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06年7月24日  紧急行动网络2006年第12号第一次补充 中国：记者李元龙因互联网上张贴文章，被控颠覆罪入狱二年；健康堪忧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抗议2006年7月13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记者李元龙二年徒刑。自2005年9月9日起，李因在互联网上张贴文章一直遭到拘押。国际笔会呼吁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李元龙以及所有仅仅因为思想表达，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遭到关押的作家。 据笔会消息，《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在互联网上发表批评当地生活水准和呼吁民主的文章后，于2005年9月9日，遭到中国西南地区贵州省安全局工作人员的拘捕。控方列举了他以笔名 “野狼”新近为在中国遭禁的美国中文网络，其中包括博讯新闻网、大纪元、议报、新世纪网所撰写的文章。据说，两篇标题为《在思想上加入美国国籍》和《生的平凡，死的可悲》被中国当局认定为特别“严重” 。2006年2月9日，李被正式指控为“煽动颠覆罪” ，并于2006年7月13日被毕节中级法院判刑。他正在上诉。李元龙以其对他家乡贵州省有关乡村贫困的报道而知名。 李现被拘押在毕节看守所，家人无法与他见面，据说，健康状况极差。  请给中国当局发出呼吁： ——抗议以“颠覆罪”拘押记者李元龙，并要求他有权与家人见面，以及任何必要的治疗。 ——根据中国已成为签约者之一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李元龙，以及所有因写作目前受到关押的作家和记者。 政府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邮政编码100032  国务院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100726 北河沿大街147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贾春旺先生  请注意：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不再使用，因而可要求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使节转寄呼吁书。  如果可能，请将呼吁书副本交你所在国的中国外交使节。  有关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的 Cathy McCann，  地址： 9/10 Charterhouse Buildings,  London EC1M 7AT UK,  电话：+44（0）2072533226  传真： +44（0） 2072535711  电子信箱：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关于真理，中国人最熟悉和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尽管已遭到了少部分人的质疑，但总的来说，它仍是中国人普遍接受和信仰的教条。在这里，我不谈实践标准的是与非，而只就“检验真理”这种意识展开思考，看看这个意识里包含了哪里东西。下面我将从两个角度、三个方面来谈谈“检验真理”意识的谬误之所在。

　　一、“检验真理”的一般性谬误

　　1．检验结果的不确定性。这包含这样两个层次的意思：检验结果为正确的未必就是正确的，而检验结果错误的未必就是错误的。

　　我们先简单分析一下“检验为正确的未必就是正确”这句话，因为它包含了这样几种事实（1）从表面的浅层的意义上正确，但从深刻的内在的意义讲未必正确；（2）从一个角度看起来正确，但从另一角度看未必正确；（3）从近期看正确，但从长远看未必正确；（4）从特殊性讲正确，但从普遍性讲未必正确。同样的道理，检验为错误的未必就是错误的。

　　而且，从个体实践的角度来讲，个人的生命、知识和智慧都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地检验下去。况且，即使检验出了是非对错，也不一定为当事者或当世的人认可。比如，经历十年检验、并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后果的文革，作为它的发起者和主持者毛泽东，至死仍不能省悟，仍然悲壮地相信自己就是正确的，并嘱托他的继任者仍要把文革继续下去。

　　2．“道可道，非常道。”可以检验的真理往往并不是真理，而是庸俗的浅薄的道理。这一点比较抽象，非俗物所能理解的。

　　在社会现实中，相信真理能够检验，或者相信真正能够通过实践检验，这是童年的幼稚和天真的想法，因为这种根本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什么是现实。在现实社会中，政治才是现实的真谛，是现实最集中的反映，是现实中的现实。这样，以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现实就决定了“权力就是真理”这一真理，因此，“检验真理”的并非什么实践，而就是强权。权力决定真理，这才是最真实的社会，才是最真实的真理，我们要“必须有勇气正视无情的真理”。

　　权力决定真理的事实最终决定了“检验真理”成为儿童的梦话。

　　3．有些真理是不可检验的。一些“物质性”的真理，比如社会生产和科学技术等理论，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检验的，而对于精神和心灵世界领域中的真理，则是不可检验的，比如，人的无意识，非理性情感，文艺作品等等。

　　就拿文艺作品来说，这既不能通过物质性的实践来检验，而且，有时也不可能通过读者的评价来检验。因为欣赏和理解一部作品，除了鉴赏者需要一定的鉴赏水平外，而鉴赏者个人的审美情趣、人生阅历、性格特点、个人偏好等也会对作品的认识和评价起着重要作用，正如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文学大师，而歌德和拖尔斯泰对于莎士比亚的评价却迥然不同，一个极力赞赏，一个却极力贬低。

