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中共八十五年 依然旧性不改

○惧怕意识形态破产 疑神疑鬼草木皆兵

二十世纪末的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让仍然坚持着一党专制社会主义的中共胆战心惊,意识形态的空前危机让中共喊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口号。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权贵资本主义。六四之后中国社会的肃杀气氛使得日益感受到社会不公的人们无奈地选择了沉默。官场的腐败在制度的怂恿下逐渐进入了历史的最高境界,贪污、受贿、包二奶等等不良现象已经成为中共官场的时尚,不懂得同流合污和溜须拍马的人想要在中共的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可谓是难于上青天。一种逆淘汰的潜规则在六四后的中共官场上悄然形成。如今的中共党员再也不具备当年中共揭竿而起时的那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更不必说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中共对维护专制的迫切性已经使得它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向所有拥护其专制制度和集团利益的人敞开了胸怀。一切能够纳入麾下的群体几乎都被中共拉拢,就连资本家和黑社会,以及和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宗教领袖都能有足够的机会参与中共的日常事务。

不受制约的官权已经造就了一个贫富悬殊和等级森严的中国社会,有权有钱的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纵横捭阖,为非作歹,而无权无钱的老百姓却只能在有限的生存空间里面任劳任怨地充当着权贵们忠实的奴隶。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共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风雨飘摇,民主与自由的呼声日益强烈,随着中共在历史上所做的一些见不得光的恶行的曝光,它的执政合法性再一次遭到民众的置疑。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异议人士的前赴后继、敢言媒体的层出不穷已经让做贼心虚的中共当局草木皆兵。

○全面封堵敏感信息 大量抓捕异议人士

中共对传统媒体的彻底垄断使得不计其数的渴望自由言论的人涌向了网络,面对浩浩荡荡的网络自由大军,当局一时间不知所措,自从耗费巨资启动了金盾工程,国内的网站才如同传统媒体一样被牢牢掌控。而被中共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海外网络媒体也在中国人的网络视野中被人为堵截,一些想要获得自由资讯的网民在没有掌握突破封锁的方法时,只能望“网”兴叹。一些良知知识分子因为有了网络,所以才找到了不可多得的发言空间,发出了他们心底的声音。然而,文字狱的历史悲剧又随着网络的发展重新回到了中国的现实社会之中,众多的网络异议人士被当局以各式各样的罪名拘捕、判刑或者是劳教,因为发表批评当局的言论而遭遇骚扰的人更是数不胜数。

言论自由作为《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之一,在中共当局不遗余力的控制之下,几乎被完全剥夺。一些大胆敢言的人因为突破封锁后的自由言说而身陷囹圄。这些人发表他们对制度、对中共,以及对社会的看法本来并不以颠覆或者是煽动颠覆为初衷,然而,不幸和可悲的是,他们偏偏被冠以这样或那样的罪名,他们以自己的言行见证了自己的灵魂和良心,同时也见证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和颠倒黑白的制度。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历史会给这些人一个公正的评价,同时也会对那些主张和实施迫害他们的人进行清算。

○无视历史空喊口号 疯狂镇压维权民众

今年是文革爆发四十周年,也是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当局虽然对文革几近遗忘,但对中共的周年却关注有加,据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6月30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建党85周年大会上向全国人民做了罕见的电视实况转播讲话,其讲话内容重点强调“反贪”。贪污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已经成为中共当局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反腐败的口号也一直没有停过,但现实却是,贪官污吏早已经是有恃无恐、前赴后继。江泽民最大的创举便是让中共在其任内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腐败团体,在如今的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的状况下,胡锦涛强调“反贪”仅仅只能是做做样子,而绝对不会有实际的社会效果。一些巨贪被轻判和一些巨贪逍遥法外的情况说明,中共的反腐败只能作为为权力斗争服务的角色出现,胡锦涛的“反贪”讲话正说明他对加强他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有着强烈的需要。

中共新一代领导班子一面在公开场合表现亲民形象,一面又在暗地里做一些与人民为敌的事情,文革与六四的悲剧虽然已经过去,但中共对民众的暴力威慑却始终没有停步,冤假错案和疯狂杀戮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盛行。去年的汕尾东洲血案再一次撕破了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面皮。对民众合理合法的维权运动的残暴镇压和歪曲定性使得幻想中的人们再一次认识到了中共的嗜血本性。

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就连和中国毗邻的越南,其执政党越共也在向民主靠近,实行差额选举,唯有中共的官员总舍不得放弃权力,搞了大几十年的独裁,现在还在继续搞独裁,号称“最先进”的党竟然连党内的民主都不敢实行,这是不是在告诉人们这个党的绝大多数成员素质存在问题?也难怪很多官员会用武力的粗暴手段去解决社会矛盾。

○结语

中共的八十五年是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八十五年,是中国民众饱受愚弄和压迫的八十五年,自称“红太阳”的一代暴君毛泽东把中国人引进了阶级斗争的死胡同;被誉为“社会主义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虽然用改革开放的政策让饥饿的中国人填饱了肚子,但民众被镇压的厄运仍然不能结束;江泽民的继任又将中国社会带进了一个弱肉强食、贫富悬殊的新时代,法轮功群体的悲惨遭遇再一次让人对中共的暴力统治不寒而栗;胡锦涛的上任虽说取消了让农民不堪重负的农业税,但农民们的生存条件依然不尽人意,很多人都得忍受失去土地的痛苦,忍受官员的压迫甚至是屠杀。中共的八十五年历史是一个杀人的历史,虽然中共自己也有过承认错误的时候,但现实表明,它依然是旧性不改。明年就要召开十七大,到时候会有一些中央大员隐退已成定局,但愿新一届领导班子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推动政治改革,真正的“还政于民”。

2006年7月8日

————————–
首发《议报》

沉冤难白高莺莺,亡党亡国杞人忧

这几天,大陆媒体的眼球,聚焦在我的家乡湖北省西北角上襄樊市的一位18岁的平民少女高莺莺身上,四年前她的沉冤,至今难白,媒体发出亡党亡国的杞人之忧。

据2006年7月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文章《 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报道:湖北省襄樊市西北部有个老河口市,老河口市区十公里之外有个宝石宾馆。2002年3月15日晚,一位名叫高莺莺的服务员被强奸后,从九楼被摔下而死。在她离奇死亡后,公安人员一不保护现场,二不查看现场,第二天就定性为 “自杀”,但所谓自杀的高莺莺身体却多处被抓伤,一个乳头被咬坏,喉部有被掐的手印,手腕有黑紫色勒痕……而后又动用公安和武警抢夺尸体,通过抓人、软禁、连坐等手段威逼家属签字火化,火化时将衣物全部烧毁一件不留……高莺莺的冤案之所以重重叠叠被严密保护无法揭开,都指向一个当地的最高掌权人、市委书记孙楚寅。

