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当代》：和《九月寓言》擦肩而过

近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要在全国建立一 个“全国卡拉ＯＫ内容管理服务系统”。这个系统要建立一个曲库， 以后卡拉ＯＫ等娱乐场所送选的歌曲必须在曲库之中，而曲库入选的 曲目又须经文化部审核。其所以如此，第一理由便是一些带有不健康 内容的歌曲，未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以各种形式自境外流入我 国卡拉ＯＫ场所，对我国文化主权及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文化部这条行政举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到卡拉ＯＫ之类的场所 时，不再如同以往那样想唱啥就唱啥，想听啥就听啥。我的嘴和我的 耳受到了限制。我只能在这条行政举措审定的范围内进行我的选择， 或者说，该举措很明白地告诉我，什么歌可以唱，什么歌不可以听。 本来，我唱什么歌，我听什么曲，不用别人奉告，这是我的权利。就 权利而言，它是自然权利中属于私权的那一部分。现在，在非常无辜 的情况下，它遭到了公权力的侵害。这是权力对权利的侵害。我要抗 问的是：文化部有什么权力限制我的耳朵和我的嘴？ 请问文化部的官员们：你们在制定这条行政举措时，头脑里想没想到 法，尤其是宪法。不错，文化部当然有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权力， 但，它们不能与宪法冲突。请文化部的官员们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翻到第二章第35条，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说得非 常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不言而喻，唱什么歌，属于言论自由。而文化部这条 行政举措，却对宪法保护的该项自由擅自进行限制。因此，用宪法衡 量，这条行政举措的要害是“违宪”。 至于该举措出台的第一条理由，根本就不能成立。什么叫“不健康内 容的歌曲”。健康与否，从来因人而异，谁有能力划出一条清晰的界 限？当年孔夫子以“思无邪”删各地民歌，保留十五国风。可是，这 305首的曲库到了朱熹那里，却嫌删得不够，还要把那些情爱民歌， 比如郑风、卫风之类统统删除。因为“郑卫之风”是迷惑人的靡靡之 音。殷鉴不远，1980年代初，李谷一的《乡恋》、邓丽君的40年代老 歌，乃至部分台湾校园歌曲，不都被视为靡靡之音、甚而大张挞伐 吗。可是，以今天眼光回望，无论郑卫、还是港台，何不健康之有。 当然，即使今天，也肯定有人还认为它不健康。那很正常，也没关 系。那是他的偏好，也是他的权利，他可以保留，也可以反对。但他 却不可以以他的不健康的理由要求别人和他一样加以拒绝，因为，没 有人给他这份权力。可是，我们看到，文化部现在却要扮演这个 “他”，“他”要用手中的权力来确定一个音乐健康的标准，并且要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实际上是进行一种全国性的文化管制，是向20 多年前的那个历史倒退。至于说有些曲目来自海外，就构成对国家文 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威胁，请问：文化官员的文化神经脆弱如此，还 有没有一点应有的文化自信？

7月18日是中国司法界一个灰暗的日子。这一天两个倍受知识界、尤 其是网络界关注的案子，在北京由不同法院碰巧同日宣判，并且结果 都与事前学界与网络上的主流分析与预期判断相反，即“王天成诉周 叶中抄袭案”（以下简称“王周案”）与“郑北京诉余杰名誉权纠纷 案”（以下简称“郑余案”）在这天分别由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与北京 朝阳区法院作出判决：前案的原告王天成与后案的被告余杰均判败 诉。 这两案的判决结果出来后，给原本网络上对此两案较热的争论添了把 火。不少法学学者出来从法律的角度著文评议这两桩判决。许多网民 更是从不同角度抛砖掷瓦，一时间把个网络世界打得硝烟弥漫。应该 说，对于“王周案”与“郑余案”，在法理上从贺卫方、萧瀚、杨支 柱、浦志强等法学家及律师的文章中，早已有了极为清晰而透彻的分 析。就是一般的法盲，只要一看，其中的是非对错也是明白的，是不 存在多复杂而难判断的东西的。 如此，从法律来分析这两案不是本文所愿。本文只想谈谈在这样两个 并不复杂的案件判决上，居然出现完全与事理及社会普遍认识相反的 结果，其背后反映着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趋向呢？ 先说王天成先生诉周叶中的抄袭案。原告白纸黑字46处抄袭的举证， 最后被法院分解成：“七处计452字的文字表述与原告的涉案作品并 不相同亦不相近似”，法院不予支持；“九处计1,013字属于公知历 史知识的内容”，表述雷同但不算侵权；“九处计1,086字属于对学 术观点的描述，鉴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思想的表达形式，而非思想本 身，被告涉案图书对于相关学术观点的借鉴，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 的侵权”；另有14处是从别人作品中引用来，至于别人是否是抄袭原 告不在本案审理中，所以法院也就不支持；只有“其中七处计1,398 字内容与原告涉案作品的相应部分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与原告论文四 万余字的总数，以及《宪政解读》一书22万余字的总数相比较而言， 比例较小；该七处不构成《宪政解读》一书的实质内容，且散见于该 书中的各个章节，属于对他人作品的合理借鉴，尚不能认定构成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如此一来，结论就成了“原告关于涉案46处内 容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所享有的著作权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 予支持。” 同样再看郑北京诉余杰损害名誉权案。郑北京为了招揽学生打出“爆 破作文”，声言能培养学生“快速审题、快速构思、快速修改”等综 合写作能力。余杰看到后觉得是个笑话，于2004年4月22日，他在 《南方周末》上发表评论《作文岂能“爆破”？》指出：“郑北京先 生，‘异想天开’，在他那里‘作文’居然是可以‘爆破’的”； “鲁迅先生早就说过，那些讲述‘速成’的‘作文作法’和‘文坛登 龙术’的书籍，都是一文不值的垃圾。读着郑北京先生打出的‘暑期 作文班’的广告，我在一笑之余，又感到十分愤怒：用一堆垃圾来骗 取孩子（其实是家长）的钱，这样的行为比起当街明火执仗的抢劫来 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其行为之恶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郑 北京先生的小把戏，趁早可以休矣。郑北京固然可恶，刊登广告的北 京某报等媒体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这难道不是公然刊登虚假广 告吗？”评论最后还尖锐地指出：“这个世界上没有最恶劣的事情， 只有更恶劣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低估骗子们的丑陋。” 这样的一篇评论就成了损害名誉权的证据。结果法院判被告向原告赔 礼道歉及赔偿一万元精神抚慰金。 这两个案子从外在形式来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告抄袭，一个 是被告名誉侵权。然而只要透过这外表，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案子是 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它们在本质上是完全的一致，它们都真实地表达 出了这个时代法律背后的社会价值。 王天成诉周叶中抄袭案，那是只要认得汉字的人一读就知道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教授连同他的学生为了所谓的科研成果，也就是为了个 名，当然内中也有利，居然忽略了学术的准则，忘却了学人的良心， 走向了抄袭侵权的境地。如果说这事没有被王天成先生发现并揭露出 来前，周教授们的抄袭可能存在无意，或大意的话，那么在王天成有 凭有据的举证后，周教授们就该认识到这个过失，并主动诚恳向当事 人致歉，或解释原委。以我对王天成先生的了解，他根本不会在乎自 己的成果是否变成了别人的成果，他在乎的是这种不义的行为。如果 事前或刚发现之初周教授们主动跟王天成说明一声，解释一下其中的 原委，我想以王天成的大器根本就不会再追究。然而当天成将抄袭揭 出，对方不仅没有任何知错悔过的认识，相反仗着在体制内的优势， 动用各种公权来一味隐瞒压制抄袭的事，不让媒体报道，警告甚至于 威胁采访的记者。如此一来，抄袭反成了正义，而反抄袭却成了罪 错。这一来激起了王天成先生的义愤。他由捍卫自身学术权利的角度 来痛击中国学术的腐败，棒喝中国学人的堕落。由此而言，王天成是 学术上的打假先锋，是意在通过法律来惩治中国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之 风，以拯救中国的学术良心。 同样，余杰先生也是看到郑北京为了招揽学生的商业目的而在宣传上 用了许多让读书人看来难以接受的言辞，将一个神圣的传道授业的事 变成了赤裸裸的背离学习规律的商业炒作。这也是为了名利而不顾学 习规律与人类良心的行为。余杰由作文培训招生广告的虚假言辞联想 到中国假冒伪劣横行的社会现实，于是愤而秉笔直斥这种公然的欺骗 行径。 可以说王天成与余杰都是激于义愤，奋起打假除伪，追求真实与正 义。结果最后法院判决却都是：败诉！ 应该说这个判决在今天的中国是理所当然的，是真正体现了时代价值 趋向的。在一个法律公然宣称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为目的的社会，除 了法律自身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写照，同时司法裁判也肯定体现着那个 时代统治阶级的价值趋向。从王天成与余杰败诉案，我们可以清楚地 解读出：这个社会倡导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追名，可以厚颜无耻地逐 利，但不可以求真，不可以务实；谎言、虚假可以公行，但事实、真 相不能获准；可以在经济发展的大旗下，在鼓励先富的口号中，披上 一点伪装高尚的学术盗窃、欺骗、掠夺都不是罪，并且是受法律保护 的，而相反那种追求真相，倡导责任，抵制伪诈的做法却是为法律所 不容的。这就是今天“王周案”与“郑余案”所反映的真实的社会价 值，也即是统治者这么多年来通过各种途径所刻意要灌输给国民的价 值意识。 这是一种真实的残酷，是我们无可违避的现实！面对“王周”与“郑 余”案，我只有沉痛！ （2006-07-27于北京）

