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2010年二月中，那天正是中国人过旧历年。我从金字塔区回到开罗市中心。当雇用的车子驶入交通大乱的Tahrir广场时，便一眼瞧见路边宽阔行人道上的示威活动。我本能地叫停，跳下车，直奔示威地点.

示威人只有一小群，被手牵手、带短枪、着黑制服的警察圈在里面，其中有人带头嘶声高喊，举起的方形布块上写着阿拉伯文。我边拍照，边心想，这些真是没有经验的示威人，因为布块上少了英文字眼，如果国际媒体有心帮忙，读不通的消息怎么传播出去？听不懂阿拉伯语的我，仍不死心要看出个端倪。好一段时间过后，终於明白。一块方布上画着埃及基督教（Coptic Church）特有的，十字尽头又有小十字的十字架，左下方是一把指着十字架的手枪。这场示威必定是针对年初发生的流血事件而来。

离示威圈不过二十步距离，是另一批排好队伍的警察，而在我站立的前方，五个着灰色西装的男人陆续到达，有人拿来白色塑胶椅给坐。我停留了约二十分钟，走离行人道，才看到旁街停驻着载满警察的黑色警车待命，小巷里也不乏其他镇暴部队。转回行人道，示威人仍大声喊着。我站到原先的树下。天暖，五个男人边彼此交谈，边喝热茶，他们的举止引发我的好奇。正当我对着他们按下相机快门，突然有人拍了我右肩。一回头，也是个看客，可是这人向站在我右前方的另一个看客示意，前方的人正对着手机讲话，却一手夺走我的相机.刹那间，我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便衣盯梢。

拿走我相机的人轮流对着三个手机讲个不停，我正好利用时间盘算，如果被扣押，我必须立刻秘密地丢掉自己的手机，因为里头存了一位埃及外交部要人、开罗美国大学一位教授，以及苏黎世日报派驻埃及、利比亚记者的电话号码，我不能让这些人受牵连.

讲手机的人终於有功夫理会我了。他要我出示最后拍的那张照片。我照做。显现出的，也不过是五个灰衣男人的背后。

“删掉！”男人清楚而简短地说.

“好。”我回答。正打算把相机收入袋里.

“现在，立刻删掉！”那人要我当场执行他的命令。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们是警察。”

…

2010年1月6日是埃及基督教的圣诞节，当天深夜，在离光观区Luxor不远处，伊斯兰狙击手射杀了六名基督教徒。原因是，有人谣传，一名基督徒强暴了一名伊斯兰女子。有时，只根据传言，穆斯林不求证也不经过合法程序，便以暴力对付基督徒的，不仅在埃及发生。只是，这些事件往往夹杂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信仰通常只是种托辞.

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毗邻而居，很长一段时间相安无事，近二十多年来彼此间的龃龉是政治上逐渐向激进伊斯兰倾斜的结果。八十年代，沙达特和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引起埃及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不满.为了安抚反对派，沙达特称自己是“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总统”，他让漂白了的兄弟会成员进入政府机关，并对蓄意不公平对待基督徒的行为加以容忍。其结果，不但沙达特本身无法从激进派手中倖免而遭暗杀，学校教科书及清真寺讲道趋向极端的态势也更加明显.只有埃及十分之一人口的基督徒虽然也在政经领域佔有少数要职，却要在生活上时时面对强加而来的无形偏见。社会上也有穆斯林绑架基督徒少女，逼迫其改变信仰，并且必须和穆斯林结婚的事件发生。埃及法律虽然禁止强迫未成年人改变信仰，警察却不管事。原因在於，激进穆斯林不但把全埃及伊斯兰化当成终极目标，让基督徒变成穆斯林更是项好买卖，有能力改变基督徒信仰的，往往得到大酬劳的赏赐.

因背叛伊斯兰而不得不出逃至加拿大的埃及人Majed al-Shafie认为，全世界大约有两三百万基督徒遭到歧视与迫害，其中百分之八十发生在阿拉伯国家，北韩、印度、中国次之。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往往是穆斯林痛恨西方的出气筒。这些信仰基督的兄弟姐妹，既得不到任何外来的援助，传言中，他们的传教行为、对古兰经不敬、对妇女“自由放任”的态度，便足以引发穆斯林的攻击。过去的不提，单就这几周来的情况是，在印尼及巴基斯坦，有人纵火烧掉教堂与神父、信徒的住房；在伊拉克与马来西亚，教堂与天主教学校遭到攻击；在叶门，“基地”组织号召对“不忠实者”及在亚丁湾的“十字军战舰”进行圣战攻击；在伊朗，坐监的一部份基督徒是因为“背叛伊斯兰”被囚，罪可至死。在沙乌地阿拉伯与伊朗，教堂不许兴建，圣经不许印发…

宽松对待基督徒的Saddam Husein政权垮台后，伊拉克境内的基督徒无法传教，甚至遭到恐吓。曾有位伊拉克女基督徒向我表示，她已多次受到穆斯林的警告，最担心的是，美军一旦撤出，她的生命恐怕难保。两年前，北部大城Mosul的一位主教被绑架，十天后处死，数座教堂遭殃，约两千名基督徒被杀。去年圣诞节，在同一城里也发生几起教堂爆炸案件。至今，半数伊拉克基督徒已逃离家园，这对国家重建是个绝对负面的影响。

到底激进穆斯林痛恨基督徒的原因何在？

基督教的西方曾殖民伊斯兰国家，而让伊斯兰恼羞成怒，是原因之一。除了以色列，中东地区的人们似乎有着不同的“时间感”，他们对历史的记忆仍停留在十字军东征、欧洲强权击溃奥斯曼帝国、以色列建国导致巴勒斯坦人的迁徙等等，面对基督徒时的敏感与易怒让他们时时清醒备战，并导致对基督宗教的包容性降低。

