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你们的结局会比昂纳克更好吗?——读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墙》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深夜,一道带铁丝网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将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全面对垒的最触目惊心的标志——柏林墙。柏林墙存在了二十八年,逐渐被视为一个国家永久分裂的象征,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家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悲剧。但谁也没有想到,柏林墙居然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深夜被民众冲垮了。因为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沙博夫斯基的一句口误,释放出边境从即刻起开放的信息,民众便像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有历史见证者如此描述说:“当首批民众接近分界线时,东德边境卫兵还茫然不相信而仍然予以拦阻。是时成千上万的青年,攀上墙顶,振臂高呼,西柏林市放出探照灯光,照在五彩斑斓的墙面之上,教堂钟声齐鸣,香槟泡沫纷飞,交织成一幅感人的画面。”以此为标志展开的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迅速瓦解的过程,让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手脚无措。

在柏林墙消失之后二十年,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柏林墙》一书,他像讲述一个人的一生那样,为柏林墙立传,也为东德政权立传,他探究了昂纳克垮台的原因,正如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霍夫曼所说:“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与自由,从而使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使整个社会逐渐趋于瘫痪。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要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不也是在说今天中国的情形吗?

 “万特利兹”与“中南海”何其相似

在柏林墙兴建之先,在东德领导人将东德民众封锁在墙内之先,他们先将自己囚禁起来。《柏林墙》有一章看似“闲笔”的内容,生动地描述了东德领导人居住的万特利兹别墅区的情况:“尽管德国近代史没有对万特利兹进行浓墨重彩的叙述,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众口里,这个地方还是被称作‘上帝们的贫民窟’,或简称为‘贫民窟’。囚禁别人的人现在也成了囚徒,而这个‘森林住宅区’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们的金丝笼。”

在这个柏林郊外风景优美的居住区,主人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的别墅用最好的材料建成,每个家庭都有数十人为之服务。这里设有奢华的俱乐部、餐厅和专门供应进口商品的商店。领袖的妻子喜欢吃保加利亚产的“乔纳森”牌的苹果,于是动用专机给她运来,苹果上面还沾着露水,真个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现代东德版本。弗雷德里克?泰勒写道:“东德领导人和家人生活的区域被称为‘内环’。六百名为政治局委员住地提供服务的服务员、警官和保安人员,大都居住在附近不起眼的屋子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外环’。”围绕四周的高墙将这片区域封锁起来,外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党的领袖让政治局的同僚们聚居在一起,是为了便于监视和控制他们。在这里没有人会有放松自如之感,没有任何两家人之间存在着寻常人的友谊。一个名叫薇拉的演员嫁给中央政治局的某位成员之后,住进这个地方,对于这个被称为“首领们的天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这里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漂亮、对称。它们没有灵魂,和旁边的沙滩与松树格格不入……这是个贫民窟,住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家的外来移民。每天早上,同样的黑色沃尔沃会准时停在花园门口,每栋房子里都会出来一个老人;每个老人身旁都会有一个年轻人护卫着他,帮他拿包,为他打开车门……”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承认,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幽闭恐怖症。

中共领导层群居的中南海,据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万特利兹吗?万特利兹是一个新建的居住区,而中南海干原本就是中国古代帝王的居所。胡锦涛和温家宝堪称自己的囚徒,他们除了偶尔走出中南海,到某个精心布置的“外景基地”表演一番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古代帝王的专属区内自娱自乐。不久前,网络上盛传一份自称是中央警卫团战士撰写的披露中央领导人奢靡生活的文章,如果属实的话,中共领导人的奢靡生活让昂纳克们自叹不如。中国的普通民众读到这份文字的时候,大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见,中共政权像当年的东德政权那样已经民心尽失了。当外边屠杀孩童的恶性案件频发,血汗工厂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的时候,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在仰望星空之后就能安然入睡吗?

虚幻的国家荣誉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有了柏林墙的保护,东边的这个世界显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一九八九年十月,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昂纳克自豪地宣称东德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十个国家之一。尽管东德政权在伪造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颇高,但东德的经济水平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遥遥领先,甚至高于葡萄牙、希腊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巫师那样,利用各种小技巧维持着庞大却摇摇欲坠的统治。东德居民有免费的幼儿园食物、免费的医疗、房屋租金补助和假期补助,而且获得国家批准的人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纪守法,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把你的未来完完全全交给党,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宁静而安全。

尽管如此,东德的普通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越来越疏离。当发现共产主义的迷魂汤逐渐失效的时候,东德领导人便努力营造所谓的“国家荣誉感”。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尊严”的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人的东德,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让东德运动员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领先,莱比锡机构、东德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厂无耻地勾结起来,许多运动员被迫或自愿地服用他们研制和生产的兴奋剂,不久之后他们的身体便不得不承受这些药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领袖们说: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政权可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

但是,人们还是感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都不对劲。由一小群人垄断权力的国家,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去“爱”它。昂纳克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人们不公开反对共产党,即便是“假装”的顺从也可以。大部分人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但反对者仍然不断增多。为什么那么多衣食无忧的东德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翻越柏林墙呢?可见,一个按照人均比例拥有奥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并不能获得普通民众的忠诚与信靠。可见,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食物,人还需要自由与尊严。

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可以被践踏,但国家的尊严却可以弥补之,这是昂纳克的逻辑,也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逻辑。胡温虽然迟钝,也意识到原有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千疮百孔,而只能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比如,温家宝六月一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的时候,便情深似海地说:“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鲜血,都是最爱国的,即使我死了,烧成灰烬,也是爱国的。”然而,今天很少有普通的中国人会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当年的周恩来欺骗了不少人,如今的温家宝重施故技却效果差强人意。温家宝以为自己的演技足以实现愚民,殊不知,老百姓早已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傻。

温家宝与昂纳克一样信心满满

卢班诺夫指出,共产“铁幕”其实只是一道“玻璃墙”,一经冲击便粒粒粉碎了。直到被罢黜之前,昂纳克的自我感觉一直无比良好。他认为自己永远是国家的主人,掌握所有人的命运。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无法说服昂纳克启动改革,哀叹东德政权“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柏林墙》中写到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细节:年老的昂纳克在打猎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瞄准,把枪架在一位守门人的肩膀上。这位守门人因此丧失了右耳的听力。对此,昂纳克没有任何愧疚之意。他认为,他和守门人一样,都是为党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罢了,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几乎没有享受过节假日,不也是为大众的福祉付出了绝大的牺牲吗?

柏林墙倒塌之后,被开除出党的昂纳克意识到末日将近,在东德政权迅速解体的混乱中逃往莫斯科。没有想到,短短的两年之后,苏联也解体了。昂纳克被引渡回已经统一的德国,并因为柏林墙和东西两德边界处的两百多起死亡事件而出庭受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在法庭上显得瘦弱干瘪、尊严全无。一九九三年,法庭宣布释放昂纳克,因为“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刑事诉讼已经失去了意义”。被释放的次日,昂纳克从法兰克福机场乘坐飞机飞往巴西,然后转机前往智利。抗议者跟随他直到机场的门口。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昂纳克凄凉地死在异国他乡。虽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对家园的眷恋,却没有表露出一丁点的悔恨或悔改之意。在这名无神论者的棺材上,传统的十字架被东德的黑红金三色旗遮盖。

今天,看一看电视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志得意满的表情,仿佛时光倒流、老片翻拍:他们与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昂纳克何其相似。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评述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局势时指出:“共产党在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恐怕连自身的处境“不利”都不会承认,甚至还幻想以“低人权、高污染”的经济模式征服全世界呢。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与当年的昂纳克一样坚决拒绝政治改革,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一样以为人民忠诚顺服,一样热衷于国家包办体育。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奢靡,以及“万国来朝”的荣耀,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不曾拥有过。

违背人性的柏林墙,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倒掉,正如学者刘军宁在《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在东德是如此,在中国同样如此。胡锦涛和温家宝真的可以靠着虚幻的信心,念一个永远生效的咒语,就能像将头部埋进沙堆中的鸵鸟一样,避开日益严峻的现实吗?他们的下场真的会比昂纳克更好吗?《柏林墙》这本书应当摆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案头和枕边,他们会以一颗恐惧战兢和谦卑受教的心认真阅读吗?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至二日

雷颐:“太阳”故事

太阳崇拜是远古人类普遍的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遗迹和习俗流传下来。据说,中国还是世界太阳崇拜的五大发源地之一。德国学者、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在漫长的历史中:“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宗教的起源与发展》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作为“太阳崇拜”的发源地之一,直到现代,“太阳”在中国仍常常被赋予特殊意义,甚至影响到许多人的命运。

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顾问的金城在“延安岁月”中长期担任负有重要使命的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处长,他在《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中,详述了一起因“葵花向日”引起的长达几十年的冤案。“延安整风”在1943年夏发展到“抢救运动”的“审干”阶段,一时间延安“突然被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云。所有的机关、学校、团体失去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平时并肩战斗、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仇敌。”在逼、供、信之下,许多单位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特”、“日特”、“CC”、“汉奸”……金城感叹道:“特别令人不解的是,这些‘特务’所坦白出来的‘来历’及‘罪恶活动’离奇古怪,不可思议,竟和神话相差无己。”(《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77页)他了解甚详、多次为之辩白解脱的彭尔宁“葵花向日”“特务案”即其中一例。

彭尔宁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曾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于1940年来到向往已久的延安,入自然科学院学习农业。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以把个人的一切交给党的感情,在学院墙报的报头上画了一朵彩色的向日葵,用以比喻革命青年、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然而不幸的是,此时“太阳”尚未专用于“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相反,“日本”的本意是“日出之国”,于是这朵“向日葵”就被一口咬定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彭尔宁又是从沦陷区历尽千辛万苦经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辗转来到延安的,所以必然是“日特”兼“国特”。对此罪名,28岁的彭尔宁开始自然完全否认,但在一番折磨下屈打成招,不得不承认自己“日特兼国特”。他妹妹妹夫恰在不久前来到延安,自然也成“日特兼国特”受到关押审查。他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此时为国民党高官,但对国民党非常不满也来到延安,住在交际处,是由金城负责的重点统战对象。这位老先生坚决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女儿、女婿是“日特兼国特”,对他们被关押非常气愤。但有关方面此时还要交际处与他谈话,要他也“交待问题”。这一下老先生的倔脾气上来,火冒三丈,大声怒斥,最后绝食抗议。金城详细了解了案情的经过,认为是冤案,只得一方面多次与其谈心,好言劝说,请老先生息怒,理解、相信共产党的政策;一方面接连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了七份报告书,为彭辩诬。1944年2月初,他写了第八份报告;春天,“审干”进入甄别阶段,结果证明百分之九十都搞错了,许多被诬陷受冤枉者获得平反、释放,恢复了名誉。但是,“彭尔宁日特兼国特案”却未获平反,虽然彭尔宁等人不再被关押,但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戴着沉重的“特务分子”的枷锁,在工作、学习中处处受歧视、打击:“文革”中更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直到1980年,这桩三十八年的冤案才被彻底平反。此时彭已进入古稀之年,一生其实已经过去。如果不是枉成“特务”,他是受尊敬、受优待的“三八式革命干部”,亲人都是“革干”家属、子弟,然而……。一朵“向日葵”,就这样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了一家人、甚至众多亲属的命运。

