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整整半个世纪以前，即1956年6月，李政道和杨振宁在美国纽约合作完成了一篇物理学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这篇论文首次明确地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宇称守恒即左右对称的实验证据。论文还给出了如何对宇称守恒进行实验检验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1956年的6月，美籍华人、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作出决定，她要做 核的 衰变实验，以检验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即左右是否对称。
1957年1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破天荒地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了吴健雄小组的实验结果，并宣布宇称守恒这个物理学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被推翻了。换句话说，实验证明：左右对称原理在弱相互作用中被推翻了。9个月之后，即1957年10月，一向沉稳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向全世界公告：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李政道、杨振宁共同获得。1957年12月11日，两名手持中华民国护照的炎黄子孙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领奖台。
50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宇称”、“宇称守恒”和“左右对称”，我得到了一些什么研究成果呢？我的成果是：

1． 现有的左右变换不仅不是真正的左右变换，而且是内在矛盾、不能成立的变换。
2． 量子领域中的宇称变换并不是左右变换，它只是波函数奇偶性的检测变换；宇称守恒仅指波函数的奇偶性守恒，与左右对称毫无关系；宇称守恒定律如果存在，也不是什么物理学的基本定律，而只是一条波函数的奇偶守恒定律。
3． 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所谓“在弱相互作用中不能成立”，而是压根儿并不存在。
4． 与传统的认知正好相反，吴健雄小组的实验结果恰恰毫不含糊地支持下述论断：左右对称原理在弱相互作用中依然成立。这里，没宇称和宇称守恒什么事，而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研究成果将不得不被无情地否定。

我会较快地以可行和可加信赖的方式将自己的发现公示天下。

2006．6．15于
北京家中

附:

中国有人公开挑战杨振宁诺奖成果

 

   巴西侨网2006年6月24日讯  近日北京物理学者江棋生在海内外媒体发表文章，公开挑战所谓“宇称不守恒”，这是对 荣获诺贝尔奖的著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学术成果的大胆否定，预计将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

    江棋生先生是一位中国大陆的物理学工作者，曾经师从中科院院士庄逢甘先生进行空气动力学研究 。14年前，即1992年，他开始接触物理学中的分立对称性问题，即C、P、T对称性问题，最后在“ 国际物理年”即2005年中，一口气写出了14篇论文的初稿，并于2006年3月底以前全部定稿。

    江棋生先生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和物理学界原有定论大为不同的全新见解。除了已经披露 的他将公开挑战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诺奖成果、指出弱相互作用中左右依然对称外，他还对“时间反 演”作出了透视性研究，指出时间坐标的反射变换与倒放影片操作毫无瓜葛，不过是一个变顺计时 为倒计时的计时变换而已。同时，他对C变换即粒子—反粒子变换也给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并顺理成章地得到了一个结论：量子场论中的所谓CPT定理是虚妄的。

    众所周知，1956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对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提出了质疑。1957年，他们分享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2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合作破裂而正式分手。20年后的1982年，杨振宁在《杨振宁1948—1980论文选及注释》这本英文文集中首先发难，宣称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并说李政道当时还持反对态度。

    1986年，李政道用英文写了《破缺的宇称》一 文，说明是他而不是杨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之后才有他与杨振宁的合作，并发表了《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这一论文。2002年，在杨振宁的直接推动下，台湾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了杨和李合作和分裂的事情，继续宣称获奖论文是源自杨的构想。

    2003年4月3日，李政道接受《科学时报》杨虚杰女士的采访，指出：在《杨振宁 传》一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之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 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 也是极为罕见的。”

    据江棋生先生说，根据他对争论双方材料的判读和对李、杨人品的了解，他倾向于李政道的说法是 真的。不过，如果江棋生先生的研究成果是对的，则由杨振宁挑起的这场杨李纷争将不仅显得毫无 I??o?61

 

