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看到《穿条纹睡衣的男孩》（英国，2008年）这部影片时，我正在读《像自由一样美丽》（林达编著，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这样，两部作品中的教师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一作品中，当那位主管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时，他还让聘请满脑子纳粹思想的家庭教师，把他的家变成了精神毒气室，竭力向两个孩子灌输种族主义思想，让他们效忠“领袖”、“祖国”和“民族”，不把犹太人当人看。渐渐的，女孩放弃了娃娃玩偶，在墙上贴满了她崇拜的纳粹“英雄”们的宣传图片。在后一作品中，尽管深陷绝境，那些集中营的犹太艺术家和学者，依然偷偷地当起孩子们的老师，用知识和艺术，为孩子们的心灵撑起一片自由和爱的天空。虽然绝大多数孩子最终被送进毒气室，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用绘画、用歌声，让世人看到，对自由、博爱、良知、正义的追求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在垄断绝对权力、对现实“改天换地”的同时，构建意识形态帝国，用教育、文化、艺术和媒体打造精神毒气室，将每个人的思想“统一”其中，扼杀人的自主性，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特征（类似“宣传部”这种戈培尔“发明”的纳粹机构在民主国家、在真正的“共和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自命为“救世主”、“大救星”、“红太阳”，逾越上帝自封为“真理”的化身，但由于虚伪性和脆弱性，其意识形态总是需要权力和暴力作后盾，即使这样，由于这个貌似强大的意识形态的虚假与现实的真实形成巨大反差，它也不敢面对任何言论层面的公开质疑和批判——纳粹德国焚书；文革时代“偷听敌台”为犯罪；今天，中共花费大量纳税人的钱，违宪构筑拦截纳税人自由浏览互联网的“金盾工程”（美其名曰消除“不良信息”），同时暗地制造文字狱：北大教授焦国标因抨击中宣部被剥夺教职，章诒和研究员的作品因真实反映史实成为禁书，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教授因倡导宪政被“发配”新疆支教，社科院张博树因探讨政改不能晋升职称，学者徐友渔因支持《零八宪章》被官方“封口”，高智晟律师因主持正义先被官方非法拘禁毒打后又被绑架两月有余，南京师大郭泉教授因言被捕，当年“六四”期间参加戒严部队的原54军宣传干事张世军，因18年来呼吁调查、平反“六四”惨案最近被拘禁，刘晓波博士因《零八宪章》被非法拘禁至今，屡遭迫害的山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4月4日在前往悼念前总理、总书记赵紫阳时，被推下2米山崖再暴打断三肋骨……更有七十多名身陷囹圄的记者和撰稿人。这些侵犯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罪恶行径，都证明中共意识形态反人类、反文明的本质。

人的精神健康成长离不开信仰和多元化的信息、教育和文化环境，人是透过信息和观念这付“眼镜”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而被控制的狭窄的信息渠道、工具化的教育、贫瘠的文化环境，使这付“眼镜”严重变质，所看到的形象是变形而虚假的，由此产生错误的判断，导致思想和人性的扭曲。

有学者称我们的教育是一种“负教育”，意为摧残人性的教育，那么在这种教育环境中的成长可称为“负成长”。1968年，我上小学的第一课，是学写“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学写“共产党万岁”。时至今日，我偶然在某出版社的“名牌”教辅语文测试卷中，看到第一道拼音测试题竟是：“我们永远热爱中国共产党”，如果是编辑官方垄断的教材也就罢了，可这样的句子出现在教辅中，足见这些所谓名师、专家精神的蒙昧程度，其自身理念尚未启蒙，缺乏常识，如何为人师表？

随着后极权时代意识形态帝国的衰落，即使是体制内的学术界也不乏自由、独立的人文成果，但这些思想缺乏宽松的传播空间，后果之一就是在官方垄断的教育界，缺乏“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教育理念，人文类教材中依然充斥着不少官方意识形态的毒素。类似刘胡兰、邱少云等少儿不宜的内容，毒化着孩子们的生命意识，非人性的思想戕害着孩子们的观念。有一次，看到小学生拿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关于雷锋的课文，我指着旁边那张雷锋送老大娘回家的照片问她，那时候人们很少有照相机，当雷锋把老大娘送回家的时候，怎么可能恰好拍到这幅构图完整的照片呢？她立刻皱起了眉头：“对呀！这是怎么回事？”我只能告诉她，这肯定是事后作假摆拍的。毫无防范的孩子们信赖地呼吸着这样的精神毒气，他们的成长状态可想而知。

说到教科书，我们常常指责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更是充满了“瞒”与“骗”。比较典型的是2007年，历经6年编写的上海新编中学历史课本，仅仅用了一年就被叫停，该教材当初还是经上海市委办公会议批准通过的。媒体报道此事件时，披露了审教科书的领导经常说一句话：教科书“是政府意志的体现。”真是既无知又蛮横。

类似以上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政治正确”在我们周围并不鲜见。

如果说在精神毒气室的初建阶段，由于切身的对比，人们还有不适，对毒气尚有一定的警觉、反感，像我们这个“动物国”（老斯《动物国》一书语：动物国是一个以一种内在、本质、整体的方式来实施其动物战略的国家。即一切假借民主、共和之名，自诩平等、公正之实，但骨子里却明显具有一种动物之倾向、动物之策略、动物之本能期盼与诉求的国家）早期的那些尚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经过几代恐怖和欺骗的驯化，人们产生了适应性，一出生即呼吸毒气的新一代，由于没有对比的切身感受，已不知自由空气的滋味，同时对当权者的罪恶历史缺乏了解，对奴役丝毫没有不适之感，反觉是正常自然，精神永远停留在“类人孩”阶段（余世存语），练就了一套自以为聪明的消极适应现实的“活着”而不是“生活”的本领，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替代当权者，将此奴化意识当成做人的准则，通过言传身教传承给下一代。一位友人就谈到他一位亲戚上高中的孩子，由于受在机关工作的父亲的影响，对厚黑学十分认同，充满了市侩气。小小年纪就如此“成熟”，精神失去青春，这个民族能不衰老吗？

这样，人的精神从阉割到自宫，失去了主体性，难以产生根本性的质疑和反叛冲动，甚至这样的念头都会在萌芽状态被自我监控系统及时消除，其心锁的功能远超过当权者的期望，不自觉地将内心恐怖强化并放大、扩散。有的人即使到了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度，心锁还随身携带，精神空间仍处于“动物国”。这种融入到骨髓、细胞、基因里的奴化，形成了本能的反应机制。曾在报上看过一篇小文：作者本来对某一社会现象有自己的看法，但在街头遇到就这一问题随机采访他的电视台记者时，他脱口而出的却是另一番迎合式的官话、套话，待记者离开后他才觉察，为自己的言不由衷感到懊恼和无奈。不仅如此，一旦周围有叛逆产生，有些人第一反应不是远而避之，就是好言劝阻，或者嘲讽挖苦，甚至参与告密和绞杀。那些身受其害的犬儒主义者，无形中被精神毒气室的建造者培育成同谋，成为帮闲或帮凶，承担起少数奴役者难以完成的工作量，达到监督和互相监督的作用。难怪相形之下，陈丹青深有体会：“……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如福柯等学者所言，从外在强制的规训社会转变为由命令机制管理的控制社会，权力控制已内化在个体意识之中，变成生物性的权力。国家的“硬权力”进入“心灵空间”，成为“心灵政治”的“软权力”。如此的文化监狱型社会何来“创新”？何来“科学发展”？只能是奴役的创新、退化的发展。

在缺乏基本人道和博爱底线的社会，压迫产生仇恨，奴役培养暴民，即使是反抗者也难脱精神毒气室的影响，从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等言行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其反抗对象相同的作风。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成熟状态总是比相应的年龄错后10年。以我为例：1981年“七一”前的大学一年级，我还在应景诗里写下“祖国是船，我们是桨，党啊——你是舵！”这样蒙昧的诗句，去年京奥前，国保干部“请客”邀我“交流”时，我谈到这里，连他听了都很理解地和我一起笑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幼稚？”直到“六四”前，大学毕业5年的我还是一个缺乏独立精神、寄希望“明君”的“谏言派”。“六四”的鲜血和梦幻的破灭，使我在迷惘中开始了觉醒和求索，不断学习、思考、反省，自我脱毒和疗伤……

精神毒气室具有自欺欺人的两面性。中共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学说当作“主义”奉为意识形态的偶像，来抵制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恰恰是反马克思的。马克思曾嘲笑教条地理解他的弟子们：“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谈到普鲁士政府的出版检查制度时，马克思指出：“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声音，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爱私人生活的人。”马克思所抨击的不正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吗？当年马克思能在他所抨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和发展，证明了那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和活力，今天的共产制度能容忍马克思这样的异议者吗？在建造精神毒气室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鲜明的个性魅力，那是他们得益于相对宽松的民国时代，是他们的后人难以相比的，今天的中共领导甚至难有当年前任邓小平的魄力、胡耀邦的率真、赵紫阳的胸怀。在精神毒气室，经过铁屋子的窒息、毒化和逆淘汰，从精神、思维、语言到外在气质全面退化，呆板僵硬，难有个性。如今的官僚们用老百姓的话形容，真是“老鼠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江泽民怒斥港记时的蛮横，胡锦涛访俄时将苏联“宣传文学”称作俄罗斯经典的无知，温家宝对掷鞋的反应过度，习近平指责批评中共的外国人是“吃饱了没事干”时的狂傲，以及大小官僚、“精英”们履职的蠢行和生活的丑态，还有叫嚷《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的那些倚靠在主子身后、合群自大的“民族主义”愤青们，无一不是精神毒气室培育的典型“病例”。由此可见，中共作为一个毫无德性、兜里却多了俩钱的暴发户、黑老大，对国人和世界是福是祸呢？

现如今，精神毒气室的毒气配方与时俱进，更“人性化”地照顾吸毒者的“口感”，包装形式丰富多彩，但是，无论是官方文化直接借文奴之手宣扬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主旋律，还是间接怂恿、操纵的伪“通俗”文化、伪“流行”文化、伪“民间”文化、伪“传统文化”所散布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犬儒主义”，都是奴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共同特点是消解人的主体性，或视人为工具（即使是被官方给予利益和荣誉），或使人退化为不问是非、沉溺欲望的动物。这种奴役文化与现实的真实、精神的真实永远是分裂的，徒有迷人煽情的形式，毫无“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内核，而真正体现这一精神的倒是被官方诋毁、压制的“山寨文化”、反抗“河蟹族”的“草泥族”等异类。

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结尾，集中营纳粹军官心灵未被毒化的八岁儿子，在不知情中偷进集中营，与那里的朋友——犹太男孩一起，无意中被裹挟进毒气室，当其父母赶来为时已晚……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所有的人而鸣！所以鲁迅深有体会：“外边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边的人群，都与我有关。”耶稣指出：“凡动刀剑的必死于刀剑之下。”同样，在精神毒气室里，包括建造者，岂能有人幸免？

2009年4月6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延伸阅读

   《像自由一样美丽》林达编著  三联书店2007年出版

    英国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0&fbl=1024&word=%B4%A9%CC%F5%CE%C6%CB%AF%D2%C2%B5%C4%C4%D0%BA%A2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胡平著  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 1999 年6月出版

    http://www.box.net/shared/kkhng6ijnt

    http://www.box.net/shared/x8upx677eh

    http://www.scribd.com/doc/11509595/

    http://hi.baidu.com/jeffersonian/blog/item/7716f9d414fe2d04a08bb72a.html

    http://www.google.cn/search?q=%E4%BA%BA%E7%9A%84%E9%A9%AF%E5%8C%96&hl=zh-CN&newwindow=1&start=0&sa=N

    《我是一只草泥马》作者：崔卫平

    http://www.cuiweiping.net/blogs/cuiweiping/archives/123747.aspx

    德国电影《再见列宁》

    http://video.baidu.com/v?word=%D4%D9%BC%FB%C1%D0%C4%FE&ct=301989888&rn=20&pn=0&db=0&s=0&fbl=1024&oq=zaijianlie&f=3&rs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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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video.baidu.com/v?ct=301989888&rn=20&pn=0&db=0&s=19&rsp=2&word=%B5%E7%D3%B0%20%B3%FE%C3%C5%B5%C4%CA%C0%BD%E7&fbl=1024

编按：以色列政府空袭迦萨，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的日本知名小说家村上春树受到国内外压力，犹疑是否该出席颁奖，结局是，他去了，并掀起了比小说更为震动世人的余波。

现年六十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被《时代杂志》喻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三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被媒体形容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作品，陆续被翻译成四十多国语言，全球销售超过两千万册，近年陆续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爱尔兰「法兰克．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肯定。

今年二月初，村上春树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该奖项每两年颁发一次，表彰对人类自由、社会公平、政治民主具贡献的作家。历届得奖者包括西蒙波娃、罗素、米兰昆德拉等。

讽刺的是，颁发奖项的以色列政府，近来空袭迦萨，备受国际和平团体批评。日本舆论因此要求村上春树为避免被认为支持以色列近来的军事行动，应拒领该奖项，否则将抵制其作品。

但二月十五日，村上春树在国内外压力下，仍选择赴耶路撒冷出席颁奖典礼。他更出人意料地，在以色列总统佩雷斯面前，公开批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同时一吐作为文学创作者，希望透过描写微不足道的个人，对抗既有权力和体制的深层意义。

村上春树於耶路撒冷的英语演讲辞「永远站在鸡蛋的那方」，道出个人应有的道德勇气、与对体制霸权的深刻反省，随即被国际媒体竞相转载，更超越文坛，在国际政治、人权组织间引起广大回响。以下是村上春树演讲辞全文翻译。