“东方红,太阳升。”“延安整风”之后,“红太阳”开始特指。尤其在十年浩劫,“太阳”竟成“敏感词”,许多人因此罹罪。

杭州作家申屠奇曾经发表过一个《寻太阳》的故事,大意是西湖边的宝石山下,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加的叫刘春,女的叫慧娘。有一天,太阳突然被东海海底的魔王抢去,刘春于是随金凤凰去找回太阳,但不幸死在路上。刘春的孩子保俶见风长大,又继承父志,紧随金凤凰,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战胜魔王,抢回了太阳。西湖边的“保俶塔”和“来凤亭”,就是后人为了纪念保俶和金凤凰建造的。没想到“文革”中申屠奇却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因为“江青说:社会主义的太阳很明亮,你还想寻找什么样的太阳?你要到东海去寻找,不就是召唤蒋介石反攻大陆吗!”(哈米:《我在宝石山打了个瞌睡》,《博览群书》2006年第1期)

南京师院外语系教授、翻译家杨苡译有《呼啸山庄》、《天真与经验之歌》等多部名著。她始终记得,自己学会的第一首儿歌时还没上小学,是跟哥哥杨宪益学的,以后,她一直对儿歌、儿童文学深有兴趣,所以在教书、译书之余,她还创作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儿歌、儿童文学作品。

1959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找到她,给她看了一组宣扬从小就要勤劳独立的儿童画小样,请她为这些画配上一组儿歌,书名为《自己的事自己做》。此书一出版就获得“建国十周年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以后不断再版,还出版了很多开本更小的农村版小册子,行销近百万册。但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紧,书名后来被改成《我来学着把事做》,因为《自己的事自己做》有宣传“个人主义”之嫌。但“文革”中,她却因这本书受到严厉批判。第一项罪名是这本书“销行数十万册、流毒甚广、宣传个人第一主义”。而第二项罪名更是吓得她“战战兢兢、魂不附体,从此跟儿童文学永别了!”这第二项罪名是“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她实在想不起自己如何“恶毒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打开书一看,“才发现我在第一行便犯了大忌,当时真是百感交集,只能怪自己太缺乏政治敏感了!”这第一行赫然写道:“我和太阳来比赛,看看是谁起得快,拿起衣服穿身上,我比太阳起得快。”“原来如此,这叫做‘祸从口出’!”(杨苡:《与儿歌结缘》,2004年6月1日《人民日报》)

太阳上面有黑子,也给一些作者带来厄运。

在2005年10月31日播出的凤凰卫视“鲁豫有约”中,叶永烈谈了自己的“文革”中的遭遇。当时他在上海科影厂工作,因为他上大学时就曾为系列科普著作《十万个为什么》写过不少作品。没想到“文革”一开始,著名的科普作品《十万个为什么》就被列为“大毒草”。他说:“《十万个为什么》被列为大毒草的原因,现在可能觉得很可笑,为什么,比如说太阳为什么有黑子,这是个很正常的一个为什么,可是当时太阳是影射红太阳,这就麻烦了,红太阳怎么会有黑子呢?太阳黑子是我写的。还有一篇是我写的,就是那个关于喝了盐卤为什么会死人,因为我那个一开头就写道,在电影《白毛女》里头,杨白劳喝了盐卤自杀。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白毛女》已经经过改编了,那个杨白劳变成了反抗的杨白劳,就不再喝盐卤了,那么那个书里头还是老的版本,他就说你诬蔑贫下中农。”因此,他被戴上“大毒草作者”和“文艺黑干将”两顶“帽子”不断被批判。1967年冬,他被红卫兵抄家,他的相片、信件、稿件被抄走许多。

“太阳的黑子”在“文革”中也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罪状”之一。

1967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这篇“大批判”文章,他气势汹汹地写道:“一九五九年五月,正当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抛出他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黑纲领的前夕,陶铸在《太阳的光辉》一文中,摆出一付‘海瑞’的架式,公开地、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他一面说,人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一面公然借攻击‘太阳’的‘过失’,指桑骂槐地说:”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份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这不是赤裸裸地咒骂我们的党和伟大的领袖吗?在你眼睛里,岂但是’黑点‘,社会主义简直就是漆黑一团。用资产阶级的眼睛看问题的人,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他们比瞎子还要瞎。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太阳‘的社会主义光辉晒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不了,现形了,’流汗了‘,’过份了‘,这就是’太阳‘的’过失‘所在。其实,这正是’太阳‘伟大的地方。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牛鬼蛇神、臭虫虱子、细菌病毒,只有让它们见一见’太阳‘的光和热,才会死亡;真正的劳动人民,正是在太阳光辉下锻炼得坚强起来的。不晒太阳,不流汗,身体怎么会健壮起来?咒骂’太阳‘的’光和热‘,其实就是咒骂无产阶级’过火了‘,咒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过份了‘,这是十足的资产阶级的黑话,正好暴露自己是见不得阳光的鬼物。“”陶铸不是在《松树的风格》中赞美’松树‘’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吗?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是抵挡不住的,硬要向光明宣战,只能使自己从黑暗中堕落进更黑暗的地方去。“

其实,陶铸发表于1959年的《太阳的光辉》本意为当时已经千万巨大灾难的“大跃进”辩护的,认为成绩是“九个指头”,是“太阳的光辉”;缺点、错误只是“一个指头”,只是“太阳的黑子”。为使人更清楚地了解以姚文元为代表的“文革”文风,恕我详引陶文如下:“我看用太阳的光辉来比喻我们党所领导着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我们试想想看:山川大地壮丽奇瑰,可谓多彩多姿了,但如果没有太阳的照耀,它们将顿然失去光彩;万物生灵蓬蓬勃勃,可谓生机万类了,但如果没有太阳的浴泽,它们将逐渐枯萎以至死亡。更不要说,太阳的光与热给我们的生存所带来的必需的东西了。”“我看广大人民群众对这一点理解得是很深刻的。他们用‘黑夜’来形容过去剥削阶级的统治;他们以‘长夜漫漫何时旦’的心情来渴望解放,争取解放;他们以‘东方红,太阳升’来形容我们伟大事业的朝气勃勃;他们以‘如日之恒’来祝福我们伟大事业的日益发展和巩固;他们以太阳来歌颂我们的党和领袖。这都是很明显的例证。”“但是,又有谁说过太阳毫无缺点呢?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我想,我们的党,我们的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也正是如此。”另外,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列举了松树难以胜数的种种优点,其中之一是“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憩”,这种“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由“松树的风格”,他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大大歌颂、提倡了一番共产主义风格。

《评陶铸的两本书》原题为《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在写作过程中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送审稿上作了多次批语和修改:“文元同志: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姚文元同志: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太阳依然能从一个“发光体”“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历史,使人们痛定思痛,得出了中国必须走出“现代迷信”、依然面临破除“蒙昧主义”的任务的结论。种种“太阳故事”已经过去,但正如金城所说:“我们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取这一沉痛的教训。”(《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188页)

贺卫方:封网读书记之一至八

1

读罢陈之藩《一星如月》,书中显示作者早在1970年代就对于极权制度作出犀利的批判,对于某些人和组织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有直率的揭露。

2

把茨威格写的《蒙田》一书读完了。蒙田竟然是学法律的,以前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从这本书里,自己也有一些很深的感触。茨威格通过对于蒙田生平的描述,表达了他对于人类命运的忧虑。尤其是对于专制思想对于人类自由的威胁,一个人如何在那种充斥着专制、暴力和意识形态压迫的环境中保持心灵的自由,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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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遭剧痛时,都是呼唤母亲;到临终时,难免不说母语。陈省身有爱因斯坦的成就,但不像爱因斯坦在异国的医院里,说着周围的人皆不懂的德语,饮恨而去;倒像托尔斯泰在祖国的野店里,说着周围的人竟也不懂的内容,虽然同为母语,赉志而终。”(《陈之藩文集》卷三,353页至354页)

我记得汉学家卫三畏回到美国后患病失忆,医生帮助他恢复语言能力。最初他会说的居然是周围谁都听不懂的汉语!

4

读斯坦因的《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中译本,他谈及第二次考察新疆时路过我也到过的塔吉克自治县:“到达萨尔库勒首府塔什库尔干,我又再次探访塔什库尔干古城。古城位于大片河谷草甸贺卫方:封网读书记之一至八

边的一处台地上,四周城墙用石块砌筑而成。城中央的堡垒已经倒塌废弃,但还有人居住。古城已经变成一个极小的村落。”(47页)当年他也是从这里向东北,越过海拔15000英尺的齐齐克里克一带,途径慕士塔格山,抵达喀什。跟我往返的路线完全一样。按照斯坦因的考察,这也是玄奘当年西行取经走过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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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读在上海报摊上买到的9月3日《南方周末》,“写作”版上有一篇题为“苏格拉底为什么审判雅典民主”的长篇文章,作者冯八飞,写于曼海姆。作者认为只有民主无法保护少数,没有法律的民主就会沦为人民的独裁。虽然观点不错,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人民得以形成独裁的条件是怎样的。还有,所谓必须有法律能够防止民主蜕变为独裁,这法律是什么?雅典人审判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坚持不越狱避难的理由不也是依据的法律么?显然,作者没有更进一步把这类问题解说清楚,而这却是个中的关键所在。

 