即便脱离了殖民时期，伊斯兰国家政教不分，缺乏启蒙，和西方比较，显得落后昏瞶，是原因之二。穆斯林把亚洲的经济发展，看成是亚洲人对西方强权卑躬屈膝所捞到的好处，而不屑一顾。他们把基督徒视为“没有信仰的次等人”，所以国境内的基督徒，在法律上不能和穆斯林平起平坐。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往往成了“人质”，要为穆斯林面对西方在文化及政治上的优势而感到的羞辱，付出代价.这个心理上的障碍引发偏颇的决定，让激进穆斯林把被殖民与自身落后的部份缘由归咎於信仰不够虔诚，极力主张应当恢复千年前伊斯兰的荣耀。

巴勒斯坦地曾经是基督徒的天下，现在他们却成了毫不足道的少数，就连那扎勒与伯利恆也不例外。在约旦河西岸，生活其中的基督徒大都是经济较好、子女较少的中产阶级。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採用合法娶四妻的伊斯兰法令，穆斯林人数爆增自是理所当然。根据al-Mahd民营电台记者的报导，就连耶苏出生的伯利恆，十五年后恐怕基督徒将会绝迹.

为了缓和激进伊斯兰对西方的敌视，现任美国总统Obama一上台便对阿拉伯世界递出橄榄枝，却被伊斯兰看成是装腔作势。而受迫害的基督徒有着被西方抛弃的无奈感，因为他们身处的国家，外人不易进入，即便有管道，西方也不愿明目张胆地，在和激进伊斯兰已经相当紧绷的关系上增加其他的变数。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去年教宗访问约旦河西岸时，呼籲以色列拆撤围墙，要求巴勒斯坦人的回归权，却对当地基督徒的命运只字不提。

温和的穆斯林应该明白Obama的态度，也应该懂得教宗的难言之隐.与其把民主制度强套在穆斯林国家，西方有义务谨慎地帮助温和穆斯林的改革，迎向伊斯兰迟来的启蒙之春。

近期，广州本田工厂罢工在中国大陆引发的罢工潮已经从珠三角地区蔓延到长三角地区和内地。各厂罢工的原因虽然有工人与保安发生纠纷之类的偶然因素，但罢工既然已经形成“浪潮”，那就不太可能是偶然因素和各厂的具体问题导致的。罢工潮在今年集中爆发，更有可能是宏观经济因素所致。笔者和其他一些论者都认为目前罢工潮的原因是通货膨胀。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止一个，去年银行新增贷款10万亿只是原因之一，笔者不再详细论述。有报导说罢工工人的不满来自生活成本上升，工资增长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因此他们罢工的主要诉求是加薪，这些都证明了笔者的观点。

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物价普遍上涨，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而工资没有相应的提高，这就相当于工人的实际工资缩水了。因此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这是一种合理要求。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罢工要求涨工资会有哪些结果呢？

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工人罢工成功会发生什么事。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罢工成功，工资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但是顾客的需求并没有改变，企业无法转嫁成本，因此企业的利润率会下降，有些企业还可能会关门、减产、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提升技术水平减少劳动力需求，总之往往会造成失业率上升，严重的情况下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工人罢工成功不一定带来失业率上升。为什么？因为政府害怕失业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就会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平衡”失业，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政策。但是提高通货膨胀率为什么能够降低失业？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变相降低工人工资，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所以失业率下降了。在这种政策下，工人很快就会发现由于物价上涨，自己通过罢工获得的高工资再次缩水，他们不得不再次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因此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劳资矛盾会尖锐化，罢工会频繁发生，工会的权力也会增加。但工人的处境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红皇后所说的那样：“你要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和物价会螺旋式上涨，工人会要求收入指数化——即工资自动随通货膨胀率增加，而政府则希望通货膨胀率能够跑赢工人的预期，为此会不断创造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其结果很可能是陷入恶性通货膨胀无法自拔，而且不断罢工的工人迟早会发现针对企业的罢工毫无意义，因而把矛头指向政府，这些都会导致社会动乱甚至政权垮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大幅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短时间内一定会造成失业率大增，同样会影响社会稳定。

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否毫无办法？难道面对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工人只能忍气吞声？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徐昌生先生的文章《谁妨碍了穷人涨工资？》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土地不能私有化，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寻找机会时无法把土地变成资本；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行政垄断，许多行业严格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行政管制，各种各样的准入门槛使创业者望而却步；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GDP增长；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政府滥发钞票制造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工资缩水……总之，中国工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政府拿得太多而民众拿得太少。有数据说中国60%的GDP都被政府拿走了。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政府让利。降低税收，减少管制，开放垄断行业，把土地还给农民，停止通货膨胀……缩小政府的权力，让民间有更多创造财富的空间和机会，只有这样工人的处境才会有根本的好转。工人应该向政府提出这些要求。而政府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只能在镇压工人和政权垮台之间做出选择了。

这一周，在世界杯之余，人们还有兴趣瞄上一眼的娱乐节目估计就只有第14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了。据说本届青歌赛本来想取消文化素质考试的环节，但为了和南非世界杯争收视率，又恢复了这个环节并继续请余秋雨来做评委。“余大师”呢，果然也不负央视所望，絮絮叨叨、磨磨唧唧、娘娘嗲嗲，以高人一等的“文化眼力”难倒了大部分选手。但与前几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网友对“余大师”个人秀的质疑多了起来。歌手“唐磊”在博客里贴出一封给“余大师”的公开信，直言不讳地说：“我承认，歌手是需要文化的积累和沉淀的，但是我觉得您的提问有些太专业了。我觉得您在节目中表现出来的不是对年轻歌手加强文化修养的鼓励，而是一种您作为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我觉得很不适。也让这个节目有走偏了的感觉。”“唐磊”这话其实还没有打中靶心———余秋雨真的有文化吗？