 

今天我以一名小说家的身分来到耶路撒冷。而小说家，正是所谓的职业谎言制造者。

当然，不只小说家会说谎。众所周知，政治人物也会说谎。外交官、将军、二手车业务员、屠夫和建筑师亦不例外。但是小说家的谎言和其他人不同。没有人会责怪小说家说谎不道德。相反地，小说家愈努力说谎，把谎言说得愈大愈好，大众和评论家反而愈讚赏他。为什么？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

我的答案是：藉由高超的谎言，也就是创作出几可乱真的小说情节，小说家才能将真相带到新的地方，也才能赋予它新的光辉。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几乎无法掌握真相，也无法精准的描绘真相。因此，必须把真相从藏匿处挖掘出来，转化到另一个虚构的时空，用虚构的形式来表达。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清楚知道，真相就在我们心中的某处。这是小说家编造好谎言的必要条件。

今天，我不打算说谎。我会尽可能地诚实。我在一年之中只有几天不会说谎，今天刚好就是其中之一。

请容我告诉你们真相。

在日本，许多人建议我不要来这里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我坚持前来，他们会联合抵制我的小说。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迦萨正在发生的激烈战斗。

根据联合国调查，在被封锁的迦萨城内，已经有超过千人丧生，许多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孩童和老人。

我收到获奖通知后，不断问自己：此时到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是否正确？这会不会让人认为我支持冲突中的某一方，或认为我支持一个发动压倒性武力攻击的国家政策？老实说，我也不想看到自己的书被抵制。

经过反覆思考，我还是决定来到这里。原因之一是，太多人反对我来。我和许多小说家一样，总是要做人们反对的事情。如果有人对我说，尤其是警告我说，「不要去」、「不要这么做」，我通常反而会特别想去、特别想做。

这就是小说家的天性。小说家是特别的族群，除非亲眼所见，亲手触摸，否则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事情。

我来到这里，我选择亲身面对而非置身事外；我选择亲眼目睹而非矇蔽双眼；我选择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不语。

但是这不代表我要发表任何政治讯息。判断对错，当然是小说家的重要责任，但如何传递判断，每个作家有不同的选择。我个人偏好用故事、尤其用超现实的故事来表达。因此，我今天不会在你们面前发表任何直接的政治讯息。

不过，请容我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个非常私人的讯息。这是我创作时永远牢记在心的话语。我从未将这句话真正行诸文字或贴在墙壁，而是刻划在我心灵深处的墙上。这句话是这样的：

「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地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

谁是谁非，自有他人、时间、历史来定论。但若小说家无论何种原因，写出站在高墙这方的作品，这作品岂有任何价值可言？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轰炸机、战车、火箭和白磷弹就是那堵高墙；而被它们压碎、烧焦和射杀的平民则是鸡蛋。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涵义。

更深一层的看，我们每个人，也或多或少都是一枚鸡蛋。我们都是独一无二，装在脆弱外壳中的灵魂。你我也或多或少，都必须面对一堵名为「体制」的高墙。体制照理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

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於提醒世人，在於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灵魂的意义。我深信小说家的职责就是透过创作故事，关於生死、爱情、让人感动落泪、恐惧颤抖或开怀大笑的故事，让人们意识到每个灵魂的独一无二和不可取代。这就是我们为何日复一日，如此严肃编织小说的原因。

我九十岁的父亲去年过世。他是位退休老师和兼职的和尚。当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念书时，被强制徵召到中国打仗。

身为战后出生的小孩，我很好奇为何他每天早餐前，都在家中佛坛非常虔诚地祈祷。有一次我问他原因，他说他是在为所有死於战争的人们祈祷，无论是战友或敌人。看着他跪在佛坛前的背影，我似乎感受到周遭环绕着死亡的阴影。

我父亲过世了，带走那些我永远无法尽知的记忆。但环绕他周遭那些死亡的阴影却留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从他身上继承的少数东西之一，却也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今天，我只希望能向你们传达一个讯息。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於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於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请花些时间思考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特而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我们不能允许体制剥削我们，我们不能允许体制自行其道。体制并未创造我们：是我们创造了体制。

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

一文激起千层浪

最近，看到有关于聂绀弩的评论文章在感慨当年聂绀弩是朋友们告密才被送进监狱。被点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们本身也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然后，我才看到这些评论的根源———作者寓真写了一篇关于聂绀弩档案的长文。爆炸性的效应都是来自文中公布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显示，他的罪名部分来自朋友对他言论的揭发。

关于道德的讨论冲在最前面，因为既然“告”的是“密”，告和被告之间总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告密会有恶果，会带来惩罚。把对自己有亲密联系的人，送入一个受惩罚状态，是人之常情特别不能接受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甚至是全球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负责管理历史档案的年轻历史学家，发现一份1950年的档案，有米兰。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点被判死刑。最后被送到铀矿强制劳动14年。档案材料提到是大学生米兰。昆德拉的揭发，却没有留下他的笔迹。而米兰。昆德拉本人否认有过这样的事情。此案至今还是个谜。

另外，在东西德合并之后，东德档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问题公开，涉及面之广，几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际关系要重新洗牌，维护最基本社会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邻里关系等等，都处在崩裂的可能之中，当局不得不暂停公众对一些档案的查阅，或者在档案中隐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作为“政治运动过来人”的学者指出，告密的根源是几十年严酷政治运动摧残扭曲着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这样的揭秘会带来许多难以料想的伤害，我们应该停止“揭疮疤”。也有学者认为，告密今天还在自己身边发生，所以，“揭”有警示作用，让大家知道，告密是坏事，做不得，做了之后，有一天可能会被揭示，会被大家所不齿。到底如何是好？

我想，首先要问：是社会制度的哪一个关键点在形成社会的告密之风？告密的制度关键在哪里

大家注意到，在相似的社会机制下，会出现大量类似的告密，而在另外一种社会机制下，却不会形成一个告密社会。我想探究的是，所谓告密的要害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社会机制下形成这样的本质差别。

我想，差别的关键不是一个社会机制比另一个社会机制具有更多的道德教育和警示警告，关键差别是社会的法治是否健全。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时常是含混的。这里所说的“告密”，并不是说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亲近的人正当举报；而是指某人并没有触犯任何刑法，却被告发而带来惩罚。这就是说，关键不在于告发，而是“无罪惩罚”。换句话说，换在一个法治社会，哪怕被告发，也根本不会带来惩罚，因为这些言论行为本来就是“合法的”。

告密就失去意义。

在一个告密流行的社会，“罪与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为会受到等同刑事犯罪的处理。这样，问题突然就简单了。制度在简化复杂的告密问题。

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真正的刑事犯罪，对正当举报有种种法律规定，以避免诬陷。也尽可能对人之常情予以照顾。例如在美国，一个犯罪嫌疑人的直系亲属，可以有权不出庭提供对自己亲人不利的证词。可是，哪怕是亲人，你也不能帮助罪犯藏匿罪证、不能协助逃亡，否则就是共谋罪。美国也有亲属举报的，我最近还在报上看到一个实例。最出名的还是那个著名的校园炸弹手，专给人寄炸弹邮包，寄了多少个了，高额悬赏好多年也没有破案，最终是他弟弟从他的“宣言”里识破真相，告诉自己的母亲。两人商量下来，决定阻止亲人的犯罪行为，举报并谢绝了奖金。美国社会的大多数人体谅这对母子的内心煎熬，对他们还是很敬重。至于对犯罪集团布下“线民”，更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严重的刑事罪行。

法治社会的最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划出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对罪行依法处置，鼓励正当举报。对非罪的言论行为依法保护。

在法治社会中，假如有人去报告说，聂绀弩写了什么文章，警察会说，对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错门了。假如有人报告领导说，聂绀弩批评了政府，领导会说，大家都在忙着挣钱，难得聂先生还在关心国家，批评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话我们给发点奖金。这样，自然就杜绝了我们在讨论的、充满贬义的所谓“告密”。

在我们曾经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中，有层出不穷的聂绀弩事件发生，说明社会在那个阶段，“罪与非罪”严重不分。这种不分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无罪公民受到严酷惩罚，一方面是社会假借法律名义严重犯罪、甚至谋杀无辜者。告密者只是病态制度运作中必然会发生的一环。

历史警醒的落点

今天不论是寓真文章的发表，还是接下来的评论，都说明时代在进步。过去唯恐被告密的言论，现在居然公开讨论。这个进步就是我们从“文革”结束后，开始逐渐建立和推进的法治，在一个个不同领域，渐渐划出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凡是经历“文革”的人都明白，这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大家也看到，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还远远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的标志，仍然是留有“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灰色地带。法律界定应该非常清楚，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三十年改革开放，“改革”的意思就是“突破原来的规矩”。有两种改法，一种是从改规则开始，也就是先制定新的法律，行动在后。而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是行动为先。假如“行”得通，规则的制定再跟上。这样顺序，摸石头的改革者就很悬。记得一个很聪明的女孩说过，“摸石头摸出一只乌龟来”，那是完全可能的事情。所以，一项改革受肯定的时候叫做勇于创新，被否定的时候就可以说是犯规违法———既然新规则还没出来，突破老规则自然就是违法、就可能受惩罚。

这也包括观念革新，它也和“罪与非罪”概念紧紧相连。在聂绀弩的时代，批评政府被划在“罪”的范畴，是大多数人无罪受罚的根源。在今天，划定这一类触及“政府”、“国家”的“罪名”界限时，鉴于历史教训，就理应特别谨慎。政府必须给出非常清晰的刑事罪行的范畴，出了这个范畴，就是合法的。政府不能随意把一些合法的议题划入“罪”或“类罪”加以惩罚。否则，历史进步就还没有突破本质的转折点：虽然今天在数量上聂绀弩们大大减少，却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无罪受罚。这些人的存在，也在阻吓其他公民行使自己正当合法的公民权利。受阻吓的人群可能仍然是数量庞大的，社会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健康的。

在这个状态下，不仅“告密者”不会减少，还可能会增加。国家没有正确界定“罪与非罪”，民众就不可能有清楚的判断。可能会有大量民众把“非罪”言论行为当作危害国家的罪行去告发举报。这个时候，说要把“历史警醒”落实到对告密者个人的道德教育或者耻辱阻吓，期待以此杜绝告密行为，都是不现实的。假如是糊涂的人，很可能认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是道德的，是在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安定，虽“灭亲”却有“大义”在。而对于一些明明知道自己在做错事的告密者，也很方便就给自己提供着合理借口。“罪与非罪”界限明确的法治社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第一步。否则，告密者盛行，无罪者可能受罚，和谐从哪里来？

建立公平善意的社会是我们的目标

再回到寓真文章，也就是再回顾聂绀弩时代。那个时代太残酷，“罪”的范围越划越大，惩治越来越严酷。现实已经像天气一样，无可更改地笼罩在所有人头上。很多人只是因为说错一句话而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一次次运动下来，社会普遍划分为“整人和被整”两大块，中间地带并不安全，社会在合理借口下鼓励告密者，中间地带就在不断被重新划分。出于各种原因，告密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文革”走向极端，民众处在极度惊恐不安的社会状态下，许多人（包括未成年孩子）在逼迫、压力下屈服，或者被洗脑；尤其是孩子在无知状态下，扭曲原本正常的亲情伦理，自以为在行大义，待时过境迁，终生留下心理阴影难以摆脱。也有许多人在合理借口下释放了人性恶的一面。人性原本复杂，人原本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一个良性社会可以诱发人性善的一面，反之会激发人性恶。“文革”中一代学生都耳闻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对老师的虐待、酷刑甚至谋杀，这种整一代人被扭曲的现实，在此后的社会生活中都在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

回顾这段历史，也许无法避免涉及一些个人，不论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是小人物。正因为那个时代残酷，正因为被告密的人可能受到严酷对待，聂绀弩就差点死在牢里，所以大家都明白，今天对告密者的揭露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因此，在涉及他们的时候，首先应该以谨慎、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历史事实。

举个例子，对吴祖光，寓真文章提到，“关于聂绀弩焚诗一事，还有一些材料可资印证。这是吴祖光与聂的一次谈话，当时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后来也进入了档案。”并没有提到那个“有心人”是谁。

在别的文章里，我读到的聂绀弩案的检举人名单列有吴祖光。虽然说明，那是“在人身自由被限制的情况下，被迫写有交代检举材料”，那么吴祖光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写了些什么？他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告密者，这不应该是一个轻率处置的话题。

吴祖光父母的家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不远，读这些文字，我不可能不联想到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只是文章中的一个名字。

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处处都是圈套。例如，在寓真文中提到：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

于是，聂绀弩在交待中坦率承认自己议论了江青的私生活，这在当时可以成为是“恶攻”的死罪，他在交待中提到：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又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事实上，这些“胸怀坦诚”的交待，很可能又进入了戴某、罗某女儿的档案，成为聂绀弩“揭发”他们的材料，虽然他自己感觉可能只是襟怀坦白、无意伤害他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文革”整人和被整的复杂性。从寓真文章的档案材料来看，吴祖光和聂绀弩的谈话，相比聂绀弩交代的“议论中央领导人”，几乎不算什么。所以，即便真是吴祖光写的交待材料，完全可能是吴祖光无法逃脱的交待逼迫下，写的一些他自己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交待，写出来既应付了逼迫，对朋友也不会有什么伤害。可是，假如我们在今天草率对待历史，我们可能真正伤害一个并无过错的人，置无辜者于不义。

今天回顾历史，应该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公平善意的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可以通过法治社会的建立，对犯罪的明确界限，铲除告密者生长的土壤；同时，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理当不简化看待历史，不草率对待他人。否则，在我们批判着那个时代的同时，却还是不能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上，和那个时代切割清楚。

