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1958年，中国当局的民族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折。触发这个转折的，是1958年4月发生在十世班禅喇嘛故乡、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藏民和撒拉人暴动，史称“循化事件”。这个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地方性冲突，并且是当时诸多“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中的一个，但它对后来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

位于青海省东部的循化，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人口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为主，还有藏、回、蒙、汉、东乡、保安等民族。在当时的青海，循化是属于“基础”比较好的县，该县最早建立县级政权，早在1952年，循化的11个乡，除了4个藏民聚居乡外，就已进行了土改，1954年成立撒拉族自治县。

1955年，中南海大反“小脚女人”，青海省委书记高锋从北京返回，马上迈开大步奔向社会主义，订出一系列高指标，各县紧紧跟随，循化县高速实现了农业合作化，90%以上的农民一揽子入社。那时候，没有发生武装冲突。

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和“反右”制造的恐惧，使得青海既不甘、也不敢落后于形势，于是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口号，要“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至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则不必拘泥，“哪个办法革命彻底就用哪个办法”（注1）。

1958年3月，青海省委副书记朱侠夫在中共青海省第2届委员会第5次全会作总结报告, 报告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原青海省长孙作宾的同时， 提出“积极广泛的开展畜牧业生产高潮”，要求“五年内完成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省各地制定出具体指标，开始在牧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强办牧业合作社。为了“防叛”，根据中央的指示，青海省委通知自治州和自治县“采取开会学习等方式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集中控制起来”（注2）。

于是，循化温都寺的加乃化仁波切等上层人士就被请到县城去办“学习班”。加乃化仁波切是一位高僧，曾担任过班禅喇嘛的老师，当时还是循化县副县长，在当地深受民众敬仰，有很高名望。把加乃化仁波切控制起来，在藏民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当时循化县的4个藏民乡里，噶楞、温都和道帏3个农业乡在1956年已经成立了高级社，以牧业为主的刚察乡就成了“牧业合作化”的主要对象。当时，刚察乡还保留部落制度和一支100多人的部落武装。1958年4月17日，刚察乡牧主奴日洪布带领民众抗拒合作化，同时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民众扣押乡党支部书记，砍断电线杆。第二天，抗议升级为武装冲突，工作组组长被打死。接着，撒拉族头人也率领撒拉族民众加入。4月24日，各族民众共4000多人在撒拉族头人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的带领下包围县城，其间发生殴打干部，抢劫商店等暴力行为。

4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两个团的兵力奉命渡过黄河，围歼“叛匪”。其时，韩乙奴和阿訇韩乙四夫所率领的武装人员已经在夜里逃走，被解放军包围的基本上是要求释放加乃化仁波切的民众。解放军赶到后，不由分说立即开火。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直到解放军发觉“叛匪”们并不具备反击能力，自动停火，才发觉死伤者基本上全是手无寸铁的民众。短短4小时内，“反革命武装叛乱”胜利平息，民众死伤719人，其中“击毙”了435人。

战事结束后，紧接着开展大搜捕，一个下午就“俘敌”2499人，其中包括1581名撒拉人，537名藏人，38名汉人和343名回人（注3）。

当日，加乃化仁波切得知消息，在“学习班”里悲愤自杀。他后来被认定为“循化事件”的组织者，他的死亡是“畏罪自杀”，关于他如何组织“叛乱”的详情，至今没有公布。

整个事件中，“我方”死伤17人，损失了价值90多万元人民币的财产和物资，包括粮食、油、现金等，200多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坏。这就是著名的“循化反革命叛乱事件”。

“循化事件”涉及循化县11个乡中的7个乡（镇），大半个县卷入了这个为期一周的事件中。这7个乡里，只有刚察是没有经过土改、原封不动保留部落制度的乡；另有两个乡虽未经土改，但已于1956年直接实现了合作化；4个乡（镇）既经过土改，又实现了合作化。在暴动过程中，“不少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乘机拉牲口、拿农具、解散合作社。”显然，这个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件，不仅有宗教和民族因素，也与民众反对合作化有关，很大程度上，民众是在发泄对合作化的不满。

“循化事件”中还有一个因素：“叛区”68.4%的党员和69.5%的团员参加了“叛乱”，其中，156名党员、262团员参加了攻打县城，占参与“叛乱”党员的44.4%、团员的45.09%，有些党团员还是“骨干分子”。

二

1958年5月2日，青海省副省长薛克明就“循化匪乱问题”向省委提交了一份汇报，详细报告了“循化事件”的概况，死、捕、伤人数，以及对“参叛人员”的处置方案。这份“善后章程”除了将事件定为“以残余漏网的反革命分子为基础，以敌伪军官、敌伪行政人员和地主、富农分子为骨干纠合而成”，并且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反革命叛乱”之外，还对事件之后的处理作出11项规定。其中第2项“处理俘虏的政策和原则”中，制定了21条政策，对不同身份的人作出不同处理。处理最重的，是“寺院宗教人员”，这些人不仅“一个不放，判长期徒刑”，还要“作为活教材或画成漫画巡回展览，教育群众”。在“今后如何打击反革命”这一项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反革命是从严的政策，不是从宽的政策。因此，要狠狠的打击几批。”而且，“这一工作不定指标，能打多少打多少。”（注4）

公开的资料里从未说明牧民为什么抗拒合作化，然而1959年5月，青海省委就牧区的各种问题发出了一连串指示。从中可以看出，1958年，牧民是“无代价”入社，即所有牲畜必须无偿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无异于另一种形式的没收。合作化事实上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遭到大多数人的抵制。这一事实青海省委并非不了解。1959年青海省委第12次扩大会议上，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批判以省委常委书记张国声为首的“反党集团”，该“集团”的罪名之一就是“污蔑人民公社搞得群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谩骂党‘给农民三刀子’，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注5）。

另一个原因是统购统销造成的粮食短缺。“合作化”不仅是为了消灭私有制，也使政府对农牧区进行掠夺性的高征收提供了方便。以兴海县为例：1957年，兴海县粮食征购数为总产量的57.31%，油脂占总产量的88.6%，征购后人均粮食26.4公斤，人均油脂0.0018公斤；1958年，该县粮食征购量占总产量的35.94%，油脂占总产量83.5%，收购后人均粮食为78公斤，人均油脂为0.06公斤（注6），这就是一个牧民一年的口粮。理论上牧民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食，但是他们的牲畜入社后成了“集体财产”，严禁宰杀。因此，青海部分藏区1958年就开始出现饥荒。

三

1958年6月29日，“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这份文件送到毛泽东案头。文件开篇就承认“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共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注7）。此时，青海暴动涉及5个自治州、24个县（自治县）、240个部落和307座寺院，人数达10万多，也就是说，公开参加暴动的人数，占当时青海藏民总人口的1/5。

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提笔作出以下批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讽刺的是，参加“叛乱”的，恰恰就是“劳动人民”。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无疑给了青海省委极大的鼓励和直接的支持。

7月5日，青海省委将“循化事件”写成一份报告上报中央。这就是题为“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文件。这份报告的重点是“总结教训”。四项“教训”之首，是“阶级矛盾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不断地克服右倾麻痹思想，与一切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民族地区，虽然“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阶级矛盾当然是主要矛盾，“那些只强调民族矛盾忽视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民族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必须反对。”

报告说，“循化事件”暴露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参加叛乱的党、团员中，有78%的人在对待宗教问题上存在着极其糊涂的观念，并且‘护教’思想十分浓厚，甚至‘舍党不舍教’，‘舍命不舍教’。”因此，“宗教问题确是少数民族党、团员共产主义化的绊脚石，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的主要思想障碍。”顺理成章，第三个教训就是“必须破除在宗教工作上的神秘思想，深入宗教寺院工作，彻底改造宗教人员的思想，插红旗、拔白旗”，并提出“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开展大辩论和诉苦运动”，“通过在宗教人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反右派斗争，充分揭露、批评宗教上层的反动本质，够上右派的要划右派，并选择其中最坏的分子登报揭露，占领宗教寺院阵地，把宗教旗帜掌握在宗教人员中的进步分子手里。”最后，归根结底，“必须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镇压反革命分子”。（注8）

8月27日，中央作出批示，肯定了青海省委的这份报告，并将之批转给包括西藏工委在内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有关地区的党委对于少数民族党员，需要经常注意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教育，在有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党员中，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确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除此之外，批示首次提出“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指示各民族地区党委“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够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此后，这一观点为中共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开杀戒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个批示无形中也肯定了青海省委必须在寺院中“插红旗、拔白旗”的“教训”，为在接下来全面摧毁寺院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支持。

“循化事件”中对平民进行了一场屠杀，青海分明闯下了大祸。但是，“变坏事为好事”不仅是中共一贯的策略，也是中共体制内各级官员的生存法则。只消给被屠杀的平民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把事情定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屠杀就被合理化，涉及事件的官员就可保官位无虞。这一方法成为一种政治行为模式，至今仍在实行。

四

1958年12月18日，第11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青海代表杜安华做了“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向大会报告说：“从（1958年）8月开始，到11月统计，全省859个喇嘛寺庙，有731个解体；54,287名宗教人员,有24,613名还俗参加生产。”（注9）这就是对外称为“反封建”的“宗教制度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1958年下半年席卷整个西藏周边四省藏区。甘肃省甘南州：“(1958年)10月20日，全州196座佛教寺院中，除保留拉卜楞寺院、禅定寺、黑错（即合作）寺、郎木寺外，其余192座全被废除，其僧侣均被遣返原籍还俗。”（注10）四川阿坝1958年之前有320多座寺庙，“宗改”后剩下7座。甘孜州保留了27座寺院，其余皆被关闭或摧毁。

在这场运动中被摧毁的，不仅是佛教寺院，《乐都县志》有如下记载：“（1959年）9-12月，进行宗教制度改革，没收了18座佛教寺院和5座清真寺院的财产，拍卖后的现金交县财政，逮办了宗教上层人士43名，其余320名宗教职业者遣返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注11）

这场名为“改革”实为毁灭的运动，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的冲突。1958年10月7日，汪锋在“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宗教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极其尖锐、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改革的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在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坏人坏事、反对宗教特权剥削等口号下（可以不提改革宗教制度的口号），把寺外群众和寺内的贫苦喇嘛一齐发动起来，造成两面夹攻的声势浩大的改革宗教制度的群众运动；同时，把反革命分子和民愤大的反动上层该逮捕的逮捕，该集训的集训，坚决揭掉盖子。”（注12）

青海省委认为：“……改革宗教制度，更具有‘穷人’反对‘富人’、‘人民’反对‘贵族’、‘低等’人反对‘高等’人的阶级斗争性质。不坚决进行宗教制度改革，要彻底消灭牧主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策略上“为了口号鲜明有力，群众容易接受，对外没有公开提宗教制度改革，而提出彻底肃清宗教寺院中的反革命分子，废除宗教寺院的封建剥削和特权，这样作，既策略，又达到宗教制度改革的目的，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注13）

