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两年前的春节回家，听说家乡正大力发展光伏产业，一个投资数十亿的多晶硅项目正在征地，上千亩征地的阻力也很大，为此，全区都在动员，据说，若有官员的亲属拒绝征地，则该官员的乌纱也将不保。其时，正是光伏产业蓬勃发展之时，所以项目前景也非常乐观，投产后年产值预计是数十亿云云。回京后，听说还在继续上马多晶硅项目，如全四川省的项目都建成，全省的总产能就将由2007年的800吨激增到2010年的31750吨。自然，这样庞大的产能也引发了忧虑, 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这个行业泡沫破灭的消息，目前,市场价格已由最高时的500美圆,跌到了70美圆左右，已经接近生产成本价，全行业扔进去的1000多亿投资面临着打水漂的风险。

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时，张五常教授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地区竞争制度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在他看来，“一个县可以看为一家商业机构，或公司，或企业，拿着土地做生意”，而“任何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原则上是与县合资做生意”。张教授的观察一向独到，这一次也不例外，各地政府在促进经济方面，确实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的作用。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来，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以招商引资，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帮助。不过，也如其他场合一样，张教授这次少讲了一点什么，那就是，县级政府并不仅仅是商业机构，也还是拥有强制权力的政府，长期以来，除了公共服务的改善，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和发挥强制权力，在征地、融资、或其他配套环节上为企业服务，而在笔者看来，后一种服务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支持经济的主要作为。

运用政府权力直接支持企业发展，做大做强地方企业，越来越成为各地方政府的自觉选择，在当代中国，每一个成功的地方企业背后都站着一个积极作为的地方政府，这一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兼并重组、征地拆迁、融资引资、技术合作。。。。。。无不活跃着地方政府的身影，而目的通常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强地方企业，带动一方经济。随便行驶在中国的任意一条高速公路上，路边巨大的企业形象广告牌所展示的，与其说是企业的辉煌，倒不如说是各地政府的政绩。

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存在相当大的隐忧。与垄断央企不同，地方政府所扶持的企业大多处在竞争性环境之中，做强本非易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并无可能转化为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做强与否，根本上还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但是，如果企业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方便的融资和优厚的政策支持，那么，企业也会更倾向于通过政府的途径获取利益，而没有多少兴趣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于是，我们看到了太多各霸一方、过度多元化的地方企业，却很少看到拥有核心竞争力、能够走出区域市场的地方企业，对此，与其责怪企业的不思进取，不如反思当下的政企关系——暂且不用说这里面可能隐含的利益交换了。

此外，地方政府做强企业的渴望也埋下了重复建设的种子。做强企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每一届官员都有任期，于是，那些投资见效快的项目就成为各地政府不约而同的支持目标。尽管投资是以企业的名义进行，但如果没有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行业产能的放大也不可能有如此惊人的规模，更无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周期内密集放大。以多晶硅行业为例，截至2009年上半年，四川、河南、江苏、云南等20多个省有近50家公司正建设、扩建和筹建多晶硅生产线，总建设规模逾17万吨，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倘若这些产能全部实现，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以上。很难设想，这仅仅是企业的理性投资行为。

事实上，地区竞争制度要想真正发挥作用，就应该约束地方政府竞争的内容，集中在公共服务的质量上。但是，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中国改革都最终放弃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掌控依旧强势，并日益倾向于运用权力所带来的资源调配，以做强企业为目标，直接介入到经济活动中去。而在地方层级，由于缺乏垄断的可能，这样的地区竞争带来大多是过度多元化而缺乏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以及因重复建设而带来的资源浪费，我理解，张五常教授所褒扬的是以公共服务质量为目标的地方竞争，但是，在现实中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却是后一种形式的地方竞争，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竞争并不值得提倡。

中国大陆正处于前现代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因此民众由臣民、顺民转变为公民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说公民社会在中国大陆崛起，为时尚早，因为做一个公民有相当大的风险与代价。只有输无可输的底层维权者和看到社会必须和平改良的精英人士中的少数人，起来在黑暗的屋子中呐喊几声，以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些踽步前行的少数人，相对于庞大的13亿来说，真可谓沧海一粟。但面对此种局面，吾人不应悲观，任何变革都起于青萍之末。2008年5．12大地震中，非政府组织、自愿者及其相关机构的参与，便使民众看到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关系的些微变动。多年以后，我们返过来观察这些“青萍之末”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力量与感动。 

                      一：只有国家，没有社会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国家像牢笼，整个社会封闭，信息不公开，人员流动性差，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除了大城市的人，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许多偏僻乡村的人，根本都不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更不用说有非政府组织及志愿者前往救援的事了。即便你有心前往救援，你也可能因收入太低、交通工具落后无法前往，更可怕的是对流动人员管制得非常严，你独自前往还有可能被视破坏分子而遭逮捕。在此种情形下，一场大规模的地震灾难，酿成人祸是必然的结局，其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拒绝外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包裹民族主义糖衣的口号，看上去特别漂亮，但其实际意图则是闭关锁国，使铁幕下民众的苦难生活，不为外界所了解。好让悲苦的民众，在没有选择、无所依靠中更加听任政府的摆布，而不得轻举妄动，哪怕你遭受了天大的冤屈，也只能打碎牙齿自己吞。 

1978年以前，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强大的国家直接面对弱小的个人，中间没有鲜活而正义的社会力量作为缓冲，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可使万物烤焦乃至晒死，实在是民众的大灾难。作家阿城说，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诞生好的文艺作品，其根源在于，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被官方意识形态的泛政治化切断有关。导演贾章柯也认为几十年来切断市井生活和文化传统，被革命的宏大叙事所裹挟，是中国导演拍不出好电影的一个主要因由。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虽然有很多问题，政府专制独裁的实质没有改变，但经济有所发展，自由有所增加，民众的生活有所改善，信息流通相对顺畅，权利意识逐步提高，因而才使社会的活力有所恢复。从唐山大地震到5．12大地震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这种差别，5．12大地震在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各方面均比唐山大地震有所进步——虽然政府隐瞒、冷漠、傲慢、不尊重民众选择、不追究人祸中的官员责任等方面没有实质的改变——这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民间社会因三十年发展之利，能够迅速行动起来，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于第一时间进入各个震区参与救援。

                       二：对比与选择 

一个国家的良性发展，不在于政府的强大，而在藏富于民。民间社会的蓬勃生机，公益组织的不断发展，非政府组织的逐步崛起，个人自由空间的扩大，才是民众真正的福音。5．12大地震后，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前往救灾，给几十年来政府包括慈善与救济在内的垄断，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由于几十年来政府在各个方面的垄断，民众对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很缺乏了解。有一次到乡下救灾时，一位老者问我，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我说，我们是志愿者。他说，什么是志愿者？给他讲理论他显然是听不懂的，何况理论还要说得浅白易晓，绝非易事。于是我们有如下轻松对话：我说，我们下来发表讲话不？他说，没有。我们下来训斥你们不？他说，没有。我们下来有干部陪同没有？他说，没有。我们喝你们的水吃你们的饭不？他说，没有。我们走了，你们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不？他说，不知道。我说，这就是志愿者。他“哦哦”连连，似乎懂了除政府之外，还有别的人在救助他们。 

也就是说，在沉寂近六十年后，民间力量正在生长，政府救灾和重建中的全面垄断正被打破。花纳税人的钱所养的政府，当然应该是救灾的主体，但政府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垄断救灾事务，应该让公益组织和个人主动参与，使救灾和重建能够快速有效地推进，从而使灾民恢复信心。如果没有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的参与，民众不仅对政府官员的作为，没有对比，而且对救灾的资源和救助形式，也没有选择。没有对比，不知政府官员之傲慢冷漠，没有选择，便不可能得到全方位更为可心的救助。 

                        三：要用好的方式去做 

在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救助的过程中，也是非政府组织及志愿者自我学习及完善的一个过程。因为此前任何一次灾难，都没有出动这么多的非政府组织及志愿者，大家都难得有这样的实践机会，所以不单是民众不知志愿者为何物，而许多志愿者对自身也需要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由于政府对慈善和救助活动六十年来的垄断，再加上雷锋这种变态行善的宣传，使许多人即便有行善的心，也没有行善的能力。善心不一定能办好善事，如自己捐了钱就逼别人跟着捐，大房地产商王石更是因为说了让一些民众觉得有错的话而被批评和逼捐的。捐款行善完全是私人的事，你可以倡导，但绝对不能干涉别人的自由。但在中国大陆不只是普通老百姓喜欢逼捐，所在单位更是从工资里直接来进行逼捐，以达到政府是如何有力的宣传效果。再者，有一些行善的人包括企业家，把受助者当作自己行善的广告来做，不考虑受助者的内心感受，觉得自己捐了款捐了物行了善，就是受助者的大爷，受助者有义务来配合他们进行一系列的行善表演，这是对受害者的二度伤害。 

