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夜》和十五岁

亲爱的弗尔塞特先生:

通过阅读您的文章及我们的交谈,我认识了埃里.威赛(Elia·Wiesel)。一个多月前,我从图书馆借出几本他的书。但这段时间我要准备伊萨卡学院义务报税的考试,没有更多时间,因此只读了《遗忘》和《夜》,但是《夜》我读了两遍。对我来说,它如同一本圣书,我会在今后的时间里再反复阅读。

我从未料到《夜》这麽一本简单的小书,会如此强烈深邃地撼动人心—阅读时你的身体、心和灵魂都会随之那些文字、语言一同颤抖;而合上书后,那些句子始终萦于脑海,如波浪不息地拍打着岩石和海岸。

埃里.威赛引领着他的读者穿越死亡的深渊—奥斯威辛集中营。日夜燃烧不息的焚尸炉将数十万犹太妇女和儿童化为灰烬。惨绝的饥饿,残杀和吞噬的不仅是数百万的生命,还有灵魂—人的信仰、仁慈、情感和道义。能有什麽比幸存和死亡更为真实?当德国人把一块面包扔进犹太人的囚车,饥饿的人群拼命撕抢,儿子殴打父亲,另外的人又锤打儿子。最后人群散去,在离埃里.威赛不远的地方,留下儿子和父亲的两具尸体—。那是一种什麽样的死亡?怎样才能界定屠杀的意义?

埃里.威赛经历和见证死亡时是十五岁,他被迫目睹少年犯被吊在绞架上,那瘦小的躯体吊在绳子上一丝丝地颤动;他曾拼死抢回他昏死的父亲—当时正被死尸般拖走,但最终他的父亲还是在一个夜里在残喘中被扔进焚尸炉。15岁的孩子,只有15岁,我反复地重复这句话。15岁—,在我的生命中,15岁那一年发生过什麽?

那是1968年,中国文革最黑暗的一段时期。一天之中,我的父亲被迫害致死。我记得那天的早晨,父亲离家时,我送他出门,和他说过再见。然而傍晚,他被车拉了回来。他赤着脚,满身泥土,躺在那里昏迷不醒。我叫他,但没有任何回应。我后悔那时我还不懂事,不知道父亲已处于死亡的边缘,只是奇怪父亲为什麽睡得那麽深。苍白颤抖的母亲急匆匆地送父亲去了医院,我留在家里等候。但是那个晚上,他们谁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二天清早,母亲哭泣着进了家门,她的肩膀由于呜咽而抽动,“你的爸爸死了”。

我的父亲被火化时没有任何追悼仪式,因为那时他是“反动文人”、“美将特务”——仅仅因为1947年,他获得国民党政府的一笔资助(两张机票),到美国读书。我的父亲去了,离开了他的孩子们,离开了我——他最珍爱的小女儿。我不知道,他在被殴打折磨至昏倒前,是否来得及呼唤我的名字——。那一年,我十五岁。说不清多少年,我始终固执地回忆父亲的音容和我十五岁之前的日子,希望时间真能够在那时停留。

以后,我即变的很少流泪,因为我知道在中国有千百万的家庭遭受类似的厄运。

大屠杀,你能发生在任何民族、国家,任何地方与时间,以不同的名义和形式。但是中国的幸存者们没有奥斯威辛可以谴责罪虐,可以纪念被迫害的死难和灵魂。

我的儿子现在也是十五岁,精力旺盛,打起篮球来不知疲倦。每天放学回来,他马上打开电视,沉醉在电子游戏中。晚间,他时常热情地投入美国电视的摔跤节目。生活对他来说轻松美好,伊萨卡风景宜人,人们善良。他没有兴趣读埃里.威赛的书。尽管我曾试着把《夜》放在他的房间,但过了几天,那本书始终保持原位,根本未曾触动。他的阅读兴趣只在自然科学。然而有一天,他放学回来,告诉我:“英语老师说:我们下一本阅读书是《夜》。”“哦,那可太好了!”我微笑着回答。

我不知道,迄今中国是否有一本像《夜》这样的书,以置地有声的语言,纪念的文革 ,纪念中国的苦难。我希望我能翻译这本小书,把它介绍到中国,让中国人知道犹太民族的苦难,尤其是他们怎样对待记忆自己的苦难。我想这将是我生命中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问候您的夫人!

                       周琳   02/10/02

一平:失去的书信

1

很久没有写信了,从上网后,小三年了。而我是个喜欢写信的人。一生漂泊不定,下乡、回城、读书、任教,以后又离国,书信有如风筝的线绳,牵连悬浮的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漂泊中、孤零中、寂寞中,书信像家乡的泥土使你温暖慰籍。不同的笔迹,带着不同亲友的气息,牵连你生命某一角的情感和记忆。“见信如面”是俗套话,但也确切。写信、盼信、读信,往返的文字在漫漫的时间中,像雁阵、像季节,在茫茫的天际铺就一条家园的道路。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告别城市、家人,下乡到东北,在空旷荒漠的大地上,冰天雪地的寂寞中,孤单可想而知。异乡陌野没父兄、没教堂、无书籍,生活亦艰苦,于是书信便成了生活的一个盼望和寄托。被迫的政治集体中,书信是一份私下的个人生活,在精神成长的时期,为他敞开一条心灵的通道。

那时我常写很长的信,给家人、老师、朋友,以后是初慕的女孩子。集体宿舍,没有桌子,因此写信就常去外边,地头、树林,浪漫一点有时也去河边。空旷、安静,可以倾心投入。如果是冬天,写信就只能依坐火炕的里端,以被为桌,点一支蜡烛谋词寻句。那滋味,总是有些局促,因为有人进进出出。但对方收到信,信笺上会有一股烛烟的味道,则别有一点情趣。那些文字说是信,其实是年青人孤寂的倾诉。现在想想颇为那些滥情羞愧。但我最早的写作却由此开始。一封信发出,我算计着大约什么时候可以有回信,于是等待。自然,等待的心有些不安,但也弥散出温暖,使人度过空茫的日子。因为是有约的等待,因此它会到来。拿到回信,你会欣喜,会忘却种种忙乱和不快,它是你翘首的盼望。焦急地裁开信口,小心地抽出信笺,于是你就可以见到听到他或她,知道种种事情,你为之高兴喜悦,或者是着急悲哀。你和他或她在茫然隔绝中共契。这是青春成长时期的信件。

以后成熟了,懂得了自制和收敛,信也就趋向冷静、简明,即使是表达情谊也含蓄,所谓默契与共,言不尽而尽知。至于长信,多是和朋友讨论些事,由思想至社会;由自然至文学。出过一本小书,其中有不少诗艺随笔,那多是信件片段。二十年多前,中国还没现在的自由,就是发文章也得有门路。因此,许多的想法只能在信中和朋友交流。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精彩的思想才华都闪在谈话、笔记和书信中,至于他们后来发表的文著,乃有许多做作。我宁愿和他们谈话通信,而不读他们的书,当然也有例外。

 

2

离开中国,我保持着写信的习惯。其远比我写文章多而重要。文章是公共的,而书信则是个人的,自由而随意,即使是偏见谬见亦可畅言。刚出国门,新鲜之致,自由将精神洗刷得清新明亮,仿佛敞开另一次青春。但是,孤独和寂寞也伸展得如视野一样辽阔,像当地漫长的冬天,像又一次下乡。先在东欧,那儿并不比中国进步多少,住处没有电话,一封信往返一个多月,因此每封信都要写得长才是。讲自己的生活,谈东欧的解体、俄国的崩溃、当地的宗教、中国的命运,也寄去自己的诗稿和随笔。但以后中国有了变化,人们都忙了起来。我发出去的信多,回信却越来越短,越来越少。偶然收到一封长信,便像破例,很珍贵,感动他用那么多的时间给我回信。但我也有歉意,像他正赶路,而我却把他拖下了车。我明白,人们得奔自己的生活和前程,没空闲谈。中国过去是什么都不准,因此有闲;现在好容易有了机会,大家当然要奔哧。但于我则有些怅意,异乡苍茫的天空也似乎更为悲凉。我怀念那些信件,它们在我的孤寂、空茫和等待中,给我保持了“人”的温暖。

到了美国,忽然就有了和世界的差距。忙、紧忙、奔忙。时间有如机器,除了信息和机会,世界似乎不再需要什么别的。我明白了,在生机勃勃的美国,我是多么衰朽,惶惶惑惑,呆头呆脑,蒙在两个世纪前的尘土中。说什么,想什么呢?思想、人、我自己,有什么意义呢?人与人,物与物,彼此无关,世界像一地散乱的铁片。人不怕艰困,乃至死亡,但是怕没意义。人的摧毁,实际是意义的摧毁。我终于理解那些叛逆的青年,理解六十年代,理解那些街头的流浪男女,也理解了摇滚和毒品。曼哈顿的天空映照着钢铁和盲目,魔鬼的力量推动人类脆弱的轮子,不知道前景,也没有方向,世界仿佛驶于悬崖之边。我不能再说什么,一切都没了意义,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还有通信,但多是家人家事。茫然的孤寞慢慢地凝为生命内部的黑暗、石块。有时突然想起,该给谁谁写封信了,但说什么呢?等等,再等等,于是就没了结果。

 

3

世界进步得真快。网络还没搞清,转眼已经普及,凡人必需。有了网络,家信也不用写了。快、飞快、乘光驶电。有事说事,分把钟,清楚了然,远比电话经济,而且更干脆。紧张又紧张的日子,时间即金钱,用个把小时字斟句酌地写封信,而往返再等几个星期,简直是旧时代的事了。真是不可思议,世界变化得这么快吗?