首发民主论坛

“四人帮”被抓后，1976年10月21日，郭沫若发表了《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大快人心事，楸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最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而就在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郭沫若还写有一阕《水调歌头  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随后，郭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文革”前夕。毛泽东请章士钊、程潜、金岳霖等湖南同乡吃了一顿饭。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说：“西邻责言勿理也。”金听后愣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有一天金岳霖到陈寅恪家，遇有一个学生来找陈，问一个材料。陈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金听后大为倾倒，说：“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

林宰平曾对金岳霖说：“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很快。”

李慎之说：“季（羡林）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

某年，钱理群当选为“十佳教师”，不久，收到一个学生的信，信中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您呢？是因为我们觉得您很可爱。”钱对这个评价非常满意，“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作为‘代表’，一作为‘代表’他就完了，我代表不了任何人，我就是钱理群，说我可爱我就很满意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开玩笑说：如果我死了，就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是个可爱的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低的评价。”

毛曾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蒋介石撵到几个海岛上，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56年4月25日，胡风事件刚过，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谈到“顶级反革命分子”时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2页）

1945年10月8日，胡风前往重庆九龙坡机场欢送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回延安的，这已是几天里他们的第三次见面了，但交情难说深厚。在欢送的人群中，虽然胡风“被徐冰从背后往前推了一下，但仍然没好意思走上前去握手”。（《胡风自传》）

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受“胡风案”牵连而被捕的教授、专家、学者无数，但正式判刑的只有三人：胡风本人被判有期徒刑14年（1969年又改判无期徒刑，收监关押）；阿垅被判12年；贾植芳被判12年。

1955年5月25日，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有700多人参加的斗争“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翻译家、美学家吕荧只身一人登台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是反……”，话未容说完，就被扯下了台。

钱锺书看到刚公布的“胡风案”第二批材料后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

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中，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这事我们不能管。”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

毛泽东论孔：“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在回函中说：“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汤一介、周一良、魏建功是“梁效”最初的骨干成员，以后又补充进林庚等人。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梁效”共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文章，所发的文章经常刊登在头版头条，当时社会上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光未然《黄河大合唱》原稿是“风在吼，驴在叫，黄河在咆哮……”据说当年马匹都入伍打仗去了，只有驴在山道上奔波。贺敬之看了初稿之后，认为“驴的形象稍逊雅观”，建议将“驴在叫”改为“马在叫”。

在台湾“美丽岛事件”（台湾民主进程的标志性运动）中，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范曾与黄永玉积怨颇深。某次，范与友人在北京饭店吃饭，碰巧邻桌就是黄永玉、黄永厚、梅溪三人。酒席间，忽然黄永玉大喊：“我今天要打一个人！”但被同桌黄永厚挡住去路。范曾后来说：“其实以黄永玉之三寸丁葛树皮和嶙峋瘦骨，何待用啤酒瓶，以本人少小时学得的一、二散拳，足以使其跪地求饶。”

1937年9月平型关大捷后，毛致电林彪等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

杨尚昆曾说过：“对学部委员名单……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做院士。”（《杨尚昆日记》上册）

吴祖光在“鸣放”时说：“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旋即被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也被定为“右派”。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1943年，战事深入内地，西南联大外文系几成战地服务团。吴宓1944年1月9日日记云：“宓阅《扫荡报》副刊，联大某生撰文，（联大女生）多与美兵狎近，每次价美金二十元，名曰‘国际路线’。因之，外语系中学生亦骤增多云云。是外语系乃妓女养成所矣。何中国青年之粗犷卑劣一至于此！”