官方更是搞虚伪行善表演的高手，政府的救助本是拿纳税人的钱（物）准确迅速地分配给受助者，但宣传机器却要民众配合电视和报纸来感谢党和政府。有的人感谢党和政府的说辞，虽不一定是官方宣传机器诱逼的结果，但几十年愚民教育之害所导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使他们形成巴甫洛夫似的条件反射，不由自主地在镜头面前说出感谢党和政府的话来。更为恶劣的是网上流传颇广的一条标语：“命苦不怨父母，地震不怨政府”，是由中共青川沙州镇党委、政府写成大横幅挂在显眼的路边，以引导民众不要抱怨政府救助不力的。作为一级政府写出这样混账的标语，这只能表明沙州镇政府做贼心虚，他们知道这虽是天灾，却也难逃人祸之嫌，才用这样荒诞的标语出来愚弄民众从而消气灭火。 

学者刚多赛说得好，做好事是不够的，还要用好的方式去做。比如你是个建筑设计师，到藏羌地区去建房，除了保证房屋质量安全外，还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采光及风水习惯，不能以科学霸权主义来行善。有些习惯虽然不一定科学，但这习惯并不危及到人们的生存，更是人们的一种情感寄托。这就像我们知道清明上坟给祖先烧纸钱，根本没用且不科学，但人们乐此不疲，那就是因为情感不能被科学所主宰。灾后房屋重建做得最好的就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他在建轻钢生态房中实施灾民自主、协力自建的理念，不仅造价低、注重环保生态、就地取材，而且易于民众自主学习和自主建造。从而使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享受灾后重建家园这个过程，而不只是享受现成的房屋，搬进去住了事。这一个微型的“民治”（ By the people）试验，算是在灾后重建中播种公民理念的幼芽。 

                      四：两部电影里的细节 

台湾9．21大地震后，纪录片导演吴乙峰率其团队在南投县国姓乡九份二山地区南港村拍纪录片，我看到其中两部，一部为《生命》，一部为《梅子的滋味》。前得关于生命的思考，是地震纪录片中的翘楚，后者则是表现灾后重建过程中，村民与邻村、乡公所、游客等的利益冲突，如何互相妥协洽商的过程，展现了民主社会下村民自治的成果。其中一村民说到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不能很好解决的话，那么不怕跟官方打官司对抗，并充满必胜之信心。他说这话时，不仅带着阳光般的微笑，神情也十分自信，这在大陆民众中是少有的。 

5．12大地震后，美籍华裔学者夏明等在灾区采访，拍摄到绵竹富新二小127名死难学生家长集体艰难维权的过程，最后制作成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感动了成千上万善良的人们。由于死难学生家长维权受到官方的打压，许多家长退出了维权行列。有位死难学生母亲不甘心就此罢休，依旧接受夏明等人的采访，其邻居竟与她在镜头里吵了起来，要她维护“国家形象”，不要说共产党的坏话云云。这位母亲马上反驳说，我并没有说共产党的坏话，我只是反映我娃娃屈死的实情。她一边与邻居争辩，一边下田去栽秧，看到她插秧的镜头，我既心痛又难过，忍不住留下泪来。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几十年来官方宣传机器的愚民宣传，对民众的洗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他们并不自知。死难学生母亲争自己的权益，为死难孩子讨说法，并没有影响邻居的生活与利益，因为邻居并没有小孩屈死后与官方达成一致的人。即便你没有丝毫的帮助与同情之心，你也不应该指责别人为自己屈死的孩子讨说法。可是被愚弄了的“凛然大义”使得民众参与剥夺、侵害别人的利益，而维护那个空洞的被一党私利绑架的所谓“国家形象”，实在使人既愤怒又难过。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抵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从总体情形来看，中国大陆要培育出合格的公民，还有漫长艰辛的路要走，许多维护自身权益的常识，大多数民众还黯昧不知。但随着信息的逐渐开放，经历过5．12大地震实践训练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对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参与，开了个好头。虽然官方对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机构和个人有许多打压与阻碍——如著名的牛博网曾因救灾被短暂封锁银行帐户、许志永为首的公盟组织被取缔等——但我认为公民像石缝里的草，终将开遍原野，不可阻遏。自由的中国，是由热爱自由的人民践行出来的。 

   2009年8月26日于成都 

转眼间刘晓波先生被正式逮捕已经两个多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国内关心人权的人士正被中国当局制造的新的人权案子所牵引，而渐渐无暇顾及到晓波的案子。刘晓波先生的案子无庸置疑是个因言获罪的案子，因为无论他是由写文章还是签署《零八宪章》所导致，事实都是公民言论表达而招致的祸端。

我认识刘晓波先生已经20多年了，虽然我很少与他直接接触，只是近年来偶尔在朋友的一些聚餐中碰到他，但他的文章我是经常读到的，所以自认对他还是有所了解，也因此想就他的案子谈点自己的看法。

说实在的，6月24日，当我从网上看到刘晓波先生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于头一天经北京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时，我是有些不敢相信的。因为此前我一直认为当局应该会在监视居住晓波半年后将他释放。原因是当局已经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并且一再宣称要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既然如此，那就不应该再沿袭过去那种极权敌对思维，将践行人权、批评政权的行为视同为颠覆政权。

可是当我从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据公安机关侦查掌握，近年来刘晓波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北京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晓波立案侦查，6月23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并在消息中还专门指出”经初步审查，刘晓波已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就不由得我不相信了。我只能再次感叹：这社会好事总在人们千盼万盼中，打着折扣出来一点点，而坏事却总远远超出人们的预估！

随后我看到”维权网”关于律师前去会见刘晓波先生的报道：6月26日下午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和丁锡奎两律师获准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先生。据两位律师介绍，刘晓波对他们说：警方对他的调查主要围绕《零八宪章》和他自2001年到2008年公开发表的20几篇文章。刘晓波坦承这些文章是他本人写的，但不承认写作这些文章构成犯罪。因为第一，一个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对公共事件和国家事务发表评论和意见，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乃是他的天赋人权，亦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第二，有关当局以文定罪是大兴文字狱；第三，有关当局以文定罪是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第四，他愿意为《零八宪章》承担主要责任，不要再牵连其他签署人。

由此可见，刘晓波先生承认自己所写的文章，并坚信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却不承认写文章是违法，更不存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政府将刘晓波先生敢做敢当的行为称之”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显然不实。

刘晓波先生1955年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多的几位文学博士之一，1989年因参加民主运动，于当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被关押于秦城监狱。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因从事自由写作及民运、呼吁为”6o4″平反、保障人权而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后因执笔《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和《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而于1996年10月8日至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长期来他坚持独立的民间批判立场，发表了大量的针砭时弊的文章，让当局很是忌恨，也因此经常受到当局的监控和骚扰。

这次刘晓波先生因参与发起《零八宪章》与近年所写的文章而再次遭到逮捕。从已经公开发布的《零八宪章》来看，这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与前瞻性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表达。参加联署的公民完全是依法践行自己言论与思想自由的权利，表现公民对中国社会的深切责任。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的规定，以及中国自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刘晓波先生完全是在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同时根据今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承诺”采取有力措施，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当局因为无论是以《零八宪章》，而或以他所写的二十几篇文章来关押刘晓波先生，都是公然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中国《宪法》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与人类文明相背离的，也与中国政府自己一再自我标榜的改善人权、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相违背的。

众所周知，刘晓波先生一贯秉持理性与和平的原则。自八九民主运动至今二十年来，他所发表的大量文章，都是主张和平改良以促进中国社会向现代民主宪政转化！虽然他在批判当局一些罪错上，有时措辞极为严厉，但他从来没有主张过暴力，相反他对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任何暴力都心存忧虑，并尽自己所能呼唤社会各方回到和平理性解决问题的渠道上来。为此他还经常遭到一些激进主义观点者的批评，对此他常以宽容的情怀表示理解，并常常选择沉默而很少与人争吵，更不指责于人。

刘晓波先生不仅理论思考上平和、理性，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极为低调与谦和，这与他文章所表现出的嫉恶如仇，以至常常让人感觉难以接近有很大差别。记得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前夕，有天晚上我有幸跟他与另外几位老师在一块吃饭。席间他直率地批评我文章锋芒太露，容易授人以柄，不小心就会招致有关方面的构陷，并真诚地告诫我说：”不要被他们拍进去！中国不缺坐牢的了！你若进去个三年五载，那也就白进去了。”言辞之间为师为长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记得席间大家照像时，我请晓波先生合影，因为他是师长，我想站着而请他坐着拍照，但他居然坚持要共同站着拍照，完全没有半点架子可言。

从晓波先生的文章及为人来说，晓波先生完全是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对社会的深切责任感表现于他对权力的高度警惕。我从认识晓波先生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可能拥有政权表示过兴趣。应该说他只是一个远离政权的审视者，他对政权的批评、批判与痛斥，完全出自公民对自己权利的行使与捍卫，出于对正义的追求，对是非的评判，对权力违法乱纪的警惕与公民权利被侵害的痛心。所以说他一切努力所追求的是人权，而不是政权！

如此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谦和、低调的人，多年致力于维护人权、警惕政权的人，怎么今天变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嫌疑人？面对这种吊诡的现实，使我不禁想起当年庄子写的《鸱得腐鼠》一文。文中言道：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之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子知之乎？夫鹓，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

