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滞留在那里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因“对抗皇军”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压抑伤痛，穿透黑暗，寻找“永恒的中国”：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黏了阴暗，……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那里，永恒的中国！”
　　
　　对诗人说来，他用“残损的手掌”一再抚摸的黑暗的中国土地是具体的，那个“寄与爱和一切希望”的“永恒的中国”则是朦胧的。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是空前绝后的世界战争，而且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里程碑。通过这次战争确立的文明原则，把“永恒的中国”的基本轮廓描绘出来了。

“二战”与人类文明的新水平

　　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意大利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上野蛮和黑暗的积淀：蔑视人权，践踏生命，敌视自由，肆意侵略，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极权主义。为战胜他们，需要高举人类文明的大旗，凝聚正义，压倒邪恶。于是，以《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和《联合国宪章》和巩固“二战”成果的《世界人权宣言》为标志，总结人类文明的成果和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最基本的有三条：
　　
　　1．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2．国家独立，民族平等。
　　
　　3．确保人类自由特别是四大自由。
　　
　　针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创造的剥夺公民自由，实行“意识形态恐怖”，肆意干涉私人生活和以社会福利为诱饵的新的统治形式，以及种族优越、种族屠杀和“生存空间”的叫嚣，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第二是每一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受恐惧的自由”。
　　
　　这四大自由成了激励各国人民奋起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帜。《大西洋宪章》把“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列为目标。《联合国宪章》则以“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为基本宗旨之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这三项原则与法西斯极权主义相对立，澄清了他们的蛊惑，拓展了自由的内涵，是人类文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标竿，划分正义与邪恶的基本界线。包括中国在内的被侵略国家的自卫战争有了更充实的内容。
　　
　　中国是这些文件的签署国，国民党政府固然承担了落实这些原则的义务，毛泽东也以中共中央主席的身份宣布：中国要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
　　
　　追寻“永恒的中国”，讨论中国历史的发展，无法抛开人类文明发展的这个新水平。纪念“二战”和抗战胜利，离开文明的反思只能得到虚幻的情绪满足。

强国梦的破灭与现代文明

　　19世纪，中国人的“自强”梦破灭了。原因安在？把接受现代文明视为离经叛道！
　　
　　20世纪上半叶，为什么继续成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垂涎的第一美食？关键在拒绝接受人类现代主流文明。
　　
　　“二战”给予中国的荣誉是跻身于“四强”的行列。
　　
　　1942年元旦，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领衔签署的是号称“四强”的美、英、苏、中四国。这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民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而赢得的成果和荣誉。环顾当时的世界，能够抵抗侵略者那么长的国家屈指可数。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件签字；中国人奋斗多年的废除这些条约的目标实现了。同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后发表的《开罗宣言》宣布：“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中国人收复失地、维护主权的斗争，终于在国际范围内得到确认。
　　
　　会谈中，罗斯福曾建议战后由中国为主占领日本，蒋介石不敢答应。美国这个时期的战略考虑之一是扶植中国取代日本，在战后成为与美国合作稳定东亚的重要支柱。尽管当年的中国还没有为担负这样的重任做好准备，但是，如果善于自处，强国梦也许已经梦幻成真。
　　
　　当时确实曾露出一线曙光：1945年8月至1946年1月，各党派代表就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中国的纲领达成协议。
　　
　　先是在1945年8至10月间，在蒋介石、毛泽东参与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签署了《政府与中代表会谈纪要》，双方声明：“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1946年1月31日，有各方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经过21天的协商，终于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其他决议。当时，国共两党的经济政策主张没有什么重大分歧。争议最大的政治民主化、军队整编和公民自由保障三大问题均达成了原则协议。
　　
　　在政治方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迅速普遍成立省、县（市）议会，并实行县长民选。”“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确保司法权之统一与独立，不受政治干涉”。军事方面实行军队国家化，为此规定：“禁止一切党派在军队内有公开的或秘密的党团活动”；“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现行法令有与以上原则抵触者，应分别予以修正或废止之。”并由“地方参议会、律师公会及人民团体组织自由保障委员会”。（《政治协商委员会纪实》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上卷第474－484页）
　　
　　这些协议完全符合人类文明达到的新水平。但是，历史在胜利纪念碑金色碑文旁边加上一个黑色的注脚：“惨胜！幻灭！苦难的历程开始！”
　　
　　贪污腐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官场文化，胜利的喜悦转眼变为党政军官员赤裸裸的抢夺（“劫收”）。
　　
　　贪泉汹涌的后面是严重的制度缺陷：没有民主选举和罢免程序，公仆不怕丢失选票；没有分权制约，没有法治，官员可以肆意妄为；言论自由被剥夺，失去舆论监督的权力，不可避免往腐化的深渊滑行。世界上最严重的腐化渊源于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府。
　　
　　与此同时，拥有武装的国共两党尖锐对立，和平建国的协议成了废纸。
　　
　　于是，预定派驻日本的占领军 在滇西缅北与日寇搏斗战功赫赫的新一军所属部队被转派到内战前线，十几个人组成的先遣组在日本无所事事黯然回国。
　　
　　于是，理应用于建设的生命和财富在刀光剑影下虚掷。
　　
　　历史本来有比较美好的一面：两大政党都曾表达过和平建国、实行宪政的善意。在政协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指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国民党在1945年5月举行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通过决议“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并在《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决议中决定：“本党在军队中原设之党部，一律于三个月内取消。”“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在六个月内，后方各县、市临时参议会应依法选举，俾成为各县、市正式民意机关。”省临时参议会也要跟着进行选举。“制定政治结社法，俾其他各政治团体依法取得合法地位。”实行党政分开，国家行政性质之工作“陆续移政府办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22、93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北京版）如果双方的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化剑为犁，民主、宪政、法治的框架早就矗立在神州大地了。
　　
　　不过，十多年厮杀留下的伤疤和仇恨理论，汇聚为互不信任的积习，两党领导人都把权力在谁手上而不是建构什么样的制度作为关注的焦点。代价之一是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成为历史祭坛上的供品。20世纪40年代，中国趁来之不易的胜利攀升为现代化大国的机遇丢失了！

