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八月六日凌晨，在出席了八月四日及五日的东京“全球支持中国及亚洲民主化论坛”大会之后，我和杨建利以及来自多伦多的逸君，由日本的民运朋友方仲宁送往机场，分别搭乘飞机去香港。在机场分手时，杨建利和我们约定了抵达香港的联络方式。
八月一日，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和秘书长潘永忠到日本开会，途经香港停留，被阻止入境并被关押二十五个小时，这个事件，让计划在八月七日及八日北京奥运开幕之际，到香港出席“公民行”活动的民运朋友们都多了一份忧虑.
那天，香港刮颱风.我和逸君经台北转机去香港时，不得不在台北机场等了十个小时.其间，我致电在香港的朋友，知道杨建利和从美国抵达的汪岷已经被香港入境处拦截并拘留。汪岷在香港出生，有合法居住权，竟也被阻止入境。从美国抵达的全美学自联主席周建则当即就被遣返回美国了。周建的太太是香港居民，家就在香港，竟然也是有家归不得。
我和逸君在晚上十点才登机飞香港，抵达时已近午夜零点.逸君顺利过关，我则被拒绝入境。
入境香港被诸多阻挠
我被带到入境处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五六名办公人员和几个遭核查的人士。一进门我就大声说：“我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朋友被你们拒绝入境了。你们这么做不觉得羞耻吗？作为香港人，你们觉得香港还是香港吗？你们是在执行香港当地的法律吗？你们是在直接执行共产党的命令。”办公人员都不讲话。入境处官员前后问了我几次话，态度都算平和客气。深夜一点多，一位女官员对我说，决定把我连夜遣返回台北，因为我是从台北过来的。我知道香港当局希望尽快遣送我出境。我表示，我需要找律师。入境处官员要求我立即找律师，但是当时已经是深夜。此前我已经得知，香港民主派议员及其他人权组织领袖，面对舆论一面倒的北京奥运，少有愿意为民运人士遭拒绝入境出面说项的。只有何俊仁律师和梁国雄一直在奔忙。当天，他们在入境处为杨建利、汪岷的事忙了一个下午。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劳烦他们，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於是，我要求和在入境处拘留的杨建利通电话。香港机场入境处帮我接通了电话。杨建利建议我等到第二天一起去台北，因为他已经要求香港方面同意不遣返他去东京，而是让他离境去台北。
但是当我说明需要等到第二天再接受遣返去台北的意愿时，入境处官员却和我动起气来并表示，已经安排我立即离境。於是，我也强硬起来，要求他们给出一个不让我入境的理由。女性官员说：“是移民方面的原因”。我说：“让我们都坦诚一点，什么叫移民的理由？我有什么移民的问题？我难道是偷渡来香港？我也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我持加拿大护照，不需要签证，我有什么移民的问题！”我表示，不接受立即遣返。对方不说话，我接着说：“不就是因为奥运吗？现在你们是在执行北京的命令。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你们觉得还有任何希望吗？”
这位官员出去一会儿又回来说：“你现在不走也得走，因为你没有权利选择，我在跟你谈法律。”我按捺不住大声说，“你还好意思跟我谈法律！告诉我你依据了哪一条法律？杨建利拿的是中国护照，你们不让他入境，也把他扣在这里，要把他遣返出去。”她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们可以就把我抓起来送给中国大陆政府，你们或者用枪把我押上飞机.九六年我回大陆他们就是这么干的。”这位官员小声说，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说：“看来香港执法人员还是比北京的较有素养.”