可见庄子无意于相位，而惠子却惊恐怀疑他将取代自己，这正如鸱得腐鼠而恐鹓来抢夺，岂不让人笑话？

难道今天中国当局欲以”政权”来”吓”晓波么？对于极权政体的统治集团而言，他们也许永远也认识不到人权的高贵与政权的低下，体会不到晓波等知识分子为人权而抗争的高尚志趣！极权社会下的统治集团们永远将一切批评者视同敌人，并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认为那些批评者就是觊觎自己手中的权柄。殊不知统治者视为比命还值钱的权柄，在这些良知知识分子眼中就如鹓对腐鼠，躲之还恐不及，何言颠覆与争夺？

事实上人类这种对政权的藐视与对人自由、尊严的推崇由来已久。不仅中国古时有许由的”洗耳”之举，历朝历代也多传着一些挂印而去的贤士高人的故事。这种追求自由、独立与尊严的高洁之气也不是中国所独有，美国的开国之父华盛顿先生在引领美国独立之后而交印返乡，后来在被选为总统后，只连任一届而谢绝挽留，决然挂印回到农庄，也体现出这种对权力的远离与警惕。当然中国当代也有如赵紫阳、鲍彤、朱厚泽、张祖桦等先贤甘弃权势而选择大义的壮举。这些古今中外的高洁贤达之士，是人类赖以存续的精神脊梁！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来昭示出人类应该遵行的方向。而晓波先生用文字来斥责权力，也正是一个学人维护自身独立、尊严与远离权力的表现。那充其量只是对权力的一种藐视，而不可能存在”煽动颠覆”的动机，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会有此兴趣！所以那些肆意妄测别人”煽动颠覆”的，事实上是极权者的一种自恋，是一种多情或神经性恐惧而已。

从晓波先生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联想到中国多年来广泛施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来迫害那些不顺服于统治者的异议、维权人士，将他们大量投入监狱，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政权如下的一些特点：

其一、政权被私有化。作为国家权力应该是公器。作为公器的权力包括来自于公民的授予与服务于公民的宗旨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个被公民授予的又服务于公民的权力，怎么可能出现被公民所颠覆，或者怎么需要公民去颠覆呢？如果一个可能，或者被认为能够，被公民颠覆的政权，那肯定就不是公器性的政权，而是一种私器，是统治者自己拥有的私器。所以从一个社会广泛实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可以看出该社会肯定是一个将国家政权变成了统治者私人器物的政权。

其二、政权被罪恶化。作为服务于公民的国家政权，本应该造福于民，是与一切罪恶为敌的。如果一个政权脱离了服务于民、造福于民的宗旨，那么它就必然走向为祸于民，残害于民。一个将公民的批判视同敌人的政权，肯定走到了公民利益的反面，因而只能是个为害公民的政权。一个为害公民的政权当然会制造许许多多的罪恶，而政权的罪恶又促使掌权者对一切不顺服者心存恐惧，进而进一步制造罪恶来对不顺服者迫害。所以人类一切将批评政权者视为敌人的政权都是罪恶化的政权，是脱离了服务于公民的政权本质的政权。

其三、政权被谎言化。一个私有而罪恶的政权，赖以存在的依据就是谎言。通过无限的谎言，来欺骗麻痹民众。而任何的谎言天然具有对真象的恐惧，为了使谎言不致被揭穿，对一切敢于指明真象者的打压就是它不二的选择。所以一个政权如果都害怕它的公民煽动颠覆，或者说需要它的公民来煽动颠覆时，这个政权肯定是个充斥着谎言并依靠谎言维系的政权。这个政权必然是个好话说尽而坏事做绝的完全在谎言中苟延的政权。

对于一个具有如此特点的政权，任何的警惕都是必要的。尤其最近忽然听说有关部门欲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列为国家的首要大罪，联想到刘晓波先生的因言获罪，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国家政权的实质。

很多文人和学者特别迷信自已的才华和聪明，不肯塌塌实实做人。在当今国人心智未必都那么开化的背景下，他们总以为公众可以任意忽悠，自己智商超群，投机、取巧、钻营、撒谎，用知识和聪明为自己千方百计狡辩，用一个谎言代替另外一个谎言，遮掩并不光彩的过去，而他们恰恰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就是一位这样典型的中国作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自我完善的失败典型，与其为中国社会能产生如此多的文化次品而悲哀，还不如为社会成就了这些产次品的中国文化而痛哭。

“文革”前的事就不去说了，“二余”论战的事也不去说了，就说汶川大地震以来，余秋雨极尽表演，一会儿去充当师爷“含泪”劝告灾民，一会儿又暴出“诈捐”，作为一个文化人，他的表现，用“无良”二字都难以形容。其实，诈捐的事多得很，人们为什么单单揪住余大师“诈捐”不放呢？从其中可以看出怎样的文化心理？有一件让人感到滑稽的事情是，汶川大地震后社会各方都纷纷向灾区捐款，有两人很快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一个是腰缠万贯的中国文化名人余秋雨大师；一个是极度贫困、身无分文的乞丐老人。一个虽然捐得少但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是动真格的；而另一个是只是耍弄嘴皮却冠冕堂皇地说向地震灾区捐了20万的却始终不见影子。两人之间贫富悬殊之大，善举之大不同，无疑是触动了当下国人那根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神经！一个连真话都不说一句的文人，你还能指望他什么？余秋雨作为公民，尤其是公众人物，又尤其是号称捐款最多最早者，既然发生在公共空间，赢得了公众的赞美和支持，那就必须在公共空间接受监督和质疑。对于这样公然以“诈捐”方式来作秀的文化名人，公众当然反应强烈。

余秋雨善于善于制造“文化口红”和主流调情，以达到让自己高潮。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以一本《文化苦旅》登上中国文坛，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时代。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品读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俨然成了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时髦风气。紧接着，《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等相继问世，余式“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了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21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余杰语）。于是那源源不断的稿费和获得来的荣誉也成就了余秋雨先生“文化大师”的桂冠。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称，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是“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进而认为《文化苦旅》与口红、避孕套一样是日用消费品，余秋雨的作品就是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并且还是规避道德病毒的“文化避孕套”。媚俗的话语策略是要选择大众感兴趣的文化母题和故事模式，然后采用极度煽情的叙述方式。余秋雨以媚俗换得名利双收，他在文章中说什么“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他为之要“下跪”，要“恳求”，还要“大哭一场”、“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脸”、“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无须进一步深刻的历史反思，传统文化修养贫乏读者在接受了免费的文化常识培训后，情绪也被激活了，历史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裂缝已经被修复了，读者们可以跟随余大师指点历史，感悟文化。可是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到了《霜冷长河》中，余秋雨不再像《文化苦旅》那样谈山谈水，也不再像《山居笔记》谈史谈鉴，他放下了清高的知识分子卖弄学问的架子，则完全剔除了身上的文化忧患意识，完完全全的变得世俗与功利了。因为这本所谓的“文化散文”看不到一点文化的影子，而成了一本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有学者毫不留情指出，这是“一个庸俗人在谈人的庸俗”，“一个世俗功利的人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中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其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怪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所谓的经霜后的中年不是理性的冷峻，而是浮泛的无聊了。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出来之后，余秋雨写了《答余杰先生》，余秋雨为自己“不忏悔”辩护的文字读得越多，他让人越来越失望了，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甚至有些猥琐！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很精辟地说道，余秋雨散文的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脱。”余秋雨散文丝毫没有什么真诚，故作感伤式的煽情。余开伟撰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把对他的批评上升到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样就只能导致作家自我感觉与客观实际的错位，无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胀和精神变异的困境。”

接下来呢，余秋雨频频亮相媒体，电台采访，巡回演讲，文化顾问，凤凰台“千禧之旅”，青年歌手大奖赛、模特大赛的文化评委，真是乐此不疲。但余先生面对大众的“文化缺失”，循循善诱，侃侃而谈，吐莲锦口，那种文化腔调打着传播文化的幌子，与其说是“传道授业”，不如说是“精英媚俗”。余秋雨以文化为道具建造起来的所谓“文化人格”、“文化良知”等，在剥离其“文化面具”之后便只剩下干瘪的矫情与煽情了。此后，他便褪去头顶上的光环，蜕变成一个“文化明星”。在寻求健全文化人格的文化良知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然而，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张育仁先生亦写道：这种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是无须拷问自己的。余杰在《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余秋雨玩起太极，他理直气壮地说：“关于文革，他们说的那些材料是伪造的。他们始终抓住一个叫‘石一歌’的事情，说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石一歌小组的那些人也都还在上海，可以去问一问他们。这里面有些基本的疑问很多人不去想：首先，文革过后石一歌小组是经过清查的，清查的时候有余秋雨出场过吗？”谈起文化，头头是道，论据凿凿；拷问起来，做痛苦状，但是，问题一旦涉及自身，他就讳莫如深起来。人们在电视里看见的余秋雨，总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那么渊博的知识，顺着他的有些女性气质的语气和体态，让那些爱唱歌的年轻人长了见识。然而，在我看来，与病态的文化人格相比，余秋雨的“文革”失节问题、文风问题、文史错误，皆是小小的枝节问题。“一个人没有基本的诚信，他的才华越多，造成的破坏就越大。这也就是今日余秋雨成为众矢之的缘故。

