在着第三类人。他们确实“以学术为业”，有着自己的术业专攻。他们晓得学术与政治之别，在传播知识这一知识分子的角色上保持着价值无涉，只向自己的受众提供各种观点、学说，自身并不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和影响受众的自由选择。但在学术之外，他们利用各种平台传播自己认为相对正确的观点，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社会影响。

尤为特殊的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新与旧、开放与保守两种思想势力处于激烈交锋的胶着状态时，双方的主战场往往选择在纯粹的学术领地，但脑袋背后的第三只眼睛都虎视眈眈地瞅着现实政治领域的进程。而一旦出现某一方采取柔性策略、运用春秋笔法隐晦地对现实政治做出某种评论，则非但敌方会拿此来说事，最可悲的是己方阵营中也会冒出大量狂热之徒极尽嘲讽之能事。

转型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就在于：你不关心社会，就要反过来被社会“关心”；你不去影响舆论，就要反过来被舆论所影响；你不自我保护，就要被别人压制。当危机到来之时，谁也逃不掉，而这危机的形成很可能就有绥靖分子、犬儒主义的一份功劳。话不能不说，但说出来还不能授人以柄，所以就要拐着弯说话——曲线救国。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这是原则，更是技巧。

以易中天品三国为例。易先生成功利用公共平台不动声色地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捎带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诸多看法，诙谐幽默的言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声名一起，便又有不少学者、百姓深斥之、苛责之，讽其不务正业、失了师道尊严，或曰为“反面人物”翻案误导视听之类云云。盖未知易教授关于宪政、官僚制度之严肃研究，否则能不拍案叫绝？此等学者，可登大雅之堂，可言大众之语，在制度与现实的缝隙中游刃有余，方是一流人物。

再以近两年来经济学界甚至思想界的乱象为例。经济学者对于方向问题最为敏感，因为一旦市场化被批得体无完肤，致使有人打着和谐与秩序的旗号、以整顿的名义逆转既有的大方向，那便是经济学研究者的世界末日。因为没有一个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真正意义的经济学。而这也不仅仅是经济学研究者的灾难，恐怕也是全中国的大限。故而有时是需要策略性地尊重既有条件，采用合适的话语系统组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达成目的的，这又岂能算是“投降”、“妥协”呢？顺便一提，加尔布雷思当年在被提名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时候遭到了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的强烈抵制，原因是他“太接近政治”，但最终仍然顺利当选，足见纯之又纯地死守一隅并不能改变什么，真正的强者能够顺势而为，拓展生存空间。

马克思年轻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那句豪言壮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些道理。只不过学者的动机不一定真的那么积极地要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进展，而很可能只是为了至少能够保证社会不要向更坏的方向滑落罢了。

基本查清了金日成大清洗的来龙去脉：

1，武亭
1950年12月，志愿军入朝，北朝鲜局势得以稳定。金日成开始整顿撤退中党内出现的混乱，并开始重建党务组织，为此召开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上金日成在报告中斥责武亭犯有“军阀主义”，指责其应对战争失利承担责任，武亭被撤消一切职务。

2、许嘉谊
许嘉谊是苏联派的核心人物，时任朝鲜劳动党组织负责人。1951年11月的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金日成批评其有“关门主义倾向”，导致无法扩充党员，扩大党组织活动，许嘉谊随即被撤消领导职务，1953年，许嘉谊被指认与朴宪永进行密谋，1953年3月许嘉谊自杀。

