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随笔
　　

　　《近乎私奔》

　　晓玮著，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6月版，28.00元。

　　“近乎私奔”——多么诱人，即便不是私奔，也要以私奔的名义，这样，游乐才有刺激。作者“私奔”的第一站是托斯卡纳，第二站是欧洲，第三站是美国，第四站回到上海。在作者眼里，私奔的伴侣标准=并非有心＋绝非无意＋非完人＋非型男＋乐天派＋不是绝对公正＋路上经常保持沉默＋那种欲速则达的聪明＋很可靠＋在你看博物馆、逛街购物、做旅行指南中规定的事时，他能安静而绵长地打一个盹。找这样的“私奔”伴侣，要比找老公困难得多了，找到了，就不要让她或他跑掉！另外，每一站后面，都有贴士，以提醒各项注意事宜。晓玮的文字，有时尚感，偶尔想身体“私奔”、情感“出逃”的读者，不妨一读。
　　

　　《害怕写作》

　　黄子平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20.00元。

　　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曾经合作了《论“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提法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区分。但曾经出版有《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等著作的黄子平却“害怕写作”，“害怕，让你体会写作时的软弱与坚强，孤独与武断，空虚与充实，同时带来清醒和谦逊。写作，就是克服害怕”，“不要害怕你的害怕”，显然，这是一个有内省意识的作者。《害怕写作》一书收入文学与教育、衣食文学、边缘阅读、香江话语四辑，包括有作者近年所书文字二十多篇，这些散文、随笔，与某些学者的风格有异:不沉重不故作姿态，但有智慧；不夸夸其谈，但有清醒和谦逊。
　　
　　文化
　　

　　《导演视野》

　　(英)杰夫·安德鲁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版，58.00元。

　　《导演视野:遇见250位世界著名电影导演》的作者杰夫·安德鲁是英国资深电影评论家，译者焦雄屏是台湾电影学者。《导演视野》的主旨是:250位创作者如何用电影叙事的特殊文法要素——构图、灯光、摄影机移动、色彩、剪辑——来表达其“视野”。“当然即使我们用视觉讨论其个别风格，剧照只能讲一半的故事，因为他们是不会动的影像。”当作者用那些剧照分析时，都尽可能概括其全片的文本以及导演所有的作品，也尽可能说明该画面前后的状况。《导演视野》用文图把影像的细节拉长欣赏，“这些影像在银幕上稍纵即逝，可能有些细节根本没被注意，更别说意识到其重要性了”。《导演视野》是可收藏的影评著作。
　　

　　《写文化》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等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34.00元。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是当代人类学反思的重要理论著作，“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在出版后的20年内，《写文化》成为国际人类学界频繁被引用的著作，该书对其它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写文化》收录的11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小说
　　

　　《雪亮军刀》

　　张磊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6月版，29.80元。

　　这是一部很“男性”的小说:战争年代，不是让女人走开，而是让男人主宰。作者试图在小说《雪亮军刀》中告诉读者，什么是男人，什么是爱，什么是兄弟，什么是人间最宝贵的东西。一个普通的步兵团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经历，一定也有其不普通的地方。作者刻画了一个这样的人物:老兵油子丁三作战经验丰富，虽然怕死，但又能够在战争中保持清醒。在战争中，他只是为了要活着，要打赢这场战争，然后回家做个买卖、和心爱的姑娘结婚。在作者看来，正是无数个像他这样贪吃、爱喝酒、有点懒惰、满嘴粗话的普通士兵，“在那个国难当头的年代用铁一般的意志和血肉身躯保护了我们整个民族”。
　　

　　《富人秀》

　　孙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16.00元。

　　《富人秀》是都市化的小说，有点情景剧的色彩。富人圈的律师迈克，爱钱爱炫耀，崇尚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有一天，富人迈克娶了姿色、智慧均佳的专栏作家某女，如获至宝。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娶了一个“奸细”。迈太把富人圈的秘密写成了专栏，公诸于世，迈克被“出卖”了，富人圈被“出卖”了。迈太安然享受迈克提供的锦衣玉食，同时又用专栏文字嘲笑富人圈的物质丰满、精神干瘪。《富人秀》是十足的男“欢”女“爱”，“迈克和迈太的生活，如一幕幕令人捧腹的情景喜剧。这一对观念迥异的富人夫妇，正像物质之于精神，时尚之于人文”，孤男寡女，最易搞事，何况兜里还有几两银子、几张银票？！
　　
　　生活
　　

　　《生活魔法师》

　　韩姐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6月版，25.00元。

　　《生活魔法师》——“韩姐教你下厨房”，还是为了吃。也许，真正的煮饭高手，在民间，去酒楼吃，吃排场、吃方便、吃色泽，然后转身就忘。偶尔吃一餐私房菜，也许会让你终身难忘。这个韩姐，秀的就是私房菜秘诀。如韩姐所说，买菜有秘诀，比如说猪里脊肉适合炒、爆，五花肉用于烧、炖、煮，牛腱子肉适合红烧、酱制等。而保存又有妙招，比如说大白菜适合阴凉地、给大葱打个结、萝卜叶子不要了等等。同时，韩姐还告诉她的粉丝，切洗泡发有门道、精彩美味也有小秘诀。最后，韩姐教读者一些“一学就会的韩姐家常菜”的秘诀，内容丰富且实用。由生命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值得敬重，煮饭炒菜之经验亦然。
　　