有了网络,许多朋友又都联系上了。开始大家是惊喜。真方便,空间消失了距离,网络使我们天涯海角瞬息相联。但时间长一点,就开始淡漠,甚至是负担。因为都是客套,人忙得坐不下来。勉强着实累人,于是各自又回到了天涯海角,距离依然是距离。人新有了大房子,刚搬进去时,得意激动,连夫妻间也热乎新鲜了;但久些,再大的房子也成了日常之事,生活恢复原状,夫妻间照样别扭、打架,和房子没关系。于是我又明白了一点,进步是物的进步,是事情的进步,而人依然是人。进步使人得到了许多,但也同时失去了很多。每座漂来的天堂,同时都有一座对应的地狱。天堂显而易见,而地狱深久隐蔽。上帝绝对公正。

在网络,人类传统的书信衍变为个人公文和网聊。“款已汇出,此屋可购。”“请阅3月5日纽时报书评,注意此著!”“我刚回来”,“见到了老同学”。短如竹简,简如电报,没空多想。我偏爱秩序,就算是网络,信文再短再简,也要有信的仪式和规矩,不失尊重吧。但是,我电脑上收到的信却常常是前无抬头,后无落款,秃秃楞楞,爽快得赤条条也。这就是现代,有事说事,客套什么?耽误什么工夫呢?是的,在我和他之间是事,不需要“人”。这是人的解放,由此我们更自由、更方便、有了更多的时间。汉字繁难,中文网聊大概也会难点,对此我不很懂。但英文网聊,则让我魂失魄散,因为它让我想到中国的文字革命。“YOU”成了“U”,“AND”成了“ND”, “ FOUR”成了“FO”……。这是英文吗?英文也要一次简化运动吗?面对满目的天书、 迅记、电文密码,我困惑。英文的历史,几十年后会结束吗?它们的命运会不会也像中国的文言?电讯的光潮冲击着文明的河床,文明的记忆、时间、传统悄然瓦解,无声无息。糟糕的是人们在便利的进军中,并不知道发生着什么。一切均在迅速地变化,变向事物的、实际的、瞬间的,没有什么需要延续,也没有什么需要保存停留。人是否简单得变为数码,能被传递就更好呢?不错,这是现代世界,但是人怎么延续自己的一生呢?人是经验积蓄之在,是时间的,他怎么能让自己这一刻和下一刻没有关系呢?是不是你刚爱过一个女人,过会就不认识了呢?如果人没有时间的延续,他的每一片刻都将悬浮,而他也将被这无数的片刻打得粉碎。人们常说人格“分裂”,其实这个词已经老了。你听,那疯狂的金属乐,那是生命的碎裂和爆炸。再,如果我和你,你和他,彼此间没有默契的“人”的仪式,那么人们怎么交往呢?当然,人和人可以不交往。但可能吗?加缪写了人的冷漠,但今天冷漠已经发展到恐惧和敌视。那些喧嚣、叫喊、攻击其实是人绝望的孤独。校园少年枪杀事件是象征:“人”交往的丧失,最终导向人的暴力。如果人不能成为亲近的对象,那么就毁灭他,消灭对你存在的漠视和敌对。人的意义发生于人与人的关系。如果孤独成为人普遍而不能克服的障碍,人就将转向毁灭的欲求。

 

4

在漫长的历史中,书信是一种人类彼此交往的古老文明形式。其意义不仅在传递信息,而且有“人”的仪式。信封、信笺、抬头、落款,乃至折信、封口、邮票均有讲究。国书、公函、家信、情书、友笺,不同的书信须有不同的口气、措辞和格式。其表现“人”复杂完整的关系和礼仪。往来的书信将空间分离的人联系起来,确立“人”的意义和仪式。各文明中,书信都是一种深久文化积蓄。集邮,即是书信文化的一个体现。

有消息说,联网后美国的邮政连续亏损,因为人们不再写信。由是美国邮政裁人、减邮局,人类今后的邮政大约只传送物件了。1889年,美国有了电报,东西部的特递公司便随之消失。有了纸,人们也就不必再用竹简。的确,人类的巨大变化,是由工具带来的,工具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由而改变了社会和文明。火、轮子、铁、蒸汽机、航天、电讯……,我们习惯了进步地看人类。进步成了神话,人们眼巴巴地盯着。但是世上有没有不进步的东西呢?记得电话发明后,梭罗提了个问题,“有了电话人们说什么?”康乃尔大学,东亚系和物理系在同一座楼,老先生在四楼搬弄古汉语,而二楼的一伙教授设计着登陆火星,他们见面打招呼、闲聊,去一个餐厅吃饭,没觉得彼此差距有从地球到火星那么远。

人和工具毕竟还不是一回事。在人类进步的同时,我们是否也可以从反向看一看呢?今天世界的问题是科技迅猛发展,超出了人的适变能力。如果我们不以西方为参照,就会看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大部分文明都由于对之不适而崩溃或毁灭了,近代中国的命运只是其中一例。就是今日西方,科技与人文的分裂也显出了危机。太快了,人丧失了自控,由创造、驾驶变成了被绑架。谁都知道人对地球的毁坏,可停得下来吗?人类将继续毁坏下去。科技发展是单向、无限、加速的;而“人”则是多元、有限、由漫长时间所积蓄。如果一个生命,某一器官变异,飞速生长,会怎样?一个男孩有个弹弓,就是淘气也不失天真健康;但是如果他操纵键盘,让骇客侵入国防部,就危险了。911不说明问题吗?西方各国联合禁止克隆人,显然是看到了其对人类的威胁。

上个世纪初,中国人发现方块字不好,不适应时代,应该拉丁化。但废了汉字,中国的文化依于什么?当然,应该创造、进步,但是创造一部语言的时间呢?而在此过程中,人能经受文明的空白吗?砸孔庙、改文字、破四旧,是一路。毛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文明突然间断的结果。可讽刺的是,中国就是在那时有了世界最先进的原子弹。

世界总是要变化,人类总是要进步。但我想人最好是有了什么新的,先不要马上抛弃旧的。对新有所期待,但也要有所警惕、有所节制,使之逐渐融汇文明。建大厦,就得拆古城、扒寺庙吗?有了电脑,也不要不写字;有了网络,也别不写信,要坚持用信封、信纸、邮票;有了基因工程,别马上就想到长命白岁。但是,这是空谈。百姓图易;商人图利;媒体图数。人说到底还是盲目的,为容易和虚妄所支配。我自己就好久没写字,也没写信了,也希望永生不死。

在人类的进步中,许多可贵可爱的事情被冷落。比如:赫拉克立特、荷马、教堂、中世纪音乐、狄金森的爱情……;而中国的许多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死去:城墙、四合院、笔墨、京剧,甚至是文言和繁体字。书信的命运也不会好。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书信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如果没有保罗的书信,就没有新约,欧洲的文明也将是另一番样子。凡高在给弟弟的书信中,注释了他的创作和生活,如果不是弟弟的伟大亲情,他根本过不下去。他们的书信将永久地激励人类的艺术家。中世纪圣徒约尔丹给戴安娜的信,把基督教的爱情推到顶点,就是今天的青年也会由之学到爱情的神性。读“报任安书”,才会明晓司马迁,懂得他的《史记》。“人皆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情,思垂空文以自见。”读李陵《答苏武书》:“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何图志不立而怨已成,计不成而骨肉受刑,此后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撼天动地,读后乃知历史的另一面。而曾公正家书,读之则可修身、齐家、治国。

我这里是说书信,但我们日日的生活中,许多宝贵的、乃是关联文明命脉的事情正趋于消失,像沙地上的水,信仰、书写、礼仪、经典、荣誉、品质、诗、代与代间的和谐……。当然,文明在发展变化。但是,变成了断就危险。变尚具有文明时间的一致性,脉络相联;但是断就没了延续,把人置于空白。中国上个世纪的种种悲剧正由此发生。 

《自由写作》首发

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秦永敏

在中国民运圈内,秦永敏是我最尊敬的人,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也一直没有见过他。我第一次听说秦永敏的名字是在1993年10月。1991年4月,我因参加“八九”民运被捕,并于1992年12月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一直关押在北京市秦城监狱和半步桥看守所,直到1993年10月刑满释放。出狱之后,我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北京盘桓了半个月,见到了刚出狱不久的王丹,又找到了以前的老朋友李海。记得有天晚上在李海的家里,李海拿了一份文件给我看,说武汉的秦永敏起草了一份《和平宪章》,当时正在征集签名。考虑到我刚刚出狱,李海就不让我签名,但我却看到这份文件的最后已经有六七个人签了名。在我印象中,秦永敏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后面好像还有李海、袁红兵等人的名字。李海还告诉我,秦永敏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主办过民刊《钟声》并因此而入狱八年。我听了之后立即对这位老“运动员”充满了敬意,从此“秦永敏”这个名字就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回到四川不久,我就从“美国之音”里听到了《和平宪章》发布的消息。《和平宪章》的发表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它就像黑暗中的一声惊雷让人感到震颤、兴奋。《和平宪章》运动是中国民运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国内民运的发展进程。“八九”民运失败之后,在中共当局的暴力恐吓之下,残存的国内民运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集结力量和进行抗争,一部分不甘屈服的民运人士不得不采取秘密抗争的方式,如1992年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秘密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以及丁矛等人秘密组建“中国社会民主党”。但是这种秘密抗争的成效十分有限,不容易在国内民众中产生影响,而且其代价也十分巨大,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丁矛等人后来都被当局判以重刑。因此这种秘密抗争的方式并不适合于当今中国社会的民主运动,中国民运要想在中共的高压恐怖统治下拓展空间和壮大力量,必须另辟蹊径。