“宗改”也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除了废除寺庙的一切特权之外，还废除了房地产所有权，将寺院拥有的土地、森林、牲畜、商业资金等财产悉数没收。著名的塔尔寺在“宗改”过程中，“没收处理金银、现金、珠宝玉器、高档衣物、日用品等物资20余种，总值159.8万元（1959年退回错没收财产总值53.5万元）。”（注14）换言之，这场被称为“宗教制度改革”的运动，事实上是一场针对寺院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至于宪法中的“宗教自由”，汪锋说：“为什么提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呢？这一条是不能丢的，这一条是我国宪法规定了的，有了这一条，就使反革命分子不能说我们消灭宗教，我们就主动……”。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更加直截了当：“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至最后消灭宗教。”（注15）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整个藏区的寺院遭到全面摧毁。

五

高压之下，藏民拼死反抗，暴动此起彼伏。战事大致平息之后，各地为防止暴乱再起，随即展开大规模抓捕，许多部落的全部成年男人被关进劳改农场，或被关起来“集训”。他们的家属成为被监控的“反属”。

1958年，整个海南自治州“共处理各类人犯16272人”，其中“集训10276人，逮捕6451人”，另有455人情况不明。（注16）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同德县，全县反（叛）属、还俗僧侣、释放犯和“叛俘”的总数，高达该县总人口的36%。（注17）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只有昂拉、当顺、加让及尖扎滩地区藏民暴动，根据官方资料，公开参加者为618人，包括中共党员25人，共青团员24人，乡干部1人，群众398人，喇嘛2人。“参叛”人员占“叛区”总人口3646中的16.90%，占全县总人口21,310中的2.90%。“平叛”以“政治争取”为主，争取到“归降”者596人。但在事后的“反叛”运动中，逮捕了2074人，占“叛区”人口的56.9%，占全县总人口的9.73%，其中包括“在职统战人士40名，撤职9名、集训117名、自杀5名。没收被捕统战人士存款38,500 元。”被逮捕的人中，“在劳改中死亡的561人，占捕办人数的27%。”（注18）

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从1958年8月至1960年底逮捕关押1050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9.57%。其中，1958年捕办802人，1959年捕办116人，1960年捕办132人。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西北局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清查捕办的1050人中，应释放的862人，截止1963年7月15日已释放258人，劳改农场通知死亡的346人，还有258人未通知。后来这项工作不了了之。”（注19）也就是说，该县总人口近10%的人被抓，其中82.1%的人是被错抓的。被抓的人中，死亡率竟高达57.5%。

达赖喇嘛的故乡青海湟中县：“1958年共逮捕判刑1479人，其中死亡414人，致残75人。”其中1207人后来宣告无罪（注20）。也就是说，81.6%的人被错捕，被捕的人中28%死亡，5%致残。

许多死者的家属从未得到通知，无数个家庭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就这样从人间消失。这些人中还包括许多一度是“统战对象”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在青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仅仅是为了“防叛”，这些在共产党建政期间曾“肝胆相照”，给予极大帮助，被委以各级政府职位的活佛和成百上千的家庭被以办学习班或者开会的名义诱捕，秘密关起来“集训”。这些神秘的“集训班”是“秘密监狱”还是“监狱中转站”，至今不为民众所知，但是有确凿的证据，曾有不少人在“集训”期间死亡，死因不明（注21）。被关进监狱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中，包括“著名爱国人士”、曾任黄南藏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隆务寺七世夏日仓仁波切罗桑赤列隆朵嘉（注22）。

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失去丈夫的女人，失去儿子的老人，失去父亲的孩子。1958年的幸存者，很多将成为大饥荒的饿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合作化”使他们成为双重意义上的“非我族裔”。在那片被“阶级斗争”魔咒镇住的土地上，遍野杀劫，生命贱如草芥，没有人注意塞外藏民的苦难。青海牧民与外界的联系比康区更少，在青海发生的大屠杀和大逮捕，外界更是一无所知。只有大山托出的“错温布”——那片青色的湖，承接了那些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眼泪；只有世代养育他们的草原，见证了他们的悲伤。

注释：

1.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下），1072页。
2.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112～113页。
3. 详见降边嘉措：《十世班禅大师传记》，98-99页；死伤数据引自“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37-1039页；死亡数字引自“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993～999页。
4. “关于循化匪乱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37～1039页。
5.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上），428页。
6. 根据《兴海县志》提供的人口数、粮食、油脂征购数的计算。原始数据见《兴海县志》“地理志”第六章；“经济志”第三节。
7. “青海省委对全省镇压叛乱问题的指示”以及毛泽东的批示，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989～992页。
8. “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993～999页。
9. 杜安华：“关于青海省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发言”，《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 （上）》（上），468页。
10. 《甘南州志》，102页。
11. 《乐都县志》，19页。
12. “汪锋同志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在喇嘛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780-790页。
13. “为彻底完成青海省牧业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70页。
14. 《湟中县志》，238页。
15. “彻底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声同志在统战工作上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影响，坚决贯彻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上），432页。
16. 《海南州志》， 32页。
17. “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民族宗教工作文件汇集 1949-1959》（下），1002～1007页。
18. 《尖扎县志》， 413、520页。
19. 达杰：《果洛见闻与回忆》，223页。
20. 《湟中县志》，240页。另外，1958年9月对伊斯兰教的“改革”中，湟中县85座清真寺，只保留5座，其余全部关闭。
21. 《果洛见闻与回忆》，第112 – 113页； 《十世班禅大师传记》第98页。在各藏族自治州、县志的“人物传”和“纠正冤假错案”资料中，提供了不少数据和个案。
22. 七世夏日仓仁波切于1958年6月16日被捕，1978年11月30日死于狱中，1980年10月4日平反。详见《黄南州志》，1544页。