吴宓一生日记不断，足有几百万字。“文革”爆发后，吴担心自己的日记不安全，就转移到一位门生那里，随后找来一张纸，习惯性地记下了当天的日记，包括何人何时如何转移日记藏于何地。不久，吴宓果被抄家，造反派按图索骥，一举将吴宓全部日记抄回。吴宓在“牛棚”闻知此事，痛悔不已，连连顿足：“这是我一生中干的最大的一件笨事！”

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在“文革”初起时，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 千万别斗他！”陈寅恪以身后著作相托的学生蒋天枢，到广州看望老师时，每天与老师晤谈，笔录。有一天，蒋天枢去，陈氏忘记让坐，蒋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说话，不敢坐，而陈氏目盲，竟不知。

《吴宓日记》出版前，编者想请已八十多岁的钱钟书为之作序。钱氏为此写了一封信给编者，请其将此信“附入日记中”。此时钱氏才在日记里见到，几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吴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说，“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他还说，将此文附入书里，“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

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

听完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当徐志摩的妻子张幼仪知道徐真正所爱是林徽音时，对友人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

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金岳霖十几岁的时候，按照逻辑推理出中国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有问题。他发现，如果把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出逻辑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辛亥革命爆发后，金岳霖很快就剪去头上的辫子，还仿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

金岳霖28岁的时候，在《晨报&S226；副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的文章，中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

吴宓将他的罗曼蒂克写成诗，还发表出来，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等句。金岳霖看后觉得不妥，就对吴说：“您这是私事，私事就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闻言不爽，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

金岳霖晚年深居简出，毛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其时已八十多岁，就和一个蹬三轮的车夫约好，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说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金恭而敬之地在办公室呆了一上午，不无沮丧地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金岳霖晚年写回忆录，开篇一句是：“我同毛主席吃过四次饭。”

1926年，32岁的金岳霖留学回国，受聘于清华大学教授逻辑学，并受校方委托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担任系主任。当时的哲学系只有金一个教师，也只招到沈有鼎一个学生，一师一生，号称一系。

金岳霖常年戴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学生们始终不明白眼睛和帽子有何逻辑关系。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发表演讲，主讲小说与哲学的关系，讲到最后，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答：《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

1955年，林徽因去世，金岳霖异常痛苦。在林徽因的葬礼上，金岳霖和一个朋友送上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来自林徽因一首诗中的名句：“你是人间四月天”。

林徽因去世后，有一年，金岳霖要在北京饭店请客，邀请许多老朋友参加。朋友们接到通知，都不知老金为何要请客。到了之后，宾主入座，金岳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冯友兰给金岳霖的《论道》和《知识论》下的评语是：“道超青牛，论高白马。”（青牛指老子，白马指公孙龙）

蒋廷黻晚年，故交李济曾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反问道：“济之，现在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北平陷落后，某日，陈垣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望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沉默不语，片刻，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热泪盈眶。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叶企孙是哈佛大学博士，归国后，他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并长期掌舵。他当年延聘的教师熊庆来、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吴有训等，物理系学生王淦昌、赵九章、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等，理学院其他系学生陈省身、华罗庚、袁翰青等，不下六七十人，几乎都成为国内外科技界的精英和科学院院士。清华教授曾昭奋赞叹此为“神话般的成绩”。

在耶鲁时，李赋宁曾和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同学王佐良、许国璋，以及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周珏良通信，相约共同回国执教，“我教中世纪，佐良教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国璋教18世纪，珏良教19世纪”。有人赞叹曰：“这就是绝配！”

1981年，蒋天枢编辑校订的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出版，并附录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收，他认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

张元济当年应朋友之邀，为英国化妆品HazelineSnow翻译中文名称，译为“夏士莲雪花膏”，可谓“信、达、雅”，沿用至今。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罗念生几乎翻译了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全部传世作品，每晚，老人伏案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引起孩子们的好奇。有一次，他们联合起来，向里面大声齐呼“书呆子，书呆子”，老人才离开书桌，笑着向孩子们招手。老人耳背，怕有人敲门自己听不见，于是在门上贴了张纸条：“有事请敲窗户。”

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年近百岁，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某日，胡愈之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后，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书题：“惟公马首是瞻”。

1950年6月，曹聚仁赴港之前一个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说中说：“一块砖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曹聚仁读后，感触很深，他写道：“……像我这样离开了齿轮的地位，到自由主义的圈子中来，对于我以后的命运，关系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样眷怀反顾，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终于成行了，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的梅汝璈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曾昭抡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北大。曾怪癖很多，某次，有人看到他站在沙滩红楼前，对着一根电线杆子有说有笑地谈论化学问题，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还有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他忙于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回到家里，保姆甚至不知道他是主人，把他当客人招待，见他到了晚上还不走，觉得奇怪极了。

1950年9月，张伯苓回到故乡，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席位。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神情颓丧，叹息不已。

王瑶颇慕魏晋风度，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曾为《清华纪念刊》写过一篇“自我介绍”，在朋友、弟子圈中传诵一时：“……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杨晦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领导者之一，但他对此“光荣历史”始终沉默着。他的一个学生黄修己说：“只凭他是‘五四’运动中带头跳进赵家楼的健将，而又绝口不提当年勇，就够我们佩服一辈子了。”从1950年直到“文革”，作为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系主任，杨晦留给中文系的还有一句流传广泛，并影响深刻的“名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在我出狱5天之后的2003年5月22日，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专访。我当时的想法一是要说真话，二是要挑战“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恶法。2005年11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专访内容整理成文。2006年7月，我对文稿进行了最后的订正和润色，并首发于《独立中文网站》。

谷：听众朋友，很高兴又在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与你们在空中相会了，我是谷季柔。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于今年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他在1999年参加了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后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4年。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博士生，因为担任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常委而被关进秦城监狱1年零5个月。出狱后，成为自由撰稿人，经常公开发表传播民主理念的文章。《不同的声音》曾经在1997年对江棋生先生进行了专访，在与他的对谈中，我和听众都强烈地感受到了强权之下他开朗、豁达的心态。那么1999年再次入狱，是否使他的价值观，使他的心志有所改变呢？如今他重获自由，我们请他谈谈他的狱中经历和个人感受，现在就请听江棋生先生不同的声音。