余秋雨的文化散文自然有贡献，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过于看重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名声，过分爱惜自己身上的“文化羽毛”，在公众面前苦心经营自己的“文化名流”的形象，开始以“文化大师”自居，拒绝任何善意的批评，恶性膨胀。余秋雨这样论断他的批评者：“在我看来，他们生活还十分贫穷，靠写点骂我的文章以挣得养家糊口的费用，完全可以理解。”余先生还在博客里说：“我是一再劝说那些义愤填膺的批判者，在你们出生之前，中国已经有过漫长的历史、大量智者，经过无数次设计，无数次试验。因此，不可能留下那么多简单的破绽被你们一眼看穿”。于是批评道：“历史很多时候是一场黄帝新装似的闹剧。能看到赤身裸体的黄帝的，不一定都是智者”。从余秋雨先生的话中，或许可以这样解读：历史长河里有无数的智者，所以我们不用去怀疑有没有简单的破绽了。所以，一般凡夫面对学识渊博思维纵横千里那“大量的智者”之一的余秋雨得出的结论，只需欣然接受，无需怀疑。余秋雨当然是“识时务者”，他不会忏悔的。他不缺少才华，缺少的是知识分子的尖锐和担当。一个一惯自大骄傲的人是不会反思自己的，我觉得他陷入那种自大的幻境中，无法醒来了。余秋雨总是用“余秋雨式的方式”贬损自己，骂批评他的人是“历史的盗墓贼，中国的新纳粹”。这就余秋雨，一个永远都在回避自我的“假话大师”。

据报道，2006年余秋雨版稅收入至少1400万人民币，为中国作家之首。余秋雨到处讲座，都和文化有关，在大学讲座是文化，给企业家、金融界讲座还是文化，余秋雨成了表面的文化精英，实际上是个文化小贩。余秋雨在博客中透露，在近日由上海一些政要参加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授牌仪式上，他讲了下列一番话：“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从“含泪劝告”到“后退一步”加冕“大师”，余秋雨丝毫没有改变他作秀的文化自恋心理。最近几年余秋雨真的是不甘寂寞，什么事他都要发表一下意见。在汶川地震未满一月之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博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他说“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家长们要做”识大体、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余秋雨在写下《含泪劝告请愿灾民》这篇文章以后，遭到了众多批评。这一次就连央视的《道德观察》节目就直接点名批评余秋雨用心不良。香港学者梁文道也撰文公开指责余秋雨的媚权心态：”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沒拿自己当外人。“在众多批判余秋雨的声音中，谢泳的评价最为宽容平和。以此作结，以飨余先生：

“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余秋雨现象”表明，“知识分子”失去了飞蛾扑火对真理追求的勇气。社会伦理、道德、正义、传统、真理、良知、秩序在他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他看中的只是自己的文化趣味，他们平常一副道貌岸然、虚怀若谷、和蔼可亲的样子，但是你一旦触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对他们的地位和名誉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的时候，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了。我觉得，不能把所有对于余秋雨的批评都一概说成是什么“围攻”。余秋雨曾经这样断言：“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然而，余秋雨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些病态的文化人格，应该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自恋、虚荣、撒谎、矫情、自大、虚伪、言行不一……余秋雨不仅没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风骨，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他试图为自己的谎话涂上一层文化的外衣，使其看起来不那么虚假。

其实，从“余秋雨家谱”来看，就可以理解他现在的系列行为。作家朱健国在《“余秋雨家谱研究”建议》一文就指出，细品余秋雨家族“又红又专又富”（有钱有艺术有政治）的贵族世系图，可以发现两大特色：一是余秋雨家族的“主旋律”是“以商兼文”的“富而贵”，二是余秋雨家族一直有顺从“主旋律”的光荣传统，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余家总是显要人家（可见追求幸福并非要等到什么“新时代”，再坏的朝代，只要会跟“主旋律”，总是有好果子吃）。吸食着余秋雨文化快餐的读者们，在文化意淫的路上继续逍遥，继续和传统调情。厌恶余秋雨的读者一眼看穿他是文化的“伪士”，灵魂虚假，精神丑陋。“表面看充溢着人文关怀，细想起来，细想起来都是无一字一句落到实处，无一字一句关乎当代中国人的痛痒，缺乏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远离大众，忽视民瘼，自得其乐”，“除了一己名声利益外，都可以选择聪明”，“虚与尾蛇，没有良心”，“他是以文化的形式，在各个方面疾患丛生的社会人生中，在困境包围、忧患重重的世界里，得意洋洋地混世。他以才华让自己驾在因病而沉重的现实存在之上，享受自我优哉游哉的飘逸；他利用着蒙昧幼稚的文化心里，制造虚幻诱人的景观，让人们在虚假无意义的文化感中消磨意志……”，“没有文人，只有文人之名；没有生命，只有蝴蝶样标本；没有深沉的爱，只有换了包装的自恋自怜”，“矜持地梳理自己的羽毛”（以上所引自“天涯”网友语）。读他的东西，只能“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鲁迅语）。

还是鲁迅先生的眼光毒辣犀利，他曾经将缺乏独立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帮闲”文人之羡慕“帮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余秋雨写博客，“含泪”劝告灾民，也是“帮闲”的需要。鲁迅还发现，处于中国式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根本摆脱传统知识分子充当“官的帮忙、帮闲、帮凶”依附于政治权力的宿命，而且还面临着新的危机，难道这是一种宿命吗？

病态的人是病态的文化所化成的，病态的人又同时是病态文化的承载者。病态文化中人，要从根本上改变自我，诞生新文化精神，造新文化而重生自我。没有真精神，游山玩水，偏要弄个千回百婉，非得“掬一把泪”，以娇柔造作作精神空洞的表达，类似余秋雨这种“有点学问就去装大师”的文人，与现实生活完全绝缘，远离大众，忽视民瘼，独善其身，矫情自恋，凌空蹈虚，不是当下中国真正有责任的知识分子要做的。作为一个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不能对社会现实视而不见，仅仅矜持地梳理着自己的羽毛，应该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于权势之外的独立的思想者，思考者，思辩者，应该是一个批判者。余秋雨也许有知识传播的功能，但决没有文化与思想启蒙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是有着严重精神缺陷的。

2009-08-09

在自由缺席的地方，政治即是命运。——厄文•豪

韩国前总统、民主运动的先驱金大中逝世之后，韩国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这是韩国历史上首次为卸任总统举行的国葬。此前自杀身亡的前总统卢武铉，所举行的是次一级的国民葬。可见，金大中在国民心目中地位之高无人可及，他为国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被民众忘却。韩国最权威的媒体《朝鲜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金大中开始进行民主化运动时，整个国家都在权威主义体制下瑟瑟发抖。那个时候，人们不能按照事实去写东西，也不能坦诚地说话……金大中先后两次度过了6年的牢狱生活，有过十年的软禁经历，还险些葬身大海，甚至在军事审判中被判处死刑。我们今天享受的民主主义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大中的这种牺牲和不向困难屈服的勇气。”在此意义上，虽然在金大中对北韩推行的“阳光政策”无疾而终，但他努力造就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与繁荣的经济成就，足以让他安息了。

中国的许多媒体都以相当大的篇幅报道金大中的生平及身后的哀荣，关注度超过了不久前去世的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夫人。金大中追求民主、上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的一生，他身上所凝聚的道义力量和人格魅力，他推动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伟大贡献，放眼当今世界，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曼德拉、哈维尔、昂山素姬、达赖喇嘛等少数几名伟人。金大中与曼德拉、哈维尔等人一样，亲手终结了专制政体，并在民主体制下经过竞选成为国家元首，进而成为社会和平转型的枢纽人物；而昂山素姬和达赖喇嘛都还在“路上”，或被幽禁，或无法归家，他们的人民要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尚且“路漫漫而修远兮”。

在阅读关于韩国政府为金大中举行国葬的消息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尚在狱中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人权活动家刘晓波。将刘晓波形容为“中国的金大中”，这是一个过于粗陋的类比——刘晓波就是刘晓波，他谁也不是。不过，今日刘晓波的遭遇，正是30年前金大中的遭遇；两人的年龄相差30年左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正好比韩国晚30年左右。昔日，金大中被军政权妖魔化为“叛乱分子”和“卖国贼”，在军事法庭上入罪为“内乱阴谋”；而后，金大中成为民主先驱乃至深受爱戴的国家元首。如今，长期被官方妖魔化为“反动分子”、“美帝走狗”的刘晓波，也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面临重刑。那么，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刘晓波必将在同胞心目中拥有重要之地位，而那些今天加害过他的官僚和军警将被惩罚。这就是谁人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