“文化”的最早出自《易经》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因此，我们日常生活里，说一个人有“有文化”，往往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他“知识丰富”，二是说他“做人有涵养。”以此标准来丈量下余秋雨的“大师”法袍：在知识层面，面对金文明在《石破惊天逗秋雨》一书中挑出的126处错误，“余大师”作鸵鸟状，叶公好龙，可谓“尴”；面对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灾民，“余大师”作“含泪状”，沐猴而冠，是为“尬”。可如此“尴尬”的“大师”法袍，余秋雨为何还要赶鸭子上架呢？网友“迪迪”洞若观火地写道：“大众的文化知识并非可以通过这么一场比赛进行普及，所谓的余秋雨点评，不过是央视玩的一个噱头，央视需要余秋雨来拯救青歌赛低迷的收视率，而余秋雨半推半就之间，无非也顺应了央视的邀请，为自己博一把名声，互惠互利而已。”说白了吧，余秋雨作品的本质是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其人如果实在要说有什么文化，那就属于鲁迅所说的“帮文化”吧———商的“帮忙”，官的“帮闲”。所以，在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中国的悲剧不在于选手文化知识的欠缺，而在于“文化”被“帮忙”、“帮闲”们阉割成了吟风诵月之物，而丧失了匡正世道人心的精神属性。

“文化大师”余秋雨没文化，那谁会有文化呢？23日，在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院士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30次。全场7700余名学子起立高喊：“根叔！根叔！”根叔在演讲中的名言是：“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看到了吗？不摆架子，说话真诚，有炙烈的爱，这就是有文化！21日晚，央视《24小时》报道江西抚河汛情，南京名嘴、央视主持人邱启明连线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询问汛情。平其俊却在强调各级领导对防汛工作的重视。面对如此局面，主持人邱启明不得不再次打断他，更直接发问，“平主任，我是非常想了解下游的群众有没有转移？”邱启明的做法在网上引起一片叫好声。可在24日，邱启明却在自己的博客里“担心起平主任”，“担心他的家人所承受的压力，请大家评论时能尽量不再提及他的名字。”对此，网友“尚昱”回帖写道：“您说得对，平主任只是按官场惯例说话而已，只是不幸被曝光在全国人民面前。您完全可以假装义愤作‘怒斥秀’，也许会得到更多喝采，但您没有，反而替这位倒霉的小吏担心，您是有良心的媒体人。‘这是官员应该做的，用不着评功摆好’这是此次采访你说的一句最有价值的话。”看到了吧？公德较真，私德厚道，既不因体制惯性失其声，也不为道德亢奋博其名，这就是有文化！

其他看点还有：“网易体育日评”的博客办得相当精彩：21日晚，朝鲜0比7不敌葡萄牙，小组赛出局。该博客的头条标题是《朝鲜，义和团式失败》；24日晚，意大利2比3不敌斯洛伐克，3轮只得2分惨遭淘汰，该博客的头条标题是《欠了4年的债，意大利一场还》。广州“咆哮哥”的一位同学在博客里为“咆哮哥”辩护：“彭留给我的印象很不错，综合素质挺高，人非常单纯，温文尔雅，聪敏慎密”，有网友在跟帖中调侃说：“狼对同类当然挺温驯的，可一旦狼遇到羊，不就开始咆哮了吗？”第二天，该博主只好悻悻地将评论关闭……

1997年3月，若泽·萨拉马戈访问北京，出席其小说《修道院纪事》花山版范维信中译本首发式。他告诉中国听众，希望死后在墓碑刻上如下文字“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

愤怒的人已经睡去。萨拉马戈结束了政治挂帅、争议不断的现世人生，但他悲天悯人、想像奇绝的小说，还会长久地留在无数读者心中。

葡萄牙大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Saram ago）因长期患病后的多器官衰竭，6月18日在自我流亡18年的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家中去世，享年87岁。

葡国空军一架C130运输机专程飞往兰萨罗特，文化部长加布里埃拉·卡纳维利亚斯女士带团随机，在萨翁遗孀皮拉尔·德尔里奥的陪护下，以国礼迎回萨拉马戈的遗体，6月19日起停灵于里斯本市政厅。政府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数万葡人排队入内，瞻仰遗容。

葬礼之后，萨翁火化于首都的阿尔托·德·圣若奥墓院。骨灰一分为二，一半入土于老家———里巴特茹省戈莱加地区阿济尼亚加的乡村，另一半将运返西班牙兰萨罗特岛，埋在自家花园他喜爱的橄榄树下。

1922年11月16日，他生于阿济尼亚加一个无地赤贫农民家中，本姓德·索萨，“萨拉马戈”实乃村民拿来取笑他们家的诨号，意为野萝卜，却被村干部误写入他的出生证明。他年轻时做底层劳工，全凭自学习得文采。在独裁政权统治葡萄牙的1969年，他冒险加入尚处地下的葡萄牙共产党，并至死保持了党员身份。

他反对过军政府，反对独裁，反对教会，反对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反对布什和布莱尔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反对任何政府对任何文学作品的任何审查，反对伪善的和吃人的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化，斥之为新极权主义和跨国公司控制下当代民主的失败，因此后半生争议不断。中右翼的葡萄牙总统卡瓦科·席尔瓦选择留在仅有90分钟航程的亚速尔群岛度假，没有出席他的葬礼，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送来了致敬的红花。

西班牙副首相玛丽亚·特雷萨·德拉维加率本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葬礼，并致辞说：“我们都成了他慰人语词的孤儿。在他梦想的世界里，强人会变得更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会变得更强。”

1997年3月，萨拉马戈曾访问中国。他最有名的两部小说《修道院纪事》（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三环出版社1999年3月版）和《失明症漫记》（海南出版社2002年1月版）均已在中国出版，译者皆为范维信教授。