入境处决定将我遣回台湾
前后交涉了几次之后，他们决定留我在拘留室，第二天再去台北。但是又让我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第二天杨建利如果不被遣返去台北的话，我也要接受遣返。我坚决拒绝签署这样的东西，并感到有些怪异。那位官员很生气地说：“不能什么都是你说了算！”我说：“不让我入境是你们说了算的！”过了一会儿，我转换了和缓的口气说：“我并不想给你们找麻烦。奥运原本应该是一个体育盛会，是老百姓都能参与的喜庆的活动。现在北京奥运会已经让北京成了一个军管城市，连上海地下铁所有的商店都被要求关门.共产党把所有的人当成它的敌人，现在是把你们当成枪来用。你们这样做，是在一步步放弃香港的自由空间和民主化，以后你们怎么面对你们的后代？如果香港真的变成和大陆一样的专制体制的话，你们怎么对得起你们的子孙？”
入境处人员把我送到拘留室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在拘留室过了一夜，还发生了我吃常服的药物让拘留室官员大大紧张了一个晚上的趣事。七日早上，我在拘留室的厅堂里见到了杨建利，我们一起吃了他们提供的早餐，并商议了下一步的做法。我告诉他前晚入境处要求我签署保证书，可能他们已经接到北京的指示，受到新的压力，不让杨建利去台湾。杨建利说，他已经明确表示过，或者让他入境大陆，或者放行他去台湾，要遣返他去东京除非把他架上飞机.果然，香港当局已经推翻前一天与杨建利及何俊仁律师一起达成的协议，不等杨建利的入台证，而是决意将他遣返回日本东京。
“欢迎你圣诞节来玩”
期间，拘留室人员让我给加拿大驻香港领事馆回了电话，因为领事馆一直在询问我的情况.领事人员告诉我，香港当局已经安排好十点二十五分的班机遣返我回台湾。入境处和海关七名男女官员带着我到闸口登机，一路上，我不停地对他们说：“我可以体会你们作为香港人的无奈。香港原本有一定程度的民主自由，我相信你们现在也觉得不舒服，全都要听命於北京政府的，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国两制”，你们这样做是在摧毁你们原来的制度，你们怎么对得起你们子孙后代！如果香港真的有一天变成了中国大陆那样的专制统治的话，你们怎么样对得起你们的孩子！”没有人回应或反驳我的话。倒是一名级别高的官员说，欢迎你圣诞节来玩。
登机前我想到自己随身带有一本刚刚出版，八月八日将在香港上市的我的文集《敌对抒情》，我把书送给了押解我的官员.
到了台湾，由於连续多天的劳累和颠簸，我一下子病倒了。后来才得知，杨建利随我之后被强行押上了从香港飞东京的飞机，不但如此，当局还将他的护照和机票交给了机长，把他一直押送到美国纽约，在东京停留时，还有四个人看管他。
八月九日，大部分参加港台公民行的民运朋友都抵达了台湾，我们出席了当地举办的公民行活动。但是，其中在香港出席了公民行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代主席张晓刚，和独立中文笔会翻译委员会召集人、作家阿海，却被阻止再次入境香港。张晓刚经过数小时的据理力争，香港当局最终同意让他直接回澳洲，而不是被遣返回台北。而阿海，则不得不请在香港的民运朋友黄元璋专程将他放在香港的行李送到台北，再另外购买一张从台北经泰国的单程机票回德国。
一国两制是中国人的耻辱
香港政府在北京奥运期间阻止海外民运人士和异议作家等入境，再次证明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的虚伪性。当然，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毫无理论立足点和实施空间的“一国两制”。
记得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世界各地的华人欢庆香港回归中国，许多人为邓小平提出的伟大设想“一国两制”而欢欣鼓舞、兴奋莫名。加拿大当地的中文电视台在直播欢腾的游行人流的同时连线採访我。我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国两制”是中国人的耻辱，不是中国人的荣耀。首先，邓小平提出这一国策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宪法大纲规定：“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香港特别行政区不管多么特别，它的基本法，也不能违背一国大法──宪法。要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除非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所以，“一国两制”只是共产党要拿回香港的缓兵之计，是骗局；根本不是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设想。由於香港基本法和中国宪法相违背，因此基本法没有实施空间，必定因为和宪法相抵触而处处碰壁。
而且，既然中共拿同意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条件，换取香港人民同意回归.这说明，中共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制度优於社会主义制度，是受到人民喜爱和符合人民福祉的制度。所以，“一国两制”是对中国大陆人民的严重歧视。中国政府准许曾经生活在殖民地制度下的香港人民享受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准许一直在自己统治下的人民享有同样的制度。这是对自己人民的极大歧视和侮辱。”
自然，我的意见不但被鼎沸喧腾的狂欢声淹没无踪，我更被甘心接受专制统治，宁愿申请签证去中国领土─香港的人们骂成汉奸。现在，北京奥运的盛宴狂欢，让不少香港人也适应了暴政的恩典和专制的荣耀。
