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五四、马克思主义及对中国知识的问题》一文中，我从弗格林和波普的追求和研究中比较评价了被标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追求与反思。鉴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们非常喜欢为自己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因此我们对五四的反思就不得不涉及到究竟什么是自由主义问题。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引用阿隆的话，强调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是缺乏才智，就是缺乏良知。在对自由主义思想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上，中国当代知识精英们的那种在对马克思主义反省中的提出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不足的弱点,也再次显示出来。他们不清楚究竟应该到哪个方向上去寻找，理解自由主义。不患不知，患的是强不知以为知，指鹿为马、南辕北辙。这不仅成为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延误社会进程，败坏思想、学术的问题。

我之所以为上文写这篇补充文章，还是因为五四与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本文中我试图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方法决定了他的专断、不宽容，从根本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抗者。

这样一个论题早在七五年，也就是三十五年前，我就和一位自然辩证法界的前辈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因为我认为认识论问题和专制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位前辈认为，政治问题和哲学认识论问题没有关系。我当时的意思，当然含有对于他们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彻底否定。他也始终清楚地知道我对四九年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表现深恶痛绝。

正是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我们始终在对于启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中国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有着的根本分歧。

在七五年我们争论的时候，我认为启蒙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和精神领域，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在哲学认识论中，为此我推崇罗素，否定马克思。而自然辩证法的前辈们不但痛斥罗素等自由主义思想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居然在七十年代末期把启蒙当作是给中共政治局领导人启蒙，是由他们这些知识精英给对所谓中国社会及其民众启蒙。这意味着启蒙涉及的问题与他们这些曾经参加共产党人建立了中国极权主义专制的知识精英没有关系。他们曾经作为共产主义者去解放全世界，现在他们又作为启蒙者教育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他们永远是启蒙的主体、执行者，去启别人的蒙！这就更让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启蒙、解放的是别人，自由主义者启蒙、解放的是自身。

在了解什么是自由主义的时候，笔者先要说明一下，虽然近代与当代有很多被称为自由主义代表的思想家、学者，乃至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但是试图给什么是自由主义下一个普遍定义，西方学界承认，得到的总是失败，因为这种试图涉及的要么是某一侧面，要么是不同的历史、政治特征或发展阶段的粗糙的描述。为此自由主义或许只是一个建立在自由这个原则或者说价值基础上的一个笼统的称谓。

虽然如此，但是在几百年来为自由奋斗的过程中，我们却还是可以使用波普证伪法那样的方法去看，哪些因素在历史的经验事实中与自由主义或者尚无关联，或者曾经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作为对抗“自由”这个价值出现的。不幸，它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及其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们，或者说一切唯物主义追随者们，都染有这个“对抗自由主义”的特征。

笔者在这里采取的是描述的方法：有哪些因素与自由主义思想有关，哪些是和它对抗的，哪些是和它无关的，而非直接探讨自由主义的内容。

 

一．自由主义的历史滥觞：

自由的产生是针对教会的权威和控制、禁锢而来

 

liber是拉丁语中的Free，自由主义是由拉丁语引出的。

一种价值，一种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一般来说是因为人们对它的迫切需要。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例如物理和数学中，一门理论的产生可能是某一位物理学家、数学家利用智力想像构造出来的。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理论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人文学科的情况却更多的是由于人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有感而发，有想而生。

追求自由是人以及动物的天性！然而这个天经地义的原则，却不仅是目标、价值，而且围绕与此产生发展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而成为“自由主义”，其原因是因为人们曾经失去了这种东西。

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近代早期，或者我们可以说近代历史的开始是和人们追求自由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对于自由和人权的追求导致了、甚至可以说开启了近代，而近代的展开，也就是从文艺复兴产生以来的哲学、国家理论最后发展到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为自由主义的形成提供了普遍的理论前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描述性的“严密科学”（Exact Science）的发展及影响起了决定作用。

回顾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国走过唐朝盛世的时候，西方还是在中世纪最黑暗的时期。这个黑暗是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一个阶段。在中世纪，教会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权威。他们不仅占有权力，而且垄断世界观，垄断对于世界的看法及世界图像。这一点和今天的共产党世界非常相似，或者说完全一样，因为共产党社会完全是这个基督教传统的承袭者，除了没有在人之上的神。

在教会的那种图像中，每个人、每种职业和社会群体，都在上帝预先规定的统治秩序中有一个固定的、不可改变的位置。这个制度或者说秩序由于是神定的、超越个人的，人当然要无条件地敬畏、臣服。实际上当代西方，尤其是德国文化中那种对于国家的尊崇就是这种传统的继续。而在中国人传统中，对于国家机器并不是那么敬畏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在中国传统中，国家没有那种基督教式的绝对的神圣化特点。中国人称“国”为“家”，与家庭关系紧密相连。这种“家国”思想，建立在三纲六纪的基础上，和西方的国家观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个教会的图像中，单独的个人根本没有他自己的价值。这表现在无论是他的行为、还是制约他的法律与社会关系，都唯一地由一个超越更高的、超越个人及社会的一个政治和精神的统一体决定的。一个人，无论是在社团中，还是在教会、国家以及社会阶层的结构中，都被嵌入固定的位置。他不被允许，也没有任何可能发展有任何自己的意志、行为和思想。对于这个制度和体系来说，任何个人的创造性、其中包括个人责任、做决定的自由，以及思想或者言论自由都是陌生的。这种宗教极权主义是导致人权、自由在近代西方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

在宗教极权主义的秩序下，人的存在不能由他自身去理解，而必须由一个包罗一切的整体，一个一元的统一体所导出来。而这个整体和统一的一元体是建立在权威的专制（Autoritaet）和僧侣等级制度的基础上的。在和神或者国家统治者的关系上，任何个人都不能跳跃出僧侣等级制度所给他划定的级别，作为个人，他不能和神和国家统治者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包括思索与探讨。

作为个人，他只是教会教区、社会阶层、贵族协会等的一个组件，他只能通过直接在他上面的那个等级的权威，并且由他来做中介去和更高的存在发生关系。这个导向个人宗教存在的等级是，俗人——神职人员——主教——教皇——上帝。而在中世纪的采邑制中政治社会的等级构成是，依附者——下层的采邑主或者封臣——王侯或者主教——国王。

这其实就是一元化社会，及totalitarian（极权主义的）的精神起源。

欧洲的发展曾经十分缓慢。这种情况，直到中世纪后期到十五世纪，到了相当于中国的宋朝到明朝才有所变化。在国王和教皇之间产生了冲突，这个冲突涉及的中心问题就是国王的权力是直接由神授予的呢，还是由教皇代表神授予的。这个冲突帮助促发产生了中世纪晚期突破，以及改变上述那种僵硬的制度结构的政治条件。它造成了握有主权的地方君主的独立统治。与此相应的则是当时产生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城市朝向独立化发展。

这一切冲破了社会固有的阶层制和采邑制，促使它演变。由于这时产生的君权已经开始直接由神授，也就是国王的权力直接和神发生关系，由上帝赋予，而不再是由教会授予，因此使得很多小的王侯、君主直接扩大了统治权，形成了对他所统治的领地的君主专制权力（Absolutism）。这使得欧洲由中世纪的Totalitarian——“宗教极权主义”，向Absolutism，君主专制演变。教会失去了它在上帝和尘世的中介功能，当然这主要是在新教改革后产生的侯国中。在那里王侯的主权取代了教会的最高地位。在欧洲发生这种变化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清朝时期。

在十世纪左右，宗教极权主义向君主专制的演变过程中，掌握一切的教会的腐败引发了整个社会的腐败，例如教职的买卖，教士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那种没有任何道德伦理束缚的败坏和今天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真的可以说，谁如果想要具体体验中世纪欧洲的腐败，谁就可以到今天的中国去。掌握一切权力的教会的腐败与掌握一切权力的共产党的腐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一元极权神权制度一旦信仰被权力所腐蚀，和一个没有信仰、失去价值的尘世间一元极权制度的所造成的堕落，几乎完全一样。

尽管国家和君主利用已有的权力要求改革，从教会的手中夺得、增加了他们的权力，但是它同时也消融了教会权威，以及基督教的那种上帝掌管启示与觉醒的传统的精神统治秩序。为此，人们要求个人和上帝有直接的关系，通过信仰，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权威得到上帝关于真理的启示。而这样做的结果他自己就具有了责任。然而，尽管如此，人的责任却没有和以往对上帝的信仰相冲突。

使这种要求能够和以往并行不悖的是，他们通过与上帝相联系的方式把对于原罪、宽恕和仁爱的看法与人的整个存在联系起来。理性原则与判断理解必须在信仰与希望的后面。而尽管如此，基督徒理解的自由的神学和人道主义哲学一起，还是为个人从旧的束缚中的解放做好了准备。