“英雄男足”0比7惨败给葡萄牙，变为“狗雄男足”， 返国后金正日连夜亲自审讯“英雄男足”，以决定哪些人该去煤矿工作。他要求每个人用一句话来说明为什么输球。

队员们唯慌唯恐。队员A答道：“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队员B答道：“那个裁判从不认真学习主体思想，分明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队员C答道：“他们如此践踏主体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

队员D答道：“如果金将军兼任足球队长，我们一定百战百胜！”

队员E答道：“我们输的是球，赢的是主体思想！”

队员F答道：“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主体思想的光辉，亟待照耀全世界！”

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史诗性长篇巨作《红轮》第一卷，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反映历史事件跨度最长的作品，全书共20卷，每卷二到四部，每部40万—70万字。据悉此次首先出版的是《红轮》第一卷（定价98.00元，全三册），其它两卷也将于2011年出版。

《红轮》不仅是索尔仁尼琴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同时也是作者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早在1937年，索尔仁尼琴就已经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其间经历过战争，被囚禁，身患癌症甚至流亡他国的几十年间，索尔仁尼琴都以一种“牛犊顶橡树”的精神在写作这部作品。《红轮》的创作前后历时70年，才有了这部被索尔仁尼琴称之为“有点奇怪的东西”。

《红轮》是一部描写俄国战争和苏共历史的史论-政治性小说，从1914年8月的一战开始，一直写到1916年的俄国民权运动、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水兵叛乱，直至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构成了俄罗斯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对于研究俄罗斯历史和20世界的俄罗斯文学都是一部难得的极具研究价值的作品。

据悉，早在2001年，包括何茂正、李万春、胡真真等9位东北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教授，就已经将这部书稿的前三卷翻译完成。然而，却因为考虑到经济效益等缘故，洽谈了多家出版社都迟迟未能出版。直到2010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版本才姗姗来迟，其中有两位译者没有能等到这部作品出版。

今天早上起床，吃早餐的时候顺手打开电视机，看到澳洲总理陆克文正在主持一个党内选举的会议。因为要去唐人街会朋友，匆匆吃罢早餐后我走进房间换了一条裤子，穿戴整齐准备出门，拿起遥控器关电视机时却瞥见屏幕上换上了陆克文的副手茱莉亚.吉拉德讲话，下面打出的字幕竟然是：澳洲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

我大吃一惊，原来在我换一条裤子的时间里，澳洲竟然换了一个总理，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总理，60后，没有结过婚，目前和男友同居……^_^

我换了一条裤子而错过了澳洲政坛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刻。澳洲实行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不同，四年一次的大选，选的是执政党而不是最高领导人。澳洲的总理职务是由选举上台的执政党党魁出任的。

像今天这种情况很少见，那就是执政党搞了一次“党内民主”，把党魁给换掉了，按照法律，也换掉了澳洲的总理。我出门的时候，在火车上，在街道咖啡厅里，听到很多澳洲人在谈论这件事，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就好像议论同事身上穿的一条新牛仔裤似的……

工党这样做其实也是冒一定风险的，2007年的时候，大家选你这个党执政，很选民可能也因为同时看好陆克文这个人。当然，工党大佬们换掉了陆克文的理由也是为了今年十月份的澳洲大选，他们声称，如果让陆克文继续当党魁，工党有可能在十月份选举中失去执政党的地位，那时，总理职位就是人家的了。

澳洲大多媒体也是这样议论的。我一直对澳洲的政治没什么兴趣，可既然正好碰上了如此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也就多看了几眼新闻，心中免不了生出疑问。这两年陆克文的民调都居高不下，高得引起一些人的嫉妒，虽然最近跌得厉害，可仍然高于在野党推出的候选人。而且，离大选还有好几个月，作为总理，陆克文争取连任的机会还很大。可他的党说他“独裁”，不和党内大佬商量而做出一些决定，破坏了常规和游戏规则，于是就把他给提前“民主”掉了……

我一直对西方民主产生的政治人物有兴趣，在研究他们的时候，还做了一些归类。例如，我按年龄、出身和性格、行为方式等把陆克文、奥巴马归成一类领导人。他们出身普通（甚至底层贫困）家庭，野心勃勃，靠奋斗爬到最高位置；他们始终充满激情和战斗精神，内心时常愤怒，对富人有一种天生的不满，对底层民众生活熟悉，而且常常想打破常规帮助民众做一些事；他们的激情、能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常常让他们大起大落，民调也像过山车一样……

虽然从来没有深入研究澳洲政治，可政治直觉告诉我，陆克文下台和他的这种性格有直接关系。目前最明显的原因是他坚持要征收高达40%的矿业暴利税。大家想一下，矿产资源可是澳洲的大产业，澳洲很多大富翁都是矿业巨子。陆克文要征收矿业暴利税，首先得罪的是谁？当然是澳洲最富有的那个阶层。这段时间，他们几乎是群起而攻之，估计用来倒陆克文的钱绝对不会少。

大家再想一下，澳洲是高福利国家，征收的这些税收最终会用在哪里？相当一部分会成为福利，用到穷人和普通人身上。所以，如果等到十月份选举，即便陆克文执意要征矿业暴利税，他仍然可能连任。可是，谁让他得罪了澳洲最富有的那批人？他得罪得起，他的党也得罪不起啊。于是，工党的大佬们联合起来，逼迫陆克文今天临时举行“党内民主”选举会，把他自己给选掉了。

我这里只是挑选一个突出的问题，简单议论两句，政治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每一个执政者都有失误，但如果陆克文所在体制和美国是一样的，这些失误绝对不会让他失去最高领导人的宝座。更何况，陆克文在位短短几年，干了很多了不起的好事，例如，他是澳洲第一个向原著民说“对不起”的总理，他带领澳洲人走出了金融危机，他比较草根，对富人征税，有可能用于相对不富裕的澳洲人……