3、朴宪永
朴宪永是坚持在朝鲜进行抗日斗争的共产主义者领导，在1945年朝鲜光复后，以朴宪永为领导的朝鲜共产党中央领导全朝鲜共产党的活动。金日成回国后，一方面表示接受在汉城的朴宪永中央的领导，另一方面建立了朝鲜共产党北方局，但这在初期遭到汉城中央的批评，北方咸镜道党组织甚至一度表示不接受北方局的领导，1947年，由于南朝鲜当局和美国的镇压，朝鲜共产党中央无法在汉城立足，领导人物纷纷被迫撤退到北方，于是在苏联的撮合下，南北双方达成了联合协议，正式成立了朝鲜劳动党，以金日成为委员长，朴宪永为副委员长。
1950年战争爆发，朴宪永负责策动南方党组织和民众起义，由于战争失利，南方党实力大减。朝鲜劳动党内即指责南方的劳动党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做到发动人民起义配合人民军进军的计划，从而把战争失利的责任推到南方劳动党领导身上。1953年3月，司法部长李承烨、驻中国大使全五稷、第一届最高人民议会议员金午星、南朝鲜解放游击第十支队长孟种镐、劳动党联络部长朴胜源、劳动党联络部长裴哲、劳动党社会部长姜文锡、内务省干部白亨福等10人被判处死刑，另有2人被判处15年和12年有期徒刑，朴宪永在1955年12月被判处死刑。这些人都是以“美帝国主义雇佣间谍”的名义起诉的。

4、延安派和苏联派
1956年2月，联共20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在会议上也指责金日成在北朝鲜搞个人崇拜，1956年6月-7月，金日成访问苏联和东欧，而在国内的苏联派和延安派联手准备向其挑战。1956年8月29日，朝鲜劳动党举行苏联、东欧归国报告会，苏联派的朴昌玉和延安派的崔昌益等人公开向金日成挑战，但在会议上遭到金日成等满洲游击队革命团体的反对而失败。当天延安派的商业部长尹金钦、职业总同盟委员会委员长戌辉即逃亡中国，而崔昌益和朴昌玉被逮捕，后在八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除名。
但这并没有完，随后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先后访问了朝鲜，两人都要求撤回对苏联派和延安派的除名处分，因而在九月的中央全会上，崔昌益和朴昌玉又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身份。到了这年底，朝鲜劳动党开始换发党证（实际就是清党），到第二年，将党内的延安派、苏联派以及南朝鲜劳动党派系的残余一网打尽。延安派的结果不甚清楚，苏联派中仍保留苏联国籍者在此期间全部返回苏联。

1958年3月，朝鲜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将这一连串事件形容为一大胜利，从此，以其为主体的游击队派独占了北朝鲜的领导地位。到1961年9月，四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85名中央委员中，原来三次代表大会选举出的71名中央委员连任者只有28人，其余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苏联派。

另外的佐证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二局在1981年1月出版的《朝鲜劳动党 历届中央全会概况》中的记载：
第11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1950年12月21日-22日）
会议讨论了金日成同志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及组织问题（在这个会议上决定对武亭等在战争中犯严重错误的中央委员的处分）。

二届六中全会
（1953年8月5日-9日）
全会议程如下：
……
二、关于最近党内揭露的李承烨、裴哲、朴胜源、尹淳达、赵一鸣、李康国等人的反党叛国集团事件和许嘉谊自杀事件；
…….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如下：
1、撤消反党叛国分子、破坏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朱宁河、张时雨、朴宪永、金五城、安基成、金光洙、金应彬等人的党中央委员职务，并开除他们出党；撤消全五稷的党中央候补委员职务，并开除出党；
2、撤消在祖国解放战争中没有对党和国家发挥献身精神和竭尽忠诚的具载洙、李千镇、赵福礼、李周详等人的党中央委员职务；
……

三届九月中央会议
1956年9月23日
…….全会中心审查了党中央委员会八月全会关于崔昌益、尹公钦、徐辉、朴昌玉等同志的纪律问题的决议。
上述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九月中央全会从进一步加强党内思想意志的统一，把党所团结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完成的当前的革命任务中去的诚恳愿望出发，尽管他们的错误严重，仍宽以对待他们，给他们以反省自己错误的机会，为了继续坚持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改正错误，走上正确的道路，决定恢复崔昌益、朴昌玉同志的中央委员职务；恢复尹公钦、徐辉同志的党组织生活。
……
北朝鲜革命元老的结局