谷：江棋生先生，我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采访你了。你才刚刚获释有几天？

江：5天。

谷：才5天啊！能不能先请你说一下这5天的情况？

江：5天中就是忙，很忙。各地的朋友通过电话问候我和我的家人，我也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的岳父母，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平均下来，一天要花6、7小时呆在电话机旁，说得夸张一点，真是比坐牢还累，但心情是绝对的好。

谷：你的获释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台里的同事心情也特别的好。你这一次是被监禁了4年，是吗？

江：整整4年。

谷：这次比上次天安门事件后坐牢坐得更久？

江：上次是1年零5个月。

谷：啊，天安门事件这么大的事情只坐了1年半牢。那么这次，怎么坐了整整4年？比较这两次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

江：应当说上一次坐牢，我的思想准备还不够；这一次我对坐这个牢，思想准备是比较足的。上一次他们并没有判我刑，而这一次我经历了全过程，先后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打交道，最后经过一审、二审，进入监狱，完整地度过了这么4年的刑期。心态方面，我想大概差不多，是一种不想坐牢，尤其不想往里撞的心态；但是，如果轮到我了，如果非要强加于我，则我不逃不躲，坐就坐呗。

谷：1989年时，你是作为天安门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而被关的？

江：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意作自我检查，尤其不愿意揭发别人。是这么两个原因，他们非要把我投入监狱。

谷：而且那是充满神秘和恐惧的秦城监狱。

江：秦城监狱是中国的第一监狱嘛。

谷：还不是容易进去的呢。

江：不太容易。

谷：那这次你只不过是因为参加了纪念活动，纪念六四10周年，结果居然被判了4年刑。判刑的轻重，你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江：我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说真话。但是说真话也不是一定会被关进去，现在中国的报纸上，中国的各个地方，很多中国人都在说真话，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如果把他们都抓起来的话，那么把全中国的学校都变成监狱也关不下啊！然而，为什么我说了真话就惹祸上身了呢？我跟那些说真话的中国人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之处在于，我偏偏说些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说到他的痛处了，那么官方就难受了。难受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胆量大一点儿，跟国际稍稍接点轨，承认言者无罪嘛。你不能光是经济上接轨啊，是不是？人权上也要接轨呀，人性上要接轨啊。而且，我这个纪念六四的倡议是很通情达理的，我只是叫大伙儿呆在屋里，点一根蜡烛，默默地悼念一下。我是充分体谅民众的心理和当局的容忍度的。结果当局还是不行，理念上过不了坎，雅量、胆量也都差劲，于是就抓我、判我了。那么，我为什么被判了4年呢？按说我做的事，跟1989年做的事相比，应该是小得多。但1999年时，像我这样的人，相对来说又少得多。这么一比较呢，他们就不能容忍了。而且我可以跟你说一下，我这个人很有点幼稚，政治上不怎么样。我当时还这么想，这儿还有些比我更激进，不仅冲击言禁而且冲击党禁即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一些人，当局也没有下手抓。我心想，当局要恨，也一下子恨不到我头上来。我还有这样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当然，我不会躲，也不会逃。你非要记恨我，我就认了；说真话是我的底线，为了痛痛快快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就是再坐一回牢，我也认了，这个牢我还能坐得起吧，就是这样。

谷：那你现在能不能描述一下这四年牢狱中的情形？

江：四年是这样度过的。将近有两年，我被关在北京市看守所里头。这两年中间，我跟家人不能见面，跟外界无法接触（除了后来我见了律师），也不能向外写信，整个就被密封在看守所里头。这个北京市看守所也叫七处，我是在1999年5月19号被关进去的。到2001年3月30号，我从看守所转到了遣送处那个地方，呆了50多天。最后在2001年5月22号，我到了北京市第二监狱，一直呆到2003年5月17日。这四年就这么分成三段，到了三个地方。自到遣送处和第二监狱后，由于判决已经完成，每个月章虹就能来看望我一次，我每个月也能向外发一封信，于是就有了跟家人、外界这么一条窄窄的沟通渠道，一条完全透明、不能有半点隐私的沟通渠道。

谷：你在牢狱中，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有没有受到虐待、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江：我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待遇呢？在政府嘴里，是不承认你是什么政治犯、良心犯的。他冠冕堂皇地说他从不搞政治迫害，全是法院按《刑法》判的。这样，在看守所里，就全是犯罪嫌疑人；判完以后，就全是刑事犯。但事实上，在内部掌握的条例上，当局把我们这种人决不会当一般刑事犯看待。官司打完后，他叫我们是特管犯，也就是要施以特别管理的犯人；从条例上看，各方面都明显的更为苛严。要说虐待，要说不公平的待遇，应该这么去看。但我不能说，他在条例之外再故意额外地虐待我，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谷：你具体地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形。

江：这么跟你说吧，就人身自由被剥夺而言，我跟一般的刑事犯罪嫌疑人或刑事犯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被剥夺了。但由于我是特管犯，对我就监管得更严厉。比如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我被规定一般不准走出监区，我的通信、书籍受到特别仔细的检查，我所在的监室经常被放大定格在监控器屏幕上，狱方还暗中指定刑事犯为我写“起居注”，每个月按最低标准购买日用品和副食品，更不能与家属在接见日进监狱餐厅共进午餐。此外，我家里送来的球鞋也被扣下不给我。狱警对我说，不是“担心你越狱，而是按规定不能给你这个待遇”。因此我在打乒乓球或打篮球时，都只能问刑事犯们借球鞋穿。不过，和一般的刑事犯或刑事犯罪嫌疑人相比，我也有比他们更自在的地方，比如在北京市看守所里，我与其他人就有这么一个重要区别：他们一进去还得服从两条额外的规定，一条是你走出监号被提审或被管教找去谈话时，必须双手抱头，不得抬头。第二条是要背诵《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对这两条，我是从不理睬的。

谷：你是不理他们，还是他们不这么要求你？

江：他们要求我，但我就是不理他们，还据理反驳——我说我不仅无罪，而且无错，抱什么头！我告诉他们，我不能自侮，我必须捍卫自己的人格。

谷：他们不对你采取什么措施？

江：我看他们底气不足，于法无据，于理无凭，对我也就没什么招。我对他们说，这个《在押人员行为规范》是有罪推定的产物，是你们十好几年以前就搞的一套东西。现在不是不搞有罪推定了么，你们怎么仍搞这一套呢？他们无言以对。