也许有人说，陆克文的下台，难道不说明西方的民主是富人的钞票操控的？问题在于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例如，澳洲人当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不是“矿业巨子”，可所有的澳洲人都对政府加税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有天生的反感。你今天可以对澳洲矿业征收暴利税，明天也可以对其他行业征税啊。福利往往帮助的是低收入人群，而在澳洲社会里，中产阶级才是最大的群体，他们最害怕的是加税。

我再以奥巴马作为例子。美国的总统制不可能让奥巴马中途下台（如果他不违反宪法的话），可是，我有理由相信，如果从奥巴马去年的表现看，他真有可能只干一届就得搬出白宫，去找新地方住。他和陆克文上台后的民调都像过山车一样，高得吓人，跌得可怕。

奥巴马上台两年折腾最成多的是全民医保，现在总算向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可是，大家可能纳闷，美国有四千多万没有医保的人，奥巴马的医保改革，让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受益，为什么他的前任搞了大半个世纪都不能成功，而他在几乎要成功的时候，民调竟然会跌得如此之低呢？

大家看一下，他推行医保都得罪的那些人：全美的保险公司和美国商会。你知道他们的势力有多大吗？在奥巴马搞医保改革的去年，全美商会仅仅一年就花了一亿四千五百万美金，专门和奥巴马作对；而保险公司每天都花费一百四十万美元反对奥巴马的政改方案——所以啊，各位，你在网络上看到的辱骂奥巴马是希特勒和社会主义者的文章，很可能是美国“五毛党”（五毛美元啊）写的。

也许又有人要质疑，奥巴马为穷人着想，要搞全民医保，为啥民调（选票在平时的表现形式）如此之低？

我不说得太复杂，简单一点：你看到了三千二百万低收入的美国人，可你看到了比这个三千二百万低收入要多得多的近两个亿的美国人没有？他们靠勤劳致富，靠自己的辛苦赚来的钱购买了医疗保险，结果，你奥巴马一上台，就把那些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医保”了，请问，这些为数更多的将近两个亿的美国“富人”，他们心理能平衡吗？会不会有人从此再也不想出去工作了，等着你奥巴马来“医保”呢？

当然，又有人来质疑了：这样说，资本主义的穷人只有受苦受难的份，比我们富士康的工人还惨？你正好又错了，澳大利亚始终是高福利国家，这个国家的穷人是世界各国穷人中过得最舒服的。而在美国，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毕竟获得了通过……

哎呀，你杨恒均到底想说啥呢？——糟糕，各位，这篇文章已经写了两个半小时，可我始终不知道如何结尾。所以，今天就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请大家结合我前面写的六论民主，特别记住我强调的“钞票与选票的博弈”、“民主理念”与“游戏规则”这几点，畅所欲言，给我写信，也可以在文章后面留言。

如果你能够写出令我满意的结论，下次你到澳洲旅游时，我会给你一个惊喜——我带你去找澳洲总理茱莉亚.吉拉德的同居男朋友，让他给你洗头、理发……

【后记：原澳洲副总理，现任澳洲新总理茱莉亚.吉拉德同居的男友是一位理发师。大家知道，这位理发师即便荣升为“第一家庭”的“第一先生”——错了，应该是“第一男朋友”，在澳洲这种民主国家，估计他还得继续给人理发维持家用。本人正在打听他在哪个理发店工作，等你到澳洲时，我带你去……O(∩_∩)O哈哈~】

 2010/6/25

为官之道，政治忠诚尤为重要。比如说，胡锦涛和温家宝要把中国最高领导的位子坐牢，就需要下面一帮人的政治忠诚：党、政、军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组织，经济和文教系统，等等。下面的官员要保住位置和得到升迁，对上必须让中央领导相信自己的政治忠诚，对下又必须不断培育出下级官员的政治忠诚。低级小吏当然也必须一方面赢得上级的信任，另一方面又要培植自己的亲信。

当下中国官场对政治忠诚的看重，几乎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地步。从宏观来看，“团派”、“太子党”、“清华帮”和“上海帮”的形成，依托和光大的正是政治忠诚。从细处来看，“一起扛过枪的、一起下过乡的、一起同过窗的、一起分过赃的、一同嫖过娼的”成了选拔重用干部的标准。而有“公共情妇”名号的李薇与十几位省部级高官（包括财政部部长、省委副书记等人）制造的“情妇门”丑闻又给政治忠诚度的考量增添了个新指标：“一起拥有过的”。上上下下的官员们笃信，只有拥有相同的背景、经历、思维，才会形成相同的利益，日后才会风雨同舟，为利益而捍卫体制。

大陆官场近来流传了如下一个笑话：一位局长带了一位处长出席一个会议，在宾馆拥挤的电梯里局长一不留意放了个屁。处长紧张地申辩道：不是我。过了几个星期，处长被免了职。他左思右想、深挖灵魂，没有找到任何过错会成为丢官的理由。他找到局长问个究竟。局长说：屁大的事你都担当不起，怎么能继续在处长的位置上坐下去。俗话说，“官大半级压死人”，我也有亲身经历。在一次较高级别的会议上，我曾与一位厅长会间休息时边聊边说去倒杯咖啡。这位厅长却把我引向离咖啡桌更远的角落。出于对他的尊重，我也就不去想咖啡了。在我们闲聊中，不一会儿，他的一位处长端来两杯咖啡，一杯给他、一杯给我。不容我有时间反应，处长已经离去了。我也曾亲眼目睹一位处长，不顾我这个外人在场，对他的三个科长一一骂过来，“愚蠢”、“无能”和“没脑子”的字眼都用上了，俨然像训儿子。各位科长也只有赔笑点头的份儿。