思想一旦取得印刷品的形式，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难毁灭；它四处扩散，不可捕捉，不能摧毁。在建筑术时代，它（思想）化为山岳（建筑），挟着强大的威力占据一个时代、一个地点。现在它化为鸟群，飞向四方，同时占领天空各处与天空各点。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宗教改革只是教会内部的分裂行为。有了印刷术，它便成为革命。

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

伟人和他背后的妻子

我们一出威登堡的火车站，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米特维克（Mittrucker）先生早已在站台上等候我们了。米先生热情地欢迎我们的来访，他是威登堡市政府旅游局的义工，专门接待来此访问的外国宾客。这是一位会讲故事的老人，我们一边往城里走，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本地的“老故事”。

 
威登堡路德故居

米特维克说，威登堡的官方名字，在前面冠有“路德之城”，这是德国所有城市中惟一的一座以人名来命名的城市，就连歌德、贝多芬、巴赫等人都未能享有如此待遇。因为对于威登堡这座小城来说，路德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可以说没有路德就没有这座城市的今天。米特维克是在威登堡出生和长大的人，他只是在一九八九年前夕离开过这里。那时，威登堡还是东德的领土，他在大学教授工程方面的课程。虽然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作为一名虔诚的信徒，他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于是，他想方设法逃离东德，一九八九年春天，移民西德的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但命运无常，他刚刚移居西德，一切都还没有安置好，柏林墙突然之间就倒塌了，东德亦很快不复存在了。

不久之后，退休的米特维克返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威登堡。退休的生活安逸而宁静，他便报名到旅游部门当上了一名志愿者导游。虽然不是导游专业出身，但他拿出研究学术的劲头来，几年之后便成了威登堡的历史地理方面的权威。他嫌官方编辑的导游手册不尽详细，且有若干错误，遂自己编辑了一本，并复印若干份送给游客。他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我们在威登堡有半天的访问时间，米特维克先生说，时间虽然少，但他将尽量安排我们游览小城最精华的部分。步行大约十多分钟，我们便到了名叫路德维希的小公园，树木郁郁葱葱，中间有一个小型的亭子。他告诉我们，这便是马丁?路德率领学生们焚烧《教宗逐路德出教谕》的地方。此教宗谕令斥责路德为“异端、诽谤和谬误，干犯敬虔者的耳朵，危害淳朴的头脑，颠覆公教的真理”，甚至将他比喻为一只“闯进葡萄园的野猪”，并敕令路德在六十天内收回其言论。谕令发表之后，教廷派出特使分赴各地，在许多地方大规模地展开了焚烧路德著作的群众运动，对付不服从的异端，教廷是有丰富的历史经验的。

而路德也没有坐以待毙。一五二零年十二月十日，威登堡大学的学生以及许多热爱福音真理的信徒来到此处集会。人们将罗马教廷档案、教宗谕令集等扔进了篝火之中。路德坚毅地从人群中走出，手举那份开除他教籍的教宗谕令向大家示意，然后亲自将它扔进烈火之中。“这是一个极其庄严的时刻，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改革派与罗马教会无可挽回的正式决裂。”1

此后，路德用两个星期时间写了反驳教宗谕令的文章，斩钉截铁地反驳说：“憎恶黑暗热爱光明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2 ” 宗教改革的浪潮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当时的教宗莱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不知名的、有些神经质的德国修士，居然动摇了天主教会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绝对教权。而触发路德撰写论纲的兜售赦罪券的行动，其目的是为修建梵蒂冈宏伟的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当我游览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时候，不禁为教宗们的“聪明一世，糊涂一世”而感喟万千——教堂之壮美，并非与信仰之纯正成正比。中世纪的教宗们认为，将教堂修得越大，上帝在天上就会首先看到，这座教堂中的人便首先得救。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妄想。为了修建教堂，而违背信仰的神圣原则，这不难道是买椟还珠吗？此种可笑的思维与言行，千百年来无数人都在前赴后继地实践之。

继续往前走数百米，我们便进入内城。威登堡是一座袖珍小城，直到今天也只有五万五千多居民，街道略显冷清，在路德的时代这里只有三千人口，还不如中国的一座小县城的规模。比起德国的其他名城来，它的发展略迟一些，路德传记的作者这样写道：“这个建筑在易北河畔一小块三角地上的城市长大约一英里，最宽处半英里。城墙内零星耸起约四百间房屋——这里最多三千人。街道脏兮兮的，干草覆盖在泥房子上，而他将居住的城东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还只是半完工。”3 但是，当时威登堡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是德国最强大的州之一萨克森州的首府，它当时的统治者是选帝侯腓特烈，腓特烈受过良好的教育，信仰虔诚。其次，威登堡拥有一所大学，每年有两百名学生入学，“新的威登堡大学是腓特烈的骄傲与欢乐所在，他将全力保护其中的成员。尽管他从未完全采纳路德的想法，可是在将要到来的暴风骤雨中，这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对路德的庇护与支持绝对是重要的。” 4

当年的修道院已经改建成路德故居和博物馆。这是一组简朴而设计巧妙的建筑，从一个中庭进入便可以发现大门，门前的石头柱子上还镌刻着路德的肖像。这就是著名的“凯瑟琳门”，是路德专门为妻子凯瑟琳修建的。中庭有一个小花园，中间是一尊凯瑟琳健步如飞的铜像。在德国很少看到为伟人的妻子所立的铜像，尤其是像凯瑟琳这样的平民。由此可见，凯瑟琳在路德生活中有多么重要。她虽然算不上美女，但她对路德而言真是圣经中所说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路德安排一批逃难来此的修女还俗结婚，而凯瑟琳是“剩下”的那一个。路德最后才决定结婚，匆匆忙忙地与凯瑟琳举行了简陋的婚礼。婚后，精力充沛的凯瑟琳管理整个家庭，包括为了补贴家用而招揽的若干寄宿的学生。他们有五个孩子，夭折了两个。凯瑟琳还经营着一家啤酒厂和养猪场，这样才能让这个家庭维持相对富裕的生活。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妻子，如果不是因为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只能是一名被埋没在修道院中的郁郁寡欢的修女。路德是他领导的宗教改革的成果的第一批享受者——他是第一代娶妻生子的修士。而如果没有凯瑟琳的精心照料，不善持家的路德一个人很难坚持过那段最严峻的岁月，也很难集中精力写作神学论文和与论敌辩论的小册子。

米特维克先生领我们走上二楼，路德朴素的书房和其他房间仍然按照原来的样子保存着。路德刚到这里的时候，只是五十多个修士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宗教改革的风暴之后，其他修士离开了，选帝侯便将整个修道院都送给路德。这样，路德一家可以从容地安置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厅等房间。虽然家具简单，但空间却颇为宽阔。中间的那个最大的房间，是路德的会客室，有木窗棂和巨型的瓷烤炉——即那个时代的暖气设备。路德家的瓷烤炉虽然比不上我参观过的德国许多王宫内瓷烤炉的精美，却已经算是一件奢侈品了。路德和朋友及学生们在此进行了无数的对话和讨论，这些“桌边谈话”后来被人们整理出来，至今读来仍然饶有趣味。米特维克先生说，这里的物品都是当年的原物，虽然只有五百年的历史，但对于德国人来说已经弥足珍贵了。最为幸运的是，二战的轰炸几乎没有对这里造成什么伤害。

在伟人的背后，有一名同样了不起的妻子。路德与凯瑟琳尽享天伦之乐：有时候，路德会逗凯瑟琳说她话太多；她会半开玩笑地威胁说要回修道院去。凯瑟琳炽热的烤炉提醒路德上帝是个炽烈的爱的熔炉，他的狗托佩目光坚定地盯着主人手中的一块肉，不让任何事转移它的注意力——路德说：“如果我能够像这只狗一样盯着肉一样恒切地祷告该多好！”5 在外出讲道的时候，路德给妻子写了许多热情洋溢书信，其心态宛如热恋中的少年人，还有些信件充满了幽默感，有一封信是这样开头的——“我至亲至爱的家庭主妇凯瑟琳?路德太太，女博士，养猪场的管家以及所有可以表彰她的技能”。正如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的作者，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培登指出的那样：“这人对自己同胞的影响，最根深蒂固的是在家庭中。家庭事实上是改教运动深刻影响的唯一生活范围。经济走向资本主义之路。政治走向专制主义之路。但家庭接受了列祖亲切而且敬虔作风的质素，那是路德为他自己的家人所定的模式。”这种夫唱妇和的生活，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的典范，

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

二零一七年是路德改教五百周年，虽然现在离二零零七年还有好几年时间，但威登堡方面已经开始认真准备各项纪念活动了。在路德故居的大楼上，挂出了关于届时将召开大型学术研讨会的巨大横幅。米特维克说，全世界的神学家都在准备论文。如果说路德对于其他地方的新教徒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和遥远的时代的伟人；那么，对于威登堡人来说，路德就在他们身边。有一位德国史家说过，三百年来只有一个德国人真正了解路德，那人便是巴赫。而在基督教的思想大师当中，若想找与路德等量齐观、“能与上帝摔跤”的信心伟人，就只有犹太的使徒保罗、拉丁的奥古斯丁、法国的帕斯卡尔，丹麦的齐克果，瑞士的加尔文，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的约翰?班扬，以及美国的爱德华滋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在路德故居的一楼，是一间纪念品的商店。我购买了一副画家克拉赫尔绘制的路德肖像。这是路德本人最喜欢的一幅肖像：画面上的是五十岁的路德，他已经稍稍发胖了，目光沉静而不乏肃穆。他不再是那个瘦弱的青年修士，俨然有了一代宗师的气度。克拉赫尔是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画家，也是路德的邻居和好友。他不仅是一名职业画家，而且经营餐厅和旅店，还当选过市长。有意思的是，克拉赫尔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画家。

米特维克先生说，威登堡不是德国最有名的旅游城市，这里没有宏伟的古代建筑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唯有马丁?路德。最近几年，来威登堡参观的世界各国的新教徒越来越多，亚洲人中有很多是韩国的基督徒，他本人就接待过若干个韩国教会的代表团。不过，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客人。他从德国的媒体上了解到，近些年来中国教会的发展极为迅速。

我告诉米特维克先生，中国家庭教会在政府的打压之下仍然发展迅猛，这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祝福。中国的教徒大约有七八千万人，跟德国的总人口差不多。他说，他在东德生活了几十年，当然知道共产党政权的宗教政策是怎样的。但他听到中国基督徒的数字，不禁大为惊叹。我告诉他，中国的家庭教会正在经历一个公开化与合法化的过程，等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一定会有很多中国的基督徒到路德之城来参观，那时你将会接待络绎不绝的中国客人。

从路德故居出来，便走上了威登堡的主街——学院路，两边都是精美的小店，咖啡馆和餐厅，虽然略显萧瑟，却井井有条。威登堡只能算一座“迷你型”的小城，却有王者之风，这是因为德国的许多小城都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有一种中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唯我独尊”的自信。谈话间，我插话说：“威登堡当地教会的现状如何呢？”米特维克先生坦率地回答说，威登堡的教会大都不太兴旺，首先是因为这里原属东德地区，在共产主义统治时代，教会受到各种有形无形之压力，信徒流失严重，统一之后仍未恢复元气。其次是因为当地的经济不太景气，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都去西部的大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了，教会后继无人。这种情形有点像中国内地的现状。谈到威登堡的未来，这位落叶归根的老人不禁忧心忡忡。

碰巧的是，我们在路上偶遇了一名来自美国路德宗教会的宣教士。这位女士来此好几年了，与米特维克先生很熟悉，毕竟这是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城。这位热情而爽朗的美国女士，在路口便与我们高声攀谈起来，一看便与拘谨内向的当地居民不同。她告诉我们，她一边在大学图书馆研究路德的神学思想，一边带领当地一个小小的团契。倘若路德复生，发现威登堡——这座当年是全世界新教中心的城市，如今教徒比例仅有百分之二十，居然需要由彼岸的美国派遣宣教士来帮助，不知该作何感想呢？

穿过立有路德及梅兰希顿铜像的集市广场，便可看到马利亚教堂。这是威登堡最古老的建筑。路德曾在此讲道多年。再往前走，便是城堡教堂——教堂的大门比教堂更加有名，因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便贴在大门上。当时，这座教堂刚刚开幕，大门是学者们发布各种信息的中心，路德贴出的论纲立即吸引了许多学生和教师阅读。当年路德张贴论纲的那扇木制大门已经在“七年战争”中被烧毁了，如今看到的大门是一八五八年用青铜仿制的。

当教宗向全欧洲的信徒出售赎罪券的时候，当修士台尔彻作为“委托代办”宣称“钱币叮当一声落入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的时候，路德意识到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即使所有神职人员和信徒都沉默，他亦不能沉默。路德清楚自己的位置与责任，他是神学博士、大学教授、护教者。他受到上帝的启示将神学作了新发展，所以有了起来反抗的冲动。当然，他并不是没有察觉到脚掌所踏之地的危险。经过一番犹疑和挣扎之后，他写了一系列论题——这就是被称为《辩赎罪券之效力》的九十五条论纲。路德指出，教宗无权赦免人的罪责，人们通过购买赦罪券来免罪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篇论纲表面上没有可能引起骚乱或造反的文字。却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小心掩饰着的对贪婪的罗马教廷的蔑视。

