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井冈山上下来，革命精神一度还是相当饱满。路上遇见奔赴井冈山的红卫兵或者是沿途的老百姓，总要念语录，说快板，甚至还要跳个造反舞，这就是宣传毛思想。
不过中国人的毛病是三分钟热度。革命的热情与意志毕竟是逢场作戏，时间稍久，自己也懈怠了，再恪守誓言未免是教条主义。当务之急是如何能赶路便如何来。于是我们十二个人的长征队，三三两两，腿快的大步流星而去，腿慢的走走停停。有时累狠了，索性往路边一躺，四仰八叉放松放松。脚崴了或者打泡了，便找根拄杖，一瘸一拐赶路程。走热了就解衣敞怀，军帽也胡乱歪扣在头顶上。
接近遂川县城时，地势已经缓和得多。虽然还是多山，山已不像井冈山那样险峻，可比起丘陵地，遂川一带仍然算是山区。山峦起伏，山大谷深，幸而有一条公路，省却了我们不少脚力。接近遂川县城时，地势平坦，走在公路上，抬头看，晚霞映红了西半天，那一团红红的火球，忽然令我想起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三个月前，我们在北京，而现在在赣南，于是心头冒出“人是活宝，到处乱跑”的怪话。
十八日毛桃经四新坪、上坑，宿遂川，行军六十五里。
队友某在途中四新桥记载：“参观上杭阶级教育馆。介绍了萧匪家璧的滔天罪行。萧家璧绰号萧屠夫，是大坑地区人，是遂川的大地主，是遂川的头号恶霸。一九二三年即民国十二年起，萧匪勾结万安、泰和等县地主豪绅，当上了土匪，横行乡里，鱼肉人民，敲诈勒索，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无恶不作。请看下面他的反动历史：班长——大队长——县府科长——区长——团总——县参议长——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萧匪投向反革命道路后，先后杀害了革命战士和苏区人民二千多人。一，抓夫派丁筑碉堡；二，五光政策；我红军北上后，萧匪污蔑苏区人民革命根据地为匪区，对苏区人民实行烧、杀、抢、抓、（？）的五光政策。他提出，‘石头要过刀，茅厕过火烧，人要换种，抓一百杀一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血腥政策。萧匪这样残杀，仅在黄坳，宁冈下七等地重点统计，杀死的1180多人，杀绝的202户，逼上山饿死的300多人，大坑地区重点统计，杀死的789人，杀绝的102户，逼上山饿死的365人。再看，七岭上板桥魏屋原有200多人，被杀100多人，被逼逃亡数十人，至解放前夕，只剩下不到十人。被烧毁房屋，全县五千余幢，大坑地130余幢。”
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经历的天灾人祸诸如兵燹、饥荒、动荡、恐怖是空前的，所承受的苦难和付出的生命代价远远高于“世界水平”，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世纪。二十世纪是最血腥的世纪。在人民革命时期国共双方厮杀而死亡的中国人，也大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造成的死亡人数。例如我们到达的遂川县，仅土地革命时期有姓名可查的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1547人（其中有些是红军内部肃反的受害者）；估计国民党方面应该有同样数量的“烈士”。革命交纳了天文数字的生命代价，但是中国由此取得的社会进步和社会文明是否能够与之相称呢？
杀来杀去，杀的都是中国人。而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却是民族危亡。
据队友当天到达遂川后所写的日记记载：“今天从毛桃出发，到遂川共走近八十里。下午经过水利工地时我们宣传后，参加劳动二个多小时”。他记录的我们行军里程比我记载的多出十五里，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宣传的情景，四十四年后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因为在长征队里，我是不会跳舞的。四位男生和四位女生组成的宣传队，排练了一些舞蹈和表演唱节目。多余出来的四个男生，包括身上完全没有跳舞细胞的我，就当“剧务”，跑龙套。根据队友前面的记载，那天宣传的内容，不外乎是林彪的“毛语录再版前言”，估计还有必不可少的造反舞，以及颂扬四个伟大的表演唱如“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了窗前，咱们两个学毛选”之类。
