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讨论民主运动的涵义、中国民主运动的源流以及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基本脉络。
一、民主运动概述
词典上与本文相关的“运动”定义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民主运动是政治方面的群众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政治运动。
“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
群众性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掌权者鼓动乃至强迫实施的集体性活动，一种是由民众自己动员、组织起来的集体性活动。我们把前者称为“运动群众”，后者称为“群众运动”。
强迫实施人口迁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强迫农民和市民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运动”，从民营资本家口袋里压榨出“抗美援朝”战争经费的“五反运动”，把上千万民众打成专政对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都是“运动群众”的例子。毛泽东时代的绝大部分“运动”，都属于“运动群众”。邓小平时代想要开展“反自由化运动”，但是群众不买账，开出高价也搜罗不到几篇批判文章，这就说明“运动群众”已经不大行得通了。
王海光最近撰文揭示的1950年贵州各地的“反征粮”“民变”，（注1）高王凌笔下“大跃进”时期全国许多地方农民的“瞒产私分”等“反行为”， （注2）文革高潮时期临时工与合同工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斗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还算不上是政治运动。
“群众运动”可以分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前者以改变已有的社会价值趋向、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僵化的社会生活习俗为目标，后者则以改变政体即强制性的价值分配系统的模式和程序为目标。或者说，前者涉及谁多分一点，谁退让一点；后者涉及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
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前，许多社会运动都带有政治运动的意味，或者最终会转化为政治运动。例如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人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转化为宪章运动；又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工人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转化为“团结工会”运动。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大部分社会运动并不需要对政体作出大的变动，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就可以取得成果。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新社会运动”——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
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在政治运动的范畴内，既有争取民主的运动，也有反民主的运动。后者的例子有德国的纳粹运动。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纳粹运动是一种在野的群众运动，但它的目标是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波普曾经把法西斯主义政党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称为“民主的悖论”。因此，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是错误的。
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3）从列宁的话中我们想引出两个意思。首先，是关于理论与运动的关系。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的理论，就不会有民主的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兴起于民主学说引进中国之后。显然，太平天国不是民主运动，义和团也不是民主运动。
其次，是关于革命与民主的关系。尽管民主运动有时也会呈现为革命的方式，譬如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晚近苏东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但中国20世纪的大多数“革命运动”与民主运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是一回事，诸如所谓“新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运动”。李慎之指出，“一二九一代”的中国青年曾有不少人把“革命”认作民主的朋友，却没想到他们是冤家对头。“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来自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焚烧（包括自我焚烧）。李慎之说：“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注4）显然，中国民主运动的挫折，与民主理论的欠缺（包括对民主与革命关系的误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民主运动，是在民主思想指引下以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国民运动。这里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民主思想指引下的运动，不是其他思想所导致的运动。反满运动、排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都曾经是很有声势的群众运动，但不是民主运动。第二，是以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不是以争取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要求建立工会的政治性罢工是民主运动，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性罢工就不是民主运动。第三，是有群众基础的、有一定规模的活动，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偶然性的行为。它可以是只有一部分国民参加的运动，如清末民初的绅权运动；也可以是全民或多数市民参与的运动，如八九民主运动。
我们把世界上的民主运动分为两类：前一类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政体，因此可以称为民主化运动；后一类的目标是完善民主制度，因此可以称为民主改良运动。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属于民主改良运动。而中国的民主运动，至今还没有超出民主化运动的阶段。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以下一般简称为民主运动），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截。前面的半个多世纪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运动；后面的六十年是在极权体制下的民主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极权体制下的民主运动比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运动要更加困难，因为极权体制是专制体制登峰造极之作，它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要比其前辈更加严密和残酷。
民主运动的样式包括：广泛的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群众性的游行、集会、示威、罢工活动，结社与组党，竞选活动，以及在特殊条件下的起义和革命。按照西塔尼?塔罗的说法，民主运动是一种“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政治事件”。“斗争性集体行动形式之所以不同于市场关系、游说或代议制政治，就在于它们使普通民众与对立者、社会精英或当局发生对抗。它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挑战掌权者，制造团结，在特定的人群、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运动“包含根据经验得出的四个特性：集体挑战、共同目标、社会团结和持续互动。”（注5）
中国民主运动的源流
中国民主思想与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说：“（康）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集青年学子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注6）从“公车上书”到中华民国宪法颁布，我们把这五十多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分为四个台阶：绅权运动，国民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