金大中三十多岁即投身民主事业。其实，他一开始的职业选择是商业，而他的性格中更有学者的一面，政治只是他在看到国民的苦难之后不得已的选择。此后正如妻子李姬镐所说：“黑影子跟踪、窃听、玩弄阴谋、耍手腕、软禁、拘留等，苦难接踵而至。”在一次当局蓄意制造的“车祸”中，金大中的坐骑被迎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撞飞，同行的3名支持者当即死亡。金大中虽幸免于难，但股关节被重创，从此步履蹒跚、终身残疾。1973年8月8日，韩国中央情报部的特工闯入日本东京的大皇宫酒店，将居住在其中的金大中绑架，装入麻袋，塞进一艘货船，计划驶入公海之后将其沉海杀害。幸亏美国及时获得消息，派遣直升机拦截该货船，将金大中救出。那是金大中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而刘晓波也是三十多岁即投身民主事业。其实，他最喜爱的职业是教师和学者，而不是一个“政治中人”，他不到三十岁便因挑战权威而在学术界声名鹊起。1989年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他放弃了在文学和哲学领域的前程，放弃了在美国安宁的访问学者生涯，回国投入民主运动。在1989年6月3日晚上的天安门广场，他冒着生命危险与军方谈判，终于为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争取到一个撤离的缺口，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发生。此后正如妻子刘霞在诗歌中所说：“我曾幻想与你为伴，可应该有怎样的家园，才能容纳你，墙壁会令你窒息。”二十年来，是一次又一次的入狱，一次又一次的审讯，虽然没有像金大中那样遭遇暗杀，但二十年来不断发生的判刑、劳教、软禁、监视、骚扰，需要怎样的坚忍与勇锐，才能承受过来啊。那么多当年的“战友”纷纷改旗易帜，“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唯有刘晓波二十年如一日地与专制者“死磕”。

1976年3月，金大中因与尹潽善等人联署《民主救国宣言》，被投入监狱，两年后获释，再度投身政治运动，不久即被软禁在家中。1980年5月17日，韩国独裁者朴正熙遇刺，继而发生军事政变。当日半夜，军人闯入金大中家中将其抓走，其过程如李姬镐事后回忆的那样：那天正值扩大非常戒严令宣布前期。晚上11点40分，当我一无所知地呆在家里的时候，丈夫突然跑进屋来对我说：“他们来抓我了，你别怕。”“为什么？怎么回事？”我慌忙问。这时，丈夫已经整理好衣服。我冲出客厅，只见三十多个军人正将枪口对准丈夫的头。我不禁失声大叫：“我们都是同路人，为什么要开枪？”而丈夫此时在枪口的包围下非常镇定地穿上鞋，走出房间。我望着远去的丈夫大喊：“上帝保佑你！”

金大中的被捕，成为光州事件的诱因之一。军政权残酷屠杀光州民众之后，金大中作为“主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他平静地说：“我虽死，但我相信人民的力量会使民主主义之花开放。”1982年1月，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被改判无期徒刑。在狱中服刑期间，他被单独关押，以读书和种菊花磨砺精神与身体。李姬镐回忆说：“他每月只能寄出一枚密封明信片。他的信对我们家人无比珍贵，简直成了丈夫的存在本身。每当读到以‘我亲爱的和尊敬的’为开头的信时，我和家人一边祈祷感谢，一边禁不住心中的悲哀。他用芝麻粒大小的字写信，为的是在有限的纸片上尽量多写几个字。他虽然身处那样黑暗郁闷的环境，但还是没忘向家人问候，坦率谈论自己的人生观和对政治、哲学、宗教等问题的见解；有时还写下中国古典作品等孩子们必读的书目。”这些书简，包括李姬镐给丈夫的回信，后来被整理成《黎明前的祈祷》一书。此书之中文版，200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姬镐在《写给中国读者》一文中含蓄地说：“我真诚地希望此书的出版能给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遇到困难的中国读者一些安慰。”

我将这本书送给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希望正如李姬镐所说，这本书能给她带来一些安慰。刘晓波四度入狱，20年来，刘霞始终不离不弃，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歌可泣的爱情啊。刘晓波被关押在大连的4年，刘霞每月从北京奔赴大连探监。前半段光阴，由于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她不能与刘晓波见面，只能将送去的衣物、食品和书籍等留下；后半段时间，他们办理了正式的结婚证书之后，她才能与刘晓波每月见上一次面。38次的探监，有18次没有见到人。当年，他们的婚礼是在大连的劳教所中以一餐简单的饭菜代替的，而他们的“结婚权”，是司法部与公安部联合办公，专门下文件“特批”的。那天，有关部门专门安排了一名摄影师到监狱为他们拍摄结婚照。诡异的是，那台从来没有出过毛病的专业照相机，偏偏遭遇到从所未有的故障，无论如何都拍不出照片来。于是，在制作结婚证时，只好使用刘霞事先备用的一张两人的黑白合影。我想，那份特殊的“准予结婚”的红头文件，以及他们那张使用黑白照片的结婚证，以后一定要存入中国民主纪念馆。

此次刘晓波因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被捕，虽然中国当局没有像当年韩国的军政权那样，直接派遣全副武装的军人上门，但十多名警察在抓走刘晓波之后，通宵在他们家中搜查，将电脑、手机、手稿及许多书籍搜走，装满了几个巨大的箱子。如果他们的家不是在楼上，这些警察必定会掘地三尺。对于此次入狱，刘晓波早有心理准备，他如同关汉卿笔下的一颗“铜豌豆”，早已刀枪不入、水火不畏了。他惟一感到愧疚的是让妻子刘霞承担太多、付出太多，正像当年金大中也对妻子李姬镐充满愧疚一样。但妻子们甚至比丈夫们还要坚强：李姬镐在给丈夫的信中说：“越痛苦，越苦难，就应该怀有更大的希望。”而刘霞在给晓波的诗中说：“要记住，我们/被剥夺的阳光。”可以说，没有李姬镐，必定没有金大中；同样，没有刘霞，也必定没有刘晓波。

金大中的国葬和刘晓波的入狱，这是两个错位的场景：一边是民主国家的一位英雄的谢幕，一边是独裁国家的一位勇士的受苦。但是，我有信心说，韩国的民主制度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在金大中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感人至深的一幕：金大中不计前嫌地邀请三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一同出席典礼，并主动上前与三人握手致意。卢泰愚、金泳三乃是金大中多年的政敌，以合纵连横的权谋运作让他在竞选中屡屡败北，直至73岁高龄方才当选总统；而军政权的首脑全斗焕，便是那个直接命令军事法庭对其做出死刑判决的人。金大中邀请三名宿敌出席其就职典礼，绝对不是一出刻意安排的政治秀，而是心灵深处的宽恕与释放，也是向全体国民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连全斗焕都可以被宽恕，还有谁比全斗焕更加“十恶不赦”呢？

金大中在狱中的时候，在给被军警刑求而留下暗疾的二儿子弘业的信中说过：“拒绝宽恕和爱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和平和解……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宽恕和爱我们的敌人。”当他日后成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正是这样亲自践行的。如此美好的一幕，我多么希望在未来的中国能够发生啊。当然，我知道，刘晓波对自我的定位并非政治家，日后他也不会步入政坛，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他的角色很可能是继续批评政府的民间社会的舆论领袖。那时，如果有机会与失去权力的胡锦涛会面，刘晓波肯定会先向胡锦涛这个曾经下令加害他的人伸出手去。刘晓波当然有这样的胸襟与气魄。而如今高高在上的胡锦涛，如果想在日后避免千夫所指的处境、避免在历史上成为负面人物的结局，就应当在此时此刻释放刘晓波，并率先向刘晓波鞠躬道歉，向一切被中共政权伤害过的国民鞠躬道歉——这才是他走向正义的开端。

2009年8月22日

成都公民非暴力行动的发起人谭作人，3月27日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进成都的大牢，8月12日开庭一审，虽判决未下，但被判刑基本上没有意外。谭作人去年针对当地石化项目对成都城市造成环境污染发起“和平保城”行动，今年又针对震区校舍工程质量问题导致数千学生遇难发起调查呼吁书，这样的公民行动必不被容忍，在政府眼里就等同异端。新账老账一起算，这下四川党政府“说一不二”的官员们总算可以松了一口气了。

四川当局向谭作人下手目的是制造新的恐惧

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军阀割据、地方各自为政的专横时代，那么那样的时代至今在四川能够找到类似之处，即从四川打压谭作人看，四川党政部门的权力割据十分厉害。名义上四川归属中央领导，但实际上四川当权派就是当地的老大，借用湖南嘉禾一书记的话，“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现在四川也基本上是“谁影响四川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政府这样堂而皇之地威胁、恐吓非暴力的不服从者，首先是维护政府的利益，再次就是借此打造党政部门的权威，所谓法律不过是统治者手中任意玩弄的工具。谭作人从事非暴力公民行动，但政府在操纵法律、实施司法迫害的时候丝毫与此行动无关，拘捕、起诉谭作人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是政治犯、良心犯所专用，多是文字狱，也可以说是无中生有的罪名。谭作人本身就是作家，又是民间人士，自然写了不少文章，官方就可以随意摘出只言片语，指控他煽动颠覆政权——不管煽动颠覆的是中央政府政权，还是四川地方政府的政权，然后公检法以此走完程序，谭作人基本上跳不出四川党政当权派的手心。除非美国总统奥巴马或者胡温为了某些政治需要而加以过问、干涉，否则谭作人没有任何改变被判刑被坐牢命运的可能。