一 12月10 日，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颁奖，奥巴马出席并作了演讲《世界和平需要正义之战》。媒体报道，当日奥斯陆有近万人就奥巴马受奖举行反战示威。就在9天前，奥巴马决定增兵3万，投入阿富汗战争，他们中“有些人要杀人，有些人则要被杀。”。战争乎，和平乎？诺和平奖授予“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让无数人感到困惑和尴尬。难怪现场贵宾对奥巴马的演讲也少有掌声。人类再次面临有关战争与道义的两难困境。   但是，奥巴马的受奖演讲还相当精彩，可为战争与道义的范本。他赞扬非暴力精神，说“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但是，奥巴马又说“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为榜样。我面对的是现实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真是难为奥巴马了。如果仅仅是一个黑人，他可以作为马丁.路德.金继承者，理想家，坚持非暴力精神，走上街头反对战争。但是，他是美国元首，则必须面对现实承担美国和世界的安全责任。武力、战争，当然是残酷的，但其又是人类文明保卫自身的手段，不可或缺，这是常识。否则，人类文明瞬间便被摧毁。必须承认，人性是有限的，恶不能仅靠道德和理想来遏制，需要一定的武力强制。如果没有反法西斯战争，纳粹将至今统治世界；如果没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抵制，全球早就沦为红色高棉。即使今日，美国武装仍然是全球制衡的重要力量，否则不知会有多少战争和杀戮。试想如果北韩、卡扎菲拥有核弹将如何？“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清楚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六十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显然，于人类世界，武力、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和平，有时需要被迫开战，“和平需要承担责任，需要作出牺牲”。“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这就是奥巴马所说的正义的战争。 正义战争并非新观念，中国古人即讲义战。正义战争表示：“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还有一点“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但是奥巴马指出：“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这种‘正义战争’的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他甚至批评“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和轴心国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正义之战固然正义，但依然是杀戮，危险而残酷，而且随时可滑入非正义，因此对正义的战争也需要有严格的制约，需要使之遵守文明的底线和规则。奥巴马承诺“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二 奥巴马的演讲可谓用心良苦，在战争与和平、理想与现实、权益与道义、人性善恶之间尽到了极致，而且他是真诚的。但是，这毕竟是演讲，现实远远更复杂更困难。是的，我们持守正义战争。但什么是正义战争？怎么判断？由谁来判断？其规则又怎么来确定？规模、手段又以什么为标准？等等。有些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显而易见，比如日本入侵中国、德国入侵波兰、苏俄入侵捷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中国的抗日、盟军占领柏林、美国介入韩战等等。但是，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其间有大片的模糊地带。比如印巴战争、巴以战争……，英法战争打了百多年，正义属于谁呢？美国内战，南方要独立，北方为统一，即使今天也很难说清正义在哪边，只好说是兄弟间的悲剧。再者，正义是意识，为主观判断。同是美国人，有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义战，有些人则认为是非义战，彼此争得目瞪舌燥。怎么判断呢？而这场战争还在继续。如同善恶，正义与非正义常常彼此纠缠，在现实中很难界定。   特别需要提及，人们的立场不同，道义观大不同。人类凡大规模的杀戮、战争，常常各方都冠以“正义”之名，非此不会有强大的动能。比如宗教战争，各方都自命“替天行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争战了近千年，至今没有消停。可以说，当今以至未来，伊斯兰与基督教、犹太教之争是人类冲突之中心，并将决定人类的命运。就是非暴力母国印度，宗教暴力事件也是频频发生，无可消除。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在一场战争中，大多数人都是被迫卷入，他们难以辨之对错；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多出于他们的立场——所隶属的国家、种族和宗教，少能超乎其外；我们无法要求他们对战争正义与否有恰当的判断。 人的道义观是变化的，而且常常前后矛盾。有些事情，我们原以为天经地义，但实则相反。奥巴马批评十字军以上帝的名义进行屠杀，但是当时基督教世界恰恰认为那是履行上帝的正义。尽管，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奥巴马也还是承认，美国曾介入的一些战争是错误的。在我居住的纽约上州，一批美国人发起归还印第安人土地运动，他们为先人屠杀印第安人，夺占他们的家园，深感不安和忏悔。但当时他们的先人则以为，美洲大地是上帝给他们的恩赐。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很多是出于贪婪、仇恨、虚荣、恐惧、猜疑、权力、狂妄，随着文明的进步，这些战争应该说是可以避免，也应该消除的。但是有些战争则涉及族群生死存亡，非战无以生。古代，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常因自然灾荒，无以为生，而南下抢掠汉人。非义自然是非议，但也是生存所在。巴以之战能平息吗？看不到希望。掌大之地，两个民族以死相争，种族的延续存亡远超乎道义。   人类间的生存争战，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残酷而真实，惨烈而悲壮。人毕竟是生物，生存竞争是本能；文明的大厦无论多高有多少种类，但地下均是生物之根。人类存在即悖论，如果当初没有欧人入侵美洲，对印地安人的掠夺和灭绝性杀戮，就不会有今日的美国——世界秩序中坚。我们谴责战争，但是战争则是催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最大动能。工具的进步首先就是武器的进步。欧洲之发达，很大因原是诸多种族国家的分立与频繁争战；欧洲是文明的中心，但历来也是人类战争的腹地。如果不是秦的统一，诸国势均力敌，中国不会走向大一统，也不会日不善战，动则辙就被异族入侵统治，而今日东亚也不知将如何发达。但对比欧洲，历史上中国大陆相对平静得多，虽然改朝换代是大动荡，但是其间也还有几百年的和平，这是大一统的好处。   三 人类的黑暗本能，残酷而顽固，与生俱在。我们在文明中，而俯身想想那些被灭绝的动物，毁坏的自然，就知道人类的黑暗力量是多么强大，所谓文明是多么有限。暴力、仇恨、虚妄、战争是人的本性之一。不论我们有多少善意，暴力与战争均不能避免，它们必将以各种形式，伴同人类延续下去，直至人类的灭亡。战争的根源在人性之中，在人类的心中。   是由于暴力和战争如此根深蒂固，才有非暴力精神的产生。非暴力精神不是真理，禁不住理性的审视。自人类产生，社会秩序的建立从来都是以暴力为支持；如果解除暴力威慑，转眼可以毁灭一个国家。非暴力主义不是用来治国的，而是在精神和道德上反制人性与人类的暴力。其功能不是消除暴力——因为没有可能，而是制约暴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素的互制共构。   人类暴力的存在是绝对的，暴力寓于人性中，与人共在；因此人类也就需要有相应的观念反制暴力，这包括非暴力精神。人类文明中，非暴力精神渊源久远，在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中都有。基督说“爱你的敌人”，实际这是人做不到的，除非圣徒；但是这是人类的存在需要有的精神。于血缘之外，人性中恨远比爱的力量强大，而且在人的心理中，仇恨是被放大的，而恐惧和仇恨是暴力的根源。基督说“爱你的敌人”，是因为人有太多太强的仇恨。如果社会没有对恨的抑制，没有宽容与爱的精神引导，其将非常残暴恐怖，以至人难以存在。你可以讥讽“爱你的敌人”迂腐，但是倡导“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无情”该如何？毛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是鼓动仇恨与敌对，因此“运动”不休，杀戮不休，最终爆发全国的红卫兵暴力、武斗，以至集体屠杀与吃人。文明与反文明的根本区分就是对暴力的制约。 观念或符号，它们在社会实行中，其值是递减的，这就是常言所说“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爱你的敌人”，在现实中少有人能做到，但是基督的这一教诲，起码能帮助人够克制仇恨，消减仇恨总量，导人向善，增长社会宽容。同样，非暴力精神近乎乌托邦，于社会并不能实行，但是它可以消解暴力，使人类减少暴力。人类所有正面的肯定性的意识，如爱、仁慈、宽容、公正、勇气等等，都是被迫产生的。悉达多因见人之大不幸，而弃王位，创佛教；基督同样如此。人性顽劣，文明脆弱，因此即需要绝对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制约人性本能之恶，保持人类存在的平衡。比如，宗教中的道德多是绝对性的，人难以做到，因此佛教、基督教中都有忏悔，允许人做不到——犯罪，但是五戒、十戒的道德要求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没有道德的绝对价值，文明就不能建立。一般来说，道义价值和真实生存为反比，前者所提倡的正是后者所欠缺的，否则没提倡之必要；而以极大的投入维护前者，恰是文明意义之所在；文明之根即道义。   “进步、发展”是好事，但也使人类的存在更加危险和脆弱。由马车到飞机自然是好，但是弓箭成了炸弹就是危险的增长。文艺复兴带来了近代文明，但是两次世界大战也将人类的屠杀带到空前的规模。航海的进步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但同时它也带来了印第安人的灭亡，中国近代的灾难也由此开始。核物理学的首先应用是原子弹的投放，冷战期间人类并不是没有毁灭的危险。科技的发展、人操控能力的增长，同时也包括人类的恶、暴力、杀戮及战争的增长。并不是说，古人比当今更道德，人性是常量，大致如一，只是当人性中的恶有了更大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暴力和破坏。歹徒持刀和持火箭筒，结果是不同的。不论人类如何罪孽深重，但在火兵器之前，人类并没有毁灭自然和自身的可能；但是今天的人类则面临着这双重毁灭的威胁，比如自然的破坏、诸多生物的灭绝、气候的变化、核武器的储备等等。因此，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类需要自觉地增长良知，增长对暴力、破坏和战争的制约。发展不仅是科技、经济、武器；更应该是良知、道德、公正、和平的发展——善的发展；且不局于一族一国，而是全球全人类的伦理重建。 四 有幸，两次大战教育了人们，先进的人们对之进行了反省，不仅是立于一国一族、一种主义和制度，而是立于全球，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联合国就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建立的。自由、民主、裁军、和平、交流对话、人权原则、减少贫困、保护环境、保护劳工、反种族歧视、普及教育、全民医保等等，近半个多世纪来，在进步国家的带动下，人类文明有了长足进步，非暴力精神也在世界得到广泛的传播，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诺贝尔和平奖自1895年创立，至今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象征符号，尽管其有欠缺，但是已为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它促进了人类争取进步与和平的努力，也凝聚了其成就。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资源，诺贝尔和平奖这个符号是值得人类共同尊重和珍惜。   2009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奥巴马，应该说是个错误的选择。尽管颁奖辞说了不少漂亮话，但诺奖委员会的真意大概是想用这条光辉的“和平锁链”捆住奥巴马——当前两场战争的三军统帅，从而最大限度地制约美国的战争。我相信，诺奖委员会的这番苦心多少会些效用。此用心可以理解，但却是实用的、机会主义的。按理授奖是在获有成就之后，如果奥巴马在伊、阿两场战争中确实对人类和平做出了贡献，那么授予他此奖也是当然的；但是这个授奖恰恰是在他刚刚就任美国三军统帅之时，我们并不知晓，他将如何指挥这两场战争。显然，诺奖委员会欲借此奖参与战争——制约战争。 精神与现实，符号与行为是互动的，彼此相关；前者对后者有界定、指示的功能，也有制约的作用。由于人的存在是浑沌的，也是盲目的，因此精神的界定与符号的指示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之存在秩序由此才得以建立。换一种说法，秩序必须要借助符号才能建立，符号的模糊和失值将会导致整个秩序的动摇和瘫痪。因此，精神与符号需要保持其纯正性，它们不能出于权宜之计而出让自身之价值。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是不成，信约就是符号的保值，并履行。   作为世界和平的象征符号，诺贝尔和平奖代表者人类和平、进步的精神理想，它需要凝聚人类，并在时间中长久延续。因此我们需要保持它的纯正性，而不能为一时之宜出让它的价值。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对制约美国可能会有点作用，但很有限，作为美国总统，他首要考虑的是美国的利益和战争的现实，他不可能为了一个奖而改变美国的战争决策。反之，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指挥两场战争的统帅，则是对此奖本身的伤害。名不属实，就是名的降值，况且奥巴马正在向阿富汗继续增兵。并非增兵不对，而是其违背和平奖之名，有损其值。此次奥巴马获奖颁布之后，引起一片唏声，说明诺贝尔和平奖——人类和平理想的象征——所受到的损害。   人类的存在是现实的，但也是受人类精神的指引、规范和制约的，因此人类所共有的精神价值和名号是需要极其地珍惜和爱护，维护他们的纯正，而不能以实用的方式，将之作为砝码，投入现实操作，即使其有一时之功效，也不当取，因为这将动摇文明的价值，有损人类根本而长久的利益。 2009年12月20-30日 于伊萨卡

1985年3月10日苏共总书记契尔年柯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第二天新的苏共总书记产生了。戈尔巴乔夫走到只有总书记才能坐的座位前，略微停了一下，然后尽量地使自己很自然地坐了上去。其他苏共的核心人物一一按着自己的职位坐到了该坐的座位上。刚才这些人还在对他的当选报之以热烈的掌声，挂着笑容，现在都肃穆了，等待他的开口。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契尔年柯的葬礼。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葬礼对戈尔巴乔夫并不陌生，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他都作为苏共的核心人物参与了。他始终记着在下葬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吻一下死者的嘴唇算是最后的告别。他清楚地记着，他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弯身吻别的瞬间，尽管他很沉着，但心中产生的恶心却久久不能去掉。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尽管他对死者充满了感谢和敬意，但在吻别的时候，心中仍然有些不愿。现在他可以做主了，他拿起笔，在契尔年柯葬礼的仪式上，把与死者吻别划去了。他望着年迈的葛罗米柯，又将抬棺的仪式划去了。然后他把手中的纸推了出去。在场的人都看了，只有利加乔夫认为，抬棺可改为仪仗队的军人来执行。戈尔巴乔夫点头表示同意，纸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酒馆里一群醉汉几乎都醉了，一个年老的醉汉还睁着醉意朦胧的眼睛，用手不停地在空中比划着，嘴里断断续续地喊着，要关掉正在播放契尔年科葬礼和戈尔巴乔夫新任苏共总书记的新闻。他见没人回答，就摇摇晃晃地走到电视机前准备自己去关。正好电视荧屏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老醉汉又改变了主意，举起手中的酒杯，对着电视机喊道：“新沙皇，干杯！”当他被拖回到原先他坐的椅子上时，他清醒了一些。他望着拖他的年轻人说道：“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从沙皇到这个戈……对，戈尔巴乔夫，都是一样的。”他觉得这年轻人正准备放手而去，他反过来抓住他。“你们年轻人应该听一听，我们的生活实在糟透了，不要指望这些沙皇会改变一切。不管是谁，对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们年轻人不要对沙皇抱什么希望，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

戈尔巴乔夫回到了他的官邸，他的夫人赖莎早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她迎了上去，在他的耳边轻轻对说道：“陛下，你回来了。”戈尔巴乔夫皱了下眉头，立即又舒展了。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他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他成为苏共的总书记、克林姆林宫的新主人，对他只是产生自尊心上的满足。他渴望头衔，只是认为自己能够得到，也希望得到，与许多人不一样的是他从没有产生占有的欲望。在他的认识中，帝王是种占有的表现。所以当他的夫人用这种口气与他讲话时，他内心闪过了一丝不快。

今天无疑是他们两个需要交谈最多的时刻，谈得最多当然是整个苏联的未来。要改变现状已经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但怎么改变？问题太多太多，戈尔巴乔夫真的不知道如何着手，他叹了口气。赖莎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问道：“你觉得我们这个制度还有救吗？”

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回答：“有的。问题是出在当政的人欲望和想法上，是这样一批只顾自利益和权力，而又目光短浅的人利用这个制度的不全把整个国家事务搞砸了。”戈尔巴乔夫停了停，然后很有感情地说道：“列宁创立了这个制度，首先他是为了整个苏联的工人和农民。也只有我们这个政权是为了整个人民的利益，而这个制度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建立起来的。对这点，我丝毫没有怀疑。在斯大林时代，就违背了列宁意愿，也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把自己变成了统治者，使这个制度堕落了。随之而来，是整个党的堕落，社会的堕落。赫鲁晓夫想扭转，但用错了方法。勃列日涅夫继承斯大林的堕落，结果把整个国家搞得不可收拾。”戈尔巴乔夫望了一下他心爱的妻子，继续滔滔不绝。“我们这个制度当时就是人民要建立的，也应该最能够最彻底地体现出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如果我们说自由和民主是人民的东西，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应该是最自由和最民主的。在这个国家里，为什么不能让人民说了算？有什么不能对人民公开的？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民的。是的，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很糟糕，人民没有热情。那是人民不理解他们是为了什么？有一群人在修宫殿，如果他们知道了这是为了他们自己修建的话，那他们的想法和热情将完全改变。”戈尔巴乔夫想起了他刚进门赖莎对他说的话，“我不是统治者，我不是人民的统治者，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应该有统治者。”他认为自己完全理解了列宁建国的初衷，自己才是列宁真正的继承者。