　　《牛尔的爱美书》

　　牛尔著，北京出版社2006年7月版，36.00元。

　　牛尔，台湾化妆师，据说是美女的偶像。美容，男人的事业、女人的命脉，是浩大的工程。《爱美书》的副题是:全面保养DIY。该书的内容以各种面部保养用品的制作方法为主，这些保养品可以在家里自行完成。机能保养篇，作者介绍了精华液、抗老防皱面霜、芦荟系列保养品、眼部保养、唇部保养。面部保养篇介绍了五类不同问题肌肤的速效面膜:毛孔收缩面膜、瘦脸紧肤面膜、活颜亮采面膜、抗衰老活肤面膜、抗敏舒缓面膜。牛尔的经历比较奇特，小时候受母亲销售化妆品的影响，对保养品充满好奇心，12岁开始使用保养品，并自行用厨房中的材料调制面膜使用，有点美容神童的味道，信他还是不信他，你自己决定。
　　
　　经管
　　

　　《街头的生存智慧》

　　胡泳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7月版，38.00元。

　　作者在书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竞争越来越残酷，利润越来越稀薄，客户越来越挑剔，如此艰险的形势下，中国企业的营销机会在哪里？中国企业是否还有一两样现代的营销手段？在作者看来，问题看上去复杂，但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回到常识，躬行从街头小贩到乡间鞋店、直至《财富》500强企业都崇尚的商业才智。“在实践中学会商业语言，培养商业敏感，直至最基本的商业原理成为自身的一种本能。”如何填补竞争的空隙，如何填补客户头脑中的空隙，《街头的生存智慧》相对清晰地提供了一些可行的解决之法。总之，营销就要无孔不入，街头是最不可以放过的起点，很多富豪的发家史，正是始于街头。
　　

　　《全新思维》

　　(美)丹尼尔·平克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版，32.00元。

　　作者在《全新思维》一书中展示了六种基本能力:设计感、故事感、交响能力、娱乐感、探寻意义。在作者看来，近一个世纪以来，社会被一种过于简单和重分析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所统治，使得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知识工人”，但现实是，某些工种将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逐渐弱化和消失。律师、会计师、软件工程师，这些“工种”也正在发生变化。未来也许属于那些拥有与众不同的思维的人，“左脑”统治的逻辑、线性为主的“信息时代”即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能力为主导的概念时代。身在这样的社会，不管右脑还是左脑，最重要的是有“脑”。

《滇缅公路》，(美)多诺万·韦伯斯特著，
朱靖江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版，29.00元。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站出来强烈抗议的，往往只是中国和韩国，让不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会误以为，亚洲地区只有这两个国家是日本二战的受害者。历史总是这么容易地被人忘记，即使再深的伤痛，在时光柔情似水的安抚之中都会被遗忘，一如那条曾经荒芜多年的滇缅公路，任由荒草疯长。这些年陆续有学者重提旧事，努力还原历史，让世人重新认识那一个曾经弥漫着死亡与悲情气息的战场。

　　由美国人多诺万·韦伯斯特推出的这一本《滇缅公路》，被认为是真正全面而完整地再现了一段关于滇缅公路、关于盟军在中缅印战场艰苦卓绝战斗的历史，此书的副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

　　2002年11月，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之托，多诺万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穿越热带丛林，再度踏上利多公路——滇缅公路，然而，他为读者最终奉献出的并非一本可以轻松阅读的旅游行记。我们可能由此而重新认识一段之前所知寥寥的历史，更可能会对他所呈现出来的这一幕幕历史场景惊讶得目瞪口呆。

　　滇缅公路是一条怎样的路？不妨先说一下这条在二战期间对中国以及盟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公路。当日本帝国的军队侵略中国东部和东南亚各国之时，中国对外联系的通道几乎全部控制在日军手中，于是，国民政府不得不在西南方寻求一条支持抗战的生命线，两年之内，超过二十万名中国劳工在昆明与缅甸的铁路枢纽腊戍之间修筑了一条七百英里长的陆路交通线，后来被称作“滇缅公路”，成为当时中国的物资进出口的惟一通道。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美国将军约瑟夫·史迪威受命重新打通这条公路，与此同时，通过空运从印度向中国输送物资，并且将日军驱逐出缅甸，以此作为盟军进攻日本的第一个战略步骤。

　　与以往国内有关滇缅公路的著作有所不同，作为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滇缅公路》全书以不肯循规蹈矩的“醋乔”史迪威将军为主线，以人物穿行于历史事件当中，历史画面反倒有如电影镜头般清晰，而随着滇缅公路一路延伸，读者从各种细节中得以更清晰地认知到整个中缅印战场纷繁复杂的战事进程:缅甸克钦人在密林里用袢击与日军的周旋；日军用俘虏、大象、绳索修筑的用来连接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米轨”；“驼峰航线”上每一次充满死亡威胁的飞行；史迪威与蒋介石围绕着“飞虎队”以及中国战区指挥权之间的斗争……