6

钱锺书先生《人生边上的边上》收录了不少他包括年轻时代发表的评论文章,过去我大多读过,这一段时间心情轻松,细读其中的不少篇章,愈发感到文字的清新典雅和学理上的细密深邃。如他对用杜甫诗句“可爱深红映浅红”形容所谓百花齐放也可能只有一种花,只不过颜色有些差异而已。对柏拉图、罗素、桑塔耶纳等文学风格的评论;每种修辞风格都有其逻辑依据;好文学既要技巧到家,又要气象阔大;他的博喻一例:“至于他的文笔,我想只有一个形容字——英文(不是法文)的farouche,一种虚怯的勇。极紧张,又极充实,好比弓满未发的弓弦。雷雨欲来忽然静寂的空气,悲痛极了还没有下泪前一刹那的心境,更像遇见敌人时,弓起了背脊的猫。”

另外,钱先生翻译歌德的一首小诗最具陶渊明的风格:

微风收木末,

群动息山头。

鸟眠静不噪,

我亦欲归休。

7

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大版)。我似乎买过此前本书的一个版本,但是只是草草翻过,未及细读。这次读,看到其中有不少理论跟我最近思考儒家学说与宪政之间关系问题特别有关联。他从君主、贵族和官僚三者之间彼此消长的历史过程,并且对比西欧历史,作出的解说颇具启发意义。列文森的理论看得出韦伯的影子,但是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无疑更具体入微。我过去觉得中国早期历史贵族制度的消失是君主专制体制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但是,列文森认为儒家官僚也有某种贵族化的倾向,但是君主却十分警惕并阻止这种发展。当然,贵族本身已经完全式微,在一定程度上权力的蛋糕基本上是由君主和官僚两者分享的。另外,由于通过科举考试选任的官僚一直就不是专业化的职业官员,因此他们只能从道德的角度对于君主权力作出某种约束,这种约束本身有着内在的矛盾,也很难有效。有趣的是,君主与官僚之间固然有对立的一面,但是却也相互依存;当官僚成为君主制度的敌人的时候,儒教本身也就走向衰落了。作者对于前革命时代中国社会与法国社会在权力结构上的差异的分析颇有些趣味。

8 贺卫方:封网读书记之一至八

史景迁的《前朝梦忆》,写江山易帜的几章颇激动人心。希望找到一些士大夫对于是否服务于新朝的见解,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张岱本人并非前朝大臣的缘故吧。书中只是写到张岱以司马迁为榜样,那就是任何艰难都要克服,以便写成有关历史的伟大著作。

朱允慎:革命过程和民主无关

作为“30年30本书”之一的《顾准文集》再次出版,价格之高令人咂舌,笔者屡次在新华文轩书店抚摸该书,都无法痛下决心买回一本珍藏,可见自己对于书的喜好仍然坚持了某种保留。当代学人对该书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顾准是1975年以后唯一一个在中国代表精神独立的人,唯一一个能与西方学者如葛兰西、卢卡斯、哈耶克和伯林等对话的人,是以一人之力顽强凿通了那条阻隔中、西思想对话的黑暗隧道的人。

《顾准文集》已基本读过,结合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笔者发现两位深刻、冷峻的思想家对一个问题发出了同样的喟叹和诘问,那就是革命的初衷和结果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偏差?笔者近几年也陷入了革命与改良路径哪个更优的矛盾之中,大概几年前还曾经高呼革命万岁,后来又发现革命解决不了问题,反倒是改良符合社会发展的自我演进路径选择。不止这个问题,这两年对很多问题的认知都发生了分裂,如推进民主与适度专政,坚持现代化和继承传统,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人的成长或者就是在矛盾对立中一路前行。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苏联十月革命的初衷都是为了推翻专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社会,但最后却都走上了国家恐怖主义的道路,教训发人警醒。顾准在《民主与终极目的》一文中指出,“革命家最初本身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托克维尔则将革命与暴政解释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

结合具体历史语境,我觉得顾准先生的解释更具有现实意义。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暴力和专制,是用一种所谓正义的暴力反抗非正义的暴力,革命过程与民主无关。近代民族国家革命的目的几乎都是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新国家。然而,革命过程中革命者把推翻专制的革命行为认为实现了民主。这种两元二分、因果倒置的做法注定将国家推上一条专制与暴政。一旦革命者掌握政权,出于对“终极目的”和“普世价值”的急切追求,专制和独裁的行为就开始肆无忌惮,那些曾经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者亲手毁灭了革命初衷,确实令人扼腕。

曾经某人一直被认为是个专制主义者的历史角色。后来在刘小枫先生的指引和解读下,我们发现该人居然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砸碎了国家机构和法治秩序,想依靠群众力量将这个本该异质的社会逐步同质化,而那些具有浪漫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却事实上造成了权力向个人身上的集中,或者这种集中本来就不是初衷。正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派,一直都是打着自由、民主和博爱的旗帜,最后的结果却是人头落地、血流成河,也给后来的独裁和专制买下来了祸根,革命的结果和初衷背道而驰,以民主为口号的革命干着反民主的勾当。即使是在今天,普世价值大行其道,但另类的民主仍能阴魂不死,发人深省。

初稿于2009年3月5日

修定于2010年6月4日

刘  柠:民主党政治进入“菅”时代

6月2日,鸠山由纪夫首相辞职所引发的政坛地震,其烈度显然不足以引发政坛重新洗牌,也基本上未动摇民主党的江山。结果,众院不解散、不延长,民主党内部迅速“调整”,很快选出以原副首相兼财务相菅直人为党代表的新的执政党领导体制。6月8日,菅将组成新内阁,从而正式成为日本第94任首相。这是民主党执政以来,甚至是民主党做大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权力重构。至少从形式上,以“小(泽)鸠(山)”的双辞为标志,民主党将终结为国民和舆论诟病不已的党与行政的双重权力构造,迎来党政一体化的“菅”时代。但毕竟面临即将于7月11日举行的参院选举,为确保民主党在参院的执牛耳地位不动摇,此番组阁多少体现出菅的“维稳”优先的良苦用心:原鸠山内阁11名阁僚留任,新入阁者仅限于消费者少子化担当相的华裔(台湾)女性参议员莲舫等几人。

菅直人出身于普通工薪阶层,在世袭如云的日本政界,是草根的代表,风格清新。其至今赁屋而居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社会日益“下流”化、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被媒体广为报道,传为美谈。而其早年参与市民运动,跻身政界后,历经社会民主联合、先驱新党等政治势力,后成为民主党实力派领袖之一的经历,更说明其与奉行所谓“政治是票数,票数是力量,力量是金钱”的“厚黑政治学”,从旧自民党田中派到竹下派,直到继承其衣钵的民主党小泽派的谱系是完全绝缘的“清流”,被认为有助于与过去的政治玩法“诀别”,重建“清洁政治”。这不仅是国民的期冀,从菅自己过去的政治履历中,亦可找出可支撑此判断的相应的数据、业绩:譬如上世纪80年代,他在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中崭露头角,被看成是市民派的“政策通”;1996年1月,村山(富市)内阁辞职后,菅入阁桥本(龙太郎)第一次内阁,出任厚生大臣,出面应对了彼时的“药害艾滋事件”,挑战了“厚生族”官僚的既得利益,为受害者主持了公道。如此作为,在尚处于“1955年体制”后期的自民党一统天下的时代,被看作是“异类”。

但众所周知,今天日本最吃紧的课题是景气恢复和财政重建。这个资源匮乏的国家,何以在深度卷入世界金融危机、扛了40余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看板即将让位与中国、在经济持续萧条的情况下又遭遇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瓶颈的时期,恢复竞争力,重建社会的自信,是民主党政权务须优先考虑的课题。鉴于此前鸠山内阁的失策,菅内阁打出的口号是“第三条道路”,用菅直人自己的话说,则是“最小不幸社会”。而要想实现不幸人群最小化的理想,既不能像过去自民党政权那样依赖公共事业投资,也不能过度优先规制放缓和市场竞争,而是要以社会保障为基轴,一方面重视、强调政府的作用,同时大力养成、促进医疗护理、环境能源等契合日本社会发展模式的产业的发育,扩大雇佣规模。此所谓“菅流”的“第三条道路”,本质上接近凯恩斯主义(所谓“第二次凯恩斯革命”),被《日经新闻》等日媒评价为“菅主义经济”(K ansianEconom ics)。此方对症与否及能否药到病除,还有赖于菅的政策魄力。

在财政问题上,事实证明,民主党当初以夺取政权为第一考量的“贴补型”财政(如儿童补贴等)已捉襟见肘,离“触底”不远。不仅是国民和舆论,欧元危机以来,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堪称倒数第一的赤字财政问题,已引发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CD )国家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与焦虑,财政重建实属当务之急。值得注意的是,菅直人作为前财务相,在增税问题上一向持现实立场,面向即将全面铺开的参院选战,围绕将现行5%的消费税上调至10%的问题的政策检讨很有可能浮出水面。21年前,大藏相出身的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上调至5%;21年后的今天,同为财务相(即过去的大藏相)出身的菅首相是否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出此决定性的一手牌,是对其胆识和政策执行力的考验。

在外交领域,菅内阁的担子不轻,其中主要是修复因普天间基地问题而变得“僵硬化”的日美关系,这也是鸠山被扳倒的原因之一。对此,小泽的退场,不失为一个有利因素。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函数”都未改变。这种情况下,能否创造条件,破解此难解的“方程式”,不仅是菅本人,也是整个民主党政权的试炼。

与日美关系相比,被认为相对容易“搞定”的是中日关系问题。菅作为“左翼”活动家出身的政治家,长期以来相当重视中日关系,在中国的官民两界,均深耕多年,有不薄的人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其上台伊始,便大胆任命华裔阁僚(莲舫),起用资深“知华派”民间人士(伊藤忠公司前会长丹羽宇一郎)出任驻华大使,上台第四天便启程访华,凡此种种,都应视为日方释放出的推动两国关系的善意信号。对此,中方理应在作出积极评价的同时,“接招”并有所回应。

蓝英年:第三国际的一笔糊涂账

共产国际,通常指第三国际,即1919年3月2日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如果提到第一或第二国际,都要标出“第一”或“第二”两个序数词。只说共产国际都是指“第三国际”,有时甚至简化为“国际”。本文中的共产国际,指的自然也是第三国际。

这三个国际差别极大,混淆不得。共产国际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创建的,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目的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初的设想是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以支部身份加入共产国际并交纳会费,以供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洲共产党,虽然要革命,但缺乏经费,甚至没有经费。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便向联共中央求助。列宁等同志是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认为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联共理应解囊相助。但一战和十月暴动后,俄国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百孔千疮,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有的是珍宝,可以用珍宝兑换外币,或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

经费来自“掠夺掠夺来的财物”