欧洲个人的人权、个人的自由，就是在这种与传统的教会制度相对抗中产生并且不断发展起来。然而，尽管如此却没有像中国近代那样出现一个彻底反对传统，反对传统的价值和信仰的运动。因为个人的人权、自由，仍然是在对上帝的信仰的基础上，是在上帝保佑下，最高的天之下进行的。

由此可以说，没有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宗教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就没有人权与自由主义的产生。任何一元化政治，及其追随者都天生是自由主义的对抗者。

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中国人羡慕西方产生了自由主义、人权，殊不知这从另外一方面说明，因为那个地方曾经最没有人权和自由，所以才产生了人权和自由。“天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如果“天”真的不生仲尼、万古常如夜的话，那么可以说，对于人权和自由这一普适价值的追求一定会使中国社会也有了产生这些的可能。

 

二．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

对抗权威及独断思想的经验主义

 

自由主义思想是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系统思想的产物。

中世纪前，严酷地禁锢人性的基督教教会统治社会的制度，以及对教义解释权的垄断造成了人性的反弹。然而，如果只是平民的反弹，社会上是难以掀起波澜的。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斯巴达克奴隶起义古往今来成功的例子不多。中世纪之所以能够掀动教会的严酷统治，首先是尘世的国王、诸侯的政权。这种权力与权力的对抗，造成了社会其它方面发展的可能和空间。所有这一切和当代中国社会，共产党社会的情况都非常类似。民间不同方向的追求可能，也必须最大可能地利用权力之间的矛盾，即利用所谓极左派（四人帮）和正统派（邓小平），保守派（毛派）和改革派（邓派）的矛盾，来趋近和达到自己的目标。

对思想的追求与变革，对已经存在的问题的反省批判，对新问题的提出和讨论，这些活动不仅不可或缺地会促使这种僵硬的制度与对人性的禁锢解体，而且很多时候又积极导引促发了社会的变化。

教会的腐败及对社会的禁锢使得人们很容易地认识到，如果“传统教会”世界和社会政治秩序的原则不能够适应新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的话，它就必须改变，并且应该让位于世俗化，不再是权威。为此人们对于信仰与知识进行了重新的辨析。在这个探究中，人们对于人的理性及经验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思索。

对于理性和经验的认识论问题的探究，在近代初期能够取得空前绝后的巨大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近代严密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产生于经验与理性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让人们进一步看到，应该由具有经验知识，具备研究自然现象所显示出的理性才能的人来探究理解人性的规律，得出结论，并且以此来决定如何理解、解释国家、社会和思想的原则。在研究理性与经验关系问题的思想家中，注重经验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传统，即英国思想传统的思想家发展出了自由主义。这一倾向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也就是说自由主义的主要力量不在欧洲大陆，而在英美。而所谓西方国家，无论是哲学、法律还是政治、经济思想，都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代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关于自由主义思想最早的详细论述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作出的，他是自由主义的始祖，而他的政治哲学和他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紧密相连。人们能够看到，之所以能够从经验主义中产生自由主义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人们的看法都带有主观性，人们所看到的现实并不必定是现实本来的样子。人们对于他所看到的经验对象的表述，也就是人们所获得的外部世界现实，预先会打上他自己的主观观察的特点。作为认识问题的主体的人和他认识的过程一样，也是所经验到的现实的一部分。这个经验在这里也打上了主导认识者的意向。这里面包括个人的嗜好，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经验主义者认为，人们要求认识的是事物本来的真实，这个真实是一切理论表述的基础。但是每一种理论却都并非是客观的，它都含有带有主观意向的特殊社会功能。这正是经验主义在政治上有力的地方，它从得到的现实图景中看到了具有影响到这种看法的意向和社会条件。

由此就导致了自由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对于唯一存在的一个事实，经验主义认为每一种描述都带有主观的色彩，为此每一种理论、思想都是平权的。经验主义思想带来平等的多元论，在所谓“真理”面前的平等的多元论。这种多元带来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它和唯物主义者们的自由不同，因为建立在专断的反映论基础上唯物主义者们，认为他们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占有真理，所以他们的所谓自由宽容，永远是居高临下的，带有对别人容忍的自由，“落实政策”的自由。他们不知道，思想的自由、对等，才是最根本的东西。

由此，人们可以看到，洛克对于整个自由主义的深刻、持续的影响。与此相比，带有浓厚的法国特点，或者说唯理论特点的启蒙思想，对自由主义的影响相对来说就少很多。而德国的唯心主义对自由主义思想来说则可以说几乎就没有什么影响。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十八世纪末，在德国的政治社会问题上对于有产的市民以及国家机器来说，它既不没有需要最前沿的和现实联系的哲学，也没有那种和经验主义基础联系的倾向。然而，正因为这一点，在德国产生那种反对启蒙，以及在它的哲学继承人中对理性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概念提出疑问，也就是毫不奇怪事情了。

当代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明确地指出了近代德国思想的这个特点。尽管康德推进了认识论问题的研究，在对于认识论和政治上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批评中发展了方法论问题，但是它的出发点却更多的是道德和伦理问题，而非出于对实际的政治实践问题的认识兴趣。德国唯心主义的冲动，例如在费希特和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也给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打上了这个特征。

只有认识到这种知识的来源，才能够正确地理解十八和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的实践事实，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多元文化在英美社会中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德国却可以公开反对多元文化的存在。

只有认识到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思想根源，才会使我们看到，任何一元论的思想，及其追随者，无论它暂时是否收敛，甚至口诵自由主义口号，都天生是自由主义的对抗者。这就和共产党四九年以前谈论民主一样，共产党的认识论思想基础天生注定了它反民主、反自由的极权主义专制的本性。

 

三．自由主义与传统：

自由主义的非理性基础

 

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推崇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精英，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自由主义、人权，这个作为对抗，甚至突破基督教教会建立的神学社会制度桎梏，精神枷锁而产生的思想，为什么在欧洲没有推动一个彻底反对传统，消灭传统的运动，如同中国五四后砸烂“孔家店”那样，如同鲁迅狂人日记那样，呼吁“救救孩子”，把基督教一举砸碎？

近代自由主义、人权的产生和西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自由主义，乃至在哲学、政治和经济学理论，以及启蒙主义的乐观思想，它们实际上都是建立在肯定会走向和谐的秩序发展的进步思想基础上的，而这种和谐的秩序是上帝创造的、规定的。研究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坚信上帝是不掷骰子的，他坚决反对量子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相信世界是和谐的。然而研究爱因斯坦的中国专家却没有注意到，这正是犹太教传统的那种非理性的信仰带给爱因斯坦的。爱因斯坦的思想都是在传统中的。

对于自由主义、提出人权主张的先哲们来说，自由和人权绝对不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是在一个“传统”的框架中，一个人和神，人和宇宙的传统思想精神的框架中。和那些认为西方主张人性恶的中国精英们看法恰恰相反，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者来说，善和理性是他们追求的新的秩序的核心。认识到这个“核心”对于我们认识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使我们看到，早期自由主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这就是说它的起源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对于这一点甚至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库斯在著述中也曾经谈到。

“自由主义理论中的非理性主义”，这种提法看起来非常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现在一些近代、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至今我们实际上仍然能够看到这种非理性基础的存在。对此，如果我们做更广泛的研究，我们同样会看到，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倾向这一种还是那一种方法，这一种或者那一种假说，甚至在现代的社会现实中，人们所依据的严格的理性，同样都含有非理性的根源。

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基础给予了自由主义思想更广泛的价值意义。这就是说自由、人权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对于人和宇宙，人和神的关系中运行的，而不是一种放纵、无限制，没有节欲地的膨胀。正是在这种方向上，旧的、传统的秩序思想继续下来。当然，在人权、自由的发展史上，那种放纵在西方也时时出现，如无神论、物质主义（唯物主义）、纵欲。罗素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灾难，就是自由主义的两种极端化发展的变态产物。

事实上，正是在这种思想意义上的对于规律的探索，在近代，甚至自然科学家对于严密科学的探寻研究都是在形而上学的前提下进行的。人们突破的不是对于上帝的信仰，而是作为人和上帝间真理的中介者和来源的教会的禁锢。

在对于经验世界的规律的理解中，其后的启蒙思想追求者表达的依然是对于上帝所创造的秩序的尊崇与敬仰。但是他们用来作为解释所依据方法却不再是非理性和以往因循的东西，以及依据某种权力所具有的权威，而是理性与经验。他们认为，那些个“个人”、“个体”（党派、教团）与“国家机器”对社会、民众的专制制度已经不再是上帝建立的铁定的秩序，它在上帝的秩序中已经不再起作用。