《襄樊官场地震引少女身亡迷案》一文提出了”九问”,其第九问谓:”在襄樊、老河口及周边的丹江口、谷城等地,从平常百姓到有识之士普遍认为,制造高莺莺命案的元凶一定同孙楚寅关系密切,因为调动驻襄樊的武警,没有市委书记的命令是不可能做到的;阻止襄樊报刊登载这个事件,除了他,在整个襄樊,没有第二个人有如此大的能量。而种种反常现象,更说明执掌重权之手在背后操纵。”

可是,过了不太久,孙楚寅从官场栽倒。从2002年12月开始,随着湖北省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陆陆续续牵出领导干部七十余人,其中市属相关单位、县市 “一把手”三十余人,厅级干部11人,襄樊最严重的吏治腐败如山洪暴发。这时,照理说,高莺莺的冤案可以”乘胜追击”,一举揭开,昭示天下了。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孙楚寅倒台已经三年多,可是高莺莺的冤案至今仍然不能揭开。在当地还有一股强大的势力,阻扰揭开这个冤案。《民主与法制时报》派记者”前往当地公安机关采访高莺莺事件时,曾被不明身份的人员和车辆跟踪盯梢;在检察机关护送记者采访时依旧被跟踪;直到记者到达武汉,在省公安厅门口,还被未挂牌照轿车的驾驶者拍照。”记者采访了当地的官民人等,谁都噤口不言,害怕报复,想不到孙楚寅的官魂竟然还在作祟。

远在1月 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发表湖北襄樊”官场地震 “调查《官腐并发症》时,最后作了如下的议论:”比襄樊’官场地震’更可怕的,是它引发的’余震’使当地一些干部思想混乱、媒体噤若寒蝉、百姓麻木冷淡……其强烈的’冲击波’没有使更多的干部引以为戒,却使更多的群众丧失了对腐败真相的知情权、对反腐败斗争的参与权,进而丧失了对’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的信心。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极大危害性,举国深知,耳熟能详。那么,从腐败到亡党亡国之间的道路与途径是什么? “哀莫大于心死。”如果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理解这句箴言,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到了麻木冷漠,见怪不怪的地步,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距离被腐败吞没,应该不远……水,载舟;亦可覆舟。失信于民,亡党亡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这里提出了几个问题:

共产党的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这是一个困扰大陆广大人民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1949年 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村向他的党员敲响警钟: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之后,还有不拿枪的敌人,会用糖衣裹着的的炮弹进攻。有许多人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结果,不幸被他言中,枪毙了两个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以杀立威,并且发动了一场遍及全国的”反腐风暴”三反运动,打了数以千计的”大老虎”。从那以后,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了,现在连资本家也入党了。不拿枪的敌人在中国一个个不是打倒就是消灭了,但是共产党的腐败问题却愈演愈烈,如影随形,按下葫芦浮起瓢,黑了南方有北方。因此,现在人们越来越要质问: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

胡锦涛在建党85周年的大会上,奢言共产党”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可是他无法回答 “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的共产党却陷在无法自拔的腐败顽症之中。谁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已经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非马克思政党”和他们执政的国家。胡锦涛不得不承认”一些党员先进性意识淡薄,理想信念不坚定,宗旨观念不牢固;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解决复杂矛盾的本领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案件仍时有发生。 “站在拥有七千几百万党员的总书记地位往下俯视莽莽众生,像湖北省襄樊市那样一锅端的情况,当然也只是”一些党员”、”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小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经常说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但是现在就是像高莺莺这样的一个平民女子的冤案无法揭开,使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味良药吗?为什么遇到疑难杂症就是不管用?一个市委书记为什么能够在他的一亩二分地的地盘里势力如此之大,大得连下台之后谁也无可奈何?于是人们不得不问: 反腐败能否取得根本性胜利?

从襄樊市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理:如果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孙楚寅,无权管司法——公检法,无权管媒体,他能够做到这样一手遮天,一手遮地吗?如果孙楚寅和没有了孙楚寅的孙楚寅不能决定干部的任免升降,决定老百姓的生杀予夺,襄樊市的官民人等面对记者会那么麻木冷漠不敢说话吗?被中共自诩的社会主义民主为什么不能做到这些呢?现在,由于孙楚寅已经落马,阻挡媒体积极介入的主要绊脚石被搬开,所以,我充分相信,襄樊市的上级湖北省,或者湖北省的上级中央,总会出来几位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查明孙楚寅的不白之冤,但是,如果襄樊市以后再出现高莺莺式的冤案,或者其它地方也出现高莺莺式冤案,是不是也是要等到孙楚寅王楚寅落马之后才有可能清查呢?

我们不期望中国的民主政治一蹴而就,一步到位,那么能不能先建立独立于党委的司法体系,建立独立于党委的新闻体系,使他们可以不受党委书记的挟制。其实,也就是大体达到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水平。如果,这叫做社会主义民主,那么,我想一定会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的。

大陆媒体已经毫不掩饰地认为,腐败,最终会导致亡党亡国。这未免有点杞人之忧。这样专制腐败的党,这样拒绝改革的党,如果亡了那是命数。至于”亡国”,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中国不会亡于美国,更不会亡于日本。要亡,是共产党的中国亡于中国人民,亡于一个真正民主的中国。

高莺莺的沉冤不难水落石出,亡党亡国的杞人之忧也未免过虑。我们只希望高莺莺们的沉冤和孙楚寅们的落马能够促使中共往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民主政治的路上迈出步伐。这与其说是
为了人民,不如说是为了中共自己。确如《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所言: 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失信于民,亡党亡国。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2006-7-7于山东大学附中)
── 原载 新世纪

不买帐记者联合发炮 中宣部哪敢接招

不买帐记者联合发炮 中宣部哪敢接招

黄琦

 

【2006年7月10日狱委讯】近日,华夏时报9省市记者站签名了一份联合呼吁书,并上书中纪委、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据介绍,呼吁书已经送达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关方面目前面临非常尴尬的境地,正在磋商如何处理此事。