会见郭起真手记 米洪武

【2006年7月1日狱委讯】在郭起真被抓之后，我多次催促我丈夫綦彦臣去沧州看望一下郭起真先生特别是他太太赵长芹女士（我已经习惯叫她“嫂子”）。毕竟，我们夫妇曾应郭起真夫妇之邀到他们家去作过客。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彦臣几次往返北京与泊头间处理出版事务及朋友委托的商务，所以一直拖到今天（6月30日）才得成行。 为此行而祷告 作为一个家庭妇女，我想还是帮嫂子一点实际的“忙”为好。带了一桶卫生油、一袋大米、一袋面粉。大米与面粉都是小包装的，我和彦臣各拿一件，小女儿綦瑾兴匆匆地抱着那桶油－－在她看来，这次去沧州好像是逛公园。 大人的心头是怎么想的，她并不知道。临行前，我祈祷了一番（我是6月5日才受洗的），特别是我看了灵修版《圣经》对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解释，使我心中充满了信心。灵修版的圣经解释说：“神能够从一切争战、试炼、逼迫和苦难中给信徒带来益处，也就是说神能够籍着这一切环境在他们身上做工。” 在决定6月30日我们一家三口去看望嫂子时，我和彦臣也做了共同合一的祷告，我们相信，上帝总会给我们一个满足的。 令人敬佩的母子 由于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尽量保持好的情绪，不提及郭起真遭遇本身。问她的身体，问他儿子的考试状况。 在特有的女人相见的欢笑场面后，这个坚强的女人还是掉下了泪。因为她儿子因为父亲的事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可以预见中考的考试成绩肯定不会太理想。儿子说，在家里总听到有人撬门的声音。于是，他去了姨妈家。换换环境。改变一下心情。 此次沧州之行可以说收获巨大－－因为我们见到了郭起真，但唯一遗憾地是没见到他们的儿子。坦率地说，我身上一共带了三百块钱，除了买米面油之外，特意为小郭亮准备了一百，好让他暑假中不至于太拮据。（送给嫂子的则是一本《圣经》，我劝她闲下来时，翻一翻，读一读。） 嫂子说，小郭亮是个懂事的孩子：有一天，他妈妈给了他十块钱让他自己买些水果吃，小郭亮只花了两块；这两块还是为妈妈买了两根小火腿肠，并给妈妈留了一个条，然后才去了姨妈家。条上说：“妈妈，你别太难为自己了，这两根火腿肠你就吃了吧！” 闻听嫂子复述此事，我的眼泪也流下来。 大约十点半，彦臣打断了我和嫂子的谈话，建议去沧州市第二看守所去见一下郭起真。 郭起真不可能是个坏人 沧州泊头一带已经断断续续地下了三天雨，去看守所的路又窄还有相当一段是土路，泥水汪汪。打车到了第二看守所后，我们一行四人进了一个女警员的办公室。嫂子说，这个女警员的娘家与郭起真一家同楼而住。 当彦臣客气地提出见郭起真一面时，女警员有些为难：“要还禁见，就办不了。这可是掉脑袋、丢饭碗的事情！”也许出于女人善良的本能，她还是打了内线电话，并亲自往关押区去交涉。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得到了好消息：已经解除禁见，可到一号会见室去会谈。在整个会见中，我几乎没法插言，先是彦臣问郭起真的身体状况及绝食的主要目的，再后就是嫂子不断“抢话”。对于嫂子的“抢话”，我是理解的，毕竟当年彦臣被押于看守所时我是连想“抢话”的机会都没有的。那时，押于看守所的所谓政治犯是不让探视的。 看上去，郭起真的精神还不错，只是胡子较长。他说，里面没法刮胡子。关于绝食的事情，他说自己过来背了十二年冤屈，绝食主要是为自己的十二年冤屈不得昭雪而做的。听到他如此述说，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当郭起真与彦臣交谈完后，他看了我一眼，我赶快把眼泪擦了。等接见完我就把本该给郭亮的那一百块钱，给郭起真留下。那位好心的女警员代收后又交给门口的会计。 郭起真口述的所需物品清单：1洗头膏一瓶、洗衣粉一袋、肥皂两块；2五条腰围27－32码的裤子；3要儿的一张照片，还有儿子的一封亲笔信；4《读者》杂志，要2006年第8期的。 嫂子说自己脑子不好使，要彦臣记下来。我们一行人到了小饭馆时，彦臣用饭馆点菜的便笺很快给开列出物品清单，交给嫂子。我很纳闷：“干吗他要五条裤子，腰围还不一样。” “给比他还穷的室友买的呗！”彦臣答了一句，我这才恍然大悟。 而同时坐在一起的嫂子，十二年来没添过一件新衣服，都是拾别人衣服穿。（“拾”的意思是我们当地俗语，即接受别人给的旧衣服）。 一边是要照顾比他更穷的室友，一边是十二年没添一件新衣服的太太。这反差太大了，不是一个品质高尚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绝不相信郭起真是坏人。 后记：由我“代笔”并非计谋 会见郭起真的经过记述本该由彦臣来写。并且，他也该更多地公布他与郭起真会谈的细节——比如为什么检察院退卷了，但是，当郭起真从嫂子口中得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已经指派李建强律师介入此案并没收取律师费时，郭起真很激动，一定要让彦臣代为感谢，感谢笔会及李建强律师。 会见完郭起真后，彦臣幽默地说：“我总不能自己感谢自己吧！你忘了，我也是笔会成员呀！” 2006年6月30日写于泊头  《民主中国》首发