　　二、“检验真理”一般性谬误之上的更大的谬误

　　1．        检验真理与追求真理

　　和真理相联系的，除了中国人偏好的“检验真理”外，还有一种意识也常常和真理相连，那就是对真理的追求，或者说“追求真理”。而“检验真理”与“追求真理”两种意识的境界是大不相同的，其高下不难判断。

　　“检验真理”，其潜意识深处体现了人们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似乎中国就是一个真理的国度，人们生活在真理之中，就等着一个个地检验了，人们所要做的事，也就是不断地对真理的检验和修复。“检验真理”意识表现了检验者的傲慢与无知，

　　关于对真理的态度，爱因斯坦说了句折服人心的话：“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再对比一下国人的“检验真理”意识（不必说他们离真理很远），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嘲讽。追求真理，需要的是怀疑与批判精神，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与尼采的“重估一切”开启了思考者的心智之门。可是，再转眼看一下中国社会中的口号（太多了，自己想），却恰恰是束缚心灵的东西，让人目不忍睹，愧不可当。中国人缺乏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勇气和意识，他们习惯倾向于相信、崇拜和盲从，他们常常迷信于圣人之言、领袖语录和上级指示。对于中国而言，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社会与民族的悲哀。

　　缺乏对真理的追求精神，缺乏怀疑精神，缺乏批判精神，而妄谈检验真理，岂不可笑？因为在这种检验下，亩产万斤也是曾受过“检验”的。

　　2．检验意识所包含的最大的危害之处

　　“检验真理”意识的形成和存在，其实暗含着两个前提：

　　第一个，那就是检验者（即检验真理的主张者）心中一个强烈的主观目标、愿望等着去实现；

　　第二个，检验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名为检验实则顽固执行，而且为了个人的、集团的利益也绝不悔改，“坚持”才是他们真正的口号）。

　　这两个前提都是错误的、危险的，因为检验者把个人当作了真理，把主观当作了客观。他们的一意孤行和固执已见给整个社会都带来了严重后果。谁都知道，朝鲜的“主体思想”给朝鲜带来什么——贫困、饥荒、愚昧和死亡，可是，朝鲜仍然按照“主体思想”的教条和谬误继续“检验”下去。而新华社记者姬新龙一篇对朝鲜饱含礼赞的文章中，有一段采访朝鲜报道局副局长李善京的话：李京善说：“金正日将军是朝鲜人民的命运，是朝鲜社会主义的命运。朝鲜人民和军队无法想象可以把自己的命运与金正日将军分开。”他强调说：“反朝势力企图以此来诋毁朝鲜中央领导，就像是想把太阳从天下摘下来一样，是极其愚蠢可笑的举动。朝鲜人民对领导人的绝对崇拜是在生活体验中形成的，绝对不会改变。”

　　呜呼，人类的灾难正在朝鲜上演，可李京善仍说出如此失去人性和愚昧至极的话，而这就是一个朝鲜官员说的话，这就是中国一位记者欣赏的话（姬未对此段话直接评价，可从其全文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对朝方的拥护和激情）！

　　因此，检验真理不过是幌子，执行他们的“真理”和既定目标才是他们的真正意图。苏联与东欧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主观意识的彻底覆灭，任何想操控社会发展的企图都必将会以失败告终。因为社会的发展不会以人的先验目标、不会以个人主观意志作为自己的路线图。想要求得社会发展的更好更快的方法，那就是少一些主观的意志，而遵循自由的法则，在天道自然的自由秩序中，实现自由的发展，进而达到不求而得的社会目标。