记者们的联合呼吁书还在起草期间,六四天网便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昨日,天网记者应约采访了知情人,记者们介绍详细情况:

据了解,该报负责人为了创收,长期以来,玩的就是皮包,每年都给各地记者站下达广告创收任务,而从不拨一分钱办公经费,各地记者站聘用的人员工资却靠广告提成来维持,让各地记者站勉为其难。

去年以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有关禁止记者站以及新闻记者开展广告、发行经营活动的严厉规定。但是,2005年8月1日,华夏时报给驻各地方记者站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华夏品牌”专栏的通知》,该通知称,所谓“华夏品牌”专栏,是指报社将辟出半个普通彩版的版面,供各地方站刊出经营性稿件,内容以三个方面为主:

1、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宣传:

2、地方政府的形象宣传、地方旅游景点的宣传;

3、地方企业的形象宣传。

华夏时报通知还颇具创意地提醒下属:

“要抓住中央大报不得刊登此类稿件的时机,对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此类需求,一定要让上述单位知道,本报发行对北京636座高档商务写字楼和中央各大部委渗透,蕴藏着无限商机和高层政治影响。”,“地方政府必须是知名乡镇及以上级别的政府;企业必须是知名企业。具体执行价格为每个彩版人民币3万元,报社出具 3万元的广告费或传费发票,地方记者留税后40%。”

该通知最后规定:“全站自8月份起,每月最低必须完成半个版。此项工作纳入对站长的业绩考核,连续三个月完不成任务的站,报社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更换站长人选、撤销记者站等相应决定,各地记者站组织的其他工商类硬广告,目前执行价格是新广告刊例的8折,在考核中,工商类硬广告可充抵[华夏品牌]专栏的任务量。”

众地方记者站负责人当然联合抵制,以“遵从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的有关禁止记者站以及新闻记者开展广告、发行经营活动的严厉规定”为由,集体拒绝了华夏时报社下达的广告创收任务。

报社有关负责人看到各地记者集体不买帐,在今年三月份将所有驻站记者的记者证注销,至使大量不知情的驻站记者持着已被注销的记者证进行新闻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该联合呼吁书最后质问中纪委、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领导:

“不遵守新闻出版总署的有关规定,听命于报社而从事经营活动,我们违规违法;而不完成报社下达的广告创收任务,我们又惨遭下岗,请问我们又该怎么办?”

目前,此事已经闹到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面临两难的境地,六四天网将继续关注最新进展。


附件:

华夏时报驻各地记者通讯录

天津 万千 13312110200

河北 张山岭 13303118816

广西 黄尚明 13307711381

四川 杨键 13980882136

大连 张楠 13704287409

江西 江常问 13307098848

深圳 王劲松 13924617890

福建 钟文伟 13705050050

山东 胡劲东

河南 赵振立 13603795210

陕西 温俊强 13096962064

山西 郭来 13994657301

湖南 谢建军 13975896788

黑龙江 万金峰 13704807675

 

来源:六四天网 

 

国际社会欢迎欧议会网络决议案


 

【2006年7月10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发表声明,对于欧洲议会周四通过一项有关线上自由发表言论的决议案表示欢迎,该决议案点名批评一些网络公司,包括美国的雅虎、微软及思科,意大利最大的电信商Telecom Italian及法国电信,与专制政权合作。议案促请欧洲委员会设立一套自愿性的行为准则,限制这些公司在专制国家的活动。

记者无国界声明指出,决议案显示欧洲日渐醒觉网上自由发表言论的重要性,及有需要规管这些公司在第三国进行的活动。这些公司要尊重道德的原则,不能只考虑增加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声明表示,此决议案与美国国会今年二月草拟的“全球线上自由法案”相呼应。

张耀杰:官办协会“指导”律师执业

近年来,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这其中不乏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身影,广为人知的有深圳的周立太,上海的郑恩宠,北京的张星水、滕彪、莫少平、浦志强、周泽、李和平、魏汝久、郭建梅、高智晟、朱久虎、李苏滨、许志永、李柏光、陈永苗、范亚峰、郭飞雄等等。正是针对这种情况,2006年3月2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由六届四次常务理事会通过并试行。这是该协会第一次就律师执业问题正式出台相关意见,此举在律师界引起很大反响。6月14日下午,由中国律师观察网主办、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协办的“嘉言论坛”,专门就此事进行研讨,100多名律师和学者到场参与。

律师的执业自由与法律边界

作为中国律师观察网的创办人,赵国君在开场白中提出了一连串疑问:“律师的执业自由是什么?它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律师受理案件需不需要组织决定、批准、指导?律师辩护是否应该享有言论豁免权?律师的资格需要每年都进行审查吗?反过来说,如果说管理是必要的,该怎样管理?在行业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如何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与呼吸空间?”

曾经直接介入群体性案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针对“指导意见”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份指导意见是律师和官僚结合的产物,是假指导之名行强制之实。当律师被法官打骂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过律协的声音。

习惯于站着讲话的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是顶着压力到场的:“我老婆不让我到人多的地方去。在家里也不放心我,因为我总要上网。……美国的第三任总统杰斐逊说过,一个社会周期的局部的动荡是正常的,就像自然界的暴风雨一样,全体一致的和谐就是危机的前兆。我们这个国家从来不喜欢民众的抗议,中国的乐器从来没有形成交响乐。最好的二胡曲《二泉映乐》最适合一个人静静地听。我们的领导人出访时听到有人喊一句口号转身就走,被对方国家的领导人一把给拉住了。律师一般是出身于平民,因为职业爱好形成了一种群体,他们在当事双方之间充当仲裁人,从而把民众的情绪引导到理性的范畴,以保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律师应该采用有理有节的方式表达我们的声音。有一些律师从事让政府恐惧的事情,譬如为FLG功说话。我是很尊重这样的律师的。我自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策略一些,采用更加温和的方式,而不是经常去惹毛了他们。”

《中国律师》杂志总编辑刘桂明,是“指导意见”的制订者之一,他在介绍“指导意见”的同时,特别说明张思之是《中国律师》的创办人,他自己是“第四代”。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是“指导意见”最为强烈的支持者和辩护者。他说:“指导意见”的许多内容是从美国抄来的,在美国,律师协会的规章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律协的成长虽然不令人满意,现在就要求律协独立,是对于整个社会不负责任。

王进喜的发言被律师们的哄笑所打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铭站起来劝解说:针对“指导意见”的批判要理性。律师协会的于宁是我的老同学,刘桂明也参与了一点。虽然“指导意见”变成了强制性意见,在技术上也有许多毛病;但是本来没有实质性权力的律师协会现在可以制定什么了,这件事本身就有建设性。

贺卫方也解嘲说:我们把这样的指导意见太当回事了。它本来就是蒙事的,把它当真了很不策略。

张思之:律师是一个事业!