【2006年7月1日狱委讯】记者无国界组织指出，在过去两年中，中国的互联网言论自由已经被不断的蚕食。该组织号召为中国互联网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博客，记者和网络用户们团结起来。 这个言论自由组织说，管制互联网的法律日益严厉，对互联网的审查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日常工作的首要任务。 曾经于二零零六年五月被关闭的中国国情咨询网，尽管自从该网站重新恢复后,并没有发表任何新的消息，却仍然在六月二十七日又再次受到官方新一轮的突然打压。 与此同时，六月二十九日，政府宣布他们将进一步加强控制网络博客与搜索引擎以阻止所有“非法和有害的”内容。 中国国情咨询网在五月份因为进行对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相关事件的网络民意问卷调查而被关闭数周。经过与各级官方机构的数周谈判，该网站在六月六日重新开通。 但是，六月二十七日，该网站主持人鲁光辉接到中国中部湖南省委宣传部电话，告诉他这个网站的存在为北京中央政府所不能容忍。他们认为该网站刊登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栏目是“极其不负责任”，并且“社会影响很坏”。 该网站在六月二十九日早上重新回复可以访问，但是网页内容都没有显示，其首页出现“正与相关部门协商中”字样。 中国政府六月二十九日说，它要加强对网络博客和搜索引擎的控制。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主任蔡武称政府将要“采取有效措施将BBS，博客和搜索引擎纳入控制”。 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也表示，他的部门将要“加速技术进步以保障网络管理”并且要“对博客和搜索引擎这些新的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由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传统媒体，互联网成为了一个迅速膨胀的媒体。根据清华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已经有一亿网民，将近三千七百万博客。预计到今年年底，博客数字将要增加到六千万。 注：记者无国界授权六四天网翻译，请以记者无国界英文版本为准。 前期资料请参考天网专题《中国国情咨询网涉89民调案》

　

　１９１９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司法部将２４９名激进分子驱逐出美国。这些人大部分是东欧移民，还没有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他们有组织罢工的，反私有制的，反宗教的，蔑视政府法令和反对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等等。美国政府将这些人在纽约装上船，将他们送往他们心目中的乐园：苏维埃俄国。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是一个叫艾玛•戈德曼的女人。艾玛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２２岁时她就帮助男朋友企图暗杀一个大资本家，号召工人起来响应，推翻这个万恶的制度。一次大战爆发后，艾玛因为反对征兵制法令的活动而在１９１７年被捕。

　　到俄国去对艾玛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她本来就是俄国移民。她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列宁说“只要有国家，就不会有自由”，“当有自由的时候，国家也就不存在了”。她觉得即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也很少有人能把这个主义表达得这麽简练的。她还知道俄国革命后形形色色的权威都被削弱和受到了挑战：社会等级不存在了，工人参加了生产管理，私有财产被废除，妇女获得了远比在美国更多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主张国家消亡，这和无政府主义也是一致的。她恨不能插上双翅立刻飞到那个工人的祖国。

　　一个月以后，艾玛和同行者在芬兰和俄国的边境踏上了苏维埃的国土。这群被美国赶出来的无国籍的革命者在大雪纷飞中受到了热烈欢迎，俄国军乐队高奏国际歌。艾玛象到了家一样热泪盈眶。来她回忆道：“那是十分寒冷的一天，整个大地一片雪白，但我们的心头却春光明媚。”

　　然而当艾玛一行进入彼得格勒时，这片春光很快就消失了。艾玛是在彼得堡长大的，这个俄罗斯最美丽的城市那典雅的建筑、繁华的市街和浓厚的艺术气息，特别是波罗的海白夜的神秘和浪漫一直留在她的记忆中。但当她回到这个城市时，她所见到的一切令她难以置信：这个城市“几乎是一片废墟，好象刚刚刮过一阵飓风。房屋就象是被遗弃的墓地上撬开的坟墓。街道上一片狼籍，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战前彼得格勒有２００万人口，现在只剩下５０万。街上的行人就象僵尸在移动。”