也许连路德本人都没有料到，他在这扇大门上贴出论纲的举动，不仅将改变德国的政治版图，更新数以千万基督徒的信仰内容，而且将撼动罗马教会横亘整个中世纪的、统治整个欧洲的历史。米特维克先生说，路德没有选择私下里或在教会内部讨论这些问题，而是选择将他的意见贴在教堂的大门上，这是一种公开化的策略，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路德将论纲贴在教堂被用作公告板的正门上——这个问题由此提上了大学内外的学术讨论会的桌面上。”6 这表明路德深切地认识到个人的言论必须公开化才有力量，没有被读者阅读的文章只是死的文章，不能影响他人的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改变世界。

那个时代没有大众媒体，更没有互联网，那个时代的信息大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如同中国的武侠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说法“江湖上传说……”。路德的举动就像今天的人们在大众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自己的观点并寻求不同意见一样。虽然路德将一份论纲的副本寄给了该地区教会系统的最高统治者阿尔布雷希大主教，并附函劝他停止赎罪券的买卖；但路德并没有要让论纲“保密”的念头，他有意通过这种“大字报”的方式让其成为一桩公共事件。路德在论纲的开头写道：“因热切爱慕真理，渴望能弘扬真理，文学及神学硕士和常任神学讲师马丁?路德神甫将于威登堡主持关于下列论题的争鸣。诚望不能参与口头辩论之士，可用书面形式发表意见。”7 在路德看来，真理不能用某种封闭的方式、由一小部分人来讨论并确立。他用这样一种没有退路的方式，打破了教会内部少数人对真理的垄断。

米特维克先生说，就张贴论纲的行为来看，路德不仅是信仰自由的先驱，更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理解路德。无疑，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当一名信仰者不能公开表达与传扬其信仰的时候，信仰自由便是空中楼阁，便是不完全的和受限制的。路德在反驳教宗谕令的宣告中说：“我的愿望是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令我十分感动的是：教宗还从未有一次使用圣经反驳，也未与反对他的任何人的言论、著作和行为进行辨理。但是他却一直采用镇压、放逐和火刑的手段，用武力与禁令。或者通过各国国王，或利用其党徒进行遏制，或者以虚伪的言词和骗局进行欺压。”8 他认为，任何人，包括教宗都不能擅自宣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更不能以暴力强迫别人接受或放弃真理。他又说：“既然真理与公义历来不禁绝公议，那么乐于接受检查和审判就是光明磊落的表现。”9 路德相信，“公议”是人们抵达真理的必要途径，真理不能被幽禁在密室之中。

“这是我的立场”

到了这一阶段，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已经不是威登堡这座小城及其最高统治者腓特烈选帝侯所能容纳下的了。整个德国上上下下都在讨论路德惊世骇俗的论点。德意志的诸侯们发现，路德为他们提供了对抗罗马教廷的思想资源，他们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罗马方面也发出越来越严厉的指令，要求将路德押送到教廷。新上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夹在拥护路德的诸侯和要求将路德绳之以法的教宗之间，不知所措。在诸侯们的建议下，他命令召开帝国会议，由他本人亲自出席，倾听路德的主张。于是，路德被召到沃尔姆斯。

我在马丁?路德的这间小小的书房里，遥想当年他与德皇的会面的场景。这个矿工的儿子，这个从小受到父亲虐待还带着心灵创伤的修士，居然与皇帝平等地站在一起。二十二岁的查理五世与三十七岁的路德，是两个多么不一样的人啊：一个衣着华美，一个衣着朴素；一个面色红润，一个面色苍白；一个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一个是既无权势也无财产的普通修士。他们本来不会有会面的可能，但上帝的安排如此奇妙，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在大厅内见面了，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代表政权的国家人物和代表精神思想界人物从来没有如此面对面地互相揣摩对方的外表和内在的力量，进行直接的较量”。10 初次会面，彼此都深怀成见：皇帝将路德看作是疯疯癫癫的农民，而路德将皇帝看作是头脑简单的孩子。

在第二天的召见中，路德先用优美的拉丁文论述其神学观点。皇帝要求他用简单的德文阐述之。于是，路德说出了那段改变历史的话：“除非我发现我有违背圣经或犯有其他证据确凿的罪行，否则我将一如既往，绝不放弃我的观点，我的良心将因为我的行动符合上帝的教导而感到安宁。”在路德心中，唯有上帝是绝对的真理的代表，基督徒的自由来自于他对真理的追求。培登在《这是我的立场》一书中指出，此时此刻，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的响声中战粟，相反，他能站在暴风雨中嘲笑雷轰和闪电。是这种力量，使他坦然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这句话是用德语说的，有人要求他用拉丁语再说一遍，于是他又用拉丁语肯定了这一结论，并高举双臂，作骑士胜利的姿态。

路德的论点孰是孰非，性格软弱的查理五世没有作出清晰的评判。如果他将路德逮捕甚至送给罗马教廷，那么路德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会因此得罪德意志的诸侯及民众，他的皇冠便不能戴得稳稳当当的了；如果选择他站在路德这一边，那么罗马教廷，以及支持罗马教宗的法国、西班牙等国，便立即会将他当作叛教的敌人。因此，查理五世听完路德的宣告之后，选择了一种最巧妙的方式来应对：他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厅，留下路德一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我站在那里，动不了了，上帝帮助我，阿门！”路德走出大厅的时候，外面的大部分人都热烈鼓掌，向这名卑微却大无畏的修士道贺；也有少数人叫喊着：“绞死他！”。皇帝、路德、路德的论敌艾克博士以及所有的旁观者都没有意识到，中世纪的帷幕已经被路德撕开了一个口子，这个裂口还将继续扩大。

十六世纪是路德的世纪，弹丸之地的威登堡则是路德撬动欧洲的杠杆。一时之间，这座呵护路德的小城让多少欧洲的名都大邑都黯然失色。历史学家指出：“我们看到，通过一个人内心发展的狭窄隘道，欧洲历史经历了一场重大转变。”事态的发展影响着路德，推动他承担起这一时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领导角色。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呼，德意志的任何一个王公贵族、文人学者都没有获得这样崇高的荣誉。看似坚不可摧的罗马教廷的权威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紧接着，每一事件都像波浪一般，挟带着路德向前进，使他远远地超过了他先前的立场。他读的每一本书，交的每一位朋友，都为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那是历史上非常少有的时刻之一，在那种时刻，一个时代的少有形形色色的趋势似乎不仅仅通过一个人物表现出来，而且用这样一种方式塑造了那个人物，以致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东西属于他个人，哪些是属于既造就又同化了他的、同时受益于他的那个变化无端的世界。”11 路德已经与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近代历史融为一体。如果不是上帝的拣选与使用，这个内心充满恐惧与疑虑的、自卑而神经质的修士，怎么可能变成了一名勇往直前的斗士呢？

“这是我的立场”这句话，成为路德反对强权的传世名言。这句话表明路德唯独忠于真理而不臣服于任何势力。路德所期望的宗教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精神革命。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控制：此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新教各教派之间，陷入了长久的混战；饱受压榨的农民趁机揭竿而起，与德意志各诸侯的军队展开厮杀。路德一生都强烈地反对暴力革命。路德并非统治阶层的辩护者，他明确规定了君主的权力界限，他有一句口头禅是，君主们无非是神的面具。倘若一位君主撕下了使他作为神的副手身份出现的面具，并命令其臣民行恶或行不敬神明之事，就绝对不要服从他。12 对于贵族的贪婪和残暴，路德从不回避，他在《和平的劝谏》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不幸的叛乱全要归功于亲王和领主自己……作为世俗的统治者，你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鱼肉乡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另一方面，路德坚持认为，反抗不能上升到暴力，在福音真理的问题上，武力与暴力永远不能成为义，手执利剑的人必被剑刺死。当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声称是从路德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并邀约他结盟的时候，路德回答说，“让每个公开或秘密地打、杀、刺的人记住，没有什么比一次叛乱更恶毒、有害、恐怖的了”，并谴责他们是“杀人越货的农民匪帮”。在面对皇帝与罗马教廷的时候，他坚守“我的立场”；在面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时候，他仍然坚持“我的立场”。路德不怕与大多数人的方向背道而驰，不怕被当作“反革命”，因为他深知先知在故乡是不受欢迎的。

当然，路德并未改变所有德国人的信仰。在德意志北部，路德宗和其他新教教派占据上峰；在德意志南部，天主教仍然力量强大。但是，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却被所有德国人阅读，包括那些不是信徒的人，这本德语圣经奠定了现代德语的基础。路德的讲章在各教会宣读，他撰写的礼拜仪式被他们吟诵，他撰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由家长与孩子们一同背诵，他翻译的圣经鼓励了怯懦者、安慰了垂死者。路德好像是上帝特意降生在德国的，他的存在本身便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德意志现象”——没有一个英国人在同胞的宗教生活中拥有类似的地位。在英国，翻译圣经是丁道尔的工作，祈祷书是克兰麦的工作，基督教教义问答是威斯敏斯特牧师们的工作，讲章的体裁由拉提美尔定型，赞美诗集由华滋作成。而且，这些人并非全都生活在一个世纪的范围之内。路德在他并不算长寿的一生中作了多于五个人的工作，单是他所用字汇的丰富繁多与文体的精通，就只有莎士比亚可以相比。

路德对历史的影响还不限于此。虽然路德本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观念，却在与罗马教廷的论战中，无意地确立了言论自由与信仰这个人权利之两翼。“这是我的立场”——这是大写的“我”的生命意义的彰显，这是被压抑千年的个人意识的复苏。路德告诉人们，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而不必借助庞大的天主教会为中介；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是不能被任何人剥夺的，因为这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的。

 

注释：
1、《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导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31页。
2、路德《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7页。
3、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0页。
4、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1页。
5、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142页。
6、格拉汉姆《真理的教师：路德和他的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60页。
7、路德《九十五条论纲》，《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6页。
8、路德《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6页。
9、路德《焚教宗及其党徒书宣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447页。
10、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1、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193页。
12、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宗教改革），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版，第23页。

 

古登堡印刷术给宗教改革运动插上了翅膀

古登堡印刷术

“古登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13 宗教改革的成功，不是始于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城堡教堂的大门上的那个动作，而是始于论纲被学生们抄写下来并广为印刷和传播的那个时刻。一种思想观念本身再伟大，如果不能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它就只能是“关在抽屉里的思想”，无法发挥其改变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灵的作用。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用拉丁文写作的，那时拉丁文是欧洲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通用的高级语言，贩夫走卒无法读懂。所以，人们应当感谢那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是他们将翻译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边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到达了罗马教廷。路德在此之前并没有超出威登堡的名气，除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修士和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 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一帮热心的学生将论纲翻译为通俗易懂的德文，如果不是当时刚好有了古登堡印刷术，路德的声音无法在短短几年间传遍欧洲，拉枯摧朽般地解构罗马教廷的势力，路德对教廷的挑战至多就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

这就是思想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以及结合之后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罗马教廷始终都没有弄明白这个问题：在具备了所有必胜的条件之后，他们为何收获了惨败的结局？上帝的奇妙安排超过人类的所思所想：上帝没有让路德孤军奋战，上帝让他的同胞中有一个名叫古登堡的人。古登堡生活的时代比马丁?路德早了大约半个多世纪，他所发明的印刷术在其生前并未产生什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因为专利权被富商富格尔所掠夺，古登堡不得不走上法庭“维权”。结果官司还打败了，古登堡晚年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在古登堡去世之后二十年左右，路德出生了。正是因为此一时间差，在路德开始酝酿其“异端思想”的时候，古登堡生前发明的印刷术，逐渐发展到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路德撰写的包括论纲在内的若干文字，被送到这些效率极高的印刷机器上迅速印刷出来。古登堡与路德虽然未曾谋面，但他们之间亲密“合作”的关系确实超过了许多朝夕相处的孪生兄弟。

在同一个世纪，上帝早已将古登堡安排在前一个驿站等候路德。古登堡所发明的印刷术，仿佛就是专门为印刷路德翻译的圣经和撰写的文章准备的。约翰?古登堡，出生于美因茨。他本是个金银匠，谙熟机械制造，一生追求最完美的手艺。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研制，他发明了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铸字用的铅合金、印刷机以及印刷油墨在内的一整套铅活字印刷技术，成为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先驱。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此之前，书籍多半是靠修道院的僧侣手抄，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只能望“书”兴叹。教廷遂地垄断了圣经，长期以来，圣经只有拉丁文的抄本，谁试图将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谁就大逆不道，而有被处以火刑的危险。当有了铅活字印刷术之后，教廷再想垄断上帝的话语及解释权已不再可能，圣经的各种民族语言的翻译被提上议事日程，路德本人就是德文版圣经的杰出翻译者。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使人类出版史长达三千多年之久的“抄本时代”宣告结束，“印本时代”以其不可抗拒阻挡之势，注入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之中。

于是，我将访问古登堡的故乡美茵茨看作是访问威登堡路德故居的延长线。这两个城市一北一南，风格迥异。威登堡庄严肃穆，如同衣着朴素的修士；美茵茨位于莱茵河与美茵河交汇的地方，风光旖旎，繁花似锦，建筑的色彩也相当浓艳，如同浓妆的少女。与严肃忧郁、喜欢内心冥想的威登堡人不同，美茵茨人活泼爽朗、喜欢尝试与冒险那些新的事业。所以，在威登堡诞生了路德的神学，在美茵茨则诞生了古登堡的印刷术。

美茵茨离法兰克福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有德国最古老的葡萄酒作坊，有夏尔加绘制的彩色玻璃的圣斯特凡教堂，有木架白墙的中世纪的胡同“樱桃园”，更有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就像威登堡人将路德当作他们的骄傲一样，美因茨人也将古登堡当作自己的骄做，虽然官方的城市名字的前面并未冠以“古登堡城”，但许多老百姓都自豪地将美因茨称为“古登堡城”。这里有许多以古登堡命名的地名和机构，如竖立着古登堡塑像的古登堡广场、古登堡大学、古登堡印刷厂及古登堡学会等。