金日成 (自然死)
崔庸健 (自然死)
洪命熹 (自然死)
白南云 (自然死)
朴宪永 (死刑)
李承烨 (死刑)
张时雨 (死刑)
朱宁河 (死刑)
许成泽 (死刑)
李炳南 (死刑)
李 镛 (死刑)
朴文圭 (不详)
金 策 (疑问死)
许 宪 (事故死)
金元凤 (临政系, 死刑)
朴一禹 (延安派, 死刑)
金武亭 (延安派, 死刑)
金枓奉 (延安派, 死刑)
金 雄 (延安派, 死刑)
崔昌益 (延安派, 死刑)
朴勋一 (延安派, 死刑)
方虎山 (延安派, 死刑)
张平山 (延安派, 死刑)
朴孝三 (延安派, 死刑)
金汉中 (延安派, 死刑)
李益成 (延安派, 死刑)
李芳南 (延安派, 不详)
许贞淑 (延安派, 自然死)

注：“临政系”即曾经流亡中国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韩国民族独立运动派别“延安派”就是原来在中国参加革命的朝鲜族人，北朝鲜独立后缺乏军事人员，金日成向中国提出援助要求，毛泽东批准在中国的朝鲜族军人回朝鲜参加朝鲜革命，延安派大部分是四野的人和老抗联、抗日民主联军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比金日成的资格还老，参加革命的时间还长，职务还高。金日成原来不过是抗联的一个小师长而已。

       自从某代领导人偶尔抛出“以德治国”方略以来，党用学人即群起而捧之，活生生地把“以德治国”弄成了不证自明的人间公理、世界公约。

        好在中国还有良知未泯的学者，马克坚先生就这样的一位。他著文指出：“以德治国”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在客观上会造成危害，即“以德治国”最后会演化为“以言治国”，会变成强势群体利用“道德”控制社会。

        马克坚先生对“以德治国”必然导致的黑暗前景的判断，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警惕。

        道德的本质是什么？

        道德是一种内在的信念。因此，它的制约力“不是物质力量或由物质力量所造成的威胁”，而主要诉诸个体的良知和同情心。　　

        道德的特征是什么？

        道德的特征简而言之，就是“道德没有度量衡”。比如“爱祖国”，怎样算是“爱”，又怎样去“爱”，均是很个人化和多样化的东西。于是乎，讲道德，必须要一位终极裁判，这只能导致专制。

        而“治国”，一是需要诉诸物质强力，二是要有明确的程序操作性。

        显而易见，道德根本不可能满足“治国”的基本条件。

         因此，若要推行“以德治国”，首先，必须将道德强行改变为法律。但道德一旦“立法”，道德就由内在、自律的东西，异化为外在、他律的东西。如此一来，道德离它内在良知的本性越来越远，也就不成其为道德了。

        与此同时，还必须把道德统一起来。因为任何“治国”方略都必须一元化，即人们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就无法“治”。如果把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执政者就必然要制定一种最高的道德也即“国德”，要求全民遵从之。但道德本来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是由众多个体自身体验的，是多元化的，其统一性也只是一种默认契约。因此，“以德治国”的结果只能是以牺牲众多个体的道德去换取执政者的“国德”，这本身就是极不道德的“反道德”行为。
　　
        综观中国历史，层出不穷的“仁治”、“孝治”、“德治”，其本质都不过是“人治”，那“治”的结果，就是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今天的市场经济，天然与“人治”相背离，它需要的是“法治”，依托“以德治国”去构建所谓的“和谐社会”，历史将会再一次教训我们：此路不通。
　　
　（注：从马克坚先生的文章里挪用大量资源）

朱大可：现在必须开始文化自救

　　娱乐时代需要冷静的反思，昨天下午，著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上海书展现场作了名为《身体解放与精神危机——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的讲座，对最近几年大众娱乐潮流在国内的兴起和发展状况作了手术刀式的剖析和批判。

　　朱大可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进入了狂欢的岁月，时兴身体解放和下半身的崛起”“戏仿、反讽、秽语和文化颠覆”成为大众文化中的潮流。他把去年称为中国的“娱乐元年”，芙蓉姐姐“以S造型和自我赞美挑战世人的宽容度”，“超女”则“掀起了娱乐民主和消费民主的狂潮”。韩寒则秽语出击“以白烨为代表的老年文化势力，引发文化冲突”。