　　艾玛被苏维埃政府当做重要客人安排在一个旅馆住下，这里也是彼得格勒市领导干部住的地方。艾玛看到这里有很多在外面凭配给证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而且根据干部级别的大小来分配，这种级别竟然有３０多种。布尔什维克把一切都中央集权化了，所谓工人管理工厂纯粹是子虚乌有。而所谓妇女解放仅仅意味着她们必须承受和男人一样的劳动，买淫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了很多妇女当时谋生的唯一手段，而她们卖身的对象是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和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固定的配给。

　　当艾玛被安排见到列宁时，她发现这个伟大的革命家对美国极其无知，因为他关心的唯一问题是美国什麽时候会爆发象俄国这样的革命。当艾玛问他为什麽俄国没有言论自由时，列宁回答说言论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当艾玛表示她想在美国俄国犹太人移民中成立一个文化宣传组织时，列宁表示十分赞成，但随即说它必须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

　　１９２１年三月，彼得格勒格朗施塔德要塞的水兵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独裁而起义，被列宁残酷地镇压了。艾玛对这些起义的水兵十分同情，曾在他们和步尔什维克中间斡旋，但被布尔什维克拒绝。从艾玛住的旅馆，可以清楚地听见布尔什维克的大炮向要塞的轰击，这些炮声最终粉碎了艾玛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幻想。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幻灭后的艾玛离开了俄国。１９２４年她出版了《我对俄国的幻灭》，来又出版了《我对俄国进一步的幻灭》。她成了俄国革命后最早揭露这个革命真相的人。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曾经是艾玛的好友，但当史沫特莱被东方革命所迷惑，１９３４年准备前往中国采访时，艾玛和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艾玛觉得凡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都不会有好结果。史沫特莱是在和艾玛断交后前往中国的。

　　历史证明艾玛是有远见的。

日前，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下简称“草案”），对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危及公民人身和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时，公民的义务和权利进行了界定。公民的义务既有道德性的，比如，尽可能配合政府，向政府报告突发事件，参与突发事件的应对；也有强制性的，比如，不服从政府相关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将受处罚。

　　公民的权利则是政府的义务。草案强调了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要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草案规定了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两大原则：“比例原则”和“政府强制最小化原则”，即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应当与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程度和范围相适应；有多种措施可供选择的，政府应当选择有利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的措施。

　　这两项原则是法治国家约束政府强制性权力、保障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基本原则，它被首次写入《突发事件应对法》，显示了这一立法的先进性：它固然授予了政府应对突法事件的必要权力，规定了公民应尽的义务；但同时，它也是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权力的一种限制，是对公民自由与权利的一种保障。

　　突发性事件是考验一个国家法治是否健全的试金石。

　　在正常状态下，大多数公民未必能够接触政府的强制性权力。政府承担着很多服务性功能，这方面的政府权力不大可能损害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但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府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可能会采取一些广泛涉及所有人的人身强制措施，比如隔离、迁移、限制出行等；也可能强制征用公民的房屋、汽车等财产。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更迅速有效地处理突发性事件，也是为了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损失。不过，也恰恰在此时，法治的权力与专断的权力立可分辨。

　　对一个法治国家来说，即使在紧急状态、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基本的法治秩序仍然继续有效，政府仍然需要尊重公民最基本的自由，保障公民的权利。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政府有权在一定时间内，对部分或全体公民特定的自由与权利予以强制性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措施本身应当是事先由法律许可的，符合比例原则和强制最小化原则，并由具有执法资格的人来执行。此时，任何人、任何机构也不拥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应急不是无视法律的借口。

　　这是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制度基础。不管是在正常状态下，还是在发生突发性事件甚至在紧急状态下，政府的义务都是连贯的，即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政府所采取的一切强制性措施都符合法律的规定。

　　按照这一逻辑，在未来，对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措施本身，事后可以通过正常的程序予以审查，审查其强制性措施的合理性，审查其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和强制最小化原则。尤其是受到强制性措施严重影响公民个人、企业、社团，在事后也可以遵循某种法定程序提出正当的复议或诉讼请求。比如，对征用财产的补偿标准，就可以提出合理要求。这种事后的审查和复议，可以有效提醒政府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不能超越法律界限，滥用强制性权力。

　　这些保障公民自由与权利的措施，确实可能使政府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效率受到某些影响。但是，法治秩序本身对政府、对社会，本身就具有最高的价值。事实上，坚守法治本身就能够提高政府的效率。假如公众看到，政府一直恰当地行使其权力，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公众将会更容易理解、认可、服从政府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并在发生突发性事件时尽到义务。

怎样才算是正确的破门而入？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再简单不过– 既然是破门而入，当然是使用暴力强行进入了。但是，在美国，这个问题是如此的复杂，最终不得不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投票决定。