　　“没有一个好莱坞制片人敢于拍摄一部电影来展现中缅印战场疯狂、苦闷、光怪陆离的图景，它无奇不有——土邦王公、舞女、军阀、猎头野人、丛林、诈骗犯、秘密警察……”1944年，美国《时代》杂志驻华记者西奥多·怀特在他关于缅甸战局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的确，在这一场发生在连绵高山、热带雨林里的战争，酷热与潮湿、疯狂与绝望、死亡与疾病、喜悦与悲痛如影随形。无论是中国人、缅甸人还是美国人、英国人，国别与身份已不重要，作为身处战争泥淖里的族群，他们的脉搏跳动在战争中的紊乱清晰可闻，浸染了他们的鲜血与泪水的故事至今读来仍令人心碎。即使与盟军对抗的日军，作者也未简单地给予极端的仇恨或歪曲，而是极力客观地还原为参战的一方，与盟军一样面对着的是密布凶险的环境，以及时刻都可能来临的死亡威胁。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如此千头万绪的战争，多诺万的《滇缅公路》始终能让读者感觉到他的言说主线，正如《柯克斯评论》所言:“他以一种清晰流畅的讲述方式，将一系列传奇故事交融在一起”。

　　如果苛求的话，多诺万的《滇缅公路》更侧重于描写盟军在印度－缅甸一方的作战，对以中国军队为主力的抗战却并未给予足够的叙述，尽管他努力呈现真实历史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抗战保持了足够的敬意。然而，在这段充满令人跌宕起伏的壮丽史诗之中，又如何可以淡忘中国军人们留下的浓墨重彩的这一笔呢？

《俄国思想家》，(英)以赛亚·伯林著，
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9月版，18.50元。

　　

　　
　　在谈论“伯林的遗产”时，我们不可忽略一点:他本人就得到俄罗斯思想遗产的润泽。作为一个俄国犹太人，他在12岁随父母移居英国前目睹了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他留下深刻的冲击。尽管他成年后所处的环境对欧洲大陆的思想运动反应冷淡——英国一贯如此——也未能磨灭他对这个童年故乡再三的反思。

　　随着其国力的急剧衰落，现在俄国对中国人的吸引力也迅速减退，但这个最两极化的民族，在其历史上多次戏剧性的奋起与崩坏，常常为人类提供了最极端的图景，迫使人们思考自身的困境。伯林考察19世纪俄国最优秀的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在我看来正是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如何获得自己的解放？

　　毫无疑问，赫尔岑是伯林最推崇的俄国思想家，这个俄德混血的贵族私生子，在常年辗转的欧洲流亡生涯中，极具前瞻性地预言了未来的暴力革命，然而他的主要思想在长时间内都是无人能理解的。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烈地谈论着如何在人间实现乌托邦，但他却冷静地指出，这样的乌托邦即使实现，也必将是暴政，并且他痛恨一切以“人民的福利”为借口，要求人们无条件流血牺牲的乌托邦计划，在他看来，那是一种罪行。

　　这一观点在一百年后为伯林重新发现，并启发他在《自由四论》中进一步阐发为自己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论点:即自由的目的就是自由本身，怀疑任何敢以绝对真理为理由、并驱使人成为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工具。以我们日常的生活为例，中国的父母往往许下一个幸福的远景，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于实现这一目标，而这“都是为了你好”。按伯林的观点，这种将人工具化的思维，必然导致专制和暴力，以及自由的丧失。他讥讽这一思维为浅薄的目的性推论:“老年就是年轻的目的么？生命的目的是死亡吗？”

　　因此，人获得解放的途径，应当并不是急切地去救世，而是救自己。伯林征引赫尔岑讥讽1848年法国激进派的名言:他们“尚未解放自己，却妄图解放他人”。他倡导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反对暴力救世的途径，在他看来，虽然巴枯宁说过:“破坏欲就是创造欲。”但事实上人们在爆发出来时，往往破坏欲远远大于创造欲，并且所造成的破坏常常无法挽回。

　　伯林这本书中漏引了别林斯基一句精彩的格言:“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竟想强行获得幸福。”过于急迫地想要强行获得幸福，将使人们在过程中丧失幸福。这一点伯林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正如革命的问题永远出现在“革命之后的第二天”，自由的问题也常常在自由之后的第二天——正如我们现在某些人，在苦读十年实现梦想之后，变得无所适从。对于一个高度理性、具有自觉选择的人来说，自由本身是绝对价值，但对普通人来说，自由的实现也并不就是问题的终结。

　　1850年到现在，美国人的人均周工作时间从66小时下降到了42小时，但大多数人把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时间用来看电视和吃薯片了。不幸的是，伯林并未告诉我们，在自由过剩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天堂一般的无聊。或许，在受控制之下，人自然地会以暴力来反抗；而在过度自由导致的无聊之中，人们可以用创造欲来反抗。
　　