作为中国律师界最具有标帜性意义的老前辈,张思之大律师的发言,一下子把气氛推向了最高潮:“第一次看到这个文件时,坦率地讲,我被激怒了。因为我觉得,十三万之众,而且这十三万可不是一般的人,应当说是社会的精英,他们的领导集团居然制定了这样一个文件,我觉得这有失我格,可以说有失我们‘律格’吧,所以我愤怒了。……但是紧接着就听到一个消息,说了这个文件产生的过程,特别是文件最后的定稿人是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在诸位面前我坦率地讲,大家应该体谅我,在律师队伍里面我的身份比较复杂,有人会说您这么大年纪了和我们年轻人生什么气呢?我们写的东西你指点一下也好,怎么能跳出来批我们?说实话,我真的是有些于心不忍,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有些不大合适,因此,我住手了。……面对这么多的老师和朋友,我还是想说说心里话。我想说,今天看到全国律师协会——我们律师行业的领导集团终于开始发言了,这是好事。我希望我们的协会经常不断的就我们律师的事务公开地发表一些意见,哪怕是错误的也没关系,错了改正就好,只要是光明磊落的,这是我非常直截了当的一个想法。”

接下来,自称是“第四代”的刘桂明,充当了遭受批判的活靶子:“首先我要对桂明主编讲,你们的初衷是什么?你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律师,是这样吗?何以见得?哪一条哪一点哪一句能够证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所以你的初衷只是口头上的,我领情,但我不信服。第二点,既然这是一个指导意见,你就要给我们点什么。现在应该给我们些什么呢?办理这类群体性案件,首先我们需要智慧,怎么把这类案件办得大一点,这需要智慧。第二需要勇气。……这里让我特别不安的是什么呢?你们说:‘正确处理这类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请刘主编告诉我,你们的和谐社会是什么?你们和谐社会的蓝图是什么?什么叫和谐社会?如果是共产党人的话,就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没有让你为和谐社会而奋斗。其次我们现在还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要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因为你要专政,四项基本原则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专政。要专政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所谓和谐社会只不过是口号而已,听听也就是了,不应该把它放到一个重要的文件中,还要让我们如何如何,这绝对是大煞风景,我们律师不应该这么愚蠢,怎么能上这个当呢?所以从引言开始,我就持否定态度。”

落实到“指导意见”的具体规定,张思之批评说:“通过对这类案件的总结,我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就是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律师必须介入。很凑巧,今天的人民法院报就登了这么一版消息,题目就叫‘为了546个养殖专业户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广东的一个群体性案件,搞了几年终于有了结果。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们律师的身影,律师哪里去了?被你们给吓回去了。所以,我认为今后对于这类案件,如果有可能,律师千万不要回避,一定要介入。第二,根据这类案件的特点,我们的律师要多难有多难,……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的人就被收进去了,没准就被送到菜市口了,这都有可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的文件制定者统统未予考虑。所以从总体上讲,你们的指导意见是很让我们大煞风景的。之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关键在于你们的立足点错了,指导思想错了。从文件来看,我归纳了一下你们的指导思想:第一条,你们只是给了我们轨道,而不告诉我们怎么运行。这个轨道很有意思,就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如何如何’,废话!你后面又让我们上访﹑汇报,这些是什么途径?是只能通过法律途径吗?这根本是前言不搭后语。第二点,你们只给我们任务,手段﹑方法统统没有。……第三点就是你们的指导思想只考虑怎样限制我们,不考虑我们律师业的发展,不考虑律师事业的发展。告诉你主编,律师是一个事业!我们是要发展要壮大的,你们是限制不了的!”

关于“指导意见”中存在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张思之指出:“我想讲的是你们这个所谓的指导意见就一个字,就是‘管’。我们不是不服管,关键在于这是个指导意见,应该讲治理而不是管理。说到治理,我无论如何要讲两句,我对你们的治理才能有些毛骨悚然。为什么呢?当时我为了写文章,因为我不认识于宁,现在也不认识。全部情况我一无所知,我想这不是无的放矢吗?我就尽可能地找资料,我发现一篇叫‘于宁对话’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对话非常经典,我想用到这里。对话人问于会长:‘你这一生最崇拜谁呢?’于宁沉思良久,回答说:‘我崇拜毛泽东。’于宁崇拜谁是他的权力,他崇拜谁都没问题,这个我绝对没有意见。关键在于下面,对话人又问他:‘你为什么崇拜毛泽东呢?’他回答说:‘因为毛泽东是一个治理国家的天才。’哎呀,我的妈呀!几千万人的脑袋都被治理没了,还是个天才!要是我们的于会长用这种方法治理律师的话,那太可怕了!……讲到管理,我想我不是冒充高明,这个文件是我们所谓‘两结合管理方式’的最佳产品。什么叫两结合?看到了吗?就是这玩意!这是两结合的产物。桂明,前台是你们,后台是谁我清清楚楚,我也坚信,在我们目前这个体制下,不管你什么样的两结合,必然的结论是大吃小,必然的结果是大压小,你谁也逃脱不掉,你甭想!什么叫两结合,没那回事!哦!全国律协的会长是你选的,是这样吗?是吗?千万不要忘记:全国律协有一个党组,党组书记是谁啊?是司法部的副部长,你司法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做我的党委书记啊?!你是律师吗?你是我律师协会的人吗?你什么都不是你跑到我这里做我的党委书记,于是乎全国仿效,各省也是这样的,司法部的某位厅长或副厅长是省的书记,你选的会长啊!你可怜去吧!在大事面前有你屁事,都得听老子的。所以如果说你们的立足点不找对,你们的指导思想不端正,你们就不可能产生出保护我律师很好的职业的正当权利。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讲通篇我看你们所提出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勉勉强强可以用的,与时俱进的只有一条,那就是……办理群体性案件应注意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只有这一条你们与时俱进了,你们是明目张胆的告诉全世界:我的律师办案子是在打关系的。你们这是的的确确,你们这一条宣告得清清楚楚:你们不搞关系,不搞好关系,你办什么案子啊?”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张思之郑重劝告在场的律师同行:“第一、我们一定要善于自我保护,我们不要依赖谁来保护我们,我说句难听的话,全国律协保护不了我们什么,诸位千万不要信他们的那个,它绝对保护不了我们;我们有了事情之后肯定是我们担的,与他们绝对没有关系的,他们大不了在旁边‘吭’一声,这就了不起的了,说保护我们、没那事!例子太多了,不举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自我保护而该干的事情不干,……那么我补充一下我们贺老师的意见: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律师绝对不应该做的,千千万万不要做,我在这里第一次公开的讲这样一句话:例如所谓的绝食。我不具体分析这个事件了,我跟个别的同志,比如李和平律师,我曾经很坦诚的讲过我的意见我的看法:那些事情我借用一个词是‘只能自毁我长城’,只能是我们自己毁灭我们自己、是不是?现在桂明你也是第四代对不对,现在第四代要动杀戒了、对不对!……所以这类问题诸位千千万万不要感情用事,我们要动感情看在什么问题上,什么事件上?这类问题一定要从我们的事业出发从自我保护出发,我们不该做的就一定不要去做,这就对了。”