1998年8月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底特律市风和日丽，阳光明媚。Booker Hudson坐在自家前厅的椅子里，却一点都轻松不起来。

他是一个毒品贩子。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行当。他不但要时刻同警察周旋，其他毒品贩子以及吸毒者其实威胁更大，黑吃黑的情形在底特律司空见惯。他已经习惯了枪不离身的生活。此刻，一把已经上膛的左轮手枪，就藏在他的椅子扶手和靠垫之间。他甚至已经不再信任家人以及家里的其他地方，而是选择把几块高纯度可卡因放在自己的口袋里。

即使如此，他仍然感觉到紧张，甚至预感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随着这个念头的出现，他又开始安慰自己：别紧张，你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不都平安无事吗？不要庸人自扰了。

门前突然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有人用力敲门。“警察！搜查！开门！”

他愣了一下。警察？怎么办？逃走？往哪里逃？身上的可卡因怎么办？家里其他的毒品又怎么办？几乎是出于本能，他的手伸向了那只手枪。

但是已经迟了。还没等他拔出手枪，警察已经破门而入，7支黑洞洞的枪口齐齐指向了他。“不许动！把你的双手放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动作要慢！”

他知道一切都太晚了，于是决定保持沉默。很快，他被戴上手铐，一名警察向他宣读了米兰达原则，然后告诉他：“Hudson先生，你被捕了”。警察不但搜出了他身上的高纯度可卡因，还搜到了大量散落在其他房间的毒品，以及那把子弹上满膛的手枪。

人赃俱获，铁证如山。完了，他心想，一切都完了。高墙，电网，黑暗的监狱，全副武装的狱卒。他几乎肯定自己又要在那里度过几年岁月。

Booker Hudson随后被Michigan州Wayne县检察官起诉，罪名是拥有可卡因并试图贩售，以及在犯罪时非法拥有武器。看上去，这个案子证据确凿，好似铁板上钉钉，Booker Hudson已经难逃法网了。

然而，他的律师Richard Korn却不这么想。在法庭辩论时，Richard Korn提出的抗辩却几乎让Booker Hudson无罪开释。

其一，Richard Korn辩称，虽然警察在Booker Hudson家中发现了大量毒品以及非法武器，却无法证明那些毒品及武器属于Hudson。这一点，检方的确难以证明。有些时候，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恰恰是最难以证明的。比如我们都知道3等于1+2，但如何从数学上证明这个等式，却令许多大师穷尽毕生精力但最后郁郁而终（这个问题由陈景润于1966年解决）。不得已，检方在这个问题上只好让步，而把精力集中到那些在Hudson身上发现的可卡因上。那些可卡因少于50克，Hudson即使获罪，量刑也会很轻。但是，检方认为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其二，Richard Korn使出了绝杀技 — 他指称，警察在搜查Booker Hudson家时执法不当，已经侵犯了Hudson由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的宪法权力。因此，警察在Hudson家中获得的所有罪证都将被视为非法搜查的结果，不能用于指控Hudson！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简单地说就是，执法人员必须持有合法搜查证并有正当理由，方能对公民的住宅及财产等进行搜查。这样的搜查得到的证物才是合法并且有效的。在司法实践中，第四修正案衍生了两个具体的原则：“敲门及通报”原则（Knock and Announce），以及“非法证物无效”原则。前一个原则规定，警察在执行搜查任务时，必须敲门并通报，然后等待15-20秒钟之后方能进入嫌疑人的房间进行搜查。后一个原则规定，警察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非法，不能用作证据。很显然，这是为了防止执法者滥用权力，执法犯法。现代英美法系的一个共识就是，程序就像一棵树，而最终的结果就像树上的果实。如果这棵树本身是一棵毒树，其果实也必然是有害的。同样，如果逮捕和诉讼程序不合法，其结果也必然是错误的或不完善的。这样的结果也许能暂时将少数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但长远来看则不利于司法公正。特别是如果警察非法搜证受到认可的话，会造成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公民的宪法权利可能会受到严重侵犯。

在Hudson一案中，警察敲了门，但只等待了3-5秒钟就强行进入了Hudson的房间。Hudson的律师认为，警察应当再多等至少10秒钟；少等了这10秒钟，就违反了“敲门及通报”原则。为首进入Hudson房间的警察Jamal Good则说，他有多次被嫌疑人枪击并被击中的经历。他的经历告诉他，时间就是生命，多等10秒钟，也许就意味着有警察受伤或者献出生命。他所言不虚。在逮捕Hudson的时候，他们在Hudson的椅子上发现了一把上了膛的左轮手枪。如果多等10秒钟，谁能担保Hudson不会用这把枪袭击警察？