在这方面,秦永敏等人所领导的《和平宪章》运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以公民的身份大胆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显示出了藐视专制强权的勇气和追求民主理想的坚强意志,他们是“八九”民运之后走出恐惧的第一批战士,他们所采用的公开抗争的方式为后来的民主运动树立了典范,这是秦永敏先生的重大历史功绩。从此之后,公开抗争就逐渐成为国内民运的主要抗争模式,1995年的签名运动、1998年的公开组党运动以及后来的维权运动和目前的《零八宪章》运动都是这种抗争方式的具体体现,中国民运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公开抗争中一天天走向了成熟和壮大。

后来几年,我一直在四川和西南各省结交民运朋友,直到1997年患了重病之后才在家休息。1998年初,北京的徐文立先生联系上了我,不久他就给我寄来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就有秦永敏先生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许多资料,由此我就与秦永敏先生取得了联系。这个时候,徐文立和秦永敏是国内民运最活跃也最有影响力的两个领袖,当时圈内人士都称他们为“北徐南秦”。在《和平宪章》发表之后,秦永敏曾被当局劳教二年,但出狱之后他很快就与徐文立一起创办了《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任主办人,徐文立任主任。听朋友们说,其实那个时候秦永敏的处境非常困难,1997年他与李金芳大姐离婚,为了生存和抚养女儿,他在武汉开了一家小商店,正是在那间小商店里,秦永敏将《中国人权观察》办得有声有色,使《中国人权观察》成为了国内民运一面不倒的旗帜。我与朋友们每当说到此事,都会对秦永敏先生唏嘘不已,他对中国民运的忘我奋斗精神对我们年轻一代民运人士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作为一名民主墙时代的老战士,秦永敏先生的“运动”经验非常丰富,但最让我佩服的还是他的那种坚韧、无私的精神。

与有些民运领袖不同,秦永敏先生对人非常谦和,非常具有大局观和团队意识,在我们年轻一代民运人士面前他从不谈自己过去的资历,也不摆民运领袖的架子。而且据我了解,他也从不对别人妄加评议,更不对名誉或金钱感兴趣,只知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默默耕耘。在1998年组党前后的大半年时间里,我与秦永敏先生的联系十分密切,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合作得非常愉快。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但在秦永敏和徐文立先生的感召下,我在沉寂快一年之后又开始出来为民运做事。1998年3月,我发表了《为推动我国人权进程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书》,要求中国政府改善国内人权状况和签署人权公约,《中国人权观察》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同年4月,联合国人权专员访问中国,秦永敏发文要求她会见中国异议人士,在秦永敏开具的异议人士名单里,我也忝列其中。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谢万军、刘连军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在领导组党运动的过程中,秦永敏并没有丢下自己心爱的《中国人权观察》,当时《中国人权观察》已经存在了一年多,并成为了国内民运信息的汇集和发布中心。随着国内民主运动的迅速发展,他报道的任务就越来越重,往往一天就要发几篇稿子。1998年10月,四川省简阳市三岔镇发生了一起农民堵截公路抗议政府过度收取提留款的事件,我迅速赶往现场了解情况,随后将此事告诉了秦永敏。秦永敏马上在《中国人权观察》上进行了详细报道。同月,秦永敏又告诉佘万宝,希望我们四川能成立“中国人权观察”的分支机构,经过商讨,我们迅速成立了“中国人权观察四川分部”,秦永敏对此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后来,秦永敏又考虑到当局有可能对他下手,于是就委托我们四川方面,说如果他被当局抓捕,就由我们来继续主办《中国人权观察》,希望《中国国人权观察》能够长期存在下去。1998年11月30日,秦永敏果然与徐文立、王有才同时被捕。我们四川方面马上对此情况进行了分析讨论,并决定立即启动“中国人权临时总部”的运行,由我担任“临时主办人”。12月5日,我在四川遂宁发布了《中国人权观察》的第399号文稿,发表了《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通告》,表示“除非临时总部遭到封杀,否则将坚持到秦永敏先生重获自由。”但由于我个人能力有限,也由于当局的严厉封杀,我所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记得只发表了十几篇文稿。

1998年12月17日,中共当局不顾国内外的反对浪潮,分别判处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十三年、十二年和十一年有期徒刑,企图吓阻国内风起云涌的组党浪潮。但是我们并没有屈服,徐、秦、王三人的入狱反而激发起了我们的斗志,我与其他各省的民主党领导人自觉地继续扛起了组党运动的大旗,我们一方面大力声援徐、秦、王三人,一方面继续宣传民主党的理念和扩展民主党的影响力。在这方面湖北的陈忠和、浙江的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北京的査建国、高洪明、何德普、东北的刘世遵、王泽臣、王文江、西安的傅升、湖南的佟适冬、谢长发以及我们四川的佘万宝、胡明军等人表现得都特别突出。在“中国人权观察临时总部”遭到封杀之后,1999年1月,为了与各地朋友商讨组党事宜,我决定到全国各地行走一遍,首站就来到了湖北武汉。记得我与成都的记者袁亚娟刚下火车,陈忠和与姜汉生就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第二天,陈忠和又安排我们见了十几个朋友,都是湖北民主党成员,我们对组党运动各方面的事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袁亚娟的《追踪中国民运》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我在此就不再详谈。我只记得,在这次讨论中,湖北同志们的精神斗志都特别高昂,对可能来临的危险没有丝毫的畏惧,而且我感到秦永敏先生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他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秦永敏先生的崇高人格,我为没能亲眼见到他而深感遗憾。本来我还准备去看望一下秦永敏的女儿,并顺便参观一下秦永敏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那个小商店,但由于行程安排紧张,我也没有去成。

2008年11月我刑满获释。出狱之后才知道秦永敏还在监狱里,他没能像徐文立、王有才一样被中国政府“交易”到美国。秦永敏比我早进去半年多,刑期又比我少一年,然而他却要到明年十一月份才能出来。仅根据他未能获得减刑这一点,我也能想象到他在里面所面临的环境是多么地艰苦。不久前我从网上看到,秦永敏的女儿曾在今年去汉阳监狱看过秦永敏,与我以前会见一样,他们也只能在玻璃窗户两边的电话上说一会儿话。据说秦永敏在这十年里给女儿写了不下一百封信,但他女儿只收到了两封,对此我感到非常气愤!

中国的《监狱法》明确规定,服刑人员有通信的自由,我在监狱里一直能与家人保持通信,没想到秦永敏先生连这点基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汉阳监狱的这种做法真的太不人道了,他们妄图掐灭关于秦永敏的所有信息,殊不知这反而增添了他们的罪孽。秦永敏先生在第一次坐牢的时候留下了眼疾,在这次坐牢中又受到如此非人的待遇,我不知道中国政府糟糕的人权纪录还会续写到什么时候。当然,对于一个真正的民主战士来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徒劳,当局愈是凶狠地对待我们,我们的意志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坚定,我们的追求反而会变得更加的强烈。“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我相信,明年11月29日从汉阳监狱走出来的一定是一个更加伟岸的秦永敏,我不知道在十年炼狱之后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但到时候我一定要去武汉聆听他的教诲。

2009年10月11日写于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胡  平:在中国,正义已经荡然无存

在北京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本台邀请一批文化、知识界人士就中国近60年的发展历史撰写文章。旅居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也欣然应允。胡平在学生时代曾经投身西单民主墙运动,89年以来在海外民运界一直颇具影响。日前编辑部收到他的来稿,现刊登如下。

中共建政60年的历史,就是对正义反复蹂躏践踏的历史。

如今,中共当局最骄傲的一点莫过于其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据说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国实行了一条不同于俄国东欧休克疗法的渐进路线。西方学者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在他那本?中国怎么想??(What Does China Think?2007)一书里,引用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的一个关于斑马村的寓言来解释中国的渐进改革。

这个寓言讲的是:一个村庄原来主要依靠马来干活。过了一段时间后,村里的老人认识到邻村依靠斑马干活,效果更好。所以虽然多年来对马大唱赞歌,他们还是决定拥抱斑马。唯一的障碍是说服那些已经接受了几十年崇尚马的洗脑教育的村民。老者制定了精巧的计划。每天晚上,在村民睡着的时候,他们就在白马身上涂黑色条纹。村民醒来后,老者就向他们保证说这些动物不是真正的斑马,仍然是从前的马,不过上面画上了没有危害的条纹。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间隔后,村里的领袖开始用真斑马来取代涂上条纹的马了,这些庞大的动物改变了村里的财产所有权,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财富。只是在所有的马都被斑马替换掉多年后,在村民已经享受了多年的繁荣后,老者才召集村民开会宣布他们的村子已经成为斑马村,斑马好,马坏。

张维迎这个寓言最早是1993年讲出来的。去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张维迎发表文章和讲话又再次提到这个寓言。不错,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场偷天换日,暗渡陈仓,也就是说,是在所谓”中国特色”的掩饰下,逐渐地用资本主义(斑马)取代原来的社会主义(马)。但是和寓言讲的相反,改革的障碍并非来自村民。村里的长者们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偷天换日,暗渡陈仓的办法,主要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错,维护长者们自己继续对村民实行专制统治。

因为尽人皆知,这个村庄(中国)早先并不是依靠马(社会主义)干活的,而是依靠斑马(资本主义)干活的。只因为出了个马党(共产党),硬说斑马坏、马好,用武力夺取了村里的大权,把斑马统统杀死,一律用从北方引进的马来代替,同时也把班马的主人统统消灭。可是在多年的实践之后,村长们不得不发现马并不好使,马干活远远比不上斑马,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重新引进斑马来代替马。但问题是,既然村长们本来就是靠着用马取代班马起家的,如今又反过来再用斑马取代马,那不是等于承认他们原来做错了吗?既然现在改用斑马了,那他们这一伙马党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独揽大权呢?为了掩盖自己的罪错以及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村长们对外宣称,他们现在用的并不是斑马,而是”有条纹的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想当年,中共夺取政权,高举”消灭私有制”的旗帜,用最残酷血腥的手段消灭了中国整整几代经济精英,摧毁了原有的市场经济(尽管那时的市场经济也很不健全,不过至少比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要象样得多),把全体人民强行纳入共产体制,并且对任何所谓”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都予以无情的专政。一直搞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共高层统治者才大梦初醒,不得不改弦更张,放弃社会主义,重建资本主义。

