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刘晓波

【2006年7月27日狱委讯】为了生存——保住这块日渐珍贵的民间网络空间——“世纪中国网站”曾经数次忍受过网管的强暴威胁。她只能不断地加强自律，不断地缩小打擦边球的范围。我相信，她已经尝试过各种抗争方式，也无奈地接受过所有可能的妥协，然而，即便自律了、妥协了，仍然被老大哥认定为“阳奉阴违”，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 创办于2000年7月20日的“世纪中国网站”，秉承“自由,独立,民主,包容,理性“之精神,经过六年时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长为大陆中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网站。该网站几乎汇集了大陆知识界的左中右的代表性人物，为扩展大陆网络上民间言论空间和推动政治文明作出过独特贡献。 特别是自2004年以来，意识形态严控让民间网站一个个倒下，民间网络空间急遽萎缩，越来越多关心时政的网民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世纪中国”，我也是每天都要登陆“世纪中国”的网民之一，眼看着“卢雪松事件”怎样在这里变成著名的公共话题，凝视着她以重贴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方式为“汕尾血案”点燃烛火，感受着她对“冰点事件”的那种欲言又止的无奈，聆听着网民们为盲人维权者陈光诚发出的呐喊，浏览着网民们对“周叶中案”、“奥美定案”和“钟南山事件”的争论，关注着著名新左扬帆等人对自由知识分子贺卫方和余杰的大批判式声讨，…… 尽管我的名字和文字很难见诸于大陆网站（除了“自由中国论坛”之外），但偶尔，在“关天茶社”、“猫眼看人”和“世纪中国”，也会看到我的不那么敏感的文化类评论，但大多数情况下要删去作者的名字。所以，我会在心里抱怨“世纪中国”过于谨慎；但更多的时间里，我眼中的“世纪中国”，仿佛就站在不断扩大的民间网站墓场上，周围是越来越多的新坟，今天是“文化先锋”和“宪政论衡”的下葬，明天是“一塌糊涂”与“燕南社区”的墓碑，后天是“爱琴海”和“民主与自由”的坟头，……“世纪中国”那越来越孤独的身影，时而摇摇晃晃，时而跌倒后再爬起，时而从昏厥中苏醒，时而发出病危通告，时而奄奄一息中起死回生，……活得那么艰难、无奈、甚至屈辱！世纪中国的同仁们只能忍辱负重，挣扎地坚持着，想保住一片废墟中仅存的茅屋，为那些无家可归的网络游子提供栖身之处。 即便如此，“老大哥” 还是无法容忍。2006年7月24日，“老大哥”终于下达了秘密判决令，“世纪中国”死了，民间网站的墓地再添一座墓碑。 这与其说是政治僵化所致，不如说是内在虚弱所致，虚弱到连如此温和、理性和“自律”的“世纪中国”也不放过。正如该网站主编在“致《世纪中国》读者与论坛网友临别赠言”中所言：“在六年之中，虽然我们历经无数外人所不知的艰辛困苦，我们学习在坚持中妥协，在妥协中坚持，曾渡过了许多危机的关头。但今天，仍然劫数难逃。” 此刻，我跟着为“世纪中国”送葬的行列，在悲愤中聆听主编的临别赠言，居然没有怨天尤人，而只有感人的谢意、愧疚和骄傲：感谢网友们的“一路陪伴，……守候在这最后的时刻。”愧疚于“那些遭受不公待遇的朋友们”，“为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向诸位致歉”并请求谅解。骄傲于坚守了六年的世纪中国精神，她“在中国当代‘公共领域’的建设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不会被人遗忘的业绩。” 此刻，我在向“世纪中国”致哀，聆听斑竹风石堰的悼词，那种凛然而乐观的姿态，凸现出浩荡的民间正气和逆境中的内心明亮：“在中国的文化里，任何事物都强调要‘寿终正寝’，可我们其实一直生活在一种焦虑和恐慌中，担心它无法健康地活下去，担心它不能催生出一些我们都喜欢的价值与生活。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学堂乃至整个网站都最终无法脱离人事的干扰，记得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一篇新年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阳光打在你的脸上，阴霾留在我们的心房，不必困惑，也无须悲伤，该来的终究会来，只有心中有光，生命就有希望！”（《让我们为世纪学堂的“夭折”默哀吧》） 这是怎样的葬礼呀——心中的自由之光在歌唱，废墟上的希望支撑着生命的尊严。让我想起了海明威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网络星空下鸣响的丧钟，既是为死于网罗杀手的“世纪中国”而鸣，更是对网络杀手的天谴：强权不可能永远给扼喉者以不可战胜的力量，而终将是扼喉者的自掘坟墓。 因为，谁与言论自由为敌，谁就终将死无葬身之地！ 2006年7月26日于北京家中