　只要是领导（尤其首要领导）讲话，必是“重要讲话”，讲话之后，必是全社会“强烈反响”，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看着全国媒体和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响”，我有时想，这个虚弱而庞大的国家还有没有救？朗朗乾坤，众目睽睽，这个民族如何能够存在一次次的集体性愚蠢？是不是十几亿中国人的脑袋都长到了几个领导人的头上？

　　思考并没有结果，依然是“重要讲话”，必然是“强烈反响”。但是，反响之后，如同我的思考没有结果一样，依然没有什么结果。

　　一、重要讲话有多重要

　　按道理来说，在这个世界的东方，在一个叫做中国的地方，出现了那么多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件，包含那么多的重要思想，富有那么深的历史性意义，这，绝非仅仅是中国之福，这也是世界之福，这是全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代表。但问题却是，中国却是一个经济、科技、文化、学术落后的国家！重要讲话的意义并没有体现出来，多年来层出不穷的“重要思想”，结果是国家仍然没有什么伟大的思想。重要讲话、重要思想并没有使这个国家强大人民富强，相反给人民国家的发展带来的束缚，所谓一些给社会带来福音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讲话，也只是松绑，它的意义只是使自己的罪行减轻而不是知错则改。

　　显然，所谓“重要讲话”以及所包含的“重要思想”、“重要意义”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只要你把那些“重要讲话”轻扫一眼，就会发现所谓的重要讲话、重要思想不过都是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的内容，都是一些废话套话和混话，所有的重要讲话至多不过是语言上的重新排列组合，思想内容永远苍白保守。“重要讲话”不重要，“重要思想”无思想，可是，这个国家却在津津有味不知疲倦地反复咀嚼着这被咀嚼千遍万遍的残渣剩饭。

　　那么，一个国家的发展需不需要领导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思想”呢？我可以肯定地说，不需要！我一个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领导不是上帝。假如领导就是上帝，那么这个“重要讲话”和“重要思想”的确非常重要，我也将会虔诚地拥护。可是，很遗憾，领导不是上帝！这种不是上帝却以上帝面貌出现的重要指示，正是人类社会灾难的根源之一。

　　历史必将作出这样的结论：“‘重要讲话’的存在，就是一个民族和全体国民最耻辱的象征。”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拒绝任何形式的圣旨。国家的希望并不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身上，它的发展不应该、也不可能按照讲话的的指引去运行。至于“重要思想”，其实质不过是愚民的思想。对于个人来说，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最重要的是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品格，而不需要政治意义上的思想灌输。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讲话是重要的，没有什么思想是必须遵循的；“讲话”和“思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因地制宜，随遇变化，自由发展。

　　二、强烈反响有多强烈

　　“重要讲话”之后，必然是“强烈反响”，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各级机关、团体、社会各界纷纷掀起热火朝天的学习宣传活动。重要讲话可以怀疑，但强烈反响却是真实的。这时人们那投入的阵势，就象守财奴发现了宝贝，或象饿犬抢到了骨头一样。

　　在如潮般的学习宣传活动中，不论是媒体，还是各级干部群众谈及“重要讲话”的语言，都是那么地千篇一律和似曾相识。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xxx同志在xx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xxx同志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中国共铲党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行动纲领，是中国共铲党领导人民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还比如：“xxx同志在庆祝xxxx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催人奋进，激励人心，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内在规律，是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等等。我想大家对这些论调和语言都已太熟悉了。

　　上上下下的反响是强烈的，而且我上面说不必怀疑这强烈的真实，但是，你若就此相信中国人这种反响的真诚，那就说明你太不了解这些国人了。因为他们的“强烈反响”并非完全来自他们对于“重要讲话”的虔诚，而是一半来自于愚昧，一半来自于无耻。说是愚昧，因为这些中国人长期经受愚民政策的熏陶，接受洗脑的教育，使他们已全然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他们相信领导就象相信上帝一样。说是无耻，因为很多人尽管愚昧，但在个人如何升官发财上却相当精明，他们并不会在意所谓重要讲话的对与错，是与非，他们只是混水摸鱼，谄媚邀宠，以博得个主子欢心封赏。

　　当然，愚昧也好，无耻也好，在中国，这都是适应生存的很好的品质。因此，认识归认识，在中国，要想混下去，还是要重视“重要讲话”，还是要跟着“强烈反响”，否则，你就没办法生存下去。再次提醒：别忘了，强烈反响!