  

美茵茨古登堡印刷术博物馆

“离广场不到两百步，就是闻名遐迩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该博物馆已经开放半个多世纪了。在人类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历史上，古登堡印刷博物馆与路德故居如同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如果不是这两个地方结为同盟军的话，以路德一人之力，如何能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路德的战斗檄文如果没有通过古登堡的印刷机大量印刷并传播，罗马教廷想要让这个小小的修士人间蒸发，还不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而古登堡的这几台印刷机如果不是印刷了路德的激情与深思并重的文字，又怎能奇迹般地改变近代欧洲的思想史和信仰史？

博物馆内灯光昏暗，原来是特意营造中世纪末期印刷作坊的氛围。这里陈列着古登堡印刷工场的精华所在——一架显得有些笨拙的深色橡木印刷机，这台机器是按照当初的样式复制的。古登堡当年在试验过程中的多台机器也都一字排开，让游客一一对照，明白古登堡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改进并走向成功的。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在现场演示，使用与古登堡时代完全相同的机器、材料，并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植字、排版和印刷。古登堡的印刷术让印刷品变得相当便宜，印刷的速度提高了许多，印刷量也大大增加。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迅速普及开来，在古登堡印刷术问世的最初五十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印刷了三万种印刷物，共一千两百多万份印刷品；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的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多。

在博物馆中央的一间展厅内，在一个厚厚的防弹玻璃罩中间，摆放着德国的国宝级文物——《古登堡圣经》。它是现存的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印刷书籍，印刷于一四五二至一四五五年，每页印刷四十二行，所以又叫“四十二行圣经”。这部拉丁文的圣经，套色印刷，字形庄重，古朴大方，其印刷质量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亦属一流。旁边的介绍文字指出，当时的工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工作的时候，怀着服事上帝的心态，故而一切工序均精益求精。博物馆中还收藏了世界各地与之同时期的印刷品，如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国家所印刷的书籍。就印刷装帧之精美而言，包括中国的古籍在内，都无法与古登堡圣经的水准相媲美。因为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印刷术，都没有达到像古登堡印刷术这样高度机械化的程度。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认为，印刷术是世界上最大的发明。他看到文学和思想从印刷术那里获得了磅礴的力量，从建筑术那里流失的生命力如今归书籍所有。随着中世纪占据人类文明核心位置的建筑术的衰落，印刷术开始扩张壮大起来。路德是第一名“试剑者”，有了印刷术的帮助，他如虎添翼，过关斩将，无往不利。当时，谁能相信威登堡和美茵茨两个德国小城联起手来，便可战胜富可敌国、权势熏天的罗马？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士兵的数量和将军的策略，而在于思想和技术当中所蕴含的看不见的力量。到了十八世纪，印刷术这把路德的旧剑，递到了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手中，由此启动了欧洲旧文化与新文化的新一轮的更替。

路德是第一位充分利用印刷品作为影响公众舆论的手段的学者。路德本人是一个极为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总计达四百多种，超过一百卷。“他以一种有力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写作，这使他立即受到大众的喜爱。” 无数短篇的小册子从各个印刷厂源源流出，而人们则热切地购买和阅读。路德是一位天才的小册子写作家。几乎他写的每一件东西，甚至其最重要的论文，都是首先以小册子问世的。小册子给他那活跃的思想提供了最充分的表达形式。而且由于路德用本国语言进行写作，他甚至可以被认为创立了德文书籍行业。

中国的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带来精神变革与社会变革？

鲁迅在留学日本时，遍览欧洲历史，发现了宗教改革对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意义：“时则有路德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他进而论述说，宗教改革让欧洲实现了学术进步、思想自由、经济富裕、科技发达、政治民主——“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以是胚胎，又作新事：发隐地也，善机械也，展学艺而拓贸迁也，非去羁勒而纵人心，不有此也。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

一些热爱中国的汉学家认为，宣称古登堡是印刷术的发明家，是“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之作”，并重申中国才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源自中国，在印刷术转至欧洲的数百年前，它就已存在于中国，而古登堡的‘发明’源自它。” 然而，为中国“正名”，反倒让中国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上，一个让中国人难以回避的问题产生了：如果中国人发明印刷术真的比古登堡更早，为何在印刷术没有为中国带来人的精神领域及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呢？为何印刷术未能与路德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成果结合，推动中国实现近代化呢？

在此问题的答案中，隐含了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根本性的差异。两千年来，中国一直维持一套完整而稳定的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社会架构。王朝可以更替，大一统的格局不变；皇帝可以轮转，皇权的绝对性不变。对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信仰模式，学者评论说：“整个官僚体制的国家盛行以家庭来打比方：皇帝被称为天子，知县称为父母，而且官僚体制还为建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强势的可用模式。”中国人“愿意接受建立在客观、正确标准基础上的控制以及接受一种高度的非人格化的规则”。 中国人将“统一”当作“政治图腾”来崇拜，使权力走向高度集中。在此超稳定结构之下，既不可能表彰沉迷于“奇技淫巧”的古登堡（毕昇基本上不为人知晓，仅在沈括之《梦溪笔谈》中有寥寥数语之记载），也不可能能鼓励敢于“异想天开”的路德（稍有出轨思想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被抓捕入狱，不得不挥刀自刭）。而毕昇与李贽的结合就更不可能了。

与大一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分裂给德国带来了文化繁荣、思想自由。那时的德国，在地图上是上千个“城市国”。在分裂的德国，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国富民”其实比“大国寡民”好得多。为什么如今每个德国小城都独一无二、活力四溢？用学者金耀基的说法，是因为“这些小城都有一套自己的‘地方历史’、‘地方智慧’，这也就无怪乎它们有文化的厚度和活力，既古典，又有现代感。” 对于“列国并峙、一天星斗”的状况，许多明智的德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心急如焚，反倒安之如怡。比如，歌德便安于担任方圆不过数十里的魏玛公国的首相，从未有过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中国的悲剧便是，这样的“英雄”或“枭雄”实在太多了。）一八零六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虚有其表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西斯三世宣布退位。歌德是从报纸上看到帝国寿终正寝的消息的。不过，仆人和车夫之间的争吵比帝国的终结更引起他的注意。是的，倘若德意志早统一了几百年，没有了选帝侯腓特烈，也就没有了威登堡的自治状态，自然也就不可能在夹缝中出现路德了。

其次，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真理观”截然不同。儒家文化中没有与上帝立约的先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也不是“对社会的核心价值极为敏感并且全身心地献给核心价值的人”，“由于完全没有誓约的概念、没有上帝介入时间的概念、没有救世主履行誓言的概念”， 他们不会像路德那样，为了真理付出名誉乃至生命的代价。儒法两家，“未知生，焉知死”，不太考虑未来、彼岸世界、灵魂安置等形而上的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类似于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的教义之争更是不感兴趣，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是一种高度世俗化、功利化的“心理安慰”。菩萨是用来求得好处的，不能带来好处的菩萨，中国人毫不犹豫地弃之如履，当然不会为了捍卫菩萨而献出生命——此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太傻了。

当然，士大夫还是愿意为某些原则付出代价，比如“三纲五常”。明朝的“大礼仪之争”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嘉靖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后，希望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激起群臣的反对。从礼法上看，追封兴献王为帝，是对前任正德帝的不孝，破坏了中国家族延续的承嗣制度。儒家官僚集团认为，这是帝国的“基本制度问题”，遂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抗议：集体向皇帝哭谏。包括九卿、翰林、给事中、御使等二百余人，一起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维护“大礼”。嘉靖毫不退让，将为首的几位大臣押入监狱。左顺门前一时哭声、喊声震天。嘉靖心生杀机，派锦衣卫对群臣棍棒相加，阶下顿时血迹斑斑。这些大臣不可谓不忠，但这种忠诚是“愚忠”。“儒官”极少关怀社会正义，却对皇帝的家事“事事关心”，如学者张博树所论：“中国文化中鲜有个人权利的概念，这不但导致现代利益原则产生的困难，同样导致现代公共理性原则产生的困难。” 对士大夫来说，个体的价值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框架才能实现；路德则认为，人的价值并非来自于人的能力或他人的承认，而是来自于人作为上帝被造物的身份，所以他呼吁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人的价值的确立。

在路德开创的新教中，具有某种可以被称之为现代化潜力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它们强烈地促进了现代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韦伯指出：“新教徒并不反对宗教，而恰恰是通过宗教本身来开始行动的。这种对宗教的强化恰恰成为了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无疑，路德对人的价值的确立、对人的自由的界定，是一种回归圣经的福音精神。这福音精神就是自由，也是承担——心灵释放后带来的承担。基督徒的自由是服事他人的自由，归附社群的自由；不是遗世独立，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如果说儒家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导；那么，新教伦理则认为，基督徒就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即便穷时亦不得独善其身，如《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者伍渭文所论：“这福音精神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取得优美的平衡，肯定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团结。” 而在中国，既无宗教改革，也无文艺复兴，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传统因素少之又少，“由于前现代的中国皇权文化较少与制度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相吻合的结构因子，中国之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文化更新乃至文化重构过程。”

最后一个原因，中国将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这个“文化大国”却又是禁书、焚书最为酷烈的国度。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印刷术的意义，自然不会尊重言论自由权利与信息的自由传播。如果说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印刷术提供对思想的避难就像修道院对普通人提供身体的避难一样” ；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焚书与焚人一直是统治者的拿手好戏。从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而千百犯禁之书亡，到毛泽东一人博览群书而全民只能阅读他的“红宝书”，再到今天耗资数百亿打造作为“网络长城”的“金盾工程”——这就是印刷术在中国的遭遇。没有被伟大信仰与自由思想所光照的技术，永远只能是技术而已。

遥望威登堡的路德故居，遥望美茵茨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这两个城市，真的离我们很远很远。

二零零九年二月五日至七日

注释：
13、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9页。
14、艾米尔?路德维希《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98页。
15、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8页。
16、埃里希?卡勒尔《德意志人》，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198页。
17、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7页。
18、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西方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26页。
19、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91页。
20、金耀基《海德堡语丝》，三联书店，2008年第1版，第126页。
21、狄百瑞《儒家的困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15页。
22、张博树《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晨钟书局，2008年第1版，第173页。
23、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4页。
24、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15页。
25、伍渭文《序言》，《路德文集》（1），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版，第5页。
26、张博树《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晨钟书局，2008年第1版，第186页。
27、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中国电力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6页。

 

中共的高压政策最终导致了去年3月份以来的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据我们所掌握的最可靠资料，从去年3月份至今至少已有219名藏人遇难，6,705名藏人遭到关押，1,294人受伤，286名藏人遭到不同刑期的判刑。更有无数藏人下落不明。

 

——摘自《在西藏自由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的讲话》，西藏人民议会，2009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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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流亡藏人的黑暗日[1]沉默憔悴，一粒粒浑浊的眼泪流进眼眶

流进从小就被红旗和共产主义反复洗涤熏陶的漫长食道，穿透膈膜

击打着那颗在央视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大型庆祝狂欢中绞痛摇曳的心脏

普通话标准的播音员嘴巴，照例吐出疯狂篡改的历史和诋毁攻击尊者的口水

满脸知识分子样的白脸们继续风光上阵，吐沫横飞只为卖弄被党国圈养的荣耀

用力转换世俗的频道，同一首歌中不过是明星小丑们得意忘形的翻版

 

面无愧色的日子一天接一天在我疲惫的双眼前不断衰竭，不断跳动

自由的言语刚刚出声就被砍头，独立的骨头随时面临夭折

这已是可怕的常识，在这样的国度唯独欲望谎言暴行可以畅通无阻

三个代表的硝烟未散，信仰群体的尸骨未寒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方案又强行进入大街小巷县乡村社

一排排子弹一根根警棍更加有恃无恐地烧灼雪域高原击破打碎抗议的躯干高昂的头颅

 

愤怒的刀锋早已让天空支离破碎，让大地龟裂成受辱者干渴的嘴唇

我还在黑砖窑里活着，活在成批发臭的孩童尸体和被蹂躏的女孩无声的哭泣中

在北京街头开着坦克碾烂学生身体的戒严部队保持耀武扬威横行无忌的态势

用僧人和藏民的鲜血持续染红充斥呐喊和歌声的无尽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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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要经过层层叠叠闪烁着光彩的伟哥性器迷药房地产洗发水按摩泡脚代开发票招聘公关先生客房公主办证刻章减肥丰胸钟点房麻辣烫串串香丧葬一条龙包治淋病梅毒尖锐湿疣菜花肉芽广告牌才能找到通往我和爱人临时居所的小巷