在世界民主国家里，政治家经常就政策产生公开分歧，跳党、倒阁、挂冠而去和重组竞选班子属于平常政治的一部分。即便在第三世界国家，部分官员对最高领导人实施暗杀、绑架、军事政变和组织公开游行、反叛，也是家常便饭。只有在中国，人们永远看不到官员公开对上级不忠。毛的十大元帅有四个被逼上死路一条，也没有任何一个元帅或将军成功领导过军事政变。邓连续更换三任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没有任何一个敢和邓公开分庭抗礼。江稳稳当当做了十多年的核心，整肃了北京（陈希同）、军中（杨家将）和南岳（叶家广东帮）的山头。胡温主政七年，政绩平平、积怨多多，但就是永远产生不了离经叛道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中共体制忠诚的规范为何如此牢固？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必须认清中共是如何在官场和整个社会建立和强化组织化的依附关系的。

无论在何种体制下，政客都把政治生存作为最高追求。政治生存是由忠诚规范的强弱而决定的。美国政治科学家（例如，Bruce Bueno De Mesquita和他的同事）经过大量的实证统计研究发现，忠诚规范的强弱是由“制胜联盟”和“选拔团”的规模大小来决定的。具体就中国政治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权力集团基本包括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国务委员和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以上的领导，或称“胡温集团”）权力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制胜联盟”—一般说来是党的中央委员会（200来人），它主要包括三大集团：中直机关、军队系统和地方势力。但由于党内民主的宽松和紧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构成又可能由党内元老决定。例如，邓小平时代有“八老”，势力可以左右中共政权；在关键时刻，例如1989年决定北京军事戒严，邓小平成为了一人的“制胜联盟”，拆下了赵紫阳和胡启立，扶上了江泽民和李鹏。一般来说，“制胜联盟”的规模越大，“党和国家领导人”能从制胜联盟成员获得的政治忠诚度就越低；为了政治生存，“党和国家领导人”依赖向一小部分人提供“私利”（例如，特权、腐败机会等等）就越显不足，他们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赢得“制胜联盟”的支持。换言之，如果中央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越大，这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会提供较“八老掌政”情形下更多的公共产品；进一步，如果党代表大会（2000来人）成为“制胜联盟”，那“党和国家领导人”又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由此观之，党内民主的扩大是有助于社会公共福利的维护和推进的。

“制胜联盟”是“选拔团”的一部分。比如说，中国的七千万共产党员应被看成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拔团。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中国共产党有宣称自己领导的是“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全体中国公民（18岁以上的至少有七亿人）都可称为“选拔团”。政治学家发现，“选拔团”愈大，其成员要成为“制胜联盟”成员的机率就会愈小；愈小的机率就会给“制胜联盟”成员更大的不安全感，因为“制胜联盟”的成员是既得利益者，他一旦掉出“制胜联盟”，他要在反对派组织的新的“制胜联盟”中获得一席之地的几率很小，损失会最大。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庞大的“选拔团”的国家（中国的七亿成年人口），寡头制的“制胜联盟”（两百中央委员或两千党代会成员）成员有最强的忠诚度。中央领导的“制胜联盟”成员在地方又成为当地的“封疆大吏”，他们又复制出自己的“地方制胜联盟”，相对于地方人口来说，又是一个地方寡头集团，他们又有强烈的政治忠诚感。既然领导人从上到下只需维持和满足一个几百人、甚至几个人的“制胜联盟”就可以保住官位，他们往往首先满足寡头“制胜联盟”成员的“私利”（例如给特权和腐败的机会）；他们对公共产品一般没有制度产生的动力和兴趣。如此这般，政权寻租行为和腐败都会猖獗，往往落为“窃贼政权”，而老百姓会被收刮得多、关照得少，民生福利等公共产品会被忽略。

在这样的制度下，中国共产党还设计出了一套反腐政策机制，继续强化下级官员对上级的依附性和忠诚度。首先，一旦踏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就算领导了免死牌。反腐一般不触及这一层次；即使偶尔因权力争斗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档次的成员也不会掉人头。所以，这组人有百分之百的贪腐特权、但只有百分之零的的砍头风险。到了省、部级和厅局级，官员享有80%的贪腐特权，他们的砍头风险增大到1%（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省部级领导有100多人人头落地或锒铛入狱，平均每年至少五个）。为了规避这1%的风险，河北国税局局长李真立下的宏愿是“45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他说，“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可惜他到死都没能如愿。再往下走到县处、乡镇级，官员享有60%的贪腐特权，风险却增至10%（1983-2002年，共有三百一十多万党员干部被纪委查处，速度是每月平均一万多）。更重要的是，尽管每个官员头上都悬着一把中纪委“双规”的达摩克利斯剑，但它要砍下来，却100%是由上级领导怀疑下级政治忠诚而引发；所谓的“党纪”、“国法”和“生活作风问题”只是表面文章。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各级政府官员难免不对下“霸气十足”、对上“奴气十足”。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最戏剧化的向上级表达政治忠诚。政治变成了“秀”，变成了“做戏政治”。