有法从之,无法不禁

由于还有别的事情,笔者没有等研讨会开完就提前离开,作为结论,只好引用赵国君说过的一句话:“在法之下,我们相信:律师的自由有法从之,无法不禁,律师的执业自由理应得到保护,一如律师的作用和价值理应得到认同和尊重。”

需要补充的,其一是被张思之称之为“政治局﹑最高法院或者最高好检察院绝对可以用”的“指导意见”的引言:“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时期,正确处理群体性案件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群体性案件较多发生在土地征用征收、房屋拆迁、库区移民、企业改制、环境污染以及农民工权益保障等方面。群体性案件通常有着较为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等原因,对国家、社会有着不容忽视和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律师办理群体性案件进行规范和指导。”

其二,张思之提到的《于宁对话》,其实是正式发表在《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3期的《对话于宁》,作者是孔志国。网上搜索于宁简历,得知他现年51岁,硕士学历,中共党员。1992年之前是中纪委的一名处长。此前,他作为民间对日索赔小组组长,曾一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2005年6月当选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专职会长。

崇拜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无法无天地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的于宁,竟然能够当上官方一手操办的律师协会会长,当下中国社会的法制环境和十三万律师的执业现状,也就可想而知了。律师业是现代文明社会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事业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也许只能依靠每一位拥有良知的执业律师像张思之大律师那样,在每一例案件特别是具有标帜性的群体性案件中严谨自律、理性执业,从而为自己也为整个律师事业经营和积累最大限度的道义资源和健康力量。

载《开放》杂志2006年7月号

中国在非洲的努力如同竹篮打水

近来,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举动的日益引人关注。新年伊始,中国外长李肇星便出访了利比亚等非洲六国;随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又于今年四月底访问了尼日利亚等非洲三国;中国总理温家宝紧接著于今年六月中旬访问了加纳等七个非洲国家。一个大国领导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如此密集地访问众多的非洲国家,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与此同时,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一些世界舆论对中国政府与一些臭名昭著的非洲独裁政府的公开合作也十分不满,尤其是中国政府对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行的苏丹政府和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且把国民经济带入深渊的津巴布韦政府等的支持,遭到了广泛的指责。

客观地看,中国如此迫不及待地进入非洲地区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中国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短缺日益成为其维持高速经济增长的瓶颈。但是,世界上传统的安全的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供应地区,或是在传统的西方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内,或是一些中国无法施加影响的地区。作为世界市场的后来者,为了保证将来稳定的石油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供应,中国只能走向那些西方国家目前不愿意进入的地区寻求利益。这些地区就包括伊朗和一些非洲国家。

中国进入非洲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中国商品和资金寻求新的市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轮冲击波过去之后,中国商品在西方的市场的快速增长期已经过去,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期。因此中国需要为其不断高速增长的经济开辟新的市场。在中国政府看来,非洲是一个有前途的市场。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不仅能够在非洲市场上与传统的从西方进口的商品竞争,而且也能够与当地商品竞争。由于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巨大的国家外汇储备,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多种渠道支持中国的民间企业向非洲地区扩展。

中国政府认为,即使从政治上看,向非洲的扩展至少在近期内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损失。不仅如此,中国或许能够在两个领域有所斩获。一是进一步限制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中国大陆和台湾通过经济贿赂竞相争取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支持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此外,在现有的联合国的机制中,除了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其他国家无论大小,一国一票。多争取一些小兄弟们,尤其是一些对当今世界民主、人权等主流价值观不满的兄弟,至少能使中国政府在与民主国家吵架的时候声音显得大一些。

问题是,中国目前的非洲战略不一定能够真正地给中国带来长远利益。中国进入的一些非洲国家,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一些国家的政权不仅在国际上臭名昭著,而且在本国内部也完全没有合法性。在我看来,这些国家的独裁政权一定是短命的。而当地那些反对独裁政权的力量,对中国政府不顾道德规范支持独裁政权的行为十分不满。不难想象,这些国家的民主力量掌权之时,便是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丧失之时。

同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企业进入非洲的模式也表示不满。我在上周末接受一家名为“走向非洲”的英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采访。不少非洲听众在现场采访期间打来电话,抱怨中国在非洲的企业不仅资金、设备是从中国带去的,而且工人也是从中国带去的。当地的非洲居民得不到什么实惠。他们认为,中国的投资者在非洲的行为甚至比过去的殖民主义者还不如。当然,中国投资者也抱怨非洲工业的效率低下等等,这种相互抱怨本身足以说明中非经济之间合作模式的潜在危机。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这一代企业家是在一个缺乏法治、社会道德沦落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应该由企业家负责,但是,在这种官商勾结和没有社会道德的环境下起家的中国商人却不能不受到大环境的影响。现在他们正在将这一套带到民风淳朴的非洲。他们大肆贿赂非洲的腐败官员,肆无忌惮地破坏环境,残酷地剥削童工,在市场上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等等。这些行径已经引起了非洲民众的极度反感。显然,现行体制下的中国政府不会、也没有能力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可以预见,一个普通非洲民众反感中国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一个代表”管着“八荣八耻”

    “ 一个代表”即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不仅管着“三个代表”,管着“四项基本原则”,还管着“八荣八耻”   