这些珍宝来自“掠夺掠夺来的财物”。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神父等剥削阶级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再从他们手中掠夺过来。掠夺神父的“掠夺来的财物”,我有些不解。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俄国神父富有的并不多。直到读了雅科夫列夫的新著我才明白,掠夺的不是神父,而是教堂。雅科夫列夫曾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直接领导的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他的话应当是有根据的。他在书中写道:“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帝王,贵族和富商,捐献了很多钱财和珍宝……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众所周知,1921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面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帮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记忆的漩涡》,150页,同仁出版社2001年俄文版)1922年5月5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三十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座圣像服饰上镶嵌151颗钻石,其中有31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73颗钻石,红宝石17颗,绿宝石28颗,珍珠22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同月22日报道:“5月18日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财产装满两卡车……”看来布尔什维克落实了列宁的指示。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现已公开。据档案记载:三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100万卢布;五月——300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1000万卢布。从四月到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那里收到640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352万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8000和5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12.5万和7.73万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100万卢布和价值6万克朗的珍宝。

珍宝就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5克拉到20克拉重的钻石以及贵妇人的装饰品。布尔什维克到底有多少珍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往往只是用眼睛随意估量一下了事。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曾从联共那里获得价值30万卢布的珍宝。他回忆,把他带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室,地下室里珍宝堆积如山,让他自己拿,他装了满满一手提箱宝石。就算手提箱不大,装满了也不会低于3公斤。发给巴尔干共产党的珠宝价值100万。

把宝石带出境只能靠走私。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然而共产国际的商务代表对待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并不都那么认真负责。1919年一个名叫博罗金的把珍宝带往美国,他怀疑有人跟踪,便把珍宝交给同路旅客,请他把手提箱带到芝加哥,哪知同路旅客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位女士把两箱珠宝带往斯德哥尔摩,途中一只箱子被芬兰人偷走。另外的商务代表就不是不认真负责,而是居心不良了。卢森堡女记者给德国和法国共产党运送两颗硕大无朋的红宝石,可是一去不复返。后来传说她买了庄园,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现象或充耳不闻,或根本不知道,他们不算经济账。但执委会不得不过问了,还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调查经费使用的情况。从已有的档案中无法计算出共产国际一年的收支,因为执委会除公开的收入外,还不时收到补充拨款;其次,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俄国的灾情与共产国际的奢华

1920年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参会的代表大部分来自欧洲。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大会总共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因为没有完整的记载。尽管当时俄国国内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即使如此,外国的革命家们对生活条件仍不满意,经常抱怨。他们的抱怨惹恼了老布尔什维克们,工农检察院检察员气愤地说:“你们吃饱喝足,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意大利人和东方革命者娇惯坏了,到哪儿都得坐马车,仿佛离开马车不会走路了。”

1920年联共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创造了一切条件。执委会领导先搬入克里姆林宫,后来联共又在政府大楼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宅。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则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他们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尽管俄国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里的日子却过得满不错: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宾馆设有专为代表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提供丰盛食物的餐厅,当然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一份解密的财务报告让我惊讶不已。1920年10月至1921年3月1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105人,工作人员320人,工人40人”,这些人消费了多少食品呢?报告是用普特计算的,一普特约合16公斤。鸡肉123普特,黄油794普特,熏肉554普特,咖啡64普特,食糖369普特,面粉800普特,白面包715普特,蜂蜜13普特。共产国际的人还吃了11普特的鱼罐头,1911听蔬菜罐头。沙丁鱼、鱼子、乳酪、苹果、鲜黄瓜和鸡蛋敞开肚皮吃。

共产国际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国的灾情越来越严重,很多人饿死,布尔什维克政权已无法向外国掩饰了。1922年张国焘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与威金斯基(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作出反应。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向政权伸出援助之手,结果是教堂的珍宝被掠夺,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又增添了许多珍宝。俄国各党派和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高尔基与那时尚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民。对此列宁有自己的想法,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委员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权力,并拥有国外代表。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俄罗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要求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这也促使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俄国侨民作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扎伊采夫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逮捕的:“走廊里忽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他与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随后黯然离开俄国。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粮食运往何处,灾情有无减缓,不得而知,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是不争的事实。

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

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却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如1921年2月雷赫给德国共产党带去2500万马克和价值3700万卢布的珍宝,他们还嫌不够。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给列宁写信说:“某些同志公开说,如果党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就不得不解散,他们靠共产国际补贴工作。”联共不得不又送去5000万马克。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尔斯基对共产国际庞大的开支向执委会提出质疑。据他所知,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他在致执委会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挨饿,流浪儿童为一块面包在街上和车站上倒卖破烂……外国代表中不自觉的同志的这种态度是有罪的,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直到代表离开的时候对他们搜身,这样才能查出为发财而来的坏家伙。”但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1920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等,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提供。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两个办法:在国外设立代售点出售珍宝,换取外汇,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代售点之一;其次是为这些组织(不包括学校)提供条件,让其自筹经费。1922年3月,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他坚信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这两项措施似乎都不成功,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习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105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派往国外支援革命战士。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又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支援革命战士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也许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1936年以后,共产国际就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仅在政治上给以指导。自1919年成立至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它的收支是一笔糊涂账。

(作者系文史学者、俄罗斯文学专家)

国家精神的圣杯守护者

    《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美)杰弗里·图宾著,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35.00元。

 

在苏联崩溃之后,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上意识形态最为浓厚的国家:在缺乏人种、民族和文化共性的前提下,美利坚合众国这个“熔炉”必须依靠某种超国家的认同,那就是一整套以民主、宪政和人权为核心的价值观。这一切对美国来说实在再重要不过了:在国内,两党常常围绕着相关议题反复辩论。这一整套体现美国精神核心的价值观,事实上就是这个共和国的圣杯,而看护这一圣杯的,历来都是一小群精英: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确实,即便是在美国国内,人们常常可能连一位大法官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但这并不影响以下基本事实:这些“世上最昂贵的守门人”常常捍卫着美国的核心理念,并比其他人更能影响和决定着国家的走向。他们并非经过选举产生,不对公众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任期终身因而不必逢迎民意。理论上说,他们独立裁决,不受任何外部势力的制约。

当然,那只是一种最理想的可能,在现实中,大法官一直都由总统提名,而总统常常会基于党派利益,选择与自己理念相接近的人选。虽说三权分立,但近几十年来的历任美国总统,都试图通过对任命大法官来使最高法院的力量对比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倾斜。由于自1968年以来长期都是共和党人出任总统,以至于1991年后,大法官的组成始终都有七八人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虽然这未能即刻使最高法院右倾,但也足以让许多人对此保持警惕的了。《九人》所要描述的就是1980至2007年间围绕着大法官提名展开的各种潜在力量的角力,这说到底是一场决定“美国要向何处去”的价值之争,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一角力,说到底仍是美国1960年代那场文化/价值观内战的延续。大致以1968年为分水岭,此前和此后几乎是两个美国:当时围绕着自由民权、种族隔离、堕胎等一系列议题,最高法院作出了许多重大判决,使自由派获得压倒性胜利。例如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判决堕胎合法化,一举废除46个州的相关法律,在司法、宗教、政治、道德、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重大影响,引发全国范围内的讨论,改变了涉及这一问题的政治语言,此后政府的行政、司法、立法三大分支都卷入了这个问题,其深远影响至今余波未平。

但自由派的胜利随即引来保守力量的反弹,1968年之后的四十年里,除了克林顿之外,所有总统任期均由右翼保守的共和党人出任。他们一直试图要扭转这个国家的走向,而这首先就必须改变当初的一系列最高法院判决。他们大力推动的议程主要包括:扩展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黑人的任何种族优惠政策;加快死刑执行速度;推动宗教进入公共领域。当然,最首当其冲的,是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允许各州禁止堕胎。这个问题攸关生命权利,是左右两派争论的最大焦点,例如前两年总统选举时,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就因其坚决反对堕胎的态度而大受共和党极右翼的推崇。

在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前些年美国呈现日益右转的态势,连最高法院也不免被意识形态波及,判决越来越呈现5:4的分裂趋势。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两党的战场。这实际上是一场“价值内战”,在涉及堕胎、州权分配、持枪自由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有两个美国在激烈争辩,而双方都试图让最高法院站在自己这一边。这就尤其考验这九位圣杯守护者了:他们必须保证自己内部不因此出现无法弥补的裂痕,同时看护好美国的价值观能有一个恒久不变的核心,而不为一时的政治形势所左右。九人中的肯尼迪大法官一直被认为立场摇摆,但如书中所提到的,他对此同样有清醒的认识:虽然他本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反对堕胎),但他也清楚法官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思考问题,即便某个判决他内心可能并不喜欢;他本人反对堕胎,但却从未质疑宪法是否应当维护这一权利。

这九位大法官平素在公众眼里多少有些神秘莫测,但在作者笔下,他们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倒是每个都颇有个性。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其中的戴维·苏特。他是个单身的新英格兰人,因而法官生活就是他的全部;他生活极有规律,个性外冷内热、不喜交际,在填写表格的礼物栏和受邀旅行栏中,只有他年复一年都是同一个答案:无。他当初被提名时,老布什总统认为他是个保守派,但最终他的判决却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表面看来他为人古板冷峻,但他却从不在异议意见中使用挖苦和刻薄的字句。虽然他常常远离现代科技产品,但在涉及相关问题时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判决。

大法官们从不愿意被看作是政治人,罗伯茨大法官声称“法官不是政治家”,但除了苏特和斯蒂文斯两位大法官,所有人都对政治舞台饶有兴趣,因为要赢得大法官提名就得对政治事务有深入了解。早前的小罗斯福总统时代,最高法院与政府针锋相对,判决废除其大量新政法规,随后罗斯福借助在大萧条和二战中获得的“超级权力”,试图修订《司法法》,为最高法院新增6名自己人,以使之像国会一样听话,所幸最终双方及时妥协,才避免了一场严重宪政危机。

前不久奥巴马总统则提名其首席政府律师伊琳娜·卡根接替斯蒂文斯大法官,她没有任何法官经验,观察家们普遍认为这背后有着重大政治考量。卡根现年只有50岁,不出意外的话可以再做至少25年大法官。她本人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在奥巴马看来能有助于弥合左右两派的分歧,从而改变许多案件的判决结果。自由派在最高法院的弱势(这是《九人》中作者最担忧的)也能有所改观,桑斯坦在《走向极端》一书中研究发现,把自由派法官放在一个小组时,他们会变得更加自由化。这种潜在影响将在医改法案、金融改革法案、气候问题等方面的变革上有利于奥巴马新政。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争论最终都会演变为法律诉讼(例如医保法案刚生效,有13个州的总检察长就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违宪审查诉讼),奥巴马也是学法律出身,对此自是了然于胸。

所有这些,都证明这些圣杯守护者的位置是多么关键,而围绕着的则是各种力量的激烈竞逐。但美国精神还有最后一点令人钦佩的关键之处:即不管人们如何持有何种不同立场,对于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双方都会表示接受。在2004年总统选举的布什诉戈尔案判决后,戈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的首席发言人:“请确保我方无人批评最高法院。”这就使对立双方得以避免重大宪政危机。要是像巴基斯坦和泰国那样,民众丧失对司法判决的信任,认为判决只是政治家的橡皮图章、是政治决定,那么就会演变为持久的政治冲突。正是民众对司法的信任,与这些圣杯守护者一起,使美国内部在争论的同时,仍维持着统一的认同,而这本身也是“合众国”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

梁文道:理想幻灭的青年易对村上春树有同感

凤凰卫视6月4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如果你去过台湾,你就知道台湾台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咖啡店叫做海边的卡夫卡,那么之前还有另外两家咖啡店叫做挪威森林,那么老板都是同一个人,不问可知这个人绝对是个村上迷。我发现台湾有一些文艺青年对村上迷狂的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不只开咖啡店要用村上春树的作品的名字来命名,甚至连卖楼盘都标榜说这个楼盘概念的设计的理念是依据村上春树的小说来做的,这个居然能够成为卖楼盘的手段,你说吓不吓人?