【2006年7月27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记者无国界组织今天呼吁立即重开对中国知识分子最具影响力的《世纪中国》网站（http://www.cc.cn.org），以及载一些海外媒体报道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聊天论坛（http://www.lifeweek.com.cn）。《世纪中国》网站在官方要求下昨天停止了上贴文章，与此同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聊天论坛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关闭。 “在中国这个实行自我新闻审查制度的国家，这些网站允许其互联网用户自由地对敏感话题发表言论，并且得以获取在传统媒体上无法获取的新闻消息。” 记者无国界组织指出“在这个中国互联网似乎正在经历的新一波的新闻审查的时刻，我们提醒官方其宪法是写明保护言论自由的。” 《世纪中国》网站的访问者昨天在该网站上发现来自网管的一条消息：“重要通知：接管理部门的通知，世纪中国网站和系列论坛今日关闭 。” 此命令是北京的通讯管理当局24日签发的。在网站关闭前的短暂时间内，数以百计的访客得以在网站论坛上表达其愤怒和沮丧。 《世纪中国》2000年7月由是由北京中青未来社区文化发展 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设立，《世纪中国》网站表达其作为“自由，独立，民主，包容和理性”的建站宗旨。许多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包括获记者无国界颁发“2004年法兰西新闻自由奖”的刘晓波先生都在此网站上发表过从体育到政治方面的文章。论坛的讨论非常生动，使其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民主辩论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是北京的一份文化杂志。这个周刊论坛的一位经常的访客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个采访中表示，这个论坛以非常开发的方式，触及了诸如腐败问题之类的敏感政治问题。该论坛也被其访问者用来上贴来如自德国公共电台《德国之声》这类的中文服务新闻媒体的新闻。非常有可能的是，关闭该论坛也是同样来自官方的命令。 这两起最新发生的新闻审查案例，距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在6月29日宣布加强控制博客，搜索引擎和论坛聊天室后，还不到一个月。 （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发布，请以英、法文版本为准）