谷：你用你的理念坚强抵抗，他们对你也没有什么办法。

江：的确没什么辙。按理说，这两条他们都应该取消。就是说，你要人家抱什么头呀！犯罪嫌疑人嘛，头可以抬着嘛，对不对？人身自由失去了，抬头的自由都没有了？！以前人们常常批评共产党的“左”或“极左”，其实没有真正说到点子上。共产党的问题在于对人的自由的不尊重、不买账。

谷：你说得好！那么判了刑以后，还要那些人抱头吗？

江：判刑以后他们也好过不了，因为成犯人了嘛。而且，他们一般自己都认罪；这样，被发送到遣送处后，就更要抱头了。而我根本不抱，我从来都不抱，也从来不认罪。我在法庭上说得很清楚，我根本无罪，是迫害我的人有罪。

谷：而且你自始自终在坚持着这样的理念。

江：从被抓的当天，一直到走上法庭，我自己心里都清楚得很：我无罪，是抓我的人有罪。他们其实也用不着来问我，一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不认罪。而且他们一看我，就知道没法跟我谈。他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但在道理上，在道义上，他们都是亏欠的。他们的确说不过我，他们没道理嘛！

谷：那你就给我们描述一下你在法庭上的情形，说说你是怎样为自己辩护的。

江：在法庭上较量，我是后发制人，但我胸有成竹，坚信战胜迫害者是毫无问题的。我在刚刚被送到看守所的时候，我就对预审员说，你们搞的就是文字狱。清朝搞文字狱，现在过去100多年了，说是走向共和了，你们还搞文字狱。他们弄来弄去到11月1号开庭，结果表明，显然不是作为控方的检察院在控告我，应该说是我反过来在审他们。你们看我的辩护词和律师的辩护词就知道当时的情况了。我在法庭上很平静、很坚定地陈述我的东西，而检察官李磊森读起诉书的时候，有气无力，匆匆了事。读完后，他也没什么话可说。而莫少平律师呢，则是清晰洪亮、中气十足地表达了他的辩护意见——整个开庭过程完全是一种倒过来的审判。应当说，检察官和法官事先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当时找了一个很小的法庭，还把旁听席上的椅子大部拿走，只剩下4把，以便让历史见证人越少越好。章虹进去前，他们已经安排3个穿便衣的人坐在那里了。开庭那天，章虹一大早就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领旁听证的窗口，她排在第一个。当他们知道她要旁听我的案子时，就装模作样地对她说：旁听证已经发完了。章虹一听就火了，大声地对他们说：“我是第一个，你们发给谁了？我旁听江棋生的案子就不行？！”他们一看这人利害，虽然显得娇弱，但很有正气，他们慌了，忙问：“你是谁呀？”“我是他妻子，难道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旁听证是发完了，但我可以和审判长联系。”后来没辙，是书记员出来把章虹带进去的。如果我进去没有见到章虹，我是根本不会理睬他们的，我就会退出法庭。当局可以处心积虑地阻住任何别的亲朋好友，但为了使“公开审理”的幌子不至落个底儿掉，就只能让她进去；也因此，后来才出现了我作最后陈述时，章虹起来鼓掌的事情。

谷：章虹在法庭上竟然有这种鼓掌的表现，可见得不光是你的精神可佩，章虹的精神也非常令人敬佩。

江：我也觉得她的举动难能可贵。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被迫敢怒而不敢言，章虹这个行为就是敢怒而敢言了。敢言，就是敢于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敢于先自由起来。当然，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提前驱离法庭。

谷：你们俩真是志同道合，精神上是这样的契合。

江：这个确实可以这样说。而且我回来这几天后，她跟我说了一件事，我先前不知道的一件事。我小的时候，她在苏州读书，我在常熟读书，我们俩相距百里之遥，根本不认识。后来我们结识后，我的一些同学校友跟她说，江棋生从小在学校里，跟几百人说话，跟几千人说话，跟人辩论，是从来不用稿子的。章虹不信，以为我的同学在编瞎话抬高我，因而也就从来设有找我核实过。这一回她亲眼目睹我在法庭上，什么稿子也没有，在那儿很有条理地把该说的话说得义正词严，她算是心服口服了。她看到这么一个亲人，的确能做到有一点大义凛然的样子，这对她的心灵是有一定震撼的吧。

谷：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在法庭上的这种表现，真正使她折服。

江：（笑）这么说吧，我平常对她家人一直比较谦虚，一直藏而不露。

谷：（笑）要感谢共产党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充分表现出来。

江：（大笑）我的确感谢他们，我这个人其实根本不想扬名，他们非要整我、治我，遂使我青史留名。他们粘不溜地把我关了30天放了，不就结了嘛，我出来不就是说说真话而已嘛。但他们非要弄到法庭上去审我、判我。其实他们不太清楚，他们根本说不过我。开庭的结果是留下了一篇让人传诵的辩护词，留下了一篇用正气和真情凝成的最后陈述。这两篇东西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你看，他们不是亏了吗？

谷：反而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给你。

江：对呀！而且，如果他们当初难得糊涂一回，在开庭时敢搞现场直播的话，他们就更是亏大发了。

谷：听众朋友，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不同的声音》节目，我是谷季柔。现在为你们采访的是刚刚服满4年刑期获得释放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先生。现在请继续收听我们的访谈。

谷：那你现在谈一下，你终于恢复自由了，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预计从事些什么工作？

江：第一个想法是把4年来的这么一段亲身经历，这么一个人生道路上比较难得的过程，好好写下来。写下来后，我想出本书，题目暂定为：跨世纪的良心犯（2005年3月，书由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书名为：看守所杂记）。第二个呢，我在监狱里还意外地有了一个收获，完成了三篇物理学论文。我自己认为我得到的结果能站得住脚，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有待于经受严格的评审。你知道，我从小就有当科学家的愿望，后来只是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老大不小地上了大学后，又曾雄心勃发，想当大科学家，但以后又被另外一些政治中间很恶的因素打断了。那么我在监狱里有这么一个机会，完成了我的论文，我自然会努力使它们得以公开发表。第三个心愿，先好好检查身体，尤其是我的右眼，状况很不好。我今年50多岁，我想活到90多岁，我还想好好地活下去，看一看这个世界，看一看中国。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很热爱生活，所以我想把身体调理一下。

谷：目前就这三个最主要的愿望？

江：目前就这三个愿望。谷季柔，你也知道，太大的事情我也干不了，一件件来嘛。

谷：如果你把这三个愿望都达成了的话，其实对人类也作了不小的贡献，那我们一个个谈。最让我意外的是你写了三篇物理学论文，虽然你说你从小就想当科学家，但你读的是哲学系。