戈尔巴乔夫望着自己的朋友新上任的外交部长谢瓦纳德尔泽说：“数字表明，我们经济的三分之一被投入到军事竞争之中。从1983年以来，那个该死的里根宣布搞什么战略防御，我国的经济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转？为什么一定要搞军事力量的平衡呢？如果我们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要有新的思路。”他很想让谢瓦纳德尔泽发表自己的看法，但谢瓦纳德尔泽并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为什么不能用和平替代军事竞争？我们为什么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难道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没有自己的能力？我们为什么总是要与美国说不呢？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资本主义，它也有许多胜过我们的地方。我们要退出军事竞争，也要让美国退出，这难道不也是种平衡吗？”

谢瓦纳德尔泽问：“我们准备从阿富汗撤军？”

“是的，我们要赶快定出撤军的时间表来。”

谢瓦纳德尔泽又问：“我们怎样才能从军事竞争中脱身？”

“第一步削减中程导弹，同时也要求美国放弃战略防御计划。”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两天后瑞典驻苏大使前往苏联政府，他们的核电电站是否出了事故？那位官员十分严肃地告诉他：“没有，没有这回事情。”

戈尔巴乔夫对此很恼怒，说道：“我早就说过，我们不能再愚弄人民了。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向人民公开，坦诚地告诉世人事情的真相。”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说，这么大的事情一旦公布真相，后果难以预料。戈尔巴乔夫望着一个个颇有忧色的官员，沉默了一会，放低了声音：“我们不能对人民敷衍塞责，玩弄花招。以后决不能这样，同志们，以后决不能这样！”

苏联从此对任何天灾人祸的事件都及时毫不隐瞒地向大众公布。

这是一个由历史学、文学等教授刚组建起来的沙龙。

“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了，还有透明度。他的意思就是那帮官僚老爷们以后做什么事情，都得向人民公开。太有意思了。”

“戈尔巴乔夫很想把自己看作是列宁的真正继承者。列宁也提公开性，据统计，在他的著作中谈公开性的有23处。”

“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弊病就是对官僚饭桶没有监督，公开性就是让人们来监督他们。”

“我看不仅如此，对许多历史问题和人物事情都得公开他们真实的一面，是阴谋就是阴谋，是诬陷就是诬陷，是犯罪就是犯罪。”

“怎么公开性呢？这不是一个口号，而应该是实际行为。这个实际行为就是应该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和成立社团与党派的自由。没有这些，公开性只可能是一个口号。”

“公开性，首先就应该让持不同政见者获得自由。萨哈罗夫还在高尔基城呢。”

“戈尔巴乔夫现在摆出一付改革的面孔，但是他的改革力量在什么地方？他只有改革打算，没有改革力量，这打算只可能留在他办工作桌上。他的改革力量在何处？靠雅科夫列夫这几个人？总不会指望那批老官僚吧？你们看吧，他一定要坚持改革，为了寻找改革力量，他会把苏共高层人员像走马灯似地撤换。”

“我们社会这样的结构，产生不了改革。改革是多元社会的产物。戈尔巴乔夫不清楚改革是个什么东西，但他感觉到了，所以他在很多的时候会把改革看成革命。”

“你不要胡说了，中国的改革不是成功了？”

“不，我没有胡说，中国不叫改革。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不可能产生改革的力量。这个社会只有两种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者说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戈尔巴乔夫还没有认清这个简单的事实，天真地以为让人民起来参与改革，把人民看成改革的力量。等着瞧吧，当你戈尔巴乔夫沉醉于改革之中的时候，被唤醒的人民将会看的更清，想得更远，那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是够书生气的，居然会相信列宁书中的说法，把苏维埃看成人民建立起来的政权。没有这样的政权，这是骗人的把戏，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12月份的高尔基城，寒冷刺骨。几个身穿工作服的人走进了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的房间。这对与外界完全隔绝的萨哈罗夫来说，已经太习惯了。克格勃时常不经他同意就闯了进来，然后满屋转悠一下又出去了。这几个人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乒乒乓乓地架起电话线来。这一反常行为，使萨哈罗夫十分纳闷，他猜不透克格勃要撒什么花招。等这几个工人走后，他拿起话筒，里面没有一点声音，他按了几个号码，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只好把话筒挂好，坐在椅子上，捉摸起克格勃的用意。第二天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话筒里传出来：“你好，萨哈罗夫，我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受戈尔巴乔夫的邀请，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同时，数十名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获得释放。

莫斯科、列宁格勒、奥廖尔、伊凡诺沃、新西伯利亚、古比雪夫、高尔基城、斯维尔德洛夫斯科等城市都出现了自发结成的社团。苏联官方在1987年的春季有份统计：这样的社团莫斯科有1000个，列宁格勒200个。

1988年6月28日到7月1日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人们在莫斯科的书报亭前排起了长队，争相购买当天的报纸。“太有意思了，电视里那些代表的讲话。”这是一个购买者对旁边人发出的感叹。这次苏共代表大会电视台向全国直播了全过程，苏联民众几乎全部沸腾了。

“你说的是那个演员乌里扬诺夫的发言吗？他对斯大林骂得太痛快了，这是个刽子手，杀人犯，应该遭到千百遍的诅咒。”周围有人马上应声。

“为什么不能彻底清算斯大林？仅仅平反加米涅夫、布哈林、托洛茨基是不够的，斯大林对我们所犯的罪恶不知道有多大。”这已经不是在排队，而是一群人围在一起了。

“那还不是一些官僚老爷们为了他们的利益，需要斯大林吗？”

“是啊，那些只知道享受的官僚们，除了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之外，什么都不会。”

“你们没看见有代表提出，提前给他们发退休金吗？我看还不如让他们见鬼去！”周围的人哄然大笑。

“我们干嘛老守着这个制度，由共产党做主，已经七十年了，该换换了。人活到这个年纪也该到坟墓去见上帝了。”

“斯大林的时候，难道不是共产党吗？不是这个魔鬼指挥共产党干尽了所有的坏事吗？你们不要忘记，现在在台上仍然是共产党。”

“不一样，现在共产党正在变化。戈尔巴乔夫的爷爷在斯大林时候也被送进劳改集中营。”

“是的，是在变化，谁能担保不变回去呢？想想吧，斯大林的时候，想想吧，勃列日涅夫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已经过去，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忘记了。只要共产党在台上，就有可能再一次制造灾难；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就有可能再一次对我们犯罪。”

“对，说得对。戈尔巴乔夫告诉我们这座宫殿有些地方腐朽了，有些地方不合理，有些地方给一些坏蛋破坏了，他要求我们与他一起拆除和修补。在他眼里，我们将会得到一座崭新的宫殿。不，凭什么说是宫殿而不是牢房呢？好，就是宫殿，但这宫殿里装满了罪恶，装满了我们的灾难，到处是血腥污秽，我们凭什么修补而不去彻底推倒，筑造一座新的宫殿呢？为什么一定要抱着社会主义不放呢？”

“不能这样！这样的话，我们的祖国就会解体，就会崩溃。大家忘记哈萨克人、亚美尼亚人游行示威，要求独立的吗？接下来，乌兹别克、格鲁吉亚，甚至乌克兰都会这样的。”

“是的，解体的是我们的祖国。如果共产党和它所建立的制度深得人心，得到各个加盟国人民的拥护，就是解体了，各个加盟国仍会坚持这个制度，仍会是共产党领导。所以共产党垮台与祖国解体不是一回事情，就像一块玻璃，打碎了仍然是玻璃的道理一样。现在我们要打碎的是座监狱，是套在我们身上的镣铐。如果因为加盟国离开，而我们不去结束共产党的统治，结束苏维埃这个制度，那我们现在不如回家喝酒去。”

“戈尔巴乔夫已经讲得够多了，我们还是一无所得，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们的生活没有好起来，食品供应仍然一团糟。是的，应该变了，一切都该变了！”

“别讲了，报纸卖完了！”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不时地有人喊道：“打开大门！”西德密切地注视着柏林墙这边的状况，他们感觉到了一个伟大的时刻就要降临。街上的人们向柏林墙的出口涌去，准备迎接从东柏林过来的同胞。议会厅里灯火辉煌，议员们在心里为东德的同胞祈祷，嘴里唱起了国歌。

柏林墙的门被打开了，东德人向门涌去。一个军官站到了警戒线上，不让人们通过。人群中走出了一位老太太，对这军官说：“孩子，你让开！我要看看那边的孩子。”

“孩子？你在那边有孩子？”军官有些诧异。

“是的，那边都是我的孩子，这边也是我的孩子。你也是我的孩子，你能让一个母亲不去看望你的兄弟？”老太太滚下了泪水。

军官沉默了一会，挽起老太太的手，将老太太护送过了柏林墙。

人们再也没有顾忌，如潮水般地冲过警戒线。那边的人们用巧克力、石竹花、玩具熊抛向涌过来的人们，他们相互拥抱，一起跳啊、唱啊，欢呼胜利。一个姑娘跑到一个东德边防警卫跟前吻了他一下，并将手中的鲜花插进了他步枪的枪筒里。

2009年10月28日写于上海

《自由写作》首发

一、开题：

严格地讲，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现的地下文学，主要集中呈现在地下诗歌，它包括地下诗歌小组/社团、地下诗歌刊物、地下诗歌出版物与间断性出现的地下诗人聚会、朗诵会，这些地下诗人，参与、见证了地下文学的历史，作为地下文学运动舞台的主要角色和历史实践推动者，同时也参与和见证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文学史版图的改写与重构。

上海的地下诗歌，最初的发韧应该是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学院界为了“避嫌”审查制度，通常称之为——潜在/抽屉写作。在陈思和主编的“潜在写作文丛”中（武汉出版社/2006年），一部《青春的绝响》向外界和后人，集中披露了这些诗人创作于“文革”十年时期的诗歌作品。作为当事人的陈建华，在近十余年来陆续发表于海外《倾向》、《今天》杂志和大陆《书城》杂志等书刊的回忆篇什中，对他们的青春——那些过往岁月中的阅读、写作以及人生经历中奇特的遭遇，作了平静而又难忘的描述和缅怀。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的标志，次年，邓小平复出。作为上层权力斗争的反映，“两个凡是”的讨论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一个时段，是大陆思想解放、文化复苏、言论自由、平反昭雪等所谓政治生活、意识形态的宽松期，它所提供的空间虽颇为短暂但还是产生了一些可能和影响。时至1986年，随着统治者权力的稳定和党内开明人士的下野，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的发生。一场争自由、求民主，反映在思想/学术领域、以文学/诗歌率先，且波及人们社会生活布尔乔亚式的革新，似一片海市蜃楼，从轰然倒塌到沉沦消弥，仅用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与新世纪伊始几乎仅仅一个世代的光景，其中的缘由和背景显然是复杂而又残酷的。