围绕压缩盗版色情DVD销售摊子的小青年男女谈论着换妻肛交口交乳交兽交是先锋是前卫是先进是浪漫主义

走到民权路口被一个头发散乱表情单纯的小男孩挡住去路拉着我的衣襟叫我需要哪个年龄段的尽管开口我一看原来又是幼女开苞的热线

还没到夜晚亮着霓虹灯的姐妹发廊已有几位中学生叼着香烟在门外徘徊摆酷仿佛在向世界宣誓自己已经成熟已经堕落这个社会混起来就那么回事

小区门口大堆小堆的垃圾招引来三三俩俩背负着油腻蛇皮口袋不讲一句话只顾认真挑拣的城市无产阶级

其中两个小姑娘吸着鼻涕哼着我不熟悉的歌调，一个可口可乐的瓶子和一个使用过的一次性饭盒就让她们的脸上挂满可爱的笑意

不知谁家的窗户断续传出被音箱放大的模仿宋祖英辣妹子辣和爱我中华的尖叫

快到家门口隔壁邻居的小孩硬把魔兽世界的轰响震撼渗透出厚实坚固的防盗门

楼上来来往往衣着流行韩服梳着爆炸式头型玩弄着音乐手机播放着嘻哈音乐的靓仔们说着刚刚玩过的进城务工小妹今天两次只收一次的价钱

如幽灵一般我赶紧走进房门关闭房门然后被地地板墙壁天花板构筑的小型监狱全面包裹

好不容易突破网络封锁我看到那一张张非正常死亡的面孔以及在暴力中倒地痉挛的身影

恍惚中我感觉我就是那群魔乱舞中的一员，他们的每一次战栗都与我切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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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无形的恐惧病毒肆意穿梭于我们的肉体和灵魂

来吧，渴望光芒的人们！这个阴云笼罩卑鄙浇筑的铁笼已为你设置好陷阱的洗礼

连从黄金都可潦倒为垃圾的土壤，还有什么思想的火焰可以熄灭绝望的灰烬

家园，家园，难道只是一片片凄伤的记忆，一次次梦幻般的悲诉

 

弥漫在空气中的摄像头正小心翼翼把雪域的众生们一一检阅

朝圣的足迹一步一步都浸出血渍来

穿着迷彩服及黑色警装的公安手持油亮枪支刚硬警棍的军警听党指挥

可以任意对善良和虔诚下手，想绑架就绑架想强暴就强暴想屠戮就屠戮

 

连只小虫子都要详细检查，看看是否有自焚的倾向

是否一如既往地追随雪山太阳

 

酸涩的眼球们滴淌着天问，我受伤的情绪波动得厉害

新鲜的冤魂宛如永不凋零的花朵，而秘密的魔爪好似恒久不灭的露水

 

噢拉萨，噢蜇萨，噢息萨

 

(2009．3．28起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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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3月28日是中共的所谓“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了纪念活动，并在各大电视台播出大型歌舞庆祝晚会，还制作各种节目和请各种所谓“见证人”于所有党媒歪曲历史真相，但是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将今天作为“黑暗日”，在全球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转眼胡耀邦去世二十周年了。在这二十年里，无数的人怀念他，这其实就是最好的纪念。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百姓，其实是没有资格说纪念他的话的，可此时此刻，忽然想起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曾写过一首赞颂胡耀邦的诗歌，末尾一句是“活在人心便永生”。那么，就让胡耀邦活在更多的公民心中吧。谨以此文纪念耀邦逝世二十周年。

2009年4月3日记

曾在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同舟共进》杂志2002年第六期的封二上读到李普先生的《胡耀邦何以不敢想下去》，文章超短，请允许我再复述一下：1977年，胡耀邦还在“台下”时，说到1957年反右派以来，毛泽东不断搞阶级斗争，胡耀邦说：“自己也不是没有怀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从《炎黄春秋》上一篇别人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中引了这几句话后，李普先生接着感叹道：“胡耀邦是个肯用脑筋的人，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后来他发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坚决平反冤假错案，证明他是个高瞻远瞩、敢做敢为的人。何以这样一个人尚且如此！按理说，中央委员更应当想问题，为什么反而更不敢想了呢？”李普先生的短文到此戛然而止。

不知是李普先生不想来回答自己的问题还是故意给读者卖个“关子”，依我想，这样的问题李普先生绝不会回答不出来。现在不管怎么说，李普先生既然没有回答，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来说几句。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如果还是不能讲真话，不能讲实话，不允许说出个人想说的话，我这几句话说了也还是白说，出不来。一说到这里，我就又想起已经去世十多年的我国老一代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公开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有过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反正我没见过。钟先生又逝去多年，别说我们没有见到过那种连“白马非马”、“子非鱼”等居然也可算“一家之言”的“百家争鸣”，就是最起码的大家都可说真话，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又有谁见过呢？我想只要说人话，就不难回答我这个问题。真的很悲哀！

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要顽强地表达我自己的意思。

胡耀邦之所以“不敢多想下去”，正好证明，从那时，甚至从比那时更早的时候，“党内”就已经弥漫了“封建氤氲”，就有了专制的影子。王实味是因什么死的？作家丁玲又是因什么在延安受到批判的？所谓“还我王实味来”，实在是一个愚人的说笑。不然事后为何不追查？那有些人早就嗅出了“封建”的气息，早就领会了“主席”的思想和意图。大半个世纪难道不是这样吗？只要你执行的是“主席”的意图，执行的是正吃香的最高领导人的意图，就是“左”到了天上去，你也还是万事大吉，保你平安无事！你听说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彻底追查和清算过“左”的罪行呢？已经证明是完全错了的“打右派”，在几十年之后由于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话，不也还是只能说它是仅仅“扩大化”了吗？既然延安时期就已经有了封建的意味有了专制的影子，那么，到了1957年，说良心话，中央绝大部分委员早已忘记了自己真正的“身份”，甚至已经不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时与其说他们是一个党员，是一个中央委员，不如说一个个都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在潜意识中把自己放到了“臣”的位置上。而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倡导的不就是“君君臣臣”“君为臣纲”吗？既为人臣，岂可不忠？

仅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中央委员，除了像彭德怀、黄克诚少数几个还敢于有点个人思考的人，除了像林彪、康生等极少数怀有“贰心”或是“奸臣”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忠臣”，若再按“封建道德”来论，皆可圈可点。然而“坏就坏在”我们是“人民民主共和国”呀！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无数革命志士的浴血奋斗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封建打倒专制的呀！别说中央委员了，就是一个普通的先锋队分子，对党的领袖对“主席”也应该是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啊。而作为已经不是皇帝的“主席”，对自己的战友对自己的同志也应该是平等的呀，也应该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呀！怎么会弄到连一个中央委员这样的高官居然也“不敢多想下去”呢？可以说，不管毛泽东当时主观怎么想，只要造成了连一个中央委员这种“先锋队”中的先锋队分子也“不敢多想下去”这样一种局面，就可以认定他实行的绝非是什么民主。不然胡耀邦也就不会想到什么“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甚至想，事实上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央委员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公民敢于思考问题，不然也就不会有遇罗克不会有张志新不会有林昭不会有李九莲，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知道、所认识的顾准。

说到这里，对李普先生提出的问题似乎应该算是“回答完毕”。其实不然。比如单从李普先生的文章来看，好像胡耀邦在“主席”去世后忽然胆子大了起来，敢说敢干了。真是这样吗？我不这样看。胡耀邦之所以敢那样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之所以敢于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主要是不仅当时的领导人没有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和专制（没有那样大的权威，就是想像毛泽东那样专制也专制不起来。否则，别说一个胡耀邦，就是有十个百个，也同样只能是噤若寒蝉），有些话已不能“算数”，尤其是有很多说话有极大分量的中央“老同志”如叶剑英等，是支持他的，而他所做的也正是为了当时已得民心而后来证明是顶天立地的人物的复出，因此也就显得他好像是毫无畏惧、“敢做敢为”了。当然，现在已盖棺论定，我也完全赞同李普先生所说的，胡耀邦是个“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尤其在当时能有那种举动，实在难能可贵，没有一点胆识的人是做不出来的。但如果实事求是，为了我们的历史减少一点糊涂账，我们只要看胡耀邦“下台”后，又再一次处在一种至少不同于1977年的情形时，胡耀邦不是就不再“敢做敢为”不再“有所作为”了吗？这自然是此一时彼一时也。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评价一个人，包括评价像我十分尊敬地胡耀邦这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这同时也是为了记录历史的真实。

附记：稿子敲出没几天，读到2002年7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是一位作者写他读《二十世纪反思》的读后感，题目叫《品尝回忆的苦酒》。其中谈到苏联一些人物的悲剧时，文章作者以当年苏联政要莫洛托夫为代表，对苏共党内生活的严重异化进行了深度剖析，指出当时苏联的领导层中确有一些人的灵魂被所谓革命信仰和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而“扭曲得再也不能恢复正常”了，“甚至认为斯大林如把自己杀了，也是有理的”，也是“革命的需要”、“维护领袖权威”的需要。由此，《二十世纪反思》的作者感慨道：“这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这样的人物，我们也似曾相识，不是个别的，也不是苏联独有。”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无论从彭德怀、周恩来还是胡耀邦，甚至从还有不少中央委员的身上，我们不是也能看到那种“畸形的社会现象”吗？只是“现象”的深浅不同罢了。过去近百年的社会主义历史，就是这么惊人地相似！

不久前清理故纸堆，发现了当年党员重新登记时的一些材料，其中有中国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名义，原先没有注意，只叫“清查办公室”，这回却触动了几乎尘封的记忆：那时我们就曾是“清查”和“清理”的对象啊。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并震动世界的历史事件，早已逐渐被歌舞升平所淡化，随后曾经“考验”千百万党员的重新登记运动，不但年轻人没听说过，连过来人也近于淡忘了。

而我记得，当我在1989年末或1990年初听说党员要进行重新登记的时候，头一个反应，是想起苏联的“清党”。中国共产党虽不止一次地“审干”、“肃反”，而以重新登记的方式把党员过一遍筛子，应该说还是创举。

我所以记不清重新登记这一决策的来龙去脉，是因为我从一九八二年起就把阅读党内文件的习惯给“戒”掉了。那年参加作协主办的诗集评奖具体工作，据说评委会内决定“安排名次不按得票多少”的讨论过程，不知怎么被香港传媒披露，中宣部视为“泄密”，指示作协追查。经这一堑，我长一智，知道要避免麻烦，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一切秘密。我能够接触什么“秘密”呢，无非是一些党内文件，有的标有“密件，注意保存”，那末，从此不看就是了。这不妨碍我了解大政方针，看看报纸电视就足够了。

一九八九年，我所在的诗刊社党支部，硬是通过门缝给我送来一份“秘密”的党内文件，意思是非看不可，我赶紧看了赶紧还掉。这是中共北京市委清查六月前后“犯错误”党员干部的范围、界限和处分办法等等，推广全国做样板的。

接着就布置每个党员做一个思想总结，重点放在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处理这一重大事件的表态上。每个人先写出稿子交给支部，支部提出意见退回补充。

我在写个人总结之前，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四条党员权利第七款：“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我想，这回我要行使这一权利了。

诗刊社支部大会是在一九九O年六月廿八日召开的。下面就是我在会上宣读的《个人总结》的定稿（其中看得出本人的“局限性”，请读者明察）：

个 人 总 结

（1990年6月）

第一部分 去年春夏之交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表现

（一）“六四”以前

我在今年四月初为干部考察所写材料中，曾经概述这一阶段的情况：“（1989年）风波初起时未多留意，后从报道得知，广大学生要求反对腐败，推进改革，加强民主和法制，他们的爱国热情并曾经党中央和国务院肯定；但我也担心旷日持久，各种复杂因素会导致矛盾激化，尤其担心一旦不幸发生流血事件，各方面的后果将难于设想。这就是‘六四’以前我的观点。”

我在去年四月十八日去无锡开会，二十五日由沪赴美参加中国文化研讨会。五月十八夜返抵北京。

原曾听说不少大学生忙于考“托福”、经商或打麻将，对国家大事似已漠不关心。私心以为，一个民族的希望在青年，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胡耀邦逝世，看来青年学生以悼念为契机，化旁观为参与，化悲痛为力量，证明民心不死，民气可用；我们党也正好以此为契机，站在他们的前头，把自发的爱国热情引导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的轨道上来。

但从传播媒介得到的片断信息，使我感到事态的严重出我意外。我十分担心学生在游行中与军警冲突以至流血，那将是玉石俱焚，令亲者痛而仇者快，不止是一个政治影响而已。直到看见电视，学生张出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横幅，警察也持克制态度，才稍解心中的不安。我想，只要依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办事，矛盾当获疏导和缓解，不致发展到对抗；而且只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那末纵有个别人拨乱其间，阴谋把事态推向极端，也就无所施其技了。

在美期间，我也不讳言对我们国家、我们党和青年学生的这种隐忧。话题涉及国内时，我即兴的发言都未超出自己以往文章中表述过的内容。在同国外境外人士的接触中，我努力维护了国格、党格，从而也维护了自己的人格。

然而，回到北京以后，听说绝食仍在继续，对话迄未进行，接着宣布戒严，使我深感震惊。

在中国国情下，我从来主张认真执行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即所谓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则难免发生所谓大民主，即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然而，如邓小平所说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有时“闹事”也不可避免。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做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

这次学潮和各界群众的卷入，绝大多数人是由于对我们社会还有腐败现象，以及对党和政府在前一段工作中的失误，有不满，有气；而党的首脑部门多年来对那么严重的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如果周恩来健在，一定不会回避接触群众，深入群众，面对群众，并会以协商对话的精神，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重视并接受合理意见和要求，对不合理的加以批评说服。他在文革中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派群众，排难解纷，堪为力挽狂澜的典范。我甚至怀想起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内战一触即发的险恶形势下，处理危局，化干戈相向为联合抗战的成功；虽然历史条件不同，具体矛盾不同，但其胆识是永远值得学习的。

我相信戒严的决策出于不得已。戒严一举，不管是不是针对学生的，事实上增加了学生和市民的疑虑戒惧之心，且关闭了党内外各方人士建言调解和斡旋的途径。一方箭在弦上，一方骑虎难下，而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共产党人竟完全无能为力，痛心之极！我参加五月二十五日的游行，就是怀着这种负疚又无奈的复杂心情的。——事后回顾，在党中央到国务院戒严令形式公布以后，参加上述的游行，使个人的不理解和不同意见诉诸行动，无异于同党章要求的“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委和国家的法律背道而驰。北京市委文件决定对有上述表现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处理；我愿为此接受应得的处分。