Richard Korn的“非法搜证”动议未被Wayne县巡回法院完全接受。法官宣布，Booker Hudson因持有少于50克可卡因而被判18个月缓刑；因为检方无法证明发现的其他毒品以及武器属于Booker Hudson，因此这些证物不能用于指控Booker Hudson，而被视为“非法搜证”。Hudson上诉至Michigan州巡回法院。恰好稍早Michigan州高等法院在People vs. Stevens一案中判决即使“非法搜证”获得的证物不能视为绝对无效。州巡回法院援引这个判例，推翻了下级法院视从Hudson家中搜到的所有毒品和手枪均为“非法证物”的判决。在随后的上诉中，Michigan州高等法院支持了州巡回法院的判决。最终，Hudson上诉到美国高等法院。

2006年1月，最高法院对这一案件举行了首次辩论。当时，Sandra Day O’Connor尚在位，她倾向于支持Hudson。然而，O’Connor即将退休，这个案子将不得不再次辩论。其馀8名法官力量对比为4比4，势均力敌。这样一来，Bush总统将要任命代替O’Connor的大法官态度就成为关键。这个人就是Alito。最高法院再次辩论时，Alito已到任，他不支持Hudson，而是支持Michigan州高等法院的判决。今年6月15日，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以5:4维持Michigan高等法院的判决，即 Hudson一案中虽然警察事实上违反了“敲门及通报”原则，但他们发现了大量毒品和非法武器也是既定事实，无法更改；这些毒品和武器无论如何（不管警察等待3-5秒钟还是15秒钟）都会被发现，符合必然发现原则（inevitable discovery doctrine），因此应被视作有效。

大法官Scalia代表多数法官写下了判决书，其中说，警方承认在他们喊完“搜查”后只等了3到5秒种，违反了“敲门及通报”原则。但法院认为：“不管开始是否步骤有误，警方是在执行搜查令，并发现了枪支和毒品。” Scalia法官说，如果因为警察的失误就驳回证据，社会成本太大，“如果任何违反‘敲门并通知’规则的行让所有证据无效，那么，会引发潮水般的诉讼，让犯罪分子逃避惩罚”。他说，如果Hudson打赢这场官司，无异于为他和其他罪犯颁发“自由出狱卡”。

同时，Scalia法官认同办案警官的说法，认为在复杂情形下，如果警方像法律要求那样等得时间更长些，可能会遭遇暴力抵抗，警察生命遭遇危险，也让犯罪嫌疑人
有机会销毁或掩藏证据。

Bush总统任命的两位大法官Roberts和Alito在这一案件中的立场很明确，都支持维持原判。难怪左派的CNN说，Roberts和Alito的判决证明他们的确是保守派；这是政府的一个重大胜利，警察也许会在今后行动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度。

美国最高法院成功释宪，将警察如何合法的“破门而入”用判例的形式规定下来。自成文法出现以来，我们看到在检方和辨方的竞争之中，西方国家的法律条文越来越趋向于“精确化”。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倾向。首先，任何语言文字都不可否认的具有模糊性，并不总是能充分表现具体解释的思考和决断过程，因为后者涉及大量的无法交流的认知。甚至有的研究者认为，尽管许多法律文本的解释方法都有正当的原因和理由，但人们无法由此获得一种众口称是的关于法律文本或条文的正确”解释”，也无法构建成为一种客观的、统一有效的、程序化的并因此大致可以重复的、可以传授的作为方法的法律解释学。也就是说，司法活动作为一种决定他人命运的实践，仍具有某些超越人的控制的特质。其次，这种精确化发展到最后，就会构成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甚至于举手投足都会触犯法网。我想这绝不是我希望看见的。

许多贪污贿赂案件中的贪官落马，往往并不是被我们的检察机关给查出来的，而是让一些“偶然”事件给牵出来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比如，是被群众“告”出来的；情妇失宠后“抖”出来的；小偷无意中“偷”出来的；有关部门根据线索“掀”出来的；其它贪官们落网后抗不住“咬”出来的；收了好处费不办事被“揭”出来的；驾名车、养美女、住别墅“露”出来的；非正常死亡后“挖”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九种“偶然”情况，把贪官给搞出来的：

 

一是“离”出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贪官背后至少有一个或几个甚至一百个贪婪的女人。不少贪官在美色的勾引下，不惜离婚弃子。