     自从中国结束闭关锁国状态，通过对外开放走向国际社会之后，对“接轨”与“国情”的考虑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甚至影响社会走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加入WTO之后，如何处理“接轨”与“国情”的关系，成为政策制定和体制变革中需要仔细权衡的一件事情。
    “接轨”与“国情”，彰显了我们社会生活与国际社会的差距与差异。这种差距或差异有经济社会生活发展水平方面的含义，也有制度安排方面的含义。一般地说，当人们强调“接轨”的时候，主张的是变的一面。而当人们强调国情的时候，主张的则是不变的一面，至少是变的有限性。
     现在的问题是，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要接轨？在什么样的问题上要照顾国情？我们平时接受的或是接轨或是国情的理由真的能够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得以成立吗？
     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深思甚至质疑的，显然与下面这几件事情有关：一是收取银行卡跨行查询费。收费的理由之一，就是“境外卡组织都对这一服务收取费用”，即这是一种“国际惯例”，是在与国际接轨。而在此之前，银行收取的银行卡年费、小额账户管理费等，据说也都是与国际接轨的举措；二是引起议论更多的成品油涨价。这次油价上调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系更是被表达得直截了当。中石化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即使每吨均调500元之后，国内油价仍与国际市场价格倒挂，国内、国际汽油价格仍存在300多元/吨的差距。这就为将来进一步上调油价预留了空间；三是近年来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教育收费、医疗市场化等，在论证的时候，也常常是拿与国际接轨作为理由。
    人们首先质疑的是这些接轨的项目本身。比如，针对银行的收费接轨，有人质疑，在国外，与向客户收取相应费用相配套的是优质的服务、良好的信誉以及较高的效率，这一点，国内商业银行无疑存在很大欠缺。针对油价的上涨，也有人质疑，在油价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油质却没有与国际市场接轨。如按照目前无铅汽油的国家标准，硫含量不得大于0.08%，烯烃含量不得大于35%，而国际上无铅汽油的这两项标准分别是不得大于0.02%、20%。油品质量与国际水平的较大差距，意味着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每提炼1吨成品油，生产和加工成本较国外石油化工企业为低，再加上我国劳动力成本也较低，国内石油化工企业所耗水、电、煤等价格也比国外低，实际上国内成品油的成本会更低。而且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在许多垄断性商品的价格不断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人们的收入没有也不可能与国际接轨，甚至近年来还出现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状况。
    然而更重要的是，与上述这些“接轨”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一系列在“国情特殊”理由下存在的现象。被人们广泛诟病的公车、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游这所谓“三公”现象就是与“国情”联系在一起的。
    不久前曾发生过一次关于上述费用的争论。先是《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1999年公费出国和公款吃喝三者相加总数高达9000亿元以上；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回应道，我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说法不实，初步估算约1201亿元；随后就有许多论者指出，上述“三公”的实际开销远不是用政府财政决算报表的数据可以统计出来的，全国人民为此所支付的费用，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即便是按财政部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每年费用1000多亿，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现象存在的理由。在“国情”的理由之下，似乎没有公车，公务人员就无法办公，没有公款吃喝，就办不成事，这已经成为人们默认的道理。正因为此，国库账目上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列着这些支出项目。事实上，这些以“国情特殊”的理由存在的现象，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公车还可以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公务人员收入低作为勉强搪塞的理由，但实际上这个理由也完全不能成立。而公款吃喝，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成立的理由。即使是再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务人员的收入也都经历过我们现在这样的阶段，但也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多的公车，也没有出现公务人员没有公车就无法办公的现象。就是一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也因养车不划算而用租车的方式解决接待用车问题。因此，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所谓国情特殊的含义，无非是说，过去存在的事实就是现在存在的理由。甚至主张对此进行改革的人，也无奈地主张慢慢赎买才是明智的策略。而在实际的改革进程中，国情又成为扭曲改革的理由。以公车改革为例，就是这样一辆小小的公车，到今天为止已经改了整整12年。不同的方案，不断的试点，结果公车不是越改越少，而是越改越多（采购量每年以20%递增）。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这种现象：官员们钱照拿，车还照坐，两头得利，甚至将高额的车补变为公务员变相涨工资的一种手段。
    我们在此不是要具体评价上述接轨或照顾国情的举措谁是谁非，而是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现实中，“接轨”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照顾国情又是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在“接轨”与“国情”间的选择？这种选择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就此，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在今天，“接轨”与“国情”的选择，已经开始具有一种利益关系甚至利益分配的含义。应当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初，“接轨”与“国情”的问题，主要是取决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取决于对可行性的权衡，取决于对总体利弊的考量。但在今天，“接轨”还是“国情”的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不同利益主体博弈的对象。在现实中，无论是在“接轨”还是在“国情”中，总会有强有力的利益群体的身影存在。在油价的接轨中，是超大的石油企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信用卡收费中，则是银行和银联。这些利益主体，几乎都是大型垄断集团。反过来说，用“国情”来规避变革的做法，也是与相关的利益主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公”问题之所以一直改不动，甚至变本加厉，且一改革就走样变形，也是与一个强有力的利益群体联系在一起的。
    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而这种利益博弈是在利益主体发育非常不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样就会出现这种可能性：对“接轨”与“国情”的选择，往往成为利益争夺的一种手段。与国际接轨对自己有利就实行“接轨”，尊重国情对自己有利就强调“国情”。甚至有人称，牟取利益时使用国际惯例，逃避责任时使用特色国情，这是既得利益者的利剑和盾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防止社会严重不公的办法之一，就是防止各种趋利与弊害的手段过于集中于某些个别群体或个人手中。

浙江乌镇人沈雁冰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为自己取的笔名“茅盾”真是恰到好处。这位才情天纵的文学家与另一位中共文学弄臣郭沫若一样，与极权政权纠缠了一生、暧昧了一生，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文化灾象”。