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所追求、探究并且确立了上帝的，也可以说自然的秩序、自然法是普遍有效的，不可改变的。它对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经济秩序都是有效的。这种普遍有效的自然法，对于每个人来说，也就是对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同样是有效的。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洛克那里，他的政治思想的明确地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他主张，凡是信神的人，都不应该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治罪。（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中文本，166页）由此可见，有些人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秩序是建立的人性“恶”的基础上，完全是一种臆想。

为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上，而非反传统的基础上。

它的前提是非理性的假设，但却是用经验与理性考证人世间的要求和限制是否过分。

失去传统价值观的自由与人权，导致的是混乱，甚至堕落。

 

四．自由主义与中国

 

对于人类来说，无论哪种文化，哪个种族，无论东、西方，涉及生存、生命的最基本的人的要求，人的权利问题是相同的、相通的。与这种生存问题紧密相连的是人的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问题。对于每个人的生存自由及私有财产的追求，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不同。为此，在对于自由主义与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在时下中国，及自由主义与传统中国关系的问题的讨论，无论对象、结论都不是一样的。

对于传统中国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传统社会中生活的中国民众当然需要自由，但是由于中国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秩序中直接或者间接隐含着某种与“自由”相关的因素，因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那种对于“自由主义”的需要，如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产生“人权”观念的迫切需要一样，历史决定，我们中国传统中产生不出这种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

对于时下中国问题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当代中国需要自由主义，却很少自由主义。

 

1．自由主义与一元化的政治社会

自由主义开始于中世纪后对“宗教极权主义”秩序、及思想的反抗和批判辨析。由于这一历史与思想根源，当代自由主义更是现代“政治”极权主义的死敌。当代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伯特兰·罗素、哈耶克、卡尔·波普、雷蒙·阿隆、以赛亚·伯林、德国的达伦道夫、布拉赫尔、乃至生活在极权主义铁幕后的萨哈罗夫、米希内克等都是极权主义的彻底反对者。尽管对于是否能够把共产党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法西斯极权主义等同并论仍然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说共产党是极权主义却是毫无异议的。为此，仅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党内异议人士们，以及那些被赶出党内，那些在党外却希望进入党内的“‘党内’异议人士们”，都根本和自由主义不可同日而语。

那些因为“自由化”而遭到压制的知识精英，并不是由于他们行为上反对共产党暴政，或者在思想上追求另外一种方式，对抗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只是因为在权力问题上令中国共产党权力阶层的人感到不安。实际上，共产党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最能够说明问题，倘若他们真的是自由主义思想，那遭遇就一定是灭顶之灾。这一点共产党对法轮功信仰问题的残酷镇压提供了最好的佐证。对于继承了中世纪教会衣钵的共产党政权来说，自由主义思想及倾向，本来是比法轮功更加危险的敌人，因为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世纪后产生，完全就是因为要直接挑战这种宗教极权主义；而它在其后近三百年的发展存在，尤其是在最近一百年，无论在世界何处都与极权主义水火不容。

一个在共产党集团中生活过几十年的人，甚至在遭受到整肃后，仍然呆在党内，“落实政策”后又回到党内，而感到心满意足，没有感到需要痛悔的人，我绝对不相信他有基本的自由主义的精神与思想。

实际上，一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每日都是煎熬，每夜都经受着梦魇。

这就是陈寅恪、洪谦与李泽厚、李慎之、于光远、范岱年们等各类自认为与五四紧密相连的自然辩证法专家们的不同。

对此，我在下文还要论述，洪谦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教育下的知识分子，陈寅恪是中国传统文人，尽管他们没有自称过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可他们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

 

2．自由主义思想与马克思的一元论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平等宽容思想反其道而行之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它的历史观是一元主义史观，其僵硬的框架就是历史发展五阶段论，这种一元史观的核心是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有其铁律。为此，知道这种铁律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是这种真理的代表者，那么这就又回到了麦克斯·波恩所说的，相信一种真理，并且自己占有真理，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

凡是相信马克思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这种史观，用这种概念分析问题的人，都不可能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因为这种一元论天生是排他的，不能给予其他人多元的、自由的空间。共产党曾经假惺惺谈自由民主，那是因为在四九年前它还没有机会充分显示它的排他性才去空谈民主。它掌权后每次整人运动后也假惺惺地落实政策，那是因为它根本不承认你与它平权，不承认你与它对等，它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虚假宽容对你施予，它认为真理是在它的手里，灭了你只是时间问题、方法问题，它既可以用政治暴力，也可以用“自由”的软刀子把你消灭。真正的自由主义的基础则是大家都是平权的。大家都可能了解到真理的某一部分。谁也不可能占有真理，更不能够独占权力。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经验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一种多元观。其开山鼻祖洛克的特点就是从来是以讨论的态度，而不是以导师自居，真理占有者自居。

 

3．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

认真思索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的问题，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在涉及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因素个人自由与私有财产关系问题上，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宗教化制度的欧洲社会，无论就实际社会结构还是思想都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也是专制社会，非民主社会，但是在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空间问题上，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己独特的特点。详细地研究这种区别是一个非常专门的题目，笔者在这里只谈几点感想。

 

3.1社会制度、秩序的区别：在欧洲文明中，教会和国家的地位远比中国社会更为崇高。因为他们都曾经被认为是上帝的代表。这种代表意味着“绝对”性。但是中国却不完全如此。首先皇帝虽然自称是天子，可还不是神。中国的天子无道是可以被讨伐推翻的。

其次，神在中国人的生活中，第一不是偶像化、具体化，第二不能主宰一切。

第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个人”、“家庭”和国家的联系要远比西方松散。不仅如此，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教会”这一在欧洲社会至关重要的机构或者组织。当然更没有这种制度和思想对社会的严密禁锢。

第四，社会的流动性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各个阶层是流动的、变化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少那种僵硬固定的教会阶层制度，贵族制度，“富不过三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教无类”，这都让人们看到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

说到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遇罗克反对的出身论，以及他为此而牺牲，这两个现象都是典型西方社会的产物。在有教无类的中国，阶级和出身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影响到受教育的权利，完全是共产党引入中国社会的。而为此而殉难，更是典型的中世纪对待异教徒的做法。实际上，不仅如此，那种阶级划分，阶级路线，一元化国家结构，一种思想统治到每一个角落等共产党社会的很多特点，都与中世纪教会的图像相同，在中国传统社会史无前例。

如果人们认真考察今天共产党经常说的所谓“中国特色”的人权，就会发现，中国民众按照中国传统要求的人权，几乎都被共产党剥夺了。如受教育、对祖先、对父母子女等的权利，更遑论法轮功学员们所要遵循的真善忍了。

 

3.2人们强烈要求自由的愿望的产生是针对教会的权威和控制、禁锢而来，理性是针对非理性的传统和权威而来。然而，这两点在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和社会中都没有那么强烈，所以没有特别成为目标追求。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当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有很大关系。

自由主义为宽容而奋斗，可中国传统社会宽容是美德，“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与法轮功现在推崇的“忍”等儒道释都这样教导与人，并且是社会所尊崇的美德。中国的儒家、道家学说使得中国没有一种制度化的排他的框架，从而使得中国社会，中国民众没有感到追求自由的迫切希望。这本身就是一个或者说是成功，或者说是值得注意的倾向。也就是对于人的自由、欲望、对生存基本权利这些本能的冲动和要求，一门学说或者文化，为了限制它们对社会，甚至对权力造成破坏，它居然能够不仅运用限制，而且在试图满足这些的时候，还运用了包容、化解，让人依然感到幸福，究竟如何看待它，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而非简单地就否定的问题。

与此相比，极权主义当然也在很多方面上也有自己的所谓乌托邦的想法，或者说所谓“美好理想”，但是它却是以镇压与迫害，以残害人性及社会为手段，所以它不会长久。如果儒家、道家等中国的传统学说也是如此“绝对化”的话，那么他们也会被“绝对”地反对。然而，历史的经验事实是，他们部分如此，部分不是如此。部分如此的地方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黑暗，部分不如此的地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灿烂。

为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不需要自由主义，所以产生不出自由主义，或者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由主义思想、人权思想很少可能会被感到迫切需要，而被直接提出、追求。因为人们有很大的逃遁空间，社会给予人们非常松散的，可以改变地位的流动空间。

 

3.3对于自由主义的非理性的文化基础的描述，使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基督教传统文化，它的最高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虽然经历了启蒙和各种所谓思想革命，但是从根本上保留下来。所以今天欧洲人、西方人还是以基督教传统及其文化为自豪、为根本。但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却没有这么运气。从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几千年存在的那个最高的追求前提，那个非理性的前提，在近代面临西方的冲击的时候，几度崩溃。