“永恒的中国”融入现代文明

　　19世纪最后一年，以身许国的梁启超动情地指出：乡人、国人、世界人是人们思想升华的三个阶段。观察国家大事，必须以世界人的眼光和现代文明已有的高度为基本出发点。
　　
　　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勇敢跟进人类现代文明，还是在它面前迂回却步？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国所有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
　　
　　时至21世纪，全世界的一个新话题是如何面对中国崛起。会不会再度幻灭？现实层面是有待解决的三道难题：（1）如何建设健康的市场经济？（2）如何化解台海两岸的矛盾？（3）如何善处国际特别是中美、中日关系？深入一步看，依然离不开文明的反思。
　　
　　市场经济的弊端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发展是从逐渐归还公民被剥夺了的经济自由，逐步踏上市场经济台阶的。甜头，我们尝到了。转型的痛苦和伴生的腐败，举目皆是。
　　
　　人人都知道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以法治为依托，不幸我们没有法治传统。“法治国家”是宪法目标，本届政府也一再申明要建设法治政府。可是，法治就要确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这是人类文明已有的水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跃上这个台阶，社会就会迅速腐化，国家就要逐步衰亡！这里牵涉到制度的改革和文化的变迁，需要担当的勇气和足够的政治智慧。
　　
　　人们悲叹中国人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处处受到跨国公司制肘。如果不走出中国传统文化以集体吞噬个人的阴影，不确立张扬个性、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观念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这个问题不可能根治。
　　
　　两岸统一与现代文明：如果不被政客作秀的花招蒙蔽，台海两岸的统一过程其实从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时至今日，经济上已经难解难分，统一的经济基础已经奠定。2005，台湾三大在野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会谈成果得到多数台湾民众支持，舆情转变，和解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有非常艰难而漫长的路程在前。减少失误，请以史为鉴。
　　
　　许多中国人痛恨台独，但请不要忘记：是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造就了台独。公正的史家都承认，蒋氏父子主观上是坚定主张国家统一的。可是，蒋介石缺少战略眼光，恰恰是他从两个方面培育了台独的基础：
　　
　　1．他的专制统治和专制统治的伴生物 腐败，引起社会不满；而扼杀言论自由，又堵塞了社会安全调节阀。这些都成了台独蔓生的温床。
　　
　　2．他拒绝了胡适等人多次提出的培育反对党的建议，亲手扼杀了雷震筹建的温和、稳健的中国民主党，为极端的民进党登上历史舞台清理好场地。
　　
　　与此同时，近年陆续公布的史料透露，上个世纪50至60年代，国共两党信使来往不断，并曾一度接近达成统一协议。1957年，是反右派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60年代，蒋氏父子在曹聚仁先生协助下，已经拟好统一谈判的六项条件，要点是：把外交和国防交给大陆，台湾保留四个师；台湾自治，蒋经国任省长，文武官员待遇不变，人民生活保障不准降低；蒋介石回到大陆，划出庐山地区为其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等等。这些条件比现在大陆的承诺低得多，很易办到。可是，“当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国共和谈又一次搁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第57页）
　　
　　历史无法后悔，但教训必须记取：背离文明，摧残文明，必然损害国家的发展、统一和人民的福祉。
　　
　　国际矛盾的化解与现代文明：中国的崛起自然会触动世界固有的格局。但是，人们不能不注意到：
　　
　　文明的进程已经超越了以战争为划分势力范围手段的阶段。过去强国用战争方能取得的资源及其他经济利益，通过市场交换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得；后发展国家也有可能通过市场获取自身发展的必要手段。尽管有种种不完善和不公平之处，全球市场经济下互相依赖的经济网络，总体上说是互利体系。产生希特勒、东条英机、北一辉之类的战争狂人的社会基础消失了。
　　
　　唯一有可能引爆雷管的是台海。两岸多数人越来越成熟、冷静，中国人完全可以携手不给美、日介入的机会。
　　
　　人的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正确的文化取向非常重要。这里有东西两面镜子。
　　
　　东向看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中取得卓越成就的这个国家会成为那么残暴的侵略者？关键在于他们在制度上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而在文化上拒绝转变价值观，坚持什么“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指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利用儒家道德培育忠于天皇的恭顺的国民，而且提倡“国学”，制造大和民族优越论和侵略有理论，把朝鲜、中国视为其“生存空间”，应该由它领导“大东亚共荣圈”，终于成为人类一大祸害。今天他们不愿彻底忏悔，背后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作祟。
　　
　　西面看苏联，想当年他们反对“世界主义”的劲头可真大！俄罗斯民族自大狂，不但没有给苏联的发展增添什么光彩，却因拒绝外来文化而埋下国家坍塌的重要根源。
　　
　　中美、中日在经济上是互利和合作的。中国人最讨厌日本政客信口雌黄，死不承认侵略罪行。但是，被美国占领当局强迫民主化后的战后日本，民主主义、个人主义已经成为主流文化，那些民族主义不过是残存的传统烙印罢了。要清除这些狭隘的民族情绪是非常困难的，既然中日两国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再等待它六十年又如何？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毫不含糊地说：以自由、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多元文化，是任何现代国家长治久安必不可少的制度选择，也是一个国家最足以赢得各国人民尊敬和增强本国人民凝聚力的“软实力”。如果步日本早年的旧尘，不顾中国各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现实，不顾确立法治和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重要性，把儒学意识形态化，冀图以“国学”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我们还会遭受重大挫折！

注：此文最先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0期8月15日，这是没有删节的全文。

转载请注明来源独立中文笔会

——读民国年间《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1]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痴情藏书 痴情书话——访姜德明先生