　　　梁实秋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独自一人完成了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浩大工程。然而几十年来，他却一直是以反动文人的面孔出现在鲁迅作品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直到80年代后期，大陆才解除出版梁实秋作品的禁令。梁实秋长期被人们所误解，与30年代他与鲁迅等人的两次著名的论争有关。
　　　　第一次是和鲁迅关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梁实秋指出鲁迅在翻译中“死译”的毛病，并在《文学有阶级性吗？》一文中称“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一个无产者假若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城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这本是千真万确的语言，却被扣上了在竭力维护资产制度和资本家利益的帽子。冯乃超撰文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在《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中说，“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家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本来是一场文学论争，最后竟成了对人格的攻击，鲁迅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由于鲁迅后来被人为地奉为了“神”，所以他的一句话就为梁实秋定了“成分”——反动文人。解放前夕他到台湾师范大学教书，他的作品在大陆遭到封杀，留在大陆的子女也受到株连，遭到迫害。
　　　　当时的左翼作家叶灵凤在《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发表了以《梁实秋》为题的小说，丑化梁实秋。并在《萌芽》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梁实秋说他是无产阶级。这真有点使人担心呢！不曾面聆梁教授的人，听我随便述点这位无产阶级的起居罢，我只说一句话，请你们拟想这位人物罢：一部汽车——翠绿的，崭新的，而且里面垫着为我们都不认识的上等的呢绒。这是梁教授每次来学校时坐的（不消说是他的了吧）。你们想这汽车是装的只什么怪物？——无产阶级，哧哧！”。其实这一切都是捏造的，梁实秋自己根本没有汽车，每天都是自己乘车前往学校的。真不明白叶灵凤这么仇视资产阶级的人的余生是怎样在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度过的。柏杨先生命名的“酱缸蛆”用在这些人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正是这些酱缸蛆任劳任怨不停地蠕动、钻搅，使真的变成假的，假的变成真的，好的成了坏的，坏的成了好的。最后真假难辨，好坏不分，整个世界被搅得混沌一片，酱缸蛆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二次论争是在1938年9月，《中央日报》迁到重庆复刊，社长程沧波聘请梁实秋担任《平明》副刊主编。梁实秋在发刊之日写了一篇《编者的话》，文中说道：“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有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编者的话》刊出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蜀报》《国民日报》《大公报》和《抗战文艺》等报刊，有十余人发表了30多篇批判所谓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文章。可以说，当时的文坛掀起了一场批判和围攻梁实秋的热潮，给梁实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39年4月1日梁实秋辞去了《平明》副刊主编职务，并发表了《梁实秋告辞》一文，说：“我以为我没有说错话”，“4个月的平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分之二是我以为‘也是好’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材料’”。
　　　　5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都将梁实秋为鼓吹“与抗战无关”论者来加以批判。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梁实秋是反革命的国家社会党党员。他在长时期中宣传美国反动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坚持反革命，咒骂革命文艺。”因为《毛泽东选集》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因而它无疑为梁实秋的“反革命”身份下了历史性结论。由此，梁实秋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完全否定的人物，他的作品成为禁止出版的反动作品。
　　　　1980年林非出版了《现代六十家散文札记》一书，对六十位现代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创作道路的发展，作了分析论述。但对两位散文大家梁实秋和周作人却只字未提，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散文》（上下册）中收录了周作人的作品，却没有梁实秋的作品。直到1986年10月13日，当时曾经历此事的柯灵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现代散文放谈——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一文，重新对此事加以审视，对当年指责梁实秋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提出否定的意见，当年的这场笔墨官司才得到了澄清。柯灵精辟地分析说：“这一席话之所以爆发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学’，要不是只眼看字，不免有曲解的嫌疑。”并说：“抗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都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这样的看法，可谓言简意赅，有理有力，令人信服。
　　　　柯灵的文章发表后，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得到了许多文学研究者的支持和赞同。柯灵的文章实际上起到了为梁实秋平反的作用。《毛泽东选集》中有关梁实秋的注释也得到了改写。1986年《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时，有关梁实秋的注释改为：“梁实秋，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
　　　　“毛选”有关梁实秋注释的修改，虽然还不是完全彻底，但也表明了政府对梁实秋作了重新评价，具有官方平反的性质。
　　　　随后，大陆出版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情书》《梁实秋文集》等作品，一个真实的梁实秋——优秀的学者，多产的作家、模范的丈夫、浪漫的才子展现在人们面前了。一时洛阳纸贵。

　　 知堂的文章很好看，恬淡真朴，信由自然。知堂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在文章上引以为傲的，很重要是这个。他反对作态的文章，喻作态的文章为演讲，听众爱听什么就大讲什么，近乎演戏。他以为他的文章不是演戏。
　　 知堂对他文章的内容很自信，他说，他文章里的话虽然琐细，但就像对着自己亲人小孩那样说话，都是觉得尚有可取之处才说出来，“识者当自知之”——多么自信的表态。
　　 张中行老先生在《负暄琐话》里，唐月梅在回忆知堂的一篇文章里，还有知堂自己在《书房一角》里，都曾说到，知堂先生一天几乎花上十个小时在文字上，这意味着什么，我想，文字生活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主要的部分了。知堂先生很喜欢趣味的事物、民俗，按道理说，那他应很喜旅游才对，就算并不，就算所谓“经济不支”，至少他会喜欢家门口四处闲逛吧？好像也并不。他隐身在书里，在书里探查这世界。他性喜活的趣味，可惜总从死的书中挖掘。不出门溜达，不知春风拂面。
　　 知堂虽说文字没甚用，是“祭器”，还就此讥刺一下他长兄，可他竟以为文字想直接改造生活，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新的眼光，观察生活的新视角，以此激发热情来改变环境，可见，冥冥中他其实比鲁迅更相信文字的力量，更相信文字是一种实体。
　　 在知堂看来，最好的文章就是人的情意能自然表达，读者好像没有隔着文字而直接看见书者的心情。其实文字只是文字，背后的内容是猜出来的。文字首先要遵循自身的规律，才能成为人表达情感的工具。 高水平的弈者能在棋艺里表达自己的个性，但这种表达首先受限于围棋自身的规律，他可以在围棋中表达勇猛、温和、睿智，但很难再表达出更细腻的情感。作文也一样，任作者水平再高，首先是文章艺术的规律在起作用，束缚一切，表达自己。举例说，知堂虽重人生的趣味，喜读霭理士，承认人生中“无非饮食男女”，可也没有写一篇小文恬淡地谈谈性交过程。这因为，很明显，这种话题在当时还是“入不得文字的”。
　　 知堂忽视了文字的编织和心灵的活动规律不是全然吻合，将文字上形成的肖像看作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认为这是造成他附敌的重要原因。他心目中的自己难以是生活中个别的人。我们惋惜曹雪芹早逝，骨子里一般都是惋惜他的红楼梦未成，逝世得太早了，而不是真为有这样一个普通人，他连粥也赊不到，子女夭折了而痛惜不已。在这意识里，好像作者的价值是优先于实际生活中的那个人的。拜伦为自己国家打战战死了，后世人都觉叹息，以为比死去一位将军还更可惜，也是同样的价值观的。知堂似也未必免俗，想想看一位大作家早早死于战祸，总是令人感到损失的，所以他决定活下来，而不像某些扎根生活的人，某个时刻感情上不爽侵略者就冲出去拼了，或誓死不从之类。既然他已决定活下来，这一点同时也就变成他和现实生活的接合点，既然已决定活下来，那当然活得舒适一点也是很可欢迎的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文学生活转入半文学半政治生活的踪迹。
　　 将文学造成的形象当成真实的自己，这是很可悲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算是擅长体验人生的了，他就着重申述处于作家状态的那个人和平日生活中的同一个人是绝不相同的两个人。知堂如果将他们混淆了，那后者在他心中就无所生根；文学上似乎“守护”一种“理念”，现实里却无特操。