对比自由主义的产生，我们能够看到，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中国知识精英把价值和方法混淆了。为此，中国社会把自己的“魂”扔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意义深远。西方文化是方法的革命，所以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经历的却是对“灵魂”与“价值”的革命，砸碎的是中国人曾寻到的最根本的，并且其后赖以建立的基本生存的基础，天地人的关系，所以断了传统。

然而，问题尤为严重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传统无法像置换机器零件那样，拆除一个换上另外一个那么简单。精神文化传统、价值观，无法彻底拆除。彻底更换。中国人灵魂中更多的是真善忍，儒道释，是三钢六纪的各种紧密关系，亲情关系，而非上帝造世说，它无法像西方人那样只认同一个上帝，所以，它带来非常多的不自洽的东西，引起无数的混乱，甚至在很多时候失去基本价值，造成社会的无序和堕落。

余英时曾经惊叹，西方最近几十年才极为流行的多元观，陈寅恪先生居然在将近百年前就曾经深刻地谈到这种区别。吴宓先生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载了陈寅恪的思想：

“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唯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教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多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犹如欧洲以宗教嵌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相反。今夫耶教不祭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可以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儒虽非教，然此处之意，谓凡不入耶教之人，耶教皆不容之，不问其信教与否而））。”（《吴宓与陈寅恪》，12页）

 

4．我这里当然不是无条件地歌颂、推崇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是说不同传统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发展的途径和方向。寻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是两个文化传统的先哲们，民众们的共同目标。片面地吹捧一个打击，甚至粉碎另一个，都会造成畸形的结果。当代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多元文化、人类知识是互补的。没有一种东西是绝对真理、绝对真实。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还告诉我们，自由和人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然而这个人的基本诉求却应该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底下，在人和宇宙，人生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下。这个关系是信仰问题，非理性问题。如果人对于自由和权力的要求脱离了这个和人以外的东西的联系和束缚，也就是人的自由和权力无限扩大，就必然造成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关系的紧张。当代现代化社会带来的人伦道德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都是近代这个自由与人权的无限扩张的产物，也就是“人本主义”问题的另外一面，如果人成了唯一的中心，并且无限膨胀，就会人定胜天，纵欲无度，生灵涂炭。所以天地人的关系，人与宇宙的关系，西方有西方的非理性的，信仰性的假设，中国有中国文化对这一切的理解和框架。这两个框架中的人权和自由的追求当然也可能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发展。

我当然认同波普所说的，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虽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可是它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都更好的社会。然而，尽管如此，对于追求一个更加美好社会的人来说，他也更加痛苦地看到现代化所面临的二律悖反问题。

 

五．再谈两位自由主义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启示

 

基于上述描述，我想再次强调两位当代中国最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洪谦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特点。他们可以使我们看到，自由主义是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谁如果只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看待自由主义问题，谁就看不到自由主义的真谛，张冠李戴。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是对于人的基本的生存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尤其是表现在对于思想自由的追求上。为此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默默无闻的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学生洪谦先生，堪称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里且不说他四九年以前遵循的思想以及著述，只说他在四九年后，他的后半生中，虽然没有积极的正面的对抗行为，可他内心中，思想上，精神上，处处显现出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他的最后一位学生还学文珍藏的他给还学文的四十多封通信中，充分展示了一位自由主义者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痛苦。而正是他的这种独有的痛苦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知识精英们的根本区别。

洪谦先生去世后，近年来有很多回忆洪谦先生的文章。然而由于这些人根本不理解他的思想、精神，他们为了抬高自己所谈论的洪谦先生竟然是差之千里，甚至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他们根本不了解一个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石里克的学生，一个西方科学思想中成长出来的学者的语言、思维方式。这方面的代表是甘阳，他再次犯了香港中文大学刘述先教授八九年就曾经明确地给他指出过的那种，把伽达默尔当作卡希赫的哲学的继续者的张冠李戴的荒谬错误。甘阳之所以在对洪谦先生的回忆中重复性地犯这种ABC的错误说明：一个马克思教科书培养出来的意识形态化的所谓“学者”，甚至没有能力复述出他所接触过的哲学家一句话，一个概念的陈述，更遑论思想。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那些一定要给党内异议人士李慎之带上自由主义的帽子的人身上。

自由不是对于一个“党伙集团”纪律的触犯，而是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思想方法问题。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由于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所以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自己的“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有自己的表现形式。至于这种表现是否会有积极的、明显的形式则和当时的知识精英们的才能和追求有着非常偶然的联系。在这种意义上，陈寅恪先生，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如梁宗岱、刘杰等知识分子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自由精神的积极追求的形式。

被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西化论者们称为遗老遗少的陈寅恪，和洪谦先生一样，对于现实的政治活动毫无兴趣，但是他的思想以及一生的经历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主义学者是什么样的。他告诉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生存的人权问题，自由问题是如何提出显现的。

在陈寅恪先生的一生中，他如同笔者前述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先哲们一样，由于对一个基本价值的认同，坚持了对于个人自由的追求。这就是在中国文化的形而上学的前提，几千年中国文化追求所赖以存在价值，天地人的宇宙观。他曾经不止一次，用各种方式表达过这种思想：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察报告》，）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

陈寅恪对于自由的追求，对于三钢六纪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宇宙观、人神观、宗教观不是唯一的。中国文化有着自己对于天地人关系的理解、信仰和规范。这一切都是一种假说，一种推测，一种依靠启示的信仰，是超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他是一个泛神论，不能够否定人以外的存在物的存在。虽然他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是他绝对不相信一个肉身人体的上帝。

陈寅恪告诉我们，中国文化不只是一种伦理，而是一种宇宙观，一部建立在这种宇宙观基础上的一个群体的追求与创造，一种爱因斯坦所承认的泛神论的可能选择。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辈们的体会时刻有着非常深邃的意义！先辈们对自由的追求和坚持更是令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和洪谦的坚持和追求让我们看到，认识论的思想基础和形而上学的前提对于一位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重要的。缺乏这两点的“自由主义”带来的是混乱。

自由主义之在西方文化中是建设性的，如果它今天进入中国，没了传统，没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没了认识论基础，而居然是唯物主义（物质主义）的自由主义，Materialist Liberalism，剩下的就只是丑陋、恶，与破坏性。

为此，我们今天追求自由，寻找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首要的是它的前提——根本的价值及思想方法问题，而这两点就要求我们抛弃马克思主义，抛弃共产党，或者回到传统，或者重走洛克之路！

 

2010-5-11初稿 德国埃森

我读这本血泪浸透的回忆录，心情分外沉重。

因为我分明感到，所面对的不仅是曾经的过去，更是当下的现实。

我反复吟味这泣血的诗句：“难友阴魂犹惊梦，骇世阳谋耐反思”（罗建云），不断自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反思”？在现在的中国，“反思”为什么竟是如此艰难？——我想，这也是本专集的每一位作者在提笔时，都要追问的：问自己，也问我们这个世道。

因此，这不仅是控诉历史罪恶的悲情书，更是针砭现实的警世书。

在我看来，本书的警示意义有二。

首先是让我们看清当今的中国现实。因为历史正在重演，正在有限度地（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只能有限度地）回归制造右派千古奇冤的毛泽东时代。

当年所谓“阳谋”，就是先许诺、后收回、剥夺言论、出版自由，从此建立起了对思想、舆论实行绝对、严密控制的“五七体制”。这样的控制之网始终存在，近年则大有逐渐收紧之势。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今年通过的两个法律。一是经修订后重新公布的《著作权法》，其中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这里所加的“不得损害公共利益”的限制，就给党和政府任意干预出版自由，以极大的法律空间。因为“公共利益”是一个无法界定的概念；而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政治语境下，党和政府是先天地代表“公共利益”的，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政府，都可以以“损害公共利益”的罪名，对它们不喜欢听到的声音，不喜欢看到的著作的“出版、传播进行监督管理”。

还有4月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明确要求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协助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对泄露国家秘密案件展开调查”。而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实政治条件下，“泄露国家机密”又是一个可以任意、无限扩大的罪名，这就事实上赋予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按照自己的主观认定，随意侵犯使用互联网与电信的公民的隐私权的绝对权力，从而根本上剥夺了互联网上的言论、信息传播自由。

这里所发出的信息，是应该引起严重注意的。它表明，当局正在有计划地剥夺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信息传播的自由，强化对思想、舆论的管控。这一方面是前述“五七体制”的延续，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无法无天”，而是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这也就暴露了当局所谓“依法治国”的本质）；并且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名义，代替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控告治罪。这是一种更加精致、严密，更加“现代”的思想、舆论控制，更具有“合法性”、隐蔽性、欺骗性，因而也是更令人恐怖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考察最近对《往事微痕》的打压，包括对本专辑编辑工作的干预，就可以明白，这都绝非偶然。当局正是要借此而发出明白无误的信息：第一，不但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也不允许发出当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包括历史的反思。我们在一开始就追问“反思为什么如此艰难”，原因就在这里：在当下的中国，言论自由只限于欢呼“就是好，就是好”（当局称为“主旋律”），其他的声音都是“不和谐音”，都是随时可以限制、取缔的。第二，一切当局无法控制的民间聚会，哪怕仅是茶叙，也都在严禁之列。——而这两点，如果完全、彻底、普遍地做到了，就真的离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远了。本专辑里的许多惨痛的记忆，就不再是历史了。