照理说,从正义的原则出发,共产党就应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他们或许可以免于法律追究,但必须要向千千万万受害者赔礼道歉,并给予物质赔偿。最起码的,它也应该放弃一党专政,开放自由民主。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基础太差,民主不能一蹴而就,共产党虽然欠债累累,理当下台,但在眼下的中国一时间还没有可以替代的力量;既然他们清楚地懂得自由民主的原则上是正确的,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他们也应该明确地作出推行民主的庄严承诺,给出实行民主的时间表,立即终止政治迫害,在民众的参与和监督下实行公正的经济改革。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党本来是靠消灭私有制起家的,如今它又回过头来搞私有化,那无异于釜底抽薪,自己取消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出要求结束共产党专政的民主化洪流。面对这股民主化洪流,稍有人性的共产党都不敢镇压,而不敢镇压的原因是不好意思镇压,是没脸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心虚,他们知道他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过,他们对自己的人民有强烈的负罪感。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重兵在握,但都能放下屠刀,接受民主,与人民达成和解。唯有中共,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坦克车开上街头,残酷镇压和平请愿的民众。我要强调的是,六四屠杀不但是十分残暴的,而且是极其无耻的。六四屠杀是对人类正义的肆意践踏与公然蹂躏。

然而,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我们知道,早在六四之前,中共就大搞官商官倒,借改革之机大发横财;在六四之后,谅老百姓不敢说个”不”字,更是加快了化公为私的窃国步伐。一方面,中共把自己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稼到民众身上,另一方面,它又把民众几十年创造的财富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这无疑是对正义的又一次公然蹂躏与践踏。中共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再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历史上,有的是专制者(例如印尼的苏哈托)巧取豪夺人民财产,但他们不曾搞过消灭私产的共产制度;也有过专制者(例如俄国和东欧的共产党)实行过消灭私产的共产革命,但他们至少还不曾反过来又把公产据为己有。唯有中共却把这两种相反的坏事——先是灭私充公,后是化公为私——全做了。这是双重的掠夺,双重的反正义。在这样反复的两次蹂躏践踏之后,正义在中国已经荡然无存。

不容否认的是,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自由与和平的威胁,如果我们还不能及时地警觉起来,行动起来。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后一二十年,对于中国是极为关键的,对于世界也极为关键。如果在未来一二十年,我们还不能使中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那么,不但是中国自己,还有整个世界,都必将遭遇巨大的灾难。

作者简介:

胡平,194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进入社科院,198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1988-1991年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先后在《中国之春》杂志和《北京之春》杂志主持笔政,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

陈破空:索马里海盗,挑战中国硬实力

2008年末,中国政府宣布派出军舰,远征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为中国商船货轮护航,甚至宣称也要为台湾商船货轮护航。当时,已有6艘中国船只遭海盗攻击,其中一艘、连同17名中国人至今仍在海盗手中。

北京的宣示,对许多中国人、包括海外“爱国”华人,仿佛“巨大鼓舞”。随后,选在毛泽东生日的12月26日,中国海军舰队首次开赴索马里,号称“自十五世纪以来,中国海军的首度远征”。

中共官方媒体多以“大国崛起”、“大国轨迹”、“中国展示军事实力”等豪迈之词,予以渲染。各国政府的注意,国际媒体的报道,甚至于“中国威胁论”的伴随,也都成为中共媒体乐意引用的素材,因为,这正是中南海求之不得的舆论“卖点”,借以炒作中共“富国强兵”的“成就”,有利于巩固其对内统治。

近一年来,北京先后派遣三批舰队,为中国商船货轮护航。真正的考验终于降临:今年10月19日,中国“德新海”号大型货轮,在塞舌尔群岛附近海域,遭索马里海盗劫持,25名中国公民被扣为人质。

消息传出,海内外华人极大关注。体现国内民意的中国网友,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出动军舰,武力解救中国货轮;被称为“愤青”的部分网友,甚至主张:如果索马里海盗不放人放船,中国政府应宣布“对索马里展开全面军事进攻”。

网友们的激愤和要求理所当然。毕竟,中国军舰远征护航,其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中国商船货轮的安全,防范和打击海盗;对被劫货轮,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解救责任。敌人撞到了枪口上,正是中国展示“硬实力”的机会。

然而,此时此刻,中国政府的态度,却变得暧昧起来。先是低调,甚至沉默。随后推说:“德新海”号没有要求护航;该船被劫海域不属于中国海军的护航区,离护航编队1080海里;又推诿于“国际共治”,抱怨“国际合作”不易,似乎中国货轮出事,是他国的责任。

中南海更怂恿御用学者出面,分析中国海军“护航困境”,阐述海盗的优势和“我军”的弱势,进而指出“用军事手段解救可能性不大”、“武力营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干脆说“索马里海盗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拿到赎金就放人。海盗一般不会对人质轻举妄动。因此,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危机更为可行。”

所有辩白的背后,不过是中共当局为推卸责任做舆论宣传,为放弃武力解救制造借口。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定拿赎金换人质更可行,又何必派舰远征、兴师动众、劳命伤财?军舰与赎金,一对不相称的名词,双重成本。况且,如果说向海盗交纳赎金就能解决问题,那么,去年被劫持的船只和人质,为何至今未获解救?中国海军远征,不惜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难道仅仅是为了招摇过市?“拿枪对娘们儿耍威风”?

仅仅半个多月前,北京举行“国庆”60周年大阅兵,海陆空警齐亮相,展示大量新型武器;无边无际的方队,更展示强大军力;国威军威党威,凛然不可冒犯。大阅兵尘土未息,索马里海盗叫板。大好机会,为什么不趁机“露一手”?区区索马里海盗,并非“美帝”,也非“日寇”,更非“苏修”,号称“第三军事强国”的中国,何惧之有?

莫非,中共海军,真个是晚清的北洋水师?“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对内威风八面,对外缩头乌龟,一遇真刀真枪,就顿时软了半截。索马里海盗,挑战中国硬实力,共军现形,竟是一头“纸老虎”, 未战而怯,不战而退。丧军威乎?丢国格乎?

国际笔会第75届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国际笔会第75届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

(2009年10月22日于奥地利林茨市)

欢迎:自2008年10月国际笔会上届代表大会以来笔会会员严正学和张林因分别减刑获释放。

考虑到:自去年9月北京奥运会闭幕以来,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仍然在全国各地继续恶化,尤其是从今年“六四屠杀”廿周年的首都北京市和大地震一周年的内地四川省,到近年来以言定罪最频繁的沿海浙江省,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到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地区。

警觉到:对中国知识分子肆意骚扰打击,尤其是对网络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任意逮捕,目前有40多人系狱,使中国继续为世界上监禁最多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国家。

不安于:继续采用包括恶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的行政拘留,不经自己法律保障的公正程序监禁异议作家高达三年。

更不安于:增加滥用中国刑法以压制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对异议作家、敢言新闻工作者、独立出版人,任意加罪“危害社会治安/国家安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持有/泄露国家秘密”、“非法经营”,并更为广泛滥用“刑事诽谤”加罪揭露官方腐败者。

担忧于:日益扩大的互联网监控遍布全国,成千上万的网站遭封锁,讨论敏感话题的受欢迎中国网上论坛被关闭,网络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因为在海外网站上发表所谓“颠覆”报道和评论受到骚扰和监禁,包括以“颠覆”罪名判决陈道军(三年)、袁显臣(四年)、张起(四年)和郭泉(十年)徒刑,以及起诉和审判黄琦、谭作人、范燕琼等。

震惊于: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日渐增加的迫害,包括先后判决师涛(十年)、张林(五年)、杨天水(十二年)、张建红(六年)、严正学(三年),杜导斌(三年)尤其是去年12月8日,理事、前会长刘晓波因发布《零八宪章》被拘押至今;会员遭传讯、骚扰、威胁、打击、短期监禁、限制旅行、监控超过四十人。

进一步震惊于:代理异议作家和维权人士的人权律师们遭到日渐增加的威胁、打击和监禁,他们因执业和批评文字日益成为打击目标。

愤怒于:自去年3月14日暴力镇压在拉萨和许多其它藏区的大规模和平抗议以来,对西藏、新疆和内蒙等自治区继续推行压迫措施。特别关注7月5日在乌鲁木齐最初的和平抗议遭到镇压,导致许多维吾尔语网站被封锁,包括北京的大学副教授和《维吾尔在线》网站站长伊力哈木。土赫提在内的数百维吾尔网络作家和博客作者遭监禁。

督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停止骚扰迫害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取消对他们出入中国大陆自由的限制,尤其是对他们参加国际笔会会议和其它国际会议的限制;

──停止其致力于监控网上空间,立即释放因和平表达自己观点而系狱的所有网络作家;

──释放西藏、新疆、内蒙等自治区侵犯言论自由权而监禁的所有人士,包括西藏作家和记者达瓦坚赞、江白加措、卓玛嘉,维吾尔作家阿卜杜勒加尼。梅梅特民、努尔莫哈提杨。亚辛和蒙古作家哈达;

──释放在中国所有系狱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包括:刘晓波、师涛、杨天水、张建红、杜导斌、黄金秋、郑贻春、孔佑平、徐泽荣、徐伟、靳海涛、李智、陆建华、王小宁、郭起真、杨茂东、陈树庆、吕耿松、胡佳、齐崇怀、陈道军、袁显臣、张起、曾宏玲、黄琦、谭作人、郭泉和范燕琼。