       首先是当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时,我们享有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全国人大便成了被抽走脊梁骨的瘫子,软弱得站不起来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民为主变成了官为主,社会主义变成了官僚主义。

       作为共和国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他在社会结构中本处于公仆的位置。但是,他把原本属于主人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都取代了,而且还被宪法合法化了……
       我们的政府大讲以德治国,然而我们的政府却一直扮演着最不讲道德的角色。政府取得了原不属于他的作为国家主人的基础权力。那已经不只是道德的问题,而是犯罪了!(当然,这是体制的问题。不是政府有意这样的。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走了弯路。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攻击政府。)
       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倡导的意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的“八荣八耻”是说给谁听的呢?
       说给老百姓么?
       他们不想听。他们只要上行下效就行了。
       说给官老爷们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官僚主义的经济,官僚主义的政治,下来必然是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哪里会有社会主义的“八荣八耻”存在的空间! 况且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官僚主义社会了。而是半官僚半资本主义社会。钱和权处于这个社会的最高端。一切向钱看和向权看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突出特点。这样,就更没有“八荣八耻”立足的位置了。你硬是往上贴,也是不管用的。猪毛只能长在猪身上,你硬是往牛身上粘,那能粘得上去吗? 
      其次,当全民生产资料已经不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时,由国家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社会自然变成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有资本主义的道德。社会主义的“八荣八耻”还有存在的市场吗?显然没有了。
      只有在第三种条件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代表权,由党中央执政,地方党委监政,实行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配套的现代国家制度,科学落实民主的社会主义,“八荣八耻”才会有广泛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古典诗人之嵇康打铁

 这是公元223至262年间的一幕至今依然清晰生动的场景:洛阳城郊,大树荫下,一个高傲的身影,举起了手中的铁锤,击向火红的砧上,火花四溅。叮当叮当的节奏,响彻了邻近的村庄,使其余的世界,包括那个时代的寒冷的时间,显得寂静无声。人们好奇地赶来,请这位诗人敲打出锄头,铁锹之类的不属于战争,屠戮的农具。而他却拒收他们的酬金,一顿随意的酒肴就好了——然后,他又回到他的叮当叮当的节奏中去。
  嵇康打铁,如今已成为中国诗人的一个不可重复的神话,那借助于一种劳作,将生命与土地链接为一体的诗意象征,是多么健康而自然——它使如今的许多所谓行为艺术,显得象是一幕幕荒唐而滑稽的闹剧。当然,人们并非一开始就听懂了这叮当叮当的节奏,或许至今仍没有听透。对于这位魏晋时代的著名诗人,音乐家,如此地迷恋并不洒脱,亦不高贵的铁匠生活,历来的看法,认为是一种象征姿态,以显乱世的卓荦不群。自然,这符合嵇康生平特立独行的叛逆气质,极悲剧性的结局;但这一传统看法如今遇到了挑战,一些颇具新思维的读者认为,并没有那么多的深意,或许只是诗人的一种癖好,或者健身手段。这显然亦说的过去,嵇康的长相与风度都很好,是当时的一位明星式的人物;但第二种说法对于东方读者来说,又似乎过于零度,后现代了,于是,作为反弹,有精锐的学者复又向深度挖掘,将嵇康的打铁与阮籍的长啸在本质上连通起来,认为都是语言之外的一种诗性的言说方式——一个以没有言词的节奏,一个以没有言词的旋律,表达了一种生命的觉醒,以及对命运的改造,超越。我本人同情这一诗性解读,但进而认为,一种表达方式,如果不能与自己生命中的隐秘脉动合拍,是不能持久的。所以,在嵇康的打铁过程中,还应珍藏着某种乐趣,难以与他人言说。我们且以经验与想象,继续探入这一幕铁与火的场景:一块粗糙的矿石,经炉火的涅般后,通红,纯净,若一颗童心,如果不是温度的阻碍,人们当会禁不住手心抚玩的诱惑。然而,嵇康举起了铁锤——这于诗人更为合适,叮当叮当的节奏中,火红的矿石仿佛一句珍奇的灵感,被反复地锻打——在这锻打的延续中,诗人似乎已隐隐看见了那样的一句终极之诗,澄澈,空明,包容着全部的世界——但随着淬火,冷却,火红之物又呈矿物的灰黑,一切遁隐——但仍在那矿物之中。于是,他重新把它送入炉火——通红——再锻打……在这不断的循环中,诗人相信,他终会到达那一句终极之诗,它的如宇宙之源之辐射,将使所有的王官坍塌于其中,化为乌有。
  嵇康有没有得到那一句终极之诗,我们不得而知,而司马氏的王宫是早已消融的无踪无影。或者说,嵇康曾经得到过那句终极之诗,但又不幸地遗失了,如他的名曲《广陵散》。文章进展到这里——我想附着交代一下,我写文章亦如同写诗,并不知目标何在,全凭一种感觉驱使——我突然灵光一闪地感到,在“嵇康打铁”与《广陵散》之间,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宿命的关联。
  神奇的《广陵散》的存在,已无须置疑。人们的讨论,常集中于它的风格的猜测上,但莫衷一是。而我感兴趣的,是关于《广陵散》的诞生的一个著名传说,虽然荒诞,却更有可能接近着本质。传说是这样的,一天深夜,嵇康正抚琴自娱,空中忽有喝彩声——原是一被害的古琴爱好者之魂。于是,嵇康与之契谈琴理,鬼魂试弹了数曲,其中即有《广陵散》。这一传说,不仅隐寓了嵇康本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这样的信息:一,在风格上,《广陵散》应有着浓郁的炼狱色彩,是灵魂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焦灼,挣扎,论辩。至于是以邈远明丽的意境,或慷慨激烈的抒情收尾,则可见仁见智;二,可能要引起争议,我认为《广陵散》是一种即兴创作,是诗的灵感与激情——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在琴弦上的自由舞蹈——这样的创作,只有嵇康这样的天才诗人兼音乐家方能为之。这实际上已解释了《广陵散》真正失传的原因——它无法记录,它的每一次的演奏都是不重复的。现在,我们不妨把目光再切入到《广陵散》绝唱的那个日子,公元262年的一个夏天,因为一个朋友的冤案牵连的不孝之名——实际上,早在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将利禄比作死鼠的膻腥,将官场隐喻为疯人院,就已埋下了祸根——被引往洛阳东市的刑场。似乎早已准备好了这个日子的来临,嵇康请送行的哥哥取来一张琴,从容坐下,弹了一遍《广陵散》,然后长叹一声:“《广陵散》于今绝矣!”——这一声长叹是意味深长的,难道《广陵散》只能专属于嵇康这个人的生命?难道送行的三千太学生,以及他的朋友——他们更是与他朝夕相处,就没有一人有能力将《广陵散》记录下来,而任其“于今绝矣”?或者反过来解释,如前所言,《广陵散》根本就无法记录,没有第二人能够演奏。
  我不知道关于《广陵散》的迷雾,是否可以由此廓散。但我可以肯定,嵇康之所以如此癖好打铁,实因为这是他的另一种的弹琴方式:音符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如砧上火花的随意飞溅;但有着某种稳定而清晰的节奏,如铁锤在火红的矿石上的敲击——在嵇康打铁的诗意中,还奇妙地隐含着一曲《广陵散》。