（二）“六四”以后

“六四”以后，邓小平说，大家的头脑清醒了。面对过去和未来，需要冷静思考，总结经验教训。决策者当时出于“没有退路”的形势估计，决定武装入城的背景和依据，在听文件传达后逐渐有所理解；然而我以为，如果在紧急状态下仍能坚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那末，以现代武器最后解决问题，恐不是最佳选择。

闭门读书一年来，围绕这个使人困扰的问题，我重温了中外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多年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并用以团结了广大群众的根本原则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即使对还不觉悟的人们，也要善于等待，努力说服，不可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人民。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党的生命线。千百万先烈为此牺牲了生命。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按照组织原则我服从。不过，每想到北京这场政治风波最后解决的方式，我总记起革命导师一再指出在执政条件下对内不要轻易使用武力，毛泽东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曾告诫我们绝对不许向群众开枪；因此，在这方面，请允许我保留个人的意见。

共产党人应该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态度，披陈如上。

还需要补充一点，即这场风波的善后还没有结束，而酿成风波的许多问题更远未解决。如果党中央能以一举“平暴”的决心，果断认真地惩治贪污，消除腐败，那就是为落实六中全会决议真正办了一件大实事，也为解决好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建党的信誉办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以要求群众取信于党、要求党员取信于领导机关的同样努力，通过办实事，使党的领导机关取信于普通党员，使党取信于人民群众，那末社会政治的稳定就将置于可靠的基础上了。

第二部分 对照党员标准的自我评价

对照评议党员的五个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做流水账式的逐条答问。谨就我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扼要汇报。

我从一九八四年退出第一线后，原想集中精力在文学专业方面读书补课。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矛盾纷至沓来，社会责任感迫使我不得不放弃或改变某些计划，继续执笔多写杂文即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性的文字。

我一贯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政治生活中无可取代的作用，由于中国的改革这一自我完善过程是在体制内自上而下实现的，中国的事情办好办坏，全看党的作为；因此，搞好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解决党风问题，不仅关系到执政党自身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是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这个基本认识和我的忧国忧民以至忧党之情，贯穿在我新时期全部诗文中。

从总的倾向来看，我的杂文、政论都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三大的精神合拍的。从传统的革命功利主义即文艺应有助于实际工作的观点来要求，其中不少也起了“拾遗补阙”的作用。我在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提出了“不反贪污，改革没有希望，共产党没有希望”，就是鉴于贪官污吏不仅是经济建设的破坏力量，而且是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腐蚀并败坏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须把认真反贪污提到廉政建设的首位来，这同不久以后国家监察部确定反贪污为一九八九年全年中心任务的思路完全一致。又如一九八九年初我就前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翻案文章《王力病中答客问》，连写了几篇文章驳斥，后来听说中宣部也行文制止对王力的宣扬了。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日，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针对日本首相竹下登回避承认日本侵略责任的署名文章，日本共同社当日报道，注意到“这是中国报纸首次发表的正式反驳的评论”。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利益，我也是未敢后人的。

在检查时限的两年中，我从一九八八年六月至一九八九年六月发表的杂文、政论约十余万字；多属急就，容有某些立论不够严谨，或嫌粗疏幼稚之处，但如同对一切自己所写的作品一样，我承担全部文责。我参与有限的社会活动，其中曾有两次较为郑重的长篇发言（发言稿已发表），一是一九八八年夏在胡风案件彻底平反后一次座谈会上的《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一是一九八八年秋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会议上的《没有充分的民主就没有真正的团结》；除了未涉及反贪污问题以外，几乎囊括了我近年来对上层建筑领域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的思考的主要结论。我作上述发言时力求实事求是，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综上所述，我是自觉履行了党员各项义务的。不过，我在新时期十年来所做的工作，并不足以填充一九五八至一九七九的二十年间的空白。尤应指出，如列宁所说，“ 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的作品虽然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并归宿于马克思主义，但理论视野毕竟有欠开阔，也还远未提出更多生动活泼的创见。我将在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涉猎文史的同时，力求弥补个人知识结构上的缺陷，这将是今后主要的努力方向。

〔附白〕据支部意见，“总结未提反自由化化问题，与作协要求不尽相符。”现就此做些补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以为，要参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关键在于更好地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这些年间，我没有做简单的表态文章，而是就我所接触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在思考所及并略有心得的范围内，力求一边学习，一边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综观从一九七九年后特别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几百篇杂文，主要锋芒无非针对剥削阶级意识形态，其中既有封建思想残余，也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于我所识破和认清的反马克思主义，以及假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我都是不留情面的，不管它是以“左”的面貌还是右的面貌出现。我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自律，绝不说一套做一套，今天一套明天一套，见风驶舵，文过饰非。

这些是一个从事思想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份内应做的事情，我自知做得还很不够，尤其是由于水平所限，常感力不从心。例如一九八八年末，从国外引进了一股“新权威主义”思潮，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危害甚大的；我当时期望有能操马克思主义武器的大家起来做有力的批判，但久无反响，我只得面对这个自己并无多少研究的问题，仓促上阵，写了两篇文章，批驳新权威主义即开明专制的主张，捍卫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

我写文章，遵循鲁迅所说的“砭锢弊常取类型”，对事不对人，只从党性立场出发，不问所谓来头、背景，因此无所顾忌，理直气壮。由于没有确指，对号入座的反倒不止是一人两人，如在反对贬损鲁迅的论争之后就有这种情况，为坚持真理而结怨于人，也是为了原则和集体的利益难免要做的一点个人的牺牲吧，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应该是不足挂齿的。

以上所述是有所为的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有所不为。如在一九八九年初，曾有一股“修改宪法风”，我就持保留态度（谢绝邀请未与会）。我认为现行宪法来之不易，文革中宪法成废纸，人民遭荼毒，今天只要争取切实按宪法办事，公民的权利就能得到保障。宪法应有相当的稳定性，

这个总结，我念完后，进行讨论。到会的正式党员十五人，有十三人发了言。会上发言我有简单的记录，这里不再介绍。后来我看到了支部书记归纳起草的支部意见：

中共诗刊社支部大会的意见

该同志的总结态度认真，文字严谨，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该同志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对党忠诚，襟怀坦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自己在动乱中的错误进行了检查和认识。在诗刊工作期间，编辑工作认真扎实，作风正派，廉洁奉公，谦虚和蔼，严于律己。

主要缺点：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一道工作不够。有时过于谨慎，使人敬而远之。

希望今后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密切联系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的实际，提高和党中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继续勤奋创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支部大会举手表决：到会正式党员15人，全部同意邵燕祥同志重新登记。

（支部书记签字盖章）1990年7月28日

支部党员同志们未因我对当时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持保留态度而对我有所歧视，他们实事求是地对我做了评议，虽然各人口径不同，但众口一词同意我重新登记为中共党员。当时我忽然一闪念：如果是在三十年前反右时，二十年前文革时，甚或就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时，这样的支部大会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还是有了点小小的进步，但再一想，为这一点小小的进步付出的代价可是太大了。何况我们这个支部很可能是个特例，因为听说别处许多类似的会几乎还都是开成了多年来的老样子。我庆幸我所在支部的同志们，能够跟我一起，在党章的范围内，争取实现党员应享的民主权利，争取到一点是一点。

这样的欣慰之感，并没有能持续多久。我在一九九O年七月五日填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员登记表》，以为只要经上级党委审批，就可告一段落。

那时我因久已退出一线编务，同诗刊编辑部在岗的同志们联系极少，消息闭塞。一旦听到的消息，却是我的“登记表”搁浅，支部大会等于白开，因为作协清查清理领导小组正在与上级单位反复磋商如何对我进行处分的问题。

原来在党员登记当中，预期有一批党员采取“不予登记”的方式加以清除，即前述所谓过筛子也。听说清查小组负责人对诗刊社支部极表不满，责问支部委员为什么竟允许我陈述并保留自己的意见。那位支委说，他“引经据典”，没法反驳（应是指我引用了毛泽东“绝对不许向群众开枪”的话）。作协清查小组仍向中组部报批，要以“不予登记”把我“筛”掉。又据说中组部坚守老规矩，说党员有权利保留个人的意见。最后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起草了给我“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交由诗刊社支部开会通过执行。支部许多党员认为，如要给予处分，以及给什么处分，应经支部大会讨论，倘由上级硬性规定，那就不必开支部大会，由党委直接决定宣布（党章第四十条有“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就算是“特殊情况下”嘛！但，清查办公室不干，一定要支部开大会，来通过对我的处分。

于是，支部把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起草的对我的处理意见寄给我“征求意见”：

关于邵燕祥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邵燕祥，男，1933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入党，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1.

主要错误事实

1989年4月28日，在美国旧金山，邵燕祥戈扬等人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联名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上海市委处理总编辑钦本立一事表示抗议。这一电报在1989年5月2日《中报》发表（见附件一）

1989年5月25日，邵燕祥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大游行，游行路线从建国上经天安门到六部口。这次游行喊的口号主要有“要求召开人大”“罢免李鹏”等（见附件二）

同年5月16日，邵燕祥在《诗刊社部分同仁在京诗人对学生运动的声明》上签名。此声明呼吁党中央和政府迅速与学生及各界人士对话，并在这次学生运动中革新自己。其内容摘要发表在5月20日《文艺报》第20期上（见附件三）

2.

本人态度和处理意见

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邵燕祥同志在国外，联名致电江泽民，造成不良影响。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仍然参加游行，错误是是严重的。清查工作开始后，邵燕祥同志能主动交待上述错误，但认识不够深刻，根据中纪发（1989）9号文件第一条第3款、第三条第3款，拟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中国作家协会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

（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委员会印）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面这个决定草稿，不知道经过些什么程序，反正寄到我手里时已经是同年六月。我当即写了我的意见上交给支部：

我对“处分决定（草稿）”的意见

1.

关于“主要错误事实”部分

所谓“1989年5月16日，邵燕祥在《诗刊社部分同仁、在京诗人对学生运动的声明》上签名”，“其内容摘要发表在5月20日《文艺报》第20期上”。按：我从无在上述声明上签名的情事，当时我在国外，并无人以函电请求意见，我返国后两年来也从无人对我提及此事，我至今没有看到这份《文艺报》，也未从别处看到这一声明。

支部的“处分决定（草稿）”系以中国作协“双清”小组提供的材料为根据，该小组把这一件与我无关的事作为据以处分我的三项“事实”之一，向上报批，而从未与我核实过。这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认真负责的作风，反映了该小组主要负责人在对人的处理上一种轻率的态度。

关于1989年4月28日我同戈扬等联名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和1989年5月25日我参加首都知识界游行二事属实。

但“处分决定草稿”中，在致电一事后提到这一电报在某报发表，在游行一事后提到游行队伍所喊口号，则都与我无关，不应写入我的“主要错误事实”，否则将混淆责任界限。我意这两句话如要保留，可加括号作为附注性说明。

（二）关于其他事实

“处分决定（草稿）”第二部分关于我在国外“联名致电江泽民”一事的时间，说成“在1989年北京发生的动乱和暴乱中”，不确切。按：北京的“暴乱”按权威解释始于1989年6月3日，而我联署的电报则是在4月27日或28日，与“暴乱”联系起来实属勉强，只会使有关文字增添不实之词的色彩。

又，“处分决定（草稿）写我”1954年入党“，不确，应为”1953年入党“或”1954年转正“。（我于1953年6月经支部大会通过和上级党委批准为候补党员，1954年按期转为正式党员。按照党章，党龄从转正之日算起；而入党时间，惯例指支部大会通过为候补〔预备〕党员之日。）

（三）关于“本人态度和处理决定”

1，关于我对1989年5月25日参加游行一事的态度，已见1990年《个人总结》：“在党中央的决策以国务院戒严令形式公布后，参加上述群众游行，使个人的不理解和不同意见诉诸行动，无异于同党委要求的‘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背道而驰。北京市委文件对有上述表现的党员干部一律给予党纪处理；我愿为此接受应得的处分。”

2，关于致电上海市委快讯江泽民一事。我于1989年4月在国外听到上海市委对《世界经济导报》和钦本立同志所作的组织处理，因我知道上海和江泽民同志本人对该报曾有肯定的评价，又感到此举在当时特殊条件下恐失于过分仓促，故认为似以收回成命为好。这一电报是针对一级党组织的一项具体决策的当否表示意见，并无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也没有泄漏党和国家的秘密。由于我参与上述电报的签名而给予处分，是不应接受的。

3，基于以上两点，建议对“处分决定（草稿）”的相应部分作适当改写，即不涉及致函江泽民一事，而保留参加游行一事，这样，根据文件仍然可以给我党内警告处分，也不影响我接受这一处分，并且有利于党“”努力造成让人当面提意见包括尖锐意见……的气氛“，政治影响较好。此意望支部转报上级党委。

1991年6月

诗刊社党支部终于在那年九月十八日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对我进行处分。我

在宣读了上述意见后，接着讲了以下的话：

在此，我还要说几句似是题外又属题内的话。

鉴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党内斗争（包括党内肃反斗争）和执政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人的处理问题不仅涉及保障党员权利，而且涉及发扬党内民主，从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改善党的政治形象问题。

按照党章，“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给党员以纪律处分”。如非照此办理，则应由支部大会切实讨论决定，报上级党委批准，才符合正常的民主程序。