──批准中国政府1998年10月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致力中国司法制度的全面而有意义的改革,以符合国际标准和自己的宪法,确保公平审判、充分的辩护权和上诉权、律师的合法执业,以及保证犯人健康与安全的监狱制度,尤其要停止滥用”颠覆”加罪作家,以”持有/泄漏国际秘密”加罪新闻工作者,并废除恶名昭著的”劳教制度”.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

刘自立:议“民主”党派当年之选择

前此,和友人黄肖路议及黄炎培和黄万里先生49年权变前、后的历史。她对于坊间关于她祖父和父亲的传言做了辩正。有关人士聚会亦触及这个课题——这个课题的延展,可以形成中国权变之前后,民主党派中人的政治选择和经济见解。其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导致的“民主转型”,值得深思和批判。但是,民主党派人士之所以在57年提出右派所谓“政治设计院”等等普世观念,和他们走进中南海,又成什么关系——这是一个悖反之论。

从前者出发,我们可以说,民主观念的提出,和政党政治自辛亥以后滥觞和活泼起来有关,本是中国政治走出皇权路径的一个开始——很遗憾,他却是以走进共产党这个新的(不如老皇权)的结局作为结束。也就是说,民主党派人士,在区隔观念之分上,没有坚持其民主价值论和自由主义,遂产生官场分赃和意识形态模糊之举;一般而言,就是人们所谓枉道从势还是枉势从道之辨析。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民主人士之思维根据和政治立场,本来多有异于共产主义和中共的意识形态——虽然,共产党也大声疾呼所谓“民主先声”——但是,他们之间的原则和思想之根据不同,遂产生57年普世价值的还原与再次坚持。这个坚持和他们走进中南海于1949年,又有不同。于是,正是这些民主人士发出的真正的所谓右翼之声,成为权变以来,中国价值论发展的一次高峰,对于中共的政权思维和宣传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挑战。这正是胜败都乃萧何之谓。故此,分析这样一种悖律,成为六十年后中国人和知识分子反思所谓建政建国历史的一个契入点。

一,共产党《共同纲领》提出的“联合政府”论,是不是一种新型民主制度的试验;是不是所谓不同于苏维埃主义的政治包容(新民主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这个疑问,可以说不复存在于当时和现在坚持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家中,如,今天的反思者和过去的胡适之等。二,社会主义乃及十月革命,是不是涵括所谓党外之党,党外人士的一次聚集,而成联合政府;答案,也已十分清楚。1918年列宁血腥镇压立宪游行,正是铁证。三,斯大林等人前此在二战以后建立之东欧某些国家之短暂的“联合政府”,吸纳共产党以外人士组政,有无任何积极意义;答案,亦十分明确,那是一种策略伎俩。很快,这个联合政府就形同空壳,变成一党专断和统治。四,欧美普选出现的“分赃”现象,是不是可以和中共和民主党派之分赃,等同于谈?答案,也十分简单:欧美普选之前提,政见,制度和思维,完全和中共所谓政协和人大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和我们同是分赃,那就没有了任何区隔价值论和思想论的必要;也尽数消失了一切主义和问题之解;因为,你我他不过是一群混蛋而已。五,之所以共产党人可以利用普世价值,正好说明他们的意识形态的不合理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合理性)——这一点,(也许涵括其他文化因素),正是其利用民主党派的一种“合理性”需求。这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过程。也正是籍此一点,他们的历史先声和民主党派的基本观念可通,可同;问题的关键是,按照共产党人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他们之“同路人”观念,正好说明他们并不把民主党派中人看成真正的同道和朋友。所以,在此策略和战略上,共产党人和所谓民主党派中人,完全是貌合神离,各怀一胎,本质有异。六,“合法性”课题的提出,是一个值得展开讨论的话题。

合法性本来的含义,当然是合乎法治和法制之所谓。但是,法治向来于中国政制疏离;相对而言,只能是民主宪政以前的半法制和法制雏形之存在。而所谓西方法制观念,它产生于宗教十戒和后来的英国大宪章,法国人权宣言等等。其中发生宗教权威主导国家和人文主义“人”治,人权主导之之分野;形成法治国家建制的雏形(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之国家论和宗教全权论之分野——这两个人文主义或者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分野,遂完成现代国家之转型)——再后来,就是制定政教分离原则。所以,法制/治和合法,正是在此意义上形成和完成,抑或半完成的。西方殖民主义和本土专制化/民主化政治,确切讲,是其本土法治化和殖民地自由化抑或半民主化、不民主化,共融与之的一种法律体制。在此体制下,西方国家建制的合法性依据,仍旧来源于他的本土民主化——普选,制衡和自由等等——而非依赖于其宗主国地位和殖民者地位。这也是众所周知之常识。东方国家之所以没有此一传统,正好是因为,他们关乎于此的历史阙如。我们在分析和回顾俄罗斯政治宗教历史的时候,产生的结论,亦归此类(见作者《俄罗斯思想辩正》)。也就是我们以下所要阐明的,(还是那个老问题)为什么孙文革命走向毛革命——二月革命,走向十月革命——都源于其传统合法性的不能建立和从未完成之阙如。就像儒学或者其他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无法融入中国极权体制之载体一样;俄罗斯神权主义抑或“巡神派”人物所批判的十月革命后政治建设设想,如果还是非常于民主建制,他们正是这样设想的,(见从《路标》到《来自深处》这些革命批判论),也同样无法完成这类民主建构,而走向理想绝对化之神权政治梦想。

俄罗斯文学和神学设想的绝对化基督(地上)王国,可以产生伟大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却在政治学上始终阙如而空洞,以至有后来他们迷茫或者不知如何解释此现象的现象(索尔仁尼琴对于普京和斯大林之吹捧等等)。所以,正好是因为俄罗斯政治合法性的未建和陌生,使得这个伟大民族未能接续,接通,更不能创造一种或者雷同,或者有异于西方政治建制之国家,之民主,之文化——课题回到中国,其合法性与否,这个本来十分清楚的观念,同样没有得到任何稍许的辨析和澄清。事实和历史也是这样记载的。中国民主先驱的观念,孙中山的观念,以至于后来张东荪,萧乾(含王芸生),吴鼎昌等人的观念,是以一种苏联统制经济学观念加上欧美自由政治观念之累加,造成的空想——这个趋势,主宰了整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思潮。所以,源此潮流,中国权变的合法性资源之所以如此稀缺,不是因为他们接续了和转变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应用和尝试,相反,他们把孙文接触到的,初具雏形的普世价值(三民主义),转换成为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孙文在前,毛在后),使得本来初见曙光之中国革命和建政合法性,丧失殆尽。

所以,由中共制定的《共同纲领》,本来就是并不具备载体的某种空洞论和空中论——说他一直以来就是人民国初创的合法性根据,就像陈寅恪和王国维反过来认为的那样,清末以后儒学载体不再,原因就是,这个儒学的皇家政治载体,业已不存;所以,儒学本身亦成为空中楼阁(函其政治设想和建制)——所以,当1948、49年中共引领所谓民主党派走向中共主导的联合政府时,这个民主观念的载体,业已死亡;也就是说,共同纲领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就未生先死了。原因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多党执政的纲领,无论在观念上和实际上,从来没有任何严肃的理据与根据,更不要说载体和制度了——他们就像中共所有似是而非的观点一样,都是未生先死的枉谈。(一如其土地政策,民族资本政策,言论、结社自由政策,乃至后来的文革的《十六条》,改革的《物权法》等等)。没有什么可以为他的法制和观念找到相应的经济和政治载体。

所以,说共同纲领就是“建国大业”合法性的根基,就像说日月颠倒的星际秩序一样,都是光明和黑暗的错乱和证伪。所以,我们把历朝历代之走马换将和皇权轮替,叫做起码是半制度和半合法性的建立;因为他继承前任之道统(孔孟之道)和文化之承传;而非极权主义那样,造就文化断裂和人文洗劫。封建(抑或反封以后)的建制,一句话,是属性专制主义,不消灭文化的建制——他们和西方宗教极权主义时期(如,加尔文时期),也并不消灭文化一样,制定了其合法性必须具备的一些前提抑或所有前提。毛泽东本人,难道具备这样的,被钱复、陈寅恪和吴宓等等学人专论能详的、任何一点这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前提吗?这样的“战是和平爆是仁”的共同纲领前提,难道仅仅因为他的“没有过时”,而真的存在过一天一时吗?所以,中共建政的合法性,如果类比中国任何一个朝代,人们首先看到的,是其切断和阻扰历史延续性的,完全不同于任何接续抑或更新的政治操作和历史反对。这难道还有什么讨论可言吗?所以,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更迭,没有建成完全的、普世的制度合法性,(至于民国,可以说,也是半制度半合法性建制——就是所谓训政时期,一党专权)——而俄罗斯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更是完全罔顾了封建皇朝建制中一点点可贵的接续主义和历史尊重态度。这是我们对于共同纲领的切肤之识。没有任何一个人和一个党,可以讲出此纲领的兑现后果和真实指向(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其实业已饱含了一党主导的权贵改革论萌芽,就是很为滑稽的一党主导之经济强大论——这是对于所谓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最好现实注解)。在此之前,这种联合政治,不过是走向洗劫资本和建立人民公社集中营的导言。