谭作人被抓的时机正赶上“5?12”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又逢清明节前夕，明显是官方有意为之。去年5月发生的四川大地震导致大量校舍倒塌，成千上万学生遇难。当局一直拒认这些校舍有“豆腐渣”问题，至今仍未公布遇难学生的确切人数及详细名单。2009年4月路透社根据媒体报道所作的一项调查估计，遇难者中大约有一万名是儿童。清明节本是悼念逝者的节日，又是地震发生后首个清明节，民间要求公布遇难学生名单和彻查地震“豆腐渣”问题的声浪又再度升高，可四川当局偏偏在这个时候精心策划把谭作人抓进监牢。

四川当局明显是对谭作人打击报复，但是到了司法机关，指控他涉嫌犯的罪却是“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方法和定性不满，多年来以各种方式从事所谓纪念‘六四’的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中国各级政府当局对付民间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不择手段，哪种方式成本最低、用起来方便，就用哪种方式。谭作人的维权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当局却把维权问题政治化，明明是对他的“和平保城”行动和调查“豆腐渣”工程行动头痛，可司法指控的时候只字不提这两件事，所提到的却是纪念“六四”。可事实上正是为了“和平保城”行动和调查“豆腐渣”工程行动这两件事谭作人被抓，他的维权行动停了下来，官方达到了目的。为了制造持续的令人恐惧的政治环境，当局接下来就会下手对谭作人判刑，既让灾民、冤民不敢发声，又可以向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党中央邀功领赏了。其实都是四川当局一相情愿，看中南海的风向就可以知道，打“六四”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四川当局拿已经半脱敏“六四”话题说事意在何为？

“六四”话题，在谭作人一案，显示出中央和四川不同的对待方式。目前《零八宪章》首批300多签名人除了刘晓波被抓外，其他人几乎都还好好的，其中不乏每年都写“六四”纪念文章的作者。可他们为什么没有被追究呢？刘晓波被抓，是当局把《零八宪章》当成“颜色革命”纲领，当成一个潜在的组织，而没有突出刘晓波强烈谴责“六四”杀戮的言论。透过官方媒体看，当局处处回避“六四”话题，将“暴乱”改为动乱，再而描述成“风波”，就是想降低“六四”的影响，减轻社会舆论对执政党合法性的压力。可四川偏偏与中央对着干，通过审判无罪的谭作人，放大“六四”事件，让人们不敢忘记中共历史上残暴的那一幕。

四川司法机关指控称，“2007年5月27日，谭作人炮制了一篇题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文章，并将该文通过互联网发布在境外‘自由圣火’等网站。该文主要内容为对党中央处理‘六四事件’进行歪曲描述和诽谤。文章刊登不久，境外敌对分子王丹利用电子邮箱与其主动联系，并多次向其投发关于‘六四’的宣传资料。”“2008年6月4日，被告人谭作人与他人在我市天府广场义务献血点以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期间还接受了境外敌对媒体‘希望之声’的电话采访。2008年11月以来，王丹多次向其投发了纪念‘六四’进行所谓20周年活动的相关资料。2009年2月10日被告人谭作人向王丹发了一份《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建议》电子邮件，建议在今年‘六四’期间实施所谓的‘六四全球华人义务献血活动’，以纪念‘六四’二十年。2008年‘5?12地震’发生后，被告人谭作人多次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发表了大量严重诋毁我党和政府形象的言论。”由此可见，四川司法当局对谭作人是政治审判，四川党政当局把自己当成了中南海，想借此统一“六四”的话语权。如果中南海不把此视为对中央权威的挑战，更多的“独立王国”就会跳出来，他们都会把利益留下来，把“政治包袱”甩给中南海，直到成为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止。

审判谭作人就是与四川人民为敌

谭作人本是成都市的文明市民，维权之举也完全是为了公益而牺牲自我，哪有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丝毫行为？2008年10月30日，他就彭州石化项目发起“和平保城”行动，并向政府提交了《关于成都彭州石化项目的公民意见建议书》，明确提到：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精神。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是主张、维护公民的环境权利，并建设完整的环境权利法律体系。公民环境权利，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还包括多项生态性权利，如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源权、环境景观观赏权、环境资源分享权，等等。成都彭州石化工程，正在对成都市民的环境权利构成侵害威胁，请市政府和司法部门为成都市民提供司法援助和司法救济。通过谭作人的呼吁，我们可以看出他正是以成都市民的责任感自觉维护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出于对成都市主城区生态环境安全和城市公共利益的关心”，让“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体现到具体生活中，可四川当局偏偏把人民当成敌人，把谭作人的维权看成“影响四川发展一阵子”的敌对行为，关押谭作人要“影响他一辈子”，如此赤裸裸地打击报复，简直让人怀疑是来自黑社会。

如果谭作人仅仅是因为网上呼吁“和平保城”和起草一份名为“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提议遇难学生的家长和网民合力为遇难学生建立一份详细档案，要求志愿者搜集有关倒塌校舍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的证据，再加上几篇纪念“六四”的文章，就要被抓起来，那么，四川人民及更多的同胞必然会站在谭作人这边，谭作人就成为他们的英雄，成为四川的正义人物。当局构陷谭作人“为了达到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而无中生有，捏造消息，散布有损于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以损害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实际上是把官方自己放在了“颠覆国家政权”的位子上。国家利益必然是全民利益，谭作人案发展下去势必会激发起更多的公民参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更多有可能被构陷有罪的维权人士、上访人士、异议人士、公民记者都会团结起来，联合抵制当局的非法行为。

成都石化项目还在继续，与人民为敌的继续为敌；地震灾区真相和正义未现，死难孩子的家属未得安慰，谭作人身后维权者们的公民维权行动还将继续，谭作人案只是一个开始，还远远没有结束。

[编者按]62岁的南方朔是台湾数一数二的政论家，在国民党的成权统治时期，他办党外杂志骂国民党；民进党上台，他又掉转枪口骂民进党和陈水扁；国民党重新执政，他对马英九的指责和挞伐一样严厉和不留情面。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应该永远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和权力保持距离。

台湾《天下》杂志称赞他“期能从自学的民间学者成为思想家”，但他本人对此并不高兴，“我这样没有多少学问的人都被称为思想家，台湾的知识分子太不用功了。”

7月26日，本刊记者在香港与其进行了深入对话。

台湾民主的乱流

《南风窗》：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历时20多年，但外间对台湾民主的最深刻印象，往往还是立法院里的打群架和街头的对峙和抗议，您怎样评价台湾民主的质量和存在的问题？

南方朔：自1987年“解严”以来，民主带给台湾的积极作用不容否认。最直接的一点是，人民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心情舒服，有尊严感，也变得理性负责了。以前没机会参与，有问题就容易不满和仇恨，现在官员是自己选出来的，即使不满意也不会无限上纲上线；而官员因为有选举的压力，行为会收敛很多，不敢太过分。

不好的方面是，台湾天天在选举，官员为求连任，只是讨好一切人。今天台湾百废待举，很多政策必须做出方向式的决定，但大部分官员都不做事，只会做秀，导致行政效率下降。

你说的那些情况，说明台湾民主还不够稳定和成熟。放眼世界，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投票和选举，但真正稳定的民主体也就四五十个，大多集中在北美、欧洲。这是因为民主的稳定并不容易，需要很多条件。

首要的一点是，要克服仇恨的心理。一个社会从威权过渡到民主，往往积累了很多的历史恩怨，到了民主时代，会有很多旧账要翻，有很多苦水要吐。怎么去化解这些矛盾、又不影响社会的团结，是转型社会要过的大关。像英国就克服了这种“仇恨政治学”，但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完全没有克服，所以从19世纪末到1920年代，这几个国家都是法西斯、纳粹当道。

台湾也有这种仇恨政治的种子在，那就是所谓外省人和台湾人，本省人把自己说成是弱者，受尽欺负，把所谓外省人说成邪恶的外来者。这种没有客观性的仇恨，扭曲了社会，也扭曲了政治人物的心理，不管他做了什么坏事，只要上升为外省人对本省人的压迫，没理也变得有理了。

另一个问题是要解决谁说了算的问题。民主社会，众声喧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表达，每个人讲的往往也有一定的道理，建立什么样的规则来归纳这些民意，让少数人心服口服，也是一个大问题。选举一人一票，得票51％的人胜利，但那49％怎么办？搞不好就会天下大乱。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说过，民主化就是一个浪潮，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把以前社会积累的坏东西，全部解放出来；假如社会没有很强的控制力量，把坏的东西控制住，民主化的结果会是负面的。

《南风窗》：西方民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立的党派、组织之间有共识，但在台湾，蓝绿之间的分歧和对立反而越来越严重，这是为什么？

南方朔：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在开始阶段都是没有共识的，共识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般是这样的：开始阶段双方不断地相互伤害、斗争，进行很多轮之后发现彼此都占不了多大便宜，然后不得不坐下来谈判、相互妥协，渐渐变成习惯，这样就有共识了。只有大家发现对抗这条路真的走不通，妥协才有可能。台湾在统独、省籍等问题上虽然搞得不亦乐乎、乌烟瘴气，但都不致命，还没有最具破坏性的事情发生，所以要产生共识并不容易。