冉云飞按：一九四九年后，尽管政权倡导互相检举揭发，但并非每个人在危难时刻都这样做，关于这一点将来我会公布资料（有原始资料和采访录音为证）；同时，也并非每个人都整人上瘾，有的甚至对反右采取抵触乃至逃避、对抗的方式，今天要介绍的便是这样的四川人王若栗。
王若栗女士，1932年生于四川蓬安，其父王白与（系蒲伯英先生之婿）先生四九年前夕被国民党杀害，被共产党确定为烈士。1950年参加工作，原系中共华县委农工部秘书，县委机关支部委员。1958年4月10日因采用逃避、自杀（三次自杀未遂）等方式，抵触反右，经县委研究为叛党分子，并开除党籍及革命阵营，交家庭管制生产。1960冬年因不能得到到治疗病死。
感谢黄一龙先生给我提供王若栗女士相关资料，以及他主编的王白与先生的《食力斋诗词》一册。现摘《关于对王若栗同志处分的复查意见》中关于“主要错误事实”部分，并附如其日记两则如下：

在反右斗争后期，组织上确定由她领导县委会单位的反右斗争，由于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认为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运动不是实事求是，有些人即使对共产党不满，但并不见得对党的一切主张都反对，而且有自己相对立的主张。但在挖在过程中，一定要依照一个完整的格式，这样一来，在挖的系统材料中，就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样来定一个“右派”，也觉得有些冤枉人。根据这些去批判，也是放空炮，使那些右派更觉可笑，以为党是无事找事干。

1957年12月2日：反右派我并不坚决，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确认我们这里的几个，他们放得不多，更找不到更多的事实说明他们的看法已有害于社会主义，因此对于所谓“未构成行为”感到难以服人；另感到学识浅薄，这些人又都有一套，要搬道理驳倒也困难……
1958年2月5日：廿四日正式转入集中整改为主的阶段，按照要求是要大鸣大放，可是这么多天来县委会放得并不好，改也改得不好，我自己也感到没办法，也没有打算想办法。从现在情况看，我不仅缺乏领导能力，就是做具体工作水平也很低，现在的担子担不下，我曾给姜书记反映过，还想提一下我（原文如此，疑是“找”字——编者。冉按，此处编者系指黄一龙先生）个人来领导，可是我又不敢这样提，怕的是批评了临阵逃脱后仍要叫搞，不提吧，从我思想上又没有解决问题，我首先就放不起来，思想苦恼，更谈不上考虑今后工作。从这件事作不好，我又联想了很多，要我下农村去，不说多，就搞一个社吧，能搞好吗，成问题。如果留在机关叫研究问题，写材料，能搞好吗，更成问题。那么我干什么呢？只确（原文如此——冉注）当家庭妇女，不要说劳动，就是把家务搞好都成问题。总之，我感到我自己的所谓前途是难以设想的，我已经成了党的一个袍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自绝于世，作为一个社会的叛徒。

冉云飞按：前不久我曾公布过一则共产党要求吴大昌常向组织告其父母吴拯寰、秦世华之密的保证书。现将吴大昌学毛著学成反革命的材料全录如下（标点及错别字均一仍其旧），以见彼时荒唐到了何种地步。历史从来都不是已死的东西，今天它依旧变种，以另外的形式生活在我们周围。我们不要心怀侥幸，以为文革已经过去，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它会变个名目，常在你的周围影响和迫害你的生活。因“敬重”毛泽东而在他身上吃亏的故事，我们都听说了不少，但得到实物应证，而现在留存于世的，似乎越来越少。我是个注重证据和实物的人，以为有这个东西，它可以胜过你万千说辞。

最高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
5月31日下午，我在学习开始以前，背诵老三篇“愚公移山”时，背到“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一段时，当时我因为思想不集中，第一句后面几个字漏背，把后面一句的几个字接了上来，背成“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反动派的。”犯了严重政治性的错误。对这一字句的背错，我当时的确是无意的，决不是有意识要背错，但对背错的字句来讲，我所犯的严重错误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是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
背错毛主席著作的字句是对毛主席的一个大大的不忠，主要是因为我在思想上对背诵毛主席著作抱着极不严肃的态度，为背诵而背诵，没有把毛主席著作“老三篇”作为对照自己、狠触灵魂，改造自己思想的武器，因此在背诵时自认为已背诵，思想也不集中，背错字句，犯下了政治性质的错误。
再有，在同组学习的人员向我指出我所犯的错误，要我向毛主席请罪时，我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严肃的，我仅仅拿着毛主席语录，站在毛主席像前，低了一下头说：“我要向毛主席请罪，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背《愚公移山》时，背到‘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一段时，其中漏背几个字，把后面一句的几个字接了上来，犯了严重的错误，我要向毛主席请罪。”在请罪之前，既未向毛主席恭恭敬敬的鞠躬，在请罪以后，也未向毛主席恭恭敬敬的鞠躬，这是对毛主席的大不敬。
今后我保证决不再背错毛主席的“老三篇”中任何一句，并把背诵“老三篇”作为改造自己思想的武器，时时处处对照自己，进一步落实在行动上。同时要求造反派同志对我所犯的严重政治性错误以严肃的应得的处分。