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一个商人家庭。早些年我曾到访过他的故乡，这是杭嘉湖平原上一个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镇，茅盾的童年就是在这古老秀丽的镇上度过的。这里地处太湖南岸，盛产稻米、丝绸和杭白菊，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地。

茅盾5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1907年考入乌镇高等小学3年级。他的国文成绩在4年级时已成全校之冠。在一次会试中，主考人在少年茅盾的卷子上批道：“12岁小儿，能作此文，莫谓祖国无人也！”在这样的环境中，加上乌镇交通发达，紧邻杭州与上海，造成了少年茅盾面向世界的开放心态和精致温藉的文笔风格。

他10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读完北京大学预科后无力升学，于1916 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从此开始他的文学生涯。1920 年任《小说月报》主编，同年12 月底，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把老牌的《小说月报》改造成为领一时风骚的文学重镇。此时的茅盾，还是一位纯粹的“先锋作家”。

自从1918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瘟疫开始在中国大地传播，并成为新兴知识分子的一种时尚。对于茅盾这样的新锐作家来说，自然无法幸免。何况他又是一位极度敏感，而又相当自恋的年轻人。

1920年7月，在苏共中央远东情报局的运筹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同年10月茅盾由李达、李汉俊二人介绍参加了该小组。紧接着，陈独秀南下建党，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租界一所石库门内（后搬到了茅盾故乡边上的嘉兴南湖）。此时，茅盾受到陈独秀总书记的激赏，已成为中共最早的秘密党员之一，堪称中国最老资格的党员作家！

奇怪的是，这段“显史”被中共党史、中国官方文学史和茅盾本人刻意隐瞒了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被掩掩遮遮地披露出来，那些史料的语焉不详与吞吞吐吐之态，让人怀疑其中藏着什么猫腻。

21年入党后的茅盾在党内的地位与身份，至今仍扑朔迷离。有人说这段时间他在从事情报工作，是上海滩文化界、文学界的高级特工，所以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对于这段公案，茅盾至死没有开口作辩，也许永远要成为一个谜案？

 

但是，近期有一些史料被公开发表，原来茅盾加入中共以后，白天上班编杂志，晚上开会搞政治。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合法身份和有利条件，担任了中央机要联络员，负责全国各地方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各地报告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收”这样的形式，邮寄给茅盾，或用“转陈仲甫先生台启”形式转寄党魁陈独秀。可见茅盾当时身份的特殊重要性。

一时间，商务印书馆同人还以为茅盾在十里洋场有了一名叫“钟英”的情人。他的好友兼同事郑振铎为挑明这个谜底，趁茅盾不在拆开了一封“转钟英小姐收”的信，不禁吓了一跳！原来竟是地方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是“中央”的谐音。

1925年五卅运动中，商务印书馆掀起罢工高潮，秘密党员茅盾露出水面，被推为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央委员会委员之一，同时当了罢工运动的新闻发言人，并亲自执笔草拟与商务当局谈判的复工条件。

同年，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奉命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决心清党，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可是抵达九江后，因路途阻塞未能成行，他便回到上海。这时，茅盾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而转入地下……

27年“四.一二事变”也许是个分水岭，从此文学家茅盾似乎“回归”了。9月,茅盾发表小说《幻灭》,标志着他在党内已经失宠，或者已脱离了“组织关系”。至1928年6月，他又先后完成《动摇》和《追求》，即长篇小说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茅盾又像跟蒋介石闹翻的郭沫若一样，离上海去了日本。旅居日本期间，他著述颇丰。

茅盾从日本回来已是1930年了。到上海不久，他便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过“执行书记”。“左联”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让茅盾当执行书记，是不是又被“组织”重新接纳了？至今仍存疑。我们看到的是，从此茅盾经常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此后，茅盾的人生轨迹是这样的：1937年到武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主编《文艺阵地》；1938 年冬赴新疆任新疆各族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1940 年5 月到延安；1940 年底到重庆；后又到桂林、香港，担任《大众生活》编委；1946 年底应邀赴苏联访问。

 

辉煌的顶点是1949年后，他的官衔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长、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但并不是党员。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据报道，他临终前恳切地向中共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盖棺论定，终成宿愿。这是他亲手钉入自己棺材盖上的“最后一枚钉子”。这位曾经写出过《子夜》的吾乡文人，这位著名小说家、批评家，被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视为宗师级的“文学巨匠”，竟然在与魔共舞了一辈子之后，死到临头所念念不忘的，并不是曾给他带来莫大荣誉与恩惠的文学，而是那一张早年失落的沾满几千万同胞血腥的“党票”，不亦悲乎？