二是“杀”出来的。一些贪官为了自已的利益，不惜铤而走险，雇凶杀人。另外，由于纠纷和利害关系导致贪官或其家人被杀，也易引发窝案串案。

 

三是“炸”出来的。“延安第一贪”郑大平采取威胁手段诈取了国有陕西省延长市油矿丰源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并贪污公款324万余元。后坐上总经理的宝座，在一次主管单位召开的会议上，威胁要炸毁油田，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

 

四是“绑”出来的。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看到贪官大肆贪污受贿，便采取绑架勒索等手段敲诈钱财，从而拔出萝卜带出泥。

 

五是“烧”出来的。意外的火灾事故和故意的焚尸灭迹，使许多贪官露馅。

 

六是“捡”出来的。日记、凭证、账簿往往是违法犯罪事实的有力证据。由于不小心，这些东西容易遗失，被人“捡”去从而导致贪官落网。

 

七是“诈”出来的。贪官心虚胆怯，许多不法分子抓住这一特点，进行敲诈，结果愿者上钩。

 

八是“找”出来的。有的贪官怕罪行暴露，企图用假身份证、假姓名等欺骗他人，结果罪行败露。

 

九是“震”出来的。贪官表面镇静，其实内心害怕，一有风吹草动就寝食不安，精神终于抗不住，结果暴露了罪行。

 

贪官落马很少是被查出来的，实在是件悲哀的事情。

   中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组长金道铭近日表示，近年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腐败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情况，其中惹人注目的是从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向拉拢腐蚀评标专家变化。

    应该说，随着工程建设重点的转移和决定工程建设的主体的变迁，腐败的目标和形式随之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尽人皆知的问题，算不上什么新趋向。不过，与上个世纪的腐败相比较，今日之腐败确是在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蔓延和升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腐败在基建领域里的升级表现为:在一些项目招投标过程中，不但主管官员，就连所谓“专家”也被纳入腐败体系。只要在专家论证的过程中给足每个专家红包，无论什么样的建设方案，都会获得通过。“红包论证”已成为业内的一种潜规则。

    不过，这种“红包论证”也并非交通基建领域一家独有。前年召开的山东省风湿病学会会议，其会议费用几乎全由药厂包办。每个厂家交3万至10万元不等的赞助费。会议间隙，宴请、洗浴、旅游、到娱乐场所消费等活动应有尽有。有业内人士指出，近几年一些老药改头换面重新包装，价格便扶摇直上；有些新药一上市价格便高得离谱，其定价过程与医学界部分专家在背后推波助澜有直接关系。

   就腐败本身的规律来说，从“腐蚀官员”扩展为“腐蚀社会”，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目前腐败真正的新趋势是:我们时代的腐败事实上已经超越了政治腐败，而成为一种社会腐败，即参与腐败行为的人员越来越多元化。在一些项目建设中，从主要领导干部到基层管理人员，从政府部门到被聘请的专家，参与权钱交易的面越来越宽。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腐败面扩大的问题。

    在社会腐败的情况下，虽然大家对腐败仍然存有道义上的痛恨，但这时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小民百姓，最关心的已不再是如何遏制腐败，而是如何从这种看来难以改变的状态中获益。关于腐败的打油诗在酒桌上的盛行就表明整个社会对腐败的社会态度正在从痛恨转为调侃，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宽容和羡慕。无孔不入的、弥漫性的腐败不仅在腐蚀社会肌体，也在腐蚀社会人心。

    对这种社会性腐败的遏制，仍然要回溯本源，从根子上遏制腐败。这个根子是什么？不是社会公众的反腐决心削弱，不是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变异，更不是专家参与决策等新机制，而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一切政府机关的腐败和蔓延至社会其他阶层的腐败，都是以此为发轫的。不受监督的权力缘起于监督主体的缺乏。其他国家反腐败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上保证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官员民选、司法独立和公正，才能培育监督主体、遏止政治腐败；也只有遏止住了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才能迎刃而解。

    知道张之洞是在书里，感受张之洞是在武汉。

   纪念“六四”，总不能不提作为“六四”事件标志性人物的赵紫阳。在这六月将尽，纪念“六四”十七周年已到尾声之时，我想起了去年赵紫阳逝世的情景。想到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七日赵紫阳逝世时所遭到的冷遇，只能用“可怜”两个字来形容，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香港两大左派喉舌报转发的新华社消息，连标点在内，只得六十三字，干巴巴的，实在可恨！