　　朱大可表示，眼下种种喧嚣纷杂的大众文化现象指向的是文化退行和精神危机，现在必须开始文化自救，重建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复兴。

　　由于易中天《品三国》在上海书展开幕首日签售爆棚，近日来书展内各位学者的大小讲座无不谈及该书，一时间，颇有“满城争议易中天”之势。昨日一早，史学大师樊树志在书展“国史十六讲”的讲座上，对此前某些学者恶批易中天的行为表示不解，“《品三国》我看了，我就觉得讲得很好，而且很多地方，明显就有经过历史考证的依据。”

　　不是“混嚼”是比较

　　针对有人批评易中天“混嚼《三国》”的说法，樊树志觉得实在不能苟同：“易中天在说某个历史事件时，先提《三国演义》作为小说是怎样写的，但真实的历史是怎样的？于是，再搬出《三国志》以正视听。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才更能体会什么才是正史，怎么能说‘混嚼’呢？”

　　历史事实都经过考证

　　樊树志表示，易中天的讲座他个人也看了大半，基本上没有看到与史实出入的“硬伤”或者一些史学常识上的低级错误，相反，他从《品三国》中看到了不少历史考证的痕迹。“比如说，易中天曾在电视上亲自脱鞋表演的‘席地而坐’，我看来就很规范。他知道席地而坐不是乱坐，而是脱了鞋，双腿并拢跪在地上，屁股就坐在脚跟上。这绝对是他经过研究考证的，否则他怎么能那么规范呢？”

　　讲历史也有角度不同

　　至于有人质问易中天为什么讲这部分史实而不讲那部分，樊树志认为很是可笑。“就像每个老师上课，都会有所不同，每个人讲历史也都有自己的角度，这是不能强求的。如果连这个也要苛责，那么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个老师敢去讲课了。”

周国平此次莅临上海书展，先是携其新作《碎句与短章》到贝塔斯曼蓝色沙发接受访谈，后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展位上作专题演讲。周国平表示，哲学是一门比较艰深的学问，他写作通俗易懂的哲学作品，就是为了给读者作“哲学入门”的引路人。而在访谈中，周国平更是抨击了目前国内兴起的国学班，认为那不过是作秀而已。

“哲学难读从我读起”

有现场读者向周国平反映，哲学太难读，真不知该从何读起。对此，周国平会心一笑：“如果觉得难读，不妨从我的作品读起。”他表示，他并不是那种特别狂妄的人，但目前中国优秀的哲学入门书籍实在太少。周国平告诉记者，在他所翻译的《萨特文集》出版之后，他计划要写一部简明的“西方哲学人物列传”，“简要地写一写从古希腊至今，我所喜欢的哲学家们的生平和哲学观点，可以给感兴趣的读者们作为哲学入门书。”

周国平认为，课堂上的哲学看起来常常是一个很枯燥、很丑陋的东西，导致哲学课成为学校里最没有意思的课：“其实我也是学那些东西长大的，直到后来真正接触了哲学才知道这些不是哲学，而是政治。如果真正要学哲学，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去读那些大师的作品。但是那些东西你会觉得很难读懂，那怎么办呢？就是读一个喜欢读大师的人写的作品，像我，我就是喜欢读大师的作品，我多少传达了一点其中的精神。”

要把优秀哲学带去“菜市场”周国平表示，自己愿做哲学入门引路人，却有读者质疑其作品过分通俗，把哲学知识从高深的学术殿堂带到了菜市场。对此，周国平自嘲道：“这种说法听起来，实在是有一点讽刺的味道。”但他表示，“我认为我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那些高深哲学殿堂里的人写的高深作品，它们都是哲学吗？也不一定。一个作品并不因为高深与否，而说明它的哲学含量。有些高深的作品，也许哲学含量很低，通俗的作品却也可以哲学含量很高。关键不在于表达的方式是高深还是通俗，而在于写的内容本质是什么。如果说我是把哲学带到菜市场，那我也是把高质量的哲学内容带到菜市场，这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不是坏事。”