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出面干涉《往事微痕》这些言论、活动的，都是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所谓“维稳办”。这就表明，当局是把这些右派老人视为“有碍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的，其潜在的罪名，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不过换了一个说法。这更是说明，反右运动的逻辑依然支配着当下中国的统治者，影响着政治、思想、文化国策的制定，这或许是更加值得警惕的。

“五七体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密的，无所不在的，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建立了严厉的监控、惩治机制，不仅有监狱、劳改所、收容所这样的专政和准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群众专政的告密、监控系统。这是一个真正的天罗地网，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致最隐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并将一切钻网的努力都消灭于萌芽状态中，如有破网者更是严惩不殆。——这是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有的切身体验；本专集里的许多文章，都在这方面留下了血的记忆。

问题是，这样的毛泽东遗产，正在被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在2008年的奥运会经验总结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样的经验，在2009年的国庆庆典和2010年的世博会，都得到更为严格的实施，并有了新的发展。这就是在全国各基层，发展“维稳信息员”、“治安志愿者”，用网上的说法，就是将“卧底”遍布全国。这本来就是前述毛泽东时代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不过当年是秘而不宣，现在却作为经验公开宣布；当年是用政治手段培养卧底，现在却是用金钱收买，将其职业化。——我想，每一个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面对这样的新发展，都是要倒抽一口冷气的。

这绝不是历史，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当下的中国，在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方面，正在自觉地向毛泽东时代靠拢。

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是有社会、群众基础的。鲁迅说过：“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而已集。小杂感》）。在当下中国，“曾经阔气”的毛泽东时代的骨干与积极分子，“正在阔气”的权贵资本阶级事实上正在联合（尽管他们之间也会存在矛盾），自觉推动毛泽东时代的复活。他们正借着“中国崛起”打起“爱党爱国”的旗号，试图影响年轻一代，这样的蛊惑，对完全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而又富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热情的年青人的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在将这样的复活毛泽东时代的努力理论化，合法化，他们声称，强化政治、思想、社会控制，这是建立“强有力的有效政府”所必须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所在。所有这些都表明，今天的中国，正形成了一股试图复活毛泽东时代的从上到下的强大的社会势力和社会思潮，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这是绝对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的。

因此，如何认识毛泽东时代，是当下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努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真实，就具有了极大的现实重要性与迫切性。本专集里的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和反思，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思想背景下，显示出它的现实意义。尽管这还不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讨论，那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需要对历史事实进行更全面、精细的发掘、梳理，和更深入的学理的研究；但第一，它是真实的——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是因为今天正有人对年轻人说，毛泽东时代的一切错误、灾难，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大死亡，都是不存在的，或是被夸大的。因此，我们必须用事实，而且是血的事实，戳穿这些遮蔽历史重要方面的谎言。对待历史的科学态度，绝对要求面对“一切事实”，包括本专集所揭示的这些让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善良的人感到恐怖，也让一些人不安的事实。第二，如前所说，这里所揭示的事实，在今天的中国，还在以不同的形式继续发生，而且还有人要当作历史的正面经验加以推广，它就有了警示的作用。——我读本专集里的文字，就总要想起年轻时候读过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那句话：“人们啊，你们要警惕！”

本专集的第二个警示意义，就是它提醒我们思考：要做怎样的“人”？——当下的中国，正面临着深刻的人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

我读完本集中的文字，脑子里萦绕不去的，是两个人的形象：老共产党游击队员，原广西环江县的首任县长、县委副书记王定，底层百姓、原广西鹿寨小学教师傅世杰，他们在1949年后的中国，地位悬殊，文化程度也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遭遇：都被打入右派深渊，受尽磨难，但又始终不屈不饶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完全可以把他们视为广西，以至全国右派的典型代表，而又有不同的启示意义。

王定，心中唯有老百姓，其为官之道是“察民瘼，摸民心，为民谋利”。因此，1955年就发现了农业合作化所滋生的弊端，于1956年在全区、全省，甚至全国首先倡导并推行“包产到户”，因而在1957年划为“极右分子”，整个县委也被迫改组。在王定自己已经成为贱民后，他依旧关心人民疾苦：1958年大跃进中新任县委书记一手炮制的“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放卫星后的高征购“，”追瞒产置人于死地“，以致最后”大饥荒，饿死五万人“——所有这些发生在环江土地上的荒唐事、大悲剧，他都看在眼里，”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先后十二次向广西区党委和党中央反映、申诉，却毫无回响。在他自己获得”改正“以后，又为之奋斗了近二十年，最后才在报上发表文章《狂热及其灾难》，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对历史作出了严正交代“。而历史也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参看：王定：《一颗”卫星“五万人命》，卢蒙坚：《中国包产到户首创者王定的遭遇》）——在我看来，这同时也就树立了一个”为官“的标尺，并向今天每一个执政者发出拷问：你自称”公仆“，但你能够像王定这样为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惜得罪上级，以至丢掉”乌纱帽“吗？你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说真话，坚持为老百姓”鼓与呼“吗？

而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同在环江县，王定之外，还有一位继任县委书记洪华，他的为官之道就是迎合上级，作假虚报，打击说真话的干部，压榨百姓，不惜以百姓的生命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对于宣称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本应该以王定这样的党的干部为依靠对象，这才是立党之本；而洪华之流则是真正的“害党之马”。但正是在毛泽东时代，王定被整得家破人亡，洪华则步步高升。这样的“选劣淘优”的“自噬”机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腐败的重要原因。而下面这个事实却更为发人深省：洪华曾因民愤太大而判刑，到了八十年代，却被宣布“平反”，而王定则和所有的右派一样，只获“改正”。这样的鲜明对比，正说明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或许直到今天，也依然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自噬”体制。这是现行体制的一个致命伤，同样应该受到拷问。

傅世杰，这是在广西城乡随处可见的普通妇女，但她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一是善良：她自己身处困境，却卖血为右派难友雪中送炭；在遭到反诬和伤害后，却绝不记恨，仍然以善待人。二是活得尊严：拒绝下跪，拒绝挂牌，因此失去工作，陷于生存的绝境，却绝不后悔。三是坚韧：以柔弱之躯，独自支撑着有着四个儿女的家庭，凭借自己的劳动，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且总能绝处逢生。因此，当苦难结束，她能够坦然地说：“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地活在这个星球上”。（傅世杰：《血泪浇心——一个女右派的悲惨实录》）——在今天，这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良知的拷问：在这价值混乱，道德沦丧的时代，你守住了“为人”的底线了吗？你活得尊严吗？你的灵魂还是干净的吗？在出席张志新、林昭塑像揭幕典礼时，我在纪念册上写道：是这些民族圣女“在民族精神堕落的黑暗年代，拯救了我们民族的灵魂”；现在，我又要说，傅世杰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拯救者。今天，当再一次面临民族精神危机时，我们要高声呼唤“傅世杰”！

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与傅世杰们同时存在的，还有告密者，吹牛拍马者，出买灵魂者：社会从来就是这样。问题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会“扬善抑恶”，傅世杰们备受尊敬，出买灵魂者则为人们所不耻。如果相反，傅世杰们处处受压，出买灵魂者横行于世，这样“扬恶抑善”，正气不彰，邪气上升，这个社会就出了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了。——不幸，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这也是一种“自噬”，民族的自噬，这是应该引起警觉和深思的。

我们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的存在，感到自豪与欣慰，从中看到了希望；我们又为王定们和傅世杰们总是摆脱不了不幸的命运，感到悲哀，从中看到了危机。

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的真实。我们要从正视这样的真实出发，开始新的思考，新的探索，新的努力。——我们的“反思”就真正有了意义。

2010年5月10日——12日

希特勒特别强调，宣传要面对群众，要讲究艺术，要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的艺术在于领悟广大群众的情绪性观念，通过正确的心理方式来发现一条吸引群众注意力的途径，从而直入广大群众的心灵。 ……一旦我们知道宣传面对广大群众这一点有多么重要，那么就会知道，使宣传象科学教导那样面面俱到，那是一个错误。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智力很低，可是他们的健忘性却极强。于是就出现这样的事实，所有有效的宣传必须限于极少的几点上面，而且必须以口号的方式不厌其烦地不断重复这有限的几点，直到大众中的最后一个人也知道你的口号想要他知道的东西。 当你舍弃这个口号，试图面面俱到的时候，那种效果就会荡然无存，因为对于面前那些材料，群众消化不了，也记不住。于是，效果也就减弱，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同上：第180－181页）