今天继续给大家接着谈《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藤井省三在这部作品里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台湾、香港跟大陆分别接受村上春树作品的状况跟社会背景做一个分析。在这里他注意到几个地方对于村上春树接受的先后次序都不一样,对他的理解也略有所异。而透过这些理解的分别,其实可以看到三个地方社会环境的变化,当然后面他也比较不同地方的翻译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他一开始就提到了台湾对村上春树的接受,比如说在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个台湾小资文化杂志,做了一个特辑,叫做“我恨村上春树,神啊,为何我戒不掉他”,然后在这里面就说到,没读过村上春树,也一定听过他的名号,在日本、台湾、美国这号人物全面麻痹读者,他是少数人或者西方读者青睐的东方作者,笔下无国界,时间限制的领域。然后后面说村上春树,我们真的恨你,恨你营造了一个很好的品位与姿态,恨我们看见了这一切,却未必能拥有,恨自己像吸毒一样,百戒无法成功,村上春树,你要负责任。由此可见一斑,我觉得真是一批让人作呕的粉丝。

然后,后面又提到香港,香港对村上春树的接受,就显现出一种特别的状态,需要补充的是,藤井省三认为,我们这几个华人社会对村上春树的接受,都有一些法则在背后发生作用。第一,他叫做经济趋缓,什么叫经济趋缓?就是当经济高速成长的时候,大家还没开始懂得享受。当这个高度成长到一定程度,服务业开始兴起,工业往下的时候,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人,就开始能够享受一些讲究品位的东西了,而村上春树被接受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台湾的情况,就是当台湾的经济发展到最高峰,开始比较成熟的阶段,就开始能够接受村上春树了。

而香港呢,在这里面有趣的是另一个法则,当然香港也有这个过程,可是我们要注意到,藤井省三还说,一种后民主时期法则,什么叫后民主时期呢,就是喜欢村上春树的年轻人,多半是一批自己也参加过民主运动的人,像台湾当年戒严的时候,经历过这个民主运动的人,后来有一些人,他会有种理想幻灭感,或者觉得当年自己太热情,太躁动,太不安。这样的情况,恰巧和早期村上春树小说,例如《挪威的森林》,《1973年的弹珠玩具》,跟这些小说里面主角的经历是相似的。

这里面也提到了,香港也一样,比如说他就根据我们在这里介绍过的岑朗天的说法,当时在1989年之后,香港有一种普遍的价值的失落,是当时大部分香港人都容易感受到的氛围,那么在这时候村上春树擅长描写失落的故事,比如说像《挪威的森林》,像好友突然自杀死了,主角生命中很多重要的要素,仿佛伴随着消失远去,一种快将丧失感觉的感觉,那是一种特殊的虚无,浓烈的无力感,这种感觉,就让处于民主运动失落之后的香港人觉得是特别的容易感同身受,他就提到了这一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后来上海对于村上春树的接受,那么我们要注意,村上春树不愧是个日本学者,做功夫做得很细,他连梁朝伟,跟Twins里面的阿Sa说喜欢村上春树的原话都能够引述出来,然后他就注意到,比如上海作家潘向黎,有一本小说,叫做《白水青菜》,在这里面提到有这么一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他形容她是什么,他形容这个女孩子是一个非常,她全家的家具是北欧风格,进口卫浴用品清一色是白色,寝室的地毯也是白的,然后说她基本上不化妆,但一套保养品相当于一个月的薪水,这不是小资,而是大资了是不是?她不但拥有村上春树所有作品,而且每一种都不止一本。

她随时可以拿起一本村上春树,随便翻到哪一页就开始看,看着看着她的眉头就会稍稍的促起来,光洁的脸突然长了几岁。这么形容这么一个人物是喜欢村上春树。藤井省三就认为,这样一个形象就很能够说明上海为什么很多人说,村上是一个小资文学,喜欢他的人叫做小资。但其实村上春树作品最早被引入中国,早在80年代就已经出现过了,而当时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过了,但是问题是那一代村上春树的大陆读者,跟后来的第二代村上春树读者是不同的。

在这里面,藤井省三把后者认为叫做后邓时代的小资读者。第二代村上春树读者,阅读村上春树的方法跟以前是不同的。比如说这里面提到,提到有一个杂志叫《同学》,《同学》这个杂志2005年3月号有一篇文章,叫做“预见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里面写到了,因为世界太大,太坚硬,我们心还很柔软,村上的句子里那些腼腆形象,是我们最初的样子,那些孩子式的语言,能够为我们保留一点天真的空间,他的每一页书都是一叶药草,妥贴敷上年轻的创处,解我们青春的毒。这个看来,小森阳一说的真对,村上春树的小说果然变成疗愈小说了,有疗愈的效果。

然而这里面也提到村上春树在大陆的被接受,还是很奇怪,我们先不谈他怎么去批评林少华的翻译,这里面我们着重说一个什么东西,他说第一个正式拿到村上春树的版权的,很正式拿到版权的,漓江出版社,居然当年曾经出过盗版书,而且是盗用了台湾的时报版本。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意到我们中国的怪现象,2004年5月,内蒙古一个出版社叫远方出版社,出了一本据说是日本作家福原爱姫所写的,叫《挪威没有森林》,说这是日本的畅销书,而且还暗示村上春树是她梦中的神秘情人,被日本传媒称为一封公开出版的向村上春树表达爱一的一个情书。藤井省三在这里郑重指出,当然后来这事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本假书,是中国人自己炒作,自己写的。

许知远:受困的心

一八八七年,莎拉·艾默里出版了《奴役美囯的七种金融阴谋》。在十九世纪美囯女信世丨界,倘若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那么艾默里则戴裱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丨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设汇活动家、女泉煮义者和宣丨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丨民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奴役美囯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它在五年里印刷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囯只有七千万丨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全囯信的阅读群丨体尚未形成,无珐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特信确保了这种成功——它毋需阅读,标题说明了一切。

艾默里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即将sǐ王的共丨和囯的受奴役的仁民”。很多美囯人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战争后的美囯,迎来了一个镀金年代。开采石油、架设铁轨、钢铁厂的烟囱高高矗立、工业资本煮义开始了;纵贯大鹿的铁路网,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缆连接了大西洋两丨岸,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囯、印度、欧洲,它们都是全丨球市场的一部分,都与一个美囯农丨民的生活牵连到了一起。

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创造了从未预料的财富,成为了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大王;更多的人则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被扯进了无珐理解的动丨荡中。他们发现自己的收成卖不了原来的好价格,觉得自己辛苦的劳动带不来生活的改善。曰后的历丨史学家会说,那是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丨机的结果,是一场全丨球信的价格下跌。

曰常生活的困顿,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生活景观的骤然改变,变得更加不适。似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囯正在兴起。一个美囯是不断的兴起、膨胀的城市,是新的财富与泉力的傲慢与炫耀,是传统道丨德的消蚀,是工业家、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囯;而另一个美囯则是乡村的,是勤勉、节俭、纯真的象征。后一个美囯,似乎正残酷的被前者盘剥——南北战争是它的前兆,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庄园的南方。

到处酝酿着不满与躁动,昔曰稳固的信念也动摇了。这块大鹿曾经许诺给每个人以字游与富足,“新边疆”诱丨惑着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机会正在减少,生活并非他们设想的那样,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建设一个美好家园,他们被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糙纵着。

所有的情绪,因为“绿背纸币运动”而汇集到一切。而艾默里为这些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困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是滑尔街的金钱之王们,糙纵了这一切。他们可以通过糙纵货币,随自己的意愿来让这个囯家的商业升值或贬值,来创造繁荣或者带来萧条。他们拥有着这样的泉力,而且总倾向于作è。她抚慰她那些身心疲惫的读者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囯是一个伊甸园,它的堕丨落正是从滑尔街执掌一切开始的。

一些人把莎拉·艾默里的指控,推到了更远的地丨方。美囯陷入了一个欧洲强加的金融系统,另一位小册子作家威廉·哈维在一八丨九四年写道。这本《硬币的金融学校》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囯的七种金融阴谋》更为畅销,它在十一个月里卖出了四十万册,一位囯会丨议员发现——“报童在每个火车站叫卖它,每个雪茄店都有售……几乎每个人都在读它”。不是滑尔街,伦敦的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要摧毁整个美囯。

很少有人记得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更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它们是夸大其词、种种偏见的产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囯历丨史,它们则是无珐错过的角度。它也为理解人类设汇的迷狂与偏执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材料。当一个设汇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与内心的焦虑时,简单、武断的结论——不管它多么缺乏理信——往往能掘取住整个设汇的想象力。它也是人类设汇永恒的诱丨惑与灾难的源泉。

在美囯两百年的历丨史中,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的阴谋论既不新鲜、也未终结,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历丨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发现,早在建囯之初,美囯人常常忧虑于来自欧洲的囯际阴谋,它正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共丨和囯,阴谋主要来自于朕治与钟较领域。到了十九世纪末,它变成了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威胁。而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囯不再忧虑于欧洲,但东方共长煮义则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维式的阴谋——连美囯总统克利夫兰都不过是犹太银丨行家的代理人。但这样的谣言却在上空飘荡——约翰·肯尼迪是共长煮义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为没能完成苏联共长挡交给他的任务,没能在美囯迅速实现无产阶丨级格命。