本文所要探寻和评述的就是呈现于这一时期，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也是公民社会艰难转型进程平行发生并持守至今的上海地下诗歌。

一、源起与潮涌：

1、介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王小龙在其任职的上海青年文化宫举办了一个诗歌学习小组，成员有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张真、卓松盛、沈宏菲和尚在中学读书的默默（原名朱维国，其时以野云为笔名）。在这个小组的周围（实为背后），有几位出生于50年代的诗人，白夜（张毅伟）、蓝色（蒋华健）等。年龄和阅历上的差异，使他们在对世界/社会与交往/传播上有了一个区别于主流/官方的认知和把握，在与外省及北京顾城、北岛等朦胧诗人半秘密的私人往来中，他们清醒、独立的姿态，使上海的地下诗歌从一开始就呈现、保持了一种特有的品质：关注城市底层生活，诗句干净、朴素。

王小龙的《麦考里夫》、《天籁》等一系列诗篇，其简练、流畅的表现，开创了中国口语诗歌的先河。默默的《在中国长大》，那童心不泯、编年史式的创作，是上海乃至中国地下诗歌中的一个奇迹。而女诗人张真的作品，无论是大陆期间的还是移居海外之后的，她具有一种近乎天然的本领，把感性、细微的生活以知性、节制的笔调加以表达，又不失精准。

2、19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始，延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叶，在上海行政区域的东北端，地处长江入海口，素以钢城著称的宝山，活跃着一群为学界称之为“吴淞派”的诗人。当我们探究、考量这一诗群派/诗群的发生与现象时，对其独特的地域性、群体性，尤其是中国地下诗歌板块中和上海地下诗歌份量中所呈现的开创性与持久性的评价上，宝山诗人群/吴淞派那显而易见的思想倾向和诗歌禀赋都是毋容质疑的。

⑴1961年生于吴淞的孟浪（孟俊良），在保持旺盛的、持续不间断的先锋诗歌创作，还参与发起创办或参与主持编辑了贯穿80、90年代，不少于10种上海乃至全国及海外的具有地下或流亡色彩的重要诗刊与诗歌出版物，如：《MOURNER/送葬者》、《海上》、《中国当代诗歌75首》、《大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一行》（大陆纪念版）、《异乡人》、《现代汉诗》、《倾向》等。诗人/翻译家黄灿然曾说“孟浪以其克制、清苦和执着，证明自己是一位纯粹而自重的抒情诗人，保持缄默和低调，同时坚持对重大问题的介入和承担。”诗人/学者刘漫流称道“孟浪以其令人信服的写作与富有成效的诗歌推广活动影响了整整一个诗歌时代。”……同道们的评价和赞誉，除了肯定这位中国地下诗歌夸父之外，也是对这位90年代因遭迫害而流寓海外，却始终焕发中国地下/流亡诗歌精神之践行者的激赏。

⑵冰释之（李冰），祖籍江西婺源，60年代初生于上海，在宝山完成中小学业，经历了几年的工厂生活，83年考入上海大学文学院。据诗人透露，他于70年代末开始诗歌创作，并在80年代先后与中学同学和校友孟浪、郁郁、夏睿创办民刊《MOURNER/送葬者》，87年自编油印诗集《门敲李冰》，88年与默默、白夜创办时存一期的《上海诗歌报》，89年因参加沪上“六·四”游行而遭单位除名。90年代为营生所迫，奔波、沉浮于商场。新世纪重拾文学/诗歌创作，并于06年自编出版诗选集《回到没有离开过的地方》，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诗人时跨二十八年创作生涯的诗歌集《门敲李冰》。通观诗人冰释之40余年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那一扇扇“门”的意象扑朔迷离，而他的名句“我的朋友点燃了一支烟/我的指间/有家乡的一场大火”，是否暗合了世界的不安与内心的勃动恰恰是诗人挥笔成章的激发点。

⑶刘漫流（本名刘佑军，又以笔名高庄、网名老蠹撰文写博），1962年4月出生于上海，曾在86-96年在宝山度过了动荡而又青春的时光。早在80年代初就读于华东师大期间，他与天游（原名周泽雄，90年代起转为自由文字工作者，其撰稿常见于《文汇读书周报》、《南方周末》等报端，出有书评、批评性著作多部。）及剑客（原名张志平，90年代起名张远山，在《书屋》等杂志开辟专栏，出有文化、批评专著版若干。）等大学同学，创办了同仁性诗刊《广场》，它完全有别于校团委/学生会主办的《夏雨岛》（当时几乎每个高校都有准官方的文学社团/刊物，如复旦的《诗耕地》、上师大的《蓝潮》等。）84年底刘漫流等协同默默、孟浪、巴海（杨晖）创立了“海上艺术家俱乐部”并创办/主持了《海上》诗刊。在《海上》84-90年的编务/出刊中，刘漫流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犀利的姿态，让诗刊保持了应有的品质与高度，使“海上诗群”这一代表80年代上海地下诗歌创作实绩的诗人们在中国诗歌界享有不凡的影响；他所撰写的关于“海上”的一系列文章，为读者和人为隔膜的外界提供了一个延伸阅读的版本。也许是出于谨慎和自谦，他把自己结集出版的文稿命名为《本世纪的未定稿》、《未定稿2000》，而那册中英对照的《刘漫流短诗选》也只收录二十余首小诗，他在那首《致未来的读者们》中写道“郑重托付这些诗篇。他们的主人已逝/他的真名实姓生卒年岁已无法确知……让我们相逢在一次寒冷的阅读中收集起残灰余烬/细辨我生前的容貌、声音和微笑”，诗人先知般的宿命感和雍容大气，在这里已成了一份感伤与怀想。

⑷自小生长于宝山老城厢的郁郁（郁修业）是三十年来上海地下诗歌的当事人/见证者，也是朦胧诗以后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风生水起的重要推手。80年代初，他除了与冰释之、孟浪操办《MOURNER/送葬者》外，还参与蜚声上海滩的“星期文学俱乐部”，并与“天天文化社”的同道（孙放、默默、孟浪、朱乃云、戴坚）创办打造了一份影响深远的地下诗刊《大陆》。85年他与孟浪、冰释之历时整整一季、浪迹大半个中国，自费考察大陆地下诗人现状，88年他在武汉编纂了首部《中国第三代诗歌总集》，89年初春，他又与黄文棣主编了《门在屋檐下——这些歌者拥有80年代的上海及其他》，之后他远走海防前线福建，在永安写下了创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千行长诗——《再会死亡的爱情》，如一场阵痛中的重生，向80年代告别。86年起在国安部门的重点关照下，郁郁丢失了公职，从此被人戏称为“王牌运动员”，我们从他结集成册的自选诗集中，就不难发现他的诗歌轨迹和心路历程：《在路上/1983》、《节日/1985》、《默默五月的郁郁/1989年》、《尽量回到重新的岸/1993年》、《之间/1998》，而他却觉得此番营生全都是《亲爱的虚无亲爱的意义/2000》。与上海地下诗人中的孟浪、陈东东等一样，郁郁也自嘲“职业诗人”，只是他在进行文学/诗歌创作的同时，还要匀出一定的时间/精力从事民刊的采编与刊行；自觉的责任与使命让郁郁腾出手写下了《作为中国“后朦胧诗”中上海诗歌的观望与批判/86》、《诗人：愤怒的啄木鸟/98》、《废墟上的瓷（上篇）——〈大陆〉或与诗有关的人和事/07》等篇什，他认为中国/上海地下诗歌唯有依托亲历者的述说才能为历史和后人留下弥足珍贵又真切的足迹，二十年前的1989年他就信奉并身体力行着“一场漫山遍野的爱情/一次伤痕累累的凯旋”。

3、潮聚潮落

在偌大的城市，当然也是殖民化最为久远、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除了上述的诗人社团/群体，还有一批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诗人，他们也经历了80年代的那场文化复兴运动。在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他们的坚守和抗争延伸、丰富了上海地下诗歌的脉络，在中国地下诗歌的格局中，上海地下诗歌显现了特有的理性与节制。在世纪交替的那几年，中国诗界的价值观发生了严重的倾斜和混乱，那些同行纷争着所谓的话语权，社会媒介也质疑当代诗界的种种行径，唯上海地下诗人荣辱不惊，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他们秉持了一个诗人应有的职责——美的，歌唱；恶的，控诉。

⑴阿钟（李云忠）生于50年代的最后一年，他对诗歌的热爱表现在持之以恒的大量的诗歌创作上。那首时达八年写作的长诗《昏暗-我一生的主题》，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也确定了他诗歌的创作风范。80年代末他与里纪（王一梁）、京不特（冯征修）创办了交流/传递于同仁之间的民刊《亚文化未定稿》，90年代中期他又去广州参与《文化与道德》的编刊。2007年，阿钟出版了一部汇二十六年创作实绩的诗集《拷问灵魂》，并于当年受邀赴纽约参加美国笔会与独立中文笔会举办的文学交流活动。较之他人阿钟是不易的，因为他是拄着拐杖前行在诗歌道路上。

⑵毕业于上海师大的陈东东，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与同学王寅、陆忆敏、成茂朝创办了油印诗刊《作品》，并在当时的大学生诗派中形成了影响。在民刊《倾向》刊名为贝岭“征用”之后，他又与外省的同仁编办了《南方诗志》等多种杂志。尽管陈东东在临近而立之年参加了那个“青春诗会”，也尽管不知是何原因他又加入了莫名其妙的“作协”。需要关注与肯定的是，陈东东是上海为数不多自80年代高校走出至今仍积极、勤奋写作的一位诗人，他在诗歌语言上的造诣有着独到、鲜明的特征。再需要如实评价的是，陈东东因投身诗歌，其身心与行为也曾遭致中国地下诗人普遍经受过的冲击、打压。

⑶在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中，京不特首次打出“撒娇派”旗号，实乃一个戏剧性事件，因主办者徐敬亚对此诗派那毛式宣言的情有独钟，加之当时一报端的斥责，“撒娇派”与京不特从此就成了诗歌界的一个奇谈。不过这位毕业于上师大数学系的诗人，他年轻时的传奇经历，几乎混合了金斯伯格与苏曼殊。在频繁流串申城各地下诗群的同时，他在宝山与刘漫流把“口授诗歌”称为“口兽主义”，并以此方式“口授/口兽”了一批“嚎叫”诗篇。87年他去西双版纳“支教”，一场伤寒令他九死一生，病愈不久他就皈依佛门，次年于莆田广化寺接受毅然方丈的教诲。89年3月他浪迹“金三角”被老挝军政府拘捕，经由海外友人帮助、联络联合国难民总署，终为丹麦政府接收，落脚安徒生的故乡——奥登赛，并开始研习哲学。若干年后他开始学习翻译基尔克郭尔的《非此即彼：迪阿萨马塔》。96年他家人在国内为其自费出版了诗集，取名《同驻光阴》；世纪之交，京不特在“橄榄树”刊出自传性回忆录体小说《常常低着头》，对80年的青春、爱情和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作了一次真切而又漫烂的描述。