江：我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的是北京航空学院，现在叫北京航天航空大学，读的是空气动力学专业，研究飞机导弹那个东西。本科读完后，我还读了三年硕士呢。后来是他们非不让我报考博士研究生，强制中断了我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进程。于是我只得改行，去攻读科学哲学这么一个博士学位。不管怎么说，我是有物理学功底的。而且，我从1992年秋天开始，就在琢磨手中的课题；到1999年5月，已经读了许多相关文献，化了大量的心血。论文在狱中得以完成，称得上是十年磨一剑了。

谷：失敬失敬。

江：（笑）可以原谅，可以原谅。还主要是我这个人深藏不露。

谷：还真的是深藏不露。外面很少报导你是学理工的。

江：我不太愿意多说自己。

谷：那你能给我们说一下，你的物理学论文说的是什么？当然我们都是外行，你不要讲得太深，要深入浅出。

江：不讲太深，那好，就这么说吧，从小孩到大人都喜欢问这么一个问题：时间能够倒过来流吗？日子过得好的，不太希望倒过来，希望就这么一直流下去。过得不好的呢，希望时间能够倒过来流，重过一遍，或许会出来新的希望。

谷：过得好的也希望倒过来流，他可以长生不老嘛。

江：时间能不能倒流这么一个问题，不光是哲学的猜想，也不光是小孩的发问，物理学上对此也早有严格的探讨，而且在我之前，很多人都做了这件事，我也是从物理和数学上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使我感到快乐和幸福的是，我觉得我有了比较重大的突破。

谷：那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到底怎么来看时光能否倒流这个问题？

江：物理学上先前的结论是：宏观上存在时间之箭，就是说时间不能倒流；微观上，除了有一丁点儿例外，不存在时间之箭，就是说时间能够倒流。而我的看法是，微观上同样普遍地存在时间之箭，这样就把时间倒流的可能性给杜绝了。谷季柔，是不是很有点可惜？我们都无法长生不老呵！当然朋友们都说，你蹲了4年大狱怎么没有多大变化呢？我这么回答他们，时光肯定在变，只是我在监狱里很乐观，所以我就显得不那么老，无非是这个，我也挡不住时间的流逝。

谷：从物理学上，从数学上没办法让时光倒流，但你保持健康的心态的话，可以让青春永驻。

江：这话说得好，时间不能倒流，青春可以永驻。

谷：那我们说完了物理学的发现，再回到你的政治理念上。你是说了官方最不爱听的真话，所以官方对你特别头痛。你把你一贯的民主思想和民主理念向我们听众描述一下。

江：实际上我是这么想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最需要落实的是人权理念，也可以叫自由理念。比如大家都知道，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中国人很穷，所以这个口号应该还是有点道理的。但是，这个口号有个重大的问题，里面有个“让”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谷：对，主动权是操纵在他的手中。

江：这就是说，他是救世主嘛，邓小平是救世主嘛。东方红太阳升，毛泽东是救世主，邓也是一个救世主嘛，对不对？我自己体会到，中国人更应该自由起来，我在6年前就跟你说过，一部分中国人先自由起来。关键是没有那个“让”字。你让不让，我都得自由起来。那么这一部分中国人都是谁呢？我认为这一部分人中间就有我。别人胆子小一点，各种考虑多一点，我都不怪他们，我自己先走一步。这是我的良心告诉我的，你共产党让不让，我不管那一套。自由中间有很多自由，那么先把言论自由搞起来，先把说真话的自由行使起来。你看，我做的不过就是这么一点儿，就在说真话的这一点上，而他们就受不了了。我真是有点儿弄不明白，这些共产党人何以是这样的心胸狭窄，何以是这样的忌恨自由，何以是这样的钟爱他们已经抢到手的特权！如果将世界上的共产党排一下队的话，他们也就比朝鲜、古巴的稍稍好些。他们远远不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与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相比，差得就更远了。

谷：你可以用这个很豁达的心态去和共产党对抗，去争取你说真话的自由。但你怎样把你所争取到的说真话的自由，扩大到一般的老百姓和比较没有胆量的人？

江：我怎么扩大呢？我想首先要说清一个道理：我这么做，第一并不是为了老百姓，并不是为民请命，第一是为了我自己，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么做嘛。要是你有了真话，老憋在肚子里，说得不好听一点的话，可能要憋出什么癌症来。即使你幸运地很高寿，但就你活这一辈子，跟那个猪相比，也高不到那里去，活个80岁、100岁意思也不大。你得把真话说出来，这才像个人——这个道理很朴素，我相信它能打动人。其次是我率先这么做了以后，我想会给别人有点启发，有点鼓舞。最后是跟大伙儿说清楚，你不要像我这样冒太大的风险，你先把你能说的真话说点儿，再说点儿，胆子不就慢慢变大了嘛，是不是？

谷：其实每个老百姓都能像你这样，一点一点做起，这个政府就很难控制了。

江：这么做，就是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一步步从老百姓变为公民，一步步使官方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而且，政府本来就不该控制言论，不该搞言禁。控制不了就撒手，他省心了，而且对中国也很好呀。

谷：说得非常好。

江：我在监狱里有个说真话的小故事，我跟你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一到监狱里，刑事犯们都比较尊敬我，当然，也有人看到我有些锋芒毕露，会善意地劝说我。他们说：人呢，只能适应环境，不能改变环境。这句老话在中国人中间可听得多了；在稍有阅历的中国人心中，它几乎就是至理名言。我就跟他们说，你这句话恐怕有问题，你改变不了环境，你能否改变自己呀？他说，这个有可能。我说，你有点儿改变自己的话，那么，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环境的一部分呢？他说是。我接着往下引：那么，在别人眼里，你是不是就起到了改变环境的作用了？他说：对呀，你看我这个猪脑袋！这个“改变自己就是改变环境”的道理被我悟出来后，我在说服别人去接受它时，几乎屡试不爽。我一步步引他们上钩，他们后来是真服了。服了这个道理，不管你是胆大还是胆小，你在把握自己的命运上，就会主动些，就会更有所作为了。这个小故事也说明，我们不仅要说真话，而且还要努力把真话说好，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给识破了，给澄清了。

谷：你毕竟是学哲学的，你讲的故事都比较有哲理。

江：（笑）哲学学得一般，还是物理学得好些。

谷：那你离开牢狱了，能否谈一下对中国大环境的看法。很明显，这4年中，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些变化。你能否描述一下，你对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你认为会怎么走？你认为希望是什么？

江：谷季柔，这个我得跟你说实话，问题很好，但问我还有点儿太早。你知道我才出来5天，这5天之内我还忙于打电话接电话，我很想说说这个问题，但我觉得，我现在说不好这个问题。