韩寒、张悦然发檄文"倒郭"80后面临崩盘

专题:抄袭门,门里门外说是非

  “郭敬明(BLOG)抄袭不道歉”事件越闹越大,昨天,不约而同的,韩寒(BLOG)与张悦然〈BLOG)公开发表博客文章,痛批郭敬明及其粉丝,张悦然称“郭敬明已经丧失了从文资格”,她为此事感到羞耻;韩寒笔锋直指郭敬明粉丝,说他们“傻、幼稚”。

  张悦然曾与郭敬明一起被称为文坛“金童玉女”,韩寒更是公认的“80后”领军人物,随着这两位加入“倒郭”行列,和郭敬明划清界限,曾经风光一时的“80后作家群”,呈现出全面崩盘的态势。郭敬明会不会因此被踢出“80后作家群”行列,还要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韩寒:郭的粉丝心智不全   张悦然:郭丧失从文资格

  【焦点一】

  张悦然:抄袭事件是文坛“奥斯维辛”

  “小盗窃铢,大盗窃文”

  张悦然的文章发于7月5日的新浪个人博客,文中把郭敬明抄袭定性极为严重,称其是微型的“奥斯维辛事件”。

  她说,她和她的同龄人曾经是一群有着纯粹文学梦想的少年,迅速被贴上了“80后”标签,成为文化标本、商业手段和娱乐道具。“直至‘郭敬明事件’爆发,预示着我们这代人肆无忌惮地走向了我们梦想的反面,我们正放任自己越过一条又一条底线。我仿佛看到了一场微型的‘奥斯维辛事件’正在上演。”

  张悦然承认,由于太多敏感的背景,又害怕引起各种猜忌而伤及自身,她很长时间对郭敬明“拒绝道歉”一事缄口不言,“其实,在抄袭事件刚发生时央视一档节目里,郭敬明的闪烁其词和一位现场嘉宾对郭的毫无廉耻的支持(他说,即使抄袭,我们也支持郭——大意如此)就曾令我大为震惊。”

  张悦然说,如今的郭敬明是:“盗窃有理,掳掠光荣;小盗窃铢,大盗窃文。”

  “郭式悲情”沦为“精神乞丐”

  张悦然此次的指责可以用“声色俱厉”来形容,她严厉地向郭敬明说“不道歉让你丧失从文资格”。

  张悦然指出,郭敬明事件的灾难性还不在于抄袭行为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回响,冷漠和没有负罪感才是最可怕的,“可以赔钱但决不道歉”的思维方式是文学被商业化操纵形成的必然恶果。

  张悦然还逐一反驳了郭敬明不愿意道歉的托辞。她还讽刺说,郭不道歉据说是为了曾经的付出和写作的辛苦,“这种悲情的姿态已经令你沦落为精神乞丐。”“你不愿意道歉,你声称这是为了坚守……也许,你在坚守内心虚荣的帝王,这种恶劣的‘坚守’将使你彻底丧失从文资格。”

【焦点二】

  韩寒:郭敬明粉丝傻到无从反驳

  就在张悦然发表“批郭”文章后仅仅5个多小时,一直沉默的80后另一旗手人物韩寒也在新浪发表博客文章,痛批郭敬明粉丝“傻”、“幼稚”,“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纯真和善良”。80后文学最知名的三位人物形成“群殴”局面,矛头直指“拒不道歉”的郭敬明。

  在这篇名为《开始搜集郭敬明粉丝的经典言论》的文章中,韩寒首次对郭敬明抄袭不道歉事件发表评论。“郭敬明不道歉这事,我也没什么意见,没人能强迫另外一个人道歉……道歉与否的确是个人的事情,至少在这件事情上,他终于表现得像个男的那样剽悍。”

  对于“落井下石”的说法,他称“为什么不能落井下石,我从来不觉得落井下石是个贬义词,落井了本身就有问题,走路不看路怪谁去”。

  韩寒称对郭敬明本人没意见,但“对他的粉丝很有意见”。借自己拍戏的时候有掉到粪坑的镜头,他讽刺郭敬明的粉丝说:“我最多就是脚掉粪坑里了,而他的不少粉丝就像脑袋扎粪坑里了一样。他们傻,幼稚,没有是非观,心智就不齐全,发育就不完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纯真和善良,却成天拿这个说事。”

  他认为,郭敬明的粉丝说庄羽之所以要告郭敬明抄袭是因为想出名,都是“奇异的著名的傻到无从反驳观点”。

  “抄怎么了,抄得畅销就是本事,谁不抄啊,三毛的《一梦三四年》是抄袭我们家小四的!”针对郭敬明粉丝的此类留言,韩寒建议网友多多收集,发表在他的评论或留言里,他将过几天整理以后发表出来。

  【对话】张悦然:不再旁观,和郭敬明划清界限

  发表文章是为了拯救

  记者(简称记):是什么促使你写了这篇文章?

  张悦然(简称张):我也曾有过顾虑,也曾长时间在痛苦地选择站不站出来发言。之所以用这种痛批的方式,是因为“郭敬明事件”已经不单纯是一个所谓圈中的事,它已上升为一个社会事件。郭和他的部分读者仍然向其施害对象进行各种形式的报复,这个时候,我如果不说,我就有罪感和耻感。

  记:有人觉得你言重了,还有人说你是“落井下石”。你怎么看?