⑷上海地下诗歌首部铅印诗集《上海诗歌前浪》是由一土（厉楠）、醉权（潘国权）、羊工（陈斌）于87年编辑刊行的，它集中呈现了80年代上海所有地下诗人的代表作品。2009年，诗人/翻译家海岸（李定军）与国际诗人/出版家杰曼·卓根布鲁特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诗歌前浪》（汉英双语版），并在中国大陆和欧洲同期刊行。在庆幸上海地下诗歌，能从80年代的秘密状态到时隔二十余年后在更大范围内展现之际，我们要对在88-94年间编出8期民刊《喂》的一土、醉权、海岸等诗人们表示感谢和敬意。正是他们的前赴后继和承上启下，才使上海地下诗歌的风骨与精神薪火相传，并为紧随其后的歌者所感召。

⑸与中国其他省份一样，89年“六·四”以后的上海显得分外萧瑟。诗人/作家南方（张亮）与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小说家、画家及民间思想者，于90年春创办了《异乡人》，它的出现不啻是对坚持独立/自由写作者的激励，也有力证实了上海地下文学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不拔之精神。90年代末南方留学法国，担任《今天》小说编辑，虽然这位学建筑出生的文学志士生性狷介、乖戾，但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还是严肃、苛刻的，他为《今天》采编的“零度写作”作家群专辑，反映了一个国内地下、海外漂泊的诗人/小说家所应有的眼光与价值取向。

三。流变于90年代：

1.风云突变的89年几乎成了我们记忆中一个巨大的黑洞，人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与失重。虚弱、苍白的90年代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体转向对于经济追逐。孟浪开始辗转于深圳、大连和江浙等地，地下文学运动倏然从此起彼伏转入交通站式的摆渡，他也陷入了“三失”状态：失业、失恋、失踪；他完成于87年的长诗《凶年之畔》，起首的诗句仿佛预示了喧嚣之后的消沉——“枕边袭来被犁翻开的新土，波浪/沉船，已经松弛下来的沉船/完整而安详”；95年赴美成行，投身了近二十年的文学/诗歌活动的孟浪，从此便要在概念与书本中寻觅真理。89年4月22日，天雨，冰释之在上海完婚，这天也是胡耀邦的追悼会；此番巧合，是否暗示了维系一个人命运的，往往就是触不及防的种种羁绊与宿命；90年代中，冰释之的身份似他不断置换的名片，单薄、空泛充满了不确定性；十年后他再铺诗卷，把过往生活中的场景、经验升华为诗，敲打那尘封经年的心灵之门；这种与往日重归具有同等意义的复苏和举措，触动、影响了上海地下诗歌的面貌，也使诗人冰释之的写作有了一个更多更高的可能。“我们不沉甸甸/中国如何收获”，早在80年代就写下如此隽永诗句的默默，在89年写下长诗《争取未来》后，便投入到为生存与体验人生的房产行业；2000年他辟设诗院、编办刊物，重振“撒娇”，并为此注入全新的含义，他说“撒娇，是一种温柔的反抗”是“浑身是伤懒得疼/已经是英雄懒得承认”；新世纪他创作了《这黑夜也是黎明》等多部长诗，还以“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为总题，将80年代艰难、辛酸上海地下诗歌的往事，作了诙谐又不失真实的描绘；尽管这种转身和张扬受到了不同的风议与评骘，但作为上海地下诗歌的一种标式与中国民间诗歌史上的一个戳记，诗人默默这种舍我其谁的气慨和奉献精神，倒底使上海这座虚华的城市以及愈发暧昧的中国诗界抹上了一道令人瞠目咋舌的重彩。“海上诗群”像它的母亲河苏州河，弯弯曲曲，过了89年，它已显得散乱、混浊；刘漫流提议并主持了《海上·终刊号》，向读者和关心我们的朋友作了一个不舍而又负责的告别；96年他在美国《倾向》人文杂志上发表了“海上：1984-1990”，对这个诗群的形态作了基本的勾勒，对诗人们各自的风格和差异作了点睛般的分寸恰到的评介；自此他一扫80年代舌战群儒的交往方式，从生活了极不平静的十年的宝山迁往他处；在舍得之间，他更向往智慧和意志层面上的搏弈，如同人与世界，诗人/学者刘漫流选择险境重重的未来。棚户区是不能再待了，整个90年代诗人阿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在上海的弄堂深处和马路街道，阿钟起伏的身影与赖以营生的残截摩托，一如上海地下诗人的写照，隐秘而又忙乱；阿钟上北京下广州，最后落户浦东；这十年他比书斋里的诗人更有资格讲道生活这本无言的书，因为阿钟是用超常的毅力和代价一路走来，正如他置于诗集《拷问灵魂》封面上那骄傲的诗句“让我像风一样高昂/在雨的洗濯下呼吸元气”。至于得了“王牌运动员”称号的郁郁，所谓幸与不幸，他似乎都没多少功夫理睬；他是上海地下诗人中首位因写作而被单位除名，也是集采编、刊行和推波助澜诸多地下文学活动为己任的家伙；郁郁除了经常转换阵地“煽风点火”外省的地下诗歌外，一俟风声稀疏就返回沪上继续他认为能与革命/宗教比肩的诗歌事业；上海地下诗人几次集体亮相便出自于他的安排（86年《芒种》、88年《作家》、98《都市》）；其实在坚强、硬朗的背后诗人郁郁也有脆弱、感伤的一面，我们从他90年代编出的几本个人集中，发现他先前调侃、反讽的诗风渐变得委婉、抒情起来，口语加书面语成了他表达的调节器；新纪元，郁郁和上海的诗歌伙伴复刊了老牌民刊《大陆》，其后又费时三年推出一本大气、厚重的“纪念号”；他说：诗人和战士一样怎能离开战场，我们要从地下出发占领整个广场；郁郁是孤独的，他一个人坚守在漆黑的长夜，像诗歌王国里的敲更者。

2.籍贯湖北黄陂，62年生于新疆，87年毕业于深圳大学，这份看似天南地北的履历是诗人古冈（胡冈）不露声色的大致面目；90年代他因担任纽约《一行》诗刊的上海代理人，以及2000年起主持民刊《零度写作》诗歌编辑，便引起多方关注；但古冈笔耕不缀每日一首，并写下了一批诗学文章，成了上海地下诗歌中颇具学术意味的诗评家；他于89年一前一后编出的个人集，分别取名为《正在写作的一双手的正反面曝光》和《朝圣者》，啥意思？！如今，古冈开始质疑、摒弃所谓的纯文学写作，强调写作者在是非中要有态度尤其倾向。寡言少语、诗风节制内敛的吴跃东，是上海民间诗歌又一位实力诗人；他在从传统到现代的极具个性化创作历程中，保持了鲜明、冷静的写作姿态，也是我们当中一位既坚持独立的创作精神又强调知识分子要勇于承担社会、良知之责任的写作者；世纪之初，在“零度写作群”遭受盘审、压制的当口，跃东记下了愤懑、抗争的情绪，宣告：“就在土地上书写吧/如果没有白纸/如果正值秋天”，表示了一个诗人在淫威面前宁折不弯、义无反顾的情操。翻译家/诗人海岸，90年代中不幸患疾尿毒症，在与病魔漫长、艰巨的抗争中，他写下了体验死亡和具有重生意义的长诗《挽歌》；并不顾身心的创伤，以更大的热情和责职翻译/编著了许多上海及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传播、鼓吹于国际诗坛；也因此引起上海警方的注意，当这些鹰犬找到海岸就职的大学时，被反问道：“这样对待一个人，你们觉得还有意思么？”

对国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叶青，是一位有着二十年创作生涯的资深诗人；他曾是80年代上海中学生诗派的引领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潜心诗艺、深入语言，主张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修养，并作了连篇累牍的尝试；与此同时，诗人叶青作为职业广告人，也常以自由撰稿人的名义，为上海民间诗歌在外界挟小、紧张的场合，写出了多篇简明扼要又恰到好处的推介文章。

3.从90年代中期，随上海国企的改制和浦东新区的成立，全国性涌入上海的人流似黄浦江的潮水，这当中也夹杂着一批新生的诗人（评论界称之为：中间代及70后80后）。其中以居“荒诞派”诗人之首的祁国最为显著，他不但把文化传播公司从北京搬来，而且在上海举行了几次极具民间性质的诗歌活动与诗歌读物的编办，他的名篇《自白》，把世界、人生的荒诞表现得令人叫绝——“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而出笼于2004年的新民刊《活塞》，在诗人徐慢、丁成等更年轻更有力更粗暴的打造下，让上海及中国低迷的诗界为之一震，脑袋的清醒需要的是冲击而非熟视无睹，《活塞》的出现和他们炮制的诗歌，其作用或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女性的写作较之男性，可能在平静和动荡的体验、表现上更加细微、精准，来自安徽的刘晓萍以她谦恭、纯净的写作，赢得了朋友的关爱与推崇，09年她首次公开出版的诗集《失眠者人和风的庭院》，让刘晓萍出现在上海乃至全国优秀诗人的行列，时间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诗人的彼岸总会满目是春么？

四。失望的结语：

事实上，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之说，更多意思上指的是在人类遭受巨大的浩劫下，诗歌的叙事、抒情等传统功能、作用已成了一种讽刺。那么，柏林墙的倒塌、东欧的剧变和苏联解体，那场发生在二十年前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浪潮是否标志了冷战的结束？而西方自由世界的价值观、法则也是否解决人类所有深层次的问题和更大范围内的悬殊与冲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往往看似胜负皆有主，而且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但世界的实质并没有发生我们想象中的变化。

试想东德人对西德的向往是一种朦胧又紧张的心理，那么二十年前乃至更早的时间上，脱离于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之外的中国和它的子民，对西德以及个东欧国家的印象、认识，其思想和心理，大抵是抽象的，而且受制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下，绝不可能以正确与否来决定、纠正、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认知，因此大脑中的轮廓便是混沌又尴尬的状态。

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因国家利益我们加入、参与了世界性的、技术层面性的组织。国门打开了？世界自由了？昆德拉、哈维尔的著作也经过不同的渠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只要“莫谈国事”，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之活跃、丰富也当属世界之最。因此，专制国家特有的地下文学渐息渐灭，称谓上也发生了异化：先锋-前卫-民间-另类-异质。这种表面上为时光和媒介模糊、消弥的现状，实际上是我们的意志在极物世界尤其是国家的强势力量下，最后沦为犬儒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

拒绝和沉默是可能的吗？思想上惰性和主动遗忘就是放弃的抵抗。在冠以革命的名义取消一切信仰的国度，诗歌是唯一可与时间和专制抗争的可能。

2009.12 /宝林荒园

《自由写作》首发

20年前的1989年，东欧巨变。东欧人民推翻了专制的政权，解散了专制的政党。长达几十年的东西方冷战，以专制的一方轰然自燃、自灭、垮塌，民主的一方不战而胜，骤然落幕。