我们在遂川停留了两天。遂川县城比宁冈县城要大很多。它给我的印象，和湖南的茶陵很相似，县城很古旧，民居大都是民国年间的式样。虽然是隆冬腊月，依然是青山绿水。只是阴雾天气，树木花草缺乏生机。遂川县供红卫兵瞻仰的胜迹很多，有苏维埃时期最早的县工农兵政府旧址、毛旧居、遂万联席会议旧址、西庄红军烈士墓等等。依稀记得那里的萝卜很好吃；就是那种炒白萝卜片，只要一小碗就着饭吃，就可以吃很多很多红米饭。
在遂川，内部争论又起。于是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全部队友十二人一起开可以戏称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重要会议。首先学习老三篇，学习林彪最新讲话：“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据队友保存的开会发言稿：“讨论会的发言提纲：1，我们首先应该在思想上帮助女同学（其中几个是教授女儿），鼓励她们吃苦。2，我们应该把自己从接待站中解放出来，找苦吃，不要舒舒服服。3，宣传应该肯定昨天的形式（有同学说重点是走路）（昨天下午我们走过遂川前20里时有一个水利工地，我们就到工地乘他们休息的时候，演节目宣传散发老三篇的传单，宣传后和社员一起劳动后就出发继续赶路）4，有人谈到说由于走山路，看不到每天报纸，所以对国家大事关心不上。我发言提纲，坚持走山路，走偏僻的山村，理由只有一个，偏僻山村的贫下中农非常需要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去宣传，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主席著作，接受教育，越偏僻的地方对我们的锻炼更大，当然，消息应该知道，加强联系，收听收音机，找报纸。路还是要多走山路，多到偏僻的地方去。5，宣传内容，多宣传文化大革命，也还以老三篇为主。”估计讨论会仍旧未能统一认识，最多是搞个折衷主义：走路和宣传兼顾。从后来的情况判断，我一定是一个走路狂热派，队友某一定是一个宣传狂热派。
我坚持要以走路为主，固然是因为既然已经宣了誓，就应兑现，走红军二万五千里，还要爬雪山过草地呢，磨磨蹭蹭地长征，何年何月才能到到延安？不过在我心底深处，未尝没有“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的盘算。饱览大好河山，察访民情风俗，我以为此乃人生之幸事也！
估计我们长征队内，不仅有宣传派，走路派，而且还有坐车派。坐车串联，可以到更多的地方，何况走路太辛苦。但是坐车派肯定不敢公开他们的主张。
大串联是毛的伟大号召。当时毛已经是高高在上的神祗，从他嘴里吐出来的任何言语，被尊为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得也要执行”。青年们则“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试想，一千三百万大中小学学生（一说一千一百万，当时中国人口为七亿）奔赴北京、韶山、延安、遵义、井冈山、瑞金，坐车住宿乃至吃饭全免费，这是何等壮观！然而全国铁路交通运输被大串联整得超负荷作无用功，苦苦支撑，苦不堪言。而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特别是县乡粮食、后勤、财务等等部门，也无不被红卫兵串联整得焦头烂额、亏空累累。而毛还是批评周恩来和国务院各部对革命小将串联没有全力支持。他还在谋划让工厂农村成立造反组织，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呢！对如此劳民伤财、拿国计民生当儿戏的疯狂荒唐的指示，从周恩来到基层干部，居然个个洗耳恭听，百依百顺，层层加码地坚决贯彻执行；因为，这是最高指示，是圣旨。谁若敢于含糊其辞，谁就会立刻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转眼就被打倒，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受尽凌辱，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中国人造出了神，谁知请神容易送神难，真是作法自毙，作茧自缚啊！