  张:说“落井下石”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我还看见更严重的人身攻击和辱骂。这多少也能说明,我的文章并非无的放矢。我希望某些人看见我的文章能够清醒过来,拯救是我的文章的主题之一。

  记:郭敬明可能不会因为你的一篇文章就改口道歉,那你觉得你的文章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张:首先,我不再是个可耻的旁观者,这让我长舒了一口气,我卸下了一个沉重的精神枷锁。同时,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唤醒一部分郭敬明的读者,以及那些和我一样犹疑不定的人,共同勇敢地面对自我的审判。对于郭敬明事件以及80后,很大程度上被娱乐化了,这样的闹剧应该结束了。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到文学的关注中来。

  我俩不是“金童玉女”

  记:媒体称呼你跟郭敬明“金童玉女”,你怎么看这个称呼?你的这篇文章算是宣布“金童玉女”正式分手?

  张:这个称呼的出现是一种商业行为,事先从来没有和我商量过。类似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很多,比如,80后作家排行榜、80后财富榜,等等。最荒诞的是“无极选秀事件”,没有人知会我,我就稀里糊涂成候选了。我在文章中写了,这时,我就和道具差不多。对这样的不当称呼,我反对过很多次,甚至拒绝过相应名义的签售会邀请。希望媒体和公众不要再用这样的称呼。

  没和韩寒商量过

  记:你的文章与韩寒的文章几乎同时发表,是不是有约定,同时向郭敬明开炮?

  张:没有约定。我和韩寒联系不多,之前也从未就此交换过看法。可能大家都觉得不能只是个旁观者吧。

  记:花儿乐队抄袭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被迫公开道歉,但郭敬明的态度恰恰相反,有人说文坛比娱乐圈还不知廉耻,你觉得呢?

  张:许多事情都还在过程当中。郭敬明事件对他本人和社会的影响,时间会给出最终的答案。我为文学感到羞耻,我们应该带着罪去写作。

  【追问】评论界为何“集体失声”?

  对比起张悦然的“勇敢”,国内评论界却依然是一片沉默。这与80后文学刚刚兴起时的热闹场面,形成鲜明对照,评论界对此几乎是“集体失声”。

  记者昨日就此联系到六七位研究当代文学的著名专家教授,虽然大部分对郭敬明抄袭
事件非常熟悉,但听说记者的采访意图的时候,他们或者表示不太方便发表意见,或者以时间太紧为由拒绝采访。仅有一位文学评论家向记者表示,“法院已经判了,郭敬明应该按法院的要求做。”

  【反响】

  正方:“玉女”变成了“烈女”

  “一贯很婉转的张悦然这么不讲情面了,一定是超愤怒才会这样的!掷地有声,强!”张悦然的批评文章发表后,立即得到了很多网友的声援支持。

  网友“羽毛”称赞张悦然“很勇敢,我相信你有着勇敢的心。”而“此岸之花”表示,“你说出好多明哲保身者不敢说出的话,这是一种正义感,是一个正义的作家理应具备的品质。原来只是喜欢你的文字,现在对你的人品也极其敬重。”

  “虚怀若谷”说:“‘玉女’这个称呼不适合你,尽管你有令人艳羡的美貌,但你更有一份宁折不弯的‘烈女’情怀,而不是矫揉造作的富家千金。”

  反方:张悦然不一定了解真相

  也有网友对张悦然的立场表示不能赞同。网友“零”称她在“落井下石”,而网友“红鲤鱼”则表示:“很喜欢你的文字,但对你的说辞不敢完全苟同,一件事不是你我可以了解真相的,即使法律也如此,现实社会复杂得多,更何况有难以明了的复杂的内因。”

二战遇难女作家遗著震惊文坛三国同步出版

六十多年前,一位名叫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国犹太女作家被杀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法兰西组曲》。这部藏在皮箱里的手稿随着她13岁的女儿德尼斯东躲西藏,侥幸存世;六十年后,德尼斯终于鼓起勇气将书稿整理出版,一举获得法国雷诺多文学大奖,震惊世界文坛。

日前在由华东师范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和99网上书城联合主办的《法兰西组曲》翻译座谈会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王安忆盛赞该书“非常好看,是揭示复杂人性的经典之作”,并称这种写作非常困难,而中国文坛对这种恢宏的写作淡漠已久。

中国作家盛赞《法兰西组曲》

《法兰西组曲》以白描的方式描绘了1940年的巴黎大逃亡和贝当政府投降之后,法国被占领的状况。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后,法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卷入了这场悲剧性的混乱之中,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平民等各个阶层都在这幅历史画卷上投射出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小说以冷静、老辣之笔刻画了在纳粹和战争狂飙中人性的复杂。而反观国内文坛,王安忆认为这种对阶级和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在我们目前的小说里不太可能。“人性在这部小说里不是由于战争的残酷而剥去了皮肤,而是异常复杂。而现在的小说有个特征,就是一切都是归纳好的。”

该书译者、华东师大法语系系主任袁筱一表示,内米洛夫斯基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我从事翻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碰上这样的女作家,跟我以前翻译的女作家截然不同。”她说,“内米洛夫斯基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国作家,她的叙事风格和文风,更接近于出生地,是深受苏俄作家影响的。书中她刻画了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基本上都是站在置之度外的立场上,去看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

内米洛夫斯基传奇人生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于乌克兰大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大银行家。十月革命后,内米洛夫斯基随全家流亡到巴黎,从此活跃于巴黎文坛和社交界。《法兰西组曲》原计划写五部,由于突然被捕,内米洛夫斯基只完成了《六月风暴》和《柔板》两部。当时二战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亲德的政府颁发了新移民法,配合纳粹迫害犹太人。伊莱娜和丈夫米歇尔只得逃出巴黎,躲到索恩河和卢瓦河附近的乡下。

后来,伊莱娜和丈夫先后被纳粹杀害于集中营,两个女儿带着母亲留下的皮箱东躲西藏。由于往事不堪回首,伊莱娜的长女、现年77岁的德尼斯一直没有勇气公开这些手稿。

直到60多年后,2004年,法国Denoel出版社出版了该小说,立刻获得当年的法国五大文学奖之一的雷诺多大奖。这是该奖有史以来第一次破例颁给一位已经辞世的作者。法国报纸称,该书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最重大、最传奇的发现之一,是“一部丰厚的文学与历史遗产”。

中、美、英三国同步出版

《法兰西组曲》面世一个多月,就有15个国家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购买了版权。在历时一年多的翻译之后,2006年4、5月间,中国、英国、美国三国不约而同出版上市,成为国际出版界一大盛事。英文版《法兰西组曲》,立即登上英国《泰晤士报》、美国《纽约时报》等20多家主流媒体的畅销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