——读余华《兄弟》，题献给天下的兄弟
　　
　　
　　
　　
　　
　　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暗夜和时代浪尖上，何以为人？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我隐约听见有一种声音从窗外的雨水中传来，它蛮横而苛刻地闯进了我的灵魂，然后告诉我，凡不可说的，就要沉默。这句话实际是一个叫维特根斯坦的人说的，他的意思或许是要我们在各种问题和噪音面前，辨明是非与东西。然而，我更相信有些事物和事件拒绝被言说，或者无法言说。他们的存在注定要被隔离在你的心灵之外，或者是永远无法抵达的一方境域。人这种动物很低贱，也喜欢自以为是，他们以为自己的身体有相当的能力替灵魂代言，但事实恰恰是，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件易于放纵、过于放纵，其中表现最强烈的就是我们的嘴巴和舌头。《圣经》雅各书上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之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很多的罪恶、伤害、纷争和歧视都是因为我们口出恶言，无事生非。尽管言者无意，但听者有心的扩大化问题却是要归咎于言说者一方的。余华的小说《兄弟》自2006年4月份出版以来，遭受的众多非议和争论即是例证。
　　
　　我最近刚刚翻完这部40万字的厚书。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此书给了我迷失很久的阅读快感，也丝毫不会因为其厚重而令人感到枯燥和厌倦。但读完之后，我却陷入了某种无力言说的困境和失落中。谢有顺先生对该书所作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看来是对的，余华现在只有随笔和散文了，而没有了小说。从语言本身和小说写作技巧上来看，这部小说几乎完全是一本“失败之书”。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痛哭流涕，但我不能不说，这洋洋洒洒的40万字是一座巨大的“抒情的陷阱”。情感可以动人，但也可以把人带入一种极端的暴力境地和虚伪的造作情态之中。余华在这部小说后记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他这部小说是从2003年8月从美国访学回来后着手开始写的，起初构思时只是想写10万字左右，“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他完全失控于自己的流氓话语和暴力美学叙事中了，以致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余华可以说，这本是“一部望不尽头的小说”，是“一个世纪的叙述”，但语言的宣泄和铺张已经让那些清逸的词语无法深入到生活的黑暗内心，而显得苍白无力。一部小说如果能让读者感到“望不到尽头”，在我看来，这种内心体验不是几些脆弱而转瞬即逝的情感词汇能够表达的。“望不到尽头”不是话语的宏大叙事，而应是一种绝望的姿态，一种驾车载酒一直往前行，突然发现没有路后的醉酒大哭之声。但是，我必须承认，余华的这部小说是成功的，它的成功与其说，在于作品契合了这个时代的快感文化和力求轻逸的心理逻辑，不如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虚伪、矫作过度的情感需求。我私下认为，国人是站在情感废墟上的一群无聊看客。他们望不到时代和社会暗夜之路的尽头，他们只能借助人造的名堂和星光来满足自己的视觉快感、意淫之欢和肉欲刺激。小说《兄弟》之所以如此叫卖和受到关注，即是因为在经历了理智废墟和情感泛滥的红色时代之后，人们普遍变得理智和现实起来，但理智的成熟或者自作聪明的代价是情感殿堂的塌陷和虚空。现如今的人们不再喜欢红色抒情，不再昧于用一种话语来言说自我。他们的眼睛里开始出现多彩，他们开始无比渴望在一幅美女戏酒图里，自己能是一个主角和操控者。这种快乐至上的渴望和纵欲幻想，其前提是对情感体验的无比需求。《兄弟》在余华的五年酝酿和躁动之后（实际上成书只用了2年，从2003年8月到2005年7月），终于应运而生。可以说，当下没有哪部小说能这部小说的对手，因为它是目前最大的情感材料供应商。
　　
　　余华在后记继续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说，“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他说这两个时代的转变西方人经历了400年，而国人40年就跨过来了。这种急湍而危机横生的反差肯定会带来心理紧张和精神霍乱。当余华把这种时代的反差和生活的重负交给“宋钢”和“李光头”这对兄弟时，他其实已经预示到自己的宏大叙事已经走出了某种“窄门”。对于这部小说的承担者余华来说，他已经经由这两兄弟的人生之路突破了言说的困境，达到了暂时的林中空地。但言说之后呢？肆意而短暂的话语快感之后，我们的路要通往何处？余华自己给了一种答案：“我想无论是写作还是人生，正确的出发都是走进窄门。不要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那里面的路没有多长。”他这种回答是一种忏悔和言说之后的反思。正是这点清醒，让我带着“批判情感主义”的眼光看完这部没有出路，“望不到尽头”的小说。“望不到尽头”这里我理解为，余华的小说创作实际上已经有点走投无路、江郎才尽的意味。还好，他理智地认识到，“写作就是这样奇妙，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在这部《兄弟》里，李光头的路是越走越宽，宽到可以任意东西南北，而后躲在自己的黑屋子里。宋钢的路越走越窄，直到一条飞驰而过的火车把他的脚步带走。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开辟了一片宽阔的地界，语言更得到没有任何障碍的展览和表达。但我们只需细究一下这部小说的人物命运和结局（不用考虑写作文本的语言本身），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余华的“事后诸葛亮”。对这部小说的解读，我再次声明我是站在一种“批判情感主义”的立场上的。
　　
　　一生秉持“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在《无穷的探索》里告诉我，“一个人一旦在次要的问题上牺牲了自己的理智的良心，他就不愿意轻易放弃它；他希望通过使自己确信那事业根本上是善的来证明这种自我牺牲是正当的，这个事业在价值上要超过任何可能需要的一点道德的或理智的妥协。随着每一个这种道德或理智的牺牲，一个人就越陷越深。一个人乐于用进一步的投资来收回自己在事业上的道德或理智的投资。这如同亏损之后急于投入货币以求赚回。”如果我们把这里的“理智”换作“情感诉求”、“生命体验”和“精神填充”，并以此来解读这部《兄弟》，我想，我们已经可以从“这座巨大的抒情陷阱”里爬出来了。在这部小说中，宋钢一开始就被不是他生母，但胜似他生母的李兰的话语和母爱“种蛊”了，他至死都没有除去他情感和道德上的“魅魉”。李兰临死之前这样对宋钢说，“李光头是你弟弟……不管李光头做了什么坏事，你都要照顾他。……最后一碗饭你们兄弟分着吃，最后一件衣服你们兄弟要换着穿”。宋钢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从此背上了一种道德和情感的十字架，直至他实在无力背负，内心的精神之塔彻底在生活的尘土堆里陷落。宋钢自从他的父亲宋凡平，被浪漫的革命和红色的抒情迫害致死之后，他的世界就只有了后母李
兰和那个给他带去快乐的兄弟李光头，他所得到的情感慰藉、精神满足让他愿意去承担为此而带来的兄长责任。这种伦理责任和道德紧张感是如此的良善，如此的温暖，所以，他一直都在承担着一个默默无闻的牺牲者的角色。但是，宋钢的沉默和厚道，却受到了曾被李光头看过屁股的林红的特别垂青，他也因为她而选择了一种违背当初对他母亲李兰的承诺，不再认“李光头”这个兄弟。这种舍弃是犹豫不决、纠缠不清和痛苦挣扎的。但是，当两性爱情更能满足和决定自己的情感需求时，宋钢还是狠下心来背叛了兄弟之情。这种舍弃使得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折磨的遍体鳞伤、疾病缠身的宋钢，后来没有脸面去投靠已经发迹的李光头。宋钢到死都一直为当初他选择爱情、背弃兄弟患难与共的诺言而耿耿于怀，难以释怀。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宋钢认定自己的情感投资没有坚持到底，没有完成他的道德责任感，因此，也就没有了正当性与合情性。他曾经所作的牺牲，于他而言，都反而变成了一种对自己初衷和情感投资的讽刺和否定。尽管他和李光头之间因为林红而产生隔膜、分裂和距离，但宋钢始终还是那个在李兰床前聆听遗嘱的兄长，他也是在初始情感投资的陷阱里越陷越深，欲罢不能了。这种深陷让他无比渴望一种淋漓尽致的解决之径，更让他选择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对李光头和林红之间的情事没有任何幽怨的离开。余华在宋钢之死时，这样写道：“驶来的火车让他身下的铁轨抖动起来，他的身体也动了，他又想念天空里的色彩了，他抬头看了一眼远方的天空，他觉得真美；他又扭头看了一眼前面红玫瑰似的稻田，他又一次觉得真美。这时候他突然惊喜地看见了一只海鸟，海鸟正在呜叫，扇动着翅膀从远处飞来。火车响声隆隆地从他腰部碾过去了，他临终的眼睛里留下的最后景象，就是一只孤零零的海鸟飞翔在万花齐放里”。此时此刻，我抄下这本书中这段最让我动情的文字，我得承认，余华的这本《兄弟》，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情不自禁。不管它的书写和言说如何重复和造作，我们都能感到这部作品是颇具煽情效力的。我想，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总有一些人被迫或注定是要祭品和牺牲者的。宋钢是，李光头也是。不过后者的献祭却是以一种反讽、夸张、冷幽默，甚至是带着流氓习气的笔法呈现出来的。