   尤其对比四日之后即一月二十一日死去的萧蔚云，就更让人气愤。对于萧蔚云的死，这两家喉舌报立即图文并茂、大事铺张，可谓生荣死哀，无限风光，一片热热、闹闹、红红，绿绿。尤其《文汇报》，除消息外还配照片、简历和专题报导，另外加萧某墨宝、该报董事长兼社长张国良的唁电，简直到了不惜工本的地步。与赵紫阳的寂寞成强烈反差。

   《大公报》第二天接着也用了大半版，报导“北大设灵，师生悼念，成立治丧委员会”，“中联办发唁电，范太赞为港作贡献，李刚发表谈话”。

   北京当局及其喉舌，给了萧某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是真的因为萧有多可爱吗？不是的。这只不过是共产党“爱之欲其香，恶之欲其臭”的党文化的体现。

   中联办和张国良的唁电，李刚和范徐丽泰的讲话，都不约而同地对萧某的死表示悲伤、悲痛、惋惜，甚至震惊；对比之下，对赵紫阳的逝世似乎觉得稀松平常、高兴、死得好，甚至值得庆祝。

   他们把一个普通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捧上了天，赞扬萧某“为一国两制的成功落实，作出了卓绝贡献”，是国宝。那么，对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参加香港回归决策、《中英联合声明》中方签署人的赵紫阳，该如何评价呢？对不起一个字也没有。历史完全被抹煞、被篡改！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无耻的政党和无耻的政客，如果这些人也叫政客的话。

   听听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先生的讲话：“赵紫阳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应该说，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一些有益贡献，同时也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至今还是称他为同志。”

   “还是称他为同志”，那是官样文章上的话，李刚本人是不肯称的。“有益贡献”也只有“一些”，而且还是“应该说”，多么宽宏大量，多么爱憎分明，多么高超的春秋笔法呀！李刚先生更上一层楼，已经把无耻当作光荣来炫耀了。

   北京大学为萧某设灵堂供师生吊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什么不为赵紫阳设灵堂供中共党员和全国人民吊唁，相反的还要阻止和殴打到赵家吊唁的群众？

   中联办和《大公报》可以给萧某家人发唁电，为什么不能给赵家发唁电？萧某的死有个治丧委员会，赵紫阳的死为什么就没有个治丧委员会？萧某的死可以开追悼会，赵紫阳的死为什么就不能开追悼会？

   对这些问题，外交部发言人孔泉说，国家已实行了丧葬改革云云。究其实，无非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狗眼看人低罢了。对于一个奉命行事、吠声吠影的口舌小吏，还能指望他说出几句人话来吗？

   这不能只怪李刚，也不能只怪孔泉；要怪只能怪他们那个法西斯的党。这个党具有迫害包括历届总书记在内的一切党员以党外人士的优良传统。中共一大至五大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就是领教过这个党的整人手段第一人吧。

   一九三八年康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每月领日本的津贴三百元。《新华日报》又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陈独秀立即写了《致〈新华日报〉》公开信予以反击，他指出：“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除开事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

   这个党还说瞿秋白是叛徒，并毁骨扬灰。

   这个党指使潘汉年与日汪勾结，又指他是汉奸以杀人灭口。

   这个党说胡风等人为“反革命集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是该党忠贞党员。

   这个党说章伯钧等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其中同样有许多人是该党忠贞党员。

   这个党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

   这个党说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用非法手段迫他下台。

   这个党现在又说赵紫阳“支持动乱、分裂党、犯严重错误”，非法罢他的官，并非法囚禁他直至死亡。

   有什么事实呢？一点也没有。有什么党纪国法为依据吗？同样一点也没有。所以，陈独秀斥之曰：“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扫荡报》1938年3月20日)

   但是中共罔顾事实，任意加人罪名的恶名，几十年来不但无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是非颠倒、黑白颠倒、人妖混淆的共产党人那里，哪里还有什么“做人的道德”呢？在那里，有的只是专制独裁者的厚黑，有的只是刽子手的凶残，有的只是走狗的嗜血，有的只是对权力、金钱和美色的贪婪。

   这就是为什么赵紫阳成了“还是同志”，而萧蔚云成了“战士”的根本原因。

   根据中国共产党“无反不平、逢案必翻”的伟光正定律，“六四”事件和赵紫阳案也一定有平反、翻案的一天。不知道到了那一天，《文汇报》、《大公报》、张国良、李刚和范徐丽泰之流，又会对香港人说些什么！

   请在对“六四”事件和赵紫阳的不绝如缕的纪念之中，拭目以待吧。

   26jun2006于酒香书屋首发《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