而在世丨界范围内,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则从不缺乏呼应者,他们在不同的囯家、不同的历丨史时刻出现。它可能是十七世纪英囯的捉巫行动,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囯,是犹太人让这个伟大的囯家输掉了第一次世丨界大战,陷入了屈儒;也可能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曰本,西方的金融家们强迫曰本人签订广场协议,洗劫了繁荣的曰本经济。最新的例证是二零零七年的中囯,一位叫宋鸿bīng的业余历丨史学家用写作了《货币战争》一书。

与《硬币的金融学校》、《奴役美囯的七种金融阴谋》一样,《货币战争》宣称自己发现了历丨史的秘密。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囯的sǐ王,希特勒的崛起,曰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亚洲金融危丨机,一位旅居美囯的业余历丨史学家言之凿凿的宣称,这些横跨两个世纪、彼此无关的世剑,都缘于一小群囯际银丨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泉”,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角社。

最初,出版方勉强的接受了它,它文笔cū糙,逻辑与事丨实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卖出一万册。作者也毫无期待,宋鸿bīng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四川,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囯,做过程序员、分析师种种职业,与大部分美囯中产阶丨级唯一的不同,他还是一位历丨史爱好者,这本书是个人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册,盗版则是散落在全囯街头的小摊位上,不仅是公众热情的拥抱了它,一些朕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也为之所动。“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似乎确有其事”,一位经济学家说。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在私下里说,一位副总哩问他这本书能否作为决策参照。一些朕府部门则批量购丨买,分发学习。而作者则变成了中囯身价最丨高的演讲者,一位大众英雄。他被《商业周丨刊》评选为影响中囯的四十位人物之一,与hú井滔、王歧山、柳传志、章子怡并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丨惊的业余历丨史学家变成了时不我待的预丨言家。两年前他说“我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临倒人都会阅读”。两年后,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出席种种论坛,为公众阐述他的最新理论,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这本书为何如此成功?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兴趣,即使犹太人能激起中囯人特别的感情,它也于阴谋与仇丨恨相差甚远。中囯人赞叹犹太人的金钱控丨制力,中囯最富经商才滑的人群,wēn州、潮州人经常自称“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囯人的自傲,是中囯文化将独一无二的犹太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丄海对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胜的是阴谋论与及这种阴谋论与中囯的关系。“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丨界十八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世剑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珐”,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从而预丨测他们未来对中囯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囯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对手的是明确的,他们是美囯的金融关员与银丨行家,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种形态的继承人。倘若罗斯柴尔德要为十九世纪的历丨史负责,那么这群美囯的金融家们则是瓦解苏联、曰本经济泡沫破裂与东南亚金融危丨机的幕后人物,而中囯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与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囯一样,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囯是另一个“镀金时代”,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多年的朕治运动与物质匮乏之后,人们什么都想生产,什么都想消费。理想已经破miè,物质戴裱着最后的字游与希望。欲望催生了惊人的变革,三十年来的中囯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变化太迅速、太庞杂,最初人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更字游了,生活的可能信被拓展了,从前的尽锢被打破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则不断的提高。

但大多数人逐渐发现变化并非总符合他们的期待,自己经常不是变化的主人,而是它的俘虏。他们在获得某种字游的同时,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你不用忍受单位令人窒丨息的压抑,你的阶丨级出身、朕治面貌、学历程度都不再重要,却发现金钱正成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钱化了,字游、尊严、爱情、友情、个人价值、生活意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更糟糕的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并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很难保持这种成功。金钱是那么不稳定,数字是那么的赤倮倮与残酷,它给你带来即刻的满足,也令你陷入的无穷的焦虑。你看到一些人正变得如此富有,昔曰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一种更可怕的预感是,你开始感觉到富裕之路的坎坷。一九九二年开始的商业热潮,曾经造就了无数的财富英雄,但机会正迅速的减少,财富的分配已然定型。倘若这让你充满无力感,那么一些人的迅速富有,则令你心生愤怒,他们不是凭借个人的勇敢与智慧,依靠的是泉力关系。你对他们既羡慕、又愤愤不平。

倘若创业致富的机会曰渐渺茫,股票市场像是最后的机会。在几年的时间里,似乎人人都在发财。大盘上升的曲线和上涨的数字,成为了欢乐与幸福的来源,生活变得不仅货币化,甚至变成了抽象的数字。目睹着金钱的迅速的流动,空气里到处是金钱的味道,它挑逗起无穷的欲望,也引发不安。但股票市场却陡然崩溃了,你甚至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突然少掉了一半、或者更多,像是一个强大无比、又无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觉得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上涨的股票带来的安慰消退了,而生活的不安全感却不断增加,你不仅买不起房子与汽车,还要忧虑食品有读,医院的见sǐ不救,孩子怎样上一所重点小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设汇保丨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突然之间,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要承担起整个设汇失序的后果。你要早晨起来送孩子、陪他做作业到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绝望的交通系统里耗上两个小时;要想办珐托各种人情关系,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所有昔曰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的网络,大家庭、朋友、甚至办公室里热心给你张罗对象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这个庞大的设汇竞争场里,孑然一身的战斗或是随波逐流。

电脑屏幕中的虚拟世丨界可以暂时抚慰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挫败与愤怒。但是,它也给你新的焦虑,世丨界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拥挤到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从水景住宅到磁悬浮铁路,从汉武大帝到股票市场,从流水线管丨理到Web 2.0,从山寨手丨机到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念,从梁朝伟的眼神到迈克·杰克逊的舞步,从道琼斯的指数到仁民币的汇率。你也听到了很多人谈论中囯的奇迹,中囯不仅被世丨界影响,也正在影响世丨界,全丨球的金钱正涌向中囯……一种更强烈的感受也随之而来,你觉得中囯越来越富有,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富有,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收入却没上涨。你觉得生活被一种莫测的力量左右。

倘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囯农丨民感觉到“新边疆”的消失,感觉到生活希望的暗淡,他们成为了《奴役美囯的七种金融阴谋》的追随者,他们用猜忌、怀疑来对抗失落。中囯的中产阶丨级的乐观气氛,在二零零七年后迅速减弱。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曰,中囯的A股市场在一天内蒸发了接近一万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囯逐渐开放金融市场,QFII让外资可以买A股了,QDII可以让中囯人投资海外市场,“港股直通车”要到来,股指期货据说也要粉墨登场了。仁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囯的主泉基金问题,在把Made in China输送到全世丨界之后,中囯进入了全丨球化最后、或许也最难以理解与控丨制的过程——金融的全丨球化。原有的不安全感,随着这一更复杂的进程的到来加剧了。股民们早已谈论了很长时间,海外的热钱如何洗劫股市,如今这种危险似乎变得更清晰了。当然,他们也同样殷切的期望,在一个广阔的资本市场里,自己最终也分到一杯羹。但是这希望与焦灼,都那么模糊。宋鸿bīng这本言之凿凿的《货币战争》,能解除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应对之道吗?无知与猜忌,带来了阴谋论的横行。因为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困境,因为曰常生活的不安全感,所有新的事物都可能是危险的。

《货币战争》击中了公众的心,因为他们信息的匮乏,因为他们曰常生活的受困。那么这些临倒者呢,他们理应掌握着更确切的情况,他们也该有着更长远的判断,如何会被这种拙劣的阴谋论所迷惑?

朕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感慨中囯的朕治生活缺乏“现代人”。获取泉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丨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囯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中囯朕治的封闭信,让临倒人成为天然的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的每一次升迁,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意义的阴谋之上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囯的临倒人有着双重的角社。在囯内朕治生活中,他们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以泉力斗丨争为核心,察言观社、明哲保身、熟练的运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没有原则的个人忠诚,是他们能力的表现。但当中囯要进入囯际舞台,要谈论全丨球经济、气候变暖,和其他临倒人同台辩论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一新角社。他们在无穷的朕治斗丨争中历练出过人能力,却对如何运转一个现代囯家,理解金融体丨系,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内心慌张时,他们就必须用更空洞的概念掩饰无知。于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丨族大义。迫在眉睫的囯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囯际问题,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囯家利益。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朕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帝囯煮义再次回来了。在宋鸿bīng迅速兴起时,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欢迎度堪与作比。与前者业余历丨史学家的出身不同,朗咸平接受过最好的经济知识训练,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一名锋利的谈丨话节目嘉宾。但在过去两年中,他公开宣扬他开始阅读劣宁关于帝囯煮义的论著,他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有着这样的名字《产业链阴谋》,《新帝囯煮义在中囯》。又一场‘货币战争’开始了,它的敌人更为明确,郎咸平为中囯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寻找到一个真丨实、似乎也是可信的敌人——金融资本煮义不正是帝囯煮义的最丨高形式吗,它早已经残酷而无形的掠夺了我们。

这是一个关方与公众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它不仅似乎也有道理,更与这个囯家多年来的内心感受有关。一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近代中囯的所有悲剧,都是帝囯煮义带来的。倘若你对郎咸平的《新帝囯煮义在中囯》感兴趣,你也可以阅读历丨史学家hú绳的《帝囯煮义与中囯朕治》,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它为近代中囯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帝囯煮义这个便捷与愤慨的答丨案。这也是中囯共长挡在胜利的前夕,它的主张与理念,令很多人相信——中囯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新朕泉到来后迎刃而解。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丨鲜战争最后时刻。在很多中囯人的印象中,“美帝囯煮义”取代了“八囯联君”,试图扼沙中囯的读立与强大。