各级政府官员最大的想象力和智慧表现在他们用程式化和婴孩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忠诚。文革有“忠字舞”，现在的重庆领导推出了“高唱红色歌曲”；胡温喜欢访贫问寒，“看看米罐子、捏捏被褥子”，省市级领导也亦步亦趋模仿。有擅长阴阳八卦的人分析，中国从胡耀邦、赵紫阳（阳气紫气上升）时代进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水汽阴气弥漫），是进入阴盛阳衰、黯黯阴沥阶段。最为明显的例证是“政治的婴孩化”。官方的媒体越来越喜欢用“邓爷爷”、“江爷爷”、“胡爷爷”、“温爷爷”，甚至“胡奶奶”的字眼了。三代领导核心统统变为一个辈份。大陆媒体刊登了这样一封信：“温爷爷： 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尽管我已是一位大青年，但是，我宁愿和广大网民一样称呼您。因为我感觉只有这样称呼您才能表达我心底里对您的敬意和亲切。百姓这样称呼您是全国大家庭的‘温爷爷’，您是这样的亲切，这样当之无愧。”当最高领导人与儿童的互动（例如四川地震时期）越来越被赋予政治内涵时，政治也就越来越幼稚化了。胡锦涛短暂停足广东，汪洋就掀起了“深刻认识胡锦涛对粤新期待”的学习高潮， “黄恩浩荡”，广东开始感恩。“胡哥”和“宝宝”造就了一群追星族—“什锦八宝饭”。最可笑的是，中新社明明知道“宝宝”为何人，却发了一篇通讯，题为：“澳门‘回归宝宝’写信欢迎‘胡爷爷’童趣十足”。温总理有即兴发挥、随时落泪的天赋，所有的地方领导也毫不掩饰地在镜头前语塞哏噎、“大珠小珠落玉盘”了。

官场还有奇事：山东济宁涉贪副市长李信向举报人下跪，照片上了网络；四川绵竹市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蒋国华四次在愤怒的游行死难学生父母面前下跪，试图阻止游行。原广东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副主任覃赛先被控贪污受审，近70岁的她突然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冲着法官当庭下跪，喊道：“我在这里给法官大人跪下求情了！” 原重庆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在法庭上哭诉，他曾向情妇下跪求情，称都是情妇害了他。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兼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在法庭上含泪忏悔自己未能抵住金钱的诱惑，他手擦眼泪哽咽地说：“我反思过，我不学法、不懂法，没有抵住金钱的诱惑。我觉得司法机关发现我犯罪很及时，遏止了我再犯罪。”重庆大渡口区建委计财科前科长王莉红因涉嫌受贿受审，在法庭上失声痛哭。“为防微杜渐，用实例来教育领导干部，”该区纪委还组织了140余名领导干部到庭参加旁听。中国国内有媒体人士这样写道：

这几年贪官受审时下跪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涉案1130万元的海南省东方市原市长戚火贵3次上庭受审，每次都瘫倒在庭上、尿湿裤子；胡长清庭上一见“大盖帽”就“扑嗵———”一声下跪，含泪哭求：“放我一命！”连不可一世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也在受审之间下跪发誓，请求饶恕。最可笑的他们不仅跪法官，连掌握了自己确切证据要举报的举报人也照跪不误，山东济宁原副市长李信涉嫌受贿457万余元，就曾在多个不同场所向举报人李玉春下跪。中国的“跪文化”早在辛亥革命就已经被扫入到历史垃圾堆了，想不到现在被一帮贪官“发扬光大”了。

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男儿有泪不轻弹”。但中国的制度却可以让成千上万百姓见了会发抖的共产党官员全然忘却自己是负责任的成年人、是有骨气的男人。之所以这一体制能造就出“儿孙的心态和形态”，主要在于它可以让每一个官僚感到恐惧、无助和幼稚。用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中国的官员还处于蒙昧时代造就的“未成年状态”。刘晓波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未成年”就是人类在主观意愿上屈从于理性无能的状态，自愿屈从于他人居高临下的引导，即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生存状态。而摆脱未成年状态，就是人类向囿于被动状态的蒙昧进行主动挑战，正如康德所号召的那样：“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也就是说，“未成年人”就是人们不敢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而乞求于权威的意愿，而“成年人状态”就是摆脱对权威的依赖而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天赋理性的意愿，使人从被动状态变为主动状态的意愿。（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第419页）

当官当到如此境界，体制外的力量要撼动中国的既得利益寡头集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会更任重道远。但我们也可以期盼，某天中国的官僚突然摆脱了政治幼稚病，有了做真正负责的成年人的冲动、做顶天立地男子汉的欲望，这一套扭曲人性、压抑尊严的制度就会坍塌了。最后引用《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的一句话：“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日前在台湾开始招募稿件，该奖项将邀请作家黄春明、导演戴立忍等担任评审，“有利且易于电影摄制”是获奖的重要依据，首奖为新台币60万元。

　●鲁迅文学院将与香港、澳门一起举办作家培训班，和台湾地区的合作也在协商中。

　●汉王电纸书内容资源平台汉王书城本周签约《新京报》等北京都市报媒体，达成数字内容合作协议。目前，《新京报》等都市报已能通过汉王书城网站下载到汉王电纸书上。3个月推广期内免费。

　●爱尔兰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爱尔兰文学艺术院院士克莱尔·吉根作为上海世博会爱尔兰国家馆日唯一特邀作家，在爱尔兰馆为到访的爱尔兰总统和广大中国观众朗读其小说片段。其首部短篇小说集《南极》中文版，也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同时推出。

　●本周，新浪文化读书频道对外揭晓了“新浪中国好书榜”2010年5月榜。《1Q84》盘踞总榜第一，《足球往事》和《伊斯坦布尔的幸福》等入选总榜前十。

　●学者何满子逝世一周年之际，《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何满子逝世周年纪念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汇集纪念文章80余篇。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畅销书文化系列高端论坛本周正式开坛，社长潘凯雄总结了几个最近中国畅销书的特点：上榜的前十名相对比较稳定，上榜的新书偏少；上榜图书的类型比较单一。

　●绘本作家李冰新作《一期一会好时光》日前在京举行了读者见面会，一期一会，源于日本的茶道用语。“一期”表示人的一生；“一会”则意味仅有一次的相会。一期一相会，是生命的感受。