吴大昌
68，6，1

冉云飞按：这是中共成都市委“一打三反”会议经验介绍材料之一种(此材料印制2500份)，原名为《我们是怎样用毛泽东思想改造阶级敌人的？》。单是一个东城区英雄口（英雄口可能是今盐市口）派出所就有五类分子一百零七名，那么成都一座城市有多少？全国又有多少？这些数据恐怕永远是个谜。现将有名有姓的段落摘出，一作保存资料之用，二为将来有人作《中国痛史长编》提供依据。
另据此则资料显示，东城区英雄口派出所辖区内一百0七名五类分子，表现好的由原来的十七名增加至三十六名，表现坏的十四名减少到五名。复次，“全派出所辖区监改力量已由去年年终评审时的一百八十四人增加到二百七十八人，基本上实现了几个好人夹一个坏人”。其实所谓监改力量，大多是告密力量，这便是群众性告密运动在文革中的表现之一。
这次所学的所谓毛泽东思想材料，由毛泽东五．二0庄严声明、《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论人民民主专政》、《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组成。

反革命分子赵忠云说：“过去我只晓得遵守监督改造制度，不再做坏事就算改造好了，现在才懂得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我们的反动思想，这是毛主席是我们的挽救。“表示要下决心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现管反革命分子汪少云，听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他们后，触动很大。他虽然不识字，也用心学习，回家后还叫女儿给他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四篇著作，每天读到深夜。他说：“越学越认识到过去的丑恶，看清了现在的出路。”伪县长杨少鉴说：“过去自己总是在‘蒙混过关’上打算盘，结果每次都脱不了手。现在认识到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只有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抛弃反动立场，才有出路。”
在学习班上还抓了典型引路，选择了学习较好的五类分子在大会上讲用。右派分子郭忠国，原来认为一辈子完了，经过学习毛主席关于矛盾转化的论述，认识到：“自己矛盾性质是对抗性的，但是只要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改恶从善，是可以由坏人变成好人的。”他当众交待了搞翻案活动的罪行。通过学习，一些五类分子还积极检举揭发。军统特务蔡镛，检举了四个重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经查明其中两人有血债。右派分子张锡凯，发现在雅安劳改的老友黎正信突然逃来他家，立即向治保会报告，并协助将黎抓获。
反革命分子魏福良，原来经常受其妻韩公华的训骂，许多次提出和他离婚，感到在家里“活不出来”，丧失了改造信心。后来，韩在群众的帮助下，提高了认识，不但没有训骂他了，而且还主动对他说：“离婚的事不提了，你好好改造，家务事我多做点”，对他的改造促进很大。他感到外面群众“拉”，家里爱人“促”，增强了改造信心，现实表现有了转变。反革命分子刘昌林，经常进行投机倒把等违法犯罪活动，其妹刘永霞提高了觉悟，向派出所检举他的犯罪事实，并对他进行监督改造。现管反革命分子林汝元，长期不认罪，并为反革命丈夫翻案，群众要她参加劳动她不去，有时被迫参加打扫卫生，也是抬一条板凳坐着扫。还说什么：“我已六十多岁，活不了几年，要错就错到底。”群众认为她“不堪改造”，户籍民警也把她当成“老顽固”，动手打了她一下，这一打不仅没有使她认罪服罪，反而睡在地下耍赖，造成了不好影响。后来，这位民警同志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依靠群众，对林先后进行了三次评审，又办了有群众参加的家属学习班，发动群众和家属对其进行批判教育，并反复地、耐心地给他谈了十几次话，终于使这个“老顽固”有了转变，她说：“我的子女要革命，我不能拖他们的后腿，我虽然老了，也要争取改造，走毛主席给的出路，重新做人。”

良知是什么？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在动物性本能之外，还有高于这种本能的一面，那么良知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如果人类除了本能已别无所有，那么谈论良知就是多余的。我当然知道，在自由受到外在力量严酷压制，直接面对“生”还是“死”的年代，动物性压倒了人性中的其他因素，多数人只能按照本能行事，“活着”就是一切，比如“文革”，林昭、遇罗克们选择良知就是选择放弃生命。要么做烈士，要么像牲口一般苟且活下去，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另外的可能。

前几天，一位陌生的记者朋友读了我关于张季鸾的一篇小文后，在网上给我留言: “当新闻变成了宣传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记者。抢新闻事件、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秉笔直书，何等快哉！可是，这样的稿件哪怕再婉转，也会毙命，言论的命运就更凄惨。……有人评价记者在堕落，可谁知道记者的处境？”我如此回复：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大家努力，去接续那中断的传统。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出现转机，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给我们，那样未免太廉价了。他在随后的留言中表示：“我的努力的唯一方式是守住良知这道底线。但在圈内熬日子，这道底线是很难坚守的。媒体因为现行的畸形体制，一方面僵而不死，一方面又挟权势而令地方。记者的腐败亦如官员的腐败一般成了一种现象。官员的腐败制造了很多新闻事件，记者就把这些素材作为敲打官员的资本。如食物链，官吏吃百姓，记者吃官吏。体制不变化，腐败难铲除。”