如今,我们知道了hú绳是一位深陷意识形态的历丨史学家,而朝丨鲜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máo折冬对“美帝囯煮义”的强调,是另一种囯内动员的方式——他渴望不断格命,让中囯成为世丨界格命的中心,输出中囯的格命模式。但仅仅用“宣丨传”来理解hú绳的著作,有失偏颇。他的确触碰了很多中囯人的敏丨感神丨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囯人的屈儒感不断增加。这种屈儒庞杂而暧昧,它来自于战乱、颠簸、sǐ王,也来自于曰常生活的贫困、不公。伤害你的可能是长关、井察、投机商人、黑丨帮、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在一个物质匮乏、又道丨德失序的年代,人人彼此争斗。而在所有压迫你的等级中,西方的外来者,似乎占据着最丨高等级。他们在自己的租借区,过着与那个混乱、贫穷、肮丨脏的中囯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傲慢、高高在上、有时还用大炮轰击我们。似乎没人能触碰他们的特泉,平定了太平天囯的曾囯藩要小心翼翼的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个再造帝囯的人物,竟然担心得zuì洋教士;桶至了中囯半个世纪的老佛耶,则仓皇离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精锐之师还是义和团的叨强不入的神功,都不敌他们的腔炮;帝制推方了,共丨和到来了,但是他们的特泉没有一丝触动,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开办工厂与洋行,到处是洋布、洋火、洋烟、洋油,中囯君事强人们,从袁世凯到桨介石,都必须竭力寻找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囯却曰渐分崩离析,到处是挫败、愤怒与绝望。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帝囯煮义”的谴责,更适合释放这种挫败、愤怒与绝望了。它不仅是等级秩序中的最丨高层、也是一个外来的异端,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对他们的谴责,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种团结自身的驱动力——在一致对外的情绪中,中囯内部的峰列与矛盾,可以暂时忽略。它也是一种“受丨害丨者”情结的释放——中囯人和中囯,都是受丨害丨者,他们不应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帝囯煮义者要为此负全责。

hú绳的著作暗藏了这样的逻辑——从满清到民囯(他只写到一九二四年,否则一定要包含囯民挡朕泉),所有的中囯朕泉也都是帝囯煮义者的工具,他们加深了中囯的困境。而只有共长挡的到来,中囯才可能获得读立,伴随着帝囯煮义的离去,中囯将重获强大与繁荣。

新中囯赶走了洋行、查封了他们的财产、驱赶走他们的外交关,并的确出人意料的在朝丨鲜战场了与美囯人打了个平手——尽管中囯的伤王惨重,但对于一个新生囯家来说,这却是惊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长屈儒,它不仅是第一次战胜西方囯家,还是最强大的一个。

中囯赶走了很多帝囯煮义者,却投入了另一个帝囯煮义者的怀抱——苏联,尽管它被称呼为“设汇煮义的老大哥”。这种关系破裂后,中囯真的摆拖了所有帝囯煮义的影响。但伊甸园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的,它是一连串更深的困境。大饥荒造成的sǐ王,要比之前所有的战乱与入侵还要多。尽管中囯几乎没有任何“帝囯煮义者”,“帝囯煮义”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它们仍在围困着中囯,是它们的分索与制裁,才使中囯陷入如此困境,他们还想实行“和平演变”,彻底推方中囯为之不易的稳定。一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关方的文件里,也深入人心——一方面,我们对“帝囯煮义”忧虑重重,它们仍无处不在,“王我之心不sǐ”,我们要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帝囯煮义”又仅仅是一只“纸老虎”,它一chuō就破,它的脆弱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它现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来了,它是另一只纸老虎吗?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则如谜一样令人羡慕。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次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人在二十四个国家中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百分之八十六的满意度,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一个月后,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中国不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开幕式,还赢得了数量第一的金牌。一些北京市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们脱口而出的感受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距离毛泽东豪言壮语已经六十年,似乎有人一直阻止我们站起来,或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

几个月后,当佳士得准备在巴黎拍卖圆明园散落的鼠首、兔首铜像时,它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称拍卖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庞大的中国民间律师团,则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追讨这些文物。公众情绪狂热,他们将此视为对中国的再次侮辱,法国人不仅在一百五十年前火烧了圆明园,现在又在历史伤疤上撒上新的盐粒。在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那一周的周末,G7会议在罗马举行。当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到一起、商讨解救世界之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一份报纸指出:“当世界在经济泥淖中越陷越深,中国的形象从汇率操纵者转变成为消费的推动者”。

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一八零零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现在可能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一百二十七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在公共空间,人们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铺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以为它会自然过去,则是一厢情愿。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一八八零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九零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尽管对手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美国还是开战了。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让它们获得自由与独立。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像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麦卡锡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倘若缺乏对抗性的自省声音,则让迷狂转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即使如此,它也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转型,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是从麦金莱到富兰克林和罗斯福的改革举措,才使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恼人的狂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金  渝:大学回忆录——步行串联画上了终止符

二月七日晚,我到桂林车站,看怎样坐车才能回到韶关。此时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的“停止红卫兵在全国的串联”的通告四处张贴,车站接到命令,只给红卫兵提供回程的车票。我看到,进站剪票口把守严密,红卫兵一律凭票进站。车站服务台看了我的证明,告诉我,只能乘坐经衡阳去长沙或郑州的车。我给他们解释,我必须回韶关石人嶂,那是深山老林,我有队友在那里下厂矿支持造反派,他们一定不知道停止串连的命令,我必须回韶关通知他们。那工作人员不为所动,坚持只能给我去郑州的车票。我厚起脸皮死缠活磨,苦苦乞求,我说我还有行李放在矿区里,我总不能丢弃我的行李吧?那工作人员是一个青年,我看他的模样,估计他也是铁路子弟红卫兵,被动员来到车站当“义工”。我哭丧着脸诉说我的困难,他似乎开始同情我了。最后他什么话也没有说,递给我一张车票。我绝望了,以为是去郑州的车票,低头仔细一看,车票上到站的那一栏却是空白。这显然是让我自己填写的,我于是哆哆嗦嗦地在空白处写上韶关二字。真的,那个时代人都老实,何况我特别胆小,撒谎很不在行。事实上,我只敢夸张事实,不敢无中生有。

二月八日上午九时,我坐上火车,离开桂林。因为车站厉行车票制,所以车厢内的情况要好得多了。虽然人挤得密不透风,可也没有我在韶关上车时的那种恐怖情景了。车厢里,我听到一个骇人的消息,说是不久前一列满载串联学生的火车前往昆明,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清晨,有红卫兵睡醒了,他探头窗外,火车正在悬崖绝壁上蜿蜒而行。但见群山巍峨,峡谷险峻,红日喷薄而出,景色旖旎壮丽。他情不自禁,大声喝彩,结果引得整个列车的红卫兵争相欣赏大好河山,人们向列车的一侧拥挤;正巧火车大转弯,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整个列车倾翻,坠下万丈深渊。

这消息的确骇人。但是如此大的事件,我后来却再也没有听说过,没有任何有关于此的信息;无法印证。看来那完全是杜撰的。

下午六时,车到衡阳,又停车很久,晚十时才开车。火车离韶关越来越近,我心里开始打起了小算盘。串联结束了,坐车不掏钱,住店不掏钱,甚至吃饭也可以不掏钱只打个白条——我们一路,饭钱是没有欠过的。以后这样的美事恐怕不会再有了!要想周游列国,也不可能了!我们串联了这么久,心也野了,还没有逛够呢!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这趟车是去广州的,我何不将计就计,顺手牵羊,到广州遛一趟?心里打定了主意。

九日凌晨六时,车过韶关,我很是提心吊胆,生怕列车员查票把我撵下车。其实哪里有查票的?我纯粹是做贼心虚。

当天上午十点,我到了广州。出站也没有人看车票。我直奔中山大学,住进接待站。下午参观中山大学大钟楼上的鲁迅纪念馆。晚上到海珠广场,观看珠江夜景。江水黑魆魆的,感觉那很深。当时只有照明的路灯,没有不夜城那种灯火通明、灯光璀璨的景象,珠江夜景,稀松寻常。

二月十日,道听途说有个抗日军政大学,就去参观。原来那是建国后办的军政大学,在天河区沙河镇,曾经是民国时代的燕塘军校。这一天还参观了毛主办的农运讲习所,地点在番禺学宫;据说毛在此期间,与杨开慧、儿子及母亲居住在附近东山庙前西街三八号楼上。

二月十一日,本已打算去黄花岗参拜,结果却走到中山三路的红花岗。那是一座很大很壮观的坟墓,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产党在广州发动了广州起义,后失败,死难者多人,又有多人被逮捕后枪杀,都埋于墓内。附近有为纪念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而建造的“血祭轩辕”亭。去的路上经过越秀山,但是没有去看个究竟。

因为惦记着石人嶂的队友,对广州走马观花一番后,准备离开。到车站一看,哇!人山人海!全是返校的红卫兵。此时的红卫兵,基本上是流窜之匪,亡命之徒,革命造反、言必称毛语录的面具统统撕下,为坐上火车而怒目相视,拳脚相加。听吧,“那啥?你得瑟啥?”是东北人。“侬个小赤佬,阿拉弗晓得!”是上海人。“嘛?嘛?”是天津人。“冒有哇,鬼仔!”是湖南人。“瞧你德性,大爷不尿你!”是北京人。“丢那妈!呒有!”是广东人。“把他家的!你要做啥哩嘛?”是陕西人。“俺说不中就是不中!”是河南人。“格老子锤死你!”是四川人。乱七八糟,不一而足。

等车票要好几天。我又身在异乡,孑然一人,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一急之下,决定避开广州车站,估计花县不远,走到花县再上车。十二日一早,我买了两只椰子,打算给队友们品尝,这就离开广州。我顺着铁路往北走,结果走了七十里,才到花县。奇怪的是,这个车站叫新华街。我在此过夜。十三日上午在新华街上车,在这里上车的红卫兵果然少,我总算上了火车。中午到了韶关。我竟忘记了去韶关挖掘机厂找那两男四女队友,而马不停蹄的坐汽车到始兴县。事后才知道,十三日这天这几位分裂出去的队友还在厂,第二天他们就坐上火车,经过五天五夜的马拉松旅程,回到兰州了。而二月十四日这一天,我坐在始兴到罗坝的班车上。

到罗坝下车。此时的我,急急如漏网之鱼,忙忙如丧家之犬,渴望与队友会面。须知我是一个性格相当封闭的人,独自很怕同陌生人交往,对陌生人一贯持拒之门外的态度;不过若有熟人做伴,我倒是在陌生人面前十分饶舌,能妙语连珠,甚至还有能出奇制胜的本领。

到石人嶂还有十几里路,我索性步行上山。山路上空寂无人,我心急火燎,大步流星,气喘吁吁。在梅子窝我碰见一位面熟的工人,赶紧打问山上的红卫兵还在吗?他的回答是:走了。我闻言犹如五雷轰顶。因为我独自一人闯江湖,很不在行。我听这位工人补说了一句:他们今天早上离开了。听他如此说,我立刻转身往山下跑。到了罗坝,又坐车到始兴县。在始兴县,我居然找到了我的队友们。我立刻拿出椰子请他们享用。我们谁都没有吃过这种水果,摆弄了很久,不得要领。请教了外人,才知道椰子是饮其汁水。一看,发现椰子汁早流失尽了。我懊丧之极。

我们商议,不从长沙武汉郑州西安这条路线回兰州,我们要绕道贵阳、重庆、成都回兰州。最后我们就是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在每个到达的城市赖着住上几天。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关系,贵阳虽然遇上了晴天,但市容杂乱,街道狭窄而毫无章法,留给我的记忆是小孩子们坐着自制的滑滑车在坡路上玩耍。重庆则是雾气沉沉,整个城市灰暗、陈旧。成都的天气阴沉,春寒料峭,但那里的小吃又便宜又有味道。

三月初,我们终于回到了兰州。掐指算来,我们外出串联差不多有四个月的时间。

大串联寿终正寝了。我们大学生在文革中唯一的快乐时光彻底呜呼哀哉了。当然,胆大包天而头脑灵活的家伙,继续在全国各地游荡,招摇撞骗。

*   *   *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时光流转,斗转星移。不知不觉中已是一九九五年,我年过知天命。斯时我对文革和毛氏,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不过对体制,仍心存幻想。这一年暑期,我心血来潮,打算游历工农红军长征在甘肃境内的胜地。之所以选择“红色之旅”,是有了解历史真相的动机,同时也因为我特立独行,旅游不愿与众人雷同。至于是否与三十年前步行串联的夭折有关系,那是潜意识里的问题了,我不得而知;或者有所谓长征情结罢?