痛批国学班只是作秀

周国平向记者表示，他非常反对专门去办一些“国学班”，让孩子学中国传统文化，但“国学”却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一点的：“中小学的课程，当然不可能太多，但我们可以逐渐增加。到了大学选修课，喜欢的人再多学一点。“强制性地让孩子去学，或者专门为一些老板经理开设国学课，都是在作秀，失去了文化本原的意义，令人厌恶。”

　　一位署名陈琛的网友近日连续在一网络论坛发帖，称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赵敦华教授编写的教科书《西方哲学简史》有几十处错讹。面对批评，赵敦华先实名发帖，后上网对话，在网络战场上为自己做了辩护。

　　赵敦华编写的《西方哲学简史》是国内大多数高校哲学系的推荐教材，自2000年出版后，已经印刷15次。7月5日，署名为“陈琛”的网友在天涯论坛“关天茶舍”上发表了“北大哲学带头大哥的水平”一文，举例说明了该书中有十处错误，比如质问“不知道赵教授是从哪里知道柏拉图做过奴隶”，“赵教授讲安瑟尔谟生于意大利北部的奥斯塔，其实安瑟尔谟是生在奥斯塔‘附近’。”7月10日，陈琛再次发表“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的另十个错讹”的帖子。

　　针对陈琛的质疑，赵敦华以真名在天涯社区注册，发帖为自己辩护回应。他指出，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生平和思想》中有柏拉图被当作奴隶出卖的内容。“安瑟尔谟生于奥斯塔，还是在其附近？用现代地名表示中世纪的地区，没有必要那么精确，现在的奥斯塔包括过去的附近地区。”

　　然而，网络上对他的质疑和批评并未就此平息。8月1日，赵敦华上网与网友对话。

　　在两个半小时的交锋中，赵敦华再一次为《西方哲学简史》辩护。针对一些网友的批评，他认为“我的错误还不至于到不能改正、不能辩护，一定要让我退出哲学界的地步吧”。赵敦华表示自己这本书无大过，充其量有一些拼写错误。

　　记者近日拨通赵敦华家的电话，接听者称他人在贵州，也没带手机。网友陈琛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赵敦华的回应比较牵强，有些亡羊补牢的意味。但是，他主动在网上迎战的做法我很赞赏，赵有先见之明，与其逃避，不如主动面对，还可以开风气之先。”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赵汀阳表示：“哲学问题可以存在各种解决办法，观点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史实和观点的出处是有正误的。”

村上春树新作《东京奇谭集》在日本问世不到一年，中文版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至此，村上春树的作品有３２部在中国出版。村上春树成为在中国出版作品最多，也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作家。

　 村上春树，日本著名作家。１９７９年，在３０岁那年，他涉足文坛，即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日本有影响的群像新人文学奖，迅速走红日本文坛。村上春树第一部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是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时为２００１年。顷刻，这部小说畅销中国文坛。随后，他的作品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在随后的５年时间里，总共有３２部翻译出版。其中有长篇小说《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斯普特尼克恋人》《国境以南，太阳以西》《舞！舞！舞！》《海边的卡夫卡》《天黑以后》等，短篇小说集有《再袭面包店》《夜半蜘蛛猴》《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萤》等等。这些作品，几乎每一部都卖得很好。据不完全统计，村上春树的作品已在中国售出２５０万册之多。

　 《东京奇谭集》是村上春树在２００４年完成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写作的５部短篇小说集。据悉，村上春树有这样的写作习惯：往往在完成一部大作以后，写些短小作品，以调剂精神。《东京奇谭集》中的５部短篇是《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所有可能找见的场所》《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和《品川猴》。

　村上春树的３２部中文作品都是由林少华翻译的。村上春树为何在这样短的时间走红中国文坛？林少华说：“一是社会土壤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与村上春树作品中描写的城市‘小资’情调产生共鸣；二是村上春树的文字简洁、明快，而且幽默、调侃，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口味。”