他的这番话中令我尤其感到沉痛的是，当今世道，在许多不同的行当、不同的领域，“守住良知这道底线”，竟然已成为不愿同流合污的人们可以努力的“唯一方式”，而且随时可能被冲跨。当腐败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浸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时，大凡掌握一些社会资源，有可能腐败一把而又不大会遭到什么惩罚，要想拒绝腐败固然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进而要想遵从良知，坚持良知的底线更是困难。这难度主要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来自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来自长期以来在专制环境形成的一种恐惧心理。

诚然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像林昭那样决绝、那样勇烈，为反抗铁幕、竹幕去牺牲自己，那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对常人而言，面对是与非、黑与白，如果不能打破沉默、说出真话，退一万步说，至少也要保持沉默，绝不能违心地说假话，绝不能为假话鼓掌喝彩，这是良知的底线，是任何一个常人都可以做到的。压制自由的外在力量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最低限度的坚持良知并不需要冒多大的风险。良知并不是高调的要求，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它仅仅是一条做人的底线，也是人类面对一切黑暗、不义、不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也守不住，那么剩下的当然只有本能了。

民主不可输出，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流传了几十年的谬论。现在看来，民主不仅可以输出，而且应该用导弹输出。伊拉克战初发动时，我曾预言不出三五年，在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区域之一，一个新生的民主伊拉克将绽放出来。

六月十九日有消息说，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将把伊拉克南部姆撤纳省的安全控制权移交给伊拉克部队。又说，日本首相将于次日公布撤走驻在伊拉克南部日本自卫队的计划。○一年发动战争，○六年开始移交政权！这次我将引用基督的话说：「救恩──成了！」

粮食根本不是问题

现在还有许多国家缺粮，比如北韩。实际上它们最缺的是导弹，一个导弹发过去，禽兽不如的政府顷刻倒台。这种反人类的政府头一年倒台，人民第二年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为甚么？土地每时每刻都在作育万物，是禽兽们不让人民好好种庄稼，才没粮食吃。中共建国后，人民二十多年一直挨饿，可是一旦实行分田到户，当年打下的粮食就吃不完。所以对那些缺粮的国家，西方国家根本不应供应粮食，应该发射导弹，帮助建立起民意政府。一枚导弹斩了魔首，民意政府一旦建立，粮食问题马上自动解决，自我解决。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有一派力量估计，不消几星期，就能把外强中乾的大清朝打下，后来事实正是如此。前不久，日本、美国都有声音说，一两个星期就能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非法存在的问题。彷佛时光倒流，又回到鸦片战争以前。北韩的问题还要简单，一枚导弹落下的同时，包括饥饿在内的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政权惹来人民唾弃

还是十九日的消息，伊朗反美的宗教精神领袖霍梅尼的孙子，侯塞因．霍梅尼公开发表谈话，说美国不要与伊朗现政权谈甚么伊朗核计划问题，发来大兵将其推翻可也。毕其功于一役，一了百了，何其佳美。「他呼吁总统布殊前来占领伊朗」，并解释道：「自由必须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来到伊朗，不管是透过内部或外部发展。」我俩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像伊朗这样的国家，不是它有核武器不道德，而是它的存在本身不道德。有核武器它威胁文明世界，没核武器固然在军事上威胁不了文明世界，可是它却残民以逞，威胁本国人民，在道德上折磨文明世界的良知。去年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当访问学者时，认识一位来自伊朗的女性。她是比我晚一期来NED的访问学者，此前在伊朗一间大学任教。有一次我们一帮人去吃饭，席间我问她在国内是否戴头巾，回国后会不会有麻烦，怎样看待伊朗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她回答的原话我忘记了，但她言语间对伊斯兰和伊朗政权流露出的轻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我深感，一种文化传统，一个现政权，让它的人民，哪怕只有一个人民，感到如此厌恶、恶心、轻蔑和唾弃，都是可悲、可耻和该死的。

中国天天发动战争

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上，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指中国军费不透明，并由此质疑中国的军事计划。与会者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提问说：「美国军费透明，为何发动了那众多的战争？你说中国军费不透明，可中国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可见，发动战争和军费透明没有直接关系。」这个学棍简直一派胡抡！中国天天对自己的人民发动战争，怎么叫「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六四、镇压法轮功、汕尾血案，绑架陈光诚的母亲和哥哥，在北京机场挟持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的维权英雄刘正有，打伤接受德国电视台采访的傅先财……都是战争。美国发动战争是输出民主，中国发动战争是施行独裁，岂可在「发动战争」问题上相提并论？