谷：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

江：你想嘛，我头脑再灵也不行呀，我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还要好好读点东西，恶补一下。这四年中肯定出了不少好文章，不少好书嘛。

谷：换句话说，你在牢里与外界还是比较隔绝的。

江：真是如此。里面只能知道些最基本的东西，别的东西，我什么都不知道，包括你们这个《不同的声音》，你们这些说真话的好电台。官方不让老百姓听到的，我也听不到。监狱里不让有收音机，监狱里不可能让你上网，他们提供的，也就是部分官方出版物。

谷：其实你刚才说到，大家都来说真话的话，对环境自然而然地会有影响。比如，我们电台开通了很多热线，如我主持的是老百姓声音的热线，有些老百姓很勇敢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确实中国老百姓可能已经受你的启发了。

江：不是受我的启发，最多或许有那么一丁点儿。我想主要还是靠人性。谁愿意把真话老憋在肚子里呀？老说违心话，那多窝囊啊？活得多没劲啊？还是人性在起作用。

谷：说真话应该是人的基本要求。

江：说白了，说真话要有勇气，其实是咱们中国的悲哀。说真话应该是每个人起码的权利，说真话应该免于恐惧。这种国情说明咱们中国在这一条上还很落后。

谷：必须要这么大的勇气才能说真话。

江：说真话还需要勇气？！ 这在民主国家是标准的笑话，而在中国却是严酷的现实。在我看来，真正要点勇气的，不应当是说真话，而应当是像炒股这类事。中国股市不看好，但那么多的股民冲进去，我倒是很佩服这些股民，我江棋生不敢。中国的股市，你不能说它是牛市，也不能说它是熊市，搞不清楚它是什么市。以前说是“朱”市，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市了。正如非典来了，搞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玩意儿。

谷：谈到非典，正好和说真话很有关系。

江：的确很有关系。一开始不说真话，后来事情就闹大了。一开始是天灾，不说真话后，人祸就进来了，搞得这么狼狈。但愿他们从这一次非典事件开始，就从制度上确立说真话这一条，不要搞临时的，过了非典他又老毛病复发了。我看出来，政府的老毛病根子很深，很难改。就说刚刚出事的潜艇，潜艇那个事就又犯老毛病了。你潜艇失事了，你就应该如实告诉老百姓，把与军事机密无关的事都告诉老百姓，这不行吗？俄罗斯的潜艇失事了，你电视里天天播。你自己的潜艇失事了，就只播一丁点儿。我看老毛病还没有改。

谷：对啊！中国政府也要学习说真话，也要拿出说真话的勇气来。

江：没错！他们必须对人民说真话，必须向人民具结悔过，痛改说假话的恶习。如果他们死不改悔，人民就有权使他们混不下去。

谷：今天你重获自由了，你是不是也要通过我们的电波再和朋友说几句话呢？

江：我很高兴再说几句。我在出狱的时候，曾经写过一份保证书，题目叫：一生说真话。保证书的最后有这么几句话，我想说给听众朋友们听，那几句话完全代表了我的心声。我是这么写的：悠忽间，1460个日日夜夜就要逝去，冤狱将尽矣。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与我同甘苦共患难的骨肉亲人；此时此刻，我深深感念所有那些理解我、关心我、声援我、帮助我的人类同胞；此时此刻，我诚挚地祝愿从我儿子一代开始，将再不会有国人因为说真话而被投入监狱；此时此刻，我愿对天发誓、以明心迹：此去别无求，一生说真话。

谷：写得非常感人。我记得上次你接受采访时，你曾高歌一曲《涛声依旧》，现在你还很爱唱歌跳舞吗？

江：（笑）现在身子骨比较虚，跳不动，也没有时间。而且非典期间，歌厅舞厅都关了，去了也没门啊！

谷：不过，你开朗的心境我听得出来还仍然保持着。

江：这个是没得说的。我在监狱里，也是这么哈哈大笑的。我觉得自己这么说话的口气和透出来的心境，其实和四年前没什么两样。

谷：经过这么多年的牢狱之灾，还能保持这种开朗的笑声，是非常的不容易。

江：在此， 我也想顺便鼓励一下那些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的人：与其乐观，不如悲观。

谷：与其悲观，不如乐观。

江：对！对！哈哈！真是，我以为采访结束了，就得意起来了，得意忘形必有一失。我纠正一下：与其悲观，不如乐观。我在监狱里对那些刑事犯也这么说，他们判了20年，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无期，我都这么劝他们，与其悲观，不如乐观。我在监狱里对自己说，一定要过好每一天；到了2003年1 月1号，我要求自己过好每一小时。但他们那些刑事犯呢，很难做到这一条。但我总是劝他们：老自己折磨自己与事无补，没什么意思；老哭丧着脸，把环境都给弄糟了。

谷：那好，让我们在这句话中，记取你的开朗心境，谢谢你！

江：请你把我刚才说错的，不要抹掉，把我的自我批评也放进去，也不要抹掉，不要学共产党那一套，老是文过饰非。

谷：好的，谢谢你！再见。听众朋友，刚才为你采访的是于5月17号刚刚刑满获释的北京著名异议人士江棋生，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这是由谷季柔采访、制作、主持的。谢谢你收听《不同的声音》，下次再见！

2006年7月29日于

北京家中

2006年7月17日河北唐山，工作人员将地震遇难者的名字刻在抗震纪念墙上。(Getty Images)

今天(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年祭日。当年地震发生后，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死亡人数，而官方的24万死亡人数是3年后才披露出来的。唐山作家张庆洲先生今年初出版的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世录》，揭开了唐山大地震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但被中共列为禁书。

著名政论家胡平先生、著名作家郑义先生今天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唐山大地震的灾难本不至于那么惨烈。中共在这次灾难中犯下两桩大罪：封锁新闻和拒绝外援。如果公开事实真相并接受外国援助，那可以挽救更多生命，更早结束苦难。

郑义先生指出，每一个生命都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中共在巨大的灾难中表现得非常没有人性、非常残忍。因为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鼓吹自力更生，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拒绝外国善意的援助，使那么多生命遭受损失，这个罪行是不可饶恕的。

他认为，30年以后的今天，中共根本没有吸取当年的教训。说真话要想一想，而说假话是张口即来，已经成习惯了。类似的恶劣行径在现实中不仅重演而且尤甚，比在极盛时期的共产党还要坏，因为垂死挣扎的时候总是最坏的时候。