　　有些人的名字，大大的超越了一个代号的功能，不提便罢，一说将出来，我们脑海中闪现的是如串珠般的词语和画面，比如：优雅夺目、时尚之巅、闪亮珍珠、镀金链子、无领套衫、滚边花呢套装、NO.5号香水、丽兹酒店……另一端是，当时世上最有权和最有名的男士，丘吉尔、达利、毕加索，最富有的男子威斯敏斯特公爵，不用再说下去了，大家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可可·香奈尔（Coco.Chanel）
　　
　　她几乎拥有了一切：与世共睹的才情，盈盈冉冉的体态、美丽精致的容貌，鲜有几个能及的财富和名声，不间断的爱情，但是，她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家”。1934的年春天我们的时装皇后，带着她的女仆入住丽兹酒店，直到1971年1月10日，88岁的她把最后一丝气息也吐在了丽兹的豪华卧室里，三十多年一直住在丽兹酒店。她曾说：“丽兹是我家”。
　　
　　丽兹酒店位于巴黎一区的旺多姆广场北侧。外观十分内敛，门脸低调，只有走进去你才知她内里的豪华精致。它于1898年由被称为“世界豪华酒店之父”的凯撒·丽兹创办，以最完美的服务，最奢华的设施、最精美的饮食和最高昂的价格享誉世界。香奈尔去逝后，酒店为了纪念这位特殊的客人，把她的长包房改名为“香奈尔套房”并一直坚持在房内喷洒“香奈尔5号香水”。知悉这个状况，我吃了不小的惊，生活中的女子，谁不想拥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房间，我们拼却红颜老，挣得些银子，不就是想能得到这样一块或大或小属于自已的地盘呢。
　　
　　我禁不住八卦兮兮的暗自替她算了回帐，如此多年的豪华酒店的住宿费用是多少？拿这些钱来买成私宅会有多少处？酒店再方便再好，我们住在里面都有种身为客的疏离感和陌生感。这种终身以酒店为家的心理，不能用常人度之，为何如此？我一时揣测万端。
　　
　　用现如今时髦的话，不管是在专业内外，我都是可可铁杆的“粉丝”，对她有着不可动摇的崇敬，很过分的喜爱她的一切。她从一贫如洗的孤儿，成为时装界的女王，永久性地创造了女性时尚的新纪元。并以自己的独立和智慧，彻底改变了时尚。
　　
　　但自从得知她没有家，就心情复杂起来，常臆想，她在月上梢头，孤灯幽寂，独自支颐时，女神一般的可可，兴许也和普通女人一样思量着往迹的怆心，空阔了悟，没着没落时，她脑中不会闪出“家”这个词吗？我想会的。
　　
　　我在信中向大哥请教这个问题，他打趣我，你这叫“咸吃萝淡操心”，我说：“这些非凡的人不就是拿来让我等凡人胡乱琢磨和揣度的嘛”。然后他说：“可可这类人总是由不同的复杂且斑驳的实质构成，在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思想、梦幻和纠缠的信息……没有一个有灵性的人不是深奥的”。
　　
　　没有能做母亲的可可，在心理上也许永远是个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女人之间的中间体，如此这般，事业上使她拥有着新鲜目光和涌流不息的创造力。生活中会有不安全感，无意中看到一篇关于箭猪的寓言故事，觉着拿来说明这种不安和审慎的距离感，颇为有趣而透彻。
　　
　　冬天，寒风凛冽，几只冻得哆哆嗦嗦的箭猪便不由靠拢，挤成一团好相互取暖；它们忘记身上有刺，彼此凑得太近就戳痛了对方，不得已只得退后散开。寒夜难耐，它们又不自觉的挪近，接着又刺痛分开。反复多次，它们终于弄明白，最好彼此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样，社会家庭把人类驱赶到一起，可是，人也是种生性多刺的东西，难以取得一致，相互排挤，彻底勾通很难。无数次吃痛后，也不得不认同箭猪的理论，咱们还是得有适中的间距，这样，不仅可互相温暖，还避免被刺中。聪明的可可·香奈尔一定是通透的知了这种箭猪团聚的道理，所以选择“请勿太靠近”这种以酒店为家的特立生活吧。也印证了她关于女人的哲学，风格，要有风格，做个有风格的女人。
　　
　　纵观历史，很多体内蕴藏巨大热量的人，都选择呆在远离人群的地方，这样，他既不会刺痛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刺中。怪道那些优秀的热烘烘的生命都向孤独处流去。