换言之,中国没有任何法治,亦同俄罗斯没有建立普世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完全因为他们的传统始终阙如,不具备这样的脑筋和思维——而他们具备的脑筋和思维,正好是他们在抵制这样的观念和哲学,也就是源自希腊的古代的自由和后来人们所谓现代的自由——他们始终认为希腊化是基督教异化和非拜占庭化的结果,从而反对罗马教廷中心论。没有民主之传统、之国度,可能会产生一时的大同倾向,但是,这种大同情形,往往很容易走向其不合法的合法性和合法性的不合法性——也就是我们赘言之毛,可以变孙文主义为极权之道之所在——而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的章章罗,乃至李济深,宋庆龄等等,也都处在语焉不详和模棱两可的地位上,最终被中共取消了发言权和影响(公共领域之)力。问题是,他们的发言和思维权利,也备及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和土壤。我们强调,前此,关于他们忽而走进中共,忽而批判之,抨击之,建议之,都是因为他们的根据,正好不是源自东方学中的专制主义正统,完全不是,他们的欧美(治学和从政)背景,还是受到西化和普世价值之影响——和“先声”中的政治比附和利用,还是不同——所以,正好是他们经历了尝试了和失败与中共体制,故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所有我一度称其为勇士之人,还是按捺不住自身普世价值论的常识论冲动,冒着触犯和得罪于毛的险境,出来讲话,坚持原则——而这也正是所谓五七年右派言论和右派运动的价值所在——其他的拥毛不被认得派和拥共却被得罪派,本不属于此列,其诉求价值归0——所以,不管宋庆龄如何公开表态,其背后(写信)的批判于之的态度,还是要充分予以关注和肯定的——她文革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写信抗争于无可如何之中;虽如此,人们还是要充分估价和分析之,保存之,探索之。

这就是当时的民主党派中人的矛盾表达和内心,外在一并抗争之历史。这里,同样可以有些总结之道:一是,只有这些人,存有某种自由主义(不完全自由主义)之思维根基;他们得以思索和判断的思想资源,也许是社会主义,但是,绝对不是完全的马克思和列宁主义,更不是毛主义。二是,这些人和蒋介石专制主义的根系繁复纠缠,或有断裂,或有相通;换言之,他们这些左派看到的是蒋介石专制之负面影响,负面危局,并被其否定。但是,他们疏知于极权主义之道,将会在更大、更多、更严的封闭之地,让其活动空间,相比蒋家王朝,缩水一百零一倍。黄炎培1954年对于中共统购统销政策的批评,就是这类例子的证明(将见黄肖路先生的说明文字)。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浅显的道理,现在还是不为人识,这就是,定义“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间性大区隔;换言之,民国人物之所以会提意/异见,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是来自民国之人。这是第二点。三,改造中国,不是凡见革命,一律该欢迎之,要看你是什么革命,有无建制在先的革命。如果建制和传统统统一无所有,如伟大之共产主义,那么,这个革命,就既无前途,也无现实(就是说,这样的革命,会以消灭社会,作为极权布阵的结局;甚至马克思所谓阶级斗争,也会因为各阶级权限的悉数取缔,而成为斗争权限归0的假阶级斗争学说——变成一个消灭阶级属性和人民个体的万岁主义。)四,所以,秉承这样一种政治常识,民主人士普遍提出的57年观念,成为他们一时贸入中南海的改正和翻悔;这是两种观念,两种前途,两种风气之决战。这一历史决战,将必不以胜负为结果,而是以中国最终之命运选择为前景。固然,这个前景,必然要以中国知识分子明确各种基本观念为前提,而非罔顾这些前提,只以“分赃”,一论天下之事,可也。事情,本来就没有这样简单和浮浅。

我们强调观念之重要性,正是因为所有的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甚至日本人(他们的大偎重信,他们的福泽渝吉,等等),都在区隔各种观念和主义,以做明治/智抉择而预影响其众,其民。这本来就是国家走向的方向定位——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定位——胡适之四十年代末叶的自由主义警示被置若罔闻。所以,最后,我们回顾和反思历史的基本态度,不是忽略和罔顾历史哲学概念,而是恰当地辨析和认知这样的概念,以区隔黑格尔、马克思似的所谓“历史哲学”和历史观念;但是,绝对不是将历史做成一种“游戏拼图”,而抽取其思想意义。因为,正是这样的思想意义或者负意义,使得中国人可以辨认其走向,其命运。重复而言,国人自孙文价值分裂论和以后共产党民主论,乃及共同纲领合法论的基调以来,混淆概念,达世纪之久;现在,必须正本清源,还与原貌。这个原貌,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现代正统道通和法统。这个三统,可以是三民主义,却绝对不是“国共融合”和“八个民主党派”之存在——他们的存在,在体现了五七价值以后,就已消失(不是说其坚持价值消失,而是说,其血统继承论早已一钱不值)——而民主党派的继承者,只能是以反对党的身价和身姿重新到位才有价值,且(如有可能)该为此身份认定,反对党身份认定而奋斗焉,不然,八个也好,九个也罢,都将呈现永远不及五七勇士敢于触犯龙虎之威的无后、无续和无人状态,而遗患后人。现在,我们回到黄炎培和黄万里的性格表征。我们充分肯定和评读他们对于极权的挑战——尤其是黄万里先生在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中做出的抗辩和斗争——也对黄炎老一行人造就中国现代史,主要是帮助孙文推动共和主义之努力,予以怀念,反思和肯定。所有这些老人的得失,既不能以偏成全,也不能不及整体,更不能全盘否定,要细析之;细部与整体的矛盾,必会演绎成为一种多元声部之音乐;而音乐曲构的内在张力,时时成为我们把握历史的一种资源和力量。那些看偏历史的人,无此幸运哩。

陈卫:我与九二民运(之四)

当时我就基本断定,康玉春和陆明霞、安宁以及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陈远等人是属于已经有默契的一个团队,李海虽然与康玉春等交往甚密,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具体的加入进去,不过他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也隐约知道他们的组织名字叫“中华进步同盟”,他们有时在当着比较信任的人时简称“CPA”,这是这个组织的英文名字的缩写。不过我不知道他们在这个组织里的作用,以及还有什么人加入了这个组织,我当然从来没有试图去打听这些。打听这些秘密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夏天时,有个东北人叫孙伟的小伙子给我说,西北有些人希望跟北京的民运界接触建立联系。我当即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应该前去了解和交流一下。这个小伙子自称是八九民运时期高中生自治联合会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但是八九民运是一个自发的群众运动,谁知道在其中是否有这么一个可能短期自发的组织呢?

但是要出去就需要路费,所以准备去筹集一点。不过当我遇到安宁,对他讲了这个困难,他当即拿了500元人民币给我。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也足可以支付两人的路费了。安宁没有说其它的,只是说你要打个条子,我是要拿去报账的。我明白这笔钱就是“CPA”出的,对于他们来说,我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从这里我可以推断,“中华进步同盟”成立时间应该在1991年的夏天。

这次出去我们跑了西北的几个地方,见了一些朋友,有大学教师,也有工人和学生,总的感觉不错,这些人都比较有自己的见解,并且相互之间有许多交流,甚至还有一些分工,简直就是组织的雏形。有个大学教师表示要重新评价马克思,将马克思学说中被共产党歪曲的东西纠正过来,我虽然不能说服他,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是复原马克思的学说就能解决的。另一个建筑会武术,工人收了很多徒弟,他说这些人都可以为以后进行民主运动出力,为此他还和妻子,搞了搞了个假离婚,所有财产都归他的妻子,但是离婚后他还和妻子孩子住在一起。这次出行应该是有许多收获的,如果不是92年我们出事,我想我还会继续跟这些朋友交往,西北这边的民运也会是另一个局面。唯一的意外就是我们坐火车路过包头时,车厢里没几个人,但是我身上的钱被偷了。我们不得不在呼和浩特下车找一个朋友借钱才回到北京。

组建影子政党

为了面对组党的现实,我和熊焱探讨了许久,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就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民主运动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吸纳成员和争取资金等方面问题很大。当然我们实际也没有具体的考虑需要发展多少成员或到什么地方争取资金。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成立一个类似的政党组织。但是我们同时也认识到这么做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我们决定暂时不大规模的发展成员。对这个组织的名称经过我们的思考,特别是我的建议,最后确定为“中国团结民主联盟”。这个名称看来不大象一个政党,但是我的意思非常明确,就是希望大家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联盟。

我们没有确定具体的章程,也没有什么分工和目标,因为目前只有我们两个人,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必要了,而且搞出来也授人以柄,很不安全。这些东西可以等时机成熟或者组织壮大后再来。事实证明我们这么做还是比较明智的。92年我被抓后,警察看到署有“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传单,而且也知道这个内容可能是我写的,但就是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个组织。

我们商议过后,就在91年9月底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的名义写了一个公开信,内容大概就是批评中国现在没有民主,我们绝不赞成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我们认为只有实行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我们反对中共在“六四”事件中的暴行。在这个声明里,我们从策略上也呼吁中共体制内的开明人士遵从他们的良心,不去为虎作伥,同时也警告那些从一党私利出发,在专制道路越走越远的死硬分子。

这个声明由我在9月30日下午单独约了几家外国媒体发出,应该有BBC、路透社和泰晤士报等。发出后我觉得事情比较严重,因为我明显感觉有人在跟踪我。于是我用了三四个小时来摆脱“尾巴”。晚上我不敢回到我租住的房子去,等到10点左右我才到人民大学去。因为八九民运后我们遂宁的老乡都不怎么聚会了,主要是学校怕由此出现类似“反革命事件”。我在前一段时间对人民大学八九级的吴忠富说让他联系在北京读书的老乡在人大聚会一次,想不到我却在这个时候不方便出现了。

