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60年的红朝大”兽”（寿）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极权歇斯底里文化，与曾经的第三帝国的政治行为艺术有异曲同工不相匹敌的傲慢和疯狂，这是极权社会底子里的虚弱所决定了的；国殇60年，执政者缺乏道德上的反省，因而也对中国60年的沉痛历史缺乏真正总结，对人民而言则是缺乏一个来自国家的忏悔和道歉，”极权有理”在中国仍是象泛滥的红色海洋一样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继续泛滥成灾。于是极权中国执政者的合理性将继续面临考验。
中国需要一个民主的许诺，在全面的民主制度设计和实行之前。非此帝国恐难逃一切专制国家的厄运。
※ 红色行为艺术的虚假。国殇60年，红朝显示出它最后的辉煌，到处是红色的海洋：五星红旗插满大街小巷， 60年天朝的红色庆典彩排和红色党旗下的红歌大赛，更有甚者是行为艺术般的把红旗布满繁华要道，此外尚有免费的红色坝坝电影，映衬着街面上戴着红袖套的治安协管员，红朝中国的一幅典型的极权政治行为艺术凸现在世人的面前。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共已”与时俱进”地懂得了政治原来也可以搞成行为艺术。于是，后极权时代的政治可以一方面是暴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是艺术行为（当然不是真正的艺术），没有前者的基础就没有后者的表现；而后者的表现（诸如类似的红色海洋）却在支持”极权有理”的同时，制造和烘托出一个甲子之年的”盛世神话”：即在手段上是先行淹没你，然后是心理上打垮你，最后以达到红朝”战无不胜”的政治效果。红朝似又可再续传奇。
第三帝国的行为艺术如李劼先生曾谈到的那样，希特勒如果不是穿着纳粹制服而是骑着瘦马手举长矛，其荒诞无稽也会与唐吉诃德一样，这也像红朝60大兽的穷尽辉煌，虽然到处是红旗和红色海洋的行为艺术，但它也不尽和谐：
今天中国的挂旗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只是一个”体制内”的事，即使如此，那些悬挂的红旗也并不是如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壮丽整饬。除了媒体因为”统一口径”所达到的宣传上的划一的红色话语，”市场经济”下中国人的公众生活已是今非昔比般，后极权时期被撑起在大街小巷的红旗并没有能够撑起中国人的真正脸面！今天的中国又有多少”自愿”挂这爱国主义的破旗呢？
行为艺术的本质是虚假的，即以虚假的表演行为来敷演现实，因为没有现实基础，所以一切行为都只能被冠以”艺术”二字，在想象中达成；政治行为艺术的虚假同样在于它没有社会基础，在政治想象中达成所一厢情愿的政治目的。国殇60年红色中国的行为艺术也会在它表演之后闭幕，而表演后留下的悲凉和无助当然也只有政治行为者本身来承受了。
数千年来中国历届天朝所没有能上演的政治行为艺术在中共这里上演不能说明红朝的不可战胜：这是因为没有永远的天朝，也没有永远的红朝，世界潮流，时世更替，盛极而衰乃自然规律；红朝之政治制度无民主宪政，所以辉煌从来只是表面现象，然而红朝之无宪政本已现丑，却厚着脸皮粉妆上台，这不是强索欢颜外强中干又是什么？无宪政之政治就像无内容之道具和无事实之行为，徒供表演而不具实质，徒有行为而不具备”目的正义性”，所以红朝的”盛世神话”能持续多久并不是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
※ 负罪之国无道歉。红朝60年专制极权造成的无数冤假罪错可谓罄竹难书，历史总会有全面清算它的时候；红朝的”非正义性”在于它一边继续奉行”极权有理”并对异议政治进行打压，一边却继续”伟光正”的虚假宣传传统蒙骗国人；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国之庆典的60年大殇，背离了人民的真正期待而缺乏一个道歉，负罪之国无道歉就象罪犯无忏悔一样，最后只有一路走到黑。它离人民似乎也越来越远。
民主国家的政治上的合理性除了宪政体制更在于它道德上的自我改正机制和忏悔意识，这是专制与极权在”道德律”上的重要区别；因为和解和宽容首先应该来自统治者而不是下层人民，只有前者才有这个能力；其实一个国家做到这点并不太难，它只需要有道德上的诚意和政治上的善意就行了。
同国殇之年无道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久前在任英国首相布朗对计算机科学奠基人艾伦·图灵受到法律迫害所表示的诚挚道歉：”我代表英国政府，代表所有因为艾伦的努力而能自由生活的人们，说一声：你没有得到更好的对待，我们深感抱歉。”这事就发生在此前的9月10日–57年前身为同性恋者的科学家艾伦· 图灵曾受到英国当局的法律迫害。
图灵是美国”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之前的现代计算机设计思想的创始人，真正的计算机之父，图灵带给英国的荣耀就像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一样，前者除了在科学事业的丰功伟绩，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就是因为他帮助研制的BOMBE破译机能破解德国”谜”式编码机的情报，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情报基础，所以图灵对”不列颠抵抗黑暗专制”有着特别的贡献。