　　“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在我看来，所谓的“大学叙事”，折射着一个时代的思想变迁，不仅仅是怀旧，也不仅仅是空谈，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反省。此等关于“大学历史”以及“大学精神”的建构，滋润着当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制约着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谈论“大学何为”，必然兼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
　　
　　本书所收，不少是作者参与大学改革论争中的发言，其中涉及大学精神、书院传统、大学排名、学术考核、大学校长的职责、民办大学的发展、大学的类别与个性、大学生就业以及博士论文写作等。相对于论战诸君，我之立论稍微不同，很大原因在于，我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已经刊行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等，不敢说有多精彩，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理解改革的代价，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因此，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
　　
　　在《大学三问》中，我特别强调：“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我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无法简单复制，故全书以《大学之道》起兴，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
　　
　　大概是“敝帚自珍”，我很看重《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中的这么一段话，认为其关乎中国大学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粗略言之，大概可以包括如下三种思路。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我想强调的是整个学术思路的转移，即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不应该只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一方面强调大学应该分层管理，分途发展，另一方面认定当今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校长如此，教授如此，学生也不例外。因此，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中，我刻意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大楼”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的。不管你是培养“英国绅士”，还是所谓的“共产主义新人”，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无论我所说的“精神”，还是纽曼强调的“心智”，都是以人为中心，注重长时段的影响，而非一朝一夕、一时一地的表现，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记得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这样开篇的：“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请允许我套用：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
　　
　　区区小书，共分三辑，分别是“大学记忆”、“大学理念”和“我的大学”。最后一辑，带进自家念大学的经历以及教大学的感受，使得此书在学理性与历史感之外，平添几分“私人叙事”的平实与温馨。说到底，我无意也无力建构宏伟的教育理论体系，只是表达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文学者对于“大学”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观察与期盼。这种思考，基于历史经验，也包含若干理想成分，更浸透着个人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跟教育学家或教育史家的专深著述不同，此书之“别具一格”，在于其兼及体贴入微与高瞻远瞩，希望做到既有历史感，又有理想性，还能趣味盎然。当然，这只是我努力的方向。
　　
　　本书的讨论对象是“大学”，可谈得好的，很可能不是“教育原理”，而是那些“溢出”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文化现象、学术思潮、世道人心、传说故事等。这跟作者的学术立场有关。努力沟通学院的“内”与“外”，是我一以贯之的追求。对我来说，关注大学教育，是专业延伸，也是人间情怀。没有将此书经营成厚重的“专著”，而是保持持续的思考以及不间断的对话状态，目的是贴近时代的脉搏。面对急遽变化的中国大学，作者有远虑，也有近忧，提建设性意见，也不乏历史溯源。
　　
　　本书勒口处，印有出版社代拟的宣传文字，关于“本书读者”，原本有精彩的铺排，后被我删掉了，只保留一句话：“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正是这种读者预设，决定了我的写作文体。是为“读书人”——而非“专门家”——写的，故不敢故作高深。书中的不少篇章，有专业，但不囿于专业，史料简约，论证粗放，偶尔的穿插发挥，在营造宽松语境的同时，又使得表达稍嫌夸张。我当然明白，如此处理，利弊得失兼而有之。
　　
　　十年前，我出过一本小书，题为《学者的人间情怀》。这种说法，在当年显得过于“低调”，在今天则又变得近乎“奢侈”。如何在专业化大潮与大众媒体喧嚣的夹缝中，坚持自家的学术理念，既不晦涩，也不媚俗，并非那么容易。说夸张点，“大学叙事”背后，确有“学者的人间情怀”。