大概到了晚上10点多钟,我基本确定已经将“尾巴”甩掉后就来到人大,参加遂宁籍的同乡会,其实就是在食堂或者超市买点吃的,当然也有啤酒,大家AA制聚餐一次,然后我们都在人大因为放假而空出的床上休息。第二天,我们又一起到天安门等地去游玩。这时我告诉我的小老乡吴忠富,我是因为可能出问题才来这里躲避一下,我回去以及见朋友可能会有麻烦。他当时就说,你怎么不早说,我有一个好地方,一定很安全,警察肯定找不到。然后他就说,我们遂宁有很多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的,到那里去是不会被发现的。他一个乡的朋友就在中建一公司打工,他介绍我去不会被怀疑。

于是当天下午告别了那些同学后,我就用事先约好的方式通知熊焱,让他给吴忠富一点钱,他们见面的地点确定在颐和园的门口,一个原因是这里距熊焱住的地方很近,另外就是这里人多,不容易引起怀疑,由于他们互不认识,所以还约定了见面时的暗号。然后我们就到了车公庄附近一个建筑工地。吴忠富确实说的不错,这里有许多遂宁的老乡。我知道他们的日子很苦,就买了一些食品,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注重同乡情谊的人,对我们的到来都很欢迎,在吴忠富巧妙的说法下他们也盛情的邀我在他们的临时工棚里住几天,不要到外面花钱住宾馆。

其后两三天的时间里,我就在这个工棚里,哪里都不去。其实也不能完全说是棚,它实际就是他们正在建设的半成品房子,一个房间里大概住有三十多人吧。这些工人基本都是二十来岁。平时他们都是自己煮面条吃。面条是大家一起买的,或者是家里带的,都放在一个柜子里。房间中央有一个他们自作的电炉,就是把一根电阻丝绕着放在砖头里。他们用一口估计有六十厘米直径的铝锅煮面。一拨人要吃就自己煮一拨人的面。他们每天都吃这种清水煮面,没有蔬菜,没有肉食,也没有什么调料,只是放一点盐而已,一日三餐都是如此,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吃苦的样子,下班回来都还是嘻嘻哈哈的。也许他们觉得能为家里挣点钱就非常自豪了。

熊焱显然也思考过“中国团结民主联盟”需要一些精兵强将加入。一天他告诉我,可以跟北京大学法律系的讲师王天成多接触。并说,王天成这个人和他是北大研究生时的同学,学问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直,对中国的民主也比较热心。他还要我注意,对王天成要非常尊重,因为有才华的知识分子都比较高傲。还有跟他的接触要注意不要给他带来麻烦。

随后我就来到北大找到王天成,他住在一个教师公寓里。本来是两人一个房间,但是另一个人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住在里面。

王天成个子不高,但显得非常的有精神,两只眼睛就像在发光一样,这是他有灵气的表现。他早就听熊焱说起我将来找他,对我也没有什么隔阂,也没有想象中的什么怪癖,相反他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容易接触的人,这让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和负责的青年学者。他的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会客时间:中午12:00—12:30,下午5:00—5:30”,这实际是他到食堂吃饭的时间,其实他是不留时间去会客闲聊的,他将所有时间拿来看书和写作。他也是北京大学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许多国际知名学术机构早就看中了他,免费寄给他学术资料。后来1992年5月我们出事后,我企图保护他,没有交代任何与他的交往,因为我知道他即将到德国留学。他成不成为一个民运人士并不重要,但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总会有作用的。谁知道,10月份他还是被抓进来了,而且是因为参与组党的事情。

我们基本上是交流对中国怎么实现民主的看法,说实话,在这么一个专家面前我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哪里有什么理论,我走上民运的道路实际是拜“六四”事件所赐,也就是青年人的正义感和热血冲动而已。但是王天成则不同,他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和自己的见解。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将共和制的理论研究清楚,写一本《共和国—一个中国人的真正信仰》的书。他还用朴实的语言批驳了现在流行的对共和制的误解,讽刺了我国把共和国作为国家名字但实际却实行专制的做法。十几年过去了,现在王天成早已成为研究宪政特别是共和制的专家,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访问学者,可以说他已经部分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王天成没有花俏的语言,只是强调事物内在的逻辑,他的观点我非常赞同。他也比较喜欢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家里面还是有许多合理的东西,他谈到北大有的人一说到儒家就要批判,他说这些人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只是从“批林批孔”中得来的,你要先读了原著再来跟他辩论。他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我,后来我在监狱里叫家人给我寄来一些儒家的书籍,让我也受益匪浅。不是他的话可能我此生都不会去了解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胡石根和王天成也有接触,虽然他们都是北大的研究生,但毕竟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法律系,而且也不是一个年级的,所以我估计还是熊焱在其中起了作用,将王天成介绍给胡石根的。熊焱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拉帮结伙,只顾发展自己的势力。熊焱告诉我,他跟胡石根达成了谅解,他加入“中国自民党”,胡到时也加入“中国团结民主联盟”,以互相加入的方式来融合,最后形成一个民间政党。所以虽然王天成是熊焱的朋友,也是我们非常看重将重点发展的成员,但是将他介绍给胡石根我还是理解的,因为毕竟“中国自民党”成立时间要早些,而且也做了更多的工作。

赫塔·穆勒的第三篇中文

    布赫兹的画。赫塔·米勒就是为这张画写了《一百粒玉米》。

尝闻有女作家谓:相同的东西让我悲哀(大意)。大约男女有别,相同的东西给我的感觉却是欣喜,当然我所谓的相同的东西可能要比那位女作家所说的狭窄一些,应该说本身就是让人喜欢的东西,只是相比之下却没能“乐景写哀”,未免有些“跌范”;多年来起码在阅读、买书上往往别具一种书贩子气质,好的书,只要有复本,一概拿下,一旦天有眼再见到,必然见一本收一本。没办法,好这口上瘾了。你知道上海文艺出版社《惶然录》哪一版用纸最好吗?除了1999年的初版本,2004年2版4刷最好,绝不泛黄。

这都是我一本本买过来的经验之谈。之所以说起这个“相同的东西”,是因为前两天在旧书店看到一册《灵魂的出口》,德国插画家昆汀·布赫兹画的与书有关的书,约请了世界上“四十七位当代知名作家”配文。关于这本书,自从我大约十年前遇到它,就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布赫兹的绘画。他的画作有一股静谧、神秘、细致但又往往突破你承受能力的风格,既能让你陷入艺术作品最容易引起的“情绪”之中,也能让你走进你个人的“回忆”,但画面所呈现的场景———几乎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可能的———又让你醒悟,这都是布赫兹的想像力,与读者无关。我记得自从买了这本《灵魂的出口》之后,又先后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在水一方》和《捕捉月光》,以及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瞬间收藏家》和《南极遥远的知音》。不知何故,后四种我见得不多———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的《雪从遥远的天上来》和《希望》两种则从未见到过,倒是这本《灵魂的出口》,检点书架,居然有三本之多,分别购自不同的城市。对我来说,它们是我心目中的“布赫兹的作品”,且是唯一的———确实是同一本。

像所有的图文书一样,我都是被图画吸引,直到好久以后,才赫然发现封面那署名“米兰·昆德拉”的后面乃是“等著”,该死的出版商打了擦边球,我也这时才“粗读”文字,并且一个一个对照书后附录的“作者简介”查看他们的身世。这几年以来,几乎每次都会在这张仅只一页、密密麻麻的附录上查看到大作家的名头,炸得你头昏眼花深恨自己有眼不识外国泰山(如你所猜,这四十七位中没有汉语作家)。这份作者名单中,米兰·昆德拉自然可以按下不表,我对其他作家的了解是这样的:当苏珊·桑塔格去世时,我发现她就是名列附录35位的苏珊·松塔;某次巴以冲突,新闻报道中痛失爱子的以色列某作家,正是排在第12位的大卫·葛罗斯曼。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观看之道》等书,这位欧洲著名的美术史家约翰·伯格先生,不正是雄踞附录第3名的那位么。细细数下来,写了《苏菲的世界》的乔斯坦·贾德(第11位),比赫拉巴尔更早一点来到我身边的捷克作家伊凡·克利玛(第18位),以及排在第26位、大名鼎鼎的以色列作家奥兹(此书译作“阿默·欧兹”),而乔治·史坦纳和马丁·瓦瑟都知道得太晚,前者是在知道他的晚年回忆录《勘误表》之后,而后者,众所周知的译名应该作“马丁·瓦尔泽”,他也是布赫兹《在水一方》的合作者。当然,最让我兴奋的莫过于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也在其中,排在第27位,他写的那篇文章叫《杀死一本书》。

检点一下,这基本算得上是当代欧洲作家的名单,并且以德语地区居多。不过,对于组织这本书的编辑方和画家而言,这恐怕已经是一份当代世界文学的名单,大部分作家都在世,并且在他们生活地方的精神领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可能在其他地方藉藉无名。命运如此,这既像我作为一个读者所逐渐了解到的,也在前不久对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的所谓争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逐渐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也正是在印证着这些作家确实是世界性的么?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谜底该揭晓了:比找到帕慕克更让我兴奋的,正是淘到的第三本《灵魂的出口》,我下意识地去书后的“作者简介”看作家原名,陡然看到第24位的“奥尔塔·谬勒”(Herta Muller)!

你好,“谬勒”女士。我简直荣幸得直搓手,自从10月8日颁奖以来,都盛传她在大陆仅在《世界文学》和《译林》杂志刊登过两个短篇《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和《黑色的大轴》,那么这篇收在《灵魂的出口》里面的《一百粒玉米》应该可以算她的第三篇中文吧(台译本《风吹绿李》系长篇小说)。如果我现在说这篇《一百粒玉米》当年就给我留下了如何深刻久远的印象,读者诸君恐怕也不会相信———这本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卫·葛罗斯曼的《钢索生涯》,但赫塔·米勒的这篇故事确实算得上其中佼佼者。只是,从这本多少有些生僻的书里找出这样的作家来,那么是我们了解得太多呢还是太少?