　　
　　宋钢死的时候，他的兄弟李光头和林红在那座豪宅的大床上也在通往某种死亡，用一个名词表述即是“快乐至死”。李光头在他的兄弟宋钢离开他之后，通过一种匪夷所思的破烂途径发家，一举成为亿万富翁，每天过着不知生、但求死的消极生活。他一直都喜欢林红，但是他的爱情却被宋钢以一种他意想不到的执拗理由“顺手牵走”了，同时带走的还有一个他从小到大“相依为命”的兄弟。这让虽然流氓但同样无比在乎兄弟之情的李光头承受不了。尽管他摇身一变就成了富翁，但他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忘不了他的悲惨童年，他的兄弟和他的爱恋。这种痛苦的挥之不去的记忆让他和林红之间有了初恋般的绯闻，也让他在接到刘副关于宋钢自杀的电话后，“像弹簧一样从林红身体上弹了起来”。李光头从那一刻间已经死了，他的死是一种心死，是一种情感诉求和精神慰藉的死亡。宋钢在给他的遗信里说，“李光头，你以前对我说过，就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我们还是兄弟；现在我要对你说，就是生离死别了，我们还是兄弟。”李光头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封信， 一遍又一遍地抽打自己，放声哭泣。他后来一个人躲在自己的豪宅里沉默不语，并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呆望着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副。在听完之后，他“可怜巴巴”地对刘副说了两句话：“天快黑了……我现在是个孤儿了。”是的，时代的黑夜已经到来了，我们都是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孤儿院里的一名孤儿。我们渴望着情感慰藉和心灵接触，我们希望我们有所依靠，有所言说和展现，但为什么这么快到“天黑了”呢？为什么我们不困也要装睡，不哑也要闭嘴呢？余华在这部小说里没有这种反动意思的直接表达，他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想成就自己小说创作困境的突破和救赎，但他的话语明显地过于渲染了某种不好的情感体验和目的的实现手段。我们看到，余华笔下的现时代中人过于相信投机取巧，装鬼弄神，但恰恰是这帮人，比如刘作家（也就是后来李光头的心腹刘副）王冰棍、余拔牙，还有什么周游和苏妹等人，在余华笔下竟然成了社会上的有产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余华这样写是带有讽刺性的，但语言的宏大叙事，和由此产生的快感、心理与行为暗示，把这种讽刺的效力掩埋得一干二净。剩下的就是不好的快感追求和不择手段的虚伪、造作之风四下游荡了。李光头在这种风气中迷失了自己，虽然他内心当中长期悬置了一个“兄弟”存在，但那个要和他“生离死别也在一起”的兄弟宋钢已经无法听懂，也无法听见他的俄语了。在这部书的最后，“从此以后，”李光头突然有俄语说，“我的兄弟宋钢就是外星人了。”当一种言说处于不同的境遇和地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必然成为了一种沟通障碍，必然会遭受很多的不理解或误解。人与人之间是这样，一部作品也是这样。
　　
　　每一种阅读都可能是误读，每一次阅读都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次合谋。对于这部《兄弟》，余华在后记里告诉我，小说之门的里面和后面没有一条多长的路带领我们走向自由和平安，它甚至根本就无所谓有路的存在。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其实就应该明白一点，这应是一场在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一次交流会议。会议的主题虽然指向“兄弟”之情，但我们不能像一党政治那样过于夸大会议的喜剧效果。一部小说如果渲染过度，或者渲染的象征意义无法得到切实的体现和深刻解说，那么，这部小说就是失败的。对于我来，《兄弟》是我与作者之间的一次批判性的情感对话和交流，谈不上什么合谋。因为，我到现在还认定这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其失败就在于，它力图和那些处在情感沙漠和快感饥渴的人们之间建立一种暧昧的关系，进行一次不动声色的阴谋。无论作者本人如何清醒这种阴谋的不良影响，也认识到“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但作品一旦走进公共空间，成为一种市场上流通的文化产品，我们就要警惕它带来的已然的或错效应。当然，一部作品不可能将一个人引入“灭亡”，但潜在的观念是危险的，危险的更是我们的可“恶”心灵和浪漫抒情。与前期余华的《在细雨中呐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相比，《兄弟》可谓没有什么进步可言。它重复了以往的话语暴力美学，依旧揭示了悲惨时代的血腥场面和人的罪恶面孔和心理歪曲，至于罪恶和苦难的救赎之道，余华显然表现的有点心力不足，无可奈何。
　　
　　前不久安徽的民间思想者于仲达在《当代作家的灵魂突围》一文里说，在苦难中保持寻找幸福的激情，绝非把苦难和死亡浪漫化为甜蜜的毒药，而是在医治无限制地放大灾难所带来的时代悒郁症以及个人
心理疾患。苦难中的幸福和危险中的从容是无法伪装的，在直面苦难的同时，坚守对明天的希望，绝非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乐观主义，而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面对困难的内在明亮，首先是爱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绝对的爱和不灭的希望，无条件地构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义的必须条件或前提。从他那里，我开始反思和演发了一种我称之为“批判情感主义”的立场。对于苦难和罪恶，我们的救赎之道归根还是在于情感，用基督教与现代性的相关词汇说，即在于内在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情感的信靠。余华尽管有“半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说，但与陀氏小说中的崇敬苦难和呼唤神圣与大爱之气象、精神境界相比，余华所成就的只是展现苦难，甚至鄙视苦难，有以苦难自虐之嫌，他之先锋性的界定与以前的“寻根文学”相比也可能是一种无稽之谈。《兄弟》这部作品无论是语言文本本身，还是写作的技巧和手法，都可是余华一种功力退化的佐证。当我在一个下雨的傍晚读完这部小说，掩卷之余，我就在想，如果用写作来表达言说和存在，是一种不断退化和无力感逐渐增强的人生征途，如果写作和言说根本无法说出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和黑暗真相，无法实现对自己罪恶的冲刷和清洗，更无法实现对自己灵魂的救赎，我的生命该如何继续下去呢？聪明的罗素先生告诉我，对知识的热爱、对爱情的追求，对人间苦难的大悲悯是可以支撑我们活下去的三种力量。但愿，他的话是对的。但愿，当我们读完余华的这部《兄弟》，我们的内心当中能有一点对抒情陷阱的警惕性，对自己情感王国的专制和残酷倾向存有一点批判的能力。兄弟之情是值得继续下去的，但值得坚持下去的还有，一种或许也可能为错的批判的情感主义立场。在这种立场上，我执拗地相信，我们可以升起苦难，我们的明天的屋顶，将闪耀着点点希望、幸福和爱的永恒光辉。
　　
　　
　　守望飞翔于抱残斋，2006年7月29日稿。