　●父亲节期间，接力出版又推5本“巴巴爸爸经典系列”图书，加上年初的5本，该套共10本图书已经出齐，目前“巴巴爸爸”诞生40周年和同名3D动画片也在紧张制作之中。

　●塞林格在世时一直不松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版权，在作家去世半年后，一批垂涎已久的好莱坞电影制片人已开始蠢蠢欲动，要把版权买下来，拍一部“麦田”电影。但塞林格出版人不松口，称目前版权仍不可卖。

　●马克·吐温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致女儿奥利维亚·“苏茜”·克里门斯的《家族素描》，最近在纽约的苏富比拍卖会上，以天价24万多美元成交。

　●牛津学者林黛尔·哥顿最近出书透露，美国诗坛著名的“女隐士”艾米莉·狄金森，并非像一向以来资料显示的那样，独身一辈子；事实上，在她父亲去世后，狄金森与父亲好友、一位法官奥蒂斯·菲利普有过一段秘密恋情。

　●新一届美国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将在秋天揭晓，而地点似乎比奖项更吸引人：将在已故短篇小说大师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童年故居颁布提名。

　●英国畅销言情小说家尼可·霍恩比将要与美国老牌音乐人本·弗尔德斯合作一张专辑。

　●《欲望都市》作者布什奈尔的新书还是跟“欲望”有关：关于三角恋爱的《两位斯通太太》将于2012年发表。

我留意到在这套“瑞士当代小说译丛”的总序中提到了“瑞士德语文学”的概念，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悖论的概念。德语文学可以看作一个自足的体系，但是如何在这个公认的文学体系中，极力突出德国以外的那些国度的文学特色呢。所谓“瑞士德语文学”的尴尬境遇在于，它仿佛在极力挣脱德语文学的巨大传统阴影，但是又不得不在德语文学这一强势的庇护下生存。如何在这样一种悖论似的绝望情境中突围而出，是当代瑞士作家在写作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范捷平教授在总序中提到了瑞士文学中的几个趋势：文化记忆成为了作家创作的主题；大多数作品远离了宏大叙事，关注和反思主体的人生经验；用显微镜下的局部反映出了一种严肃的“世界情怀”。这样的总结大体是不错的，但是在具体的作品中却略有不同，比如我下面要谈到的由女作家莫妮卡·施维特的小说《耳朵没有眼睑》，她所传递出的阅读印象，让我得到强烈认同的不仅仅是一个作家的叙事理念和技巧，更深层上的认同却来源于女性写作的那些共同的经验特质。

小说中的故事其实都是日常的故事。这确实是当代作家写作的一大特色，规避史诗性质的写作，回归日常经验的叙事。但是如何在大量的庸常乏味的经验中，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讲故事的“声音”，从而使其脱颖而出，才是作家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在这位女作家施维特的笔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女性，我们直到快结尾的部分中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露特。她与男友法比昂在苏黎世的一座带有公共花园的出租公寓中找到了一套住房。公寓里当然还有其他的住户：大提琴手杰夫、严肃的女教师鲍姆加特纳、儿科医生考妮和自由职业者盖尔特以及他的女友阿格娜丝。露特和法比昂都属于那种无所事事的人，很少工作，信奉自由，无拘无束，整日在公寓中游荡。在这种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露特与邻居阿格娜丝逐渐熟悉起来，甚至有了一丝丝的暧昧，他们之间的交往成为了小说第一部分的主题。但是这种暧昧也许只是露特整日无所事事的幻想，她甚至幻想大提琴杰夫是一个杀手，幻想着考妮与阿格娜丝之间的暧昧关系，幻想着与一些不认识的男人发生关系。施维特在这部分的写作中展示出了女性作家一贯的细腻，温婉和动情，文字颇为传神。但是小说的第一部分随着阿格娜丝在新年夜里的突然死亡，他们随后搬出了这座公寓而戛然而止。

小说的第二部分中主要描述了露特寻找阿格娜丝以前生活的足迹，并极力破解阿格娜丝死亡的谜团。小说的第二部分在谋篇布局的安排上颇为独特。不但篇幅上只占有了全书的四分之一的字数，而且从时间跨度和空间转换上都给人一种大开大阖之感，叙述视角也一再转换。我们可以对比这种落差，第一部分中，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个紧闭狭小的公寓空间中，时间跨度也只有九个月。但是在第二部分中，随着露特的足迹，我们从苏黎世转换到法国的马孔、喀麦隆、柏林和伦敦等地，时间上也从1996跨度到2008年。施维特曾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种时空的刻意变化，她认为叙述主体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漫游的过程，生活的道路在不断变化，结束的同时也意味着开始。这种前后的对比无疑想告诉我们不同的生活经验之间的落差，时间在无所事事中可能是漫漫长夜的煎熬，而在承受一定的记忆之后会倏忽即逝，年华瞬间流转。对小说的主人公露特来说，阿格娜丝的死就是她要承受的这种无法释怀的记忆，她在随后的十几年间想揭开心中的不解之谜。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施维特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颇为巧妙，她在小说的最后安排了一位女警探成为露特的朋友，并帮她分析十几年前阿格娜丝死亡之前的新年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最终给出了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考妮与阿格娜丝是一对同性恋人，同时她们都喜欢盖尔特；而在那一年的新年夜时，阿格娜丝因为孤独与大提琴手杰夫互相倾诉和依靠着熬过漫漫长夜，期间盖尔特突然归来发生误会杀死了阿格娜丝。这里的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解释其实只是一种猜想，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证明，但是这种单纯的猜想却能让露特始终无法释怀的记忆卸下重担，走出之前生活的巨大阴影。

换句话说，小说家虚构了一个故事，帮助了一个女人。施维特是不是想告诉我们写作是一种对抗记忆很好的方式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主人公露特，内心中充满了无法释怀的沉重记忆，只有卸下内心的重担，巧妙地对抗和化解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才能面对未来的真实生活。

2010-6-9书

耳朵没有眼睑，【瑞士】莫妮卡·施维特著，范捷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定价：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