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共产党员要忠诚坦白，对党组织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和自己的思想、观点；对人对事要开诚布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批评，摆在桌面上。”任何一级组织和个人，“不可看领导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不准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名义纵容、暗示、诱使、命令或强迫下级说假话”，否则是“都必须绳以党纪”的。

听说中国作协的某些支部，遵照上级布置，在会前分别向党员“做工作”，超出了学习政策和征求意见的限度，而是要求在处分党员的会上按既定口径投赞成票。这是把在党外政治生活中出于斗争需要而采用的做法搬到党内来（类乎布尔什么维克在国家杜马的议会党团必须保持投票时的一致），对普通党员形成心理压力，应为明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所不取。

我在50－60年代两次受过党组织的错误处分，现在看待处分问题已经摆脱了个人得失的视角。其所以要作如上的发言，是由于是非之心应该高于利害之心，凡有关党的、人民的、民族的利益，是非不可不辨。我对我现在的言行负责，也对“处分决定（草稿）”所涉及的确属我的言行负责；我希望中国作协“双清”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也应同样采取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至于对一般党员同志，我认为不应苛求。共产党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从实际出发，不可能不看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需要一个不断排除干扰的曲折的长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支部党员同志们已经在去年对我进行评议时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现在又以很大的耐心听取了我的心里话，这就够了。给我个人一个什么处分，无关大局，在这个问题上，我建议同志们采取同目前党内民主的一般水平相适应的态度和做法，我完全理解。

谢谢大家。

我想，今天的读者会理解我为什么说最后这样一些话。我不愿让同志们为我而为难。那将使我长久地负疚。

表决的结果，可能又出于作协清查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的意料：没有通过。反对票加上弃权票超过赞成票数。

后来，我接到党支部寄给我的一纸“处分决定”，有趣的是，后面的下款不是作协的清查小组了，改成了诗刊社支部。其中接受我的意见，更正了我的入党年份，取消了“主要错误事实”中别人替我在诗刊社部分同仁声明上签名那一条，以及游行队伍喊“要求召开人大”“罢免李鹏”口号的细节。在篇末“根据……规定，应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后，客观地写下：“经支部大会讨论（正式党员20人），表决结果是：9人同意，5人反对，5人弃权，1人不表态。”

直到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三日，支部写信给我，说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告一段落了，并祝“新年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从一九八九年到此时，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大家都烦了吧。还是听说，直到那个鸟“双清”办公室结束的时候，有人看到他们上报的战果，从给予处分的人数落实推算，大概还是把我算到了“严重警告”项下的人数里。我听了也只能付诸一笑。因为他们在某处立了军令状，一定要把他们的意图贯彻实现的。其实，他们若是当时听了支部党员的意见，不开什么支部大会，直接宣布处分某人，也就用不着后来假报成绩，欺骗上级了。

2009年3月28日

〔附〕

关于邵燕祥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邵燕祥，男，1933年生。1947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入党，现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

一，主要错误事实

1，1989年4月28日，在美国旧金山，邵燕祥同志同戈扬等人就“世界经济导报事件”联名致电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对上海市委处理总编辑钦本立一事表示抗议。（这一电报在1989年5月2日美国《中报》发表，见附件）

2，1989年5月25日，邵燕祥同志参加了首都知识界大游行，游行路线从建国门经天安门到六部口。

二，本人态度和处理决定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邵燕祥同志在国外，联名致电江泽民，造成不良影响。5月20日，北京部分地区戒严后，仍然参加游行，错误是严重的。清查工作开始后，邵燕祥同志能主动交待上述错误，但认识不够深刻。支委会认为，根据中纪发（1989）9号文件第一条第3款、第三条第3款的规定，应给予邵燕祥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经支部大会讨论（正式党员20人），表决结果是：9人同意，5人反对，5人弃权，1人不表态。

诗刊社党支部

1991年9月19日

邵燕祥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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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张博树兄邀集当年曾在胡氏麾下共谋政治改革之战友或追随胡氏共襄政治改革大业之学人，著文弘扬胡氏之嘉言懿范，结集出版，此事意义重大。胡耀邦在忧愤愁苦中离开人世，其在天之灵看到当今中国正在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之现实，恐怕会更加痛苦。但是，中共党内民主派后继有人，而且思想深度已远远超过胡耀邦在世之时，正在义无反顾地向宪政民主之目标挺进，当是胡耀邦在天之灵值得欣慰之处。

读毕此书，使人不禁想起原苏共领袖戈尔巴乔夫。其实，单就这十二篇文章之所述也足以表明，胡耀邦相当于中共党内的戈尔巴乔夫，尽管其事功稍逊于戈氏。胡耀邦具有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忧患意识，都怀着赤诚之心推进党与国家的改革事业；胡耀邦具有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新思维”，只可惜他没有机会和能力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将其“新思维”系统化和理论化；胡耀邦发起破除现代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与戈氏的“公开性”旗鼓相当，尽管他没有达到戈氏那种决绝地消灭党国极权制度的思想高度；胡耀邦比戈氏更早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新主题，只是他没有戈氏那种左右世界格局的国际舞台；胡耀邦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热情决不比戈氏低，只是他受两位“婆婆”的节制，壮志未酬心已瘁、出师未捷身先死。

李锐老以其老辣健笔，让我们通过动人心弦的一系列具体事例，来感受胡耀邦当年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执著与艰辛。胡绩伟老的文章与李老的文章主旨相近、相映成趣，清晰展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赵新政”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路线”被党内保守势力所代表的“专制垄断的路线”绞杀的不幸和凄怆。杜光前辈的文章，将我们带到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反复较量、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发生历史错位的宏大视野，并在这种大视野中估量胡耀邦深厚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他对中国民主主义事业的贡献。张显扬前辈的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深入细致地分析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党文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林京耀前辈的文章，通过切身体会来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倡“富民思想”、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历程。钟沛璋老的文章，重温胡耀邦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罕有其匹的深厚情谊。宋以敏前辈的文章，用翔实的史料证明胡耀邦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到时代主题的变迁、提倡用“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在国际关系领域拨乱反正的开拓性贡献。谢韬老的雄文，是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姊妹篇，将笔触从救国移到救党，坦陈他关于将“专政党”改造为“宪政党”的救党之策。何方老的文章从棘手而敏感的“西藏问题”入手，深刻地剖析党国处理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的指导思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王家典前辈提供的是一篇政治学论文，从政治理论的角度论证“专政社会主义”让位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机理。周成启前辈本是经济学者，他所提供的也是政治论文，论证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与过程。辛子陵是近年来出版了《毛泽东全传》和《千秋功罪毛泽东》两部巨著的历史学家，他的文章通过历史细节昭示“舆论一律”的祸患和解除报禁的迫切性。

读罢这一组文章，可以看到中共党内民主派在胡耀邦逝世以来的巨大进步。在1997-1998年李慎之公开亮出自由主义的旗号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时候，党内民主派的绝大部分人都还没有明确地将宪政民主视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这十年来的探讨，告别党国、拥抱宪政民主成为党内民主派的共识。正如李锐老在文中所说：“不能再走一党专政的老路，必须按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普世价值规律，即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来治国理民”。或者如胡绩伟老所说：我们所当“追求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要彻底告别“专制垄断”。

不过，胡绩伟老在文中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反映部分党内民主派的观点，似可商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笔者提过曾就“回归新民主主义”这一话题当面请教朱厚泽前辈。由于党内民主派确有不少人怀有“回归新民主主义”的想法（包括赵紫阳在内），朱老认为这个问题要分别从策略和理论两个层面来理解。从策略层面说，照顾到党内同仁们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将对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等诉求说成是“回归新民主主义”，也还差强人意。但是，从理论的层面说，将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等等归结为“新民主主义”，不符合事实和逻辑。毛泽东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假民主主义，因为它包含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之下的“宪政民主”，在逻辑上不能成立，尽管在一党专政之下可以发展某些自由民主的因子。而且，毛泽东自己讲的很明白，毛式新民主主义与毛式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是息息相通的两个发展阶段。毛式社会主义要不得，毛式新民主主义也要不得。当然，胡老呼吁中共回到“胡赵新政” 的“自由民主的路线”，象“胡赵新政”时期那样开放理论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可以作为走向宪政民主的起点。

这又要连带谈到胡耀邦的思想高度。最能体现胡耀邦自由民主思想高度的言行，有如下几项：组织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发起思想解放运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6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小组会上，针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倒行逆施勇敢地大声疾呼：“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从制度上反对个人独裁、推行党内民主；在新党章和《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制度方针的决议》等文献中，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强调“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的严重教训，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胡耀邦所追求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民主”。他的法治观念也相当薄弱，居然置基本章法于不顾、窝囊地接受以开“生活会”的非法方式解除自己的总书记职务，从人生和权位的顶峰一下子跌入深渊。在灵魂深处，他仍然是“党性”和“党文化”的奴隶，没有与党的专政决裂，没有认同“自由化”。笔者在给“党内民主派”下定义时特别提出“半民主派”这一概念，所指的就是胡耀邦等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义民主倾向但没有完全认同宪政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严格地说，“胡赵新政”时期只存在党内“半民主派”群体，代表人物有胡耀邦、赵紫阳、李锐、朱厚泽、鲍彤、任仲夷、项南、胡绩伟、李昌、袁庚等高级党政干部，以及于光远、周扬、王若水、吴江、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于浩成、孙长江、方励之等理论骨干。党内完整的民主派是六四之后才出现的群体，其中大部分是从“半民主派”发展而来，例如李慎之、李锐、朱厚泽。

的确，胡耀邦自身矛盾重重。对中共高层干部，笔者一直强调他们在知识结构方面的严重局限。他们即便勤奋好学、博览群书，阅读范围也相当有限；即使真想有所作为，思想和知识资源也非常欠缺。党国意识形态骗使他们相信，马列主义已经完成了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与扬弃，任何其它思想资源和理论形态都只配当附属材料或反面教材。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资源的相当部分，特别是作为人类现代文明基石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知识体系，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毛泽东所搞的假社会主义，不仅给中国人带来普遍贫穷（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且用政治权力制造绝对违反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深严等级。这种深严等级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人为制造的“经济贱民”和“政治贱民”。党国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变成“经济贱民”，剥夺他们的城市就业、迁徙自由、享受国家福利等基本权利。“政治贱民”则是立国伊始就有上千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的“黑类”：起初是地、富、反、坏“四类”、“反右”时加上右派变成“五类”、文革时再加上“黑帮”和资本家变成“黑七类”，他们作为“专政对象”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备受歧视和迫害。当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给种种“政治贱民”们“摘帽”的时候，人们有理由期待他完全站到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从普世人权的角度确立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则。如果胡耀邦有机会心平气和地接触和对待自由主义的精神财富和知识资源，他或许会有那样的思想转变。

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中共领导层能否出现新的胡耀邦，能否出现思想更开阔、能够将中共这个专政党转变为宪政党的新的胡耀邦？极权主义专政党出现胡耀邦，这是一个异数。胡耀邦、赵紫阳、李锐、朱厚泽、李慎之等，确实是中共党内异类。但是，这样的异类在各国共产党中重复出现，比如南共的吉拉斯、匈共的纳吉、捷共的杜布切克和苏共的戈尔巴乔夫，又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某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反映着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力量在不断地将共产党人拉入正道常轨。

二十年过去了，新的胡耀邦尚未出现。年纪更轻、学历更高的新生代中共领袖，却显得更无魄力，胸无大志、平庸不堪，使人沮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很特殊的年代。当年中共党内强大的改革动力，得益于诸多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奇灾异难，特别是很多党政干部所经历的迫害和灾难，促使他们深刻反思，并积极寻求避免灾难重演的改革变法之道。其次，朝野上下普遍贫穷，改变穷困现状的愿望很强烈，而可资“保守”的家业很小。再次，人们普遍相信，党国通过改革可以获得新生和新的发展。而在六四事件和“苏东波”之后，特别是中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之后，当初带来改革动力的那些因素都被冲淡了。“文革”已变成久远的记忆，党国竭力让全体国人“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维护党国特权的条件下开放市场的“富官政策”，已经使相当部分党国干部以及依附于党国的知识阶层及商界人士“先富起来”，改革的意志和动力随着“权力含金量”的递增而递减。而“苏东剧变”使党国领袖意识到，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结局就是改旗易帜，从一党专政转变为宪政民主，而不仅仅是“改善党的领导”。他们再也不敢、或者不愿对政改“轻举妄动”了。

文章千古事，几度夕阳红？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前辈们，不顾年老体衰，在纪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仍然孜孜以求胡耀邦的“未竟事业”，实在令人感动。历史的大趋势昭如日月，共产主义试验已经彻底失败，剩下的全球五个共产党政权所从事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死路一条。但是，利益的驱动和思想的惰性，又使当今的党国领袖们几乎完全丧失了政治改革的动力。党国当局在学理和社会实践两个层面，都已理屈词穷。为了苟且偷生，他们不断地编造破绽百出的各种说辞来自欺欺人。他们以及那些恬不知耻的幕僚们，近年来一再重复地说，“历史证明”西方的宪政民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从来就没有走过宪政民主的道路，到哪里去找这条道路走不通的“历史证明”？他们一再重复，在中国实行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势必天下大乱。难道他们不知道，全世界三分之二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都没有天下大乱？难道他们的种族主义偏见根深蒂固到这种程度，认为当今中华民族不配享受或没有能力享受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成果？最近他们还猛烈攻击“普世价值”，难道他们真的无知和封闭到如此程度，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竟敢公然向作为现代人类文明根基的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挑战？党国衮衮诸公，向党内民主派同仁们虚心求教吧。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国衮衮诸公，向党内民主派同仁们虚心求教吧。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