　　色情与政治，一贯是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大敌。并且检查的松紧尺度，在这两者之间也一贯是水涨船高的正比例。譬如对政治出版物的宽松度是八十度，色情出版物是六十度，那么前者倘若下降到六十度，后者便是四十度了。前者上升，依此类推。少见对政治的宽松度放松了，对色情却越发严厉的。
　　
　　原因何在？越是对政治放松的国度，越是政教分离，政府不再以道德权威自居，也不以某一种价值观为官方正统。所以色情出版物或者会淫乱人心，却不会危及政治。而在对政治言论严加管制的地方，必然在思想上是大一统的格局，政府标榜一种价值观，并以道德权威自居（一个在道德上缺乏神圣感的政府又如何说服大家听从一种声音呢），所以这时的色情言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言论，他必将危及政治的合法性。对于一个以德自居的威权体制来说，一次通奸就足以将合法性的地基彻底击溃。所以在克林顿的性丑闻安然无恙之后，关于某政治人物的奸情便在威权体制之下的民众当中口口相传，天下沸腾。
　　
　　《性书大亨》这部电影当中，一个以性言论孜孜不倦的向社会挑战的出版家，被卷入（有时是主动进入）无穷的官司。尤其体现出色情言论的界限就等于政治言论的界限这一点。这位性书大亨在色情画报上登出一幅漫画，描写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会领袖在后花园和自己的母亲乱伦。这场官司最终到达美国最高法院，辩方律师的理由是：有没有任何人看见这幅画后，会认为或者怀疑原告真的有和自己母亲乱伦的行为？如果根本没有人会这么认为，该漫画便与言论自由有关，而与诽谤罪无涉。律师这样说：我的当事人用这幅漫画表达他的价值观，及对正统的和虚伪的道德观进行抨击。尽管我丝毫不认同我当事人的价值观，也从不看他主办的色情刊物，但我喜欢这种允许不同价值和道德原则共存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们今天得以享有诸多自由的重要前提。
　　
　　而对我们来说，这种道德观念的自由（哪怕是色情道德的自由）状态，却是政教合一的威权体制最可怕的敌人。尤其因为这个敌人本身也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一个威权体制往往可以崇高的名义，轻易将之变成全民的敌人。而一切对道德观念采取一元化立场的好心人，也都将轻易沦为道貌岸然者的帮凶。所以在一个看似干净的社会里，当色情刊物的言论自由被彻底剥夺之后，一切政治与思想言论的自由也就随之被取缔了。
　　
　　喜欢后一种自由的人就需要容忍前一种的自由。所以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认真听取了辩方律师的陈词之后，也容忍了性书大亨这一次的挑衅行为。他们认为尽管漫画的内容是不真实的，但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围。
　　
　　在我们当中口口相传的谣言是不是真实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继续瓦解一个威权体制的道德面纱。它在继续使一个政府变得越来越世俗，变得与一切崇高的事物无关。