——首发蘋果日報

—— “廖案与出国权运动”评论之二 王怡

中南海的宪法学教授周叶中，在他的《共和主义的宪政解读》一书中，对自由主义学者们阐述的共和主义理论，一面剽窃，一面强奸。把中共建立在阶级分别和阶级神圣性之上的一党专政，及对“和谐社会”的标榜，称之为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政体。阶级之间的共和，也就是贵族与平民阶级对公共权力的分享，的确是古希腊共和主义的特征。但古典共和与一党专政的区别在哪里呢？用朱学勤先生的一句话来解释，最好不过了。朱先生大概是说： 前三十年，他们消灭了贵族，然后冒充是贵族。这二十年，他们又消灭平民，然后冒充是平民。 消灭和冒充，就是区别。古典共和是在奴隶社会对阶级分别的一种缓和，而中共的建政，却是对阶级的消灭和冒充。是在现代社会对阶级分别的强化，从而制造现代极权主义之下的奴隶制。所以中共从1949年开始维护的，就是一种政治贱民制度，或政治上的种族制度。中国有没有种族制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说得很清楚，“种族歧视”的界定，不仅包括基于人们肤色和种族的不同而给予制度性的歧视，也包括基于人们的社会身份（阶级、地域、职业或出身）的差别，而给予剥夺基本人权的制度歧视。 这样的定义，很显然把中国城乡分别的户籍制度包括在内了，也把各种基于政治表现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都包括在内。甚至，也把中共的宪法包括在内了。当一部宪法明确表示“阶级”是政治权力的一个来源和判断标准时，这部宪法实际上就是一部“种族宪法”。你读过中国的宪法就知道，这部宪法的合法性基础就是另一类的种族歧视。所以中国政府在签署《人权公约》时，坚持对“种族歧视”的定义条款作了保留。这说明中国政府比那些热爱它的中国人，更清楚自己是什么玩意儿。而周叶中教授和听他讲宪法课的政治局常委们，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忽悠谁？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在某一天就可能被这个政权视为政治贱民。这一次是廖亦武。廖亦武自从1994年出狱之后，长达12年的时间，前后申请了8次护照。警方都以《出入境管理法》第8条禁止出境的5种情形的第5款（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为理由，拒绝给他颁发护照。就像拒绝给农民上城市户口一样。廖亦武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极权主义的种族制度笼罩着中国人的一生。你要么根本不准被生出来，生出来也上不了户口，上了户口也分不到土地，分了土地也读不成书，读了书也进不了城，进了城也拿不到户口，有了户口也没有社会保险，有了保险你也出不了国，出去了也回不来，回来了也当不成公务员，当了公务员也升不了官——除非你是城里人，并且是共产党员，你妈是共产党，你爹是共产党员，你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 不想入党和入不了党的，就是等级不一的政治贱民。你的生活和思想离共产党越远，你就越贱。廖亦武的问题就是离共产党太远。最远是多远呢？最远的地方是监狱，最远的人就是政治犯。廖亦武是一个前政治犯，“前政治犯”的意思就是政治犯的一种，就像“摘帽右派”的意思就是一种特别的右派。种族制度的意思就是，你一旦曾经是政治犯，除非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否则你就永远都是政治犯。种族的意思是不但统治是种族的，被统治也是种族的。既然毛主席永远都是毛主席，廖亦武也就永远都是廖亦武。这就是把政权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的连带风险，如果廖亦武不是政治犯，那毛主席怎么办？廖亦武必须永远是一个政治犯，就算他政治上已经无能，胸无大志，只想当个写字的，吹箫的，甚至一天的追求只剩下几碗牛肉面。他仍然会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危害的人。因为国家需要他，需要他的这种身份。就像鱼如果不是鱼了，渔夫也就不是渔夫。种族制度的意思是，如果人家要当渔夫，你就必须继续是鱼。 尽管这个社会表面上很开放，但骨子里的种族政治仍然绑架着每一个人，包括拒绝给廖亦武发放护照的警察。警察们并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除了赫鲁晓夫，谁敢把廖亦武的名字从黑名单上拿掉呢。谁知道会不会惊动中南海，和八宝山公墓里面的人呢。参与过“64”的人，被迫一辈子都要参与。廖亦武如此，邓小平、杨尚昆和温家宝也如此。谁敢说廖亦武不是政治犯，这个政权马上就要闹鬼。 这个案件的供求关系，就是廖亦武需要出国，但极权政治需要贱民。而我们需要什么呢？昆德拉说，专制社会永远都是刽子手和诗人共同统治的年代。廖亦武参加不了美国的作家会议，其实他不但是涪陵市公安局的牺牲品，也是譬如周叶中教授的宪法理论的牺牲品。一个共和国需要祭坛，就像需要忠烈祠。胡温新政需要廖亦武，就像需要八宝山。有些人舍不得放出去，有些人恨不能踢出去。我的朋友廖亦武，就和无数有着“64”背景的人一样，是公安局舍不得的那种人。 有时候囚犯会爱上衙役，有时候衙役也会爱上囚犯。当共和国爱上廖亦武，廖亦武就惨了。所以他的朋友冉云飞说，听见国家就逃跑。廖亦武以前都是撒腿就跑，这一次他站住了，转个身来要讨个说法，要和公安局打一场离婚官司。他写的文章，叫做《我要出国权》，意思是刽子手啊，我们好聚好散。警察啊，这一次我是贱民，下一次也许就是你。把老百姓当政治贱民的并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当政治贱民的，也一样把你们当贱民。因为这个体制使你我同受捆绑，你们权利被侵犯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警察。就像我也不好意思说，其实我并不是政治犯。我是一个公民。 2006-7-6于成都大学。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