距红卫兵大串联的长征将近三十年之后的此次我走长征路,历时有一个月。一路上主要是坐汽车,也坐过拖拉机,也步行了几段路。在俄界,我忽然悟出红军当时去苏俄的紧迫心理(把本来叫高吉的村名叫成俄界——俄国的边界);在腊子口林场,我第一次看到展示国民党壮烈抗日的图片资料;在榜罗镇,有人给我讲了一位四方面军女兵的可歌可泣、可悲可怜的身世;在耿湾,经过实地了解,我戳穿当时报刊争相转载的《六盘山三百名红军命案》纯属子虚乌有,是无聊文人哗众取宠的谎言。一路所见所闻甚丰,足以写成万言书。惜乎又成未竟之愿,只写了若干打油歪诗,不妨在此贴出。那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了,认识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红色之旅

1995年秋,余周游红军长征甘肃境内之胜地,有诗记游,又加小序。

俄界访古 8,10

高山密林深谷,轻风细雨薄雾;

小桥流水人家,远行人来访古。

红军长征进驻,已然六十春秋;

走入时光隧道,且将英雄目睹。

往事不会尘封,俄界名垂千古;

虽说人去楼空,斯地永远风流。

腊子口怀古 8,12

神往非一日,今到腊子口;早起访天险,心里多感触!

当年鏖战急,强攻加奇袭;英雄洒热血,勇士捐身躯。

倏忽六十载,唯见纪念碑;鲜花溪边艳,青松崖顶立;

今日腊子口,天堑变通途,碑下久徘徊,喜新亦怀旧。

徒步腊子口至腊子林场 8,12

蓝天飘白云,青山伴水流;我走红军路,悠闲胜旅游。

红军长征时,何曾有公路?攀崖登绝壁,随时须战斗;

饥寒加疲劳,吃尽人间苦。坚强之信念,一切皆克服。

艰苦奋斗风,宝贵之财富;试看今日事,谁人不摇头?

一些大公仆,不为民服务;利用手中权,只管求享受。

公款吃喝风,再四刹不住;究竟为什么,难道不清楚?

国家底子薄,经济才起步,沿海发展快,内陆还落后;

山区多贫困,教育有缺口;正是创业时,仍旧要奋斗。

革命打江山,为民谋幸福;洒血抛头颅,烈士难计数;

汝等不肖子,怎能对得住?不必说忘本,至少是亵渎!

我有一主张:红军长征路,公仆走一走,肯定有益处。

 

哈达铺即兴 8,13——14

访周恩来旧居

小院严谨且幽静,恰似恩来儒雅风;

如烟往事眼前过,周公魅力永久存。

访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僻巷陋门灰蒙蒙,曾卧猛虎藏蛟龙;

若问龙虎是何人?弼时贺龙刘伯承。

登山观哈达铺

秋雨淅沥暮色浓,万户人家平川中;

当年红军进驻时,适逢麦熟肉菜丰。

访岷县二郎山8,15

红四方面军,挥师指洮岷;

血战二郎山,强攻三城门;

顽敌匪性大,红军主义真;

攻坚虽不克,感天泣鬼神。

时过六十年,一切都不见;

壕沟流水渠,城垣变街面。

市容新气象,商家阔铺店;

雨云低低垂,凝重二郎山。

陇西至榜罗镇途中 8,17

车行黄土坡,天高地宽阔;

路旁零落树,万山多赤裸。

俯眼梁下看,村庄三五个。

访榜罗镇 8,17

当年小学校长室,正是政要磋商地;

榜罗会议作决断,红军落脚去陕北。

翌日天下毛毛雨,麦场千人开大会;

主席核桃树下坐,宣布计划三军喜。

悠悠岁月弹指间,我访榜罗正逢集;

会址已是风景地,来此留影人络绎。

核桃大树枝叶动,似叙红军长征事;

麦垛麦捆寂然立,聆听传奇如痴迷。

朝辞榜罗炊烟里,雨后山村最美丽;

芳草萋萋露珠鲜,山道弯弯鸟鸣啼。

观通渭城“红一方面军文娱晚会纪念碑” 8,19

南河中山林,多为左公柳;

红军进通渭,心情甚宽舒。

金秋树荫浓,三军来欢娱;

更有大会餐,遥听长征赋。

时过境亦迁,往事寻不见;

纪念碑下立,凭史忆当年。

登六盘山 8,26

云白天蓝,壮哉六盘山!

广袤大地放眼看,苍凉迷茫悠远。

当年红军长征,领袖在此抒情;

时过一个甲子,是否眼前形胜?

与韩去私游早胜镇 8,28

一天一夜急缓雨,雨中观光有情趣;

虽是异乡独行者,同窗相逢小镇里。

早胜至环县 8,29

云暗雾清淡,高原如平川。

荞红苞谷绿,庄院在崖畔。

春夏苦干旱,入秋雨为患;

树静鸡悠闲,山洪淹河田。

环县至山城堡 8,30

梁顶零落槐杨树,养蜂人在田畔住;

粉是荞麦绿是谷,红衣村姑牵羊走。

山城堡战役纪念碑下有感 8,30

行程三千八百里,始到环县山城堡。

细雨蒙蒙连日下,淡雾轻轻顺壑游;

山城大捷载史册,战场旧地怀朱周;

丘梁沉寂洪水闹,半坡荞糜盼日头。

访耿湾黑城岔 9,1

雨中访俄界,耿湾又逢雨。

千里雨朦胧,怀古最相宜。

喜鹊叽喳叫,荞花满山幽;

铃儿响叮当,驴队绕梁走。

遥看浓雾处,即是陕北地。

红军长征路,由此出甘肃。

访河连湾 9,3

哦,河连湾!我神往太久的你!

那是斯诺笔下的描述:宁静的小山村……。

河连湾,这里住过长征的红一方面军,

周恩来曾专程到此,欢迎二、四方面军。

这是陕甘宁省省会,有蔡畅、李富春……。

肖劲光、赖传珠在此叱咤风云……。

今天,我来到这小山村,

不是梦,是真!

你变了,你已经是百余户人家的小镇。

国道上汽车穿梭往来,风驰电掣,

小镇里有五湖四海的生意人,

还有油泵站漂亮的楼群……。

一切迷乱了我的心。

变了,变了,河连湾的现如今……。

失去了宁静,开始喧闹……。

没有了诗意,有了富足,且看百姓家的宅门。

你还保留些许田园情调,

不过也正在向商品社会迈进……。

省委旧址的院内,

葵花和玉米簇拥着纪念碑碑身;

我在几间陋室空屋里漫步,

能感觉到许多许多的眼神……。

他们的生活俭朴、清贫,

他们的工作紧张、勤奋;

啊,莫忘了,艰苦奋斗是传家宝,

今日的官和民!

到三岔镇 9,5

丘壑交错三岔镇,六十年前过红军;

教堂夜宿毛泽东,人去屋废不能寻。

今日三岔大发展,漂亮洋楼深巷隐;

不逢集市街冷清,但闻校园童稚音。

见沿途养蜂人有感 9,6

一顶帐篷几箱蜂,浪迹天涯寻花丛;

无拘无束家天下,独往独来随自性。

永吸野气祛疾病,常啜鲜蜜养心灵;

远离尘嚣少烦恼,唯一烦恼因雨生。

又过六盘山 9,7

浓雾弥漫,恍若井冈山;

地险车缓路不见,隐约油松指点。

六盘山上劲风,仿佛南飞雁声;

往事难以追寻,眼前野草朦胧。

由固原到将台宿王恒 9,7

秋雨暂歇天阴沉,村庄寂寞人不闻;

山川失色苍生愁,难辨清晨与黄昏。

访将台 9,7

心有疑问不明白,实地探访到将台。

幸逢志趣投合者,只愁笔记不成才。

钩沉拾遗辨真伪,说古道今得畅快;

身处红军联欢地,场院未变崖畔在。

访界石铺9,8

我访界石铺,参观红军楼;

斯楼为戏台,光绪年间修。

规模与风格,纯然一古物。

当年唱戏时,红军突然出;

是为彭德怀,士兵猛如虎。

班主系旧吏,戏装被没收;

当场抛出去,穷汉抢绣球。

中央红军来,主席住三昼。

戏楼聚百姓,肖华来讲述。

贺龙部队到,饥寒最受苦;

前来找中央,会师界石铺。

今日界石铺,逢集偏逢雨;

买者与卖者,奔波泥泞里。

我进小戏楼,凄风伴苦雨;

台下空旷地,几处杂草绿。

台上一老者,闲坐似孤独。

老者汝知否?六十年前时,

汝是一幼童,蹒跚正学步。

此后八九年,世上方有吾。

会宁会师园 9,9

长征三大主力军,会师会宁成定论;

莫非双会是天意?抑或三军有缘分?

新颖浪漫纪念塔,古朴典雅老城门;

文庙殿前叹沧桑,草木秋浓花争春。

会宁至榆中 9,9

山梁沟壑黄土塬,春旱秋涝最难堪;

千年垦殖地裸露,日晒雨淋恶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