晚上遇到廖亦武，酒喝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廖再一次像以往一样给我们吹奏箫乐。这个我们时代的诗人，如今觉得汉语文字如此可怜，无能表达他对中国生活的感受，而借助于古老的乐器，向我们呈现造化的秘密。

两年没听老廖的乐音，在他醉酒的状态里，箫音的吟唱逐渐伴以足之蹈之，最后完全让位于歌喉的放声，然后是呜咽，是哀泣。如此浑然的人化自然，在六月的夜里，让人完全与个体的自己迎面相撞。我们活着的状态。

我没有哭，但我清楚自己是如此可怜边缘，我更清楚自己负罪欠疚于中国生活。给刘燕发信说：“老廖哭了，我忍住了。”燕子问我怎么了，我只能说我配不上中国生活。

是的，我配不上中国生活，亏我也是个男人，我也是个中国人。尽管我自以为勤勉，但我仍没能撕破中国生活。我只能傻傻地对老廖说，从音乐的角度讲，你的箫乐已经随心所欲。瓦雷里曾在一种前现代审美面前困惑不已，这个审美以诗名之：“最美丽的最哀伤，我知道，有些永生的歌只是呜咽。”老廖的箫乐足以当之。

廖亦武解释说，他在吹奏中间，完全是呼应天地间的空白，他完全为另一种至高的存在引领。那种至高的东西，是实在的，是在的。他相信那种东西的安慰、救赎。他的哭泣是一种净洗后的喜悦。我相信。

尽管我们天各一方，我们同居一城，我们为活着所苦，我们易受诱惑，我们犯下罪错，但无论如何，这世上还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处总还存在的一位高人和圣者，他是全知的心灵和畏悯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

我想起两年前为老廖写的诗：

 

听廖亦武

 

我的泪水酬对他的箫吟

硕大的秃头

砸向桌椅

呼天抢地

叫魂起广场上的孩子

十五年前的屠杀

在追捕中

他成了惟一活着的精神

 

像一只无人心疼的野兽

在人世丛林中游走

目睹了罪恶的发生

心疼其中惨苦的孺子妇人

他求每一路过的人

他求荒天古木

他最终仍是孤独的野兽

他的心离母子的连线最近

 

我哭过了又有什么用

我叫喊过了又有什么用

愤怒在花岗岩深处爆炸

一个宇宙的诞生

他追问天和地，满屋的桌椅

还有我余世存

你有没有羞耻

有没有羞耻感

你们

中国的所谓繁荣与崛起本质上是一个极权统治编造的谎言，充其量也只是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的暂时的阶段性的癫狂症，绝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经济的应有景观。我在此断言它必将崩溃，并且为期不会太远，决不是对极权罪恶的一种诅咒，而是基于如下的一些多年来的观察与思考。

从中国经济的本质来说，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经济完全是权贵掠夺经济。掠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其二是对人力资源的掠夺。

对自然资源掠夺程度之触目惊心在全国早已随处可见，且为世人所公认。具体表现于对一切可以变现为金钱的资源都已被以各种名目霸占且处置殆尽。如地下的矿山在权力主使下瓜分后的滥采、恶掘；地上的森林在权力分赃下的乱砍乱伐；水流在利益驱使下，权贵勾结起的滥堵狂建。总之，一切可利用的能变现出金钱的矿产、能源，甚至人文、自然景观，信息文化资源等等，都无不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被权贵占有、括分，竟而糟蹋殆尽。我想在这方面的论断决不是虚空的言词，完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现实。谁若有异议，请列举出一项在中国没有被权贵瓜分、掠夺与糟蹋的资源，我就称他为圣。可惜没人能列举出，一项都没有！

在极权主导下的掠夺经济的无所不至，且无所不用其极，这方面我亲历的几件事可以拿出来共大家辨识。

其一、我曾在南宁碰到过一个广西五矿的经理，在言谈中我了解到她主要的工作就是将中国土地上高结晶度的硅石出口到北美及欧洲。我问她这些东西那些国家拿去主要做什么？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利用？她说别人拿来当然可以提炼制造许多东西，但他们更多用来填充矿井，而我们现在还根本不考虑这些事。我问为了个矿井而千里迢迢从中国进口硅石，这成本是不是太高了？难道他们国家就没有这种最常见的东西？她说别人也有，但别人不愿意开采，这种土质中含量最多的东西，开采后对自然土质及生态破坏较大，别人宁愿进口。当时我听到这话很有些吃惊。

其二、我听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学者说，在加拿大有一遍宽广的原始森林，那下面探明有近于中东一样大而且浅的油田。然而当地政府禁止开采，据当地民众所言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然景观，同时为后孙留下可用的能源也是当地人们的共识。听到这个情况，比较中国当下恨不能掘地三万里，竭尽一切技能，来取尽一切可用的能源的发展精神，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简直就不是在同一个地球与同一个时代的思维。

其三、看看近年来中国不顾国际国内科技界环保界人士的反对，全国上下大肆兴建水电站，从三峡到龙滩，从云南怒江水电站到长江上游将再建十几座电站。完全不顾生态环境、人类建坝历史的教训与科技的论证。只要眼前有钱可赚，有利可图，那就不管当地民众的血书进谏，环保与科技人员的奔走疾呼。权力开路，利益牵头，权贵勾结，一切抗议在权贵听来都如耳边过风。

其四，有一年我在公司打工时到桂林去谈过一个利用竹材来建造纸厂的项目。那可是高污染的项目，在以旅游为主的桂林建，当地政府居然积极性非常的高。因为投资大，可以给地方财政增收，可以给当官的业绩册增厚，至于当地百姓与地方长远产业的培植与发展显然不是当政者所考虑的。

同样还有在城市建设上的狂拆烂迁，在土地上的横征暴敛，那种不顾国计民生，不虑民怨沸腾的作法，真让人刮目相看。这种打着发展经济旗号的掠夺就是穷中外史籍也难找今日之疯狂。这些对矿山、森林、水源、土地等等资源的穷凶极恶似的掠夺与变现是中国近十几年来经济的主流。资源穷尽似的掠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现实！

另方面中国经济这十几年还伴随着对人力资源的掠夺。中国在恶性掠夺经济中还以极其非人性的手段实现着对劳动力的榨取。低赚得只能维持基本活命的工资水准，使广大民众处于一种因穷困而不得已低价出卖劳力，因低价出卖劳力而只能持续深陷在穷困泥淖中的宿命。中国两极分化是极权统治下权贵维持盘剥的必然结果与必要条件。如果说资本家的压低工资是资本寻求增值的固有本性，那么极权统治的纵容、甚至奸助企业主来实现压低工资的目的就是带有极其阴暗的统治目的与参与资本分利的动机。如此残酷的非人性的对劳力的压榨是近十几年来维系中国吸引外来投资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