他举这个例子，极见政治宣传的本质：“举个例子，假如一个招贴是在宣传一种新的肥皂，同时又说别的肥皂‘好’，我们对这种招贴应当怎么看呢？我们只能对之摇头。政治宣传与此完全是一回事。举例来说，宣传的作用不是为了衡量或考虑不同人们的各种权利，而是完全着重在所提出来的某一个权利上面。宣传的任务不是做关于真理的客观性研究，那有利于敌人，他们以学术的公正态度把它提到群众面前；宣传的任务是为我们自己的权利服务，永远如此，坚定不移。”不求态度公正，不求言论科学，不求立场客观，效果上不能有利于政治对手，而是永远为自己的权利服务，而且需要片面、偏狭、急功近利，这些话语充分表露希特勒与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政治宣传术的本质。懂得政治宣传这种实质，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几代专制者总要提出自己的一个标志性口号，以及毛泽东“大跃进”、“反右”和“文革”中那些吹牛撒谎、诬蔑诽谤等等本领何以大派用场，赫然出现在党报上，诸如亩产十万斤，某某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等等。为了欺骗民众，需要提出虚假口号；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手段都用，毛泽东及其后辈继承的原来是希特勒的衣钵和教导。

希特勒对民族的知识成分做的估量，是他的社会分析和宣传工作赖以建立的基石：“一个民族的大众，不是由外交家们或是政治法学教授构成的，也不是由那些能够独立形成理性观点的个人构成的，而是由那些头脑简单的普通民众构成的，这些人摇摆不定，倾向于怀疑和不稳定。一旦我们自己的宣传承认对方的权利，哪怕就是承认那么一点点，那么对我们自己的权利产生的怀疑就有了立足点。”他的政治宣传，原来是怕知识分子，因此要绕过知识分子，走向头脑简单的草根阶层。

他指出，从事政治宣传多次重复最简单的一项或几项要点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如果不是常备不懈地把一项根本原则牢牢记在脑子里，那么即使有最出色的宣传技巧，也不会获得成功。宣传工作必须限于很少的几个要点上，而且需要反复多次重复。这里，为了胜利，占据第一位而且最重要的是坚韧不拔。”“宣传的目的不是为那些玩腻了的年轻绅士们提供开心果，而是为了说服群众。可是，群众是迟钝的，他们在有所举动以前，即使注意到一件事，都需要说服自己，只有把那些最简单的观念重复成千上万次，群众才能够记住它们。”（同上：第185页）

由此，我们看到了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所谓“谎言重复千次即成真理”原来是活学活用这位领袖的教诲。我们从毛泽东及其后继者制造的那些最简单的口号中也看到希特勒的这些宣传诀窍，诸如“镇压反革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三面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党指挥枪”、“反修防修”、“反对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反对动乱”、“保持稳定”、“三个代表”、“保先”、“和谐”等等，以及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取代“反革命罪”等等，不时地从他们的口袋里变戏法似地根据政治需要往外抛。

希特勒一针见血地揭露他的政治对手撒谎的本性：“我们可以对那些满纸谎言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印刷品不屑一顾，在他们那些人，撒谎就是他们的命根，就像猫要活下去就得捉老鼠。”（同上：第243页）“要看到这一事实：以狡黠手段并且坚持不懈地使用宣传，甚至能够对着人民，把天国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地狱说成天堂。”

他看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兴起与贫困落后血脉相连：“布尔什维主义浪潮的出现，一点也不偶然，这种浪潮从来没有找到比那片土地更佳的地方：那里的民众被常年的饥饿和贫困折磨而堕落，这些地方包括德国中部，萨克森，还有鲁尔。”（同上：第253页）这种邪恶宣传及其政治势力，最容易召唤来的，是那些小知识者、穷人和赤贫者。

马克思主义：迫使人民屈服于它的铁拳

希特勒在德国从事政治运动时，面临的最大政治敌人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士、马克思主义者们。在那个年代，马克思主义非常活跃，而且依靠团伙暴力，在俄罗斯这个贫穷的国家夺得政权，开始它的残暴统治。希特勒以他独特的政治敏感和出色的洞悉力，在很短时间里就非常深刻地看破他的这些政治对手的全部残酷和卑鄙，对之做出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揭露。这种头脑和眼光，远远超过当时人和后代人的 智力水平（包括英国、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许多著名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教授在内），甚至连英国作家奥维尔（《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那时都没有这种眼光，他要等到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期遭受苏联特务秘密追杀时才对共产党专制的残暴性及其理论的悖谬性获得深切认识。中国的托派领袖陈独秀对共产党暴虐本质的认识，是在他的晚年即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期。共产党统治的前南斯拉夫，后来也出现德热拉斯（《新阶级》一书作者）那样的独立思想家和政治异见者。

中国人对于异化问题的探讨，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那是以怯懦和羞怯的方式谈论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严重罪行问题；问题的提出者和讨论者们仍在宗奉或表面支持那种理论学说，他们从马克思早期的一本笔记草稿《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寻找蛛丝马迹做理论依据，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立身，自以为这部经本来好，只是和尚们念歪了。这些异化论者，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家门的一些原教旨主义者而已。这些异化论者虽然看到这一理论和学说对人类造成的严重政治灾难和社会苦难，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却显示出理论上的弱智和思想上的讨巧，他们不能从根本上正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和学说给人类造成的令人窒息的政治黑暗和无数的社会悲剧。显然，这些学者及其所持的所谓异化观点不能彻底地思考问题，即缺乏理论的彻底性，遑论粉碎谬说、拯救人类？

这些理论工作者们不能把问题直接引向卢梭的人权、民主和自由的理论，更不敢把社会的救治和政治的出路直接引向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因此，他们的所谓异化论，很快丧失存在的价值。然而，民主自由、权力制约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却松柏常青，是一切追求出路和光明的个人及其民族都向往的人类共同道路。

对照上面所述世界许多民族的优秀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以及对各国共产党罪行做的批判性揭露和思考，希特勒早在20世纪20年代透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做的深刻揭露而表现出来的政治透视力和犀利眼光，是极少有人能及的。他不是理论家，却有着比那些理论家更出色的感悟力和洞察力。他的言论，实在是把那个对手的三层皮都扒了下来，还它一个赤裸裸。希特勒这种犀利眼光及其对共产党的认识，使人不免感到，再说什么似乎都有点多余，那不过是为他的揭露和结论增添无数事例而已。

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深刻洞悉，并不说明希特勒伟大，而是见出希特勒极端狡黠和机智（他的那些共产党对手同样也具有希特勒的这种极端狡黠性）。他这种超凡的狡黠和机智，还在于他接过和利用这个极端邪恶的政治对手的那些卑鄙手段，施行同样野蛮的政治迫害、种族屠杀以及背信弃义、发动战争等等，正如毛泽东接过和利用中国两千年封建专制和斯大林30年专制统治手段。他们都不佩“伟大”二字，只能称之为狡黠和卑鄙。伟大，用于人格的肯定；而狡黠 和机智，不过是用于对恶徒犯罪智能的衡量。

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后辈，都侈谈无产阶级专政。希特勒对无产阶级专政却看得极透。他一针见血指出：“在政治上，他开始以无产阶级专政来取代民主观念。他利用马克思主义把群众组织起来，他发现这是一件武器，可以免谈民主，从而使他以专政的、野蛮的拳头来管制人民，使人民屈从。”以专政的观念取代民主观念，从此免谈民主，同时以拳头来管制人民，迫使人民屈服。这一点，所有来自共产党专政国度的有良知者，都会深感其言之深刻。许多人生活在这种专政下，一生受尽苦楚，却说不出这样的话，达不到这样的认识。许多人还以为，毛泽东死了，后继者必有智慧，一切会好，于是后来又接连不断出现天安门大屠杀、民主人权人士受迫害、普通维权民众和民族惨遭镇压等等悲剧和黑暗事件。

希特勒指出宗教被“那些卑鄙的骗子们”利用到政治上：“然而，最坏的是，宗教的信念被滥用到堕落的政治上。那些卑鄙的骗子们想利用宗教做他们的工具，去搞政治，或者为他们服务。的确，这些傲慢而目空一切的骗子，放开大嗓门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信条，好让其他罪人无赖们都能听见……”