“周末号哭”作为一种缓解精神压力的方式在日本开始悄然流行。不论男女，每到周末，买上催人泪下的电影DVD或书籍，在家里边看边流泪。其中《东京塔》一书，成了畅销“哭泣小说” 之首。

据报道，《东京塔》自去年6月面世以来就始终畅销，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130万册，富士电视台还将它改编成电视剧，将于今年7月播映。该书以淡雅而又真实感人的笔触，抒发了对母亲的深切追忆。《东京塔》的人气之所以如此高涨，与其“哭泣小说”的身份密不可分。小说从“我”一点点长大，一直写到“我”目送着母亲因病去世，各种生活细节每每令人感同身受，因而赚取了读者的大把眼泪，也当之无愧地成了“哭泣小说”的首席代表。此外，眼下在日本各大书店，像《周末号哭推荐》一类的“号哭指南”也大受读者的追捧，不少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更是将书中“流泪可以缓解压力、放松大脑”的观点奉为时尚。

由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先生主编的《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初，“韩白之争”引人关注。双方均以新浪博客为平台，相互论战“80后”现象。白烨认为“80后”只是“票友”写作；韩寒则毫不客气回击道“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一时间网络上风起云涌，硝烟弥漫。虽然这场网络口水战以白烨关闭新浪博客为结尾，但很难说谁是胜利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6年6月中下旬，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一篇《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的博客又引发网络玄幻小说作家和爱好者一片口诛笔伐，事件最终结果难以预料，但想来一场新的口水大战不可避免。

接踵而来的学院派与民间派之争，以传统写作方式为平台的老学者、老作家和以网络为平台的“80后”一代、网络作家之争，不应该仅仅为好事者提供凑热闹的机会，也不应该仅仅为媒体提供无休止炒作的卖点。相反，这种争论乃至相互攻击应该让爱好写作和文学的人冷静思考：问题出在哪里？恰好，《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于今年５月出版。如果按照《文情报告》梳理的脉路，人们或许可以预测并且解释上述现象的产生及其原因。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的主编者正是“韩白之争”的主角之一白烨先生。他的思路不失传统，但亦不迂腐。抛开争论本身，也抛开争论主角和他们的簇拥者本身，《文情报告》的观点严守中立，值得采纳。

目前，文化、文学现行体制二元并立——体制内的管理以计划为主，体制外的操作以市场方式为主；文化、文学生产机制多元共存——共有的、集体的和个体的，既有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渠道，又在某些环节上相互借力，协同运作。体制的二元化和生产的多元化导致文学从业者、文学生产者趋向民间化、市场化、商业化。这与以前以意识形态为主、专业作家为主体、文学期刊为主导的总体格局显然不同——文学理念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民间作家和网络作家大量涌现、网络创作数量急剧上升。可以说，传统文学领域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