掠夺经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一、资源的极度浪费与极速枯竭。权力支撑下的掠夺经济，因其权力的变动与不可测性，决定着其追求最高额、最快捷的回报的必然性。这种追求必然导致对资源掠夺上的极大浪费与极速枯竭。掠夺经济是一种竭泽而鱼的经济，是既吃祖宗遗产又吸儿孙命脉血浆的、只顾眼前、不计明天的、没有任何未来的、断子绝孙似的经济，因而它是疯狂的，不计后果的，没有持续发展可能的经济。二、环境污染。掠夺经济的急功近利与不计明天，决定着它根本不会考虑任何环境污染问题。为了眼前的金钱都可以不择手段的经济怎么会去顾及明天的环境呢？所以中国开发性破坏与破坏性开发已将这个国家撕得千疮百孔，磨得百病缠身，导致近年来气候失调、旱涝频临、怪病横行，以至于今天中华大地几无可饮的净水，可吸的净气。如此严峻的环境形势，让这个国度已日益变得远离适合人类居住。三、社会矛盾急剧恶化。掠夺经济偏失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与价值趋向，完全丧失社会正义原则，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割断社会正常发展脉络，让广大民众看不到任何出路，陷于完全没有盼望的绝境。社会危机势同干柴炉火，随时可能燃烧。这种险象环生的累卵经济，崩溃不仅仅是必然，而且时间肯定不远。

由此可见掠夺经济不仅因资源自身的有限性决定了它的不可能持续性，同是环境的恶化、给社会带来的灾难也在不断唤起人们的抵制，而且掠夺的不义导致社会两极的加剧，促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在所难免。如此情况怎么可能有所谓的繁荣与崛起呢？

再者，掠夺经济不可能培植起一个国家自身健康的经济实体，不可能产生出民族自身的产业结构。国家的经济只是一种疯狂的浪费型的与短暂的畸形泡沫型的。这样的经济如同没有造血功能的人，是不可能强壮，不可能抗御风险的。

从掠夺经济的结果我们看到它的短命，同时从掠夺经济的去向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看到它的罪恶与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毁灭。

一切掠夺经济都是在专制权力主使下的经济。权力操刀所从事的瓜分，于法上是犯罪，于理上是悖离，于道上是不义。这一切决定着它的危机性，因此这样经济的必然去向是躲避，是抽逃。躲避随时可能到来的正义审判，抽逃到国外安全地带以求保全。走向躲避与抽逃的掠夺经济对一个国家就是失血经济。它形同一个人在不断地往外抽血，并且这个人造血机能还有问题，或者根本没有造血功能。这种情况下，那这个人能存活多久呢？

掠夺经济连带的是大量掠夺来的财富以各种途径流向国外以规避正义的追诉。 “ 权力 —— 掠夺 —— 转移 ” 就成了中国经济的演化链子。这是条不断抽空一个民族财力的路子，它没有再生与增值，它使社会再生产能力日益匮乏，社会革新能力日益萎缩。因为正常经济应该是：资本 —— 利润 —— 增加的资本。这样就可实现社会不断增值，存量不断加大，各种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广大社会普遍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而中国掠夺经济是完全背逆人类应有的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违背天道的，因而只能是短命的。

掠夺经济的抽逃本性决定着一个民族经济没有发展后劲。它只有在掠夺还有持续前提 —— 资源还未枯竭与正义还未追诉时，掠夺者与社会能从中分一汤匙者的醉生梦死、疯狂畸形消费才带出社会短暂的繁荣表象。但这种表象是临终经济的回光返照，是极权统治下的社会癫狂。

掠夺经济的必然快速灭亡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然而现今社会为什么还在极力鼓吹繁荣与崛起呢？其一、是灭亡还没有发生。掠夺的自然资源还没有穷尽，人力资源还没有到激起普遍广泛的民变，外来投资仍支撑着一定的社会重压，所以中国这座虚空的大厦暂还没有坍塌。只要还没有轰然倒下，那么无耻的繁荣与崛起的歌就还可以高唱。就如前伊拉克国防部长在美军已攻入巴格达时，他还可以面对电台说美军被他们重创，他们胜利在望。其二、极权统治需要麻醉。人类一切极权统治都是靠恐惧与谎言来支撑。谎言是恐惧的外化，恐惧是谎言的本质。一切高调的繁荣与崛起正是即将崩溃危机极限的外饰。其三、人类科技的进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暂时掩盖了中国社会一些如温饱、生存等直接的矛盾，这也客观上延缓着矛盾暴发的时间。

不管怎样，一切都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必将崩溃的命运，并且也不能更久地延缓崩溃到来的时间。中国经济坍塌的轰鸣声已经在风起的民间抗争中、在恶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里、在日益枯竭的资源下隐隐传来。

2006-7-26 于北京

根据外电报导，中国全国40％以上的工业废水、农业废水、家庭污水流入长江，但80％没有经过排污处理，加上三峡大霸造成的流速减缓，将使长江的涵容能力达到极限，无法自行净化。环保专家警告，如果再不采取紧急措施处理污染问题，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将于五年内变成死水。图为各式货船和拖船沿长江驶向出海口。（GOH CHAI HIN/AFP/Getty Images)

郑义、王力雄：污染问题的症结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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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种种弊端，主要归结到制度。然而，有人不同意，认为：是人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理由是：制度也是人设计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没错，中国人当然有问题。上世纪初，当皇权既倒，共和初建时，中国民众对新生民选政府过度苛责，并视国会论争为“一派乱象”，以为一个声音或鸦雀无声，才显得“井井有条”和“行礼如仪”。民众的保守心态和浅薄见识，成为专制复辟得逞的原因之一。这一“虚假民意”，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中共独裁政权。

也有人说，是文化问题。没错，中国文化当然有问题。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追求发家致富和光宗耀祖，对他人缺乏博爱，对社会缺乏责任。这种狭隘的心态，形成自私自利的人生社会哲学：“不管闲事”，“莫问国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中共奸巧地利用和张扬这一点，轮流迫害中国民众中的“少数人”，而毫无顾忌。中共深信，大多数人只会袖手旁观，甚或幸灾乐祸。