中国民主运动刚刚起步时，是以新旧绅士为参与的主体。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注7）绅权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以时人心目中的绅权自治和参政为手段，达到国家现代化即“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其在政制上的具体目标，则经历了由变法到立宪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变法维新派希望在保存王权的情况下，容纳主张变法的绅士阶层参政，形成一种王权与绅权的共治。第二阶段肇始于日俄战争，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沙皇专制的俄国，《东方杂志》欢呼道：“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注8）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说：“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他在民国建立前后的言论一再表明，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罢，关键是要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绅权运动尝试了民主运动的各种方式，从最传统的公车上书，到最激烈的武装起义。在早期阶段，运动的方式主要是宣传、教育、启蒙性质的，例如办报纸，开学堂，组织学会等；在后期阶段，运动的方式转向政治参与，直接向政府施压，带有更多的制度建设的意味。可以说，绅权运动开启了此后一个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几乎所有的样式。由于反满民族主义者与立宪民主主义者的协同动作，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由于民国初年难以避免的政坛乱象，袁世凯等保守派企图向君主专制政体开倒车，袁世凯死后则进入了军阀擅权时期。
当中国的绅权运动蓬勃开展之际，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已经从绅权民主转向大众民主。十九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的选举权从富人逐渐扩展到全体成年男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这个潮流随即影响到中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渐次展开。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检讨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指梁自己的一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指孙中山一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注9）梁启超指出：“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注10） “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注11）
可惜的是，梁启超倡导的国民运动，很快就被由共产国际输入的国民革命运动所取代。受最新世界潮流的影响，五四以后的梁启超、孙中山都向往直接民主，而对代议制民主采取否定态度。这就导致中国更年轻的一代（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倒向列宁所号称的“新式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注12）这种“新式民主”实际上是“新式专制”，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和克格勃专政后，更沦为“极权专制”。
虽然《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把“人权说”列为“近世文明之特征”之一，但是在五四时期，“人权”并没有与“德赛二先生”获得同样的声誉。时人把民主与科学视为争“国权”的利器，而把争“人权”视为第二位阶的目标。国民党实行“党在国上”的“训政”之后，践踏人权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正如胡适所说：“无论什么人，只须贴‘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注13）胡适、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抨击“训政”、“党治”，罗隆基提出了三十五条“目前所必争的人权”。（注14）这些文章先是发表在《新月》月刊上，后来编为《人权论集》出版。罗隆基当时就预言，“目前留心国事的人，大概把视线都集中在”“自相残杀的内战”；“百年后读史者，翻到民国十八年这几页史的时候”，“一定重视”“胡适其人”推动人权运动“这样一段故事。”（注15）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人权运动的一个小高潮。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刊出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声明同盟的目的：(1)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2)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政府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3)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召开成立大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四人组成。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林语堂任宣传主任。次年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九人任执行委员。1月31日，北平分会成立，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马幼渔九人为执行委员，胡适任分会会长。该同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参与者既有国民党开明人士如蔡元培，又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适、林语堂，还有第三党的杨杏佛，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及同情分子宋庆龄、胡愈之、鲁迅等人。由于内部的政治分歧导致胡适被开除，更由于外部的压迫（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半年后即告解体。
根据孙中山一手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注16）因此，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如孙科的“太子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即要求速开党禁，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七七事变”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国民政府放开了一些政治空间，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民主政团同盟等陆续登上政治舞台，这些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推动宪政运动的主要力量。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等人领导的民主政团同盟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口号被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所采纳，成为宪政运动达到顶点的标志。
中共作为在野党，也曾经是宪政运动的参与者。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对外国记者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注17）不论说者是否出于真心，在当时确实颇得人气。但是，中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它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指挥棒，当苏联与西方国家进入冷战之后，中共随即从“和平民主新阶段”转向全面内战。宪政运动促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却没有迎来中国的宪政民主。不仅中共不承认这部宪法，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也长期实行戒严状态。
1949年以后，中国民主运动分化为大陆民主运动与台湾民主运动两支，本文仅涉及大陆民主运动这一支。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大陆民主运动经历了四次高潮：五一九运动，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八九民主运动，下面将分节加以介绍。本文最后一节，拟对“六四”之后的大陆民主运动，做一个简略的梳理。
（未完待续）
作者注：
1.王海光：《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载《领导者》，总第28期。
2.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3.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11页。
4.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77097。
5.西塔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3-6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三十四，60页。
7.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三，41、43页。
8.《以立宪为万事根本》，《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社说”，转引自韦庆远等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0页。
9.载《饮冰室合集》，7，专集之二十三，22-23页。
10.《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11.《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2-13页。
12.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06页。
13.胡适：《人权与约法》，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25页。
14.罗隆基：《论人权》，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40-556页。
15.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79页。
16.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126页。
17.《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载《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