2006.7.23.宁波

—–首发《民主论坛》

当我听到李云龙先生因为其言论而被判决刑罚的时候，我的头脑中出 现了这样的一个等式： 　　“四篇文章”＝“二年徒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等式呢？这一等式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具有中 国特色的政治性的，因为在我们人类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已经没有 几个国家允许这样的等式存在了。然而我们中国却有。我们伟大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却有。 有这样的等式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 国家。因为李先生发表的文章是一种言论。他因为其言论而受罚，这 意味着惩罚他的国家是不允许人们有言论自由的。 或许我这样的推论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有些粗疏推理的味道。那么， 让我们严格一些作些认真的思考吧。 现在李云龙先生因为写了四篇文章而获刑二年，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 事实，已为为世人所知的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 书所证实。李先生写了几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在大约一个多月前，我 读过网上所刊载的李先生的那四篇文章，因为时隔多日，我无法记清 李先生文章的全部内容，只知道李先生的四篇文章表达了他的一些政 见。在这些政见中显然有对当下中国执政党的批评，有些用语也比较 尖锐。但是，就因为这些李先生就应当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吗？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他有权享有联合国人权宣言 所规定的人的言论自由权；他有权依其自身独立的思考表达他的政 见；他也有权对他所认为的不正确的社会现象（包括某些执政党的政 治理念与政治行为）进行批评。何以李先生行使了他的正常的言论自 由权利就为中国政府所不容呢？对李的严厉处罚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在 禁制人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表明中国政府仍然将其置于不受批评监督 的特权者的地位上。对正当政治批评的压制一如既往地粗暴无理。 请公正的历史记住又一桩可耻的以言治罪的当代文字狱吧。滔滔的时 间长河无法洗尽那些至今仍然奉行专制政策的政府所犯下的罪行。 四篇文章二年徒刑，荒唐之极的司法，可笑可耻的数字。

首发民主论坛

作者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

中共是用谎言来欺骗中国人民，谎言是他们一直以来维持专制统治的手段，只要人人都认识到中共的欺骗伎俩，只要人人都说真话，中共的专制统治就无法维持。

2002年，就钱理群教授《说话的底线》一文，刘晓波、张耀杰、樊百华和我在香港《争鸣》、《动向》杂志发表文章展开了讨论，虽然对在专制制度的现实中国要说真话、怎样说真话、说真话底线问题和有没有说真话底线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做人要说真话。无奈的是中国的现实是不允许说真话，说真话的后果可能就是坐牢，或者受到政治迫害，正因为如此才引申出钱理群教授感慨的“说话底线”，也就此引起一场讨论。

时至今日，中国的问题依然是说真话问题。中共专制极权统治依然继续使用惯技——谎言蒙骗中国人民，或者干脆掩盖事实真相，让十三亿人民都蒙在鼓里。看起来还是奏效的，起码现在还在奏效，否则中共如何继续实施专制统治？

中国自由主义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曾在《良心与主义——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论述》中引用前苏联作家马里克的形容，指出了中国已经处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 ( 注意：绝不是法治 ) ，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李慎之指出，后极权社会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

“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是中共专制最惧怕的事情。哈维尔曾说，说真话，“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师的武装。”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在中国，重要的是人人说真话，只有说真话才是对付中共专制统治最强大的武器。

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已经成为历史，我们要拿起的是“说真话”这个强大的武器，同样可以改变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变革就是最好的明证，“颜色革命”比暴力革命成本更低，更有效，更能促进中国向民主社会平稳过渡。

戳穿中共的谎言，让中国人民更多了解事实真相，中共的专制统治也就走到了尽头。为什么中共要控制媒体？为什么中共要封锁互联网信息传播？就是怕人们知道真相；而他们则利用控制的传播渠道散布谎言，蒙蔽广大人民群众，好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那么对付中共当局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真话，就是让真话通过互联网、影视和广播传送到民众中去，甚至也传送到中共各级官员中去。一方面人民知道真相，认清中共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真话也可以瓦解共产党、分裂共产党，让中共本身发生变化，促使中共内部产生更多健康力量。

中共虽然靠谎言统治，但我们决不能同样使用谎言对付中共的谎言。用谎言对付谎言，结果只能让中共偷着乐，不仅让中共抓到攻击的把柄，让国际社会笑话，也会远离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危害极大。因此，改变中国，走向民主社会，首要的就是说真话。对中共说真话，对国际社会说真话，对中国人民说真话。要形成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孤立中共专制极权，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2006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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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社会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这是华夏民族的劣根性之一。晚近我们看到较真最普遍的景象是旧城拆迁、土地征用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出现集体较真的现象。较真的本质是维权。较真上升为维权，不光是观念上有差别，反映的是社会群体的法律认知和公民素养。