然而，冷战在欧洲不再，不意味着在全球所有角落都没有冷枪暗鸣。

仍然愚顽不化的朝鲜金正日政权，悍然坚持冷战立场，但日益惶惶不可终日，对自由的意识形态，及客观的真相报道，极其恐惧，全面封堵。严禁民众收听外国电台，严禁民众上互联网的外国网站，唯恐民心生变。

政治上的愚顽，导致经济上的幼稚。食品不足，饥荒现形。为了遮掩供给不足，强行作废部分货币，搞休克式的货币紧急更换：限定每户只能限额更换30万元朝鲜旧币，更换成3000元朝鲜新币（旧兑新，100比1）。未更换的旧币立即作废，停止流通。据报道，私换超额旧币者，逮住俩人，秘密审理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虽然与朝鲜奉行同一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但比朝鲜开放多了、自由多了。中国大陆，对美国、欧盟，奉行长期友好、积极互利的外交、经济、军事的合作政策（唯有政治等，号称内政，号称不许干涉，反对他人多嘴）。

在图书、电影的文化类产品的进口上，虽然审查严格，还是有所变通。变通中，又有所固守。

固守中，又有所可笑。我所观察到的一例，就是可笑之极，势必被历史永远铭记。

话说《不列颠百科全书》，旧译《大英百科全书》，初版于1768年的英国。上世纪，版权被美国买走。

中美合编了一个《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与英文原版的内容差别，在于改写或增添了总共4千条涉及中国的词条，需由中国官方对其进行严格的政审把关。其余绝大多数词条，则忠实翻译。

此书英文原版几乎每年或每隔几年就出最新修订版。其英文原版网络版www.britannica.com是比纸质最新修订版还要新的及时更新版。其网络版的版权创收功能不亚于纸质版。其版权保护、版权创收的先进经验，此不赘述。

美国人从英国人手中接下这件知识产权宝贝，如今真是经营得有声有色，兴旺发达。还进一步发扬光大，衍生出法文版、日文版、土耳其文版、希腊文版、西班牙文版、葡萄牙文版、韩文版、匈牙利文版、波兰文版等等。

此书的国际中文版，是1979年邓小平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代表团时，豪言一出，一锤定音：“外国的部分搬你们的就是了。将来中国的部分我们自己来写。”

结果，中国的部分，哪怕是两三百年前、跟共产党及其斗争对象几乎都无关的Agui（阿桂，18世纪的清朝军机大臣），中译本与英文原版，在内容上也有相当多的差异。

中学生及成人，查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名副其实的百科嘛），哪怕是相当冷门的词条，查它很爽。所以我买了一套（两大纸箱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2007年修订版，全20卷，根据英文原版2007年第15版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首版2次印至7000套，精装4400万字。

常常翻阅，发现这个中文版，缺点集中在中方动过手脚的条目上。凡是被中方动过手脚的，大多动坏了。举例如下。

中国大陆官方传媒竭力封杀高行健，到了畏之如畏洪水猛兽的程度。这个中文版，在这方面也顺溜屈服，未能坚持公道。

如，硬是把“高行健”词条，完全抠掉。宁可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全名单，少掉高行健一人。

取而代之，把高敏（英文原版、最新版里至今仍未收她）等全球知名度、世界影响力都远远不如高行健的体育新秀，给塞了进去（根据中美协议，涉及中国的词条，中方有权取舍、增补、改写）。

这不仅是跟高行健个人过不去，而是跟高行健所坚持的个人思想自由超越任何专制党派，以及人权大于主权的新世纪、新世界的意识形态潮流，暗中较劲。

毕竟是冷战之后，冷枪也只能聊以自慰，不敢公开组织对高行健的任何批判。否则只能显得自己愚昧，不能与当代文明、当代真正的先进文化，自我、自觉地兼容。

在中文版里被抠去的高行健条目，在《不列颠百科全书》英文原版（Encyclopaedia Britannica）里，是这样的：

 

Gao Xingjian.

Chinese author and critic.

Wade-Giles romanization Kao Hsing-chien.

born January 4, 1940,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China.

Chinese émigré novelist, playwright, and critic who in 2000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or an oeuvre of universal validity, bitter insights and linguistic ingenuity.” He was also renowned as a stage director and as an artist.

Gao was educated in state schools and from 1957 to 1962 attended th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where he earned a degree in French. Persecuted as an intellectual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ao was forced to destroy his early writings and was later sent to a reeducation camp, where he endured nearly six years of hard labour. Afterward he was assigned by the government to work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He became a translator but was unable to publish his work or travel abroad until 1979.

Gao first gained critical recognition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novella Hanye zhong de xingchen (1980; “Stars on a Cold Night”). In 1981 he became a resident playwright with the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and in 1982 his first play, Juedui xinhao (Alarm Signal), writ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Liu Huiyuan, was performed. His second and most celebrated play, Chezhan (1983; Bus Stop), incorporated various techniques of avant-garde European theatre. It was openly condemned by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Gao continued to explore the boundaries of experimental drama with plays such as Yeren (1985; Wild Man) and, most notably, Bi’an (1986; The Other Shore), which was quickly banned by the authorities. Gao then embarked on a 10-month walking tour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the Yangtze River—a spiritual pilgrimage that became the basis for his first novel, Lingshan (1989; Soul Mountain). In 1987 he settled in France as a political refugee and subsequently became a French citizen.

Gao’s play Taowang (1989; “Fugitives”), was set during the brutal 1989 suppression of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Tiananmen Square. Its publication anger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o banned Gao’s works and declared him persona non grata. Gao wrote in both Chinese and French. Several of his play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The Other Shore: Plays by Gao Xingjian (1999).

 

当这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2007年修订版，把2000年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抠去之际，中方有关方面，也就把自己，钉在了尴尬无比的耻辱柱上。

这可是白纸黑字，别说再过50年，就是再过100年，后人指着该书抠去高行健之处，仍会教育那时的新一代：什么是早年那帮老家伙的意识形态禁锢、钳制？什么是祖宗中的邪门者发明的鸵鸟政策、眼不见为净？什么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冷战不再、冷枪暗鸣？喏，喏，喏，这里，由此可见一斑。

 

童牧野作于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

　

　

 

中文版马恩列斯全集的下坡路

　

在中国大陆的出版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在过去60年来（1949年至2009年）印量规模的悄然变化，引人深思，令人微笑。

感到：国家所处的时代，确实是进步了。图书市场的热点，确实是早就转移了。人民的兴趣，确实是多样化了。人民公开宣称信仰还是不信仰马列主义，确实是比较自由了。

 

1

我对马克思的亲近感，油然生于1967年我10岁那年。源于父亲的同事说的一句恭维话：“你这个大儿子，眼神、眉毛，很象马克思。”

那是一句恭维话，却不是马屁话。那是文革的第二年，文革前任浙江省洞头县人民政府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父亲，在文革中早已“靠边站”，天天被“勒令”去造反派组织的“当权派学习班”进行思想改造。已然是落水狗，没有人会拍他马屁。那种恭维话（不说你怎么样，而说你儿子很象大人物），是一种善意，一种温馨。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关心马克思是谁？值得我去跟他相像吗？我用铅笔，临摹了马克思像。父母一致称赞。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1985年至1998年，我还曾在上海某高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执教过。

到了2009年，东西方冷战结束20周年，我的住房更宽敞了（有了自己的1号藏书楼、2号藏书楼、3号藏书楼），书橱更多了，便想：我已经收藏了很多小说家的文集、全集，而曾经被中国大陆的执政党视为至高无上、奉为经典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是否该去收藏一套呢？

马克思、恩格斯，那是我已故父亲生前心中的准上帝。他生前很清官、两袖清风。没有积蓄。一个摇摇欲坠的竹子旧书架，放不了多少书，放得大多数是党支部发放的政治读物。根本无力购买、无处摆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住房一度简陋至极：一室户，没有客厅，没有书房，没有浴室，没有厕所，没有厨房。

为了我的已故父亲，圆我也是圆他的梦想（在我的小说中，他成了常常光顾我家并护佑着我全家的善意幽灵），我说干就干。

离我家1号、2号藏书楼最近的大学书城（从属于国营的上海图书公司，它的附近，有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只见店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一本都没有。多年不进这种书了。怕卖不掉，怕白白占据店堂内宝贵的书架位置。

离我家3号藏书楼最近的五角场书城（从属于国营的新华书店系统的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是上海市特大书城之一），进去找啊找，入口处最醒目的，都是些青春读物、文学读物、炒股读物。马恩列斯的，在哪儿呢？

要深入进去找，比较冷僻之处，只有两个书架，标榜“经典著作”。摆得大多数是喧宾夺主的马恩列斯评传，他人写马恩列斯是什么样的人。马恩列斯自己的东西呢？别说《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没有，《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也没有。连列宁、斯大林的单行本，也没有。

中国人编的《马恩列斯毛邓江论……》，倒是有。五花八门。妙竽充数。

在店方看来，从生意经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个可以有。仅限于第44、45、46卷，这3卷刚好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第1、2、3卷，可能会有炒股的、搞资本运作的，来翻翻，或买下。

看来中国的小书店、大书店，早已把马恩列斯全集列为滞销书。唯有《资本论》，还有各种版本面世、上架，供那些向钱看、追求资本的人，参考参考。

好在我的博客每天在公布藏书录，并且告诉大家我缺什么书。我的全国、全球读者群、我的铜丝族（童牧野的粉丝、铜丝、粗铜丝），先在全国范围，帮我寻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2

　

首先搞到了：И.В.Сталин《斯大林全集》（Сочинения）第9卷（1926至1927年。中国革命问题）苏共编，中共译，繁体竖排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首版2次印至55万册，平装339页23.6万字。

版权页记载：平装本定价一万五千元（童牧野注：相当于新人民币一元五角）。1954年4月首印30万册，5月就加印至55万册。

嗬，那个年代，1954年，《斯大林全集》平装本的印量，胜过现在中国大陆的许多畅销小说、影视小说。

又搞到了：И.В.Сталин《斯大林全集》（Сочинения）第2卷（1907至1913年。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苏共编，中共译，繁体竖排本，人民出版社1953年首版首印3万册，精装401页27.6万字。

嗬，那个年代，1953年，《斯大林全集》精装本的印量，也相当可观。

紫色布面精装，金黄色缎带，版权页标明定价4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新人民币4元）。年纪比我大4岁的此书，在出版社的书库里静静躺了半个多世纪（五十六年），直至今日，从北京来到我手。

老天爷做此安排，是照顾我未来出版的恐怖小说中有个老前辈，曾经恶补过斯大林主义，而且用的正是这个版本。那年头，中层干部的月工资为几十万元（旧人民币，相当于新人民币几十元）。

偶尔翻翻，感受血色恐怖的陈年气氛，了解经典邪教假冒终极真理而又露馅的复杂过程。

俄文版的《斯大林全集》原计划出版16卷。于1946年开始出版，到1951年出至第13卷。以后各卷未能出版。中文版也翻译出版了13卷。其卷次、分篇与俄文版相同。汇集了斯大林的著作、报告、演说和命令。各卷所有著作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并附有说明、注释和著作年表。