我们总是强调历史的教训，但没有多少政治人物真正重视它，讲多少都没有用。就像一个小孩，你告诉他插销有电，不能碰，他就是不听，一定要被电打了之后才能吸取教训。人类往往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有多少历史教训摆在眼前没有用，一定要亲身体验后才能学到一点东西，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南风窗》：在台湾，不仅政党之间对立严重，知识分子也有蓝绿分化，一些知识分子支持民进党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南方朔：我刚才已经说了，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个人也都在找自己的理由，这些理由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国民党现在主张和大陆来往，可以说是为了台湾经济；民进党则坚决反对，它也有自己的说辞，也可以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在具体争拗之上的更大价值来统合，但这种价值目前还没有出来。

台湾的一个特殊情况在于有一个所谓的“历史共业”的问题，每个政党都在乱搞，都有自己的历史问题。国民党历史上有贪污和政治献金的问题，民进党的贪腐同样令人侧目。在民进党和陈水扁看来，我们都有过错，我在台上8年，也没有怎么清算你呀。你现在对我，是不是也应该客气一点，有所保留，不要一路追杀呀？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犯人的人权保障问题，陈水扁关了半年多，说是为了防止串供，但看起来，检方也没有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一直羁押下去，有些人就会对陈水扁心生同情。幸好陈水扁展示出了人性恶劣的一面，把自己搞得像一个小丑和无赖，毫无尊严，大家还有理由骂，如果他像卢武铉那样自杀了，那相关的案子恐怕很难办下去。台湾要重新开始，恐怕要到今年9月陈水扁案宣判之后才有可为。

对台湾的知识分子来说，许多人对国民党包容，不愿过分责难，其中除了对过去经济奇迹、社会和谐的美好回忆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民进党的分离主义主张和族群政治，再加上陈水扁的失德，使许多人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而一些绿营的学者，对国民党的独裁深恶痛绝，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摇旗呐喊，把希望都寄托在民进党身上，他们虽然对大陆没有特殊的仇恨，但也缺乏情感与认同，他们期望透过民进党的长期执政，建构台湾的“主体意识”，因此对民进党的贪腐选择视而不见。

因此，现在的台湾，超越政治立场客观探索议题的空间急速压缩，大家要么打落水狗，搞道德民粹主义，要么丧失是非观念。有风骨的知识分子都不愿出来讲话，他们看到国民党的官僚习气，很讨厌；民进党原来是有理想的，现在也堕落了，他们很失望，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民进党执政之初，没有执政经验，我给了它两年的时间，两年后才开始批评；马英九执政，因为国民党有执政经验，我就没有给他准备期，一开始就用执政标准来要求他。这样一来，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朋友都骂我臭头。一个人要坚持客观公正，就没有朋友，这个代价是蛮大的。

民主有代价

《南风窗》：放眼亚洲，除了台湾之外，菲律宾、泰国、印尼等地民主都问题多多，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现象？这是否说明亚洲人和亚洲文化不适合民主？

南方朔：民主是一个漫长的、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亚洲的民主没有搞好，归根到底是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文化没有关系，否则就不能解释日本民主的成功了。你提到的亚洲国家，都处于民主化的初期阶段，出现一些不好的状况一点都不奇怪。在一个治理良好、平稳发展的社会里，民主是会慢慢好起来的。

要说民主的质量差，那南美洲的民主更糟糕。那里的大部分的国家和美国差不多同时独立，但现在的情况是天壤之别。这是因为南美洲之前大部分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西班牙在这里实行庄园经济，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矛盾很激烈，这些国家一独立，矛盾都被释放出来，在这样的基础上推行民主，效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南风窗》：您说民主会带来“封建化”，请详细解释。

南方朔：民主一方面给了人们自由表达和参与选举、政治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选举是要花钱的，需要有支持力量，需要进行动员，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的支持。这时候，地方势力、派阀这些带有封建色彩的东西就能派上用场。在台湾，无论民进党还是国民党，都必须要倚重地方势力来拉票、做桩脚；在日本，自民党的派阀政治天下闻名；就是在美国，东岸的肯尼迪家族基本上就是“造王者”，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奥巴马；共和党的布什家族出了父子总统，这也是“封建化”的表现。

另外，一个社会一旦出现了几个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就会出现“马太效应”，资源都汇集到它们那里，其他政治集团很难再有机会。这就意味着很多小众的、边缘的人永远没有机会，他们的声音永远消失了。

知识分子要研究具体问题

《南风窗》：台湾民主要向良性的方向发展，您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角色是什么？您曾经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不用功，怎么理解这句话？

南方朔：争取民主是读过一点书、有良心的人都该做的事情，可是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搞过一阵子运动之后，就要回到书房去静下来。知识是一切的基本。美国有那么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学术力永远跑在时代前端，在全世界是没法比的。西方的读书人，他们的是非判断和自主性，是文艺复兴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了五六百本相关的著作，这些书都不是应景之作，而是有严格的论证，有逻辑有历史的，大陆的情况我不知道，而台湾是一本都没有。华人要建立民族可长远发展的机制，华人社会要有优质的民主，知识分子必须要用功，规规矩矩地坐下来反省自己，并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民主理论和实践进行归纳总结，让自己的学术力、思想力大大提升’找出适合自己的民主路径，到那时候才可能有比较好的民主机制出现。

中国大陆正在崛起，很多知识分子对国际体系的现状不满意，这很正常，但不能总是停留在“不满意”、怨恨、谩骂这些情绪化的层次，而必须要系统研究和总结我们的“不满意”在哪里？和别人的不满意有什么不同？如何把“不满意”变成内在的激励、最后从“不满意”到满意？最后拿出一个技术性的、中肯的方案来，遗憾的是，大陆读书人很少这样谈问题，很多人满足于呼口号。中国大陆现在要打造国家软实力，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在我看来，建那么多孔子学院，不如系统改革学术制度，把这作为软实力建设的morningcall，call出真正的思想力和学术力来。

《南风窗》：您曾以索尔仁尼琴的去世为例，说明异议知识分子在全世界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现实，怎么理解这一现象？异议知识分子的存在对社会有何意义？

南方朔：近代有许多威权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些异议人物，他们身处于国际权力斗争的架构下，往往会沦为对方赖以宣传的被逼害明星。索尔仁尼琴赴美后，如果愿意配合，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唾手而得，但他不屑于这种光荣，反而对美国大力抨击，这是因为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在支撑着。

异议知识分子的这种日益凋零的命运，开始于1950年代。在冷战的环境下，苏联的倒行逆施让很多想支持它的左派知识分子销声匿迹了；很多大学扩招，学生由以前的几千人扩大到几万人，原有的教师不够，很多批评知识分子都进了大学教书，慢慢的，他们的批判性不见了，而是花很多时间写学术论文，体制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前，一个知识分子可以不用工作，办办报纸杂志就可以过一辈子，战后，这样的环境也消失了，开办媒体需要很多资金，实行企业化运作，是一门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这些因素使得异议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成为命中注定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学者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就是说知识分子既要避免说大话和乌托邦思想，又要避免太过现实，成为权力的附庸，而是着力于研究具体的问题，通过思想力的展现来获得社会的尊重。

《南风窗》：在很多转型社会里，知识分子面临形形色色的压力和诱惑：依附权力会名利双收，而批判和说真话往往意味着丧失话语权和遭受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何以自处？

南方朔：你说的是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有路可走的，只是中国人将之简化了。面对一个邪恶的政权，你不能用大词来压它，而是应该尽量谈具体的问题：财政政策、金融问题、贫富分化、区域平衡等等，这样的空间在绝大部分社会都是存在的，而且你谈得好，研究得深，人家会尊敬你的。知识分子要避免讲只让特定人高兴的大话，以此获得廉价的掌声，而是应该越来越用功，用数据事实说话，解决真问题，而不是动辄上下五千年、民主自由等等。经过这样持续的努力和改进的积累，社会才有真正的改变和进步。

在台湾，国民党开始时是刚性威权，后来是软性威权，只要不太过分，反对派是有空间的，这时出现了很多党外杂志，对国民党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是针对邪恶的威权，乱骂造谣都没关系，这种文化后来就渗透到政治和媒体里面。有人为陈水扁女儿陈幸好刚出世的小宝宝命名，以“赵钱孙”、“赵翊潭（贪）”、“赵翊府（腐）”等恶名对一个才两天大的婴儿极尽侮辱能事，这是台湾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严重的不公不义，很多^会拒绝小的改革，而是认为必须先推翻这个体制才有希望。问题是推倒重来的代价是很大的，社会上大多数人虽然也感觉不爽，但不希望这个社会垮掉，所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在一个合理的空间里不断努力和争取，通过谈具体问题增加公信力，以促成大的改变。

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想永远执政，没有一个政党自愿失去政权，只是这个世界上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前苏联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总统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的时候，没人反抗，没人抗议，没有人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共产党政权。解散了也就解散了，没用一枪一弹。后来苏联就解体了，解体了也就解体了，同样也没用一枪一弹。只不过在解散和解体之后，人们发现，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纵横驰骋的仍然是前苏联共产党精英人士，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总统、议员、大款、金融家，社会活动家。