较真对应为看客的冷漠和麻木，表现为取笑、泼凉水、阻拦、说风凉话，甚至参与作恶。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他的家人和北京赴鲁的四批律师，被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跟踪、绑架、殴打、软禁。陈光诚数年来通过法律途径，反抗当地非常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百姓代言，现在当地有些百姓却反过来残害他的妻子、母亲、儿子，当地流氓政府更以莫须有罪名把他关进监牢。集体无意识骨子里是传统伦理在作怪：中庸之道，是非不分。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以为自己在智慧的生存。中国世俗文化是人情文化，缺乏理性和规则，所以自古以来人民不相信法律，宁可相信“父母官”、“青天老爷”，喜欢拦轿喊冤，喜欢上京城上访。你说中国人愚昧吗，你说官员昏庸吗？西方人有一个着名的观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让人听了直流鼻血。

看客不光是远远站着看热闹，有其内在心理逻辑。那就是怕惹火烧身，怕自己吃亏。这样的群体都表现为集体无意识。你好他好大家都好，家丑不可外扬。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单位如此，一个社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内倾心理表现为对外人和外界的戒备、紧张，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最后被暴烈的外力所吞噬。但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厚道、愚昧如此，而是背后有一套套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深深植根在华夏文化的脉络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不明说，让你去猜去悟。猜对了，做就是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猜错了，错在自己，怪不得别人。看客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

较真，我们先不去理会是为自己还是为公众，起码可以判断它是真实的，边际效益是为全社会的。譬如：西安宝马彩票案。一个16岁小伙子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污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各种各级媒体的介入，将个体纠纷放大为一个社会事件，全中国人都知道了。最后小伙子如愿以尝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奇特的是牵扯出陕西彩票管理中心、公证处、彩票点，弄虚作假，掠吞票款的一个个大贪官。他为什么不去法院打官司？虽然没有媒体报道，其实，他本着陕西楞娃特有的倔强、质朴，绝对不信任政府法院和法律公正。

最复杂莫过于人心。每个人都是社会动物，别说中国人口最多，流布最广，国人的交流和沟通非常困难，复杂。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际、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体没有安全感，彼此哪来信任感，没有信任感，当然全社会不讲诚信了。最近，曼联球员孙继海回国，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主持人问他，海外踢球几年感悟最深的是什么？孙脱口而出：简单。与球员之间，与教练之间，与俱乐部之间，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非常透明、直率。中国人内耗太多，功利心太重。鼠目寸光，井底之蛙，最终都是自己害了自己，社会丧失内在的驱动力。这从中国从来没有哥伦布、麦哲伦、斯坦因、吉川小一郎……这等大冒险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每个人都喜欢较真，都善于较真的话，权利意识就普遍提升。儒家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最好的驭民智慧。家有孝，国有忠。彻底束缚住人性，消散了个体自由。费正清在其着作《美国与中国》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观点。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自给自足。肥沃、松软的黄土颗粒，即使使用非常原始的二牛抬杠，也完全可以获得不错的粮食收成，抑制了对铁器工具的发明冲动。中国最早的铜器，大多用来祭祀，而不是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黄土容易流失，条块状的梯田可保水土流失，所以，赖以糊口的条块梯田，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自我防范意识十分强烈。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对劳力的需求旺盛，所以传宗接代被视为最大的孝道，大家庭也使家庭成员对外界的依赖减弱，平日里每个家庭几乎都是相互封闭的，所以，集体行为只有在节庆时才发扬广大。家庭氛围被基于血缘、辈分、和睦的亲情包裹，亲情是包容的、信任的，也是无原则的。人情文化皆源于此。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以孝来约束子民，显然没有血缘、辈分的关系，名不正言不顺。忠，便成为专制者高超的统治密码。和谐，成为消灭个体自由，利于统治者的魔鬼咒语。

中国人少有跟自己的长辈较真，少有人跟统治者较真的。父母是上天给予自己的，皇帝也是上天派来的。内在的人伦规范格式化了人民的大脑。造反，是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家国不分。统治者的权力被赋予天赋的认可，具有天然合法性。做个听话的儿女，做个驯良的子民，合乎天意和人伦。鲁迅说，中国历史写满了“人吃人”三个字。我要说，老百姓自愿被统治者吃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中国的人文资源里寻找不到维权的理论，只有借鉴西方成熟的人权理念，才能在中国大陆兴起如同马丁。路德金律师领导的那样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着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在晚年忏悔自己的道德污点时，有一句经典语录，同样非常适合中国人。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2006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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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