200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日，唐山市民游客自发向纪念墙献花，悼念30年前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Getty Images)

亲人遇难

在唐山地震中，胡平先生的二舅、二舅妈及其小儿子，一家三口不幸遇难。

胡平说，当时的房子非常简陋，绝大多数都是平房，墙很厚，都是用石灰、泥土、煤渣、石头之类的混在一起建造的，房顶有一尺多厚，所以砸下来是非常要命的。

震后第二天，官方媒体有一个很简单的报导，当时我在四川成都，看到消息非常担心，那时一般人没有电话，我只得跑到成都市邮电总局发电报，但是人挤得满满的，排很长队最终发了一个电报，但一直没有任何回音，不知二舅一家是死是活。

那几天，中共的报导很简略，就是一行字，然后马上大书特书党中央、毛主席怎么样关怀灾民，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等等，但是对于具体灾情、伤亡程度以及灾民的实际困难等等都只字不提。

当时心急如焚的我看到官方“形势一片大好”的报导，非常生气。

后来知道消息是通过二舅的大儿子，他当时在北京工作，闻讯后赶去了解情况，然后写信告诉我们。

但是对于地震的具体情况，最先是从当时在美国的四舅那里知道的，因为地震一发生，西方媒体马上报导。四舅在信中提到是8.2级地震，而中共官方报的却是7.8级。

救援缓慢

胡平说，后来听当时住在唐山郊区的几个幸存的表哥表妹讲，整个救援工作非常滞后。解放军是震后一两天才去的。而且重建工作也很缓慢。

三年之后我到北大念书，冬天我去唐山看望他们，那里还是一片废墟，他们都住在临时搭起来的简陋房子里，屋里屋外一样冷，屋里的水都是结冰的。

很多地方都还是一大堆废墟堆在那儿，有的被砸死的人还埋在底下。

三年多了，还是那个样子。

隐瞒灾情

郑义指出，中共封锁新闻是它的老毛病。唐山地震的惨烈情况，我们是多少年后才知道的。中共不是帮助人民知道所遭受的灾难以更好的解决困境，而是想尽办法隐瞒事实真相。

如果当时海内外的人们对这个灾情了解得更多，那么对于及时援救肯定会有很多好处。

他指出，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所有对他不利的，甚至对他没有什么不利的，他们都一概封锁。唐山地震本来是一个自然灾害，它照样隐瞒。

它已经形成习惯了：说真话要想一想，而说假话是张口即来。任何事情，共产党都要想一想怎么编个谎话对它最为有利，它们的信用已经丧失尽了。

胡平认为，对于中共来说，垄断信息、不让人们了解情况是它们的基本原则。因此处理具体问题时都是宁左勿右，哪怕是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的消息也要封锁。

不能公布的必定不公布，可公布的可不公布的他也不公布。这已经成了它们的一种思维定势。

拒绝外援

郑义指出，地震之初的抢救时间尤为宝贵。任何一个政府都应该首先考虑受难者，考虑如何减轻他们的痛苦，如何使伤亡程度降至最低，这是他们的基本责任。但是中共出于它们的意识形态而不顾人民的安危，鼓吹自力更生，拒绝其它国家的援助。这是很大的罪过。

当时中共在中国人民心中塑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搞得好像中共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几个朋友，而其它国家都是“帝修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中共欺骗老百姓说，“帝修反”要包围我们，全世界都敌视我们，因为我们革命，因为我们太好了。

因此在唐山地震后，它们对人民说：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有困难不求这些“帝修反”，他们从来都是看我们笑话的。用这种理论煽动一些人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当时的中国民众根本不知道世界的真实面貌。

其实，像唐山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而是整个人类的。别的国家来救援，不是说要救你们共产党，或者是救哪一派政治力量，他们是把你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作为兄弟姐妹来救援的，这是人类最基础、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情感，而当时共产党煽动起那么一种民族主义的狂热，连这么一种善意的援助都要拒绝。

胡平认为，中共从来都是什么好事都要抓住往自己身上揽，为自己涂脂抹粉。如果它当时接受外援，好像功劳就被别人抢去了一样。人家成天喊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打开东西一看根本不是毛主席和共产党送的，那他们就觉得没面子，所以就拒绝外援。

拒绝援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让外国人进来。因为当时中共吹得一塌糊涂，说什么中国人民生活得多么幸福。如果外国人到灾区一看，虽然是闹了灾，但是人家一看就能看出来，原来中国人民生活得这么差劲，居住条件如此恶劣，设备如此简陋。就漏馅了，所以它要掩盖。

这种做法肯定给灾区人民延长了恢复的时间，加重了他们的苦难。如果能及时抢救，并接受外援，对灾区人民尽早摆脱苦难会很有帮助。

教训依旧

30年前惨烈的灾难，中共现在吸取了其中的教训吗？

郑义认为， 哪有什么教训？中共根本没有吸取什么教训。严控新闻、隐瞒真相在现实生活中还在不断上演。有很多事情本来是一个小灾难，如果及时报导并处理了，可能就是一个局部的灾难。中共隐瞒消息，让灾难扩大，等实在捂不住了，抢救不了了，才跟着报，已经晚了，那是对人民的一种犯罪。

胡平表示，在中共一党专制统治之下，媒体都是当局掌控，从SARS事件、河南爱滋病村事件、禽流感、松花江水污染、三峡工程的危情、各个地区的矿难……一直到上周的云南地震，官方都没有如实报导。

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共产党在唐山地震中所表现的罪行还是会不断发生。

郑义指出，中共在宣传方面的控制变得越发的有意识、有组织，而且更加严厉，过去是撤主编，现在把整个报社都撤了。最近又出台了一个什么《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这是极为荒唐的。不知道是什么意识形态的遗老遗少们在这个时代还干这种事情，我实在是不能理解。

现在的共产党比在极盛时期的共产党还要坏，垂死挣扎的时候总是最坏的时候。

自由难禁

郑义指出，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想封锁消息也很难，全国大小媒体都可以不报，但是就有老百姓拿着相机、摄像机，到现场拍，然后放到网上，到处流传，过几天，全国都知道了。

现在中国人听外电、突破封锁看国外的网站，也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还有那么多人每天出入大陆，因此中共想退回过去那种闭关自守、思想禁锢的愚民政策时代，是做不到的。

你共产党不报，除了证明你们自己心里有鬼，那还能证明什么呢？

最后就成了它哪天如果真要说了一句真话，也没人相信了。其实是在损害自己。中共官方的媒体现在谁还相信哪？！

首发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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