人有问题，文化有问题，但制度更有问题。西方民主制度，正是建立在对人性弱点的防范上，而着重监督与制衡。中国的一党专制制度，不受监督，不负责任，放大乃至纵容人性的阴暗面，以至于官场腐败横行，民间道德沦丧，只见私利泛滥，不见公德昭彰。中华民族自有优点，如勤劳与厚韧；中国文化自有精华，如仁政与民本。但中共倒行逆施，令中国人性的光辉和文化的亮点，几乎丧失殆尽。

制度与人，相辅相成。好的制度，培育好人；坏的制度，滋生坏人。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但改革制度，却可以立即着手。当一个彼此制衡、有效监督、公开选举的制度建立并巩固之后，人的问题和文化问题，都将获得有效改善的基础和捷径。就此而言，解决制度问题，最为紧迫。

入夏以来，家中的宽带颇出故障，几次报修后，又出问题，弄得自己 都不好意思了。 其间维修人员给无偿换了一个“猫儿”（解调器），勉强维持了几 天。逢上几天大雨，网路又陷入了“时通时不通”的状态。据给换 “猫”的维修人员讲，出现热天、雨天天气，就有“时通时不通”情 况出现──是我们泊头大线路老化所致。详问何谓“大线”，乃指一 个集中接线处──就是街上那种类似变压器东西到网通泊头分公司宽 带中心的这段。 作为一个敢冒称经济学家的人，我除了关心自己的宽带效率外，更关 心此中的经济学原理问题。比如说，网通公司的收益是否不足以维持 更换“大线”的费用；再有如果泊头分公司的费用不足以承担，沧 州、石家庄乃至北京的网通总公司有没有责任拨钱，以使泊头分公司 更换“大线”；复次，作为国有资产经营者的网通公司最后收益是如 何分配的，其用于设备维换及更新的设置如何，凡此等等。 在外人看来，这可能是“挑刺儿”，但国有资产的经营状况特别是收 益使用情况确实成了大问题。其中一个敏感的垄断行业工资水平过高 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下自平民上到北京决策高层的关注。但，偏有大 牌经济学家刘福坦对此认为不屑于讨论。我对刘福坦的名字记忆颇 深，虽未谋面（或在学术会议上碰到过也未交换名片），但1990年代 中后期他发于《比较》学术双月刊的文章，我是每篇必读。另一个 刘，是刘遵义，由于常读“二刘文章”，有时竟分不清两人。 话休絮繁。这现任发展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的“高官”刘福坦何以不 讨论垄断行业收入是侵占全民利润问题呢？原因很简单，他说：“每 个人对国有资本的占有应该均等，多占者就要多交租金；工资和资本 收益要分开，而国有企业的分配对象出了问题，原本应交全民的国有 资本利润在企业内部被分配了，导致了工资侵占利润。”──他的这 个（后来的）说法，恰恰支持了我（不久前）的文章《“经济宪法” 就该全面导向私有化》（见《议报》）中的观点，即解决恶性垄断之 道只有把原本是“全民”的现在是“国有”的资产还给人民。 如果说这一拖沓经济原理不好理解的话，就看一下当年农村“分队” 的情况。就那个样子，人头一份儿，从犁耙绳套儿到耕畜再到土地─ ─这本土地现在只算“准私有”──按人头来，一人一份！1994年4 月我发于《比较》的一篇论文研究了这个问题，文章也被人民大学全 文转载。所以，我觉得自己有“资格”来把刘先生想说又不敢说、想 通俗化又不愿通俗化的理论与想法──给解释出来。 刘先生把国有资本的收益分配基本理论支点说成是“ＡＢＣ的问 题”，然而没有人有勇气解决这个真问题（当然也是最基本问题）， 所以他只有气得敲桌子。《南风窗》最新一期（8月1日）的采访说： “他（刘福坦）敲着桌子质问，这些ＡＢＣ的问题为什么得不到解 决？阻力何在？是决策的时候既得利益挡在那里，而决策者没有代表 人民吗？” 不用敲桌子，答案也是肯定的！既得利益者连一段电缆（所谓大线） 都不肯换，把国有资产利润分肥成奖金、房子、汽车还有名目说不清 的各项费用开支，而所有监督机制（如人大听证会）都不起作用（干 脆会也不会），也可以肯定地说决策者无法代表人民！ 小问题，大道理。刘福坦的技术性应对办法则是：（政府）把国有资 产拿足，保障低收入者“有吃有喝”，云云。我看不太坏，那也是体 制学者该建议的份内事儿，但问题是谁来监督政府对集中起来的国资 收益的再分配呢？是搞核武器、还是去发展新的没有“时通时不通” 状况的宽带呢？ 说不清！在市场效率低下，又有政府失效的社会里，政府已经成了我 们必须同情的残疾人、智障者。虽然我们不能象孝敬爹娘、疼受儿女 那样地尽心，但总得可怜智障的政府和它那好多有遗传病的儿子即国 有垄断公司，替它干一些事儿。比如说，我的宽带在“时通时不通” 的状况下，我就试着找一种办法，比如自己的坐机拨自己的号儿，形 成人为占线，网络连接就免强能用了。 问题是宽带之谓宽带是因为它有“打（接）电话与上网两不误的好 处”。为了优先使用网络，那只好以此笨办法对付了。如果按比较成 本计算，我也该原谅可怜的“智障者的儿子”网通公司──说不准它 的智障比政府老爹还厉害。这个比较成本是，尽管宽带出了问题而不 得不笨办法对付，然而，总比拨号上网强吧！ 有一次，我的固定宽带费多出了一大截子，电话问网通公司，服务小 姐竟然反问我：“您是不是拨号上网了？”分明她欺服我“智障”─ ─谁家有宽带还用拨号上网呢？其实，他们拿用户当“智障”也不一 回了，比方问及报修后最尽多长时间修好，答曰：72小。. 而这72小 时，是对乡村宽带说的，分明我住的地方是城区吗──对方有一次把 我当成了“智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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