    我与王怡、李柏光一起赴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小布什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时，当面向小布什总统提出这样的吁求：“里根总统因为埋葬了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也许是上帝给总统先生的历史使命。”小布什总统没有直接回应我的吁求——在这样的外交场合，他也不可能作出直率的回应。但我相信，他乐于听到这样的建议。因为他的诸位顾问多次提出类似的战略建议，他本人也是里根总统的热情的崇拜者。无论率真的性格还是基本的政治倾向，两人都极其相似。二零零四年春，里根去世的时候，小布什总统发布了热情洋溢的唁电，称之为“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的世纪伟人”。里根的诸部著作和传记，都被小布什长期放置于床头阅读。 
     我的这句话，是此次会谈中最受诟病的言辞之一。然而，即便受到诸多批评乃至辱骂，至今我仍坚持此观点。中国由一党独裁走向自由民主，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必然来自中国人民自己对民主的渴求与争取，但也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世界的支持与帮助。那种拒绝所有外力、关起门来孤立地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想法，在全球化背景下，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傲慢与偏见。

     一位曾参与哈维尔著作翻译的大陆学者激愤地批评我的这一建议，将我称之为“卖国贼”；香港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亦表示：“我的民族感情，使我不能原谅这句话”，并断然下了这样的结论：“证诸近代与当代历史，经美国‘协助’而拆毁与建立的国家，几乎都只有悲剧下场。”由此可见，某些学富五车的教授和博士们，一旦陷入民族主义的魔咒之中，其思维能力便与三岁小儿毫无差别。我从来没有说过请求美军来占领中国，只是希望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所期望的是，国内外的所有倾向于民主和自由的力量，共同埋葬戕害了数千万同胞的专制制度。长期以来，中共一直以中国的“代表”自居，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久而久之，许多自以为聪明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接受了此观点。其实，中共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中共是使得中国长期处于野蛮与不义状态的罪魁祸首。中共亡，则中国兴。

     我想回应那位大陆学者的是：我不是“卖国贼”——我哪里有资格和能力“卖国”呢？我仅仅是一介书生，我的手头并没有一寸可以出卖的国土，连我自己购买的房屋，也只有“使用权”而已。真正参与卖国行径的，是历届的中共统治者们。他们与苏俄当局签订了多份边界划分的密约，先后割让了大片的中国土地，这些国土的面积早已超过了几个台湾。那么，这位开口哈维尔闭口哈维尔的教授，为什么不敢斥责此种卖国行为呢？显然，骂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卖国是有风险的，骂手无寸铁的我“卖国”是没有风险的。所以，捏软柿子的行为，何乐而不为呢？

     我想回应梁家麟博士的是：你不必拿出“民族感情”的杀手锏来——因为一提起“民族感情”，任何中国人也不能对其“纠错”。但是，让我迷惑不解的是，既然梁博士有如此深厚的“民族感情”，九七之前为何愿意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生活半辈子？为何不偷渡回大陆“为祖国服务”？也许梁院长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神学博士，在中共治下的大陆根本没有用武之地，反倒很容易被划入“反革命”及“封建会道门”的行列。院长大人哪里会冒这样的风险呢？梁博士忍辱负重留在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心里完全知道香港拥有起码的学术自由、信仰自由、新闻自由，可以发表神学著作、开办神学院，更可以过上安全的、有序的、有尊严的生活。这一切，在富于“民族感情”的大陆是一无所有的。因此，梁博士宁愿在殖民地的香港做“二等公民”，也不愿回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大陆，“民族感情”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不接受那种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民族感情”，我更不接受那种将“爱国”与“忠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思路。如果硬要说反对共产党就是卖国的话，我宁愿戴上“卖国贼”的帽子招摇过市。我承认我是“亲美派”，虽然此立场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我看到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推广民主自由的累累硕果：很难想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法西斯主义将肆虐全球，人类将陷入何等黑暗的未来；很难想象，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如果没有美国充当中流砥柱，共产主义将席卷欧亚，数以亿计的人民将成为古拉格群岛中的囚徒；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民主化的“第三波”中，如果没有美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民主国家的数量焉能成倍增长，民主焉能成为压倒性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

     梁家麟博士的专业是历史，其论断却违背了连学习过简单的历史教科书的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我想反问梁博士的是：日本和德国难道不正是经过美国的拆毁与建立，而迅速成为民主而富裕的现代化强国的吗？我想，大概没有几个德国人和日本会认为自己的国家经过美国的去法西斯化的政治改造和得到美国经济援助乃是“悲剧”。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其民主制度也稳定有序，堪称典范。稍有良知者，无不对美国充满感恩之心。没有战后美国的占领与改造，谁能想象这两个曾经陷入疯狂之中的法西斯国家，会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战后的日本，美军统帅麦克阿瑟下令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使其非军事化，发展民主制度，建立一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美国占领军剥夺了日本天皇身上的神性，使日本真正成为君主立宪国家。一九四七年，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颁布了一部将天皇的统治权转交给人民、保障个人权利、允许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地位的民主主义宪法。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举措是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