希特勒看到，他的政治对手们抛弃自己民族的文化遗产，败坏文学艺术，把民族引向毁灭：“在政治上，他把民族的一切自我保存和自我保护的基础悉加毁灭，把对领导层的信任悉加毁灭，嘲笑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过去，把一切伟大的东西统统丢进垃圾桶。在文化上，他污染艺术、文学和戏剧，嘲笑那些心地自然的感情，推翻一切美和崇高的观念，推翻一切高贵的善良的东西，从而把人们拉进他自己的卑鄙性格中。”（同上：第326页）人类最美好的理念和感情，包括真、善、美在内，都遭到那伙政治骗子们的嘲弄、玷污和否弃。这一点，经过野蛮的50年代、黑暗的60年代、残酷的70年代、血腥的80年代、腐败的90年代、 绝望的新世纪初年的人们，都会深有感触。那些政治骗子批判人道主义，批判人情味，批判父子母女之间的亲情，批判男女之间的爱情（常常冠以“资产阶级”或 “小资产阶级”情调之类帽子），讥笑人间真情，批判一切属于真、善、美的东西，代之以所谓阶级立场、阶级斗争、阶级警惕性、无产阶级感情和共产党专政概念，提倡检举、揭发、背对背出卖或面对面批斗、乃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等等。

希特勒指出马克思主义取胜的原因：“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的政治上的意志和行动上的残酷之紧密结合。”（同上：第532页）此言颇具特识。意志的坚定和手段的残酷，确实是其胜利的重要因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他们能够超越人类基本道德观念去做一切邪恶事，手段极端卑鄙，他们的行为是君子所不为、道义社会难以想象的，一旦他们敢于那么策划、而且断然那么做了，自然容易成功。恶徒总战胜君子，在一个缺乏强烈道义感的民族和社会 里，这种事情史不乏例。

马克思主义给人类带来那么深重的苦难，希特勒对它的揭露犀利而准确。对这种政治势力的痛恨、揭露和抨击，是他的自传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他未能把主义和种族分开，而是把这种仇恨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谬误。因此，希特勒的反马克思主义，成为反犹太种族（马克思是犹太人）；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党派的仇恨又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种族仇恨，直至后来大规模迫害和屠杀犹太人。

他对斯大林政权统治下的苏联做的揭露和批判，亦颇有洞见。他指出那伙人是人类的渣滓，是满手沾血的罪犯。他深知这个政权毫无信义：“苏俄当政的统治者们加入联盟时，它心里没有任何信义的概念，更不要谈什么遵守条约了。决不要忘记，苏俄当政的那些统治者们都是双手沾满鲜血的罪犯，决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人类的渣滓，这些家伙们得益于环境，在这个悲惨的时代，掌握着偌大一个国家，他们以野蛮的嗜血欲望，屠杀和消灭掉数千名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到现在，几乎有10年，人类历史上这个最残酷、最暴虐的政权一直在干着这种事。而且，不要忘记，这些统治者属于这么一类人，它以一种罕见的方式把兽性的残忍和无法想象的撒谎才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它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意识到它需要用血腥手段来镇压整个世界这一使命。”

这种认识，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出现在他脑子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这种认识，甚至连当时许多苏联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没有象他那样清楚、深刻地看透自己国家的真面目。英国有几位知识分子看到这一点，奥维尔是10年后才看清这一点。“兽性的残忍和无法想象的说谎才能结合在一起”、将以血腥手段镇压整个世界，这些话显示希特勒对苏俄政权罪恶本质的非凡洞察力。大约正是基于这种洞察，他在1939年毫不手软地发动对苏联的闪电战，以求将这个罪恶的共产党政权从地球上抹去，把斯大林一伙罪恶势力彻底消灭。在与苏联制定和平条约后干这件事，恰恰见出希特勒对这个政权的仇恨和他的特殊心态，那就是，与其你不义，何若我不仁？基于这种认识，希特勒需要尽早消灭苏俄政权这一未来的大敌。50年后，苏俄自身垮台了，它当年那套政治遗产和手段却被中共全套继承。中共签定了国际人权和自由条约，却如一纸空文，继续在国内秘密迫害和镇压民主人士和不同信仰者，而且不断有人喧嚣要发动核战争或“超限战”等等，向这个政权所仇视的民主世界挑战和叫嚣。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希特勒洞悉并仇恨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种种罪恶，可是他得权后接过那种手段，依然走那种道路，即运用暴力，制造谎言，施行残酷的政治和种族迫害。这是研究其政治信念和心灵弊端最应注意的一点。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自己应当避免走上同样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党派与希特勒及其纳粹党，都是人类的罪恶势力，都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希特勒明知共产党势力的种种罪恶，却张大这些罪恶，这显示希特勒势力心性狡黠、眼界狭隘、着重实用，特别善于从恶学恶，抓住人类心灵弱点加以利用。因此，纳粹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同样卑鄙、同样残酷、同样邪恶。人类想有光辉未来，必须根绝这两种思维和制度，否则别谈什么光明和伟大。这是一切批判和研究前人过失者最应注意的事。邓小平批判“四人帮”，却接过他们的专制衣钵而重蹈覆辙，制造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血案。他批判“四人帮”迫害他人，没有民主，他同样残酷迫害民主人士，继续制造冤假错案，制定荒谬的“四项基本原则”。凡此种种，都见出他们身上的豹斑。

人类的善良是相似的，人类的邪恶也是相似的。为了民族的光明未来，我们需要对法西斯和马克思主义有彻底思考和认识。

（全文完）

会议第二阶段：选定五个最需要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

咖啡间歇之后，圆桌会议继续进行。与会者被要求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五个国家权力部门之下25个最需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投票后，统计结果显示在屏幕上——每个部门之下得票最多的前5个问题（五个部门共25个问题）保留在大屏幕上。

现在，每个与会者被给2分钟时间“推销”在自己看来最值得优先考虑解决的国家问题。到这一轮结束时，多数与会者已经筋疲力尽。这是预先设计的一部分，为的是让与会者在最匆促的状态下凭直觉选出最为优先的问题。最后，与会者公开举手表决，确定五个部门之下哪一个问题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如此以来，五个部门得到5个最优先解决的问题。这5个问题便是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之课程表的核心问题。这5个问题被正式宣布后，国家问题圆桌会议即告休会。

会议结束：总统道贺。休会后，与会者被带到一个特别接待室。在这里，他们受到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全体创始成员和混同于与会者的塞雷索总统的祝贺。创始成员们感谢与会者参加国家问题圆桌会议，鼓励他们继续把他们对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及其课程的支持贡献出来。此刻，一个热切盼望的新闻采访军团正在接待处外等待采访圆桌会议的与会者和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的创始成员。

八、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的设施和基本指导原则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是人为地创造国家问题圆桌的地方，它被安全地设置在前国家军事研究院一座优雅的建筑里，设计装潢突出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和被选为参加者的荣誉和责任，布局结构务求其物理特征足以与这项课程的分量相当。在此中心，我们努力创造出成熟民主国家通行的那种沟通方式。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的主要设施如下：

1、设在会议大厅的两个U形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开课时，课程的参加者围绕两个U形桌而坐，椅子是宽大的老板椅。如此设计，为的是让参加者目光接触范围最大化，以便促进参加者行为的个人化（而不是小圈子化）。

2、一个隔音并带单向镜的观察室。课程进行中，工作人员在这里观 察会议厅里参加者的互动和肢体语言。这个观察室及其功能已预先告知参加者。

3、五个工作室。当参加者群体需要被分成五个小组（根据国家权力 五部门）进行工作时，启用这五个工作室。

4、一个翻译室。

5、一个咖啡间歇和便餐区。参加者可以在无人监察的情况下在此进 行非正式的互动，个性化的对立观点得以在此交流。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的开会（开课）时间安排如下：

4:00 开始45分钟的学术活动
4:45 之后15分钟的咖啡间歇
5:00 开始45分钟的学术活动
5:45 之后15分钟的咖啡间歇
6:00 开始45分钟的学术活动
6:45之后45分钟的便餐间歇
7:30 开始45分钟的学术活动
9:00 结束

运作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的基本指导原则如下：

1、推行沟通的反应模式。参加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全体人员皆 被敦促要在课程中使用沟通的“反应模式”。该模式可以用对比的方式概括为：

反应模式是：言说从而沟通和倾听从而理解

与此相反，争论模式则是：言说进而说服和倾听进而反击

这一沟通原则虽然是运作该中心的基本指导原则之一，实际却是驱动国家稳定策略研究全部课程，并使该中心得以实现其目标的核心动力源。

2、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及其工作人员严守政治中立。无论何时，该中心及其工作人员绝不发表任何意见或偏袒任何一方。他们既不得提出政治建议，也不推介政治观点。技术主任和学术人员不得卷入参会者的政治讨论，他们的交流被严格限制在运作课程的细节和机制中。