布朗的道歉既包含着崇尚科学和敬重科学家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国家对一位公民的忏悔，表现出一个国家道德上的诚意；图灵的遭遇法律迫害的实质是国家对公民的制裁，这些当时看似合理合法实则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冤案，其实涉及到人权及国家道德这样的根本性的问题，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文盲，不管是高官还是平民，无论是富翁还是穷人，无论哪个国家的哪个时期，无论他们受到不公正或公正的待遇，都体现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然而以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图灵的悲剧只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社会进化尚未开放的时候，图灵的悲剧更带有一种社会对”不道德”者的裁判，国家并没有做错什么；但布朗首相的道歉则在于从国家道义上对一位公民身负愧疚而深感不安，于是国家忏悔有双重价值：既表示愧对从前给公民造成的伤害，更表达对今后公民权利的尊重。始终不忘记对公民权力和权利的尊重是民主国家经常做也必须做好的事。
反观中国之现状，60年国殇之际执政党仍一味的迷醉于歌舞升平和”大国崛起”的神话，对被历史上远甚于图灵者们的屠戮和冤屈，对60年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无数罪错缺乏一声”对不起”，缺乏一个道歉！60年大”兽”看来还将奉极权为臬事，直到有一天人民也已感觉”对不起”的时候恐怕就悔之晚矣。负罪之国无道歉看来确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即使发展到后极权时代也不能改变这样的专制和”专利”。
※ 民主也需要允诺。红色的制度性腐败需要制度性的纠错机制。红朝的不能千秋万岁在于它的制度性的腐败机制，这是一场政治行为艺术不能解决的，而没有道德的红色海洋并不代表欢乐，更多的时候人们从中只能看到血腥：没有来自国家的忏悔和道歉当然是道德上的不义，但更有着制度上的贫困；60年大”兽”无仁义的根本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的在制度上的设计。
民主国家的对过去的忏悔其实是包含在对未来的希望和允诺之中，即道德上的对善良梦想的不断期望。许诺之成为必须是因为执政者不能安于现状，如果这样他们就是没有尽到责任。而共产专制极权国家却相反，它不给人民任何政治上的许诺（类似的所谓”国家发展计划”从来就不是什么许诺）；没有忏悔意识和悔改诚意使这个国家的即寿之日仿佛只是一场行为闹剧。红朝下面也无新鲜事。
今日中国之执政者在其大”兽”之日最应该做的是需要有一种民主的姿态（哪怕是像唐诘诃德那样装腔作势也好），需要一次（哪怕是第一次）对未来中国的民主设计的许诺（哪怕是口头上的），但执政当局没有这样做。它所做的还是继续奉行并高祭起极权的图腾，在60大”兽”之际做够官样文章–它总是缺乏那么一点点诚意。极权社会之无人性和泯灭道义，在其没有制度设计并建立之前就不能先行对民主的允诺”有所表示”了？不知这是它的明智还是它的愚蠢？
没有民主许诺的社会总会生活在虚假之中。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分肥和利益瓜分便仍然会在这虚假之中按部就班的进行。60大”兽”无非又是他们的一次庆功宴会而已。于是帝国也只能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帝国的法制仍然只是中南海少数人时有叫嚣的事，北京以下似乎都不买帐：老百姓的不买帐在情理之中，而各级官员的不买帐却总还是有些出乎中南海意料之外，极权社会的”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已经成为帝国的一种政治机制。
《成都商报》9月26日曾报道重庆高院副院长等10名法官涉嫌巨额贿赂被”免职”， “窝案”中的10名法官包括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副庭长，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等等；无独有偶的是此前已有媒体披露的广东省汕尾市环保局长、陆丰市副市长和建设局长等三人饭后赌博，只因和牌番数的算法不同便互相争执并动手斗殴还导致”流血事件”，且事后三人订立攻守同盟以图掩盖。
这还是只见诸报端的了。然而没有上面的无道又何来下面的疯狂？这是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如此红朝，它能万岁千秋吗？如此红朝，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民主设计和实行，它就端的不倒？
今日之中国在其所称的60大”兽”来临之际，当局理应有开诚布公的对民主宪政大致路线图的设计和根本允诺。这个允诺其实本来是回到60年前的那个全国政治协商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发扬提高；民主宪政决只不是当今执政者们的事，它与全民有关，而这个政治协商也决不能限于”体制内反对派”，它也必须要有体制外的参与；60年后中国的当务之急非此莫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