这种结构性变化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传统写作和网络写作、传统作家和 “80后”和网络作家的分离。一方面，各级作家协会和有分量的出版社及其主办的文学期刊仍牢牢联系着一大批造诣高、影响大的专业作家，集聚着最为重要的创作力量。同时，由于作协和大出版社办刊出书专业化强，运作程序相对完善，使其在书刊的出版环节亦有一定优势。另一方面，主要依靠商业化运作迅速走红的“80后”和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作者影响着广大文学青年和学生读者，在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逐渐形成虽然游离于“主流文坛”却也自成一格且拥护者众多的另一“文坛”。

《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认为，写作分离只是表面现象，其分离的背后必定有一定的观念在起作用。它分析道：“80后”对于文学的理解，包括对于生活的理解，都在带有一定青春锐意的同时，也带有受到市场经济和流行文化深重影响的偏颇与谬误。而网络写作则在博客兴盛起来之后，其有影响的作者和有影响的作品距离文学越来越远，或者成为偶像明星和他们的“粉丝”互动的私家后台，或者成为奇文与猎奇相互寻索的信息渠道。这些观念与作法显然与传统作家的观念和社会主流思想格格不入。但是，《文情报告》同时也提到，虽然“80后”和网络写作的观念可能与传统观念不符，但“主流文坛”亦没有起到应有作用。面对“80后”和网络写作日益兴旺的局面，掌握话语权的“主流文坛”对新的写作群体相当不甚了了，既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也没有形成必要的对话，更谈不上理解和相互影响。因此，传统与新锐的交锋不可避免。

值得欣喜的是，《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并非没有注意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文情报告》多次提到“80后”一代和网络作家的天赋与才气，并对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率意的表达方式予以肯定，甚至采纳了他们自成一“坛”的观点。而在对传统“主流文坛”的大事进行梳理时，《文情报告》则多次提到互联网对传统文学创作和书刊出版的影响，单辟章节叙述网络以及博客的作用。因此，相对网络上针锋相对、立场鲜明甚至脱离实际的口水大战，《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观点比较客观，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艺类
《达·芬奇密码》 丹·布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约你一起走》 李刚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追风筝的人》 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死神倒计时游戏》 鲍尔达奇 东方中心出版社
《死亡拼图》 哈兰科本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八十年代访谈录》 查建英 北京三联出版社
《伤心至死·轮回》 鬼古女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哆来咪发唆》 可爱淘 中国城市出版社
《芒果街上的小屋》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译林出版社
《呼唤》 考琳·麦卡洛 作家出版社

综合类
《温莎墓园日记》 木心 广西师大出版社
《谦君一发》 君君 薛志谦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烟斗客-时尚物语》 邓程君 宇航出版社
《有一天啊，宝宝》 蔡康永 当代世界出版社
《色眼识人》 乐嘉 文汇出版社
《岛（Vol.7)》 郭敬明 春风文艺出版社
《水浒人物之最》 马幼垣 北京三联出版社
《人性的弱点全集》 卡耐基 中国发展出版社
《细节决定健康》 张国玺 青岛出版社
《富人秀》 孙未 广西师大出版社

以上根据上海书城、季风书园销售排行整理

　上周晨报刊登的《“亿元女生”何来亿元》一文，对“亿元女生”郭妮的真相质疑引起了社会反响。在对其真相进行的进一步调查中，记者了解到一个事实：郭妮背后其实拥有一个写作团队，其已经出版的作品，基本依赖于团队写作完成，而郭妮本人仅仅只是这个写作团队的“形象代言人”而已。文学什么时候已演变成了作坊式操作？这种近似于流水线上的图书操作方式，是否预示着图书出版的新模式？对许多把郭妮视为偶像的“粉丝”们，是否意味着一种欺骗？记者昨日采访了部分业界人士，听听他们的看法。

　　郭妮中选的幕后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图书圈来说，作坊式创作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例如“雪米莉”的作坊式言情小说创作，“全庸”的流水线式武打小说创作就是先例———雪米莉、全庸都不是作者的名字，而是文学创作工坊的名字。而“亿元女生”郭妮的包装出炉，也不是原创，而是源于一场抄袭。

　　约一两年前，湖南某公司曾试图创建一个品牌团队，取名“小妮子”。主写人是几位年轻的美女作家，其中就有郭妮，但据说当时她只是一名助手。“小妮子”这一团队，先后出版了《恶魔之吻》(1-3)、《龙日一，你死定了》(1-2)等6本图书，这些书以高额赠品的新颖促销方式入市，掀起了一股“小妮子狂潮”。