　　我经常处于这样的两难中：在经年累月读书万卷的生活状态中，已不能敏锐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风云，甚至还时时自得于这种不无封闭的书斋心态。近些年来，有些不满足于在书堆中讨生活，开始走向广袤的世界——在自然山水中获得“仁山智水”之乐，但又深感很难将自然与入思统一起来。
　　　　
　　当我读到蔚明的《10000元6个月环游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2005年知识工程推荐图书），并接受她的要求写点文字时，才感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我而言是一件多么充满诱惑的事情！而她所环游中国的几乎每个地方，我也差不多去过了，但是我却没有写出一个字来记录我行万里路的感受和思考。过宝山空手而回，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又正因为我除西藏以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所以对本书中所写到的山川景物和文化名城有一种特殊的感动，并从中重新经历了一次人生精神之旅。
　　该书书名可谓大俗，但细读全书又感书的内容实属大雅。全书突出厚重的文化感和历史感。文化取向的高迈使作者并未将行万里路的初衷写成一本名胜导游图，而是以多元开放的视角客观地看待历史人物和文化争端，在步步换形的文化散点透视中，透露出自己的精英文化立场，诸如分析理学家二程和王阳明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介绍文学家沈从文曾经描述过的人生理想，点染至高的丽江境界和周庄记忆。通过文化在历史中的渐远渐淡的踪迹，唤回我们的道义感与文化良知，以及我们民族的文化集体无意识。
　　　　
　　在我的阅读中，感到贯穿全书浓浓的文化氛围和文化精神，这不仅构成中国文化“知与行”的重要关系，同时也凸现了中国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统一性。
　　　　
　　作者所到之处，大多注重景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山川之中的人杰。在伊川境内，作者似乎沾染上了宋学议论之风，对二程等人形成了北宋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和学术团体颇有见地：二程不喜做官，专心一意研究学问，传道授业。作者将思想融入所处情境中，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实感，将遥远的历史同当下联系起来。
　　在贵阳，作者也有感悟：龙场悟道使王阳明找到从容自适的内心世界，从此风从八面来，他自岿然不动。作者画出王阳明的心智形象和遭受苦难而光明磊落地人格襟抱，其中难道我们读不出借古劝今的潜意识么。
　　　　
　　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上，作者仍不忘给竞秀的山川施加学术重量。在自然景物的可游可卧中，相当自然地过渡到三星堆文化的来源和目前学界的争论问题上：土著文化、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成为三星堆的基本来源，但最重要的来源是中原文化，其主体居民来自川西北和岷江上游。这种识见对那种“三星堆文化西来说”，“三星堆文化外星人说”以坚决的否定，坚持了三星堆文化本土资源说。同时，强调了长江文明同黄河文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源头的“中国的两河流域文明”。
　　　　
　　当作者的脚步踏上荆楚大地，文化的感喟再一次变得深厚起来，她比较郭店简本的《老子》与传世的通行本《老子》的不同，说明早期道家对儒家的批评并不是特别激烈，至少不排斥儒家“成圣成仁”的理想。我曾经在一篇专论老子的论文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没想到在行万里路中，遇到了所见略同的君子，心中的感受颇为绵邈。
　　　　
　　我还没有去西藏，因为我对西藏有一种近乎神圣的感觉。作者先我一步登上了神圣的青藏高原，她见到中国最蓝的天空，最圣洁的湖水，最虔诚的民众和寻觅精神家园的异乡游客。作者没有一味发出文化苦旅的感慨，而是非常人性化地做好文化先行者精神导引工作：迷茫其实很多人都有，绝美的风景让我们忘记惹人烦恼的现实，然而我们真的能忘记吗？
　　　　
　　我注意到，作者除了文笔优美之外，其深弘的历史知识使本书增色不少。中国经过十余年的“从思想史到学术史”的转型，今天人们似乎对一味空谈的论文不再感兴趣，而是对有新史料、新史识、新问题意识的文章感到心仪。作者对汉族南迁闽赣粤的五次高峰的说明，对汉民族以外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的介绍，显出了学者本色，她对香格里拉、世外桃源的独到见解，认为对它们代表了人类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具有巨大热情的原因。作者的学识在这诸多问题的剖析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不妨说，这种言简意赅而恰到好处的点评，真使我们在山阴道上有如沐春风之感。
　　　　
　　当下的文化消费主义影响一代人，人们在名牌中心主义中奢侈浪费、盲目消费攀比，使得社会风气出现了浓厚的世俗化倾向。如何引导消费结构的转变，不在吃喝玩乐上浪费，多在购书和文化游历上充电，对于提高国人的整体素质殊为重要。就此，蔚明书之意义凸现出来，因为她清醒地告诉我们：那些美好的传统，终究会失而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