要知道在苏联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这些共产党员可是准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是永远不背叛党的，是要永远忠于人民、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他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为人民服务是他们的惟一宗旨的。可苏联共产党宣传的这种政治伦理为什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呢。答案只有一个，这个政治伦理是表象，政治伦理之后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政治伦理，真实的政治伦理隐藏在表象政治伦理之后，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

真实的政治伦理就是政治生存伦理，生存是苏联共产党的第一要义和宗旨。权力是政治生存伦理的核心，是生存支柱。所有的意识形态、偶然的真实的诺言、谎言、欺骗、神话都是围绕权力而展开的生存伦理或生存伦理意图。

他们为了生存，设置了真理部，真理部的职能就是他们的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权力，离开权力没真理。为了权力这一真理他们把过去的不利于自己的历史有的说成无，把无的历史但有利于自己的说成有，无中生有，有中生无。

他们宣传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权力。虽然苏联官员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 他们不断制造意识形态的神话，实际上就是给普通的民众编造的诺言而已。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权力是苏联共产党高级官员的第二春，是催情药，他们沉迷于权力当中，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与荣耀。

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目的是为了巩固权力。苏联共产党天天宣传共产主义，他们自己却从来不信。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哄哄老百姓之后，他们就可以躺在权力的枕头上安然入睡了。

他们也宣传民主，但他们从来没想实现民主，他们的民主只是一个口号，苏联实际运行的就是苏联特色的真民主，通过宣传他们所谓的真民主，就是斯大林就成人民的主。权力就成了人民的主。他们也有宪法，但宪法里的条文写的是必须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权力，宪法和共产党的权力相违背时，党权高于宪法权。民主与宪法设置的伦理规范是民主要忠诚于党、宪法要忠诚于党。

他们形成了封闭的独立的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又不能说自己是自己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也不让别人说他们是既得权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宣称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用自于人民。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党内绝不允许也绝不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共产党必须广大人民利益服务，这样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名正言顺。

他们把向权力既得利益集团挑战的说成是敌人，然后把他们所谓的敌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可他们宣传时却说这是为了捍卫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他们只所以有能力这样做，是因为所有的国家的物质性力量都是苏联共产党的私人力量。诸如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

王康的《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文中写道，“从1936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对老布尔什维克发难。1936年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审判案，几万人被卷进来，然后1937年是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审判案，几十万人含冤而死，然后1938年是布哈林（李可夫）审判案，几百万人牵扯进来。‘列宁近卫军’、领导了十月革命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中，约三分之二被处决或暗杀；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名中央委员，约20名被处决或暗杀；列宁去世后第一党代会（十五大）的7名政汉局委员，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和托洛茨基全部被处决或暗杀；以列宁为主席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15名人民委员中，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等5人过早故去外，其余9名人民委员全部被处决。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139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110名被处决或自杀。在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被清洗同时，以‘红色拿破仑’、苏联国防人民委部第一副人民委员、杰出的战略军事家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红军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加马尔尼克元帅、红军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亚•伊•叶戈罗夫元帅、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列宁格勒卫戍区司令雅基尔元帅为首的红军将帅和卫国战争英雄被大批地处决了，他们包括：陆军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名、16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5名、12名一级集团军司令中的12名、57名军长中的50 名、28名军政委中的25名、64名师长中的64名、97名师政委中的79名、397名旅长中的220名、456名团长中的401名。”

此外，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卷入到“集体化”的历史浩劫之中，至少有一千万农民和三百万儿童直接死于灾荒和饥饿。还有，“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个数字，从1930年到1953年期间，苏联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死于非命。到1991年，苏联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宣布了一个数字，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主掌大权的25年期间，苏联有450万人死于非命。历史的记录更为骇人，在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中，死于非命的俄国人总数，下限是2200万，上限是 6600万。从1937年到1938年，即布哈林被捕入狱到审判处决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中，仅在莫斯科一地，一天就有上千人被枪毙。莫斯科火葬场的焚尸炉烈焰滚滚，不分昼夜地火化掉源源不断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转引自：信力健 苏联是如何篡改马克思主义的。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28770.html）

当旧有的政治生存伦理不能适应社会时，他们就会寻求新的政治生存伦理。“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来自：天涯-闲闲书话；来源：军盟中文网)新的竞争和较量就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政治生存伦理，维护的仍然是权力。

当这种皇帝的新衣被人们识破之后，他们就会自动抛弃皇帝的新衣，换上新的真实的服装，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没有什么比权力更重要。权力说的话都是说着玩的，当不了真的。如果要是把权力说出来的话当真了，恐怕当精神的奴隶就是唯一的选择。

（木然，1962年生，1985年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1997博士毕业，博士生导师。民主我所欲也，自由我所欲也，民主与自由可兼得也。

今日接香港北大校友向明来电，告诉我北大校友盼了三年之久的《梦萦未名湖》，将以精装两大册全部收入一百八十八名校友作品的书出版，全书一百多万字，将在六十周年国庆时，送到校友的手上。闻此信息，我悲喜交加，感慨万端。

我所悲者是，这样一部怀念北大七十多年历史的书，我们北大出版社竟无法出版，大陆的主编花心血费时五年之久的这部书，竟不能与大陆读者见面！为了它的面世， 可以说是委曲求全，甚至可以说俯首听命，说去哪篇就去哪篇，说哪个校友的作品不适合出现，便让这校友作者的作品消失；组织了一百八十八名校友，可以说全是 中国的知名人士，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部长，将军，不能不说是中国的文化精英了。然而这些人的作品，竟不能要北大出版社自由地出版，这不是怪事吗？ 本来在北大一百一十周年校庆时，出版社发了广告，人们等着看这部校友们写的回忆录的时候，突然间，出版社负责人告诉主编不能出了，还要从印厂退回重审。何故？当时说上边来了一个电话；后来传出是中宣部的一个不知谁打来的电话；后又说，是中央一个领导人的电话；倒底是何因？只有出版社领导心里明白。这就不能 不让人怀疑，是谁有此生杀大权，竟可以让一百八十八位北大校友不能出声？到北大111周 年校友会上，我从副主编哪儿知道，此书争取了一年，仍无结果；基于一种义愤，我在校友会上说了真实情况。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当时说得是听说是 中宣部的一个电话，我后来说明，我不相信是中宣部的电话，因为做为中宣部，是不能如此无视中国宪法规定的。我们希望查明这个电话倒底来自何方？让北大出版 社给北大校友说个真话，说个真相吧。

我的发言后，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北大出版社不再说是上边来电话了，而把责任自己承担，说是一个老编审提出意见而不能出版的。这就更不能自圆其说了。如果是一个编审，为何在发稿之前不提，都发到印厂了才突然发现重大问题了呢？编的话，是不好编园的。到底有何重大问题，至今校友们还在闷葫芦里不得而知。

香港出版社的主编说，此书将我的在北大校友会上的发言，做为书的附录用上了，以便纪念这部书出版的过程。我便写信说明，北大出版社倒底是因为何故不能出这部书，既然他们否认了是中宣部的电话，那就不要在我的发言里说是中宣部吧，改为“不知是从哪儿来的电话吧”。主编说照我的意见修正了。

我为北大出版社不能出版这样的书，而感到悲哀；我为中国大陆不能出这样的书感到悲哀。

我为它终于能出版面世而喜。听到这消息的校友说：多亏有个香港，多亏有个一国两制，我们不少好书都从香港出版了，那些大陆不许可出版的书，都能从香港出版， 而不久便可在中国大陆看到盗版本，且非常便宜，可以购到。盗版书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怕比中国大陆许可出版的书更大。这样，我们便可以说，如果找写中国真相的书，请找香港出版的书吧。最近，我从书摊上购到了杨继绳的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墓碑》上下两册，一共才花了三十元。只要是有点头脑的读者，都在思 考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我在美国，听台湾同胞对我说：我们说的一国两制和你们大陆说的意思不同，我们指的是一个是民主制，一个是独裁专制。从经济上说，大陆和台港没有不同，都是搞 资本主义；因为大陆政治上是专制，所以是权贵资本主义，你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台港是民主制，所以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大陆因为专制，这些宪法 规定的自由是给外人看的。中国如果都实行民主制，中国就统一了。所以台湾人提出用一国一制，来求中华民族的统一。

我对台湾同胞的话，当时不以为然。而回到大陆，却总受到当局的现实教育，让我越来越觉得台湾同胞说的话有道理了。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让我们为一国一制而呼唤吧。

我真的希望中国实行一国一制，早日完成一国一制。让中国大陆的公民也能有如香港一样的言论出版的自由吧！那里，没有国家垄断书号，出书不用交一二万元的垄断 书号费，那里实行的是国际统一的书号，只要登记就可以了。那里没有出版限制，如写文化大革命的书，不能出，写反右派的书不能出，写历史真实情况的书都难以 出版；如果我们和香港一样的有出版自由，那时，我们便只有喜而没有悲了。 一国一制，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也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吧。

这是我听到北大校友就《梦萦未名湖》的出版，引发的感叹。你有何高见，请回信交流。请示你的通讯地址，香港校友好把出版的两部精装的《梦萦未名湖》直接寄你，不致丢失。

等你的回音。

你的北大校友        任彦芳2009.8.29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