3、以平等公民的身份参加课程。每个参加课程的人，首先要把自己 看成是一个平等的危地马拉公民，先前的等级地位或等级思想都要抛诸课堂外。为强化这一平等原则，中心特作如下设计：参加者在互相称呼时只称呼姓氏，一切可能被用于标志或包含等级制的头衔和家族名都要抛去；佩带作为军官制服一部分的随身武器的危地马拉部队军官，必须把武器脱掉，放在中心之外；守时准则一视同仁地适用于每一位参加者，不守时被视为对其他“平等公民”参加者的不尊重，并以惩罚强化准时原则。对所有与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有关的人来说，很显然，无人因诸如收入水平、族群、学术或教育背景、宗教信仰或政治归属之类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参与之外。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每个参加者都得以在这块“人为创造的水平田地”里充分利用至关重要的反应模式（而不是争吵或以势压人）。

4、拒绝新闻界出席。新闻媒体直接报道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进 程，必将激起沟通的争论模式。一旦这样，国家稳定策略研究的参加者就会倾向于只顾对新闻媒体做样子而放弃采用沟通的反应模式。

5、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围绕如下观念进 行设计：迅速搞定、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心理的适应和信任的增进都应采取阶段性渐变的策略，有步骤地谨慎从事，不能跳跃或躁进。

6、强调个人化。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各阶段都明确鼓励个人化， 课程参加者彼此视为单个的人，而不是一个符号或刻板模式。

7、知识标准化和语汇共同化。中心为每个课程参加者提供一个最低 标准的信息袋，其中有一份共用词汇和概念清单。欲推行沟通的反应模式，用语的标准化和共同化是必需的基础。

上述基本指导原则对于确保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总体成功至为重 要，其贡献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些原则在很多时候也会遭遇课程参加者的挑战，有时是出于习惯性的态度，有时是由于他们一时无法适应被一视同仁的对待，但严守这些原则至关重要。

九、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三阶段简介
整个课程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国际研究阶段，目标是创造软信任。在本阶段，课程参加者研讨国际和地区问题，也讨论第三国（危地马拉和伯利兹之外）对危地马拉的看法。这种精心的设计，旨在降低课程开始时的紧张程度，因为此类课题与课程参加者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讨论此类话题，不仅不会激惹他们，反而可以借此培育可共享的民族主义感情。当他们面对外国对他们自己国家的品评时，他们中间会滋生民族主义情愫。讨论这些较少冲突的问题时，其间的交流、互动和民族主义情感可以帮助他们彼此建立软信任。有了软信任，某种程度上即意味着参加者已开始互相把对方看成是有着独一无二个人观点的个人，而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性的刻板模型。如此一来，原先的防范心理被打破：原来彼此沟通并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授人以柄。在这个最低限度的软信任建立之前，任何有效沟通的努力都会是徒劳的。

第二阶段是国家研究阶段，目标是促进以文明的方式表达异议。在此阶段，参加者要讨论那些直接关乎利害的敏感的国家问题。在前阶段建立的软信任的基础上，课程参加者被导入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异议”。文明的异议，其目的不是达成共识，而是了解分歧背后的道理或理据。试图达成共识的双方易于站在争论的位置上。一旦陷入争论模式，言说者考虑的是如何说服对方，回应者考虑的是如何防御或反击。相反，文明的异议则把参加者放在反应而不是争论的位置上。在反应模式中，言说的主要目标是沟通，而倾听的主要目的是理解或求得问题更进一步清晰。在一个无共识可寻的环境中，反应模式的沟通方式能够震撼性地增强对其他参加者思想和行动背后的理据的准确理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对这种理据产生尊重。现在，互相理解的程度已经允许考虑寻找解决的可能性了，而不再被认为即将产生一个零和的结果。

第三阶段是策略研究阶段，目标是认识国家利益。在此阶段，参加者被教以如何进行实际的策略分析和策略规划。从一个中立的第三国的个案开始，进而发展到如何处理危地马拉的核心问题，通过这一系列越来越复杂的个案研究操练，参加者逐渐变得更熟悉彼此，也更习惯了如下事实：观点不同，自然会提出不同的工作设想。多种替代性的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案被系统地建构，毁掉，再建构，参加者也从中分享一个道理：在任何事情上，不同观点产生不同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由于在第二阶段已对国家的现实有了更好的了解，加之此时在对他人不同观点和道理的理解上也有了非同寻常的进步，于是参加者开始接受以国家利益考量代替零和思考惯性的训练。

经过上述三阶段的学习、研究，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取得了多方面的进步，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进步是信任感增强了：由起初的不信任到第一阶段末尾的软信任，再到第二阶段末尾的被训练出来的信任，直到第三阶段末尾的可发挥实际功能的信任。

这是一个进步，一个被沟通的反应模式这个主要动力源驱动起来的进步。这一沟通模式是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方案得以实现其终极目标——从零和框架转变为国家利益框架——的保证。

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及其课程，由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的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三人执行委员会操作。该执委会由一个执行主任（总是在任国防部长）和两个技术主任组成。两个技术主任每天监督课程的进行。 为了吸引那些在他们的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第一流的参加者，课程做出特别的安排，以便于他们继续其日常本职工作。课程时间安排如下：1、课程长度9个月；2、每周二、三、四下午4点到9点为开课时间；3、共开课36周。

这个时间安排，既方便参加者不离岗地工作，也便于他们向自己所代表的机构或部门报告和谘商课程的进展情况，从而课程的影响也得以扩大。

之所以确定9个月，一者因为我们相信，以沟通的反应方式建立我们努力寻求的信任关系需要时间，这个转变过程需要9个月的时间量；二者因为就其象征意义而言，9个月是人类胎儿的孕育时间。我们借此强调，这个课程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国家利益观念诞生和一个国家再生的意义。

课程中采用的工具清单如下：
1、主题发言。
2、专家小组研究。
3、课程参加者工作小组研讨。
4、课程参加者的演说。
5、小组的个案研究。
6、问题和答案研讨会。
7、咖啡和便餐休息。
8、特别演讲。
9、工作餐。
10、田野行。

十、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之课程表的产生
国家问题圆桌会议选取的五个权力部门最优先解决的问题，构成国家 稳定策略研究课程之课程表的基础。国家稳定策略研究执委会在两个技术主任的指导下，聘请一个学术小组设计和讲授课程表中的特别课目。学术小组主要有一位学术主任、五位学术顾问和两位策略承包人（负责执行人）构成。

学术主任全面负责课程所涉及的一切学术问题。五位学术顾问各有专业背景，在第一阶段（国际问题）和第二阶段（国家问题）分别负责国家权力五部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地理）的学术问题。两个策略承包人负责第二阶段（国家问题）策略环节的教育培训，并指导第三阶段的个案研究（认识国家利益）。

学术顾问负责课程表的设计，其具体职责如下：

1、为第一阶段的国际问题研讨做准备。学术顾问在课程参加者无人 预先知道即将讨论的主题的原则下，受命设计课程所需的材料。负责每个部门（或专业）的学术顾问有责任确定和设计程序，为圆桌会议选定的五部门最优先解决的每一个问题派发必要的有关国际体系的各种背景资料，以便课程参加者可以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进行讨论。

2、为第二阶段的国家问题研讨做准备。学术顾问受命为第二阶段准 备课程表，给课程参加者提供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信息，以使其能够对五部门最优先解决的每一个问题进行信息充分的讨论和分析。作为第一阶段的一部分，学术顾问受命检验圆桌会议期间产生的问题名单，并把这些问题尽可能多地合并到课程表里。

3、为第三阶段的认识国家利益做准备。两个策略签约人将为策略环 节（策略思考、策略分析、策略计划和策略实施）筹备大型演讲。第二阶段将引进这些策略环节，第三阶段将运用这些策略环节，进行国际和国内问题诸多方面的个案研究。

这些工作做完之后，设计出来的课程表全部提交给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创始成员委员会征求赞同。一旦被通过，即成为接下来的国家稳定策略研究课程的正式课程表。带着获得通过的课程表，执委会将走访圆桌会议期间提出问题的许多圆桌会议参会者，目的是告知他们，他们提出的一个或数个问题已被并入课程表。如此一来，危地马拉这个重要的领导者群体（即圆桌会议参加者）对国家稳定策略研究中心的主人意识和支持程度都大幅度增强。这个增强，意义非同寻常，因为他们从中满意地看到自己提出的问题确实得到了表达。

课程表获得危地马拉制度发展基金会的肯定之后，学术职员即受命招募主题发言人和课程所需专家，并告诉他们每次会议（课程）的目标和必须覆盖的教学和研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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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命运的一个最大的下拐点，便是袁世凯称帝，从此一个大滑坡，几乎让年轻的共和国夭折。民国宪政的命运曲线与此相仿。

俗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