　　这一狂潮自然惹人艳羡。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妮字，长得也不错的郭妮，随即被幸运地相中，策划人路金波要把她包装成一个一年能卖出500万册图书的“亿元女生”。而采用的方法，也完全承袭了之前“小妮子”品牌的操作模式，招募一个写作团队。当然这个团队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小妮子”的规模。据悉，这一因“亿万女生”而起的挖角事件，差点引起双方的一场官司。　　

　　葛红兵(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宽容对待但并不看好

　　大家有个误区，认为小说应该是由个人来创作的。但现今小说创作更加趋同于电视、电影的创作，也更加趋向类型化创作。这样的创作方式本身无可厚非，能否保证创作的质量才是关键。对于郭妮现象，我持宽容的态度，但并不看好。

　　现今已经不可能出现诸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了。小说集体创作也许是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标志。但这是两种不同的创作，不会造成冲突。

　　至于小说作坊式创作究竟是文学创作的进步还是沦落？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用道德范畴来评价，包括有人提到的对读者的欺骗。我的观点是，郭妮现象，即使她只是一个代言人、一个标签，只要读者乐意接受，她的书能够畅销，那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如果郭妮的小说只是以提供消遣休闲的轻阅读方式为目的的话，那不应该去指责她。　　

　　王立(城市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这种组合最容易被拆解

　　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开放的姿态来看待这个现象。关键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读者是看作品的。象海岩这样的畅销书作家，不是也有传闻说，背后有一个工作室吗?这个操作模式，其实不涉及道德层面，它不关乎道德，也没有对错。只要读者认这个品牌，就可以了。读者是有鉴别能力的。

　　金丽红(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批量生产会带来问题

　　这样的操作方式主要看郭妮的“粉丝”如何来认定。如果他们认定郭妮应该是一个人，那就会有受骗的感觉。出版社最好还是透明一些。

　　我觉得这种出版模式永远不会作为主流，它只是出版的一种模式，带有浓厚的商业气息。纯粹追求速度和产量，使得图书出版变成一个批量生长的过程，会带来质量问题。所以，这种模式，真的不好推测其生命力有多久。

　　郭妮：请给我一点时间证明一切

　　为了查清郭妮背后的写作团，记者上周和郭妮本人取得了联系，并就一些敏感问题做了一次电话采访。

　　记者：你的策划人路金波曾说过，你背后有一个助手团，你的作品是他们代笔的吗？对于500万册的目标，你认为依靠个人的力量能完成吗？你是否只是一个大家传说的形象大使？

　　郭妮：我不是形象大使，也不是花瓶。写作是神圣的事情，我都是自己创作的，我创作时很封闭，每天写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从去年4月开始，的确有几个助理把我的一些东西给读者看，然后拿到反馈意见，但是创作和修改都是我自己来的，没有人代笔。书的包装设计等等都是靠公司的运作，我想这个是你说的团队的帮助吧。

　　记者：你的书在半年内发行了205万册，这样的发行量很容易让人怀疑，能否透露真正的发行量？

　　郭妮：我只是一个想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的女生，我只想好好的写作，把自己的故事告诉给大家，发行量代表大家对我的肯定，真正的是多少我不清楚。

　　记者：有人说，在你已经出版书中，有很多故事与日韩作品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算抄袭还是借鉴？

　　郭妮：文学是神圣的，我的作品都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当然现在亚洲文化和学生的压力和境遇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说会有相同处，但是其实看过我作品的人知道，这样的相同处并不多。我的作品都是自己创作出的。

　　记者：按照205万册的销量，你现在身价至少有500多万了，你有没有拿到这笔钱？

　　郭妮：啊？有这么一笔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只是专心于写作，不过问别的事情，或许路金波老师比较清楚吧，这个应该是他管理的。包括税金，公司也应该会帮我交掉吧。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有那么多钱，如果我有的话我一定会把其中的一部分捐给慈善事业。

　　记者采访临近结束时，电话里突然传来了郭妮哭泣的声音。她声音哽咽地说：“我只是一个热爱写作的小姑娘，过去和将来都会一样，是个很简单的女生，希望媒体能给我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看了你们的报道后，我其实心理是有压力的，真的希望媒体朋友能够给我点时间，我会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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