赫塔·米勒的《一百粒玉米》是这样写的:

啊,是这样的:每当家里有访客时,我们在吃完饭之后还会围坐在桌旁一会儿。不是想聊天,就只是这么坐着。

男士们包括我的父亲、祖父、叔叔,他们抽着烟。女士们则有我的继母、祖母、阿姨,她们用指尖沾着留在桌上的面包屑和糖粒往嘴里放。我也这么做,因为我是小女孩。我哥哥还不准抽烟,因为他还是个男孩,而不是男人。他用手肘去玩那些在我俩之间乱爬的蚂蚁。

叔叔看了看表,说:“是玩牌的时候了。”他们准备了一百粒玉米来做筹码,用完了才改用钱来玩。

叔叔把装了一百粒玉米的小袋子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祖父走到橱子那边取出罐子,摇了摇,里面刷刷响。爸爸取出小折刀把天花板上的梯子放下来,倚墙靠好,然后戴上帽子爬到最高的那级,从天花板向外望。他说:“我倒是想看看,今天会不会赢。”(《灵魂的出口》P4,张莉莉译)

怕噩梦,怕样板戏

    《样板戏史记》,师永刚、张凡编著,作家出版社2009年10月版,59.80元。

毛泽东提出“京剧还是要雅一点”,主角的围脖应改为围巾;刘少奇指出剧情不符合当地实际的住房结构;周恩来建议将故事背景由“东清铁路大罢工”改为中共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京汉铁路大罢工;郭沫若把唱词“不许泪水腮边洒”改成更加铿锵更有韵味的“不许泪水腮边挂”;江青要求考虑重新设计布景、慎重修改音乐、重视细节的合理性;连康生都敏锐地指出了剧情中“如何处理尸体”的硬伤……这样一部由众多开国一代国家领导人亲自介入、过问、跟进、细抓、关注、探究、批示、修改的真正“星光璀璨”的作品叫什么?在年青一代的哑口无言中,年长一辈却能从容答曰:《红灯记》。至于它的前缀名称应是京剧、现代戏还是革命样板戏,性质应是集体智慧结晶、举国盛景、社会风潮还是历史的笑话,在看完新书《样板戏史记》后,读者自可在心中找到答案。

样板戏不仅仅是一台《红灯记》,而是八台。从196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称之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到1968年初新华社报道中一锤定音地划定座次,“八个革命艺术样板、革命现代样板作品”从此由庙堂之高步向了江湖之远。但曾经亲手制出那些革命美学、红色标记、全民经典的国家机器与官方舆论,却又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将它们与语录本、像章、塑像一起锁进了历史的抽屉里,再没有拿出来过。这样的匆忙与翻覆,正如当年样板戏中被精心设计、有意灌输以便实现救赎与感恩的苦难历程那样,让我们的记忆落不到地面,只能轻飘飘地在半空中被宏大话语的风吹得左摇右晃、东倒西歪。

无功可录,罪莫大焉

《样板戏史记》原先的定位是继《雷锋》《红军》之后的三联版“革命说明书丛书”的第三本,试图按照只听说过没有经历过样板戏时代的80后读者的阅读偏好,用波普甚至后现代的方式重新叙述和解构样板戏。但与三联书店的编辑们在解读方式上出现的分歧,促使两位编著者开始思考,应该用另一本不戏说、无后现代的书,真实客观地为经历过六十年代的读者重新记录下样板戏历史,原汁原味地呈现出那种六十年代的气质。为了“特供给六十前一代,四十五岁以上人士”,两位编著者历时三年,四处访谈当年参与样板戏的编创演人员,整理与参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收纳汇集了上千张样板戏经典图片、绘图布景、人物肖像以及草图,力图为固化了的文化符号重新找到一个官方语境和民间需求之间的切口与通道。

正如两位编著者所说:“四十岁以后的这一代人们,他们也许都只是在这些戏的遗迹里慢慢地成长,或者,并不能分辨出样板戏的背影里真实的那些部分,哪些是政治,哪些是戏,哪些是革命,哪些是奇迹。”样板戏可能是他们呼朋引伴的青春印记、红色密码、接头暗号,却又可能是“终身难以逃脱的噩梦”、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的精神背景、深恶痛绝的反感与排斥。连巴金都说,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所有的这些,都源自样板戏与生俱来的矛盾与冲突,缺陷与不足。

文坛怪才汪曾祺先生曾经只是谨言慎行的“右派分子”,被押上街头游街示众,整天遭受残酷批斗,甚至想过像老舍先生那样一死了之,却突然被“文艺旗手”亲自接见和直接指导,参与了《沙家浜》的突击修改和排练工作,并继续在江青的控制使用下搞“御用”创作长达十年之久“硬要我这个写‘小桥流水’的来写‘大江东去’,我只好跟他们喊那种假大空的豪言壮语,喊了十年,真是累得慌”。但晚年汪曾祺对样板戏的评价可谓客观:从总体上看样板戏“无功可录,罪莫大焉”,而且还“遗祸无穷”;但也有可以借鉴的经验,其一是重视质量,其二是唱腔与音乐有创新、突破。汪先生此言,精到地点出了样板戏独到的成功之处“十年磨一戏”的精雕细琢,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有益探索与尝试。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唱腔韵味浓郁、朗朗上口、铿锵有力的样板戏抱有好感,内行人也对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糅进京剧后改进的《海港》里的二黄宽板、《杜鹃山“家住安源”的西皮慢二六等全新板式津津乐道。

但恰恰正是这两点注定了样板戏的失败。为了贯彻学演样板戏“不走样”的基本精神,国家有关部门当年曾经为每一台样板戏倾力出版了内容极其详尽的样板戏演出本。这些类似教科书的演出说明书最厚的可达400多页,除了故事大纲、剧本唱词、文字说明以外,还有大量的人物造型照、舞台平面图、布景制作图、道具表、主要道具制作图、灯光布光图等等图表。小到戏服上补丁的大小、颜色、位置,细到舞台上每丛芦苇有几根、多长都有明确的规定,务求统一复制演出。在样板戏的演出中,剧情、人物与主题成为中心,所有演员必须根据精心设计的形象、唱腔、程序动作严格执行,不得越轨。而观众也必须将注意力转移到角色上去,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角儿”喝彩。这样的桎梏必然导致万马齐喑的艺术氛围,扼杀了一切自发的创造与改进,并出现了大量“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悲剧。

政治精神,革命先行

另一方面,为了“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了保证主角的“高大全”,又很容易带来模式化、脸谱化、简单化的表演效果。在舞台调度上,敌人总是以“远、小、暗”的丑化方式来呈现,而英雄则以“近、大、亮”的夸张方式来展示,连献图的杨子荣都要“站得笔直,以显正气凛然,而一群匪首则只能低头来看联络图”。

样板戏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每一段念白、每一个音符固然都经过反复推敲,但政治挂帅、革命先行仍是首要的考量。我们不难从《红灯记》的修改中,品出其无所不在的政治意味。如最后两场《伏击歼敌》和《胜利前进》中,大量增加了正面表现武装斗争的武打和舞蹈的戏份,这无疑折射了长期以来武装斗争与地下工作的“红区”“白区”对中国革命贡献之争。另外,从戏曲的剧场艺术效果看属于“没戏”的《粥棚脱险》曾被许多人主张删去,但因为这场戏是本剧中“描写李玉和从事地下工作,同群众接触的仅有的一场戏”,并且这场戏中安排的群众对日寇的愤怒指斥,正可与《刑场斗争》中李玉和“抗日的烽火已燎原”的唱词相呼应,因此《粥棚脱险》最终依然得以保留。与此类似的是,《沙家浜》最早曾叫作《地下联络员》,但根据毛泽东通过江青所传达的“要突出武装斗争而不是地下斗争的主导地位”这一指示,原本以地下工作的传奇故事取胜的剧本,大量地加强了本来是配角的郭建光的戏,为他设计了成套的唱腔,使他成为主要的英雄人物,阿庆嫂则退居次要地位。连《剑桥中国史》叙述到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时也精准地看出,《沙家滨》的主角本来是阿庆嫂“可在作品的表演中,重点越来越落在郭建光和他所带领的解放军战士身上。郭建光在舞台上踊跃、造型时,他那令人目眩的白制服震慑着人们的双眼”。

但全书中最吸引读者的,或许不是关于戏的“正传”,而是关于人的“外传”:李玉和、杨子荣、洪常青、吴清华、喜儿、柯湘、方海珍等等闪光名字的背后,那本来平凡的演员如何背负着灼热炫目的光环浮沉不定?阿甲、翁偶虹、李承祥等等原来能在台前笔下决定角色生死离合的编剧导演,如何身不由己地被时代浪潮裹挟得前俯后仰?大才子于会泳如何从一个极具人性却被批评为带有“未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右倾思想”的知识分子,变成“三突出”的创造者,又如何在自己的音乐巅峰、人生顶点垂直坠落、走向死亡?原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中有戏,戏中有人,端的是精彩好看。

这本书说是“史记”,其实更像是画传方式的话本、演义与传奇。一个有文化、无血债、无家丁、无武器、在“红色娘子军”成立前四年就已病故的普通富户张鸿猷,终因意识形态与官方话语的需要,成为“内心是魔、行为是鬼”、为富不仁、欺凌百姓的“南霸天”。而早年曾在京剧班子里当演员、“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的李云鹤,慢慢转型为上海滩女明星蓝萍,再成为将样板戏视为己出、据为己有的文艺旗手江青,却又被毛泽东直言“戏原来就有,是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这样的峰回路转,难道不是另一种样板、另一种戏么?在这一念一唱、一做一打之间,正是一砖一瓦的记忆积累工程、一笔一画的社会形塑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