小红军长征队的十二个队友，两年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风流云散。几十年后，我和这位“队友某”阴差阳错地在一个系统里供职，虽说单位不同，却过从甚密。谈起红卫兵长征串联，我们俩也只是“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开会过后，在遂川又住了一夜，次日去遂川西庄大队访问老红军。队友某记载：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庄，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毛主席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一次来到这里。以后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月八月都曾带红军来过这里。毛主席曾在西庄前面一些遂川住过一个月。这个村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全村有30多个烈士，其中王次横一家有三个烈士。会前学主席语录8页（2）9（1）。革命前辈给我们讲遂川人民跟随毛主席闹革命的情况。讲革命故事的老人叫王佐泉，是1926年参加红军的，在毛主席来的时候任苏维埃万安赤卫队小队长，今年65岁，1936年退伍。”
二十一日，我们从遂川开拔，经沙田（万安县）宿湖溪。行军七十二里。
队友某记载：“1966，12，21，晚于湖溪。今天从遂川出发到湖溪，行程74里，晚上我们学习《纪念白求恩》。今天是主席发表这篇文章27周年，我要永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二十二日从湖溪出发，经沙地、大湖镇宿庄富，即以前的赣县。这一天走了九十六里路。
依稀记得那天我们长征队三三两两走进大湖镇吃午饭，本来早晨就空着肚子，又一口气走了四五十里路，所以一进镇就直奔接待站。南方人吃饭用小碗，我们一连盛了六七碗饭，还不见饱。惊得当地人瞪大眼睛盯着我们看。我们不好意思了，好在也吃得差不多了，便赶忙离开，以逃避那令人感到气馁的目光。
我和另外两个队友在镇子里闲逛。忽然我们发现了新大陆。原来有一家招牌是“反修食堂”的小饭馆在卖面条。自从离开长沙后，我们几乎没有见到面食。身为西北人，差不多有一个月没见过蒸馍、酸辣面、片儿汤、包子、饺子、饼子、窝窝头，早就“如丧考妣”了，如今见了这面条状的饭食，心中大喜，顿时明白最近一段时间内何以心头总有莫名奇妙的急哇哇的难受感觉，何以体内的生物钟似乎紊乱了，何以有更年期提前来到的不舒服感了。
眼见面条，当即垂涎三尺。进门上前询问，打听得五分钱一碗，二两粮票。我们几个大饭桶，竟然每人要了一斤，五碗（也许是三碗，待考）。服务员把十多碗面全部端到桌子上，发现食客就是三名，莫名惊诧，站在一旁呆呆地看；其他食客也忘记了自己吃饭，不眨眼地看我们；甚至过路的行人，也站在门外看希奇。在众人的围观下，我们每个人吸溜吸溜，吃了一碗又一碗。吃进口，发觉味道不像麦面。抬头看墙上的价目表，方知是米线。尽管如此，三个人还是把十五碗米线统统吃光。倘若食客们得知我们此前已经饱餐过米饭，真不知会惊成什么模样呢！总之，我们让在场的人大大开了眼界。相信过若干年后，此地一定会有红卫兵是可怕的饕餮的民间传说。
我们三个人实在吃得撑肠拄肚，不能大步流星了，便在野外找个不被人看见的田畔，斜倚着搓揉肚皮，消化了小半天。良久才能出发继续长征。
在大嚼米线的第二天，即二十三日，我们从庄富出发。当天在一个名叫江口的镇子吃午饭。这回不敢吃的太饱，吃罢就匆匆赶路，以至于对这个小镇没有留下多少印象。记得那里是苍绿的山谷地，谷地稻田秧苗才长出不久。山脚下谷底旁便是村镇。我们下山穿过镇子，沿着稻田里的小径行军。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小镇大名鼎鼎。当年这里曾有过很多威名显赫的人物云集。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中央苏区会议在此召开。出席者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陈毅、聂荣臻、滕代远、周以栗、顾作霖、王稼祥等人，都是当时苏区党政军要人。其实，在我们行军走路的这土地上，不知有多少后来赫赫有名的人物留下足迹脚印。可惜我们懵然不知，只顾赶路。我们的目标是瑞金，以至于对江口会议的旧址没有去观光。当然，因为江口会议是批判毛泽东的，是毛的夜走麦城，所以它被淡出中共党史。会议旧址不会被宣传，到处朝圣的红卫兵也就无从知道了。
二十三日这天行军六十里，到罗坳公社“下山”宿营。二十四日从下山出发，经罗坳大队到于都县，行军五十四里，宿于都西郊公社西郊大队。
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长征的出发点瑞金，就已经失去了军容，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到达瑞金后正式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