     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西德，非法西斯化政策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盛行的种族主义理论声名狼藉，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迅速深入人心。凭借着德国人自身的聪明与勤奋，以及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德国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了活力，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也是德国统一的重要推手。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指出：“在政府中布什总统是第一个毫不含糊地支持德国统一的，这在西方领导人中也是第一位。……他的领导和他个人的外交态度，成为德国统一进程中的关键因素。”老布什认为，人们已经不必担心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死灰复燃了：“当然我深知德国的侵略历史，但我也知道这个国家已做了大量的努力来洗刷其纳粹的丑恶历史，来补偿给犹太人和欧洲其他人民带来的可怕的灾难。我觉得德国已经脱胎换骨，而且他们就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痛恨自己历史上的残暴岁月。我不认为所有现代德国人必须世代来偿还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可以说，没有美国的支持与斡旋，德国的统一不会如此迅速地完成。

     日本和德国经美国之手“变废为宝”，点石成金的便是美国移植而去的民主制度。二战之后，美国一直不遗余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自由价值。在昔日苏联东欧的民主化过程中，美国始终是最重要的外力；今日中国的变革，同样需要美国提供的援助和范本。对此，东欧异议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哈维尔从来不予掩饰，他多次公开对美国长期的、或明或暗的支持表示感谢。如果没有美国创建的自由欧洲电台，苏联东欧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不会被广大民众所知晓；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经费和经验，波兰的团结工会不会迅速成长为能与当局抗衡的力量；如果没有美国对苏联施加足够的压力，一九八九年东欧的民主运动很可能再次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

     在苏联东欧剧变前夕，老布什总统访问了这一地区，他的访问可以说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时代播下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欧人民世代相求、甚至屡次冒着生命危险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它就是自由。我觉得我们有节制的、主张渐进的立场取得了成功。”老布什访问波兰的时候，与瓦文萨一起前往莱宁造船厂，在团结工会的劳动者纪念碑前，向广场上黑压压的朝气蓬勃的人们发表演说。老布什回忆当时的场面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真是难以言状。成千上万的人们在大街两旁一直排到城里，而在广场上的人群，估计有二十五万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处是成年男女的欢呼声。所有的标语旗帜都表达着对美国的喜爱：旗帜上写着欢迎我的标语，显示了美国和波兰的友好关系。”在演说中，老布什叙述了波兰在二战中的奋战历史，鼓励他们继续为自由而战：“你们的时刻来到了！这是展现波兰未来的时刻，也是决定波兰命运的时刻，这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他承诺说，当波兰人发现一个新的大陆，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新世界——强大和自豪的波兰时，美国将和他们站在一起。老布什后来说，他永远也忘不了这场演说：“我在演说时，我完全沉浸在激动不已的激情中：我想起波兰过去的惨痛历史，想到瓦文萨的勇气和波兰的骄傲。”

     正如斯考克罗夫特所描述的那样：当时，苏联东欧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美国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美国因素”即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不同的人民将走着不同的改革道路，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我开始坚信这些变革将不可阻挡。今天的改革不再是迟疑的，而是深思熟虑的，并且不再有报复的苦难，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引发新的压迫。”

     昔日东欧诸国的异议人士们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在卸下总统的重任之后，哈维尔首先选择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访问学者，在反恐、伊拉克战争等重大问题上，哈维尔不顾欧美知识界“政治正确”的压力，均明确表示支持美国政府的决策。哈维尔对欧洲根深蒂固的绥靖主义传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尖锐批评欧洲在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中共以及古巴、北韩等极权主义政权等问题上的暧昧立场。他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建议民主国家建立一个比联合国更为有效的、维护和捍卫民主自由的国际组织。为什么哈维尔的这些言论在中国成了空谷回音？为什么某些号称哈维尔专家的学者要故意回避一个“亲美”的哈维尔的形象呢？

     吁请布什总统关注、参与和推动中国的变革，是一个热爱中国、关怀中国未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利和选项，这不是“卖国贼”的行径，也与“民族感情”无关。最后，我想提醒那些学识渊博的批评者们的是：因为反美而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因为反美而罔顾正常的逻辑思维，这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停留在网络愤青的层面上反美，对美国毫无伤害。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抗战时期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美国仅仅是中共的敌人，因为民主与独裁两种意识形态确实是不可调和的。我相信，一个实现了民主化的中国，必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一位亲密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