此外，曾衍生过：《斯大林选集》中文版2卷。《斯大林文集》中文版1卷。《斯大林文选》中文版2卷。

在中国，马恩列斯的全集中，斯的全集的收齐难度最大，1985年翻印了1954年的初版本，别说不搞新版本，连简体横排都懒得搞了，可见其过气之快。国内除了我怜惜它，乏人关心它，其价也几近废纸。

1989年之后，《斯大林全集》中文版，可能没再印过。它已经疑似绝版了。绝版已经20年以上了。

我后来收集到《斯大林全集》的大部分。只却第5、11卷。阅读这个曾经给他人家庭、也给他自己家庭带来种种悲剧的“伟大领袖”的著作、谈话、通信、命令，感慨万千。犹如身临其境那个荒诞的年代。

斯大林是伴君如伴虎的君。第一任妻子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婚后3年病逝。留下儿子雅可夫，二战中被德军俘虏，德军建议用他交换被俘的德军将领，被斯大林拒绝。雅可夫绝望逃向集中营铁丝网时被德军哨兵枪杀。斯大林的第二任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婚后13年开枪自杀，留下儿子瓦西里（后在军中酗酒暴卒）、女儿斯维特兰娜（父死后，移民国外）。

斯大林动辄严刑逼供党内、军内高官，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希特勒是对外（外国）屠杀狂（对内也大屠杀犹太人），斯大林是对内（国内）屠杀狂（对外也大屠杀波兰战俘）。

西方史学家，几乎一致公认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以下共性：都搞一党专政。都是打扮成人民大救星的独裁者。都被本国宣传机器颂之为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都对敌手大屠杀但在本国小朋友面前大秀慈父表情。

他俩狼狈为奸，共同肢解波兰。他俩最后内讧，先是德军侵苏，势如破竹。然后苏军反攻，直捣老巢。20世纪的二战大舞台，他俩都是大主角。一个战败自杀。另一个战胜而在8年后病逝。

中国官方，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目前中国大陆的网络媒体上，民间对斯大林的口诛笔伐，是被宽容的，一般不会被封杀。

　

3

　

在中国，马恩列斯的全集中，列的全集的收齐难度相对较小，因为它的中文1版、中文2版都曾出齐。

中文1版共39卷。中文2版共60卷。前者为苏共编，中共译，各卷的卷次、篇次，与俄文版完全对应。后者则是中共编译，跟俄文版的卷次、篇次，并不讲究刻意吻合。

此外，曾衍生过：《列宁选集》中文1版、2版、3版，都是各4卷。

我收到的都是中文2版。不为收藏而收藏，毕竟是为了浏览、泛读，所以暂无刻意收藏中文1版的意愿。

《列宁全集》2版，我也收集到大部分。只缺第2、3、4、9、13、14、16、18、24、26、45、53、54卷。《列宁全集》除了正文60卷之外，尚有《列宁全集补遗》（目前只收集到第1册，后续部分可能暂未出版）、《列宁全集索引》（共3册，我已收集到第1、3册）。

小时候不明白的一件事，列宁寿命短，1870/4/22至1924/1/21。享年54岁。作为政治家，奔波国务，个人闲暇时间，一般没有专业作家的闲暇时间多，怎么写了那么多卷的书呢？

原来，且看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8卷（1913年。马恩通信集提要）中共编译，人民1990年2版首印13950册，精装623页48.9万字。

整卷623页48.9万字，真正属于列宁原创的字数，寥寥无几。整卷其实是《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别人的著作。列宁只是在那书的页边，写上诸如“注意！”还有感叹号、问号，等等。列宁自己的这些涂鸦字数，在全书中连1%都不到，99%是他人的、马恩的。

这样也可以编进《列宁全集》，那我未来的《童牧野全集》岂不可以编到几万卷以上？随便拿部大文豪谁谁谁的全集，每卷每页我都涂鸦几个“注意！”“妙！”“精彩！”“好！”“哇噻！”，于是就把它囊括过来、抢劫过来，统统编进我的全集？

列宁如果从水晶棺里坐起来，走出来，看到自己这样的全集，一定羞愧难当，首先把这中文2版第58卷给撕了，然后再撕类似的许多卷。

我可舍不得撕。它们可以作为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珍贵文物。看当年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曾经如此践踏自己人马恩的版权尊严。

《列宁全集》水分如此之高，超过《斯大林全集》，所以它的印量反而不如后者。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天天高喊“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1984年，每卷也就几万册而已。如：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1893至1894年。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共编译，人民1984年2版首印36000册，精装561页42万字。

过了1989年，就下降到每卷万把册。如：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0卷（1915至1922年。批注集下）中共编译，人民1990年2版首印12800册，精装527页39.3万字。

又过了些年，到了1996年，离1989年才7年，轮到出版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列宁全集索引》中文2版第1册（总目录）中共编译，人民1996年首版首印1000册，精装881页57万字。

印量便只有区区1千册。出版社搞这点印量，那是要亏钱的。当然，不会亏到出版社头上。这个出版项目，一般是国家、执政党的项目，最后由纳税人的上缴税费、或党员的上缴党费，曲里拐弯，消化于无形。

中国十几亿人口，这1千册进去，稀释到浩瀚人口中，也就是每百万中国人，才拥有1本。何况百万人口里挑一的我，虽然拥有它，却是公开宣称的不参与任何党派、不参与任何宗教团体的非马列主义者。

在中国，有多少真正马列主义者，拥有此书？

此书的其余999本，可能大部分躺在各级图书馆里，乏人借阅。

当《列宁全集》从中国一渠道、二渠道的图书市场销声匿迹的时候，能相信这片土地还在高举马列的旗帜吗？

喊惯的口号而已。

而真正通读了、哪怕是泛读了《列宁全集》的人，恐怕会把《列宁全集》归类为文化糟粕。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7卷（1915至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共编译，人民1990年2版首印10200册，精装663页52.6万字。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谬论吧？看看人家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当代资本主义，是不是比你所谓的最高阶段还更高、更文明、更自由、更幸福、更发达、更进步、更强大、更民主啊？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917年。国家与革命）中共编译，人民1985年2版首印36300册，精装319页25.4万字。

那贯穿始终的貌似真理而又相当落后、陈旧的观念：“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怪不得前苏联对内搞大屠杀，先杀资本家、地主，再杀党内异己。中国的暴力强制拆迁，也是把被拆迁户的人民利益，至于挂了国家面具、官商背景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下，才会喜欢这样的论断。

美国的民选总统奥巴马，他就来自基层人民、所谓的少数民族，全国选民、全国人民，怎么会允许他把国家搞成“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新颖、民主的国家，有合法公民，有关押在监狱的刑事罪犯。但并非阶级或阶级斗争的概念。

跳楼自杀的资本家，他是剥削了谁呢，还是被谁剥削了呢？剥削、压迫，倒是在中国大陆的开发商剥削、压迫被拆迁户方面，还用得上。

列宁树敌过多，被刺受伤。身为演讲天才，强词夺理惯了。及至旧伤复发，壮年病危，失语好久而逝。他的一生，也够悲剧的。我把他的全集，当悲剧来收藏。前车之鉴啊。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共50卷，从1956年至1985年出齐，历时20年。灰白封面，红色书名，卷数在黑色书脊的下方。

1986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开始实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的编译计划。2版预计出书70卷左右，编成4个部分。第1部分为著作卷，共29卷（第1至29卷），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17卷（第30至46卷），第3部分为书信卷，共14卷（第47至60卷），第4部分为笔记卷，共约10卷（第61至70卷）。深蓝封面，金色书名，卷数在书脊上方。1986年动工，1995年开始出书，至2009年，历时23年，远未完工，远未出齐。预计要到2020年前后才有可能出齐。

此外，曾衍生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1版、2版，都是各4卷。

德俄两国合编的原文新版将是120卷左右，也远未出齐。编辑难度之大，是把只言片语的草稿纸都收进来了，以及某书被眉批、涂鸦过，则整本他人著作就编进来了。

在中国大陆，马恩列斯的全集中，马恩的全集的收齐难度，介于斯、列之间。斯之难，在于早已绝版。列之易，在于出齐后虽然印量适中但也供略大于求。

马恩的全集，别说中文2版，连德俄两国合编的原文新版，出都还没出齐呢。各卷分派给不同组别的编译人员后，难易程度不一，完成时间不一，后卷早出，前卷晚出，也是常事，长期参差不齐。

马克思喜欢数学，但他绝对不是数学家。

马克思喜欢经济学。但他的经济学手稿，思路上颠三倒四，自矛攻自盾，不能自圆其说。

他本人挣钱、理财的水平都不及格。财务状况差到极点，妻儿贫病交加。债权人上门讨债，他的妻儿心惊肉跳，谎称“马克思先生不在家。”

其实他躲在里间，郁闷着哪。有时不得不真正离家外出躲债。

要不是恩格斯等人无偿地救济他，他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全家饿死了（子女中有缺食少药早夭的）。其经历对其形成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马氏恐怖主义思想，有着催化剂作用。

中东恐怖主义，只从宗教原教旨挖掘出圣战、杀死异教徒的概念，就干上了。

马克思则用整了一辈子都没整利落的浩瀚篇幅夹生饭，把后来的列宁、斯大林给迷住了：就用这夹生饭，号称最光辉的精神美食，号令非知识分子的半文盲工农大众，准能噎傻、镇住一大片。

要让任何颜色的恐怖主义，无论绿色、白色还是红色的恐怖主义，在未来人类中不再具有忽悠力。我们必须拜读某些经典的本来面目。本来就相当朴素、平凡、普通智商、一般表达能力的本来面目。

1989年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慢慢陆续出笼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的后续各卷，每卷印量，大多在5千册。

就这5000册，有的积压在出版社书库，有的被国家级、省市级、大学级的图书馆收藏。私人愿买如我者，寥寥无几。湖南电视台的小小超女，风头就把马克思恩格斯给盖了。伟大导师都不是超人、超男，小小丫头怎敢号称超女。有关方面下令，不可再选超女，改选快女（快乐的女孩）。

在中国大陆，如此幽默的事儿，会越来越多，与时俱进啊。你上进了，就把他给比下来了呀。

瞧瞧这从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书店里一度只有马恩列斯毛的书，而几乎没有其他书，马恩列斯在中国大陆的鼎盛时期）、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马恩列斯的光辉，只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冲顶过，至高无上过。

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也反弹过，反抽过。

从1989年之后，就跳水了，崩盘了，然后阴跌、滞销、买气渐无，走起了下通道、下坡路。虽然官方还在口头护盘，毕竟人心所向，无法勉强。有关方面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从奥运奢办，看到了色厉内荏。

马恩列斯啊，他们曾经是我童年的偶像。他们的全集，虽然已经被很多读书人嗤之以鼻，我还是愿意逢低吸纳一点。以此告慰那些曾经被誉为“伟大导师”的古老亡灵，以及众多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冤魂。

童牧野作于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

《自由写作》首发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出来就被同时代最优秀的同行认为是世界文学经典。它想不是都不可能。屠格涅夫说，此书一出，作者“在公众的心目中便占据了首屈一指的地位”。福楼拜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